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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新闻:东德秘密警察档案大曝光 (中国没有这么严重吧?)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华夏资料 : 东德秘密警察档案大曝光,纪念一位朋友
发布者 siyu 在 03-05-06 07:32

               燕山风

  专制政权在东德垮台以后,曾经受到秘密警察迫害的人士占领了前秘密警察大楼,要求国会公开里面的档案。在大档案上签名索取自己的档案的前异议人士越来越多。他们不再惧怕那份档案。但是他们一定要知道一个问题:当年是谁出卖了我?

  于是,一部现代哈姆雷特开场了。今年一月二日,国会决定公开秘密警察档案。那些受害者们震惊了!在出卖他们的人里面,除了吃官饷的警察、党官和干部外,还有他们要好的朋友、熟悉的邻居,甚至家里最亲近的人:丈夫、妻子、父亲、子女。德国人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休克。

  从一九八二年开始从事反对运动的现任国会女议员维拉沃伦伯格,一度被秘密警察逮捕。一九八九年她成为推倒柏林墙的重要领袖之一,并于九0年当选为统一后德国的国会议员。维拉推动通过了法案,为秘密警察迫害过的人寻求正义。于是公开了秘密档案。每个公民都有权利查阅自己的档案。结果像其它人一样,维拉被档案中的秘密震骇了。

  她的案卷共有六十个特务和线民提供的报告。其中一份最详尽的报告包括了她私生活的最细节的内容。她不加思索便知道,这个化名的线民是她的丈夫努得,她们有两个儿子。丈夫以”两个孩子的名义”发誓那种事不是他干的,可是最后不得不承认了。维拉与努得离婚。努得没脸见人,自己搬到乡下隐居起来。

  档案公开后,许多德国人都遭遇了同样的悲剧,那是旧时代挥之不去的记忆,是肮脏而又无奈的故事。每天德国的报纸都登载出这样一些骇人听闻的秘密。许多昨日的异见人士都干过出卖同志的事情,从而辞去了民选的职位。包括第一位非共产党总理德迈西亚,也被揭出了做线民的历史。

  那是历史上最庞大的案卷。在前东德一千八百万人口中,秘密警察备案了六百多万人口。也就是说,每三人中就有一个人被警察监控。这样规模的情报工作,造成了夫妇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到处都是警察的线民。档案中的材料,大多数由非专业的线民提供,而非由职业秘密警察提供。线民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在压力的逼迫下或在利益的诱惑下,出卖了别人,包括自己的家庭成员。

  ”爸爸你干了什么?”这是五十年代战后儿童质问他们做过纳粹的父亲所用的一句话。今天,后共产时代的德国的孩子们又一次问成年人同样的问题:”爸爸你干了什么?”多么严峻,让你无法回避。不幸的德国人又一次受到命运的捉弄。

  每个前共产国家都有秘密警察。秘密警察的凶残在冷战结束前便为世人所知晓。但”恐怖档案大公开”后,令人震撼的是德国秘密警察的工作效率。他们存放了一百二十五英里长的档案,藏有二十一亿两千五百万页案卷,重达六千二百五十□。

  九0年十月德国统一后,波恩国会就秘密档案如何处理犹疑不决。一些议员警告,档案中的秘密太具爆炸性,以致于不宜公开,并建议烧毁。另一些人则建议为了社会安全的理由,必须封藏若干年后才可以公开。或者经处理后部分公开。

  然而东德当选的议员则反对这些意见。他们说服国会公开档案的名字,每个被专政监控迫害的人,都可以去查阅自己的卷宗,而不对第三者公开。西德报纸评论称,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将如此浩繁的警察记录公开给如此众多的人口。

  在逃的前东德秘密警察销毁了一部分最恐怖的档案,如东德支持西德恐怖主义分子—赤军旅(红色旅)的档案。还有一些被带走,有的是为了保护自己,有的是为了拍卖或用之威胁敌对者。但基本上,档案保存得相当完整,可为历史学家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文史资料。

  档案公布后,人们发现许多过去最受尊敬的东德人士,原是秘密警察的长期线民。如勃兰登堡前总理斯托斐,冷战时代的公开身份是东德天主教堂行政总管,为秘密警察做过二十五年的线民。前柏林国际知名的洪堡德大学校长芬克,定期向秘密警察提供报告,汇报教授和学生们的政治态度。此外,还有足球球星、知名作家、教师等,可以说每一个角落都有警察的”线民”。

  阅读了自己档案后,许多人对秘密警察的智商表示怀疑。因为他们收集的所谓”情报”无所不包,如每星期倒几次垃圾,工具放在何处等等。秘密警察甚至把一些监视摄像机装在公共厕所中,每日都要去公厕一趟,检查录像中有无情况发生。例如,档案中这样记录:

  “他穿过马路,在肉店买了一条香肠,然后他同店员交谈。我买一条香肠,带芥茉的吗?是的。”

  东德歌星比尔曼发现,他的档案一共四万页。他自己怎么也读不下去,太无聊了。当然,卷宗内还录下了他与女朋友调情的每一句话,回味起来蛮有意思的。

  东德的秘密警察收集如此众多公民的、如此无聊的秘密档案。充分反映了那些统治者病态的恐惧。他们把每个公民都视为潜在的敌人,记录他们日常生活的一切,但结果他们还是不能及时发现与控制住有组织的反抗运动席卷全国,推倒他们的专政。

  不屑说,秘密警察组织不是档案馆,他们收集情报的目的在于惩罚政权的敌人和一切潜在的反叛者。物理学家,人权活动家帕皮斯被秘密警察骚扰了二十年。他失去工作,时常被拘留。从档案中帕皮斯知道警方计划破坏他的婚姻,使他的朋友疏远他,甚至鼓动他的儿子反对他。他们要他的妻子离开他,条件是可以获得更高级教育的机会和获得一笔金钱,还可以获得到其它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旅行的签证。为此目的,秘密警察派遣了一位美男子,设法与帕皮斯的妻子建立亲密关系。

  帕皮斯看过档案后对记者表示:”秘密警察从个人和事业全面地设法摧毁我的生活,这是犯法的,比犯法更坏,这简直是魔鬼的行为。”

  过去认为秘密警察努力唯一未能摧毁的反对场所是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堂,异见人士到处受到监视,但却能在教堂从事政治活动,这是东欧反对运动不同于中国的特点。因此,八九年和平革命的许多组织者都出自宗教界人士。但秘密档案公开后,历史被重写了。事实证明有数千宗教工作者,牧师甚至高级主教与警察合作,充当警局的线民。最令人惊奇的是东德唯一的非共产党总理得麦西尔。他是东德天主教高级教务主管,一九八九年成为基督教民主党领袖,参与了推翻政权的组织工作,并在共产党垮台后被选为总理。他的传奇是矛盾的,人格是双重的,最终因为被揭发了过去的线民历史而退出政坛,隐居起来。

  另一方面,拒绝与当局合作的主教艾格特,则受到秘密警察的无情打击。特务们全天二十四小时监控跟踪他,让他长期生活在没有隐私,没有常态的痛苦中。警察派了女人去勾引他,并用匿名信的方法散布谣言说他鸡奸男童。

  一九八三年一名医生突然告诉他,他患了一种罕见的疾病,必须从现在起一直吃药才能维持生命。否则他的体力将逐渐丧失。接受医生的治疗后,艾格尔果然开始丧失体力,这使他一度想自杀。结果他在绝望后不再遵医嘱吃药,他的健康竟自动恢复了。从秘密档案中,艾格尔终于发现他几乎不能想象的秘密:他根本没病,那名医生是秘密警察的雇员。秘密警察指使医生用抑制精神的药品,企图破坏艾格尔的健康。

  艾格尔评论他的遭遇说:”东德政府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声誉,他们不能使用毒气室、暗杀队。于是他们暗地里进行最恐怖的勾当,他们使用了一切可能想到和不可想象的手段去打击反对人士。”艾格尔后来带著档案找到那名秘密警察雇佣的医生,发现他已经精神崩溃,但还在撒谎说他曾试图保护艾格尔不受警察的迫害。艾格而没有拿出档案同医生对质。他已经受到良心上的打击,迷失了正常的神志。

  在某些情况下,秘密警察的镇压目标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被认为对国家有危险的人中所有的人。不管你从事反对运动与否,你属于某个圈子,便是危险分子,例如,几乎所有的音乐家、画家、作家。警察相信,所有具有创造性的职业人士,都不愿顺从东德的统治方式,从而一定是危险的,必须被监控和加以打击的。

  从六十年代起,东德许多前卫艺术家,开始迁入柏林的一处衰落的街区。那里租金便宜,啤酒也便宜,自由的气息浓厚,好象纽约曼哈顿的东村。艺术家们一到周末便聚集街头,朗诵诗作,展览绘画,演奏音乐,同时以幽默的方式表达对共产党的不满。一种反叛性文化生长出来。

  言论是他们唯一的行动。没有谁相信他们的长发、酒吧和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的前卫艺术可以威胁当局的统治。他们甚至脱离了一般的柏林市民,标新立异,形成一个孤立的社会岛屿。但是他们的存在便表示了一种独立和异端倾向,秘密警察对此不能容忍。

  秘密档案暴露了,这是一个秘密警察最关注、最仔细监控的一个社区。许多艺术家,包括一些知名的代表人物,定期、详细地向警方报告他们的朋友所说、所做的一切。这里的警方特务总管是安德森,一位才气横溢的作家、发行人、设计师和音乐家。安德森的特务身份公开后,一大群文化界人士口瞪目呆,他们太了解他,太喜欢他,以至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东柏林:城市的另一面》的作者,知名作家鲁兹拉热诺便是安德森负责监控的文化人之一。他对记者谈到看档案的感触:”我的反应越读越不同。那些报告是我过去的详细记述,虽然丢失了一半,但还有五千多页。早期的事情我可以平静地读下去,越晚近的事情越让我感受到沉重的打击。那些出卖我的人,多数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们怎么会作这一切让我永远无法理解。他们使你沉思人,沉思人性。安德森干的事,让我到现在还不愿意相信。也许他有精神分裂症,竟然能同时充当两种完全不相容的角色,他在两种世界里都扮演得如此成功,真是一个奇迹。”

  安德森则为自己辩解说,他实际上是一个君主主义者。他不相信制度是可以被改造的。他不否认为秘密警察工作,但是他坚持说,那只是一种无奈,”秘密警察并不能控制我。”他承认他有恐惧,如果不合作,会被拷打甚至致死。”我存在下来,这对我是一种胜利。”

  但是尽管他秘告了许多艺术家,但从不相信这些人真的威胁著政权。安德森没有忏悔之感。”因为告密是件平常的生活,如果别人受到伤害,那我承认我作了恶。因此,告密和作恶还是有差别的。”

  安德森不是什么特殊的例子。在艾尔福特市,三十万人口中有五万人充当了秘密警察的线民。线民们打别人的小报告,同时自己也被别人告密。一些线民们自己表示,实在不理解自己在干什么?一个家庭中,兄弟姐妹互相告密,比比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为秘密警察工作呢?难道东德人民喜欢这个制度,或特别忠于国家吗?

  的确有一部分人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自愿为秘密警察工作。多数人是机会主义者,通过为秘密警察工作赢取一些实惠。还有许多人相信,要让自己不成为专政的牺牲品,唯一的办法是与当局合作。另一些人则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干了。足球健将奎斯高在十八岁时受到胁迫,别分配到远离自己未婚妻的地方。

  许多评论者把东德秘密警察制度与纳粹的盖世太保相提并论,指出充当警察线民的人犯了罪,应当负一定的法律责任。但是如何处罚这么多的特务呢?难道要把占人口五分之一的人都治罪,造成一个特务阶级吗?但是主使这场犯罪的元凶们一定要受到惩罚。德共头子昂纳克已经逃到智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下级警察们则表示他们只是国家公务员,一切按照宪法和责任行动,他们没有违法。

  东德受到迫害的人士们希望他们至少能够知悉,他们是怎样受到迫害的,这一点现在做到了。第二步是要求惩罚那些作恶多端的警察,甚至线民。德国政府已经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秘密警察的罪行。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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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者 siyu 在 03-05-06 07:32

                   燕山风

      专制政权在东德垮台以后,曾经受到秘密警察迫害的人士占领了前秘密警察大楼,要求国会公开里面的档案。在大档案上签名索取自己的档案的前异议人士越来越多。他们不再惧怕那份档案。但是他们一定要知道一个问题:当年是谁出卖了我?

      于是,一部现代哈姆雷特开场了。今年一月二日,国会决定公开秘密警察档案。那些受害者们震惊了!在出卖他们的人里面,除了吃官饷的警察、党官和干部外,还有他们要好的朋友、熟悉的邻居,甚至家里最亲近的人:丈夫、妻子、父亲、子女。德国人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休克。

      从一九八二年开始从事反对运动的现任国会女议员维拉沃伦伯格,一度被秘密警察逮捕。一九八九年她成为推倒柏林墙的重要领袖之一,并于九0年当选为统一后德国的国会议员。维拉推动通过了法案,为秘密警察迫害过的人寻求正义。于是公开了秘密档案。每个公民都有权利查阅自己的档案。结果像其它人一样,维拉被档案中的秘密震骇了。

      她的案卷共有六十个特务和线民提供的报告。其中一份最详尽的报告包括了她私生活的最细节的内容。她不加思索便知道,这个化名的线民是她的丈夫努得,她们有两个儿子。丈夫以”两个孩子的名义”发誓那种事不是他干的,可是最后不得不承认了。维拉与努得离婚。努得没脸见人,自己搬到乡下隐居起来。

      档案公开后,许多德国人都遭遇了同样的悲剧,那是旧时代挥之不去的记忆,是肮脏而又无奈的故事。每天德国的报纸都登载出这样一些骇人听闻的秘密。许多昨日的异见人士都干过出卖同志的事情,从而辞去了民选的职位。包括第一位非共产党总理德迈西亚,也被揭出了做线民的历史。

      那是历史上最庞大的案卷。在前东德一千八百万人口中,秘密警察备案了六百多万人口。也就是说,每三人中就有一个人被警察监控。这样规模的情报工作,造成了夫妇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到处都是警察的线民。档案中的材料,大多数由非专业的线民提供,而非由职业秘密警察提供。线民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在压力的逼迫下或在利益的诱惑下,出卖了别人,包括自己的家庭成员。

      ”爸爸你干了什么?”这是五十年代战后儿童质问他们做过纳粹的父亲所用的一句话。今天,后共产时代的德国的孩子们又一次问成年人同样的问题:”爸爸你干了什么?”多么严峻,让你无法回避。不幸的德国人又一次受到命运的捉弄。

      每个前共产国家都有秘密警察。秘密警察的凶残在冷战结束前便为世人所知晓。但”恐怖档案大公开”后,令人震撼的是德国秘密警察的工作效率。他们存放了一百二十五英里长的档案,藏有二十一亿两千五百万页案卷,重达六千二百五十□。

      九0年十月德国统一后,波恩国会就秘密档案如何处理犹疑不决。一些议员警告,档案中的秘密太具爆炸性,以致于不宜公开,并建议烧毁。另一些人则建议为了社会安全的理由,必须封藏若干年后才可以公开。或者经处理后部分公开。

      然而东德当选的议员则反对这些意见。他们说服国会公开档案的名字,每个被专政监控迫害的人,都可以去查阅自己的卷宗,而不对第三者公开。西德报纸评论称,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将如此浩繁的警察记录公开给如此众多的人口。

      在逃的前东德秘密警察销毁了一部分最恐怖的档案,如东德支持西德恐怖主义分子—赤军旅(红色旅)的档案。还有一些被带走,有的是为了保护自己,有的是为了拍卖或用之威胁敌对者。但基本上,档案保存得相当完整,可为历史学家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文史资料。

      档案公布后,人们发现许多过去最受尊敬的东德人士,原是秘密警察的长期线民。如勃兰登堡前总理斯托斐,冷战时代的公开身份是东德天主教堂行政总管,为秘密警察做过二十五年的线民。前柏林国际知名的洪堡德大学校长芬克,定期向秘密警察提供报告,汇报教授和学生们的政治态度。此外,还有足球球星、知名作家、教师等,可以说每一个角落都有警察的”线民”。

      阅读了自己档案后,许多人对秘密警察的智商表示怀疑。因为他们收集的所谓”情报”无所不包,如每星期倒几次垃圾,工具放在何处等等。秘密警察甚至把一些监视摄像机装在公共厕所中,每日都要去公厕一趟,检查录像中有无情况发生。例如,档案中这样记录:

      “他穿过马路,在肉店买了一条香肠,然后他同店员交谈。我买一条香肠,带芥茉的吗?是的。”

      东德歌星比尔曼发现,他的档案一共四万页。他自己怎么也读不下去,太无聊了。当然,卷宗内还录下了他与女朋友调情的每一句话,回味起来蛮有意思的。

      东德的秘密警察收集如此众多公民的、如此无聊的秘密档案。充分反映了那些统治者病态的恐惧。他们把每个公民都视为潜在的敌人,记录他们日常生活的一切,但结果他们还是不能及时发现与控制住有组织的反抗运动席卷全国,推倒他们的专政。

      不屑说,秘密警察组织不是档案馆,他们收集情报的目的在于惩罚政权的敌人和一切潜在的反叛者。物理学家,人权活动家帕皮斯被秘密警察骚扰了二十年。他失去工作,时常被拘留。从档案中帕皮斯知道警方计划破坏他的婚姻,使他的朋友疏远他,甚至鼓动他的儿子反对他。他们要他的妻子离开他,条件是可以获得更高级教育的机会和获得一笔金钱,还可以获得到其它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旅行的签证。为此目的,秘密警察派遣了一位美男子,设法与帕皮斯的妻子建立亲密关系。

      帕皮斯看过档案后对记者表示:”秘密警察从个人和事业全面地设法摧毁我的生活,这是犯法的,比犯法更坏,这简直是魔鬼的行为。”

      过去认为秘密警察努力唯一未能摧毁的反对场所是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堂,异见人士到处受到监视,但却能在教堂从事政治活动,这是东欧反对运动不同于中国的特点。因此,八九年和平革命的许多组织者都出自宗教界人士。但秘密档案公开后,历史被重写了。事实证明有数千宗教工作者,牧师甚至高级主教与警察合作,充当警局的线民。最令人惊奇的是东德唯一的非共产党总理得麦西尔。他是东德天主教高级教务主管,一九八九年成为基督教民主党领袖,参与了推翻政权的组织工作,并在共产党垮台后被选为总理。他的传奇是矛盾的,人格是双重的,最终因为被揭发了过去的线民历史而退出政坛,隐居起来。

      另一方面,拒绝与当局合作的主教艾格特,则受到秘密警察的无情打击。特务们全天二十四小时监控跟踪他,让他长期生活在没有隐私,没有常态的痛苦中。警察派了女人去勾引他,并用匿名信的方法散布谣言说他鸡奸男童。

      一九八三年一名医生突然告诉他,他患了一种罕见的疾病,必须从现在起一直吃药才能维持生命。否则他的体力将逐渐丧失。接受医生的治疗后,艾格尔果然开始丧失体力,这使他一度想自杀。结果他在绝望后不再遵医嘱吃药,他的健康竟自动恢复了。从秘密档案中,艾格尔终于发现他几乎不能想象的秘密:他根本没病,那名医生是秘密警察的雇员。秘密警察指使医生用抑制精神的药品,企图破坏艾格尔的健康。

      艾格尔评论他的遭遇说:”东德政府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声誉,他们不能使用毒气室、暗杀队。于是他们暗地里进行最恐怖的勾当,他们使用了一切可能想到和不可想象的手段去打击反对人士。”艾格尔后来带著档案找到那名秘密警察雇佣的医生,发现他已经精神崩溃,但还在撒谎说他曾试图保护艾格尔不受警察的迫害。艾格而没有拿出档案同医生对质。他已经受到良心上的打击,迷失了正常的神志。

      在某些情况下,秘密警察的镇压目标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被认为对国家有危险的人中所有的人。不管你从事反对运动与否,你属于某个圈子,便是危险分子,例如,几乎所有的音乐家、画家、作家。警察相信,所有具有创造性的职业人士,都不愿顺从东德的统治方式,从而一定是危险的,必须被监控和加以打击的。

      从六十年代起,东德许多前卫艺术家,开始迁入柏林的一处衰落的街区。那里租金便宜,啤酒也便宜,自由的气息浓厚,好象纽约曼哈顿的东村。艺术家们一到周末便聚集街头,朗诵诗作,展览绘画,演奏音乐,同时以幽默的方式表达对共产党的不满。一种反叛性文化生长出来。

      言论是他们唯一的行动。没有谁相信他们的长发、酒吧和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的前卫艺术可以威胁当局的统治。他们甚至脱离了一般的柏林市民,标新立异,形成一个孤立的社会岛屿。但是他们的存在便表示了一种独立和异端倾向,秘密警察对此不能容忍。

      秘密档案暴露了,这是一个秘密警察最关注、最仔细监控的一个社区。许多艺术家,包括一些知名的代表人物,定期、详细地向警方报告他们的朋友所说、所做的一切。这里的警方特务总管是安德森,一位才气横溢的作家、发行人、设计师和音乐家。安德森的特务身份公开后,一大群文化界人士口瞪目呆,他们太了解他,太喜欢他,以至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东柏林:城市的另一面》的作者,知名作家鲁兹拉热诺便是安德森负责监控的文化人之一。他对记者谈到看档案的感触:”我的反应越读越不同。那些报告是我过去的详细记述,虽然丢失了一半,但还有五千多页。早期的事情我可以平静地读下去,越晚近的事情越让我感受到沉重的打击。那些出卖我的人,多数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们怎么会作这一切让我永远无法理解。他们使你沉思人,沉思人性。安德森干的事,让我到现在还不愿意相信。也许他有精神分裂症,竟然能同时充当两种完全不相容的角色,他在两种世界里都扮演得如此成功,真是一个奇迹。”

      安德森则为自己辩解说,他实际上是一个君主主义者。他不相信制度是可以被改造的。他不否认为秘密警察工作,但是他坚持说,那只是一种无奈,”秘密警察并不能控制我。”他承认他有恐惧,如果不合作,会被拷打甚至致死。”我存在下来,这对我是一种胜利。”

      但是尽管他秘告了许多艺术家,但从不相信这些人真的威胁著政权。安德森没有忏悔之感。”因为告密是件平常的生活,如果别人受到伤害,那我承认我作了恶。因此,告密和作恶还是有差别的。”

      安德森不是什么特殊的例子。在艾尔福特市,三十万人口中有五万人充当了秘密警察的线民。线民们打别人的小报告,同时自己也被别人告密。一些线民们自己表示,实在不理解自己在干什么?一个家庭中,兄弟姐妹互相告密,比比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为秘密警察工作呢?难道东德人民喜欢这个制度,或特别忠于国家吗?

      的确有一部分人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自愿为秘密警察工作。多数人是机会主义者,通过为秘密警察工作赢取一些实惠。还有许多人相信,要让自己不成为专政的牺牲品,唯一的办法是与当局合作。另一些人则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干了。足球健将奎斯高在十八岁时受到胁迫,别分配到远离自己未婚妻的地方。

      许多评论者把东德秘密警察制度与纳粹的盖世太保相提并论,指出充当警察线民的人犯了罪,应当负一定的法律责任。但是如何处罚这么多的特务呢?难道要把占人口五分之一的人都治罪,造成一个特务阶级吗?但是主使这场犯罪的元凶们一定要受到惩罚。德共头子昂纳克已经逃到智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下级警察们则表示他们只是国家公务员,一切按照宪法和责任行动,他们没有违法。

      东德受到迫害的人士们希望他们至少能够知悉,他们是怎样受到迫害的,这一点现在做到了。第二步是要求惩罚那些作恶多端的警察,甚至线民。德国政府已经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秘密警察的罪行。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殃及2000万人 美国白色恐怖内幕公开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50 年前,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 领导参院附属调查委员会,大举侦查在美国的所谓共产党人,掀起一股「白色恐怖」政治逼害潮。本周一,美国参议院首次公开了当年麦卡锡闭门盘问「可疑人士」的纪录,揭露他如何威吓被盘问的无辜者,希望给後世作警惕。

      当时二战结束,美苏对峙,美国在国内清除所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结果殃及无辜,全国多达2000 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麦卡锡时代的右翼政治迫害阴霾,最近又在美国上空盘旋。

      新保守派的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上月向国务院官员发炮,指摘这些官员存心损害布什的外交政策,其言论随即勾起麦卡锡主义重临的恐惧。美国外交事务专家纳兰德说:「金里奇的指控,将与麦卡锡在1950 年2 月9 日提出的文件一起,被丢到历史垃圾桶里。」麦卡锡当年曾炮制一份文件,声称列有一批在国务院工作的「卖国贼」。


      「美国历史可耻的一段」

      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柯林斯周一称,公开文件能令大众更了解「美国历史可耻的一段」。她说:「今日,透过向公众公开那个时代的文件,我们希望麦卡锡主义的过激行为可成为後世的警剔,并让今日的年轻人知道美国史上这不幸的一幕。」


      参议院历史办公室副撰史人里奇说:「麦卡锡最精善的,就是在传媒前妄意歪曲、言过其实。」参议员和学者都欢迎文本公开,认为可警惕「政府行径危险过火」。参议员科尔曼说,麦卡锡「有义务用其权力使美国更安全……但他却用来威胁、恫吓、摧毁美国人的生活。」

      麦卡锡1953 至1954 年间担任参议院永久附属调查委员会主席。最新披露的文件充斥着麦卡锡与其助手,尤其是首席顾问科恩,在盘问证人的政治信仰、家人、邻里和同事时,使用诸般粗暴方式的例子。


      专挑出身低微可欺者聆讯

      里奇称,这份厚4232 页的聆讯档案显示,麦卡锡其实利用闭门聆讯去判定传召谁人作公开审讯。他指出,麦卡锡似乎刻意在闭门聆讯中,专挑那些较易欺负和攻诘的人出来举行公开听证聆讯,那些最敢起来对抗他的人,都没被他传召公开作证,以免「证人在电视转播的聆讯中使他相形见绌」。

      作曲家科普兰(Aaron Copland) 、悬疑作家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 、诗人兼剧作家休斯(Langston Hughes) 都是出现在这些档案中的知名证人。哈米特拒绝回答很多问题,科普兰在麦卡锡严厉逼迫他就美国与芬兰的关系表态时,只平静地答:「我终日都在编写交响乐、演奏会、歌谣,我不是个政治思想家。」

      不过被麦卡锡挑选接受闭门聆讯的,大都是出身低微兼可欺的档案文员、工程师或中级官僚。在这些聆讯中,他曾无理地质问一名当过兵的男子,为何在小孩时不知道他妈妈曾是共产党员;他又对供称未有在读书年代察觉到同窗在15 年後会成为「共党间谍」的作证者,以发假誓的重罪来恫吓他们。

      麦卡锡还提示证人,在这些闭门聆讯中企图援引宪法赋予的「不使自己入罪的权利」、拒绝回答问题,只会被当作有罪。有一次,一名纽约市教师想援引此例拒绝应答,麦卡锡便道:「你可选择说是或不是共党人。如果你不是,你最好这么说;如果你是,第五修正案对你应该无用。」他还恐吓该教师若再拒绝合作,要将审讯文件呈交市教育部,使他甚至他的妻子遭解雇。数以百计文员、秘书、工程师和公务员,都因他的煽动指控和「连坐罪」,失业或声名狼藉。


      卓别灵、杨振宁曾遭迫害


      麦卡锡1950 年在一次演讲中,宣称「手上有一份列有205 名拥有共党党员证或向共党效忠的美国人士名单」。尽管未提出充分证据,但事件却令他名声大噪。麦卡锡以「扫清颠覆分子」为名进行政治迫害。国会通过了《麦卡锡法案》,要所谓的「共党分子和团体」向政府登记「招供」。同时麦卡锡开始他的「肃清共党」听证会,传召由国务院职员以至荷李活及商界名人进行审问。在电视听证审讯中,受害人都像犯人般被盘问:「你曾否是共党成员?」

      很多无辜者就是仅因认识了被打成「亲共派」的人士,或是政治思想较为开明而断送前途、入狱甚至被迫自杀。10 名荷李活导演编剧因拒绝合作被囚,差利卓别灵更在压力下「流亡」瑞士。当年曾声援的影星如堪富利保加,更要在杂志上发表反共文章「澄清」。

      华裔核子物理学家钱学森、夺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及唯一双料诺贝尔奖得主化学家波林等,当年亦受到麦卡锡主义所骚扰。在舆论附和下,麦卡锡一度权倾朝野,他甚开始把攻击矛头指向共和党同僚和军方( 当时美国总统是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 。

      在一次电视转播听证会上,军方代表韦尔奇反驳了麦卡锡各项指控,还反问他「是否没有羞耻」,自此舆论才开始醒觉,参议院稍後更对麦卡锡通过谴责议案。麦卡锡於1957 年因饮酒过量伤及肝脏丧生,终年47 岁。史家估计,外国共党确曾渗入美国,但那是二战前的事,在麦卡锡年代前已被肃清。


      麦卡锡阴霾重临

      美国广播公司最近报道说,打赢攻伊战後,美国国内似刮起了麦卡锡主义之风。那些曾在攻伊前後挺身而出参与反战示威的明星名人,正受到国内媒体清算,被冠上「不爱国」和「不是美国人」标签,他们主演的电影、主持的节目和撰写的作品也遭到抵制。

      不少名人参加反战游行的场面,已被媒体捕捉定格,成为叛国「铁证」。

      《纽约邮报》专栏作家约翰逊更以抢眼标题,将10 多名美国演艺界人士称为「萨达姆的热爱者」,呼吁观众抵制他们的作品。有评论家坦言目前这一切,让人想起麦卡锡时代禁播由「共党同情者」拍摄的影片或电视的情形。

      当年的防共,似乎变成了今天的反恐。

      九一一後,美国政府及国会匆匆通过了「美国爱国法」,以打击恐怖活动为名,严重侵犯了人权自由,华府可在缺乏足够证据下,无限期秘密扣押疑涉「恐怖活动」的国民,甚至将羁留人士名单列为「机密」。调查人员可秘密搜查嫌疑者的医疗、财务、通讯等资料,甚至截查目标网民在电脑按下的每一键,中东裔人士更是首当其冲。美国人权组织去年底估计,未经审讯而被羁留的「可疑人士」超过数百人。「美国公民自由联会」曾要求司法部公开被羁留者名单,但遭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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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些崇拜美国民主自由的“菁英”们应该一看。
        • 看过了,说明1.美式民主自由制度也会犯错2.美式民主自由制度因为容许不同声音,所以具有自我纠错功能。对比一下东德的例子:极权制度要犯错,就一直错到它被推翻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