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杀机毕现
在此后两个来月的时间里，毛儿盖地区成了一座庞大的兵营。红军总司令部驻
扎在卓克基，但张国焘在毛儿盖住了一个多月，整天忙于一、四两军的混编工作。
这时候，陈昌浩已搬到设在毛儿盖的右路军总指挥部去了。徐向前也奉命从卓克基
赶来这里出任右路军总指挥之职，和陈昌浩住在一起。
两军领导之间的矛盾终于传到了下层红军官兵之中。短暂的“蜜月”结束了，
双方的关系突然变得紧张起来。战士们过去见了面亲亲热热，现在却恶语相加。四
方面军的官兵糟踏一方面军是残兵败将，叫化子部队，一方面军的官兵则还击四方
面军是军阀、土匪部队，思想落后，作风恶劣。
不仅双方士兵公开骂架，甚至还出现了集体斗殴的现象。虽然红军组织了联合
纠察队执勤，对吵架斗殴者一视同仁严惩不贷，但是，这股彼此敌视的情绪依然在
看似平静的河面下暗暗涌荡。
此时，张国焘的警卫工作已经大大加强了，余天云调来一个野战营，每天在张
国焘住所前面的一块荒地上“训练”。到了夜间，则派了两支以上的巡逻队在张国
焘住所四周游动警戒。
我也加强了内部的保卫工作。每天夜里，我都要安排卫士轮流通宵值勤，每班
四人。我则搬进张国焘寝室，同住同起。白天有人来访，我也从始至终不离张国焘
左右。
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周恩来等人都陆续来找张国焘谈
话。他们希望能说服他，而张国焘也同样希望能说服他们。开始都是苦口婆心，而
最后都是争吵一场，不欢而散。只有林彪，张国焘对他印像很好，说他像四方面军
的余天云，人年轻，特别能打仗。林彪来拜访张国焘时，表现得毕恭毕敬，还送了
张一匹好马。张收下了，但从未骑过，依然骑他从川北带出来的那匹青骢马。后来
张国焘在康藏高原创建红军的第一支骑兵部队，以对付泽旺登登和夏克刀登的藏族
骑兵时，把这马送给了四军军长、出任红军第一任骑兵部队司令员的许世友。
笼罩在毛儿盖上空的这种剑拔弩张、杀机毕现的气氛，自然引起了中央领导和
一方面军首长们的强烈不安。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就说道：“右路军组
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
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
：”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
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么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么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
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
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
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
情，他没有做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谈到晚上，我说，昌浩同志，
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了两个警卫员，牵着
一匹骡子离开了。骡子我也不敢骑，让一个警卫员牵在前面，我走在中间，一个警
卫员殿后。我过去不作战时，从来没有将手枪顶上子弹的，这次我将手枪子弹上了
膛，也叫警卫员将枪里顶上子弹。老实说，我怕陈昌浩整我。也怕遇上藏在藏民中
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前不久，我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就是走在路上被冷枪击中牺
牲的。……我对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他说，你这是宗派
主义。我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张国焘与中央的思想
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
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我驳斥他说，
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这次争论，我和林彪都动了气，
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
对陈昌浩，我不能不多说几句。因为我对他一直持有一种复杂的感情。陈昌浩
是和张国焘一起被派到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打扮成商号老板，陈昌浩则扮成老板
的“跟随”。而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俩也的的确确像是这种主人与跟随的关系。
陈昌浩对张国焘忠心耿耿，张对他也极为信任。在四方面军中，陈昌浩成了地位仅
次于张国焘的二号人物。
“朱毛不能分！”
这里离朱德、刘伯承的住处不到五十米，眨眼之间便已到了门前。这时，外面
已经响起了喊叫声，那是徐泽明带着特务营正在解决朱、刘首长的卫士和参谋。我
们用力撞开房门，冲了进去。几名战士摁亮了手电筒。我看见睡在门边一侧的白全
宗和刘伯承的警卫员孟继彦已经掏枪对准我们，随我进屋的战士也全都用枪对准了
他俩。我大声喊道：“白全宗，孟继彦，反抗没有用处，把枪放下！”
这时，朱德愤怒地大吼起来：“白全宗，你把枪给他们，我看他张国焘硬是敢
把我吃了！”
电筒光的照射下，我看见朱德坐在床板上，眼中充满怒火。
刘伯承也起来了，盯着我说：“你们还算是红军么？红军打红军，哪个高兴？
我看只有蒋介石高兴，胡宗南高兴。”
我无话可说，情急间把驳壳枪往枪套里一插，上前敬了一个礼，大声说道：
“总司令，参谋长，对不起了，张主席请你们过去一下。”
紧跟着发生在张国焘屋子里的这一场大人物之间的对话。
当我把朱、刘首长“请”进张国焘屋子后，张客气地请他们坐，然后对他今晚
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解释，表示这样做并非他之所愿，而是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挽救
红军而迫不得已之举。心中苦衷，望他们能够理解，并对今晚的冒犯原谅。
朱、刘火气未消，直截了当地指出今晚的做法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刘伯承说：“这是红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劣事件。”
朱德说了一句很让张国焘难堪的话：“我看你是想学赵匡胤，来一个陈桥兵变，
黄袍加身！”
但即使如此尖锐，张国焘依然没有因难堪而“暴跳如雷”，他仍是以请求的语
气劝说他们在这场与毛泽东的斗争中，能够公开站在他这一边。
张国焘费尽口舌，得到的朱德的回答却是：“天下人哪个不晓得朱毛？朱毛一
分裂，红军就完球了。”
张国焘退而求其次，要朱与刘与他一起联名通电反对中央的北上决议。
朱明确拒绝：“决议我是举了手的，我现在来反对决议，不就否定了我自己？”
张国焘苦着脸说：“玉阶兄，在目前这种危急关头，我们彼此换换位置，你会
把我怎么样？”
我们在场的人谁都听懂了这是威胁——张国焘式的威胁。
朱勃然大怒：“你既然敢把我和伯承抓起来，还假惺惺说这些干啥子！要杀要
砍随你，不过，我不会改变我的政治主张的！”
张国焘脸上露出了不被人理解的痛苦，悻悻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张
国焘得不到二位的支持，只能怪我无能。好，天快亮了，你们送总司令、总参谋长
回屋休息吧，反正，我们还有时间再谈的。”
朱、刘首长的警卫、参谋等人员此时已全部被解除了武装，集中送去了随军
“劳改队”。
两位首长则由我派警卫排的战士“保护”——实际上，他俩也成了“囚犯”。
张国焘对朱、刘首长下手后，又给陈昌浩发去密电，要他采取强硬措施，率右
路军掉头南下，到阿坝与左路军会合，如果这一阴谋不致因一个极其偶然因素遭致
败露而终未得逞，那么，中国的现代革命史或许将会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值此中国革命的危难关头，有两个人挺身而出，改变了历史。
一个是叶剑英。一个是毛泽东。
改变历史的一刻
九月九日，张国焘的电报发到班佑时，陈昌浩正在主持一个会议。
右路军指挥部机要室里，值班机要组长陈茂生刚开始译一份从左路军红军总司
令部发来的密电。
陈茂生刚译了一半，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走了进来。“吕
科长，你来得正好，快来看看，这份电报很奇怪。”
机要员出身的吕黎平帮助他迅速地把密电译了出来。他俩看后，大吃一惊！原
来这是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电报。电文如下：“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尚不
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高潮到来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
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
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
吕、陈都是原一方面军负责情报工作的二局的人，是由叶剑英直接领导的。所
以，吕黎平马上拿着电报赶到了会场，准备送给叶剑英看。
他看见陈昌浩正在台上讲话，叶剑英、杨尚昆都坐在台下第一排。吕黎平走上
前去，把电报直接交给了叶剑英。叶见电报是发给陈昌浩的，便没有打开，站起身
来，把电报交给正在台上讲话的陈昌浩。
陈昌浩对他摆摆手：“等一下，你没见我正忙着吗。”
由于是急电，叶剑英回到位置上便打开来看一看。这一看，顿时惊出他一身冷
汗。叶剑英借口上厕所，马上赶到离会场两三百米外的毛泽东的住所，把电报给毛
看。恰巧彭德怀也在。这段时间，随着张国焘对中央的态度日渐强硬，毛泽东等中
央首长对张国焘的亲信陈昌浩也倍加警惕，担心他搞动作。彭德怀率领三军团抵达
巴西后，立刻派十一团隐蔽在离毛泽东驻地不远的地方，以防万一。彭德怀本人则
每天都陪着毛泽东。此时，毛泽东看过电报，飞笔将电文抄下来，然后叮嘱叶剑英
马上把电报送给陈昌浩，千万不要让陈知道他已经看过电报。叶剑英又立即返回会
场，见陈昌浩仍在台上讲话，叶剑英就把电报交给吕黎平，让他候在一边，等陈昌
浩一讲完话，就直接把电报送给他。
而另一厢，彭德怀见到这份杀机毕现的电报后，力促毛泽东先下手为强，将右
路军中的原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抓起来作人质。
“这是下策。”毛泽东断然否定。
“那怎么办？我们只有七千多人，他们有三万，陈昌浩真要动手，我们打不过
他们的。”
毛泽东大口抽烟。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先到右路军指挥部
去探探虚实再说。”
彭德怀说：“你不能去。陈昌浩说不定会把你抓起来的。”
毛泽东说：“他真要动手，我呆在这里也是跑不掉的。”毛泽东当即赶到右路
军指挥部，召见陈昌浩、徐向前二人。他装着一点也不知道电报的事，问：“左路
军过葛曲河了吗？”
陈昌浩小心翼翼地说：“没有。刚才国焘同志发来电报，要我们南下。主席，
你看怎么办才好？”
毛泽东神色镇定地说：“如果一定要南下，我的意思是中央委员会也应该开个
会统一一下思想。这样吧，我马上请洛甫（张闻天）、恩来、博古他们一起开个会。”
陈昌浩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毛泽东使出的缓兵之计，以此赢得时间，金蝉脱壳。
胜利大逃亡
毛泽东回到住所，马上派人通知各位中央要员火速离开班佑，前往彭德怀的三
军团驻地巴西会合。就在这里的一座寺庙中，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毅然采取
紧急措施，决定编入右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以及中央机关共七千多人，
迅速脱离险境，继续北上。他说：“为了继续麻痹陈昌浩，就说中央已决定南下，
但部队要重返草地，必须多准备一些粮食，所以明天天一亮官兵们就要到地里去收
割青稞。否则一方面军的人大量移动，陈昌浩会发觉的。”毛泽东同时还交给叶剑
英和杨尚昆一个重要而危险的任务，要他俩尽可能把二局的人和地图带出来。杨尚
昆必须确保他领导的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尽量多地出来“收割青稞”。出发的命令是
逐个传达到个人的，官兵们都是半夜里突然被叫醒，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凌
晨两点钟，杨尚昆和叶剑英偷偷溜到指挥部，把钉在情报室墙壁上的军用地图取下
来，夹在行李里带了出来。
次日早上，陈昌浩、徐向前才知道原一方面军的人马全都跑光了，指挥部的军
用地图也不见了。何畏等人先后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跑了，还对我们放了
警戒，怎么办？打，还是不打？陈昌浩急红了眼，问徐向前：“打不打？”发生了
如此重大的事件，徐向前也慌了神，呆呆地坐在床边，他痛苦地说：“这是怎么搞
的呀，走也不通知我们一声，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昌浩同志，哪有红军打红军的
道理呀？无论如何不能打。”关键时刻，陈昌浩也表现不错，他没有行使政治委员
最后拍板的权力，而是完全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但是，陈昌浩还是作了最后的努力。
他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派副参谋长李特率领原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的部分学员，飞
马赶到巴西，力劝毛泽东回来。
毛泽东、周恩来与彭德怀此时正在半山腰的一座喇嘛寺里。李特率人拥进寺庙，
高喊要面见毛泽东。出来的却是彭德怀。李特把陈昌浩的信交给他，陈在信中劝彭
停止北上，回头南下。彭德怀看完信，立即拒绝。红军大学的学员举着一条“反对
毛泽东逃跑”的横幅，反复呼喊着口号。要毛泽东出来回答问题。毛泽东高大的身
躯出现在寺庙前的台阶下。看着这些公开反对自己的红军战士，他用浓厚的湖南口
音说道：“红军战士们，党中央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条件险恶，十分不利，
我希望你们能认清形势，随中央北上。当然，在认识暂时不能统一的情况下，愿意
南下的南下，愿意北上的北上，我不勉强你们。”李特大喊大叫着冲上前去，六七
十名军官也跟着他拥上前来，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赶紧上前，用俄语大声招呼李特
冷静。
毛泽东神色严肃地说：“我们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对那些暂时不愿意
随中央北上的同志来说，我们只是先遣队。我们先走一步，去开辟新的根据地，等
大功告成，你们什么时候愿意来同我们会合，我们随时欢迎。我相信，我们今天有
分歧，要不了多久，总归会走到一起的。”
李特跳上台阶大叫道：“同志们，不要相信毛泽东的鬼话，中央的北上方针是
彻头彻尾的逃跑主义路线，他们犯下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错误却始终不认错！他们
丢掉了江西根据地，把八万多红军折腾得只剩下了一万多人。看看我们四方面军，
到川北时只有一万多人，在张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十万雄师，谁
的路线正确？谁是英雄豪杰，实践早已作出了证明，还需要用嘴巴来强词夺理吗？”
李德见李特的情绪已经冲动得完全失去了控制，于是上前紧紧抱住他。
毛泽东被困巴西
两个钟头后，风波终于平息了，毛泽东处理这场风波的办法同他一九二七年秋
天采取的做法一模一样。那年在井冈山上遇到一帮人闹事，毛成功地平息那场叛乱
的办法就是放不愿意一起干的人回家，然后，率领愿意留下的人继续干。
张国焘接到陈昌浩发来的急电后，这一次才真的是暴跳如雷气急败坏。陈称：
“毛泽东突然直接下令一、三军团以‘北上先遣支队’的名义，单独向北进发。”
又称：“毛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前未通知右路军前指，不知原因何在？”
张国焘马上意识到是电报上出了问题。但究竟出在哪一个环节上，他也搞不清楚，
此事直到后来在延安，党中央彻底解决张国焘问题时，他听到毛泽东称赞叶剑英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时，才恍然大悟。
九月十一日，已经安全抵达甘南俄界，与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第一军团会合后
的党中央电令张国焘“即率左路军向巴西、班佑开进，不得违误”，并要张国焘
“立即答复北上具体部署”。可是，此时的张国焘已完全利令智昏，他不仅对中央
的电令置之不理，反而下令所部即刻向阿坝疾进，与中央背道而驰。并电令陈昌浩
率编入右路军中的原四方面军的四军和三十军以及原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从巴西、包
座一带折头南下，与他会合。陈昌浩果然对张国焘唯命是从，将三万多名不久前刚
刚从大草地上挣扎出去的红军士兵，又带回了充满凶险与死亡的道路。
张国焘返回阿坝后，为了保证他的政治路线能得以顺利推行，又一次向不和他
保持一致的同志挥舞起了血腥的屠刀。就在这里，他召开了许多表态会，每一个指
挥员必须在会上公开表态，是跟他走，还是跟毛、张、周、博走。对于他放心不过
的人，马上采取措施严厉处置。他下令勒死了自川北被捕以来一直拘押在军中的曾
中生，把川陕省委书记袁克服也送进了随军“劳改队”。“劳改队”里的成员大都
是被张国焘视作政治上的异己分子拔掉扔进来的。他们在红军战士的押送下走完了
长征路。“劳改队”随总部机关一起行动。我见到的有中央派到川北苏区来的代表
廖承志，有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罗世文，有建国后担任过陕
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德生，还有后来当过广东省副省长的朱光。
九月十五日，张国焘在一座喇嘛庙里主持召开了团级以上的干部大会。会场上
公开打出了“反对毛、张、周、博向北逃跑”的大横幅。上午下午都是张国焘一个
人讲。他把四方面军和中央分裂的责任全部推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身上。并
对毛泽东的政治品质和人格进行大肆攻击。张国焘不愧是一个演讲天才，他口若悬
河，声情并茂，有时还做出副饱受委屈恸不欲生的样子。绝大多数干部并不清楚这
场斗争的内幕，以为真如张国焘所言——而且当时一方面军连遭重创，四方面军蓬
勃发展壮大的现实已让指挥员们深信张国焘是正确的，犯错误的只能是中央。
“同志们，我们红军的道路为什么会越走越艰难？过去是李德、博古的错误，
那么李德、博古已经垮了，现在又是谁的路线错误？很明显，”他指着会场上的大
横幅说：“他们明知道北上走不通，还要逼着我们四方面军跟他们北上，其用心不
是想断送整个红军吗？这样无知无能又一意孤行的人，还配继续做红军的领袖吗？
他们已经把十万人的中央红军拖垮了，现在又企图把我们辛辛苦苦壮大起来的四方
面军带到死路上去，同志们，难道你们愿意跟他们走，和他们一起完蛋吗？我相信
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会勇敢地起来反对他们。现在，他们居然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
悄悄跑了，我认为跑了是好事，迟跑不如早跑，他们走他们的独木桥，我们走我们
的阳关道！”张国焘的演讲极富鼓动力，因为当时四川籍的官兵中确确实实存在着
不愿出川的情绪。在他们的意识中，只有这“天府之国”才是全中国最好的地方，
他们的家，他们的亲人，他们的根，都在这块土地上，离开四川，他们便觉得自己
成了水上的浮萍。也正因为四方面军中具有这种普遍的恋乡情结，所以张国焘才敢
公开和中央对着干。于是，群情激愤，指挥员们喊出了许多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
拥护张国焘领导的口号。
阳奉阴违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新任“党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要露一手
给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给已经到达保安的毛泽东等人看一看了。
十月下旬，八万南下红军兵分数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
山、党岭山，攀援已遭川敌刘文辉部破坏的栈道，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杨森、
刘文辉部发起猛攻。
到十一月中旬，宝、天、芦全部落入红军之手，几路大军已形成威逼成都之势。
在张国焘看来，只要攻下成都，控制了富饶的川西坝子，不仅可以使他立于不
败之地，更重要的是，如此的现实与军事实力也足以影响共产国际对他另立中央的
态度，以争取对他的承认。成者为王败者寇，此话自古皆然。篡夺党和红军大权的
“成功”以及军事上取得的这一连串的胜利，使他陶醉。
谁知好梦不长，毛泽东苦口婆心地劝告未能使张国焘清醒过来，蒋介石和刘湘
却做到了这一点。
而且，正是因为张国焘的南下进攻，危及到四川各路军阀的根本利益，才迫使
一直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的刘湘，以及与刘湘勾心斗角的川中各路军头，这一次空前
团结起来，死心塌地投向了蒋介石的怀抱。
刘湘的头号谋士邓汉祥先生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一九三四
年十月中旬，中央红军自江西突围北上，蒋介石为阻截红军，电邀刘湘到南京面商
机宜。刘湘乘专轮顺长江而下，路经汉口时，邓汉祥特地从上海赶到汉口迎接。刘
问邓：“你看这回蒋介石约我去南京，要谈些什么问题？”邓说：“蒋介石会对你
说许多好话，但目的肯定是要利用你阻击红军西进，以期达到他所希望的两败俱伤。
他还可能会借口防堵红军，调派中央军入川，以图控制川局，夺你权柄。”刘湘说
：“我的处境相当困难，但我已拿定主意，红军西来，如果目的是拿下四川，我当
然会与它死拼到底。如果仅仅是过路，则切不可堵截，倘战火一起，蒋必派大军入
川，而我同红军作战，有百害无一利，打胜了，是帮老蒋的忙，打败了，老蒋则有
理由夺我的权。所以说，防蒋，远甚于防共。”
十月二十一日上午，蒋介石接见刘湘时，提出调十个师入川协助刘湘作战，刘
湘坚决不同意。最后，只同意派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
红四方面军在川北曾多年与田颂尧、刘湘、刘存厚、杨森、李家钰等四川军阀
作战，深知他们为争权夺利而长期勾心斗角，互相拆台。
一九三三年八月底，红四方面军发起的仪（陇）、南（部）战役狠狠打击了田
颂尧，盘踞在川陕苏区南边的杨森，害怕红军紧跟着打他，赶紧派要员送来亲笔信，
表示要与红军谈判，达成互不侵犯条约。
张国焘回信同意派人与杨森谈判。
谁知过了好几天，杨森却毫无动静。他在耍滑头，红军便准备动手打他了。
就在开完前线黄石林军事工作会议的第二天，杨森派来了一位姓杨的参谋长和
一位姓何的副官长。据说参谋长是杨森的堂弟，副官长是他的内弟。随行的还有两
参谋和一小队卫兵。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杨森还特意让他们送来了一张田颂尧和
一张刘存厚防区的兵力分布图。
张国焘决定，派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和总指挥部舒玉章副参谋长担任谈判
代表，次日前往巴中。
傅钟建议，舒玉章是东北人，他虽是四川人，但老家在川南的舒永，对川北的
情况也不很熟悉，是否抽调一位既熟悉川北，又了解杨森部队情况的当地同志参加，
在谈判时可提供一些情况。
张国焘同意。傅钟进而提出，最好由政治部共青团副书记吴尚德同志去，他过
去是川北地下党的交通员，对情况最为了解。
张国焘说：“那就派他去吧。”
傅钟说：“这个人我现在没法派，他被曾传六同志当‘改组派’抓起来了。小
吴是巴中县人，到团委之前是少共国际先锋团的，前期打田颂尧时受了伤，出院后
刚分到团委报到，就把他抓了。这是个红孩子嘛，能有什么问题。”
张国焘说：“我给曾传六打个电话，叫他把人放了。”
百丈关前
十一月十日，刘湘接到前线“南路告急，匪军大股有直趋成都之势”的告急电
报后，他对担任省府秘书长的邓汉祥说：“军情万分紧急，我亲赴前线，集中全部
兵力与赤匪血战，成败在此一役。”
随后，刘湘火速调集的五十个旅，总兵力二十五万人相继赶到，投入了与红军
的这一场大决战。
此役被国民党列入军史，大肆宣传，称为“百丈关大捷”。
十九日，川军以十旅重兵，集中向百丈关反扑，并组织庞大民工抢修纵深配置
的碉堡群进行封锁。
二十一日，两军在百丈关展开恶战，仅这一天，我三军、九军、三十一军相继
全部投入战斗，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红军像浪潮一样铺天盖地地向前滚滚涌去，连续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越
过了丢失的百丈关，攻下了黑竹关。
但是，敌人的后备部队大量地投入了战斗，在督战队的驱赶下，又向我军前锋
发起了反扑。战至二十三日，红军虽经殊死抗击，仍顶不住敌人强大力量的压迫，
被迫收缩至百丈关一线坚守。
张国焘向全体红军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命令，“临阵脱逃者杀，动摇军心者杀，
消极避敌者杀，见死不救者杀”。
张国焘不仅下达了“四杀令”，还下令枪毙了一位团长。
那是红五军团董振堂的一名部下。他的团已死伤了四分之三，子弹，手榴弹全
部打光，在敌人再次发起冲锋时，他下令放弃了阵地。
坚守到二十四日上午，形势对我军更为不利，敌人更为强大的增援部队，尾随
中央红军入川的薛岳、李抱冰两支纵队源源不断地赶到了。他们在江西曾长期和中
央红军作战，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远比川军为高，再加上敌人不断有飞机从成都轮
番赶来助阵，在我军阵地上狂扔炸弹，红军处境，已岌岌可危。
二十五日，由于许世友兵败峡口，张国焘被迫下令全军撤出战斗，退走天、芦。
打败仗，在许世友的军事生涯中是极为少见的。对兵败峡口，许本人如此回忆
道：“百丈关会战中的峡口一仗，被薛岳吃掉了一个团。这是一个失利的战斗，对
这个战斗我是不负责任的，那是陈昌浩一手布置的。我历来没打过败仗，就是峡口
这一仗薛岳来了七个师，总部要我在峡口扼守。我要放五个团，陈昌浩同意放一个
团。他坚持己见，根本不考虑我的建议。我看争论已成僵局，只好服从命令。这个
败仗，陈昌浩要负责。”许世友快人快语，如同他的为人。
然而，我们不妨事后假设一下，如果真的陈昌浩采纳了许世友的意见，在布置
兵力以御薛岳时，放的是五个团而不是一个团，结局又将如何呢？
从决定整个战役胜负的军事力量来比较，敌人处于绝对优势，而且拥有强大的
后勤保障。局部的看峡口之战，针对许世友的一个团，薛岳第一次冲锋就投入了九
个团，红三十五团一下子就被敌人冲垮了。结果，团长、政委及团营两级主要干部
很快战死，全团战士最后全部牺牲。峡口一失，敌人蜂拥突入，红军防不胜防，阵
脚大乱。
此战红军虽歼敌二万余，但红军的伤亡，竟在敌人一倍以上，使军队元气大伤。
迫于无奈，张国焘只好放弃了那块看得见吃不着的肥肉——成都，退回到宝、
天、芦一带山区里避战求存，暂作补充和休整。
而百丈关，更可视作张国焘命运的重大转折点。因为，他那带有孤注一掷性质
的南下方针犹如一个诱人的梦，在百丈关前破灭了。
此时的蒋介石则是欣喜若狂，以为我军是江西红军和川北红军的全部，严令川
军各部与嫡系薛岳、李抱冰纵队乘胜挺进，务必将中国工农红军彻底消灭在宝、天、
芦一带，以彻底除掉心头之患。
薛岳志在邀功，率部单骑突进。刚经百丈关苦战未及休整的我军被迫在天全与
其激战，不敌。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薛岳一鼓作气攻克了天全、芦山。十六日，
又打下宝兴。
流泪的夹金山
张国焘终于尝到他亲手酿下的一杯杯苦酒了。那些胜利的捷报、雀跃的欢呼、
成群的俘虏、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似乎全都已经变成了破碎的气球，而前后相距的
时间，尚不到一百天。
就在宝、天、芦被敌人占领后，红军开始执行张国焘制定的《康（定）、道
（孚）、炉（霍）战役计划》。
实际上，这是一场已遭败绩的南下红军的全面大溃败。军事上连遭败绩的现实
像沉重的磨盘一样压在每一个红军指战员的心上。他们没有权利获知四方面军和一
方面军以及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分裂的真正原因，但是，他们却目睹了经受了失败，
而失败是任何谎言也掩饰不了的。
就在夹金山脚下，一千多名好弟兄被张国焘下令丢下了！
丢弃伤员的事，这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从张国焘开始。我军在鄂豫皖大溃败
时，霍邱城失陷邝继勋丢掉数百。柳林河血战，我军损失惨重，张国焘也只派专人
将脚踝中弹的陈赓师长秘密送往上海医治，其余两百多号伤员，被迫丢掉。西行途
中，一路征战，被丢掉的也为数不少。
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写道：“最令我痛心的是，我不得不下令把受伤
的战士丢掉，而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那实在是没办法的事啊！”
可是，我想任何一次丢弃伤员，都没有发生在夹金山脚下那一次那样惨痛。虽
然过去已经几十年了，可我每一想起，眼泪就控制不住地流……当时的场面，真是
太惨……太惨了。
这上千名伤员都是在百丈关、宝、天、芦一带的战斗中负伤的。他们是最勇敢
的红军战士。可是，红军现在却要硬着心肠把他们丢下了。他们肯定会在毫无抵抗
能力的情况下全部落入残暴的敌人之手。
没有一个伤员的精神承受得住如此沉重的打击！
没有一个不是伤员的红军战士不被这种惨烈的现实所震撼！
同时，所有的受伤的未受伤的红军指战员也都明白，这是必然的选择。
当时的情况的确已经严峻到了极点，一方面，敌人的前卫部队正在和我军担任
掩护的九军战斗，激烈的枪炮声已清晰可闻。我军只有迅速翻过夹金山、党岭山进
入康定、道孚、炉霍地区才能摆脱强敌的追击。而高耸在眼前的夹金山，我们已经
来回翻越过两次了。此山海拔近五千米，山顶终年积雪。上山后冰天雪地，大雪纷
飞，风暴夹着成团的雪花、沙石猛兽般向我们扑来，不少战士连人带物被暴风雪卷
进了深涧，牺牲在这冰天雪地里。饥饿、严寒、疲劳、疾病一齐向我们袭来。在深
及膝盖的雪地中行军，我们冻得肿胀的脚像穿上铁鞋似的沉重难受，每迈出一步都
要用尽全身的力气。这样的艰难困苦，即便是身体强壮无病无伤的战士也难以承受，
把伤员抬上去，无异于将他们送进鬼门关，而且必然会有更多的红军战士陪着他们
死去。没有办法的事啊，这就是战争！已经开始登山的红军战士不忍离去。不断地
回头注视着山脚下密密麻麻或躺或卧地上的一大片伤员，那是他们亲密无间的同志、
生死与共的好战友啊！他们之间甚至有亲兄弟、亲父子、亲姐妹。
王心兰就是在夹金山脚下和她姐姐王心诗分手的。心诗是妇女独立团的战士，
一路上背着个奶娃娃长征。在夹金山脚下，经组织动员返乡。心诗一路乞讨，回到
了老家清溪，从此在大巴山上当了一辈子农民。当时才１２岁的红军剧团最小的演
员心兰则是剧团里的郑开先叔叔把她背过了大雪山，才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郑
开先在甘肃会宁抢渡黄河时被敌机炸死了。解放后，王心兰一直不忘郑开先的救命
之恩，托了许多人打听他的家人消息，想给予帮助，可惜均无结果。
我们的政治工作人员全都流着眼泪，百般安慰伤员，尽量让他们安心，如敌人
有杀害伤员的行为，要他们团结起来据理力争。这种安慰是惟一能做的行为，而安
慰者与被安慰者全都明白，它又是完全没有用处的。那一刻，所有的人都哭了，张
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也和战士们一样地流泪。数万名
军人的哭声惊天动地，震撼着冰雪覆盖的夹金山……那是我何福圣今生今世永远也
忘不掉的场面！
张国焘轿夫头的故事
在夹金山脚下生离死别的，其中还有一对父子。在长征途中，他们先后担任了
张国焘的轿夫头。
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为朱德总司令写的那本著名的传记《伟大的道路》中说
：“张国焘是坐着轿子长征的。”
这话不假，但是，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张国焘是躺在滑竿上长征的”。因为，
轿子是坐，滑竿是躺，躺在滑竿上比坐在轿子里舒服得多。两根碗口粗的长长的楠
竹抬杆一抛一落，人躺在凉椅上面颤颤悠悠，跟腾云驾雾一样，视线也比坐在轿子
里开阔，沿途景致，想看可随意地看，倦了，闭上眼睛，就悠然入睡。即使太阳再
毒，也晒不到，顶上的篷布往前一拉，便遮挡了阳光。
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时，总部机关曾招募了大批力夫、轿夫。而分到我
手下归我直接领导，专门抬张国焘的，则是十六名来自南江县的轿夫。轿夫头叫刘
汉章。
这十六个人全是专业轿夫，他们不仅有力气，而且更有技巧。行路时腰杆要挺
得直，脚动身子不动。换肩要不停步，不能让躺在滑竿上的人有颠簸感，随着起落
之势，抬杆一抛身子一侧就换过来了。行走时，前头出左脚，后头就必须出右脚，
同起同落，快慢一致，步步都要踩得上点子。所以抬滑竿的人必须找好“连手”，
否则坐滑竿的人躺在上面难受不说，抬的人也扯筋扯绊，又累又吃力，走不了多远
就累得趴下了。
这个轿夫队归我管。每隔十天，我要去后勤部经理处领来八十块银元，按每个
轿夫５元的标准交给刘汉章。而刘汉章分发给轿夫们却有所区别，不搞平均主义。
因为他们是专门抬张国焘的轿夫，生活也就比一般红军战士要好一些。宿营后，
他们经常去老百姓家中买只羊，或买条狗，宰了打牙祭。
这十六个轿夫有两大特点，一是全都喝酒，二是全都抽鸦片。
鸦片由我负责分发，中午一次，晚上一次，每次一人一粒，像绿豆般大小的熟
膏。瘾大的刚能过瘾，瘾小的抽不完。
说起来很可笑，我一边分发鸦片膏给轿夫们抽，一边还得动员他们戒烟。可他
们吃了我发的戒烟丸照旧吞云吐雾，谁也没办法，因为不给他们鸦片抽，莫说让他
们抬张国焘、杨岳卿，连他们自己也得要人抬。
杂谷脑遭空袭，刘汉章受了伤，炸弹碎片在他屁股上钻了一个洞，动不得了，
按照轿行的规矩，“世袭罔替”，就由崽哥承袭了轿夫头之职。
当上轿夫头的崽哥很快便在轿夫中树立起了他的威望。那一年他才十八岁，已
长得牛高马壮，力气大，技术也好，还特别讲义气。
崽哥也是这十五个轿夫中最有出息的一个，到甘孜整军时，所有随队西撤的苏
维埃干部、力夫全都被编入了红军，轿夫们也随之全部成了正式的红军战士，穿上
了军装，但不发枪。
崽哥仍当轿夫头，他和他的一帮兄弟们把张国焘一直抬到了保安。
雪山脚下的小城
一九三六年二月下旬，我们终于翻过夹金山、党岭山，到达丹巴，再由丹巴西
进，分头进入到道孚、炉霍、甘孜地区。彻底甩掉了尾追之敌。
总队纵队近千人马翻越了党岭山，下到山脚后，很快便进入了道孚县境内的龙
布沟。眼前是我从未见过的奇特景象，目力所及之处如同远古荒原一般寂静，难闻
鸡犬之声。就在这片对我们来说既陌生而又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地方，却突然出现了
许多冒着袅袅白气的河沟和小海子，在河沟和海子的边上，还凝聚着一堆堆雪白的
石灰质物体。一路走去，我们看到已经有不少官兵在水里泡上了。
我上前用手在水里探了探，那水居然有些烫手。我兴奋地跑到滑竿前，大声报
告：“主席，那水好热啊，快下来洗个澡吧！”张国焘下了滑竿，四处看了看，说
：“这是温泉，我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上洗过，水里含有多种矿物质，还能治皮
肤病的。”我马上安排卫士们散开，布好警戒位置，然后，首长们就脱了衣服下水
去了。这时候，恰好康克清、李伯昭、何莲芝（董必武夫人）和红军剧团里的人从
山沟里钻出来了。
我赶紧喊道：“嗨，嗨，女同志不要过来，这里有男同志在洗澡。”
女战士们叽叽喳喳地叫开了。一会儿，女的全跑了，一窝蜂下到了远处的一个
海子里……
我和卫士们也下水了，能在冰天雪地的党岭山脚下，突然泡进滚烫的水里，那
滋味，真是妙不可言。只可惜温泉能洗去征尘，却填不饱肚子，热水里多泡了一会
儿，肚子就饿得更是难受。正在洗澡的时候，担任前卫的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
李先念派通讯员快马赶来报告，喇嘛武装妄图阻截红军，已被击溃，红军已经攻占
道孚县城后山上的碉堡，进入了城内，被击溃的喇嘛武装则逃到了灵雀寺里。
从温泉里爬起来，队伍一路都行走在布满乱石和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温泉的河谷
沟汊地方，直到出了龙布沟，才踏上了一条好似公路的大道上。藏族通司说，这是
内地通向道孚的古驿道。
二月二十八日晚上约十一时，总部机关才进了道孚县城。与此同时，红军的各
路部队也分别进占了道孚县境内的泰宁、玉科、扎则、瓦日等地。
过去，在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大汉族主人的统治和藏族上层反动分子的煽动下，
民族隔阂很深，汉藏之间经常发生械斗。汉人把藏民大都赶到山上聚居，城镇及山
下的平坝地区则为汉人所占。
在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南京政府委派道孚灵雀寺的堪布（主持人）诺那活佛
为“康藏宣慰使”，企图利用他的影响和势力，一可剪除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的刘
文辉的地方政权机构，二可组织封建武装堵截红军。诺那活佛去康定拿着委任状，
捧着大印回到道孚，即设下一计，柬请刘文辉任命的道孚县长胡人纪和刘文辉的二
十四军二十一团驻道孚的官长罗玉龙，前往灵雀寺赴宴。等酒过三巡，诺那活佛掷
杯为号，埋伏在两侧厢房里的喇嘛一拥而出，将文武官长擒获，随即以“国民政府
康藏宣慰使”的身份，宣布将诸官撤职，然后再将部队缴械，官兵一律遣散。
鉴于道孚城中汉民居多，诺那又另委任一汉族商人熊起为县长，重新招募兵勇，
组编军队。经此事变，道孚县城顿时陷入混乱之中，诺那活佛委任的县长和新编的
军队没有正常的经费及粮饷来源，只得强迫向人民摊派，听说红军已到雪山那边的
宝兴、天全的消息后，诺那活佛一方面在全县境内强行征派“乌拉”，集中在县城
后山修筑了一座大碉堡，另一方面积极地组织各地反动喇嘛武装，准备与红军为敌，
还大肆造谣诬蔑“红军杀人放火，男人逮到就宰，女人逮到就奸，小孩逮到就煮来
吃，见了穿红衣服的（喇嘛）就砍脑壳”。老百姓害怕，大都躲到山上去了。但是，
面对空房空屋，红军仍然严守纪律，未经主人允许，不准擅自进屋借宿。当夜，官
兵们全都在屋檐下、空坝上露天宿营。
天亮后，红军的政工干部分头找群众做工作。留在家里的藏族群众见红军秋毫
无犯，不少人便同红军干部们一起到附近的山上去动员老百姓回家。
张国焘总部首长则住进了国民党的县政府。
就在红军进驻道孚的第二天，灵雀寺的堪布诺那活佛却派出敢死队，在该寺四
大根巴（大喇嘛）的指挥下，手持武器冲上后山，妄图夺回碉堡。
红军骑兵师
余天云、李先念很细心，不断派传令兵来向张国焘报告战况。当然，这样力量
悬殊的战斗不会有不利于红军的消息传来。但是，这场战斗仍然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尤其是喇嘛们放起火来，将寺庙变成了一片火海，从上午十一点一直打到了下午三
点来钟，枪声才逐渐地稀疏下去，结果是，毙伤喇嘛八百多人，红军伤亡三百多人，
诺那活佛率残存的喇嘛突围向瞻化方向逃遁。但是，诺那活佛很快还是落入了红军
之手。四月二日，四军打下瞻化，抓住了诺那活佛。张国焘没有杀掉他，相反对他
优礼有加。一位活佛是一方藏民心中的神，诺那本人也以为自己是神，所以被俘后
只求速死，决不与共产党、与红军合作。杀掉诺那活佛是轻而易举的事，只需一颗
子弹。但张国焘知道这一颗子弹打出去的效果。诺那在张国焘这里当了十来天的
“贵宾”，最后还是被放掉了。这就是政治，只有政治才能最有效地帮助处于险恶
环境中的红军求得生存。
自从来到道孚以后，张国焘过得极不舒心。虽然红军进入康藏高原后，在军事
上节节胜利，继攻占道孚之后，三十军势如破竹，一口气攻占了炉霍，进占西康东
部重镇甘孜。许世友、王建安的四军打下了瞻化、色达、琅瑭等县城。虽然刘文辉
和李抱冰的部队被红军重创后逃出了康藏高原，已无力向红军发动有规模的进攻，
只能远远地据山观望。可是，由他率领的这支虽经巨大损失却仍拥有四万余众的军
队，身处荒凉贫困的康藏高原，几乎所有的战士都在为吃而奔波，几乎所有的战斗
都是因粮食而爆发。野菜成为全军主要的充饥之物，连红军总司令朱德，此时也出
任“野菜委员会”的主任，整天带着一大帮人员到野外采集各种野菜试吃，经试吃
证明无毒，再推广到各部队中去……数月前的威武之师竟然落到如此凄凉的境地，
原本踌躇满志心比天高的张国焘，心情怎么会好得起来？
红军要生存，必须要获得粮食。可是，敌人早已采取了各种严厉手段胁迫群众
上山躲避，不准群众卖一粒粮食给红军，不准群众给红军当向导或当通司，严禁老
百姓以任何方式帮助红军，一经发现，满门抄斩，定杀不赦。
红军只好自己组织征粮队下乡征粮。征粮队势单力薄，下到乡间后，经常成为
敌人骑兵的袭击对象。而且敌人极其凶残，对付被俘红军的手段极其毒辣，割头斩
肢，剖腹挖心，从不留一个活口。为了获得粮食，红军必须首先消灭敌人的骑兵武
装。就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总部决定立即组建一支骑兵队伍。
名贯三军的战将许世友临危受命，由红四军军长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骑兵
师的司令员。
五月一日上午，旭日东升，霞光万道，三千多名身背钢枪，背插大刀的骑兵浩
浩荡荡地汇聚在甘孜城外的一块宽阔平坦的大坝子上。嘹亮的军号声，战马的嘶鸣
声和铁蹄声，交织成一支威武雄壮的乐曲。
在隆重举行的红军骑兵师成立大会上，许世友率领他的骑士们，接受张国焘、
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等总部首长的检阅。张国焘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予许
世友很大的鼓励。同时又对他明确了骑兵师的两大任务：消灭敌人的骑兵，筹集粮
食。
博巴政府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显然，泽旺登登和夏克刀登把重兵集中在
阿坝通往查理的要道上，正是为了阻击许世友的骑兵队伍。许世友探明情况，立即
和参谋长一起召集三个团长研究确定，乘敌人尚未发现我军、毫无戒备之机，立即
发起进攻，以奇袭的战术歼灭敌人。夜色沉沉，伸手不见五指。红军大部骑兵集中
隐蔽待命，多路突击队迅速地接近敌营，藏兵们围着为驱赶野兽而点起的火堆，横
七竖八地躺在地上，马匹零零散散地拴在周围。
在许世友的指挥下，按照预定的时间，部队发出了攻击信号，突击队员们首先
将手榴弹冰雹般地掷向火堆，随着爆炸声，藏兵与燃烧的柴火腾空而起，火星直冲
天穹。敌人的马匹被炸惊了，嘶鸣着四处狂奔。敌兵们有的被炸死炸伤，有的被惊
马踩踏得鬼哭狼嚎。这时，冲锋号惊天动地地响起，红军骑手们挥舞着马刀，如同
无数道铁流从山沟里奔腾而出，冲进敌人的营地，左砍右劈，将敌人大部歼灭。夏
克刀登坠马遭擒，泽旺登登和诺那活佛在卫兵的保护下侥幸逃脱，企图潜回老巢德
格，路经马尔铛时，与当地博巴政府的赤卫队遭遇，泽旺登登被乱枪击毙，诺那活
佛遭生擒。麦加尔康一仗，歼灭敌人两千多人，俘获一千三百多人，缴获战马两千
多匹，并将泽旺登登藏匿在各地的大批牛羊、大量粮食及弹药缴获。被俘的夏克刀
登，许世友派出一个连的骑兵，将他押送回了道孚红军总部。这是红军骑兵师组建
以来打的最大一仗，也是顺利的一仗。
对于夏克刀登、诺那活佛这样有影响的上层头面人物来说，征服他们的精神远
比消灭他们的肉体更为重要。在张国焘的感化下，夏克刀登终于表示愿意与红军合
作。
鱼儿离开了水，便无法生存，在人烟稀少，荒凉辽阔的康藏高原上，红军官兵
们依然在努力地工作着以争取人民的支持。他们英勇地肃清了与红军为敌的一支又
一支封建反动武装，实行了土地革命，穷苦的汉藏农牧民第一次分到了属于自己的
土地。翻了身的穷人对红军发自内心地热爱，他们在红军的领导下，雨后春笋般成
立了各级博巴政府，并且拿起枪来，参加博巴赤卫队，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在各县已经成立了基层政权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
央博巴政府。中央博巴政府设在甘孜县孔萨大楼，党的领导人是李国荣，主席为格
达活佛，副主席兼军事部长，则是一个多月之前在阿坝的麦加尔康被俘的夏克刀登。
第四十八章 余天云跳崖
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做了一件在很多年后足堪自慰的事情。我帮了朱
德的警卫排长白全宗一个大忙。就在总部翻过雪山，向道孚进发的途中，我看见了
由红军士兵押送着的“犯人队”，白全宗也在这支队伍里。
他当时头发老长，乱蓬蓬的，双手也和其他犯人一样被反捆着。而且肯定是由
于精神上的压抑与伙食太糟糕显得十分憔悴。白全宗也看见我了，他并没有求我帮
助，可是，我却于心不忍，我们都是同行，白全宗遭难，不是他本身的原因，而是
为他的首长受累。我是个行武之人，怜弱之心还有一点。宿营时，我到任后勤部经
理处处长的熊国炳那里悄悄弄了几斤炒青稞，两大块掉肉干巴，用干粮袋装了，然
后到“犯人队”里给了白全宗。我还给押解“犯人队”的一保卫局的连长打招呼，
让他行军时解下了白全宗的棕绳。
恢复了自由的朱德和刘伯承分别被张国焘委以“重任”，朱德任野菜委员会的
主任，他的任务是整天带领这个委员会的二十几名同志去到漫山遍野的野草树林中
发现一些可吃的种类，先试吃，证明无毒，再推广到全军。刘伯承则被派到何畏任
校长的彭杨军政学校去主持军事教学。
红军总部滞留道孚期间，华丽壮观，房多院大的灵雀寺，即成了彭杨军政学校
和中央党校的所在地。那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是刘希平，任党委书记的是康克清，
教务长是黄火清。
本来，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与朱德总司令一样，在四方面军中有着极高
的威望，大家都知道他过去是川军中的著名将领，后来又是在苏联陆军大学毕业的
惟一的中央高级军官，无论学识、资历、级别和经验都令红军各级指挥员们佩服。
但是，张国焘的一些亲信军官知道现在的刘伯承虽然名义上是红军总参谋长，
实际上却是“反张派”，是作为张国焘的阶下之囚来这里服“劳役”的。他们对刘
伯承心存芥蒂，于是在刘伯承教学的时候，便故意与他为难。
彭杨军政学校那时大约有三百来名学员，都是四方面军中的师团营级干部，也
有少数军级指挥员，三十军军长余天云，在打下寿灵寺后，也奉召到学校受训。在
学员中，他年龄小，仅二十五岁，职务高，再加上深得张国焘的信任，也就染上了
一些骄横霸道的作风，而对政治上“不可靠”的刘伯承，他自然不会放在眼里。
一次上课时，他竟与刘伯承当面顶撞起来。何畏碍于军规校纪，出面制止，余
天云不服，仍然在刘伯承面前大喊大叫，口出狂言，惹得刘伯承大怒，表示，不处
分余天云这样的学生，他决不再上课。张国焘闻讯后赶到学校，对于余天云这种目
无上级，狂妄自大的行为，他也不便公开袒护，便来了个“挥泪斩马谡”，将余天
云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一通，命令他当众向刘伯承道歉，然后关进禁闭室反省，对刘
伯承，则慰勉了一番。而余天云则把这种处理当做不能忍受的奇耻大辱。从禁闭室
出来后，他一改往日个性，郁郁不乐，碰见刘伯承，则怒目相视。不久，军校随总
部转移时，余天云竟在路经大金川之际突然冲出队列，跳下万丈悬崖身亡了。
第四十九章 红军中的四川女人
中央机关加上直属纵队约有七千多人，而妇女独立师就占了两千多。她们中绝
大多数是四川女人。四川女人好像特别勤劳，特别能吃苦，而且，打起仗来也不比
男战士差。我想，从社会原因上看，那大概是因为四川的男人普遍吸食鸦片，家中
重活累活苦活大都由女人顶着干，长此以往，就锻炼得特别能干。
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师，就是由这样一帮能干的女人组成的。它最初成立于
一九三三年三月下旬，川陕省委抽调机关女干部一百多人加上妇女群众中的积极分
子两百来人，在通江组建妇女独立营，辖三个连，营长是苍溪人陶淑良，曾广澜任
教导员。
到五月中旬，刚成立不久的“娘子军”就在粉碎田颂尧的进攻中露了个大红脸
儿。当时，“娘子军”的任务是往前线赶送粮草。一天半夜，她们运粮经过通江北
面的鹰龙山，正在休息，与田部一个被打垮逃跑的营遭遇，当时妇女独立营尚未参
加过战斗，除干部警卫人员有枪，战士们全用大刀、长矛装备。但是，送到嘴边的
这块肥肉她们不能不吃。陶淑良与曾广澜一商量，决定智取，命令各连战士把粮食
担进树林里，作好隐蔽，听到信号声再一齐杀将出来。
敌人上山后方向莫辨，也未发现树林里有伏兵，又累又困，大发鸦片瘾，一声
“原地休息”，便迫不及待地把枪架到一边，往地下一躺，拿出烟枪就开始吞云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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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两个来月的时间里，毛儿盖地区成了一座庞大的兵营。红军总司令部驻
扎在卓克基，但张国焘在毛儿盖住了一个多月，整天忙于一、四两军的混编工作。
这时候，陈昌浩已搬到设在毛儿盖的右路军总指挥部去了。徐向前也奉命从卓克基
赶来这里出任右路军总指挥之职，和陈昌浩住在一起。
两军领导之间的矛盾终于传到了下层红军官兵之中。短暂的“蜜月”结束了，
双方的关系突然变得紧张起来。战士们过去见了面亲亲热热，现在却恶语相加。四
方面军的官兵糟踏一方面军是残兵败将，叫化子部队，一方面军的官兵则还击四方
面军是军阀、土匪部队，思想落后，作风恶劣。
不仅双方士兵公开骂架，甚至还出现了集体斗殴的现象。虽然红军组织了联合
纠察队执勤，对吵架斗殴者一视同仁严惩不贷，但是，这股彼此敌视的情绪依然在
看似平静的河面下暗暗涌荡。
此时，张国焘的警卫工作已经大大加强了，余天云调来一个野战营，每天在张
国焘住所前面的一块荒地上“训练”。到了夜间，则派了两支以上的巡逻队在张国
焘住所四周游动警戒。
我也加强了内部的保卫工作。每天夜里，我都要安排卫士轮流通宵值勤，每班
四人。我则搬进张国焘寝室，同住同起。白天有人来访，我也从始至终不离张国焘
左右。
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周恩来等人都陆续来找张国焘谈
话。他们希望能说服他，而张国焘也同样希望能说服他们。开始都是苦口婆心，而
最后都是争吵一场，不欢而散。只有林彪，张国焘对他印像很好，说他像四方面军
的余天云，人年轻，特别能打仗。林彪来拜访张国焘时，表现得毕恭毕敬，还送了
张一匹好马。张收下了，但从未骑过，依然骑他从川北带出来的那匹青骢马。后来
张国焘在康藏高原创建红军的第一支骑兵部队，以对付泽旺登登和夏克刀登的藏族
骑兵时，把这马送给了四军军长、出任红军第一任骑兵部队司令员的许世友。
笼罩在毛儿盖上空的这种剑拔弩张、杀机毕现的气氛，自然引起了中央领导和
一方面军首长们的强烈不安。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就说道：“右路军组
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
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
：”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
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么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么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
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
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
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
情，他没有做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谈到晚上，我说，昌浩同志，
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了两个警卫员，牵着
一匹骡子离开了。骡子我也不敢骑，让一个警卫员牵在前面，我走在中间，一个警
卫员殿后。我过去不作战时，从来没有将手枪顶上子弹的，这次我将手枪子弹上了
膛，也叫警卫员将枪里顶上子弹。老实说，我怕陈昌浩整我。也怕遇上藏在藏民中
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前不久，我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就是走在路上被冷枪击中牺
牲的。……我对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他说，你这是宗派
主义。我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张国焘与中央的思想
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
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我驳斥他说，
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这次争论，我和林彪都动了气，
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
对陈昌浩，我不能不多说几句。因为我对他一直持有一种复杂的感情。陈昌浩
是和张国焘一起被派到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打扮成商号老板，陈昌浩则扮成老板
的“跟随”。而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俩也的的确确像是这种主人与跟随的关系。
陈昌浩对张国焘忠心耿耿，张对他也极为信任。在四方面军中，陈昌浩成了地位仅
次于张国焘的二号人物。
“朱毛不能分！”
这里离朱德、刘伯承的住处不到五十米，眨眼之间便已到了门前。这时，外面
已经响起了喊叫声，那是徐泽明带着特务营正在解决朱、刘首长的卫士和参谋。我
们用力撞开房门，冲了进去。几名战士摁亮了手电筒。我看见睡在门边一侧的白全
宗和刘伯承的警卫员孟继彦已经掏枪对准我们，随我进屋的战士也全都用枪对准了
他俩。我大声喊道：“白全宗，孟继彦，反抗没有用处，把枪放下！”
这时，朱德愤怒地大吼起来：“白全宗，你把枪给他们，我看他张国焘硬是敢
把我吃了！”
电筒光的照射下，我看见朱德坐在床板上，眼中充满怒火。
刘伯承也起来了，盯着我说：“你们还算是红军么？红军打红军，哪个高兴？
我看只有蒋介石高兴，胡宗南高兴。”
我无话可说，情急间把驳壳枪往枪套里一插，上前敬了一个礼，大声说道：
“总司令，参谋长，对不起了，张主席请你们过去一下。”
紧跟着发生在张国焘屋子里的这一场大人物之间的对话。
当我把朱、刘首长“请”进张国焘屋子后，张客气地请他们坐，然后对他今晚
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解释，表示这样做并非他之所愿，而是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挽救
红军而迫不得已之举。心中苦衷，望他们能够理解，并对今晚的冒犯原谅。
朱、刘火气未消，直截了当地指出今晚的做法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刘伯承说：“这是红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劣事件。”
朱德说了一句很让张国焘难堪的话：“我看你是想学赵匡胤，来一个陈桥兵变，
黄袍加身！”
但即使如此尖锐，张国焘依然没有因难堪而“暴跳如雷”，他仍是以请求的语
气劝说他们在这场与毛泽东的斗争中，能够公开站在他这一边。
张国焘费尽口舌，得到的朱德的回答却是：“天下人哪个不晓得朱毛？朱毛一
分裂，红军就完球了。”
张国焘退而求其次，要朱与刘与他一起联名通电反对中央的北上决议。
朱明确拒绝：“决议我是举了手的，我现在来反对决议，不就否定了我自己？”
张国焘苦着脸说：“玉阶兄，在目前这种危急关头，我们彼此换换位置，你会
把我怎么样？”
我们在场的人谁都听懂了这是威胁——张国焘式的威胁。
朱勃然大怒：“你既然敢把我和伯承抓起来，还假惺惺说这些干啥子！要杀要
砍随你，不过，我不会改变我的政治主张的！”
张国焘脸上露出了不被人理解的痛苦，悻悻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张
国焘得不到二位的支持，只能怪我无能。好，天快亮了，你们送总司令、总参谋长
回屋休息吧，反正，我们还有时间再谈的。”
朱、刘首长的警卫、参谋等人员此时已全部被解除了武装，集中送去了随军
“劳改队”。
两位首长则由我派警卫排的战士“保护”——实际上，他俩也成了“囚犯”。
张国焘对朱、刘首长下手后，又给陈昌浩发去密电，要他采取强硬措施，率右
路军掉头南下，到阿坝与左路军会合，如果这一阴谋不致因一个极其偶然因素遭致
败露而终未得逞，那么，中国的现代革命史或许将会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值此中国革命的危难关头，有两个人挺身而出，改变了历史。
一个是叶剑英。一个是毛泽东。
改变历史的一刻
九月九日，张国焘的电报发到班佑时，陈昌浩正在主持一个会议。
右路军指挥部机要室里，值班机要组长陈茂生刚开始译一份从左路军红军总司
令部发来的密电。
陈茂生刚译了一半，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走了进来。“吕
科长，你来得正好，快来看看，这份电报很奇怪。”
机要员出身的吕黎平帮助他迅速地把密电译了出来。他俩看后，大吃一惊！原
来这是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电报。电文如下：“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尚不
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高潮到来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
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
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
吕、陈都是原一方面军负责情报工作的二局的人，是由叶剑英直接领导的。所
以，吕黎平马上拿着电报赶到了会场，准备送给叶剑英看。
他看见陈昌浩正在台上讲话，叶剑英、杨尚昆都坐在台下第一排。吕黎平走上
前去，把电报直接交给了叶剑英。叶见电报是发给陈昌浩的，便没有打开，站起身
来，把电报交给正在台上讲话的陈昌浩。
陈昌浩对他摆摆手：“等一下，你没见我正忙着吗。”
由于是急电，叶剑英回到位置上便打开来看一看。这一看，顿时惊出他一身冷
汗。叶剑英借口上厕所，马上赶到离会场两三百米外的毛泽东的住所，把电报给毛
看。恰巧彭德怀也在。这段时间，随着张国焘对中央的态度日渐强硬，毛泽东等中
央首长对张国焘的亲信陈昌浩也倍加警惕，担心他搞动作。彭德怀率领三军团抵达
巴西后，立刻派十一团隐蔽在离毛泽东驻地不远的地方，以防万一。彭德怀本人则
每天都陪着毛泽东。此时，毛泽东看过电报，飞笔将电文抄下来，然后叮嘱叶剑英
马上把电报送给陈昌浩，千万不要让陈知道他已经看过电报。叶剑英又立即返回会
场，见陈昌浩仍在台上讲话，叶剑英就把电报交给吕黎平，让他候在一边，等陈昌
浩一讲完话，就直接把电报送给他。
而另一厢，彭德怀见到这份杀机毕现的电报后，力促毛泽东先下手为强，将右
路军中的原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抓起来作人质。
“这是下策。”毛泽东断然否定。
“那怎么办？我们只有七千多人，他们有三万，陈昌浩真要动手，我们打不过
他们的。”
毛泽东大口抽烟。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先到右路军指挥部
去探探虚实再说。”
彭德怀说：“你不能去。陈昌浩说不定会把你抓起来的。”
毛泽东说：“他真要动手，我呆在这里也是跑不掉的。”毛泽东当即赶到右路
军指挥部，召见陈昌浩、徐向前二人。他装着一点也不知道电报的事，问：“左路
军过葛曲河了吗？”
陈昌浩小心翼翼地说：“没有。刚才国焘同志发来电报，要我们南下。主席，
你看怎么办才好？”
毛泽东神色镇定地说：“如果一定要南下，我的意思是中央委员会也应该开个
会统一一下思想。这样吧，我马上请洛甫（张闻天）、恩来、博古他们一起开个会。”
陈昌浩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毛泽东使出的缓兵之计，以此赢得时间，金蝉脱壳。
胜利大逃亡
毛泽东回到住所，马上派人通知各位中央要员火速离开班佑，前往彭德怀的三
军团驻地巴西会合。就在这里的一座寺庙中，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毅然采取
紧急措施，决定编入右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以及中央机关共七千多人，
迅速脱离险境，继续北上。他说：“为了继续麻痹陈昌浩，就说中央已决定南下，
但部队要重返草地，必须多准备一些粮食，所以明天天一亮官兵们就要到地里去收
割青稞。否则一方面军的人大量移动，陈昌浩会发觉的。”毛泽东同时还交给叶剑
英和杨尚昆一个重要而危险的任务，要他俩尽可能把二局的人和地图带出来。杨尚
昆必须确保他领导的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尽量多地出来“收割青稞”。出发的命令是
逐个传达到个人的，官兵们都是半夜里突然被叫醒，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凌
晨两点钟，杨尚昆和叶剑英偷偷溜到指挥部，把钉在情报室墙壁上的军用地图取下
来，夹在行李里带了出来。
次日早上，陈昌浩、徐向前才知道原一方面军的人马全都跑光了，指挥部的军
用地图也不见了。何畏等人先后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跑了，还对我们放了
警戒，怎么办？打，还是不打？陈昌浩急红了眼，问徐向前：“打不打？”发生了
如此重大的事件，徐向前也慌了神，呆呆地坐在床边，他痛苦地说：“这是怎么搞
的呀，走也不通知我们一声，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昌浩同志，哪有红军打红军的
道理呀？无论如何不能打。”关键时刻，陈昌浩也表现不错，他没有行使政治委员
最后拍板的权力，而是完全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但是，陈昌浩还是作了最后的努力。
他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派副参谋长李特率领原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的部分学员，飞
马赶到巴西，力劝毛泽东回来。
毛泽东、周恩来与彭德怀此时正在半山腰的一座喇嘛寺里。李特率人拥进寺庙，
高喊要面见毛泽东。出来的却是彭德怀。李特把陈昌浩的信交给他，陈在信中劝彭
停止北上，回头南下。彭德怀看完信，立即拒绝。红军大学的学员举着一条“反对
毛泽东逃跑”的横幅，反复呼喊着口号。要毛泽东出来回答问题。毛泽东高大的身
躯出现在寺庙前的台阶下。看着这些公开反对自己的红军战士，他用浓厚的湖南口
音说道：“红军战士们，党中央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条件险恶，十分不利，
我希望你们能认清形势，随中央北上。当然，在认识暂时不能统一的情况下，愿意
南下的南下，愿意北上的北上，我不勉强你们。”李特大喊大叫着冲上前去，六七
十名军官也跟着他拥上前来，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赶紧上前，用俄语大声招呼李特
冷静。
毛泽东神色严肃地说：“我们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对那些暂时不愿意
随中央北上的同志来说，我们只是先遣队。我们先走一步，去开辟新的根据地，等
大功告成，你们什么时候愿意来同我们会合，我们随时欢迎。我相信，我们今天有
分歧，要不了多久，总归会走到一起的。”
李特跳上台阶大叫道：“同志们，不要相信毛泽东的鬼话，中央的北上方针是
彻头彻尾的逃跑主义路线，他们犯下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错误却始终不认错！他们
丢掉了江西根据地，把八万多红军折腾得只剩下了一万多人。看看我们四方面军，
到川北时只有一万多人，在张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十万雄师，谁
的路线正确？谁是英雄豪杰，实践早已作出了证明，还需要用嘴巴来强词夺理吗？”
李德见李特的情绪已经冲动得完全失去了控制，于是上前紧紧抱住他。
毛泽东被困巴西
两个钟头后，风波终于平息了，毛泽东处理这场风波的办法同他一九二七年秋
天采取的做法一模一样。那年在井冈山上遇到一帮人闹事，毛成功地平息那场叛乱
的办法就是放不愿意一起干的人回家，然后，率领愿意留下的人继续干。
张国焘接到陈昌浩发来的急电后，这一次才真的是暴跳如雷气急败坏。陈称：
“毛泽东突然直接下令一、三军团以‘北上先遣支队’的名义，单独向北进发。”
又称：“毛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前未通知右路军前指，不知原因何在？”
张国焘马上意识到是电报上出了问题。但究竟出在哪一个环节上，他也搞不清楚，
此事直到后来在延安，党中央彻底解决张国焘问题时，他听到毛泽东称赞叶剑英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时，才恍然大悟。
九月十一日，已经安全抵达甘南俄界，与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第一军团会合后
的党中央电令张国焘“即率左路军向巴西、班佑开进，不得违误”，并要张国焘
“立即答复北上具体部署”。可是，此时的张国焘已完全利令智昏，他不仅对中央
的电令置之不理，反而下令所部即刻向阿坝疾进，与中央背道而驰。并电令陈昌浩
率编入右路军中的原四方面军的四军和三十军以及原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从巴西、包
座一带折头南下，与他会合。陈昌浩果然对张国焘唯命是从，将三万多名不久前刚
刚从大草地上挣扎出去的红军士兵，又带回了充满凶险与死亡的道路。
张国焘返回阿坝后，为了保证他的政治路线能得以顺利推行，又一次向不和他
保持一致的同志挥舞起了血腥的屠刀。就在这里，他召开了许多表态会，每一个指
挥员必须在会上公开表态，是跟他走，还是跟毛、张、周、博走。对于他放心不过
的人，马上采取措施严厉处置。他下令勒死了自川北被捕以来一直拘押在军中的曾
中生，把川陕省委书记袁克服也送进了随军“劳改队”。“劳改队”里的成员大都
是被张国焘视作政治上的异己分子拔掉扔进来的。他们在红军战士的押送下走完了
长征路。“劳改队”随总部机关一起行动。我见到的有中央派到川北苏区来的代表
廖承志，有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罗世文，有建国后担任过陕
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德生，还有后来当过广东省副省长的朱光。
九月十五日，张国焘在一座喇嘛庙里主持召开了团级以上的干部大会。会场上
公开打出了“反对毛、张、周、博向北逃跑”的大横幅。上午下午都是张国焘一个
人讲。他把四方面军和中央分裂的责任全部推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身上。并
对毛泽东的政治品质和人格进行大肆攻击。张国焘不愧是一个演讲天才，他口若悬
河，声情并茂，有时还做出副饱受委屈恸不欲生的样子。绝大多数干部并不清楚这
场斗争的内幕，以为真如张国焘所言——而且当时一方面军连遭重创，四方面军蓬
勃发展壮大的现实已让指挥员们深信张国焘是正确的，犯错误的只能是中央。
“同志们，我们红军的道路为什么会越走越艰难？过去是李德、博古的错误，
那么李德、博古已经垮了，现在又是谁的路线错误？很明显，”他指着会场上的大
横幅说：“他们明知道北上走不通，还要逼着我们四方面军跟他们北上，其用心不
是想断送整个红军吗？这样无知无能又一意孤行的人，还配继续做红军的领袖吗？
他们已经把十万人的中央红军拖垮了，现在又企图把我们辛辛苦苦壮大起来的四方
面军带到死路上去，同志们，难道你们愿意跟他们走，和他们一起完蛋吗？我相信
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会勇敢地起来反对他们。现在，他们居然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
悄悄跑了，我认为跑了是好事，迟跑不如早跑，他们走他们的独木桥，我们走我们
的阳关道！”张国焘的演讲极富鼓动力，因为当时四川籍的官兵中确确实实存在着
不愿出川的情绪。在他们的意识中，只有这“天府之国”才是全中国最好的地方，
他们的家，他们的亲人，他们的根，都在这块土地上，离开四川，他们便觉得自己
成了水上的浮萍。也正因为四方面军中具有这种普遍的恋乡情结，所以张国焘才敢
公开和中央对着干。于是，群情激愤，指挥员们喊出了许多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
拥护张国焘领导的口号。
阳奉阴违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新任“党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要露一手
给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给已经到达保安的毛泽东等人看一看了。
十月下旬，八万南下红军兵分数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
山、党岭山，攀援已遭川敌刘文辉部破坏的栈道，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杨森、
刘文辉部发起猛攻。
到十一月中旬，宝、天、芦全部落入红军之手，几路大军已形成威逼成都之势。
在张国焘看来，只要攻下成都，控制了富饶的川西坝子，不仅可以使他立于不
败之地，更重要的是，如此的现实与军事实力也足以影响共产国际对他另立中央的
态度，以争取对他的承认。成者为王败者寇，此话自古皆然。篡夺党和红军大权的
“成功”以及军事上取得的这一连串的胜利，使他陶醉。
谁知好梦不长，毛泽东苦口婆心地劝告未能使张国焘清醒过来，蒋介石和刘湘
却做到了这一点。
而且，正是因为张国焘的南下进攻，危及到四川各路军阀的根本利益，才迫使
一直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的刘湘，以及与刘湘勾心斗角的川中各路军头，这一次空前
团结起来，死心塌地投向了蒋介石的怀抱。
刘湘的头号谋士邓汉祥先生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一九三四
年十月中旬，中央红军自江西突围北上，蒋介石为阻截红军，电邀刘湘到南京面商
机宜。刘湘乘专轮顺长江而下，路经汉口时，邓汉祥特地从上海赶到汉口迎接。刘
问邓：“你看这回蒋介石约我去南京，要谈些什么问题？”邓说：“蒋介石会对你
说许多好话，但目的肯定是要利用你阻击红军西进，以期达到他所希望的两败俱伤。
他还可能会借口防堵红军，调派中央军入川，以图控制川局，夺你权柄。”刘湘说
：“我的处境相当困难，但我已拿定主意，红军西来，如果目的是拿下四川，我当
然会与它死拼到底。如果仅仅是过路，则切不可堵截，倘战火一起，蒋必派大军入
川，而我同红军作战，有百害无一利，打胜了，是帮老蒋的忙，打败了，老蒋则有
理由夺我的权。所以说，防蒋，远甚于防共。”
十月二十一日上午，蒋介石接见刘湘时，提出调十个师入川协助刘湘作战，刘
湘坚决不同意。最后，只同意派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
红四方面军在川北曾多年与田颂尧、刘湘、刘存厚、杨森、李家钰等四川军阀
作战，深知他们为争权夺利而长期勾心斗角，互相拆台。
一九三三年八月底，红四方面军发起的仪（陇）、南（部）战役狠狠打击了田
颂尧，盘踞在川陕苏区南边的杨森，害怕红军紧跟着打他，赶紧派要员送来亲笔信，
表示要与红军谈判，达成互不侵犯条约。
张国焘回信同意派人与杨森谈判。
谁知过了好几天，杨森却毫无动静。他在耍滑头，红军便准备动手打他了。
就在开完前线黄石林军事工作会议的第二天，杨森派来了一位姓杨的参谋长和
一位姓何的副官长。据说参谋长是杨森的堂弟，副官长是他的内弟。随行的还有两
参谋和一小队卫兵。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杨森还特意让他们送来了一张田颂尧和
一张刘存厚防区的兵力分布图。
张国焘决定，派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和总指挥部舒玉章副参谋长担任谈判
代表，次日前往巴中。
傅钟建议，舒玉章是东北人，他虽是四川人，但老家在川南的舒永，对川北的
情况也不很熟悉，是否抽调一位既熟悉川北，又了解杨森部队情况的当地同志参加，
在谈判时可提供一些情况。
张国焘同意。傅钟进而提出，最好由政治部共青团副书记吴尚德同志去，他过
去是川北地下党的交通员，对情况最为了解。
张国焘说：“那就派他去吧。”
傅钟说：“这个人我现在没法派，他被曾传六同志当‘改组派’抓起来了。小
吴是巴中县人，到团委之前是少共国际先锋团的，前期打田颂尧时受了伤，出院后
刚分到团委报到，就把他抓了。这是个红孩子嘛，能有什么问题。”
张国焘说：“我给曾传六打个电话，叫他把人放了。”
百丈关前
十一月十日，刘湘接到前线“南路告急，匪军大股有直趋成都之势”的告急电
报后，他对担任省府秘书长的邓汉祥说：“军情万分紧急，我亲赴前线，集中全部
兵力与赤匪血战，成败在此一役。”
随后，刘湘火速调集的五十个旅，总兵力二十五万人相继赶到，投入了与红军
的这一场大决战。
此役被国民党列入军史，大肆宣传，称为“百丈关大捷”。
十九日，川军以十旅重兵，集中向百丈关反扑，并组织庞大民工抢修纵深配置
的碉堡群进行封锁。
二十一日，两军在百丈关展开恶战，仅这一天，我三军、九军、三十一军相继
全部投入战斗，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红军像浪潮一样铺天盖地地向前滚滚涌去，连续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越
过了丢失的百丈关，攻下了黑竹关。
但是，敌人的后备部队大量地投入了战斗，在督战队的驱赶下，又向我军前锋
发起了反扑。战至二十三日，红军虽经殊死抗击，仍顶不住敌人强大力量的压迫，
被迫收缩至百丈关一线坚守。
张国焘向全体红军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命令，“临阵脱逃者杀，动摇军心者杀，
消极避敌者杀，见死不救者杀”。
张国焘不仅下达了“四杀令”，还下令枪毙了一位团长。
那是红五军团董振堂的一名部下。他的团已死伤了四分之三，子弹，手榴弹全
部打光，在敌人再次发起冲锋时，他下令放弃了阵地。
坚守到二十四日上午，形势对我军更为不利，敌人更为强大的增援部队，尾随
中央红军入川的薛岳、李抱冰两支纵队源源不断地赶到了。他们在江西曾长期和中
央红军作战，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远比川军为高，再加上敌人不断有飞机从成都轮
番赶来助阵，在我军阵地上狂扔炸弹，红军处境，已岌岌可危。
二十五日，由于许世友兵败峡口，张国焘被迫下令全军撤出战斗，退走天、芦。
打败仗，在许世友的军事生涯中是极为少见的。对兵败峡口，许本人如此回忆
道：“百丈关会战中的峡口一仗，被薛岳吃掉了一个团。这是一个失利的战斗，对
这个战斗我是不负责任的，那是陈昌浩一手布置的。我历来没打过败仗，就是峡口
这一仗薛岳来了七个师，总部要我在峡口扼守。我要放五个团，陈昌浩同意放一个
团。他坚持己见，根本不考虑我的建议。我看争论已成僵局，只好服从命令。这个
败仗，陈昌浩要负责。”许世友快人快语，如同他的为人。
然而，我们不妨事后假设一下，如果真的陈昌浩采纳了许世友的意见，在布置
兵力以御薛岳时，放的是五个团而不是一个团，结局又将如何呢？
从决定整个战役胜负的军事力量来比较，敌人处于绝对优势，而且拥有强大的
后勤保障。局部的看峡口之战，针对许世友的一个团，薛岳第一次冲锋就投入了九
个团，红三十五团一下子就被敌人冲垮了。结果，团长、政委及团营两级主要干部
很快战死，全团战士最后全部牺牲。峡口一失，敌人蜂拥突入，红军防不胜防，阵
脚大乱。
此战红军虽歼敌二万余，但红军的伤亡，竟在敌人一倍以上，使军队元气大伤。
迫于无奈，张国焘只好放弃了那块看得见吃不着的肥肉——成都，退回到宝、
天、芦一带山区里避战求存，暂作补充和休整。
而百丈关，更可视作张国焘命运的重大转折点。因为，他那带有孤注一掷性质
的南下方针犹如一个诱人的梦，在百丈关前破灭了。
此时的蒋介石则是欣喜若狂，以为我军是江西红军和川北红军的全部，严令川
军各部与嫡系薛岳、李抱冰纵队乘胜挺进，务必将中国工农红军彻底消灭在宝、天、
芦一带，以彻底除掉心头之患。
薛岳志在邀功，率部单骑突进。刚经百丈关苦战未及休整的我军被迫在天全与
其激战，不敌。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薛岳一鼓作气攻克了天全、芦山。十六日，
又打下宝兴。
流泪的夹金山
张国焘终于尝到他亲手酿下的一杯杯苦酒了。那些胜利的捷报、雀跃的欢呼、
成群的俘虏、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似乎全都已经变成了破碎的气球，而前后相距的
时间，尚不到一百天。
就在宝、天、芦被敌人占领后，红军开始执行张国焘制定的《康（定）、道
（孚）、炉（霍）战役计划》。
实际上，这是一场已遭败绩的南下红军的全面大溃败。军事上连遭败绩的现实
像沉重的磨盘一样压在每一个红军指战员的心上。他们没有权利获知四方面军和一
方面军以及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分裂的真正原因，但是，他们却目睹了经受了失败，
而失败是任何谎言也掩饰不了的。
就在夹金山脚下，一千多名好弟兄被张国焘下令丢下了！
丢弃伤员的事，这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从张国焘开始。我军在鄂豫皖大溃败
时，霍邱城失陷邝继勋丢掉数百。柳林河血战，我军损失惨重，张国焘也只派专人
将脚踝中弹的陈赓师长秘密送往上海医治，其余两百多号伤员，被迫丢掉。西行途
中，一路征战，被丢掉的也为数不少。
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写道：“最令我痛心的是，我不得不下令把受伤
的战士丢掉，而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那实在是没办法的事啊！”
可是，我想任何一次丢弃伤员，都没有发生在夹金山脚下那一次那样惨痛。虽
然过去已经几十年了，可我每一想起，眼泪就控制不住地流……当时的场面，真是
太惨……太惨了。
这上千名伤员都是在百丈关、宝、天、芦一带的战斗中负伤的。他们是最勇敢
的红军战士。可是，红军现在却要硬着心肠把他们丢下了。他们肯定会在毫无抵抗
能力的情况下全部落入残暴的敌人之手。
没有一个伤员的精神承受得住如此沉重的打击！
没有一个不是伤员的红军战士不被这种惨烈的现实所震撼！
同时，所有的受伤的未受伤的红军指战员也都明白，这是必然的选择。
当时的情况的确已经严峻到了极点，一方面，敌人的前卫部队正在和我军担任
掩护的九军战斗，激烈的枪炮声已清晰可闻。我军只有迅速翻过夹金山、党岭山进
入康定、道孚、炉霍地区才能摆脱强敌的追击。而高耸在眼前的夹金山，我们已经
来回翻越过两次了。此山海拔近五千米，山顶终年积雪。上山后冰天雪地，大雪纷
飞，风暴夹着成团的雪花、沙石猛兽般向我们扑来，不少战士连人带物被暴风雪卷
进了深涧，牺牲在这冰天雪地里。饥饿、严寒、疲劳、疾病一齐向我们袭来。在深
及膝盖的雪地中行军，我们冻得肿胀的脚像穿上铁鞋似的沉重难受，每迈出一步都
要用尽全身的力气。这样的艰难困苦，即便是身体强壮无病无伤的战士也难以承受，
把伤员抬上去，无异于将他们送进鬼门关，而且必然会有更多的红军战士陪着他们
死去。没有办法的事啊，这就是战争！已经开始登山的红军战士不忍离去。不断地
回头注视着山脚下密密麻麻或躺或卧地上的一大片伤员，那是他们亲密无间的同志、
生死与共的好战友啊！他们之间甚至有亲兄弟、亲父子、亲姐妹。
王心兰就是在夹金山脚下和她姐姐王心诗分手的。心诗是妇女独立团的战士，
一路上背着个奶娃娃长征。在夹金山脚下，经组织动员返乡。心诗一路乞讨，回到
了老家清溪，从此在大巴山上当了一辈子农民。当时才１２岁的红军剧团最小的演
员心兰则是剧团里的郑开先叔叔把她背过了大雪山，才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郑
开先在甘肃会宁抢渡黄河时被敌机炸死了。解放后，王心兰一直不忘郑开先的救命
之恩，托了许多人打听他的家人消息，想给予帮助，可惜均无结果。
我们的政治工作人员全都流着眼泪，百般安慰伤员，尽量让他们安心，如敌人
有杀害伤员的行为，要他们团结起来据理力争。这种安慰是惟一能做的行为，而安
慰者与被安慰者全都明白，它又是完全没有用处的。那一刻，所有的人都哭了，张
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也和战士们一样地流泪。数万名
军人的哭声惊天动地，震撼着冰雪覆盖的夹金山……那是我何福圣今生今世永远也
忘不掉的场面！
张国焘轿夫头的故事
在夹金山脚下生离死别的，其中还有一对父子。在长征途中，他们先后担任了
张国焘的轿夫头。
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为朱德总司令写的那本著名的传记《伟大的道路》中说
：“张国焘是坐着轿子长征的。”
这话不假，但是，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张国焘是躺在滑竿上长征的”。因为，
轿子是坐，滑竿是躺，躺在滑竿上比坐在轿子里舒服得多。两根碗口粗的长长的楠
竹抬杆一抛一落，人躺在凉椅上面颤颤悠悠，跟腾云驾雾一样，视线也比坐在轿子
里开阔，沿途景致，想看可随意地看，倦了，闭上眼睛，就悠然入睡。即使太阳再
毒，也晒不到，顶上的篷布往前一拉，便遮挡了阳光。
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时，总部机关曾招募了大批力夫、轿夫。而分到我
手下归我直接领导，专门抬张国焘的，则是十六名来自南江县的轿夫。轿夫头叫刘
汉章。
这十六个人全是专业轿夫，他们不仅有力气，而且更有技巧。行路时腰杆要挺
得直，脚动身子不动。换肩要不停步，不能让躺在滑竿上的人有颠簸感，随着起落
之势，抬杆一抛身子一侧就换过来了。行走时，前头出左脚，后头就必须出右脚，
同起同落，快慢一致，步步都要踩得上点子。所以抬滑竿的人必须找好“连手”，
否则坐滑竿的人躺在上面难受不说，抬的人也扯筋扯绊，又累又吃力，走不了多远
就累得趴下了。
这个轿夫队归我管。每隔十天，我要去后勤部经理处领来八十块银元，按每个
轿夫５元的标准交给刘汉章。而刘汉章分发给轿夫们却有所区别，不搞平均主义。
因为他们是专门抬张国焘的轿夫，生活也就比一般红军战士要好一些。宿营后，
他们经常去老百姓家中买只羊，或买条狗，宰了打牙祭。
这十六个轿夫有两大特点，一是全都喝酒，二是全都抽鸦片。
鸦片由我负责分发，中午一次，晚上一次，每次一人一粒，像绿豆般大小的熟
膏。瘾大的刚能过瘾，瘾小的抽不完。
说起来很可笑，我一边分发鸦片膏给轿夫们抽，一边还得动员他们戒烟。可他
们吃了我发的戒烟丸照旧吞云吐雾，谁也没办法，因为不给他们鸦片抽，莫说让他
们抬张国焘、杨岳卿，连他们自己也得要人抬。
杂谷脑遭空袭，刘汉章受了伤，炸弹碎片在他屁股上钻了一个洞，动不得了，
按照轿行的规矩，“世袭罔替”，就由崽哥承袭了轿夫头之职。
当上轿夫头的崽哥很快便在轿夫中树立起了他的威望。那一年他才十八岁，已
长得牛高马壮，力气大，技术也好，还特别讲义气。
崽哥也是这十五个轿夫中最有出息的一个，到甘孜整军时，所有随队西撤的苏
维埃干部、力夫全都被编入了红军，轿夫们也随之全部成了正式的红军战士，穿上
了军装，但不发枪。
崽哥仍当轿夫头，他和他的一帮兄弟们把张国焘一直抬到了保安。
雪山脚下的小城
一九三六年二月下旬，我们终于翻过夹金山、党岭山，到达丹巴，再由丹巴西
进，分头进入到道孚、炉霍、甘孜地区。彻底甩掉了尾追之敌。
总队纵队近千人马翻越了党岭山，下到山脚后，很快便进入了道孚县境内的龙
布沟。眼前是我从未见过的奇特景象，目力所及之处如同远古荒原一般寂静，难闻
鸡犬之声。就在这片对我们来说既陌生而又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地方，却突然出现了
许多冒着袅袅白气的河沟和小海子，在河沟和海子的边上，还凝聚着一堆堆雪白的
石灰质物体。一路走去，我们看到已经有不少官兵在水里泡上了。
我上前用手在水里探了探，那水居然有些烫手。我兴奋地跑到滑竿前，大声报
告：“主席，那水好热啊，快下来洗个澡吧！”张国焘下了滑竿，四处看了看，说
：“这是温泉，我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上洗过，水里含有多种矿物质，还能治皮
肤病的。”我马上安排卫士们散开，布好警戒位置，然后，首长们就脱了衣服下水
去了。这时候，恰好康克清、李伯昭、何莲芝（董必武夫人）和红军剧团里的人从
山沟里钻出来了。
我赶紧喊道：“嗨，嗨，女同志不要过来，这里有男同志在洗澡。”
女战士们叽叽喳喳地叫开了。一会儿，女的全跑了，一窝蜂下到了远处的一个
海子里……
我和卫士们也下水了，能在冰天雪地的党岭山脚下，突然泡进滚烫的水里，那
滋味，真是妙不可言。只可惜温泉能洗去征尘，却填不饱肚子，热水里多泡了一会
儿，肚子就饿得更是难受。正在洗澡的时候，担任前卫的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
李先念派通讯员快马赶来报告，喇嘛武装妄图阻截红军，已被击溃，红军已经攻占
道孚县城后山上的碉堡，进入了城内，被击溃的喇嘛武装则逃到了灵雀寺里。
从温泉里爬起来，队伍一路都行走在布满乱石和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温泉的河谷
沟汊地方，直到出了龙布沟，才踏上了一条好似公路的大道上。藏族通司说，这是
内地通向道孚的古驿道。
二月二十八日晚上约十一时，总部机关才进了道孚县城。与此同时，红军的各
路部队也分别进占了道孚县境内的泰宁、玉科、扎则、瓦日等地。
过去，在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大汉族主人的统治和藏族上层反动分子的煽动下，
民族隔阂很深，汉藏之间经常发生械斗。汉人把藏民大都赶到山上聚居，城镇及山
下的平坝地区则为汉人所占。
在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南京政府委派道孚灵雀寺的堪布（主持人）诺那活佛
为“康藏宣慰使”，企图利用他的影响和势力，一可剪除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的刘
文辉的地方政权机构，二可组织封建武装堵截红军。诺那活佛去康定拿着委任状，
捧着大印回到道孚，即设下一计，柬请刘文辉任命的道孚县长胡人纪和刘文辉的二
十四军二十一团驻道孚的官长罗玉龙，前往灵雀寺赴宴。等酒过三巡，诺那活佛掷
杯为号，埋伏在两侧厢房里的喇嘛一拥而出，将文武官长擒获，随即以“国民政府
康藏宣慰使”的身份，宣布将诸官撤职，然后再将部队缴械，官兵一律遣散。
鉴于道孚城中汉民居多，诺那又另委任一汉族商人熊起为县长，重新招募兵勇，
组编军队。经此事变，道孚县城顿时陷入混乱之中，诺那活佛委任的县长和新编的
军队没有正常的经费及粮饷来源，只得强迫向人民摊派，听说红军已到雪山那边的
宝兴、天全的消息后，诺那活佛一方面在全县境内强行征派“乌拉”，集中在县城
后山修筑了一座大碉堡，另一方面积极地组织各地反动喇嘛武装，准备与红军为敌，
还大肆造谣诬蔑“红军杀人放火，男人逮到就宰，女人逮到就奸，小孩逮到就煮来
吃，见了穿红衣服的（喇嘛）就砍脑壳”。老百姓害怕，大都躲到山上去了。但是，
面对空房空屋，红军仍然严守纪律，未经主人允许，不准擅自进屋借宿。当夜，官
兵们全都在屋檐下、空坝上露天宿营。
天亮后，红军的政工干部分头找群众做工作。留在家里的藏族群众见红军秋毫
无犯，不少人便同红军干部们一起到附近的山上去动员老百姓回家。
张国焘总部首长则住进了国民党的县政府。
就在红军进驻道孚的第二天，灵雀寺的堪布诺那活佛却派出敢死队，在该寺四
大根巴（大喇嘛）的指挥下，手持武器冲上后山，妄图夺回碉堡。
红军骑兵师
余天云、李先念很细心，不断派传令兵来向张国焘报告战况。当然，这样力量
悬殊的战斗不会有不利于红军的消息传来。但是，这场战斗仍然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尤其是喇嘛们放起火来，将寺庙变成了一片火海，从上午十一点一直打到了下午三
点来钟，枪声才逐渐地稀疏下去，结果是，毙伤喇嘛八百多人，红军伤亡三百多人，
诺那活佛率残存的喇嘛突围向瞻化方向逃遁。但是，诺那活佛很快还是落入了红军
之手。四月二日，四军打下瞻化，抓住了诺那活佛。张国焘没有杀掉他，相反对他
优礼有加。一位活佛是一方藏民心中的神，诺那本人也以为自己是神，所以被俘后
只求速死，决不与共产党、与红军合作。杀掉诺那活佛是轻而易举的事，只需一颗
子弹。但张国焘知道这一颗子弹打出去的效果。诺那在张国焘这里当了十来天的
“贵宾”，最后还是被放掉了。这就是政治，只有政治才能最有效地帮助处于险恶
环境中的红军求得生存。
自从来到道孚以后，张国焘过得极不舒心。虽然红军进入康藏高原后，在军事
上节节胜利，继攻占道孚之后，三十军势如破竹，一口气攻占了炉霍，进占西康东
部重镇甘孜。许世友、王建安的四军打下了瞻化、色达、琅瑭等县城。虽然刘文辉
和李抱冰的部队被红军重创后逃出了康藏高原，已无力向红军发动有规模的进攻，
只能远远地据山观望。可是，由他率领的这支虽经巨大损失却仍拥有四万余众的军
队，身处荒凉贫困的康藏高原，几乎所有的战士都在为吃而奔波，几乎所有的战斗
都是因粮食而爆发。野菜成为全军主要的充饥之物，连红军总司令朱德，此时也出
任“野菜委员会”的主任，整天带着一大帮人员到野外采集各种野菜试吃，经试吃
证明无毒，再推广到各部队中去……数月前的威武之师竟然落到如此凄凉的境地，
原本踌躇满志心比天高的张国焘，心情怎么会好得起来？
红军要生存，必须要获得粮食。可是，敌人早已采取了各种严厉手段胁迫群众
上山躲避，不准群众卖一粒粮食给红军，不准群众给红军当向导或当通司，严禁老
百姓以任何方式帮助红军，一经发现，满门抄斩，定杀不赦。
红军只好自己组织征粮队下乡征粮。征粮队势单力薄，下到乡间后，经常成为
敌人骑兵的袭击对象。而且敌人极其凶残，对付被俘红军的手段极其毒辣，割头斩
肢，剖腹挖心，从不留一个活口。为了获得粮食，红军必须首先消灭敌人的骑兵武
装。就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总部决定立即组建一支骑兵队伍。
名贯三军的战将许世友临危受命，由红四军军长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骑兵
师的司令员。
五月一日上午，旭日东升，霞光万道，三千多名身背钢枪，背插大刀的骑兵浩
浩荡荡地汇聚在甘孜城外的一块宽阔平坦的大坝子上。嘹亮的军号声，战马的嘶鸣
声和铁蹄声，交织成一支威武雄壮的乐曲。
在隆重举行的红军骑兵师成立大会上，许世友率领他的骑士们，接受张国焘、
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等总部首长的检阅。张国焘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予许
世友很大的鼓励。同时又对他明确了骑兵师的两大任务：消灭敌人的骑兵，筹集粮
食。
博巴政府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显然，泽旺登登和夏克刀登把重兵集中在
阿坝通往查理的要道上，正是为了阻击许世友的骑兵队伍。许世友探明情况，立即
和参谋长一起召集三个团长研究确定，乘敌人尚未发现我军、毫无戒备之机，立即
发起进攻，以奇袭的战术歼灭敌人。夜色沉沉，伸手不见五指。红军大部骑兵集中
隐蔽待命，多路突击队迅速地接近敌营，藏兵们围着为驱赶野兽而点起的火堆，横
七竖八地躺在地上，马匹零零散散地拴在周围。
在许世友的指挥下，按照预定的时间，部队发出了攻击信号，突击队员们首先
将手榴弹冰雹般地掷向火堆，随着爆炸声，藏兵与燃烧的柴火腾空而起，火星直冲
天穹。敌人的马匹被炸惊了，嘶鸣着四处狂奔。敌兵们有的被炸死炸伤，有的被惊
马踩踏得鬼哭狼嚎。这时，冲锋号惊天动地地响起，红军骑手们挥舞着马刀，如同
无数道铁流从山沟里奔腾而出，冲进敌人的营地，左砍右劈，将敌人大部歼灭。夏
克刀登坠马遭擒，泽旺登登和诺那活佛在卫兵的保护下侥幸逃脱，企图潜回老巢德
格，路经马尔铛时，与当地博巴政府的赤卫队遭遇，泽旺登登被乱枪击毙，诺那活
佛遭生擒。麦加尔康一仗，歼灭敌人两千多人，俘获一千三百多人，缴获战马两千
多匹，并将泽旺登登藏匿在各地的大批牛羊、大量粮食及弹药缴获。被俘的夏克刀
登，许世友派出一个连的骑兵，将他押送回了道孚红军总部。这是红军骑兵师组建
以来打的最大一仗，也是顺利的一仗。
对于夏克刀登、诺那活佛这样有影响的上层头面人物来说，征服他们的精神远
比消灭他们的肉体更为重要。在张国焘的感化下，夏克刀登终于表示愿意与红军合
作。
鱼儿离开了水，便无法生存，在人烟稀少，荒凉辽阔的康藏高原上，红军官兵
们依然在努力地工作着以争取人民的支持。他们英勇地肃清了与红军为敌的一支又
一支封建反动武装，实行了土地革命，穷苦的汉藏农牧民第一次分到了属于自己的
土地。翻了身的穷人对红军发自内心地热爱，他们在红军的领导下，雨后春笋般成
立了各级博巴政府，并且拿起枪来，参加博巴赤卫队，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在各县已经成立了基层政权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
央博巴政府。中央博巴政府设在甘孜县孔萨大楼，党的领导人是李国荣，主席为格
达活佛，副主席兼军事部长，则是一个多月之前在阿坝的麦加尔康被俘的夏克刀登。
第四十八章 余天云跳崖
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做了一件在很多年后足堪自慰的事情。我帮了朱
德的警卫排长白全宗一个大忙。就在总部翻过雪山，向道孚进发的途中，我看见了
由红军士兵押送着的“犯人队”，白全宗也在这支队伍里。
他当时头发老长，乱蓬蓬的，双手也和其他犯人一样被反捆着。而且肯定是由
于精神上的压抑与伙食太糟糕显得十分憔悴。白全宗也看见我了，他并没有求我帮
助，可是，我却于心不忍，我们都是同行，白全宗遭难，不是他本身的原因，而是
为他的首长受累。我是个行武之人，怜弱之心还有一点。宿营时，我到任后勤部经
理处处长的熊国炳那里悄悄弄了几斤炒青稞，两大块掉肉干巴，用干粮袋装了，然
后到“犯人队”里给了白全宗。我还给押解“犯人队”的一保卫局的连长打招呼，
让他行军时解下了白全宗的棕绳。
恢复了自由的朱德和刘伯承分别被张国焘委以“重任”，朱德任野菜委员会的
主任，他的任务是整天带领这个委员会的二十几名同志去到漫山遍野的野草树林中
发现一些可吃的种类，先试吃，证明无毒，再推广到全军。刘伯承则被派到何畏任
校长的彭杨军政学校去主持军事教学。
红军总部滞留道孚期间，华丽壮观，房多院大的灵雀寺，即成了彭杨军政学校
和中央党校的所在地。那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是刘希平，任党委书记的是康克清，
教务长是黄火清。
本来，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与朱德总司令一样，在四方面军中有着极高
的威望，大家都知道他过去是川军中的著名将领，后来又是在苏联陆军大学毕业的
惟一的中央高级军官，无论学识、资历、级别和经验都令红军各级指挥员们佩服。
但是，张国焘的一些亲信军官知道现在的刘伯承虽然名义上是红军总参谋长，
实际上却是“反张派”，是作为张国焘的阶下之囚来这里服“劳役”的。他们对刘
伯承心存芥蒂，于是在刘伯承教学的时候，便故意与他为难。
彭杨军政学校那时大约有三百来名学员，都是四方面军中的师团营级干部，也
有少数军级指挥员，三十军军长余天云，在打下寿灵寺后，也奉召到学校受训。在
学员中，他年龄小，仅二十五岁，职务高，再加上深得张国焘的信任，也就染上了
一些骄横霸道的作风，而对政治上“不可靠”的刘伯承，他自然不会放在眼里。
一次上课时，他竟与刘伯承当面顶撞起来。何畏碍于军规校纪，出面制止，余
天云不服，仍然在刘伯承面前大喊大叫，口出狂言，惹得刘伯承大怒，表示，不处
分余天云这样的学生，他决不再上课。张国焘闻讯后赶到学校，对于余天云这种目
无上级，狂妄自大的行为，他也不便公开袒护，便来了个“挥泪斩马谡”，将余天
云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一通，命令他当众向刘伯承道歉，然后关进禁闭室反省，对刘
伯承，则慰勉了一番。而余天云则把这种处理当做不能忍受的奇耻大辱。从禁闭室
出来后，他一改往日个性，郁郁不乐，碰见刘伯承，则怒目相视。不久，军校随总
部转移时，余天云竟在路经大金川之际突然冲出队列，跳下万丈悬崖身亡了。
第四十九章 红军中的四川女人
中央机关加上直属纵队约有七千多人，而妇女独立师就占了两千多。她们中绝
大多数是四川女人。四川女人好像特别勤劳，特别能吃苦，而且，打起仗来也不比
男战士差。我想，从社会原因上看，那大概是因为四川的男人普遍吸食鸦片，家中
重活累活苦活大都由女人顶着干，长此以往，就锻炼得特别能干。
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师，就是由这样一帮能干的女人组成的。它最初成立于
一九三三年三月下旬，川陕省委抽调机关女干部一百多人加上妇女群众中的积极分
子两百来人，在通江组建妇女独立营，辖三个连，营长是苍溪人陶淑良，曾广澜任
教导员。
到五月中旬，刚成立不久的“娘子军”就在粉碎田颂尧的进攻中露了个大红脸
儿。当时，“娘子军”的任务是往前线赶送粮草。一天半夜，她们运粮经过通江北
面的鹰龙山，正在休息，与田部一个被打垮逃跑的营遭遇，当时妇女独立营尚未参
加过战斗，除干部警卫人员有枪，战士们全用大刀、长矛装备。但是，送到嘴边的
这块肥肉她们不能不吃。陶淑良与曾广澜一商量，决定智取，命令各连战士把粮食
担进树林里，作好隐蔽，听到信号声再一齐杀将出来。
敌人上山后方向莫辨，也未发现树林里有伏兵，又累又困，大发鸦片瘾，一声
“原地休息”，便迫不及待地把枪架到一边，往地下一躺，拿出烟枪就开始吞云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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