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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你的‘上线’



　　韦夫和我乡党老吕的“合作”珠联璧合，完美无缺，极可能名垂千秋。现在，韦夫的天外之音刚刚飘然而去，老吕又不期迎来了另一个合作伙伴，他就是老吕在南京从事地下工作时的“上线”人物金深水。金深水找到老吕的那一天，我恰巧与老吕在一起，在他孑然一身的家里，时间是中午过后。我记得，他开始叩门的声音很轻，以至开始我们听好久也吃不准是不是在敲我们的门。那声音很缥缈，很不真实，也许更像是记忆中的声音，或者是在敲旁人的门。后来有一声敲得似乎有些绝望的用力，我们终于听清楚是在敲我们的门，便去开门
，看见一位银发老人，穿一套毕挺的西服，头上戴一项黑色的礼帽，手上还握着根漆亮的拐杖，跟电影中的人物似的，有种我陌生的风度。老吕的门大概从来没被这样的人敲开过，不问来人是不是找他，反倒问我是不是找我的。我说怎么可能呢，便问来人找谁。

　　他伸手一指，笑道：“找他。”指的是老吕。

　　老吕纳闷地看看他：“你是谁？找我什么事？”

　　那人爽朗地大笑道：“狗日的，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你的‘上线’！”

　　这真正是一次久别的重逢，前后相隔40余年。两人相认后，是如何兴奋激动，然后又是如何重温旧事，诸如此类，此处不表，我只想尽快转入正题。正题是什么？是半个月后，老吕突然从江苏给我打来电话，说如果我想听金深水的故事，就立即动身去福州，金深水将乘明日上午的飞机去福州，希望我最好马上出发，先他到达福州，到机去场接他，并陪同他去找一个人。听得我云里雾里的。不过，后来我总算弄明白了，原来老吕此次回来(不知从何而来)是想寻找一个人。老吕知道，这个人现在是在苏北某地，所以几天前两人就赶去那里，但到那里后才得知，那人其实在千里之外的福州。于是，两人决定马上再去福州，但老吕却临时被总部首长召见，要立即赶往北京。分身无术，老吕才想到我，决定给我“这个机会”。事实上，他们在去江苏时，我就怀着“听故事”的目的，想跟他们去。但老吕似乎看透了我心思，悄悄地走了，没我的份。想不到，峰回路转，机会又来了。

　　我当晚就飞到福州，没有进城，直接住在机场，等着接老金。第二天上午11点钟，老金如期而来，然后我们连宾馆都没找，老金就急匆匆地照着地址去找人了。

　　是一个中年妇女，我们找到她时，她一个人在家，刚吃过午饭，正准备午休。她是个现役军人，穿着军装，但说话温文而雅，对人客客气气，并不像一个军人。我敢说，她一定做梦也想不到，这个下午，我带来的这位神秘的银发老人，金深水，会跟她讲起这么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这故事讲的是她母亲的事情，也是701行动局早期的一些事情。顺便提一下，故事中有老吕的“身影”，只是故事中的老吕并不叫老吕，叫什么？大家不妨猜一下——

我叫金深水


　　我叫金深水。

　　我从美国来。

　　我是你母亲的战友。


　　我说的是你亲生母亲，不是你家乡那个母亲。你觉得我说的很荒唐是不？是的，这是我想得到的，我今天才从你家乡来，我知道他们什么也没跟你说。他们不跟你说也许是为了爱护你，也许是想等我来说，不过我到今天才出现，他们已不准许我说了。这次我去你老家，会见了你现在的父母，临别时他们再三要求我别来找你。我理解他们心情，确实事情到今天再来提起实在是晚了，你接受不了，他们也接受不了。也许我要早来30年，20年，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愿望。可我迟迟不来，他们一定以为我死了，所以就打消了失去你的思想准备。但我还是来了，我为什么至今才来，这本身就是个故事。这是后话，现在我不想说。

　　刚才我说了他们--你现在的父母--叫我别来找你，我甚至都答应了，可我还是来了。我不尊重他们，并不是有意要伤害他们，我是决计要告诉你的，告诉你事实真相是我一直的愿望，也是你母亲--我不得不说明是你亲生母亲--的愿望。我知道，在今天，在你自己都已经做了母亲的年纪里，我，一个你平素未闻的人，突然跟你提起什么亲生父母，你一定不会相信的。你相信自己的记忆和感情，你的记忆和感情在忠实地告诉你，你现在的父母就是你亲生父母，你相信他们就像相信自己手上的一颗黑痣。

　　但我要告诉你，一个人对自己的出生是没有记忆的，也请你相信我的忠实。你可以看得出我已经很老，我现在随便到哪一天就要80或者81岁了，死亡对我来说是转眼之间的事。你看，这满把皱褶的老脸，还有这手杖，这样一个老人，生活是真空的，他扳着手指计算着末日的到来，同时要扪心自问一下：什么事情你应该在生前把它完成，否则死不眠目啊。好，就这样，我想到了你，想到了你母亲，想到了让你知道事实真相就是我此生此世该做的最后一件事。这件事我必须做，因为能做这件事的人这世上也许只有我一个人，我是这世上唯一掌握你秘密的人，包括你现在父母，他们对你身世也是一知半解的，譬如说你真正父母到底是谁，这问题要他们是回答不了的。他们能告诉你的无非是多少前，我，一个国民党上校军官，在怎样一个夜晚，怎样将你委托给他们，他们又是怎样把你带回那个小镇，怎样抚养你等等，而背后的很多真情他们是不知晓的……

　　是的，我是个地下工作者，而且藏得很深，在国民党心腹机关：保密局。我叫金深水，我刚说过的，这名字在大陆几乎是默默无闻的，也许在某个党史馆里的某一册子上会有一定记载，仅此而已吧。但在台湾，在台北，在国民党军队里，这名字一度发出过铿锵的声音，就像总统府的一块玻璃被砸碎似的引人注目又令人不安。看不出来？嘿，一个特务让你随便一眼看出来还了得，还叫什么特务？不要说你，就是你现在的母亲，她跟随我那么多年，我几乎就在她眼皮底下工作着，她都不知晓我的秘密身份，这次我向她说起，她简直不相信。

　　是啊是啊，我早就认识她--你现在的母亲，她是我一个远房姨娘的女儿，四十年前，因为逃婚离家出走，找到了我。当时我在杭州警官学校(戴笠的人材基地)当教官，而且刚做父亲，家里正少人手，我就把她留在家里，以后一直跟着我，帮我带孩子，做家务，直到1949年3月9日晚上。啊，你看，我记得多清楚，就是那天晚上，我把你从监狱里偷出来的，交给我表妹──你现在的母亲；就是那天晚上，我表妹离开了我，一只手抱着你，另一只手抱着她自己一岁多一点的儿子。那时候，你才4个多月，不可能有记忆的。

　　唉，那天晚上，天也像现在一样下着雨，你被我装在一个旅行袋里拎回家，一路上我鬼鬼祟祟的，像是拎着一袋偷来的脏物，害怕你随时的啼哭把我出卖。你倒是好，始终没哭一声，我几乎一路都在感激你的沉默。可到家一看，才发现真是可怕啊，你知道怎么了？原来我把拉链拉得死紧，中途又没给你透气，你差点就给我闷死在里面。幸亏天在下雨，雨水淋湿了布袋，总算有些水气透露进去，要不我这辈子都要向你母亲忏悔。你不知道，你母亲为生下你把她一切全都抵上了。

　　就是那天晚上，刽子手毛人凤下令杀害了你母亲--亲生母亲。1949年3月9日，这个日子，我说你可一定要记住，那是你母亲遇难的日子，过去的几十年，我每年都要在这个日子纪念你母亲，以后该由你来纪念了。也许我会很快地老死，那么请你记住这个日子就更加必要了。

鸽子已打入厢房


　　好，我必须控制老年人东拉西扯的习惯，赶紧讲讲你母亲的故事。说真的，我已记不太清我第一次是怎么听人家说起你母亲的，好像是在理发店，我的联络员，一个一只脚有点瘸的老头子，是个苏北人，没有家小，只有一个哑巴徒弟，他开着一爿理发店，却是我们传递情报的站地。有一天，我去理发室，和往常一样，我以老客人的身份和他寒喧，闲扯中夹杂着理想的暗语，问他近来生意如何。他以一种我期望的声腔喜滋滋地答复我：


　　“啊长官，我真是有福气，最近我又有了一位像你样的客人，一位有身价的人，他认准我手艺，常找我来理发。”

　　我立刻明白，他在告诉我：我们又多了一位同志！

　　我说：“恭喜你啊。”

　　他说：“哪里哪里，要恭喜的是您啊长官，听说您又添了薪，是高升了吧？”

　　这就是说：这位同志很可能将直接与我发生联系。我马上感到了体内燃烧的热烈。从理发店回家，我几乎紧急地取出了老头在替我洗头时塞入我衣袋的纸片，是半张32开的信笺，上面这样写道：

　　鸽子(女)已打入厢房，近日可望一见，接头暗语：鸽子向你打听她老乡--一位你处姓秦的参谋，你如实回答即可。握手。老A。47年5月7日。

　　厢房指的是国民党保密局。说真的，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这一天既没有预兆，也没有暗示，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平常的，然而却是我多年梦想实现的日子。这个日子太伟大了，有一种神灵降临的奇妙，我既觉得难以相信的困惑，又感到不能不信的快活。现在我知道了什么叫幸福，就是你梦想的东西在你意想不到甚至没有意想的时刻出现，那就叫幸福。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也是深刻的，就像一把刀子在你骨头上刻画一个象形文字一样的使你身心癫狂，瞬间的感受成为你绵延的记忆长河中一个闪光点，永远光芒四射，鲜活如初。

　　也许首先我该让你明白我当时的处境，那样你就会理解我当时的心情。我不知道你对国民党保密局的历史，包括它“地下组织”的历史了解多少，是不是要我谈一点？好，我简单介绍一下：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秘密特务机构，负责暗杀、收集情报、通讯等任务，初创于1932年春天南京，开始名称叫“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后来一再发展扩大，改名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总部设在重庆，下属各省市均有站区，组织庞大，声势吓人，权力至高。特务头子戴笠一直为该机构头领，以阴险毒辣著称，深得蒋介石青睐，在他统治下，军统势力一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946年10月，戴笠丧生不久，军统局整编为国防部保密局，简称保密局，总部由重庆迁至南京，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任局长，毛人凤屈居为副局长。一年后郑被毛挤走，毛升任局长。

　　这机构素来是蒋喜欢的一只黑手，也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死敌，我们先后有不少组织遭他们破坏，许多同志惨遭杀害，包括著名的吉鸿昌将军、邓演达、张露萍等我党领导。一年春天，从南方的竹林里出来了一个骑马的人，满脸胡子和深刻的皱纹，穿着油亮的对襟衫，腰上别着一把枪--人们是这么传说的。他名叫张蔚林，曾经是一个乡绅的保长，就是这个人，首先结束了军统没有“地下”的局面，成为我党第一位深入军统内部的地下工作者。我已经忘了他是怎么认识我并且发展我成为他同志的，我总觉得他身上有点儿梦一样的气氛，现在想来仍有这种感觉。在我的记忆中，他有一张夸张的阴郁的脸，看起来有点阴险，却十分亲切--这大概就是梦的效应吧。我知道，他曾在江西红区工作多年，在那里脱掉了他油亮的对襟衫加入共产党，后转入秘密战线，先为杭州国民警官学校电训班八期学员，毕业后打入军统，在电讯处总台工作。这个人要叫戴笠羞耻的，仅仅几年时间，也许是三年，他先后发展了我、杨恍、冯伟庆、安运、赵力等六人成为他同志，并且至死不渝。那几年，我党在军统心腹的地下工作十分得力，军统的诸多声音回荡在延安的上空，成为我军克敌制胜的秘密武器。回忆这些总让我感到无比的激动和幸福，我在你母亲的故事里几乎动感情地插入张蔚林的故事，请你不要介意，因为他是首创军统“地下史”的奠基人，不提及他是不公平的。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仍然觉得他的意义是无穷的。

　　但是谁也想不到，1941年春天，张蔚林因工作上一个小小失误而暴露身份，借此戴笠在军统进行彻底搜查，一一考究，人人过关，结果张蔚林发展的杨恍等五位同志全部被捕(四年后被杀)。当时我已离开军统总部，在下属的杭州警官学校当教官，上帝让我避开了这次大搜查，成为唯一的漏网者幸存下来。后来我在警校秘密招收共产党的学生，希望他们毕业能够再次打进军统总部，把尖刀再次插入敌人心脏。但“张蔚林事件”后，戴笠这只老狐狸戒心尖深，用人慎之又慎，非亲信不用，我们同志一个也插不进去，相当一段时间，军统内部没有“地下”，没有我们一条内线。

　　　1945年秋天，组织上命令我重返军统。这似乎是个不得已的措施，因为当时我在警校已爬到训练处长的高座，并且可望再爬，舍此求彼，决非上策。谁都知道我在警校的意义是深远的，只要我在那里，国民警校每年都将有共产党的学员入校、毕业，新鲜血液源源不断。但军统无地下的局面非破不可，而当时进军统希望较大的好像只有我，这种情况下也只有采取不是好办法的办法了。不久，我因在警校“树敌太多”--我故意造成呆不下去的僵局--而被戴笠召回军统，任情报二处上校副处长。戴笠对我这个同乡的“忠心”从来也不晓得怀疑一下，也许算得上是他少有的失算之一吧。

　　46年秋天，戴笠丧生不久，军统迁至南京。不知为什么，当时组织上未能及时与我取得联系，加上初来乍到，人生地疏，一时间我的工作几乎陷入绝境，唯一使我感到温暖，感到组织的一束阳光的只剩下我的联络员，就是那个理发店老头。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工作着，强烈地感到孤独，窒息，乏力。我需要同志，需要一个实在的组织，我企盼着，想念着，然而我想念的东西仿佛都在远处，在一块玻璃的另一边。也许你会说，我应该自己发展同志，自己开创一方天地，像张蔚林一样。说起这个我就感到惭愧，因为我太缺少张蔚林的英才雄略和非凡的胆识，和梦一般的组织才能，我是一只手，需要放置在一个身体上才能发挥作用。我在一幢沉重的八角楼里长大的，十岁还不敢独个人上街，害怕黑暗，常常把风的声音幻听成狼的呜咽。我忠诚、老实、细心、具有常人没有的忍耐性，也许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哨兵、秘书、副手，但让我来指挥甚至组建一支队伍那是困难的，因为我的手在悬空时缺乏活力。正是在那段时候，我强烈地感到了自己性格上的缺陷，我现在能这么清醒地剖析自己正是因为当时的经历让我痛苦地认识了自己。生活总是不断地帮你认清自己。每当我相起这段岁月时，我总觉得羞愧，这是我这辈子里最最暗淡而难堪的岁月。也许我可以用当时环境恶劣的事实来开脱自己，原谅自己，但我不需要原谅，我需要惩罚，咒骂，因为我让延安失望了。我对延安的忠诚，我的信念，我的理想，都使我失去了原谅自己的良心和理由。我恨自己！起码恨自己那段暗淡的岁月。

　　你可以想象，那时候我是多么需要同志配合，或者让我配合他。我知道，我这只手只要有支撑点还是十分灵巧而有力的，我是一个上校军衔的副处长，我手头的油水足能养活成千上万的革命同胞。然而现在它在我手里发臭、霉烂，不可驱散的毒气吞噬我们同志，也吞噬了我。我心急如焚，我望眼欲穿，我成了一只困兽，在可怕的焦渴中捱时度日，白天我坐在死气沉沉的办公室里，翻阅无穷无尽的报纸，徒然地寻找着一句想念中的暗语，又把一个个黑夜消耗在对遥远亲人的玄想之中。理发店作为我当时唯一的关系，我没有节制地去了又去，把头发理了又理，总以为剪子剪去我头发的同时也将一刀剪掉我当前晦暗的岁月。就这样，在困苦中度过了无数个延长了的白天和夜晚，最后终于盼来了你母亲--鸽子。

　　鸽子，你母亲的地下工作代号，像我叫牛头一样。

保密局的周末舞会


　　我和你母亲第一次接头是在保密局的一个周末舞会上。

　　谁都知道，戴笠在军统曾有过一个基督徒的规定：战争时期禁止结婚。然而这规定不是禁欲主义的，军统的舞会每周开放，而且绚丽多姿。人们说，伊丽莎白在军统的舞场上同样会受到多面夹攻，那里的人个个色胆包天，厚颜无耻，善乐于争风吃醋。他们把枪藏在裤袋里谈情说爱，像所有光棍男人一样，热情洋溢，求胜心切。他们用惯常的花言巧语撩人心
魂，有时也使用一点职业伎俩，譬如说穷追不舍，不择手段。女人很少在他们面前坚贞不屈，女人总是有些轻薄，或者说软弱。他们把攻占的山头一个个带回自己散发着死亡和恐怖气息的寓所，把枪压在枕头下欢度良宵，早晨醒来他们收起夜里的一切甜蜜和情爱，开始盘算另一出阴谋：杀人的阴谋。戴笠把这帮走狗训教得服服贴贴，忠心耿耿，无疑是他的高明。戴笠葬身后，尽管人走茶凉，但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故有的传统，男人照样不要结婚，舞会照样绚丽多彩。

　　那天晚上我几乎有种预感，老早就去舞厅，因为去得早，我拣到一个理想的座位，我妻子嫌它太显眼，想换个偏一些的位置，被我拒绝了，我想今晚我就要显眼得让谁都看得见。我妻子不理解我，但这不影响她听我，这大概就是一个地下工作者最好的妻子。我妻子是个宁静的雅安人(四川雅安)，有一头雅安人应有的乌发和一张白脸。据说雅安的姑娘以温良和美德著称，受了气只会哭，柔弱似水--但也不见得，我在“汪精卫时期”曾在武汉碰到过一个雅安少女，才17岁，是个接线员，她给我印象是在漂泊的乌篷船里长大的，有一种船上女人特有的风骚劲。当然我妻子是温良的，柔弱的，当初张蔚林跟我妻子一面之交后就告诫我，不能发展她做同志，理由是她目光充满的“顺从意识”(不是反抗意识)。她一直不知道我的隐秘身份，然而延安知道，她曾帮我们做过多少好事。

　　和往常一样，舞会总是弥漫着强烈的世俗气，女人个个脂颜粉面，矫揉做作，妖里妖气，男人一个比一个慷慨大方，能说会道，像煞绅士。在一曲曲音乐声中，我将舞池里所有脂面粉脸一一窥视，一张放大的苹果脸引起了我注意，因为她几次旋转着看我，目光亲切温暖。我几次想象她向我走来，坐在我对面椅子上和我秘密攀谈。后来，我发现她目光一下子变得淫荡，虽然就那么一下，那么一瞬间，但已叫我恶心透顶，好像吃苹果一口咬出了一条绵绵蛆虫。上帝知道，我需要的不是肉体艳遇，而是理想的“艳遇”--请允许我这样牵强地说。是，那可能是个妓女，在军统的舞场上，这样的女人好似饭桌上的苍蝇一样，稍不注意就会停落在你碗沿上。

　　好，我要尽可能讲得简单明了，舞会中途休场时，我去厕所方便，回来时我发现自己的座位上坐着一位姑娘，很年轻，很出众，穿一套白色的长裙，在霓虹灯下，耀眼得令人眩目。她正跟我妻子交谈着，我走过去，她抬头看我一眼，掉头问我妻子：

　　“这是您先生？”声音有点嗲。

　　我妻子点点头，很矜持的。她很快站起来，让我坐，也许还说了一句客套话。

　　我说：“没关系，我在抽烟，想站一会，你坐。”

　　她又坐下去，给我妻子看她黄灿灿的金表。我妻子懒懒地看，已经有点看得出的不耐烦。这时我好奇的目光透过烟雾，向她瞥去，开始我觉得她生得简单，只能说有一张漂亮的脸蛋罢了。我对漂亮的女人向来不太有好感，也许是出于一种妒嫉心理，也许是由于经验的教唆。我相信漂亮在女人身上就像武器在男人手里，总有一天会被他们使用，“恶毒地使用”--这是我们家乡的一句话，你应该听说过。

　　但很快我就发现，这个人的脸上同样有种梦的气息，漂亮仅仅是停留在表面的认识，非但不深刻，也许还是错误的。有那么一会儿，我看到了她的眼睛，就像看见风一样的看到了她的目光，同时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大片宁静得几乎是抽象的草原，和一条清明的小河，河水里波动着鹅黄的阳光。我知道，这都是我关于家乡的诗情的记忆，它们经常出现在我感受斯特劳斯恬美音乐的心灵里，现在它为一种目光所唤醒，我感到热烈，感到身体里有种东西在吝啬地燃烧。我贪婪地窥视着她，希望领会她外表的真正含义。

　　不久，我似乎又有新的发现，我觉得眼前的这个女人--漂亮女人，不像我开初看到的简单无趣，而是神秘的，复杂的，要看透她几乎需要对她面部进行分割地看。在她脸上，有两样东西十分醒目：一双眼睛和一对酒涡。当你重视她下半张脸时，那对甜蜜而快活的酒涡就会使你看到一张漂亮的脸蛋，亲切、可爱代表了她，她成了一个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少女，外表热烈，内心简单，也许稍有钱财的男人都能得到她的爱。然而，当你目光渐渐上移，凝视她的双眸，久久地凝视，你就会困惑地发现，一种智慧--成年人的智慧--正在她脸上稍稍地增长，冷静、深邃成了她全部，无聊的男人将为此懊丧，因为他们害怕智慧的考验。从这张面孔上，我看到了两个有明显差距的世界，一个带着戏谑和放纵表达着她情感，另一个却在压抑地呻吟，压抑和孤寂使她变得敏感、多疑，留下了忧郁、感伤的印记。当我把这两个世界融会贯通，我就觉得她神情之中流露出来的是一种高雅的风流，一种凝重的娇态，不是初发的娇态。这时候，我几乎渴望她掉头来向我打听她老乡，因为我已承认她是特殊的。我希望她就是“鸽子”。

　　突然，她装得像刚记起什么来似的，转过身来，同时换了眼神的这样问我：

　　“上校，我想打问一下，你们二处是不是有个桂林人，姓秦，他可是我老乡呢。”

　　天哪，果然如此！

　　我极力掩饰住内心的狂喜，平淡地告诉她，是有个姓秦的人，叫秦时光，系中校参谋。这个人注定要成为我们的牺牲品。他当时也在舞会上，我以一个抽象的阿拉伯数字出卖了这条前途黑暗的走狗。

　　又一曲舞起时，我注意到姓秦的好似一只饥饿的苍蝇，始终回绕在你母亲身边，脸上堆满夸张的微笑。我可以想象，你母亲刚才一定是在他身旁故意夹杂出一两句混浊的桂林话，他便发现新大陆似的，迫不及待地迎上去。这个从桂林乡下出来的穷小子，一个臭皮匠的儿子，我深悉他虚荣又贪婪的本性，有人恶毒地攻击他，说他眯起的双眼--他生有一双眯亮的鼠眼--从来只为上司和女人发光。我想这种评价除了有点夸张之外，更多的是贴切。他确实是这样的人，不可怕，但可恶。我不知他是怎么混入军统并且一再受到关怀，始终滞留在总部“吃香喝辣”，有人想赶也赶不下去。在同事间，他虚伪又媚俗的为人已使人讨厌，然而他自己并不讨厌。一个没有多少真本事又缺乏家族荣誉的人，能够在一群魔鬼中偷生，凭靠的就是“虚伪和媚俗”这两根拐杖。

　　后来，我故意和他打招呼，把他喊过来。我知道，这样他一定会炫耀地把你母亲带过来介绍给我，同时也一定会讨好地请我妻子跳舞。然后我便毫不犹豫地牵起你母亲的手，与她一道旋入幽暗的舞池。分手时，我的右手已从你母亲潮湿的左手里接回一张纸条，我把这只庄严的手伸进口袋，掏出来一块擦嘴的手帕，一举一动都是人皆有之的，但却贯穿了深刻的内容。我们的配合一开始就显得惊人的默契。

　　那天晚上天上有一轮银制的明月--我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月光像水样铺开在大街上，房屋的墙沿上，城市显得格外宽敞。回到家里，走进书房，我发现，月光早在这里静静恭候我，我的出现使它微微颤动了一下，好像它是水做的。但即使是水我也没感到凉意，我只觉得宁静，而且这种宁静几乎是完整的，我甚至都不愿打破它，就在月光下细阅了你母亲给我的纸条。内容有二：

　　1、请我尽快弄清一号监狱新址(我知道)，和关押在内的张世雄等同志行刑的具体或者可能的时间及地点；

　　2、三天后参加“红楼会议”。

红楼会议

　　第二次见面就在三天后的“红楼会议”上。 　　红楼会议其实没有在一幢红楼里，而是在一辆白底红字的救护车上。我至南京以来还从未参加过什么会议，三天来，我把这个会议的地点、人员琢磨又琢磨（琢磨不出名堂），到时间我几乎迫不及待然而又有点犹豫地向大慧胡同去：在那里将有人带我赴会。八点半钟，一辆呼啸而来的救护车突然刹在我身边，有人打开后门将我紧急地拉扯进去。起初我还以为是出事了，车上躺着一位伤员，头上缠着一头血湿的绷带，只露出一双晶晶黑眼和一口唇红的嘴巴。但车子刚开动，那人却轻巧地坐起来，用目光向我亲切致意，并伸出玉手跟我握手。这时我才看出“伤员”正是你母亲。 　　作为我至南京以来参加的第一个会议，我记得真切，会议有六位成员，包括驾驶员，我是最后一个到会的，我上车后，他们跟我一一握手，但并不自我介绍。我注意到，他们都是我不熟悉的，包括你母亲，缠一头绷带也让我陌生。车子驶出黑暗的胡同时，你母亲想把下巴上的绷带扯下来，有人却说： 　　“别扯！” 　　这个人就是会议的主持人，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说话有点北方口音。他自称是老Ａ，让我好一阵激动。我知道，老Ａ就是我们当时在南京地下组织的头脑，从中央下来，是一名中央委员。在这么一个小会上见到他，我很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不过后来我知道这个老Ａ并不是真正的老Ａ，而是代表老Ａ的老Ａ，这种老Ａ我想当时在南京也许有两个，三个，甚至更多。 　　会上，老Ａ首先明确，红楼小组从此成立，今后将不定期聚会。这个消息很鼓舞我，我有一种投入组织怀抱的温暖感。然后他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国民党已再度挑起内战，“战争的风雨一时也许停不了”，要我们做好长期埋伏的准备，“打持久战”。在布置任务时，他说以后工作重心要转入收集军事情报和在工人中组织武装队伍这两个方面。 　　我左边突然有人插嘴说：“那以后学生运动是不是不搞了？” 　　我不记得老Ａ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也许没有回答。提这个问题的是个青年，书生模样，但性子似乎有点急，提问的方式也不机智，几乎马上让我猜到是个学生。他的眉角有一块猪肝色的红记，这对他做地下工作似乎不大有利。后来，年底的会上我就没见到他，听说是被捕了，不久我又听到他被杀的消息。他是我们小组上最年轻的同志，却是最早遇难的。 一个暗号叫“红胡子”的山东人是我们几人间年纪最大的，也许有五十多岁，额梢上有一撮下滴的白发，暗示出他古怪的性格。我和他在那天会上闹了点不愉快，但起因记不清了，也许是为营救张世雄等人观点上有分歧吧。他后来很快离开了我们，据说是去了上海，也可能是无锡。坦率说，我不大喜欢这个人，他身上我觉得有种莫名其妙的傲慢和怨气。 还有一位同志当时坐在我右侧，是个魁伟的人，二十五、六岁，长着一头神秘的红头发，也许是染的，我不清楚。他乔装车上医务人员，穿着白大褂，并且有一个医生的暗号，叫“一把刀”。他在那天会上几乎没说一句话，以沉默而为我注目。很不幸，他几乎就在南京快解放的前几天里暴露了身份，在拒捕中被乱枪打死。 　　现在我又看见了你母亲，她坐在单架上，在我们中央，穿一身坚硬的黑色使她显得凶冷、离群，而头上的绷带我刚才说过使她显得圣洁，所以总观起来，她那天身上有一种圣洁的冷漠和敌意。她一直缄默不语，我以为她今天不打算发言了，但车子从郊外回来的路上，也就是会议的最后十几分钟里，她突然说：“我挨到最后讲，是想多讲几句。” 　　就这样，她开口了，语调、言辞跟三天前舞会上的那种小姐作派截然不同，变得坚定、激烈、热气腾腾，具有演讲的气派。她说着说着，就毫不犹豫地扯下了下巴上的绷带，好像没人不准她扯似的。这个动作我可以说是她性格的一次暴光，我正是由此开始意识到舞会上的聪明的，优雅的，温情脉脉的小姐绝不是你母亲的全部，她身上蕴藏着火热的一触即发的激情和为激情驱使下什么事都敢为的大胆和不羁。用句圣经上话说(我太太后来变成个基督徒)，她是一个“炽热的金的姑娘”，“柔软的银的姑娘”只是停留在她表面的形式。作为她的战友，我将不断目睹到她“炽热的金的”一面，而那些刽子手，也许会迷醉于她“柔软的银的”表面。 　　她果然说了不少，也许比我们五个人加起来还要多。我现在已记不得她讲的很多，只记得一件和我有关的事－－她谈到，她目前的处境很不适合她开展工作，“我现在身边的人都是一群胡蝶迷，你就是把她们脑壳炸开了也搞不到一丝情报。”你母亲这样夸张地说。事实也是这样，当时你母亲虽则是打入了国民党心腹机关，但在心腹机关里，她又处于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上，在通讯站，每天就是收发电报，电报都是密报，天书似的，没人看得懂。我以前在电讯处时曾常常去那里行事，我很熟悉那方天地，那里的人，正如你母亲说的，都是一帮崇尚时髦追求浪漫的洋小姐，每天带着化妆品上班，利用工作间歇谈论时装、美容、明星、舞会，津津乐道于已经流逝了的或者正在进行的甚至未来的种种浪漫和甜蜜。她们就像魔术师一样，在一种不真实的前提下把生活翻来复去，却从不厌倦；她们站在舞台上，用青春编演各种节目，渴望掌声响起来，渴望白马王子，渴望青春永驻，至于剧院外面在干什么，她们会不耐烦地说：管那干什么！ 　　置身这群缺乏敌意甚至缺乏敌意想象的女人中间，你母亲一定感到了无聊的孤寂和作为一个局外人的焦躁，所以她要求离开那里，去更有价值的处室，希望组织上给她提供条件和机会。我记得清楚，她当时还说了这样一句话： 　　“与其把刀子插在无关痛痒的腋窝窝里，还不如不要这把刀子，因为这样的话这把刀子只能给自己增加风险，并不能对敌人构成威胁。既是刀子，就应该把它插在敌人心脏上，心脏的心脏上！” 　　这个说法马上得到了老Ａ的赞赏，他把你母亲的要求(去更有价值的处室)作为一个任务交给我。我嘴上答应下来，但心里头明白这不是件容易事，我很可能完成不了。 　　散会前，我们为自己炽热的信念所驱使，大家围成一圈，伸出十二只虔诚的手叠在一起，齐声高喊： 　　“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


插到敌人的心脏机构中去


　　分析一下保密局当时的形势就不难想象，要完成老A或者说代表老A的那个老A交给我的任务：帮你母亲打入保密局的心腹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之所以答应下来，不是因为我有条件完成，而是无理由拒绝。我们甚至连死都无法拒绝，还有什么可以拒绝的？保密局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1946年10月，保密局迁至南京之初，由于国民党内部反蒋和军统局内部反戴势力的作用，戴笠的亲信毛人凤并没有当上局长，局长的宝座上坐的是郑介民，毛人凤只当了个副局长。但毛凭着蒋对他的信任和保密局内部浙江派雄厚的势力，并没有把郑放在眼
里。郑觉察到毛的威胁，一度扩张自身势力，很快保密局形成了两大派别，即毛的浙江派，和郑的广东派。郑、毛两人貌合神离，明争暗斗，互相结帮，又互相拆台。这时候，他们用人治人都讲究亲信嫡系，一个两边不沾、没有自己主子的人想进保密局核心机关，无疑有很大难度。我旁敲侧击试探一下，几乎连希望的影子都看不到。

　　在又一次舞会上，我把我的看法和难度告诉你母亲，你母亲一言不语，心事重重的，好像陷入了某种不愉快的沉思之中，脸上有一种凝固的受苦难的表情。但她也许意识到自己这个样子在一群怒放的鲜花中有些失态，端起桌上的一杯甜酒，一饮而尽，接着咯咯大笑起来，就像一朵恶毒开放的虞美人，妖艳又性感，一下把她刚才的失态淹没在笑声中。我身体几乎马上有种被目光烫伤的不安感，因为我看见一道雪亮的目光向我刺来，那是你母亲老乡秦时光妒嫉的目光。当时他正跟我妻子在跳舞，但你母亲的笑声惊扰了他，没等曲终，就走出舞池，朝我们走来。

　　你母亲说：“也许我得好好使使这把刀(指秦时光)，他爱上我了。”

　　我说：“他是毛人凤的一条狗，当心激怒他咬你。”

　　“不会的，”你母亲说，“他在做梦，一只狗正在做梦呢。”说着又咯咯笑起来。

　　秦时光过来问我们在笑什么，你母亲笑着说：“我们在说一只狗做梦的笑话，哦，老乡，你应该想办法帮我弄到这样一只狗，它从不咬人，也不叫，整天躺在屋檐下的走廊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做着一个个美梦，从不站起来一下。因为从来不站起来，一只燕子就在它温暖的胸脯上筑起了窝。”

　　秦故作地说：“这样一条狗，需要有人打断它三条腿，弄瞎一只眼睛，还要把它的舌头割了，牙齿拨了。”

　　我妻子说：“那太残忍了。”

　　你母亲说：“不，我就要这样一条狗。”

　　大约一个月后，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和你母亲有一次重要约会，是在郊外一座被当地人用各种各样传说编造起来的神山上，整座山好似一枚巨大的马蹄形印章，人们说这是玉皇大帝掉在人间的一枚天印，故名天印山。三百年前，一位道士曾想在山上营造自己不朽的法场，但石砌的庙宇刚刚落成，一夜间便倾塌为一堆废墟。那天我们看到一顶破旧的尖塔和一个房屋的地基，这便是不朽的法场消失的最后一个象征。我们在历史的石阶上坐下来，头上顶着下午三点钟的灼热的太阳，周围是一片六月的芜杂的茅草，空气间弥漫着泥土的气息和野草的花香。在我们目极之处，城市散漫地座落在山水的环抱之中，不伦不类，龌龌龊龊，犹如一桌子狼藉的杯盘。

　　我已记不得那天以前的一个月来曾经发生过什么，也许什么也没有发生。有些时间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而有些时间又可能什么都会发生，那天下午就是这样一个时间，似乎什么都发生了，起码什么都可能要发生了。

　　你知道，由于郑、毛两人的矛盾关系，我简直想不出任何办法完成老A交给我的任务，将你母亲插到敌人的心脏机构中去。但那天下午，你母亲告诉我说，她得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因为蒋介石对郑介民的不信任，为驾空郑，又不想让其觉察，毛人凤和蒋介石私下开设了一部无线电台，随时在进行秘密联络。这是保密局内的秘密，秘密中的秘密，偌大的保密局内也许只有毛与秦时光两人知晓。你母亲正是从秦那里探听到这一秘密，我马上激动起来，兴奋地说：

　　“这是一块敲门砖，你可以借此攀上郑介民这颗大树。”

　　“是啊，”你母亲说，“我也这么想，但光知道不行，我们应该弄到电台的频率、呼号、联时以及使用的密码，关键是密码，非弄到不可，否则郑在无法证实我们忠心之前很难器重我。”

　　我说：“那些东西怎么能弄到呢？”

　　你母亲说：“偷！”

　　“偷？”我说，“那太冒险了。”

　　她说：“我想过了，不可能有其它办法，只有冒这个险。”

　　我说：“去哪里偷呢？”

　　她说：“就在你隔壁的办公室里，秦时光的保密室里。”

　　那天我才了解到，原来秦时光整天钻在保密室里并不像我想一样在睡大觉、写情书，人们讨厌他，指责他，说他在处里纯属多余，嚷着要把他赶走，赶到下面去。然而这是不对的，因为--现在我知道，其实他比我们任何人都重要，都辛苦，一个人操劳着一个电台，既当收发员，又当译电员，劳苦功高，任何人也奈何不了他。这个秦时光，人们都误解了他，也小看了他。

　　分手前，你母亲交给我14把簇新的铝制钥匙和一部美国“利特”相机，说：

　　“我已约他今晚去我家作客，希望你成功。”

　　那天晚上对我来说就变得格外珍贵而惊恐了。你知道，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是最后一个，而我这次行动风险之大使它“最后一个”的可能性也增大到了极限。我要动一动毛人凤的心脏，那里面鬼知道有什么隐秘装置，也许只要我手里仿制的钥匙一插入锁孔，毛卧室里就会响起尖利的警报声。14把钥匙对我说无疑是太多了，也太新了，它们将给我开启的也许不是秦时光密室的门，而是我地狱之门。去冒这样的险无异于赌博，任何力量或心智都无法决定成败，成败只挂靠在“运气”两个字上。

　　然而上帝在那天晚上突然向我伸出了仁慈的双手，我是幸运的，没有一把锁(两道门，三只铁皮箱总共五把锁)不在这14把簇新的钥匙中，没有一次惊恐的经历让我持续得太久，没有一个动作注定我留下蛛迹，没有人看见起点，也没有人听到我无穷无尽的按下快门的咔嚓声--我觉得这声音像枪声一样震耳欲聋。当你母亲打来电话，通知我秦时光已离开她那里时，我怀着一种丧魂落魄的快乐告诉她：

　　“一分钟前我已把一切甚至连一滴眼泪一样的逗号都装在了你的镜子(相机)里。”

　　以后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可以想象的，你母亲捏着毛人凤的“尾巴”投靠了局长大人郑介民，被郑调至身边，表面上是他秘书，实际上是他第三只眼，是他的“秦时光”，每天的任务就是窃听“蒋毛”私语。这时你母亲的身份已神奇到这样地步：既“亲爱地”扯着郑介民的臂膀，又“恶毒地”捏着毛人凤的尾巴，两边都有她的视野和触角。就这样，保密局的两大世界被你母亲连贯起来，融为一体，那时候，保密局没有一个声音是我们听不到的，没有一个行动是我们不知晓的。我说过，什么事情恰恰都会发生在一个时间里，同样什么事情有时往往都会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你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什么不可能的事情都会被她不可想象地创造出来，她撑起双手，就把保密局的地下世界支立起来，而且这世界还相当发达。我们活动于此，游刃有余，一点也不感到局促，不感到封闭和危险；我们置身其中，既看到了遥远的星辰之外的奇观，也看到了深在海洋之下、地球中心的微妙。你母亲像是一面巨大的无穷无尽的镜子，保密局的一切细微、奥妙无不显现在她的镜子里。

　　以后你母亲就在郑介民的小洋楼里办公，每天上下班都要从我窗前那条石子路上经过。除了舞会上例行的联络外，有时候我们也紧急地联系，譬如说我在她经过我窗前时突然地启窗，或者她在我窗前悉心化妆，那都是我们有急事相告的暗号。我记得有天下午，她在我窗玻璃外面停下来，又是照镜子又是涂唇膏，动作十分夸张又持久。就在这天晚上，我第一次听到了杨丰懋这个名字。


真正的老Ａ


　　我不知在前面有没有提及过杨丰懋这个人，这个人我是必须要提起的，还有那个真正的老A，他们都是跟你母亲有着非常关糸的人物，也是我们组织中的重要人物。我可以消失在你母亲的记忆中，但他们不会，永远不会。

　　现在你应该知道，你母亲是5月份到保密局的，6月份我们在天印山上约会，策划一系列行动的开始，到了7月，你母亲荣幸地成为郑介民的“秦时光”。然后在8月里，你母亲最
重要的事情是和杨丰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婚礼。偌大一个南京城也许没有几个不知晓这场婚礼的，这场婚礼隆重、浩大得像一个战役。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一个战役。

　　我没有去参加他们婚礼，还不够格。但从报纸上，我看出杨丰懋是商界的一个知名人物，在水西门拥有自己豪华公寓。以后，你母亲就住在那里，那里一度成了我们地下组织的神经中枢，所有的情报最后都汇聚到那里，在那里变成电波，传播出去。

　　这个杨丰懋，我后来曾在我们舞会上多次见识过，给我印象是个蓄着络腮胡子的傲慢的人，或者说装得像个傲慢的人，高个子，长方脸，西装革履，头发油亮，抽着粗壮的雪茄烟，神色冷漠，气宇轩昂，既有绅士的非凡风度，也有水手的那种粗犷气概。有一次，你母亲介绍我们认识，我和他聊起来，谈到共产党人该不该接受和谈的问题，他的见解是当时美国人的见解，就是认为共产党接受和谈是明智的。

　　他夸夸其谈地说：“共产党只有两门火炮和三支鸟枪，他们也许可以在梦中无数次地击败我们，但在现实中永远不可能。趁着当今全世界都厌战的形势接受和谈，隔岸相治，在我看来，那简直是上帝给他们的礼物。”

　　这些都是当时报纸上的言论。

　　分手前他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有四五个显赫的头衔，我只记得其中一个是：中华海洋委员会董事长。我所以独独记得住它是因为这个海洋委员会当时很有名气，是一个做着阴暗的非法营生却从来不遮人耳目的、从事军火贸易的秘密商会(像夫子庙的众多妓院)，后台老板是美国议会一位官员。当时曾有不少知名人士呼吁政府取缔这个商会，因为这个商会干的营生无非是“拿中国人的家珍换来了些过时的废铜烂铁而已”。

　　不知怎么的，我自一开始就有种预感，觉得杨丰懋可能就是那个真老A。没人跟我这样说，也没这方面的征兆，但我就这样想，而且从那后我把自己对老A有的敬佩和仰慕都悄悄地给了杨及你母亲。直到半年多后，当我手上捧着真老A的人头像时，我才明白不是的。

　　我说过，自你母亲得到郑介民重用后，我们的工作做得很顺心，成绩也很大。跟所有耕耘者一样，收获给我们带来了古老而根本的快乐。但等过了年，到了1948年3月后，我们接连遇到了好几件麻烦和不幸的事，首先就是老A的头像被四处张贴，悬赏捉拿。

　　那张人头像也许是根据谁的记忆由一个蹩脚的画匠描制的，很大，有半米见方。在像上，老A戴一副肉色深度近视镜，天庭饱满，大包头，中分，脸型上方下圆，腮肉丰满，鼻子向前凸出，两侧有个明显的肉八字。总的说，也许是由于回忆者或者作画者的感情用事，把老A视为“狗特务”，过分地强调了头发的长又乱和腮帮上的几道横肉，因而显得有点怪模怪样，既有一个秘密组织头目的毒辣、刚毅的气质，又有山里土匪的那种蛮野劲。反正这是一幅极其拙劣的人头像，不论是回忆的人还是描绘的人，在创作中都溶进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因而极不真实是肯定的。我记得，刚到南京时就听保密局不少官员说起老A这个人，说他曾当过演员，擅长化妆术，经常改变相貌。这无疑也给回忆和画像者增加了难度。但不管怎样，杨丰懋和画像上的人绝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最差劲的画匠和最高明的化妆术都不可能将同一人演义成如此两人。这头像对我的意义就是这样，它让我明白了杨和老A不是同一人。

　　就是这张头像，后来复制出无数张照片和画像，四处传播，到处张贴。我相信，它在巡捕过程中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因为--照他们话说，老A擅长化妆术，那么他一定将由此把自己化妆得更不像画像上的人。我以为，那头像除了眼镜和额头外，其它都有些“生份”，那一定是回忆的不确切或者表达得不到家造成的。既然这样，我想只要把眼镜摘了或者换了(同时也会改变额头模样)就行了，而这是很容易的。

　　对此，你母亲不像我这么乐观，她指出，虽然眼镜确实可以改换，额头也可以通过眼镜和发型的变化而得到一定变化，“但鼻子两侧的‘肉八字’是不易改变的。”她这么说，使我以为她一定见过老A。但她又否认了，说只是见过他照片。

　　我问：“照片和头像相像吗？”

　　你母亲痛苦地点点头说：“像。”

　　可能确实相像，要不组织上不会作出让老A暂时离开南京的决定。作出决定是一回事，怎么离开又是一回事，因为当时的情况很糟，老A的头像铺天盖地，大街上随便捡起一张废纸看，都可能是老A的头像。再说南京这个城市不知你去过没有，完全是个古城，四周城墙环绕，城门就是出口，将城门把守起来，你就只为变只鸟飞出去了。我记得为了让老A离开南京，我们作了很多努力，但依然找不到一个绝对保险之计。最后想来想去，还是用了一个很老套的办法，化钱买通了把守光华门的一个小头目，将老A装在一只木箱里，以文物国宝的名义走私出去。

　　这是一个多月后的事，老A总算躲过了劫难，我们悬起的心刚刚轻松下来，不料你母亲又出事了。


怀孕


　　唉，人老了，记忆也老了，舌头也老了，就连皮肉里的血也老了，干什么都不可能像年轻人那么爽快、利落。你见过老人行走吗？一步一顿，走一步退半步，很烦人的是不？而他们自己却并不厌烦，是的，除了不厌其烦他们没有别的能耐。我相信我很早就已变成一个老人，一个罗嗦的人，譬如这拐杖，它是说明我老和罗嗦的有力把柄，我离不开它，它既是我的累赘，又是我的一只脚，我靠着它出门、走街，预防各种跌倒的危险。有时候，我也要用它打一条冒犯我的恶狗，大街上也许没有一条真正的狗，但是像狗一样的人并不是没有。哦
，你看，我又把话扯远了。

　　那天是星期天，我记得很清楚，上午我在家阅读了几张解放区的报纸和一本小开本的油印刊物(都是秘密得到的)，使我深受鼓舞。中午时候，天气很好，妻子让我带儿子和女儿去小红山公园看马戏团的演出，我以有事搪塞了。其实我没事，我只是想清静，想一个人呆在家里，让宝贵的孤独包围我，让那些平时沉睡的东西苏醒过来(就像有片薄薄的阳光在我心里蠕动着，使我看见细微，听到静的声音)。干我们这行静心静气是最重要的。

　　后来，我坐在阳台上，目送他们远去，初春的阳光温暖又快活地在孩子身上跳跃着，妻子一只手牵着儿子，一只手牵着女儿，很抒情的背影，很像一个幸福的母亲和家庭。这时我突然想，这场战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在莫名其妙的不安中默默地回到房间，荒唐地翻出了上午已经看过的几张解放区报纸，重新又看了起来，仿佛这种阅读能够给我勇气，使我安宁。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几张报纸都亲切地告诉我：大决战已经开始，我们已经赢得了第一个回合。我一边接受着熟悉的鼓舞(因为已是第二次)，一边以一个幸福的人的眼睛预视着未来，我想我们军队也许很快就会攻打南京，战争也许很快就会结束。

　　大约是一点多钟的时候，你母亲像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马上意识到：一定有什么紧急事要告我，就下楼去把门关了。回来，我见你母亲躺倒在沙发上，微睁着眼，满脸疲惫，像个病人。我想是不是出什么事把她吓得这样，所以心里更加着急，问她出什么事了。她不置可否地摇摇头，很心乱的样子。我又问：

　　“你脸色不好，很苍白，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她这才抬起头，看我一会，突然告诉我--很坚决地：“我怀孕了。”

　　“怀孕？”我像是被什么烫着似的，慌乱地说，“怎么可能呢？”

　　“我上午去医院了，”你母亲摇摇头说，“没错的，已两个多月了。”。

　　我徒然地在房间里徘徊，思考，我知道，这并不是个正常的喜讯，你母亲找我也并不是来报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道费解的难题，要考验我们的理性和感情。我不需夸张就可以这么说：这个生命伸出的一只手握住了我们良心，另一只手却抓住了我们战士信念，它把两件我们最最珍视的东西放在一起，同时又无情地让我们作“只要其一”的选择，这种选择无疑是我们每个战士最最害怕面临的：比死亡还害怕！死亡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可怕的事，因为我们无视死亡，因为我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人们经常这样说，我们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他知道吗？”我问。

　　“谁？”

　　“大海。”大海是杨丰懋的代号。

　　“他去缅甸了。”

　　“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想这种事情应该首先让孩子父亲知道。。

　　“不知道，”你母亲说，“才走的，也许还要很久。”

　　我又问：“现在有谁知道？”

　　她说：“没人知道，就你和我。”

　　我问：“你打算怎么办？”

　　她说：“你看呢？”

　　我说：“这个问题只有你和组织才有权回答。”

　　以后几天我一直在等她回音，我希望马上召开一次红楼会议。但会议不是我和你母亲可以召开的，我们只有等着它开，无权召开；只有老A或者代老A才有权召开红楼会议。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老A(老大)，只有在那几天里我忽然希望自己就是老A。

　　有天，我去“小洋楼”给郑介民送文件，经过你母亲办公室时，我故意干咳两声，通告你母亲我来这里了，如果有事她会设法与我取得联糸的。我们当时有种约定的联糸方式：只要你母亲在楼道的大厅里给人算扑克牌命，就说明有事，我就要注意接收信号。我不知你母亲从哪学得了一手算命术，反正算得很有名堂，很像回事，一度在保密局内“名声鹊起”，说她算的命比夫子庙的天觉和尚还要准。那时候，找你母亲算命的人很多，我听说毛人凤还专门悄悄找她算过命(肯定是受秦时光蛊惑的结果)，甚至只要她一出现在哪个休闲场所，有人就会缠她算命。这使她结识了很多人，得到了很多意外情报。

　　当我从郑办公室退出来，经过楼道休息厅时，我看见好几个人围着一张茶几和你母亲，我就知道她一定在用扑克牌给人算命，其实在等我去接收“信号”。我马上围上去，故意生出点声音让你母亲知道：我已出来。这之后，你母亲一定会暗暗地给我摆一副牌，这副牌的开头肯定是三张任意连着的菩萨牌(即JQK)，就像电台联络开始的呼号，呼叫对方注意抄收。随后出现的一系列数字牌即为报文(菩萨牌没有内容，可以置之不理)，我用脑子记录报文，回去将相应的奇数换成偶数、偶数换成奇数，然后就可照着明码电报本翻译出报文。由于只能默记，报文总是很简单，一般是几个字，或者词组。

　　那天她发给我报文的内容是：灭火勿念，意思是告诉我她已决定不要孩子。但是谁让她作出这决定？孩子父亲知道吗？难道非这样不可？说真的，当时我确实为她想的很多，甚至一当想到她已决定不要孩子，我想劝她生下来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也许要是她作出相反的决定，我就会有相反的愿望。这很可能。

　　两天后，我们在舞会上再见面时，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关怀，抑或是出于对一个生命的负疚心理，我愚蠢地提起了那个令人肝裂肠断的话题，建议她要想好，不要太冲动什么的。我还说到战争可能很快就会结束，意思是这样的话孩子就可以保留下来。

　　我话没说完，就感到你母亲短暂地抽泣了下，一滴眼泪滴在我衣襟上。过一会，她告诉我，这不是她自己作出的决定，她已和组织取得联系，是组织上，是老A，作出了这决定，她仅仅是服从而已。

　　老A！

　　老A！！

　　那时刻我对这个满脸蛮横的老A不可抗拒地产生了恨意，在不满和不安之中，我想，我们这位老大也许就像毛人凤一样，是冷酷无情的；也许是信念使他变得冷酷无情，但即便这样我也不觉得他有多么可敬可爱，因为一个人的痛苦--我至今还记得你母亲说那话时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神情--已使我失去理智。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对组织、对这个神秘的大老A产生了一种不亲切感。然而，一个星期后，深深的自责又折磨了我。


桂花街17号已叛变


　　我觉得，如果我讲述的是一个故事，那么它现在正在往一个凄楚的方向进展，越来越像个悲剧故事。我知道，在一个无限的期限内，所有的人都会发生所有的事，但仅仅在一两个月时间内应该发生多少事，那是我不知道的。

　　那天下午我下班回家，妻子告诉我，那个经常给我理发的老头来找过我，说是来还我钱的。我妻子不知道，所谓还钱是个借口，给我送情报来才是真的。这个老头，曾经就像黑
夜里的一把火，照亮过我，温暖过我，使我在最孤立的时候仍然感到组织的存在。但自你母亲到来后，我已好久没跟他联系了，他的突然出现使我感到吃惊，我心慌意乱地在沙发上坐下来，可以想象地在坐垫下摸到了他留下的纸条，一种盲目的恐惧心理使我马上打开了纸条，上面不过十几个字，通知我晚上去参加红楼会议。有那么一会儿，我感到轻松，就像避开了什么想象中的麻烦、危险，心想，我还正希望去开会呢，顺便可以建议组织上对你母亲的事情重新予以考虑。说真的，那时候我强烈感到自己更希望你母亲把孩子生下来，一则我觉得你母亲有这样愿望，我们应该尽量尊重她，不能伤她心；另外我想革命也许会很快胜利，我们也许没必要做出这牺牲。

　　但当我再次审视手上纸条时，我又感到了不对头，因为我想，如果正常的话开会的消息应由你母亲通知我，而且正常情况你母亲总是不叫我去，自己去开了会后，把会议和我有关的部分转告我：总是这样，很少有例外。记得只有一次，你母亲有事不能去，是我去的，那都是半年前的事了。我还记得，就在那次会上--我参加的第二次红楼会议，我发现我们已经少了一位同志，就是那个青年学生，你还记得吗？

　　对，就是他，额头上有一块红斑的那个人。我现在想起来了，他代号叫“半月”。我或许在前面说过，他是我们中最年轻的同志，却是最早遇难的，牺牲时才20岁。他的牺牲，使我懂得了--更加懂得了，成为不死，那不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愿望，因为那很不真实，很缈茫。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敌后穿插，清晨起来还看见自己活着，那是多么幸福的事。

　　是啊，生命对我们来说就像天上彩虹一样容易消失，阳光、水汽，甚至你站立的位置、目测的角度--凡此种种，只要稍有偏差，都可能使彩虹消失。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珍贵而伤感，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举动都有着无可挽回和必冒风险的危机。有时候，我们甚至不得不用自己的手切断动脉、喉管，用自己的牙齿咬碎舌头，或者用一粒剧毒药片结束自己生命。所以人们说，成为一名间谍，无异于把一只脚送进了地狱的门槛，另一只在某天清晨或者傍晚随时都可能跟着进去。那确实是最真实不过的，也是最正常的，像我这样最后又把那只脚重新从地狱里退出来，成为一个80岁不死的老人，我可以说说，是很罕见的，非正常的。

　　纸条在我手上变得沉重、生硬，像块铁片，我的手胆怯地颤抖起来，我想，难道这是你母亲出事的一个信号吗？她要好好的怎么会让老头出现？她会有什么事？是手术出了麻烦(处理孩子的手术)，还是工作出了漏洞？一种极为空虚的灾难临头的不祥之感纠缠着我，折磨着我，我觉得发冷和害怕。窗外，天色正在逐渐昏暗，我几乎没有勇气出门，但又不敢在家里使用电话。最后我还是出了门，来到附近一家旅馆，拔通了水西门公寓的电话。电话嘟嘟响着，在我听来就像一只军舰正在不断沉沦。正当我准备挂掉电话时，对方却接了电话：

　　“这是杨董事长家，您找谁？”

　　我听出是管家的声音，就问：“杨太太在家吗？”

　　她说：“太太身体不好，正在休息，你有什么事？”

　　我说没事，就挂了电话，同时感到如释重负。我想，会出什么事？什么事也没有，她只是身体不好，所以要我去开会。甚至我想，她身体不好也许正是刚做了孩子的手术。这念头使我感到内疚，好像我就是手术的医生。我也感到遗憾，因为我正打算在晚上的会上替她说说情呢。说真的，我是做父亲的人了，我太能体会到孩子对父母来说有多么重要和珍贵。

　　晚上，天很晴朗，一盆银制的月亮早早地挂在了天上，马路上到处是房屋的不规则的阴影和像水一样晃动的树木的阴影。因为月光充盈，白色的救护车反倒失去它引人注目的特征，隐蔽在一片白色之中，所以我没能老远就看见它过来，而是到了眼前，等它在我身边嘎然而止时，我才恍然明白，勿勿忙忙地上了车。车子尖叫着奔驰在阴影斑驳的大街上，却没有惯常地驶向郊外，而是在巷巷弄弄里穿来穿去。开始我以为还要接人，但车到水佐冈一带时，代老A突然伸手朝一条窄胡同指点了下，说：

　　“双井巷28号，已被盯梢，以后不能联络。”

　　到了明故宫，代老A又说“桂花街17号已叛变，以后不要与他接头”，到光华门，代老A又说某某地方某某同志已被捕，以后不要再联糸。就这样指点了好几处之后，车子才出城上了紫金山，在山路上拐来拐去地开了有半个钟头左右，终于停止在一痤别墅的门前。一个白胡须老头为我们开了门，带我们去了一间像洗澡堂的平屋：里面已有三个人在等我们，当中有理发店的跛脚老头，他见我跟不认识似的，我也没有露出认识他的表情。另外两人其中一位是女同志，三十来岁，脸很大，头发剪得短短的(更显得脸大)，穿着一套像少数民族的服装。包括理发店的跛足老头，和刚才车子上有三位同志我以前见过外，大部分同志我都不认识，一下认识这么多人，我有点恐怕，但又很兴奋，觉得我们有那么多同志。我们刚坐下，白胡须老头就退出去了，也许是去警戒的。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我注意到老头出门时露出了哆哆嗦嗦的目光。

　　会议一开始，代老A就神色严重地告诉大家：最近我们已有两人变节叛变(其中包括花园街17号的)，组织遭到惨重破坏，先后有7名同志被逮捕，组织上要求同志们暂时“避避风头”，“没有组织命令一列不准私自开展工作”。

　　“但是，”代老A目光变得犀利，“两个叛徒必须不惜代价除杀，冒最大险也要除杀！”看看大伙又说，“组织上决定这项任务交给‘望远镜’完成，必须尽快。”

　　“他们现在哪？”坐在我正对面的一个墩实的中年人问。我想他可能就是“望远镜”。

　　“就在这，在毛人凤手上”代老A说，“但据说就要离开南京，不知去哪里，也许是重庆。”

　　“毛那边不是有我们人，”中年人好像有些异议，“让他们干不是更方便？”

　　代老A剜他一眼，责问道：“听你还是听组织上的!”

　　中年人垂下头，不吭声了。

　　这时，坐在女同志和理发老头中间的那位带眼镜的同志，就是原先在屋里等我们的三人中的一人，他插嘴说：

　　“他们被捕了。”沉默一会又说，“刚被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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