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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 伤心的夜，伤心的话！
2003年6月4日 星期三
【看中国报道】十四年前的那一夜，我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彻夜难眠，一遍又一遍地收听着从不同电台传来的北京最新消息，难以相信难以想像难以理解所发生的一切，怎么有这样的事？怎么有这样的政府？这一夜彻底改变了我对共产党的看法，毛泽东是死了，但中共没有变，嗜血的本性没有变，也不会变！
911美国人遭难时，有海外华人喊出“今夜，让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也爱美国，但我是实在没有这样的感觉，我没有这份闲情，我的心永属六四。记得否？五湖四海的中国人，那一夜，我们都曾是北京人！而记忆中的六四，89年黑色的6月3日，那一夜，真真切切，全世界的人民，东方西方，贫穷富裕，专制民主，海内海外，不同信仰，不同肤色，他们愤怒悲伤的眼睛都盯着中国的北京，所有的眼泪都为那勇敢善良的人民而飞，世界一夜之间都成了中国人！
真的很奇怪，全球华人，历来是帮派林立，一盘散沙，记忆中的89六四却是空前团结空前一致，不论是台独精英还是爱国精英，不论是反中乱港人士还是爱中护港人士，左中右，高中低，甚至黑社会，街上小偷这样的社会渣滓，都一致地不齿中共的行为，在对中共冒天下之大不违公然血腥屠杀自己人民的愤怒方面，不同的人使用的是共同的语句，感受的是相同的民族伤口，中华民族表现出难得的感性与爱心。可惜现在这一切的激情都已经淡去了，中华民族，什么时候还会有那大团结的情景呢？大概永远都不会再有了！
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实际上都是这次89民运的幕后黑手！忘记了吗？海外的华人，一直在通过各种不同方式强烈支持这场民主运动，尤其运动的后期，来自海外的捐款捐物，支持感谢勉励赞赏加油的信件，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天安门广场上疲惫的学生，大家都把自己对中国的理想，对中国的期望，放在这群十几岁的学生肩上，他们虽然稚嫩，虽然虚弱，但他们也勇敢地挑起了历史的重担，将一场和平的抗争进行到底并付出了牺牲。对他们，我们还能苛求什么？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去苛求？今天，我们中的一些人，以种种的猜测，去揪所谓幕后黑手，以旁观者的冷漠，去批判审判甚至糟蹋当年站在抗争第一线的“天安门的孩子”。天知道这是些什么人，可能他们已忘记了自己当年的言行，忘记了自己的承诺，我觉得他们要审判的，首先就应该是自己的心灵！
共产党毫无疑问是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他们重兵攻入了北京，成功地收缴了手无寸铁的北京人民所非法发展出来的游行示威言论自由等大规模杀伤力武器，恢复了中共依法压制人民剥削人民的社会秩序，保卫了独裁专制的人民共和国。89民运，确实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对中共而言，其意义决不亚于一场大决战！但就是这么重要的胜利，中共竟然也在淡忘！战斗英雄没人知道，革命烈士无人提起，甚至连他通缉的战犯也被遗忘了（去看看封从德要投案自首的声明），那些缅怀英雄烈士的纪念碑纪念馆你找不到，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没有被文学描写，更没有电影电视去表现，怎么啦？才短短几年，伟大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就成了中国真正的一场“被遗忘的战争”！共产党在故意回避六四，抹掉六四，他想让所有人都遗忘六四！但我们不能！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马悲鸣先生，他众多精彩的文章，能从不同的时事话题，千军万马归结到六四大屠杀这件共产党积大德行大善的事情上，本事超群啊！在千万不要忘记六四这目的上，他比我们大家做的都好！虽然他的看法让人无法接受，但总比某些人的故意遗忘要强得多！这与数学“三年大闭经运动”的论文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我都怀疑数学是位非典型性异议分子），他们都摘下了中共伪君子们竭力捂住的帽子，让中共头上那些丑陋的伤疤暴露在世人面前，即使他们硬要把那伤疤说成是美丽的鲜花，那，又有何妨？
如何看待“六四杀得好”“六四杀得少”这些舆论，这一点都不奇怪，这是某些中国人的特色。所以美国人明智地不与中国人比幸灾乐祸，因为固然中国的灾祸远远多于美国，但往往美国的灾祸中国人大肆庆祝，而中国的灾祸中国人也可以抢着幸灾乐祸，一点机会都不会留给美国人的。象印尼土著屠杀几十万中国人，两岸精英就能一块找出理由高兴，台湾人说这是华人亲共的下场，大陆人说这是离开祖国的下场，难道不是吗？真能气死美国佬。有人说，在西方各国中，日本是对六四大屠杀反应最冷静最理智最不说三道四的国家，这就对了！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对他们的这个亚洲大邻国已经就近观察了一千多年，太了解中国人的本性了，对这种近在眼前的悲剧早已习以为常了，麻木了，中国人哪一天要不杀中国人，中国人哪一天要不靠大屠杀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人哪一天要不对中国的悲剧叫好的，那才会叫日本人莫名惊诧呢！而且，证明中国的贱民该杀，证明杀中国贱民有利于国富民强，对日本人提高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又有什么不好呢？对日本的年轻人重新认识自己国家的那一段光彩的历史又是多么生动的教育啊！
记不清在谁的文章里，提到过三年大饥荒时代，作者所看到的一个几岁大的小孩，竭力与母亲抢饭吃的情景，那饥饿的孩子，不懂得掩饰自己的欲望，他们只是出于求生的本能，想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世界活下去，那描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三年大闭经”也是中国人的一大悲剧，那种情景实在是太多了，那苦命的孩子，他是挣扎着活下来了？还是象许多人一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个本来美好的世界？他恨他母亲吗？他现在还关心造成他挨饿的真正原因吗？他知道那罪魁祸首？这本是我们中国人无法不关心的事情啊！不禁又想到，那孩子，他会不会现在就在我们的中间？也许他接受了共产党的宣传教育，也许他就是一位铁杆的爱国精英，热爱共产党，热爱毛泽东。为了爱党爱国，他可以整天呆在网上与我们纠缠论战，痛批所谓的“汉奸卖国贼”，写出长篇文章否定大饥荒的存在。他对那至今还合法占据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僵尸，可能还会用满怀深情的语句去歌颂，如果一切真这样的话，岂不是死的人白死了，饿的人白饿了？我们的孩子怎么啦？这种感觉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无法从悲剧中认识悲剧，不愿意抛弃历史的谎言与神话，这才是我们中国人永远的悲剧。
我对六四的看法
评论六四也好，追究历史责任也好，都请先搞清楚当时双方冲突的焦点在什么地方，也就是共产党所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年头总是有人去钻研六四事件中法的问题，例如占据广场违反了什么条例，阻塞交通触犯了什么法规，这很无聊，就是中共当局在六四后也不是以交通法和广场条例来惩处“罪犯”的，他定性用的是反革命暴乱罪！可见这并不是六四的焦点问题，只是一个枝节，当时没有人理他，就是共产党也是这样看的，他要杀人与否关键并不在此，对共产党来说，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党专政的独裁权不能失去。而六四中学生与民众只要继续坚持大规模集会，要求民主改革，占不占广场，阻不阻交通，最终都是要被镇压的。那么，六四中民众违法了吗？那还用说！不要说占据广场非法，不服从戒严令非法，就是民众阻拦军车这件事，我看放那里都不会是合法的。
但六四决不是一个政府与人民之间所谓法律纠纷的问题，他是一场在一个极权国家内部自发产生的，大规模群众性的，非暴力的，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在这样的抗争中，作为人民群众表达意愿争取权益的一个和平手段，有时抵触某些法律是迫不得已的，六四在非暴力抗争上有点象当年印度争取独立的不合作运动，这就是我的观点。
圣雄甘地1930年在印度发起的不合作运动，也是非法的！不要说他的许多集会，许多演讲，许多游行是违法的，就说甘地所发起的第一次全国性抗议活动，号召追随者自己制盐并分销全国，就是故意触犯英国殖民当局的盐法。这不是藐视法律吗？请问历史应该怎么样评判这件事？有谁会因此认定不合作运动的参加者都是些不尊重法制精神的私盐贩子？没有！连英国殖民者都不会这样认为（除非他们想泼污水），当时的焦点是印度人民的民族自决权问题，甘地触犯盐法的目的是为了以非暴力手段，挑战英国统治者的权威，逼使英国主子将印度人民应有的权力交还给人民，历史证明甘地是印度独立的英雄！永受世人的景仰！
六四的民众，也是这样，当他们的合理诉求遭到政府无理的高压打击时，也是想以非暴力的手段挑战政府的管制权威，希望以此迫使政府让步，反对戒严令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北京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上街堵军车？他们不知道那是违法的吗？或者是美国的FBI用美金收买他们吗？或者是台湾国民党特务挨家挨户动员的吗？当然不是！只是因为人们认为这戒严令太没有道理了，政府的罔顾民意激起北京市民的义愤，他们无法接受这个强加给他们的戒严令，他们想用堵军车的办法（当时也只有这个办法才能表达出人民的心声）抵制戒严令的实施，逼使政府收回这个错误的决定，或者将戒严令重新提到有一定代表性的会议上加以讨论。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离开这个大环境，对冲突的焦点视而不见，而仅仅去讨论计较北京市民的堵军车抗拒戒严令是不是违法的问题，那，就象我们今天研究印度历史，不去考虑印度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自主的大背景，而光集中讨论圣雄甘地当年贩卖私盐是不是违法该不该受罚的问题，并由此引导出当年印度独立运动实际上只不过是一场违法贩卖私盐与维护法律尊严的斗争而已。
有人从批判六四出发，批评中国人缺乏美国社会的那种法制精神，并上朔到五四运动，认为是那时的学生开始乱了朝纲。他倒给中国人留足了面子！要这么论的话，何止五四，从秦朝的陈胜吴广开始中国人就没有法制精神啦，按秦朝的法律，延误行期者，死！虽然这是恶法，可不也是法吗？神圣的法！至高无上的法！大泽乡的陈胜吴广竟然不守法，不去死，反而揭杆而起，这不是违法的暴徒还是什么？不过，倒想问问那些法律至上派人士，真要换你们在大泽乡的话，面对恶法的威胁，你们会守法吗？乖乖地去死？心安理得地去死？临死前再背诵一遍秦始皇语录和大秦宪法？守恶法而死，真是死得比泰山还重！天啊！如果都这样的话，现在的中国，岂不是还是秦始皇的子孙在依法治国？无条件地屈从恶法，这是法制精神吗？这应该是奴才精神！千万不要再把美国人拖到这里面来啦，美国人从没有这种法制精神，要碰上六四这种事，他们早就拿枪拿炮出来干啦，不信吗？去问问你们的美国老祖宗，独立战争是怎么打起来的！
纵观整个六四的演变过程，我认为先后有三个问题可称为焦点，1对话，2戒严令，3对运动的评价。下面我依次谈谈在这三个焦点的冲突中民运一方有什么不足之处。
首先，天安门绝食活动的意义非同小可！作用不可否定，我完全不同意安魂曲网友对绝食的负面看法（但我喜欢他的那篇文章），无绝食就无89民运，他只能是另一场短命的学潮。在学潮低落大批学生不知何去何从之际，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是他们找到的向共产党政权抗争的最好的武器，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绝食行动重聚人气，一下子就将全国甚至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到天安门广场上来了，并使温度迅速升高，共产党当局手足无措，但他又不得不正视这个棘手问题，急于要解决这个危机，这时候学生的地位是主动的，确实存在对话的可能。但是，最终对话没有成为现实。这里面，中共当然要负最主要的责任，他根本就不想进行什么真正的对话，对学生的要求既不愿做任何实质性让步，也不愿正面回应和解释。这也就是北京人都觉得政府在戒严令问题上理亏，坚决站在学生一边堵军车的主要原因。中共的目的是尽快让这些孩子停止绝食，从广场骗走。但学生方面，在对话问题上也有失误，没有抓住中共迫于国际国内舆论压力在这一时期急于寻求解决方案的心理，为中国的民主运动争取一个较好的开端。他们太注重形式，要求领导人接见，要求电视现场直播，这增加了对话的难度，其实这些条件并不重要！对话本身只是一个手段，不是目的！方式上应该有高度的弹性，那目的是什么呢？从当时的口号来看，大家比较有共识的有三个问题：反官倒反腐败反贪污，也就是要求清查高干及其子女在经济领域的违法乱纪问题；开放新闻自由舆论监督；及承认高自联等组织的合法地位，也就是结社自由的问题。对话的努力应该围绕这些目标，学生应该先将自己的要求统一，向政府提出并向全社会公开，而只要政府能积极地具体地回应三项主要要求中的任何一项，绝食活动就应该暂停，创造一个更好的对话环境，这不能算是示弱，策略上会更好些（当然这是我事后诸葛亮的看法）。因为这三项中任何一项的实现，最终都会导致中国一党专制的结束。总的感觉，年轻的学生们在绝食活动出乎意料取得巨大成功后，有点胜利冲昏头脑，对后续行动缺乏心理准备和统一认识，没有积极主动求变，谋求事件的和平解决，甚至部分人中还有着一种看你政府怎样收场的心理，从而陷入与政府顶牛的僵局，这，很可惜！
当戒严令发布，北京市民堵军车时，就已经是摊牌阶段。市民为支持学生而在长安大街上堵军车，学生为支持市民反戒严令也留在广场上，当时谁说的出口这“撤”字？谁又能听你的这“撤”字？全球的华人又有几个能想到共产党会真的坦克机枪的干活？几个学生领袖说撤的话，广场学生真的就能撤吗？学生撤的话，市民真的就能同意北京戒严吗？就一定不堵军车吗？当时学生市民及时撤了的话，共产党真的就不会杀人了吗？最近的一个反面例子是，法轮功在短时间人链围中南海后，撤了，他们的下场就好了吗？少死人了吗？一系列的问题在等着那些企图将六四大屠杀的责任完全或部分归咎于少数学生领袖的精英们！共产党一旦决定镇压，就不是以理服人或依法治国的问题，当时北京的局势是，共产党的管制权威已经荡然无存，他一定要靠大流血才能寒人民的胆，才能重新恢复以怕治国的局面，你给不给他理由，他都要杀人的，这是党的需要。即使北京学生市民完全顺从了，迫害的悲剧也只是延迟和分散了，中国会多出一场反右运动来，死的人一点都不会少！王丹柴玲等人不必为天安门的死难者感到内疚，就象孙中山不必为黄花岗烈士的死感到内疚一样，他们没有责任！谁是为王丹而留在广场的？谁是为柴玲而堵军车的？他们与死难者都是同一场中国民主运动的参加者，不是害人与被害人的关系。
安魂曲网友提出，戒严令后，89民运干脆就应该从非暴力转向暴力革命，直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说的有道理，共产党当时内部是不稳，但民运一方有这个准备？有这个力量吗？恐怕没有！这次运动是自发性的群众运动，一直缺乏强有力的领导，绝大多数市民与学生都没有暴力革命的思想准备，也没有人进行组织准备。靠这样的乌合之众是无法暴力革命的。另外，89民运的核心力量是广大学生，后期知识分子参加了进来，但工人农民始终没有参加，他们虽然也热烈支持学生的行动，但支持与参与是不同的！要使广大工人参与到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中来，就要有与他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口号和目标，工人对共产党的腐败有切肤之痛，他们对工厂改革和中国的政治结构有自己的关心话题，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忽略了他们的存在，他们自外于工人阶级，他们所主导的89民运没有为工人提出过一个有力的口号，也没有去主动动员过工厂的工人，这是很遗憾的事。而当面临政府的血腥镇压时，这场运动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工人队伍参与的致命缺陷就暴露出来了。对比东欧的历次反政府运动，无论是5，60年代的捷克熏牙利还是8，90年代的波兰罗马尼亚，强大的工人组织始终都是对抗政府暴力的主力军。
我倒有个相反的看法，如果89运动后期不得不坚持非暴力革命的话，在民众阻挡军车一两夜后，干脆就把戒严部队放进城来，靠当时高昂的民气，转化进城部队官兵还是有可能的。即使对抗，也是选在白天和广场内外来对抗比较好，手无寸铁地死守大街，百姓在明处，部队在暗处，政府可以充分 准备并任意选择流血的时间和方式，现在看来不明智。
89民运的最后一个焦点问题即是对运动的评价，当时许多人强烈要求政府承认这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听起来有点搞笑，却是中国的特色。一场运动的性质，本不需要政府的承认。甘地就没有要求英国殖民政府承认他搞的是“爱国独立运动”，而且民主运动就民主运动，就象女权运动民权运动一样，为什么一定要加上一个“爱国”的帽子？美国的马丁路德金搞的“黑人民权运动”，也没有高调地自称为“爱国民权运动”，民主的要求堂堂正正，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为什么硬要加上个“爱国”呢？说明中国人，特不爱国，又特爱凑爱国这个热闹，这就象当今的爱国精英，出国一定要叫“爱国”出国，洗碗一定叫“爱国”洗碗，离婚一定叫“爱国”离婚，骂人一定叫“爱国”骂人，大便也一定叫“爱国”大便，什么事只要加上爱国这两个字，马上见官大三级似的。这一点上，89民运的学生与今天的爱国精英，是长江前浪与后浪的关系，89的前浪已经为争爱国的名分，争到坦克底下去了，今天的后浪还在赶这个时髦，多少就显得有点虚伪与做作了！看看吧：对北京“爱国”的学生，共产党用的是开花弹，对台湾不爱国的台独分子，共产党用的是空包弹；对89年非法占据北京广场街道的中国人，共产党用坦克机枪与他们对打，对非法闯入北京外国大使馆非法爬墙非法占据校园的朝鲜难民，共产党连橡皮棍子都舍不得用，只是耐心地与他们对话，满足他们的要求。我们祖国的执法概念是多清晰多公正啊！好好想想，这个国值得你们爱吗？还是先爱爱自己这个人吧！请从人做起，在现在做起。
有人担心，89年如果中共妥协，国家可能会陷入动乱，我能理解人们的这种担心，我也无法回答这种疑虑。但中华民族，总有一天，要找到一种能和平地解决不同政见群体之间争端的途径与办法，不能总是靠自相残杀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文明国家文明民族的基本要求，这是人和兽的区别。89年的中共如果仅仅是对学生运动的方式有意见（已经是很理性了），他完全可以在积极回应学生要求的同时，对学生今后表达意见的方式，提出约束，这样做，是双赢的局面。即使学生不接受，政府也占着理。但事实不是这样，文革后复出掌权的一大批老干部，看破红尘自私自利，仗着权势，大力为自己的子女服务，他们对人民亏心，他们对学生运动，有极大的恐惧和反感，完全不想回应学生的正当要求和人民对腐败的强烈不满，政府在绝食前是回避，绝食后是拖和压，结果越拖越被动，越压越失去权威，一发不可收拾，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政府在六四问题上就是理亏！不禁想到台湾今天的民主成就，他们今天的民主，虽然还有一些磕磕碰碰，但人民确实是国家的主人了，没有一个政党能够为保住自己的执政地位而这样对人民大开杀戒了！这是李登辉先生的一大贡献，也证明中国人能够适应民主的生活。有人对此不服，台湾的民主这么好，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跑大陆上海呢？这话问得怪，你相信台湾人跑上海是为了羡慕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呀？你知道台湾人在大陆过的是深圳大学生孙志刚那种幸福生活呀？强调这些能给普通的中国人长脸吗？我在大陆的时候倒是见过一些台湾人，有一次在酒店，我在房间里见到一个台湾人，身边围着5个大陆的美女，我从此知道了台湾人为什么这么爱往大陆跑，我也从此讨厌这些台湾人，我想，如果拉登能保证美国总统享受这待遇，克林顿都保不住会往阿富汉定居的。在大陆，台湾的小瘪三都可以充大佬，过着人上人的生活，从没有警察会去查他们的暂住证。请问：台湾人在大陆包二奶，与大陆人偷渡去台湾卖淫，真的差不多吗？就象爱国精英今天削尖脑袋到北美寄人篱下，与欧洲人当年漂洋过海到新大陆开疆拓土做主人，真的没什么区别吗？是不是洗碗都洗得晕头转向了？我的爱国同志！
得承认，我不是六四运动的参加者，对法律也知之甚少，（不过，我要指出，许多在网上高谈阔论六四法律问题的同志，其法律知识大概也与我在同一水平线上）由于对运动的过程并没有深入的认识，一些叙述不一定准确，评论也不一定对，这欢迎大家指正。我今天在这里主要是基于一个悲伤的中国人的感情，评六四叹六四悲六四，我想说出我的恨，对党的恨，对中国的恨，对一切老一辈无产阶级害人家的恨！我也希望当年六四的参加者，包括王丹柴玲伍尔开希等人，勇敢地站出来，回忆过去，谈谈自己，他们没有必要回避任何指责（真正害怕的应是那些郐子手！）！不管现在的表现多么不好，六四对他们，都是一生中的光荣，珍惜并维护他！这才对得起死去的烈士。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千秋: 伤心的夜，伤心的话！
2003年6月4日 星期三
【看中国报道】十四年前的那一夜，我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彻夜难眠，一遍又一遍地收听着从不同电台传来的北京最新消息，难以相信难以想像难以理解所发生的一切，怎么有这样的事？怎么有这样的政府？这一夜彻底改变了我对共产党的看法，毛泽东是死了，但中共没有变，嗜血的本性没有变，也不会变！
911美国人遭难时，有海外华人喊出“今夜，让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也爱美国，但我是实在没有这样的感觉，我没有这份闲情，我的心永属六四。记得否？五湖四海的中国人，那一夜，我们都曾是北京人！而记忆中的六四，89年黑色的6月3日，那一夜，真真切切，全世界的人民，东方西方，贫穷富裕，专制民主，海内海外，不同信仰，不同肤色，他们愤怒悲伤的眼睛都盯着中国的北京，所有的眼泪都为那勇敢善良的人民而飞，世界一夜之间都成了中国人！
真的很奇怪，全球华人，历来是帮派林立，一盘散沙，记忆中的89六四却是空前团结空前一致，不论是台独精英还是爱国精英，不论是反中乱港人士还是爱中护港人士，左中右，高中低，甚至黑社会，街上小偷这样的社会渣滓，都一致地不齿中共的行为，在对中共冒天下之大不违公然血腥屠杀自己人民的愤怒方面，不同的人使用的是共同的语句，感受的是相同的民族伤口，中华民族表现出难得的感性与爱心。可惜现在这一切的激情都已经淡去了，中华民族，什么时候还会有那大团结的情景呢？大概永远都不会再有了！
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实际上都是这次89民运的幕后黑手！忘记了吗？海外的华人，一直在通过各种不同方式强烈支持这场民主运动，尤其运动的后期，来自海外的捐款捐物，支持感谢勉励赞赏加油的信件，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天安门广场上疲惫的学生，大家都把自己对中国的理想，对中国的期望，放在这群十几岁的学生肩上，他们虽然稚嫩，虽然虚弱，但他们也勇敢地挑起了历史的重担，将一场和平的抗争进行到底并付出了牺牲。对他们，我们还能苛求什么？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去苛求？今天，我们中的一些人，以种种的猜测，去揪所谓幕后黑手，以旁观者的冷漠，去批判审判甚至糟蹋当年站在抗争第一线的“天安门的孩子”。天知道这是些什么人，可能他们已忘记了自己当年的言行，忘记了自己的承诺，我觉得他们要审判的，首先就应该是自己的心灵！
共产党毫无疑问是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他们重兵攻入了北京，成功地收缴了手无寸铁的北京人民所非法发展出来的游行示威言论自由等大规模杀伤力武器，恢复了中共依法压制人民剥削人民的社会秩序，保卫了独裁专制的人民共和国。89民运，确实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对中共而言，其意义决不亚于一场大决战！但就是这么重要的胜利，中共竟然也在淡忘！战斗英雄没人知道，革命烈士无人提起，甚至连他通缉的战犯也被遗忘了（去看看封从德要投案自首的声明），那些缅怀英雄烈士的纪念碑纪念馆你找不到，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没有被文学描写，更没有电影电视去表现，怎么啦？才短短几年，伟大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就成了中国真正的一场“被遗忘的战争”！共产党在故意回避六四，抹掉六四，他想让所有人都遗忘六四！但我们不能！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马悲鸣先生，他众多精彩的文章，能从不同的时事话题，千军万马归结到六四大屠杀这件共产党积大德行大善的事情上，本事超群啊！在千万不要忘记六四这目的上，他比我们大家做的都好！虽然他的看法让人无法接受，但总比某些人的故意遗忘要强得多！这与数学“三年大闭经运动”的论文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我都怀疑数学是位非典型性异议分子），他们都摘下了中共伪君子们竭力捂住的帽子，让中共头上那些丑陋的伤疤暴露在世人面前，即使他们硬要把那伤疤说成是美丽的鲜花，那，又有何妨？
如何看待“六四杀得好”“六四杀得少”这些舆论，这一点都不奇怪，这是某些中国人的特色。所以美国人明智地不与中国人比幸灾乐祸，因为固然中国的灾祸远远多于美国，但往往美国的灾祸中国人大肆庆祝，而中国的灾祸中国人也可以抢着幸灾乐祸，一点机会都不会留给美国人的。象印尼土著屠杀几十万中国人，两岸精英就能一块找出理由高兴，台湾人说这是华人亲共的下场，大陆人说这是离开祖国的下场，难道不是吗？真能气死美国佬。有人说，在西方各国中，日本是对六四大屠杀反应最冷静最理智最不说三道四的国家，这就对了！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对他们的这个亚洲大邻国已经就近观察了一千多年，太了解中国人的本性了，对这种近在眼前的悲剧早已习以为常了，麻木了，中国人哪一天要不杀中国人，中国人哪一天要不靠大屠杀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人哪一天要不对中国的悲剧叫好的，那才会叫日本人莫名惊诧呢！而且，证明中国的贱民该杀，证明杀中国贱民有利于国富民强，对日本人提高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又有什么不好呢？对日本的年轻人重新认识自己国家的那一段光彩的历史又是多么生动的教育啊！
记不清在谁的文章里，提到过三年大饥荒时代，作者所看到的一个几岁大的小孩，竭力与母亲抢饭吃的情景，那饥饿的孩子，不懂得掩饰自己的欲望，他们只是出于求生的本能，想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世界活下去，那描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三年大闭经”也是中国人的一大悲剧，那种情景实在是太多了，那苦命的孩子，他是挣扎着活下来了？还是象许多人一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个本来美好的世界？他恨他母亲吗？他现在还关心造成他挨饿的真正原因吗？他知道那罪魁祸首？这本是我们中国人无法不关心的事情啊！不禁又想到，那孩子，他会不会现在就在我们的中间？也许他接受了共产党的宣传教育，也许他就是一位铁杆的爱国精英，热爱共产党，热爱毛泽东。为了爱党爱国，他可以整天呆在网上与我们纠缠论战，痛批所谓的“汉奸卖国贼”，写出长篇文章否定大饥荒的存在。他对那至今还合法占据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僵尸，可能还会用满怀深情的语句去歌颂，如果一切真这样的话，岂不是死的人白死了，饿的人白饿了？我们的孩子怎么啦？这种感觉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无法从悲剧中认识悲剧，不愿意抛弃历史的谎言与神话，这才是我们中国人永远的悲剧。
我对六四的看法
评论六四也好，追究历史责任也好，都请先搞清楚当时双方冲突的焦点在什么地方，也就是共产党所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年头总是有人去钻研六四事件中法的问题，例如占据广场违反了什么条例，阻塞交通触犯了什么法规，这很无聊，就是中共当局在六四后也不是以交通法和广场条例来惩处“罪犯”的，他定性用的是反革命暴乱罪！可见这并不是六四的焦点问题，只是一个枝节，当时没有人理他，就是共产党也是这样看的，他要杀人与否关键并不在此，对共产党来说，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党专政的独裁权不能失去。而六四中学生与民众只要继续坚持大规模集会，要求民主改革，占不占广场，阻不阻交通，最终都是要被镇压的。那么，六四中民众违法了吗？那还用说！不要说占据广场非法，不服从戒严令非法，就是民众阻拦军车这件事，我看放那里都不会是合法的。
但六四决不是一个政府与人民之间所谓法律纠纷的问题，他是一场在一个极权国家内部自发产生的，大规模群众性的，非暴力的，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在这样的抗争中，作为人民群众表达意愿争取权益的一个和平手段，有时抵触某些法律是迫不得已的，六四在非暴力抗争上有点象当年印度争取独立的不合作运动，这就是我的观点。
圣雄甘地1930年在印度发起的不合作运动，也是非法的！不要说他的许多集会，许多演讲，许多游行是违法的，就说甘地所发起的第一次全国性抗议活动，号召追随者自己制盐并分销全国，就是故意触犯英国殖民当局的盐法。这不是藐视法律吗？请问历史应该怎么样评判这件事？有谁会因此认定不合作运动的参加者都是些不尊重法制精神的私盐贩子？没有！连英国殖民者都不会这样认为（除非他们想泼污水），当时的焦点是印度人民的民族自决权问题，甘地触犯盐法的目的是为了以非暴力手段，挑战英国统治者的权威，逼使英国主子将印度人民应有的权力交还给人民，历史证明甘地是印度独立的英雄！永受世人的景仰！
六四的民众，也是这样，当他们的合理诉求遭到政府无理的高压打击时，也是想以非暴力的手段挑战政府的管制权威，希望以此迫使政府让步，反对戒严令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北京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上街堵军车？他们不知道那是违法的吗？或者是美国的FBI用美金收买他们吗？或者是台湾国民党特务挨家挨户动员的吗？当然不是！只是因为人们认为这戒严令太没有道理了，政府的罔顾民意激起北京市民的义愤，他们无法接受这个强加给他们的戒严令，他们想用堵军车的办法（当时也只有这个办法才能表达出人民的心声）抵制戒严令的实施，逼使政府收回这个错误的决定，或者将戒严令重新提到有一定代表性的会议上加以讨论。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离开这个大环境，对冲突的焦点视而不见，而仅仅去讨论计较北京市民的堵军车抗拒戒严令是不是违法的问题，那，就象我们今天研究印度历史，不去考虑印度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自主的大背景，而光集中讨论圣雄甘地当年贩卖私盐是不是违法该不该受罚的问题，并由此引导出当年印度独立运动实际上只不过是一场违法贩卖私盐与维护法律尊严的斗争而已。
有人从批判六四出发，批评中国人缺乏美国社会的那种法制精神，并上朔到五四运动，认为是那时的学生开始乱了朝纲。他倒给中国人留足了面子！要这么论的话，何止五四，从秦朝的陈胜吴广开始中国人就没有法制精神啦，按秦朝的法律，延误行期者，死！虽然这是恶法，可不也是法吗？神圣的法！至高无上的法！大泽乡的陈胜吴广竟然不守法，不去死，反而揭杆而起，这不是违法的暴徒还是什么？不过，倒想问问那些法律至上派人士，真要换你们在大泽乡的话，面对恶法的威胁，你们会守法吗？乖乖地去死？心安理得地去死？临死前再背诵一遍秦始皇语录和大秦宪法？守恶法而死，真是死得比泰山还重！天啊！如果都这样的话，现在的中国，岂不是还是秦始皇的子孙在依法治国？无条件地屈从恶法，这是法制精神吗？这应该是奴才精神！千万不要再把美国人拖到这里面来啦，美国人从没有这种法制精神，要碰上六四这种事，他们早就拿枪拿炮出来干啦，不信吗？去问问你们的美国老祖宗，独立战争是怎么打起来的！
纵观整个六四的演变过程，我认为先后有三个问题可称为焦点，1对话，2戒严令，3对运动的评价。下面我依次谈谈在这三个焦点的冲突中民运一方有什么不足之处。
首先，天安门绝食活动的意义非同小可！作用不可否定，我完全不同意安魂曲网友对绝食的负面看法（但我喜欢他的那篇文章），无绝食就无89民运，他只能是另一场短命的学潮。在学潮低落大批学生不知何去何从之际，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是他们找到的向共产党政权抗争的最好的武器，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绝食行动重聚人气，一下子就将全国甚至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到天安门广场上来了，并使温度迅速升高，共产党当局手足无措，但他又不得不正视这个棘手问题，急于要解决这个危机，这时候学生的地位是主动的，确实存在对话的可能。但是，最终对话没有成为现实。这里面，中共当然要负最主要的责任，他根本就不想进行什么真正的对话，对学生的要求既不愿做任何实质性让步，也不愿正面回应和解释。这也就是北京人都觉得政府在戒严令问题上理亏，坚决站在学生一边堵军车的主要原因。中共的目的是尽快让这些孩子停止绝食，从广场骗走。但学生方面，在对话问题上也有失误，没有抓住中共迫于国际国内舆论压力在这一时期急于寻求解决方案的心理，为中国的民主运动争取一个较好的开端。他们太注重形式，要求领导人接见，要求电视现场直播，这增加了对话的难度，其实这些条件并不重要！对话本身只是一个手段，不是目的！方式上应该有高度的弹性，那目的是什么呢？从当时的口号来看，大家比较有共识的有三个问题：反官倒反腐败反贪污，也就是要求清查高干及其子女在经济领域的违法乱纪问题；开放新闻自由舆论监督；及承认高自联等组织的合法地位，也就是结社自由的问题。对话的努力应该围绕这些目标，学生应该先将自己的要求统一，向政府提出并向全社会公开，而只要政府能积极地具体地回应三项主要要求中的任何一项，绝食活动就应该暂停，创造一个更好的对话环境，这不能算是示弱，策略上会更好些（当然这是我事后诸葛亮的看法）。因为这三项中任何一项的实现，最终都会导致中国一党专制的结束。总的感觉，年轻的学生们在绝食活动出乎意料取得巨大成功后，有点胜利冲昏头脑，对后续行动缺乏心理准备和统一认识，没有积极主动求变，谋求事件的和平解决，甚至部分人中还有着一种看你政府怎样收场的心理，从而陷入与政府顶牛的僵局，这，很可惜！
当戒严令发布，北京市民堵军车时，就已经是摊牌阶段。市民为支持学生而在长安大街上堵军车，学生为支持市民反戒严令也留在广场上，当时谁说的出口这“撤”字？谁又能听你的这“撤”字？全球的华人又有几个能想到共产党会真的坦克机枪的干活？几个学生领袖说撤的话，广场学生真的就能撤吗？学生撤的话，市民真的就能同意北京戒严吗？就一定不堵军车吗？当时学生市民及时撤了的话，共产党真的就不会杀人了吗？最近的一个反面例子是，法轮功在短时间人链围中南海后，撤了，他们的下场就好了吗？少死人了吗？一系列的问题在等着那些企图将六四大屠杀的责任完全或部分归咎于少数学生领袖的精英们！共产党一旦决定镇压，就不是以理服人或依法治国的问题，当时北京的局势是，共产党的管制权威已经荡然无存，他一定要靠大流血才能寒人民的胆，才能重新恢复以怕治国的局面，你给不给他理由，他都要杀人的，这是党的需要。即使北京学生市民完全顺从了，迫害的悲剧也只是延迟和分散了，中国会多出一场反右运动来，死的人一点都不会少！王丹柴玲等人不必为天安门的死难者感到内疚，就象孙中山不必为黄花岗烈士的死感到内疚一样，他们没有责任！谁是为王丹而留在广场的？谁是为柴玲而堵军车的？他们与死难者都是同一场中国民主运动的参加者，不是害人与被害人的关系。
安魂曲网友提出，戒严令后，89民运干脆就应该从非暴力转向暴力革命，直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说的有道理，共产党当时内部是不稳，但民运一方有这个准备？有这个力量吗？恐怕没有！这次运动是自发性的群众运动，一直缺乏强有力的领导，绝大多数市民与学生都没有暴力革命的思想准备，也没有人进行组织准备。靠这样的乌合之众是无法暴力革命的。另外，89民运的核心力量是广大学生，后期知识分子参加了进来，但工人农民始终没有参加，他们虽然也热烈支持学生的行动，但支持与参与是不同的！要使广大工人参与到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中来，就要有与他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口号和目标，工人对共产党的腐败有切肤之痛，他们对工厂改革和中国的政治结构有自己的关心话题，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忽略了他们的存在，他们自外于工人阶级，他们所主导的89民运没有为工人提出过一个有力的口号，也没有去主动动员过工厂的工人，这是很遗憾的事。而当面临政府的血腥镇压时，这场运动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工人队伍参与的致命缺陷就暴露出来了。对比东欧的历次反政府运动，无论是5，60年代的捷克熏牙利还是8，90年代的波兰罗马尼亚，强大的工人组织始终都是对抗政府暴力的主力军。
我倒有个相反的看法，如果89运动后期不得不坚持非暴力革命的话，在民众阻挡军车一两夜后，干脆就把戒严部队放进城来，靠当时高昂的民气，转化进城部队官兵还是有可能的。即使对抗，也是选在白天和广场内外来对抗比较好，手无寸铁地死守大街，百姓在明处，部队在暗处，政府可以充分 准备并任意选择流血的时间和方式，现在看来不明智。
89民运的最后一个焦点问题即是对运动的评价，当时许多人强烈要求政府承认这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听起来有点搞笑，却是中国的特色。一场运动的性质，本不需要政府的承认。甘地就没有要求英国殖民政府承认他搞的是“爱国独立运动”，而且民主运动就民主运动，就象女权运动民权运动一样，为什么一定要加上一个“爱国”的帽子？美国的马丁路德金搞的“黑人民权运动”，也没有高调地自称为“爱国民权运动”，民主的要求堂堂正正，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为什么硬要加上个“爱国”呢？说明中国人，特不爱国，又特爱凑爱国这个热闹，这就象当今的爱国精英，出国一定要叫“爱国”出国，洗碗一定叫“爱国”洗碗，离婚一定叫“爱国”离婚，骂人一定叫“爱国”骂人，大便也一定叫“爱国”大便，什么事只要加上爱国这两个字，马上见官大三级似的。这一点上，89民运的学生与今天的爱国精英，是长江前浪与后浪的关系，89的前浪已经为争爱国的名分，争到坦克底下去了，今天的后浪还在赶这个时髦，多少就显得有点虚伪与做作了！看看吧：对北京“爱国”的学生，共产党用的是开花弹，对台湾不爱国的台独分子，共产党用的是空包弹；对89年非法占据北京广场街道的中国人，共产党用坦克机枪与他们对打，对非法闯入北京外国大使馆非法爬墙非法占据校园的朝鲜难民，共产党连橡皮棍子都舍不得用，只是耐心地与他们对话，满足他们的要求。我们祖国的执法概念是多清晰多公正啊！好好想想，这个国值得你们爱吗？还是先爱爱自己这个人吧！请从人做起，在现在做起。
有人担心，89年如果中共妥协，国家可能会陷入动乱，我能理解人们的这种担心，我也无法回答这种疑虑。但中华民族，总有一天，要找到一种能和平地解决不同政见群体之间争端的途径与办法，不能总是靠自相残杀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文明国家文明民族的基本要求，这是人和兽的区别。89年的中共如果仅仅是对学生运动的方式有意见（已经是很理性了），他完全可以在积极回应学生要求的同时，对学生今后表达意见的方式，提出约束，这样做，是双赢的局面。即使学生不接受，政府也占着理。但事实不是这样，文革后复出掌权的一大批老干部，看破红尘自私自利，仗着权势，大力为自己的子女服务，他们对人民亏心，他们对学生运动，有极大的恐惧和反感，完全不想回应学生的正当要求和人民对腐败的强烈不满，政府在绝食前是回避，绝食后是拖和压，结果越拖越被动，越压越失去权威，一发不可收拾，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政府在六四问题上就是理亏！不禁想到台湾今天的民主成就，他们今天的民主，虽然还有一些磕磕碰碰，但人民确实是国家的主人了，没有一个政党能够为保住自己的执政地位而这样对人民大开杀戒了！这是李登辉先生的一大贡献，也证明中国人能够适应民主的生活。有人对此不服，台湾的民主这么好，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跑大陆上海呢？这话问得怪，你相信台湾人跑上海是为了羡慕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呀？你知道台湾人在大陆过的是深圳大学生孙志刚那种幸福生活呀？强调这些能给普通的中国人长脸吗？我在大陆的时候倒是见过一些台湾人，有一次在酒店，我在房间里见到一个台湾人，身边围着5个大陆的美女，我从此知道了台湾人为什么这么爱往大陆跑，我也从此讨厌这些台湾人，我想，如果拉登能保证美国总统享受这待遇，克林顿都保不住会往阿富汉定居的。在大陆，台湾的小瘪三都可以充大佬，过着人上人的生活，从没有警察会去查他们的暂住证。请问：台湾人在大陆包二奶，与大陆人偷渡去台湾卖淫，真的差不多吗？就象爱国精英今天削尖脑袋到北美寄人篱下，与欧洲人当年漂洋过海到新大陆开疆拓土做主人，真的没什么区别吗？是不是洗碗都洗得晕头转向了？我的爱国同志！
得承认，我不是六四运动的参加者，对法律也知之甚少，（不过，我要指出，许多在网上高谈阔论六四法律问题的同志，其法律知识大概也与我在同一水平线上）由于对运动的过程并没有深入的认识，一些叙述不一定准确，评论也不一定对，这欢迎大家指正。我今天在这里主要是基于一个悲伤的中国人的感情，评六四叹六四悲六四，我想说出我的恨，对党的恨，对中国的恨，对一切老一辈无产阶级害人家的恨！我也希望当年六四的参加者，包括王丹柴玲伍尔开希等人，勇敢地站出来，回忆过去，谈谈自己，他们没有必要回避任何指责（真正害怕的应是那些郐子手！）！不管现在的表现多么不好，六四对他们，都是一生中的光荣，珍惜并维护他！这才对得起死去的烈士。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