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时候，博士班里有一位来自德国的女同学。我那时刚三十岁，她可能有三十八九或者四十岁。她个子很高，我觉得应该有一米八左右。说话声音蛮低沉。虽然国籍是德国，但是生长于东德，于是对我这个同是共产国家脱离出来的人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感。她喜欢抽烟，我那时候还仍然是瘾君子，所以我们常常课间在教学楼门口一起抽烟聊天。扯扯尼采，侃侃张艺谋。也算是其乐融融。她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乌拉，每次一叫她的名字，总是让我联想起卓雅和舒拉里面的共青团员，或者是红色旅的女战士们。

和我们这些穷学生相比，她是“富婆”。她那时候已经嫁人，先生是本校化学系的副教授。忘记了是先生回德国娶的她，还是她过来游学嫁了先生。化学系是中国留学生的大本营，我的不少朋友都知道她先生，据说是少壮派里的佼佼者，有希望得大奖，甚至诺奖也不一定。先生既然是一方鳌头，她自然是妻随夫贵，穿着当然不是靠奖学金过活的人们身上普通的牛仔T恤，就是与系上教授们的互动，也是与众不同，大家因为他丈夫的关系，对她客气有加，而她也比我们知晓更多的教授之间恶斗的黑幕，一是她先生的渠道，二是特务国家出生的人们天生的敏感。

她是个很仗义的人。因为和我相处很好，也就处处照顾。不光是乐意和我讨论功课，proofreading 我的论文，指点我哪些教授的课程要回避，披露某某教授或者同学的私事，而且还热心教我开车，自己坐在passenger seat 上，面不改色心不跳。她开一辆绿色的Saab，和学生们的二手日本车很不一样。有一次她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家割草，她付我钱。我说好啊。就去了。他们家在林子里，地实在太大，我干了一天。吃完饭她给我钱，说你真傻，我就是想付你钱。谁让你那么费劲儿。要想认真打点草地我就找职业的了。他先生也在一边憨厚地笑。那天在饭桌上还扯到尼采，他先生说想不通我为什么会喜欢尼采，又为什么要喜欢尼采。我觉得和化学家也解释不通，就转开话题聊起了音乐。

她后来婚变，与先生分居，没有把学位读完就离开学校，去BMW在美国的“子弟学校”教德语。她不觉得可惜，教授们也觉得无所谓，因为她并不是治学的人，只是太太当得无聊，出来读书找些乐趣。记得有一次她开了一辆BMW5系的wagon回学校来看情人（一位东欧国家来的研究生），约我出来和他们一起吃饭，打趣说若非公司配的车有点意思，和小孩子们整日厮混实在是头大，真想辞了不干。

现在回过头去想想，我和她之间能够保有交情，多半因为她的高大健硕（她几乎比他那位地道的金发碧眼的德国先生还要高），让我潜意识里把她视作哥们儿，和其他哥们儿一样，从来没有过非分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