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完全的计划经济，大学生的分配计划由各地的计划委员会制定，最后交到学校。在学校里，班主任和指导员决定了学生的去向，但主要是“哪里来哪里去”的原则，表现好的同学主动权大一些，可以留校或者优先选择去向。73年，虽然仍然是工农兵大学生，但那一年大学生招生是考试的，学生素质相对高一些，毕业时，就有几个留校名额。我父亲是那一级的班主任，所以分配时，留校名额就是他定的。记得当时有个学生对其中一个留校生不服气，在学校里贴大字报，大字报当然会抖露一些留校生不好的事情，所以在学校里影响比较大。那个留校生到我家哭，说那我就回县城去好了。我父亲是军人转业上的大学，虽然因为我爷爷的关系，他在部队里混不上去，所以要转业，但在地方上，却是以转业革命军人的身份混世界，工作后，很快成了教研室主任，是当时最年轻的教研室主任。文革时，是著名的保皇党，敢讲敢说，所以系里、学校里的领导都比较依赖他，指望他为他们说话。我记得他当时很生气，但好像不是因为有人贴大字报，而是这个留校生不相信他的影响力。他当时说，害怕什么，我明天就去找老某（系总支书记），他不敢做主，我就找老某（付校长），绝不会让你回去的。

当年我大学毕业时，仍然是班主任指导员拥有决定权。我当时已经考上研究生了，所以就看看热闹。当时系里管学生工作的即将调到部里，所以要表现自己，拿了一堆基础单位的名额，大家都比较失望和担心。那时大家都想去设计院研究所，这些基层单位专业也不对口。但分配还是比较公平的，有两个留校的完全没有背景，当然有些背景的还是占便宜，另一个留校的就在学校里有关系。一年级时的班长，比我们大5岁，喜欢摆老资格，和那时的指导员关系比较好，大家都不喜欢他，选班干部时，把他选下去了。三年级时班主任和指导员都换了，指导员是刚留校的，对这个前班长不感冒，所以分配时，把他分到了武警的一个施工单位。

我研究生毕业时，自由度相对大一些，学生可以私下里自己联系工作单位，然后由工作单位报到计委，编入当年的分配计划。但最后学校怎么分，却还是由班主任指导员和系里决定，但我相信，学校不可能分其他人去的。毕业前半年，大家都开始跑关系找工作。我当时联系的单位，本来想多招一些经济专业毕业的，但那一年分配形势突然变坏，其它很多单位都没有用人指标，偏偏这家单位有不少名额，而且此单位虽然工作奖金不如国营大厂，但有房分，有出国名额，在当时绝对是有吸引力的，大概就比外企、外贸和政府机关差一点。所以可见单位领导压力有多大，我进去后发现，居然没有几个经济专业毕业的。

我老婆分配时，我为她跑了整个过程。当时把握比较大的是一所部属大专，但由省的对口部门代管。我们的主管单位和省对口部门业务上有联系。学校校长高中时，是我老婆外公的学生，但这个校长因病，已经不怎么管事了，而且用人编制也不在他，是由主管部门决定的，他的作用就是不反对。那年春节时，我就拉上我办公室和校长联系比较多的同事，加我们主管单位的一个处长去看校长，跟他表示有这么一件事。当时想由学校提出用人计划，但学校的人事处干事的人很久没有提拔，心有不满，拖着没有实际行动。最后只好再找那个处长，然后处长找到学校代管部门的一把手，一把手写了一个行政命令编入用人计划。当时我只注意到了分配的去向，以为找到用人单位就可以了，没有注意分配计划制定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后来听说当年大学生分配计划会就在我老婆原籍县城开，我父亲就带我去见了他在省教委的同学，他的同学告诉我们，分配计划会是那个县城抢去的，就是为了想多要几个大学生。如果县城坚持要原籍的学生回去，省教委也没有太大影响力。只好再去找处长，处长找到县城的对口部门，刚好对口部门的办公室主任刚刚从县教委调过来，所以最后一个关键问题就解决了。至于老婆学校，就是我父亲工作的学校，老婆的系总支书记，就是当年那个被人贴大字报的留校生，所以这种举手之劳，根本不费吹灰之力。但他好像不是很喜欢我老婆，觉得她不是很听话，反而对我老婆的上铺赞不绝口。到加拿大后这么些年下来，我老婆在职场上的成就足以证明我党干部在选拔干部时，误差可以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