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架夜航班机离港之后，希思罗机场内的餐厅酒吧也陆续关门谢客。在此过夜的旅客们便开始四处寻找最中意的机场休息区，一时间，原本安静的航站楼开始喧嚣起来，就像群居的小鸟儿们在黄昏前后要花上半个小时叽叽喳喳地在树间寻找抢占最好的栖息处一样。我决定避开这短暂的纷攘，前往 Sofitel Hotel 里面的酒吧去坐一坐。
Sphere Bar 有着令我觉得异常舒适地格局，冥冥中和我总是梦回的那家有几分神似。一个精致的酒吧可以包容千种灵魂，让那些聒噪的落寞的亢奋的低落的林林总总都能够找到安身之处，却又不互相打扰。这间酒吧很巧妙的用壁炉和墙壁做成了隔断，每个区域独立且自成风格。氛围灯光恰到好处的打在吧台上，把高脚酒杯里五彩的液体变成一道道各异的流光，而其中总有一道可以和着你的心情一起细细缓缓地流淌。
“Black Label on the rocks and frickles? Goodness, do you mean fried gherkins? Sir, you must be from North America”。服务生用她的伦敦腔一边替我下单一边开着玩笑。
“Yes, I am from Canada”，我点头回应。
背景音乐中，Don Henley 沙哑地嗓音低吟着 “... some dance to remember, some dance to forget …”
“And yes, I have some dance to remember”，我心里默念。
2007年，我开始在某厂做 computer-aided drug design (CADD)。简单来说就是用计算机算法，结合机器学习技术去设计药品成分，用来激活免疫细胞受体蛋白。受体蛋白被激活之后，就会带着免疫细胞大杀四方去控制目标蛋白的生物活性。
靶向药品的效力最终取决于它的化学亲和力是否能让药品成分牢牢吸附在受体蛋白特定的空间节点上。这就需要考虑蛋白质的 tertiary structure 以及它会因为周边生化环境的变化而受到什么影响。彼时的硬件算力和高吞吐高并发计算框架远没有今日这般成熟，给这样高维变量的数据集建模，然后在计算机上模拟药品模型和受体蛋白的交互，是比较复杂也有相当挑战的。
厂里特意新成立了一个 R&D 部门专注于 ML-CADD。跨学科的背景加上对技术的痴迷，我很快就把这个部门做的风生水起。谁想职场却如那人间，有光有影，有阴有晴，有沉有浮。 过了几年，厂里高层风向变动。受到政治斗争打击最严重的当属各部门的创新力和坚守正直诚实的勇气。追逐名利和学术浮夸的氛围让我困惑，对事业的热爱当然还有不菲的薪水又让我继续坚持。
Sphere Bar 的服务生这时送来了酒水小食，Don Henley 从副歌的高亢中突然收了节奏，缓缓道来：
“Mirrors on the ceiling / The pink champagne on ice
And she said – We are all just prisoners here, of our own device”
人生的苦恼大多“烦在得失，苦在执着”。所谓纠结，就是当了囚徒，锁上铁窗的那个恰恰是你自己。
2010年余下的日子里，内耗愈演愈烈。我的部门有钱有权有人，不可避免的成为漩涡中心。每一天不是在争吵就是在为争吵做准备。辞职的念头开始一次次浮现，只是当时气盛不愿服输，不愿意拱手让出自己这几年的经营。事后看来，这种不理智其实已经把我挟裹在 downward spiral 之中，精神褴褛而不自知。
讨厌一个自己曾经深爱的人比爱上一个自己曾经讨厌的人要来的痛苦，职场也大致如此。
那个夏天，我请了长假，去 yacht club 学帆船也算是散心。在英国读书时是校队的 stroke oarsman，一直向往着有一天可以开着帆船在更广阔的水域里乘风航行。
一日中午在码头边的 clubhouse 吃饭，听见有人在后面喊：
“Hey young man, would you remove your hat?”
我回头看去，一个体格健壮的中年白人正指着我，我再四下看看，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戴着帽子。也许是被压抑了很久，我的怒火一下就上来了。
“Mind your own f**king business, dumbass”。我怼了回去。
中年人 flipped me off 但是按住了他身边明显准备站起身来的同行者。我则转身回到自己的桌前。
一位 club staff 在一旁目睹了前后，过了一会儿走过来和我小声说：”Sir, he didn’t mean no harm, it’s a tradition to remove your hat when you enter a sailor’s clubhouse. Though not required, it’s a sign of respect.”
我恍然大悟，开始有点后悔自己的鲁莽。 起身给那桌买了单，又多拿了一瓶酒走过去，说道： “I did not know about hats, my apology, this bottle and this table are both on me”。
中年人笑了笑，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坐。随后得知，中年人叫 T, 身边的三人都是他多年的帆船搭档，四人都是 Big Pharma 的老兵，现在自己创业。我们的共同语言一下就多了起来。T 是个豪爽的人，比我大一轮，收放有度，精明干练。交往起来很舒服。
在剩下的假期里，我几乎每天下午都和 T 一起在船上。我学会了如何在逆风的时候用 tacking 溯洄而上, 顺风的时候用 jibbing 不骄不躁，大浪的时候用 heaving-to 静观其变，狂风的时候需 reefing 暂避锋芒。更多的，我从 T 身上看到了一个水手的气质，冷静，坚韧，自信，值得信赖，不言放弃。
2011年夏天，T 打来电话喊我和他组队参加 Lake Ontario 300 Regatta。这是一段大约总行程600公里的比赛，会持续航行70 - 80小时左右。从 Mississauga 出发一路向东南，到纽约州的 Oswego 附近，然后往北到 Kingston 千岛湖，再往西南折返回 Niagara River，最后往北回到 Mississauga 出发点。一艘船通常四到六人，两人当值，两人待命，两人睡觉，交换轮替。
T 和我一组，因为他最有经验，我最菜鸟。一起聊天的时候了解到 T 他们的公司现在的业务细节，也谈到了对于 Biotech 行业未来的看法。我当时认为 Biotech 不缺科研力量，但是缺乏一个整合的数据服务框架允许这些公司在隐私法规和科研道德的指引下安全合法的获取，处理，共享他们的业务数据 – 这为我后来去法学院和这辈子都不能偿还的 sleeping debt 埋下了伏笔 – 这个数据服务框架，在得到医院和政府监管部门的 blessing 以后，就有可能做为一个盈利的可定制服务提供给任何需要数据或者愿意提供数据的科技企业。当时说的时候侃侃而谈，并没有看见若干年以后，这个数据服务框架确实成为了公司的 cash cow，而且也有了可观的社会效益。
T 问起我的近况，我摇摇头。当时我刚刚做了从厂里辞职的决定。只是还没有想好下一步，所以并没有多说。我最终还是不能和自己妥协为了工作而工作。性格决定了轨迹，于我来说，在工作中 integrity and grand purpose 是底线，身外物皆可放弃，重新来过亦不足惜。
赛程中一天夜航遇上暴风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风声很大，半米开外听不见人说话，完全靠手势默契合作。我们紧张地变换着帆船的方向，调整风帆高度和角度，尽量减少风浪的冲击。穿过一个大浪的时候，船头猛地被掀起，在内舱休息的船员被甩了出来，T 正在船边配重，一下就被掀下了船，随即被浪头拍出去。我不确定 T 在落水的时候是否受伤，立刻按响 MOB 警报去提醒其他的船员降帆减速，然后拉起 life ring，飞身就跳进水里。就算我深喑水性，在入水的瞬间还是有一些本能的惊慌。在几分钟之后看见 T 救生衣上的发光浮标之后，我才定了神，向他游了过去并把 life ring 勾在他的救生衣上。这时其他的船员已经做了 williamson turn，把船勉强靠过来，放下了悬梯。
暴风雨在下半夜过去， T 和我像两条咸鱼一样筋疲力尽地躺在甲板上。安大略湖撤回了它的愤怒，水波微澜，尽是温柔。帆船平稳的向下一个标地行进，偶尔惊起成行的水鸟，在月光下像剪影一般从船前掠过。满天繁星，淡云疏月，银河流淌在深蓝色的天空，像要把这星辰全都抖落在尘世之间。宏大之气象，足以把一切世俗里的纷争和纠结都碾成粉末，让人可以专注地品味漂在远方的未知和希望。
“Look at the Milky Way, how magnificent! Buddy you are a decent man with the right skills, why don’t you join my company and let’s do some greater good?” T 扭头看着我。
“I will take this journey with you.” 我回答道。
我和 T 和他的朋友们 2010 年第一次在 clubhouse 遇见的那天，谁都没有想到从一见如故到彼此携行，从 King St. 上的一间小楼到拥有可以容纳数百人的办公室和 UK / HK 两处 overseas operation，从 A 轮融资 到 C 轮，我们一起走过了这10年。面对商场上的 heavy weather and tough water，初心在怀，从容沉浮。
时间已是 UK 的午夜，饮尽了杯中的酒，Sphere Bar 里依旧身影摇曳。因为时差，我并无睡意，于是又回到了5号航站楼。面向窗外的位置已经被夜宿机场的旅客占满了。隐约传来的鼾声衬托着航站楼的安静。我选了一处灯光明亮的 seating area ，那里稀疏坐了一些还没有入睡的人。
我左边斜对面是一个中年往后的犹太男人，60岁上下，戴着眼镜，穿着起了褶皱的西服，鼻尖和捧着的报纸几乎在亲密接触；右边斜对面是一对情侣或者夫妻，40左右的白人，穿着上打量不似富裕人家，看起来面容疲倦，两人脚边堆的行李有明显新近留下的磨损，上面挂的几家航司的标签还没有撕干净，应该是经此转机，之前已经去了不少地方；和我一排的右边是一个单身出行的白人女士，30多岁的模样，马尾用一支发夹干净利落地挽在头顶，小巧的鼻梁很适合那张略施粉黛的脸，眼神随意落在窗外，表情有一些茫然。她身边只带了随身的挎包，多半应该不是出远门。
对我而言，在这样不嘈杂且开放的环境里读书远胜过小小的酒店房间，于是拿出了随身带的 《Nothing But the Truth》，开始读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