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叔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他和父亲的兄弟情感和对我们兄弟姐妹的慈爱。大叔比父亲年幼2岁，高小毕业后，就回家和父亲一起干农活。那时候，每家都是一个大家庭，父亲和大叔作为年纪最大的男丁，责无旁贷地担起了帮助父母养家糊口的重任。父亲14 岁，大叔只有12 岁，他们两人就和大人一样干起了各种繁重的农活：种庄稼，喂牲口，套车拉货，犁地耕田，拉磨打油等等。因为这样的关系，他们二人的关系也最融洽亲切。在大叔心里，特别尊敬和亲近父亲，经常跟我们说，大哥虽然是堂兄，但是我父亲在他心里，胜过同胞兄弟。
而父亲这个人，则完全是另外一种脾气。父亲为人朴厚正直，待人热忱，但是脾气却极坏，特别是对于子女。他不会与子女交流沟通，要么不说，一说就是呵斥训责，所以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非常怕他，对他敬而远之，也从来不和他聊天闲话。而对于街坊邻居，倒是和颜悦色有说有笑。父亲这种脾气，家乡话有一个词语形容：“镢头”。父亲脾气乖戾，别说我们这些子女，有时候对于自己的弟弟妹妹，也是动不动就训斥。而唯独对于大叔，从没有发过脾气，疾言厉色过，可能是由于少年时的情感吧。
因为父亲从来不和我们闲聊，对于他的人生经历，我们都知之甚少。很多是从母亲的絮叨里面知道的，而更多的事情，是大叔和我们闲谈的时候告诉我们的。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父亲19 岁的时候，有胆有识地为家里洗脱“地主”帽子的事情。1952-1953 年土地改革运动的时候，县里的土改工作组来村里给每家划分阶级成分。我们家从曾祖父开始，就省吃俭用，几辈子积累了一点财富，在村子里属于中上的层次。实际上，一个一两百户的小山村，哪里有什么恶霸地主剥削阶级，都是几辈子人辛苦劳作和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家底。据奶奶说，那时候家里每年也就雇一个长工。自己家吃的，还不如给长工吃的。长工要出力干活，也是外人，必须让人家吃饱，否则以后可能就不来了。但是自家人，完全可以对付一下，有时候甚至吃不饱。因为家底并不厚，怕万一有灾荒，那可咋办？平时都是节衣缩食，勤俭无比。
我家的情况大家都明白，但是村子里什么人都有，有的人看你家现在条件好，眼红和嫉妒，正好土改运动来了，这些人就跳出来诬告陷害，硬说我们家是地主。当时划分地主成分有一个非常硬的标准，就是48-49 年，是否家里有长工。本来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家几乎是在劫难逃。但是也许是积善人家有上天眷顾，那个长工因为家里有事，于48 年前就辞职回老家了。村里那些居心不良的人，明知道这些，但是都出来做伪证，说我们家在那个时期雇佣长工，就是地主。 县里的工作组根本不了解真实情况，听取一面之词，已经初步决定，给我们家划分为地主成分。
中国从1949 年建国到1979 年三中全会这三十年，都是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年代。而阶级成分，对于一个家庭的命运，就如同魔咒 一样。如果我家被划分成为“地主”，那几代人就毁掉了。招工、考学都需要政审，政治成分不过关，根本不可能有机会。而且更可怕的是，经常被批斗。我小学的时候，亲眼目睹过村里开批判会批斗村里的两个地主。而所谓的地主，和我家都差不多，都是几辈子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但是命运无常，运动一来，他们就成了地主，根本没地方说理。批斗会场，那两个爷爷辈份的地主站在主席台前，每人手里拿一个白面馒头，端一碗白面面条，象征着剥削阶级的富贵生活。然后广大的村民在乡里和村里干部的组织引导下，对他们揭发批判，甚至有的上去殴打，以示阶级仇恨。这两个地主家庭的后人，几代都受“地主”这座成分大山的拖累，出不了头，子女在村里被人歧视，直到80 年左右才摘掉“地主”的帽子，才能与他人地位平等。
在此利害攸关的时刻，父亲只有19 岁，年纪轻轻，也没有多少人生经历。作为长子，父亲知道，这是关乎家人和后代命运的大事，不能被误划为地主。但关键是如何推翻那些人的伪证，向工作组自证清白？要有凭有据，在当时小人作祟的形势下，这个可不容易。于是父亲就去村里的工作组现场会，要求和那个诬告的人对质。
父亲问：你说我们家48 年雇长工，谁雇的？雇的谁？
那货说： 你爷爷雇的，长工名叫 XXX 。
父亲这时候把准备好的曾祖父的供奉牌位拿了出来，上面有曾祖父的生卒日期。父亲说：48 年的时候，我爷爷已经去世了，他怎么可能还会雇长工？你这完全是诬蔑！
幸运的是，县里的工作组，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看到这个情况，觉得其中有问题，不能草率决定。然后父亲和二爷去了一趟外地，还找到了那个当年的长工，让他出了一份证明，说明48 年确实没有在我们家做长工。经过这些周折，我们家才被改划为“中农”成分。
现在想想当时的情景，我依然觉得不寒而栗和后怕，如果我家被划分为地主，我们家几代人将完全是另一种命运，根本不可能招工上学，很可能一辈子都在农村。对于父亲的胆识和能力，我也多了一份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