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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总统溥君在韩国国会演讲

满洲国总统溥君在韩国国会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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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枫下沙龙 / 谈天说地 / 【转帖】同文馆之争:“凭什么,要学洋人的东西?” +2

    https://mp.weixin.qq.com/s/ceaOoeCTMiy8HplA1_8Fcg

    全文共5800字 | 阅读需12分钟

    1


    1860年10月,恭亲王奕䜣面对一封信,陷入了苦恼。
    这封信是英国专使额尔金的专职秘书巴夏礼写的。此人原本是英国驻广州领事,因“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战局之中担任特使,结果被清朝政府扣押。
    此时,面对兵临城下的英法联军,孱弱的天朝军队已经一溃再溃,连咸丰皇帝都仓惶逃出北京,去承德避难了,只留下自己27岁的弟弟恭亲王奕䜣担任“钦差便宜行事大臣”,就负责一件事:和洋人议和。
    奕䜣和洋人打交道的经验不多,但毕竟脑子活络,想来想去,就想让扣押在手里的这位巴夏礼写信给英国人议和。
    巴夏礼一开始坚决拒绝,但耐不住奕䜣后来好吃好喝地招待,最终软了下来,同意用中文给英国人写了几封信,比如有一封写的是:
    “恭邸人甚明白,中国相待亦好,暂缓攻城。”
    哈里·斯密·巴夏礼
    信是用中文写的,因为这样才能让奕䜣他们放心没有搞什么猫腻。但问题是,这封信一旁还是写了几句英文——这就让奕䜣他们警惕心一下子提高了:难道巴夏礼是在用洋文传递什么秘密情报?
    奕䜣很想知道那几句英文写的是什么,但无奈自1840年国门被强行打开后,20年来,朝堂上的中国官员们依旧无人能认英文——他们认为这种横写的“鬼画符”像横行的螃蟹一样,所以称之为“蟹文”,是不屑去学的。
    那怎么办?情急之下,四处搜罗,终于得知在天津的一个黄姓广东人懂英文,赶紧招来,仔细一辨认,答案水落石出:巴夏礼的那几行“蟹文”,无非就是自己的英文签名,还有英文年月日的落款。
    奕䜣虽然松了口气,却也为此深深懊恼:
    和洋人打交道了那么久,朝堂上下,居然到现在都没一个人能认洋文?为这几句年月日还一来一回耽误了那么多时间,太不值得了。
    其实早在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第50条里,英国人就下了“最后通牒”,表示请中国尽快派人学习英文,因为今后英国的文书都会用英语写,不再以汉文出现,并且明确指出:
    “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
    人家本国的文书用本国文字来表述,你也不能说他不对,思来想去,奕䜣决定要改变这个现状——我们看不起洋人,但毕竟要和他们打交道,要和他们打交道,那至少也要学学他们的语言和文字吧?
    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奕䜣领衔上奏,请求咸丰皇帝批准,由官方培养一批通晓洋文的人才,理由是:
    “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情性,……欲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
    1月20日,咸丰皇帝批准了奕䜣的这个奏折。
    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官办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京师同文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了。

    2


    同文馆自成立开始,就一直不是很顺。
    首先是缺老师。虽然咸丰皇帝在1861年1月就批准建校,但因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外国老师——主要是要朝廷觉得可靠可控的外国老师——最终一直拖到1862年下半年才开学。
    老师有了,学生也不好找。按照奕䜣等人的最初想法,同文馆招生其实是面向满人特权阶层的,只有八旗子弟才可以报名,且名额很少。但招生简章放出后,高阶层的满人根本不屑于让子弟报考同文馆。后来慢慢放宽到汉人子弟也可以报名,也应者寥寥——大家都认为洋文是“奇技淫巧”,正经家人的孩子都应该以考科举功名为正途,去同文馆学习是一件丢人的事,甚至是耻辱。
    最终,同文馆好歹张罗开了学。一开始只设立英语一科,慢慢开始增添法文、德文等科目,招收的学员也开始多了起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奕䜣等人发现一个问题:
    如果只是以培养“翻译人员”为目标,即便加上上海的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同文馆系”培养的人才也远远满足不了洋务运动的需要——洋务运动不仅仅要的是语言人才,还需要懂得西方天文算法、火器轮船机器制造技术的人才。
    京师同文馆正门
    不仅仅是奕䜣,当时的浙闽总督左宗棠、江苏巡抚李鸿章等见识过西洋科技的封疆大吏,都纷纷来信催促能进一步加快“洋务”人才的培养。
    在这样的背景下,1866年12月11日,奕䜣上奏,请求在同文馆下再设“天文算学馆”,理由是:
    “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
    按照奕䜣的设想,天文算学馆的招生要进一步扩大范围:满汉均可,30岁以下,正规科举出身,五品官以下。
    恭亲王奕䜣,道光第六子,咸丰的异母弟弟,因为思维敏捷点子多,被称为“鬼子六”
    奕䜣预料到这个方案一出台,会引起各方面的不满,所以他在1867年1月28日又上了一折,针对可能会出现的反对意见,归纳整理了三条,逐一反驳——先打好“预防针”:
    第一条,是针对有人会觉得“臣等此举是不急之务”。他指出,中国谋求自强已经是迫在眉睫,时间不等人,怎么可能“不急”?
    第二条,是针对有人会指责是“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奕䜣辩称“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增设天文算学馆,就是要让我们的祖宗之法重新焕发活力;
    第三条,是针对有人会觉得“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耻”。奕䜣指出,天下最大的耻辱,莫过于落后,连日本都在积极学习西方,难道只有中国仍要“不思振作”吗?
    三条煞费苦心的奏折呈上去,奕䜣的心放下了不少。
    在他看来,如此这般,增设天文算学馆的阻力会小很多了。
    但是,他还是太小看另一派势力了。

    3


    一个叫张盛藻的人,率先站出来反对。
    张盛藻当时是山东道监察御史,他在3月5日上了一道奏折:
    “天文、算法,宜令钦天监天文生习之;制造工作,宜责成工部督匠役习之。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若以自强而论,则朝廷之强,莫如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
    意思很简单:你要天文人才,让钦天监的人去学便是了;你要工匠,让工部派那些工匠杂役去学就是了。我们科举出身的堂堂读书人,怎么能学这些奇技淫巧呢?你真要自强,不如从自身做起……
    张盛藻虽然不是什么响当当的大人物,但他的这番言论是很得朝堂上下人心的。事实上,自从同文馆成立以来,各种怪里怪气的声音就没停过,光影射号称“鬼子六”奕䜣的对联就出过好几幅,比如:
    “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又比如:
    “孔门弟子,鬼谷先生。”
    张盛藻后官至温州知府,颇留下一些作品
    但张盛藻获得满朝大臣们暗暗点赞,还因为他奏折上另一句话:
    “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用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
    这句话看上去似乎还是“读书人不能去学那些下等技艺”的老一套,但其实是针对天文算学馆的招生条件:正统科甲出身的读书人,也在招收对象内。
    奕䜣当时给出这个招生条件,原本以为是对读书人的一个示好:1860年后,清廷四品到七品之间的官员,候补等官的人数以千计,奕䜣觉得给这些寒窗苦读而无官可当的人一条新的晋升途径,是好事。
    但是,这一政策也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科举晋升之路:从小读四书五经的“正经”读书人现在还要去学西洋的科学知识,在很多人看来这不是“镀金”,而是“贬值”,是“投机取巧”。而更关键的一点是,通过“同文馆体系”晋升上来的“新式人才”,势必会围绕奕䜣形成一个新的官僚集团,这将对旧有体系形成巨大的冲击。
    张盛藻的这道奏折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但慈禧当天的意见就回了过来——她站在了奕䜣这一边:
    “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何至有碍于人心士习耶。”
    张盛藻这一次的反对,就被无声无息地化解了。
    但奕䜣心里很清楚,张盛藻是不可能无缘无故走到前台的。
    他的背后肯定还有更大的势力。
    果然,一个能量比张盛藻大得多的大人物,很快出场了。

    4


    3月20日,就在张盛藻上奏之后半个月,倭仁也上奏了。
    倭仁的正式官方头衔主要有三个:文渊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总理户部大臣,江湖头衔有一个:“道光以来一儒宗”,但还有一个头衔,大家非常看重:“帝师”——他是同治皇帝的老师。
    这样一个人物站出来反对开设天文算学馆,不可谓不重量级。
    倭仁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总结下来就四个字:华夷之辨——“奉夷人为师”,是“求一艺之末”。
    他在奏折里明确指出:
    ““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
    还有一句话更是博得满堂守旧派的喝彩:
    “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倭仁书法
    倭仁的地位远高于张盛藻,所以慈禧看到奏折后当即就招倭仁入宫面议,听取他对天文算学馆的意见。听完以后,把倭仁的意见又转给了奕䜣领衔的总理衙门。
    同样,出于对倭仁地位的忌惮,奕䜣等人也不敢怠慢,在4月6日回了一封很长的奏折,再一次阐述了中国目前面临的危机之深,而西洋的那些东西绝非“一艺之末”。为了保险起见,奕䜣还把曾国藩、李鸿章等支持洋务的大臣们的奏章一并整理呈交,意思是“这绝非我一家之言”。
    慈禧同样把总理衙门的奏章交给了倭仁,并表示各督抚都可传阅。
    第一轮较量就此结束,倭仁很快又在4月21日发起了第二轮攻击,再次上奏反对增设天文算学馆。
    倭仁第二轮的反对并没有什么新鲜的观点提出,依旧认为学习西洋技艺会扰乱“科甲正途”的体系和人心,如果不能百分百确保成功,不如缓行。他还提了一句:
    “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意思是我中国地大物博,人才众多,就算你真的要学天文算学,我们自己没人吗?
    这封奏折一上,终于给奕䜣他们抓到了一个绝好的反击点。总理衙门立刻上奏,大意是:
    这可就太好了!既然倭仁大人您这么说,您肯定知道我们国家哪里有天文算学的人才,请您另找一个地方重新开个馆,专门教授您找到的那些人,国家前途有救了啊!
    看到自己被顶到了杠头上,倭仁立刻嘴软:
    “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
    而慈禧的态度也已经很明确了——支持办馆:
    “该管王大臣悉心计议,意见相同,不可再涉游移。”
    但事已至此,原本渐趋平静的水面,又被投进了一颗小石子。

    5


    这颗小石子,名字叫杨廷熙。
    1867年5月,天下大旱,按照惯例,皇帝要广开言路,允许各地官员上书提意见。
    杨廷熙是个候选的直隶州知州,他就是借这个机会,写了一封奏折,上来就把这次“天下大旱”和“增设天文算学馆”暗戳戳扯上了一些联系,然后说自己有十条“大不解”,总结下来基本是这样的意思:
    洋人一直侵略我们,我们现在却要去向这个仇敌去学习,“不耻不共戴天之仇,而羞不知星宿之事”,为什么要“忘大耻而务于小耻”?
    我们现在如果去拜洋人为师,洋人万一给我们喂“迷药”,把我们的“忠义之气”全消解了,那怎么办呢?那些洋人教出来的中国人,肯定和洋人沆瀣一气,会成为他们的代理人,如果以后和洋人们一起联合起来造反,那怎么办?
    要说天文和算学,一直是我们中国最厉害。从尧舜时代开始到现在,我们的那些太玄、洞极、潜虚的原理,我们的《周髀算经》等等,岂是西洋的那些轮船机器可以比的?
    我们中国几千年来从来不搞轮船机器,疆土不是一代比一代大的吗?康熙爷不准西洋轮船靠岸,他们不也是乖乖遵命的吗?为什么我们现在就吓破胆了?
    至于解决办法,不在于什么天文算学,不在于什么搞机器轮船,而是要解决内部贪污腐败,皇帝要兢兢业业,大臣们都不消极怠工,上下清明,这不就是“谋求自强”了吗?为什么要去学西洋的东西呢?
    另,宋代蔡京等残害忠良,把人关进去的地方就叫“同文馆狱”,现在“同文馆”和它同名,请取消这个机构。
    ……
    杨廷熙的这条奏折洋洋五千字,而且在上奏前让家里准备了一口棺材,所以可以说是一次“死谏”。

    同文馆的学生在学习
    这个奏折用现在的眼光看,无论是见识还是逻辑,都存在很大的问题,但在当时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并得到了很多的赞扬,连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也称赞这个杨廷熙“有胆有识”。
    不过,这份奏折毕竟也只是一颗小石子,除了最初泛起一些涟漪之外,后面就没了动静。
    因为慈禧对这份奏折的回复意见很快下来了,用九个字概括:
    “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

    6


    事实上,在这次同文馆之争中,一直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慈禧的态度。
    虽然那时的慈禧刚经历辛酉政变而垂帘听政不久,不能像后来那样完全说一不二,但基本上还是大权在握的——当然,这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点:她总体要和支持自己上位的重要同盟恭亲王奕䜣保持步调一致。
    慈禧太后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慈禧在一开始在表面上是试图保持中立的,但渐渐还是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支持奕䜣。
    这其中颇为值得玩味的一点,就是3月20日对倭仁的奏折。
    事实上,慈禧在张盛藻上奏时就已明确表态了:“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何至有碍于人心士习耶。”
    但当倭仁站出来后,因为他的体量太大,慈禧必须谨慎对待。所以她不仅立刻召见了倭仁听取他的意见,并把他的奏折交给了总理衙门。这个看上去是在“踢皮球”的行为,其实也可以理解为给总理衙门一个辩解的机会。
    在总理衙门的第一份反驳上来之后,慈禧除了公开外,还多了一个动作:让各督抚都传阅——这其实无形之中就是一个表态。
    果然,心领神会的奕䜣在第二轮反击中的言辞明显更激烈,并且直接抓住了倭仁关于“天下之大不患无才”的那个漏洞。在倭仁讨饶“不敢妄保”之后,事情本可以结束了,慈禧却不依不饶,还是要求倭仁要“随时留心”人才,一旦有人才就要“设馆教习,以收实效”——这基本上等于是在揶揄人了。
    这还不算,慈禧还任命倭仁为总理衙门行走,参与到同文馆天文算学馆的日常管理中去。这不仅仅是要倭仁去当奕䜣的下属,更可视为故意“羞辱”他,要他去干自己反对的事。
    结果倭仁再三请辞都不获批,最终只能假装说从马上摔下来,无法去上班,勉强过关。
    在这个过程中,也不能说慈禧所有的决策出发点都源于她和奕䜣是“攻守同盟”。事实上,在1867年前后,叔嫂之间已经有了一些猜忌和隔阂,远非当初那样“铁板一块”了。
    慈禧确实也有敲打“守旧派”的想法,毕竟她比他们要看得还是远一些,以及慈禧也看到了曾国藩、李鸿章等一干封疆大吏迫切希望推进洋务的诉求,也必须要有所回应。
    可以说,“同文馆之争”最后是得到慈禧强力支持后,才推行下去的。
    但是,最终的效果却并不如人意。

    7


    天文算学馆的第一次招生考试,一共只来了98人。
    考试当天,有26人缺考,最终只来了72人。就算这72人,也绝非奕䜣之前设想的,都是“科举正途”之人,很多都是考科举无望,来碰碰运气的。
    倭仁的势力虽然败了一阵,但却得到了很多人的无声支持:在不少省份,正规科举出身的人报名参加天文算学馆考试的几乎屈指可数,甚至没有;有的省的同乡会命令:不允许会内有人去考试,不然开除。而有的就算报考了,也羞于向别人承认。
    最终,72人中勉强录取了30人,半年后淘汰了20人,只剩下了10人。
    奕䜣等人最后商议,索性还是把这10个人并入原先同文馆学外语的八旗子弟中去。
    当年争一时争来的“天文算学馆”,算是名存实亡了。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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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朝海禁。宋朝失败对汉人打击太大,文化无法包容容商盗合一的海洋文明,全面现代化转型就难了。 +1
      • 不会。满族已高度汉化,基本接受中华传统文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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