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第六十二章 一场误会
当时张国焘住在凤凰朝南的山脚下,有两眼窑洞,一道齐胸高的院墙围着。院
坝上一间屋里住着警卫排的战士,院子外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马棚。
我走出院门一看,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楚。等到眼睛适应过来,我才发现不远
处有人影晃动,有的已经趴在地上,枪口正对着我们。我当时并不怕他们开枪,因
为我很清楚,这里是党中央的驻地,保卫措施相当严密,前来采取行动的不可能是
外面的武装,他们不是保卫局的人,就是中央警卫团的人。而我们这个警卫排,也
是隶属中央警卫团的。
我向着黑地里的人影大声喝问:“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没有人回答。
我又喊道:“我是张主席的警卫排长,有什么事,你们当官的过来说。”
还是没有人吭声,也没有人走过来。
这时警卫排的战士也全都抽出家伙,飞快地跑出院门,围着院墙前面布防。四
挺机关枪也提出来了。我当时也上火了,冲担任机枪手的陆安奎喊道:“陆安奎,
把机枪架在门口,他们真要冲进来,你就给我打!”
张国焘被惊醒了,赶到院门口问:“何福圣,出什么事了?”
我怕对方开枪伤着他,出于警卫员的本能,赶紧用身子将他护着进了院子,才
向他报告:“张主席,外面已经被包围了。我估计是保卫局的人要来抓你。我们全
排战士已经作好战斗准备,要和你同生共死。”
张国焘默然无语,半晌,才叹了一口气,说:“小何啊,你太年轻了。马上把
人撤进院子里,今晚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必须听我的命令行事。”
一宿未睡,双方都在黑地里呆着。直到快天亮时,外面的武装才撤走。
刚吃过早饭,张闻天就来了。他是来向张国焘解释昨晚发生的异常情况的。他
说,昨天中午,周恩来、张云逸等人乘车前往西安办事,途经大劳山时遭受到伏击,
卫士们死伤惨重,才掩护周恩来、张云逸等人脱险归来。
张国焘面无表情地问他:“难道周恩来在大劳山遭伏击,你们能从我的住处抓
到凶手么?”
张闻天说:“国焘同志,你误会了。那是因为袭击周恩来的事件发生后,中央
警卫团很紧张,所以才临时加强了机关的保卫工作。再说,刚才得到报告,那帮袭
击周恩来的人已经抓到了几个,他们交待是大劳山中的土匪,拦路打劫而已,并不
知道车上坐着周恩来、张云逸,也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剑拔弩张地搞了一夜,原
来却是一场误会。但是,不可否认,这样一场误会,对张国焘精神上的刺激是很强
烈的。
批张运动结束后,张国焘便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显得黯然失色了。他成了一个
特殊的人物,虽然他依然被保留在了政治局里,并且还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
席。但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过去那样显赫的地位和权势。
第六十三章 陈昌浩来了
张国焘虽然已经上任,可他仍住那块“世外桃源”里,来了兴致,便带着我和
陆煜到政府去巡视一番。而更多的时间仍呆在山上看书、练字、下棋。
当时在边区政府里负责秘书处的是潘自力,负责内务的是蔡树藩,建国后担任
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曹菊如那时在边区政府里管财经,还有个保安司令部,由中
央保卫局局长周兴兼副司令员。负责教育的是徐特立,整天穿着双草鞋东奔西跑,
积极地推广汉字拉丁化。他们全都经历了那刚刚过去的批张运动,对张国焘很了解,
知道他的牢骚为何而发。大家对自己的工作也都很熟悉,张国焘既然如此态度,也
就各尽其能,各负其责,埋头干自己的工作去了。
张国焘此时名为代理主席,实际上却成了个大闲人。但是,有一项工作他却很
关心,那就是秘书处下面由伍修权负责的交际科。因为国共合作,迎来送往的事相
当多,都由交际科负责安排。每当国际、或国民党政府方面有重要的人物和使团到
延安,张国焘都要亲自出面相陪。
某一天下午,也就是张国焘当上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大约十来天左右,已经和张
国焘分别了一年多的陈昌浩突然到山上来找张国焘。出现在我眼中的陈昌浩,完全
不是我所熟悉的样子了。以前我印象中的陈昌浩,威风凛凛,令人敬畏,在红四方
面军中,他是仅次于张国焘的第二号人物,脾气大得吓人,连不少军级干部也常挨
他的马鞭子。可眼前的陈昌浩却是神情沮丧,穿了一身皱巴巴的灰单军衣,看上去
就像从国统区刚刚跑到延安来的一个穷学生。
当我把他带进窑洞,他喊了一声“国焘同志”,声音便哽住了,满脸涌上了羞
愧,眼中泪水盈盈。
我知趣地退到了门外。但我舍不得离开,我渴望着从陈昌浩的口中能听到西路
军覆灭的具体经过。还有那么多我认识的指挥员的命运。毕竟,我也是一个四方面
军的老战士啊!
张国焘也显得失态了,他瞳孔大睁,猛地站起来,双手紧紧地握住陈昌浩的手,
激动得语无伦次。“昌浩……是昌浩!你还活着?你跑到哪儿去了……我问过向前,
他说你被打散了,前些时候先念回来,我还向他打听你,他说你和向前一起走的,
向前都回来了,你没有回来,我想……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陈昌浩苦涩地说:“国焘同志,我……对不起你,我打了这么大的败仗,连累
了你,我非常难过!”
“西路军的事,不要再谈了,我相信以后总有谈清楚的一天。向前、树声、先
念他们回来,都已经对我说了,我关心的是你,这么长的时间你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怎么又突然冒了出来?”
陈昌浩详细地谈了自己“失踪”期间的情况。
第六十四章 对陈昌浩的批判开始了
原来,突围时,他和徐向前被敌人的骑兵追散了。他和护送他的二十几名卫士
边打边走,昼伏夜行,脱离危险区后只剩下三名卫士和他在一起了。他原来是决意
回中央的,到了那种境地,他改变了主意,与其这样狼狈不堪地逃回去,不如先回
鄂豫皖,与留在鄂豫皖坚持武装斗争的徐海东会面,手中有了军队,再设法与中央
取得联系。为了缩小目标,他把身上的钱拿出来分给三名卫士,让他们各奔东西,
然后他把枪埋了,买了身老百姓的衣裳换上,装成哑巴,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总
算回到了他的家乡汉阳。可还没等他回到鄂豫皖,他便从鄂豫皖逃到汉阳的几位同
志口中了解到,重回鄂豫皖已经没有可能,徐海东呆不住,早已带着队伍离开了根
据地,国民党占据苏区后,一改当初的怀柔政策,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在反革命
“血洗苏区”的摧残下,到处是一片瓦砾,十室九空,甚至有的村子被杀得绝了户。
国民党七十五师师长宋天才,用汽车装走了两千余名青年妇女,把她们拉到河南、
湖北全卖了。陈昌浩正在举棋不定,进退两难之际,抗战爆发了,这样,他才下决
心到延安。一个星期以前,他从武汉坐火车到了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
见到他,也很吃惊,第二天一早,即安排了车,送他到延安来了。张国焘问他:
“老毛找你谈话了吧?”
陈昌浩语气沉重地说,“没有,我现在是前来向中央负荆请罪的败军之将,老
毛可能觉得不屑见我了吧。我到的第二天,张闻天已经找我谈过了,他要我写出全
面检讨,不仅仅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还有以前我们做过的一切让他们不高兴的事
……不过,无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嘛,我彻底地想开了,只要能重新出来工作,
他们要什么我就写什么。听说先念回来后当了个营教导员,我不在乎,只要准我工
作,当小兵我也干。”这一对“落难兄弟”同病相怜,谈得相当投机,抚今追昔,
唏嘘感叹,足足谈到次日天亮陈昌浩才下山。没过多久,对陈昌浩的批判开始了,
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地使张国焘又一次受到了波及。
大约在十月,张国焘终于决定离开古庙,搬到城内边区政府内居住。促使他搬
家的原因是他的老婆杨子烈带着儿子海威到延安来了。杨子烈在上海的助产学校学
习过,到延安后,被安排到边区医院搞助产工作。海威那时已经十来岁了,在城里
的干部子弟学校“保小”读书。再住在山上就太不方便。
在这前一时候,中央已对边区政府改组,由张国焘任主席,潘自力任秘书长
(不久改由伍修权接任),马明方任民政厅长,曹菊如任财政厅长,刘景范(刘志
丹之弟)任建设厅长,周扬任教育厅长。有不少写张国焘的史料上都认为他叛逃时
是边区政府的代理主席,有的写成副主席,这是不准确的,他应该是名正言顺的主
席。
第六十五章 留在张国焘身边
那个时候,边区政府已经安排了两眼宽敞的窑洞给张国焘住,可杨子烈嫌窑洞
里空气不流通,不卫生,坚持要住平房。后来由刘景范派人专门给他修了几间平房,
还砌了一道围墙把张国焘一家和其他人住的地方隔离开来。
就在搬家那天,又发生了一件不能不提的小事。政治保卫局来了个通知,要张
国焘的警卫排全部到中央警卫团报到,另行分配工作,张国焘的警卫员由保卫局派
来的一个叫李仁国的战士担任。本来,张国焘从川北带来的这个警卫排就隶属中央
警卫团领导,警卫团长又归中央政治保卫局领导,所有中央首长的警卫员都是由保
卫局派出的。而张国焘却一直抵制这件事,坚持把警卫排留在身边,外出时前呼后
拥一大群,确实也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张国焘看到这个通知后拍桌大怒,大为光火。
最终,所有的卫士都走了,而我却仍然留了下来。为啥?这是因为张国焘找我
谈了话。他说他现在是虎落平阳,任人宰割,卫士们跟着他,是不会有前途的。但
是,他舍不得我,因为在所有的卫士中,他对我的感情最深。为了这事,张国焘还
飞马跑到凤凰山去找周兴理论了一番,说我长期给他按摩,他离不开我。最终逼着
周兴点头同意将我留下。
张国焘去找周兴之前,先把我叫去谈了话,他让我先看了通知,然后说:“小
何,如果你也愿意走,现在就可以收拾东西跟他们一路走。我是个政治上的失败者,
你再跟着我,是不会有前途的。你过去跟了我六年,我感谢你对我的忠诚,我会永
远记得你的。”
我当时的确有许多想法,可是,我这种行伍出身的人,一辈子崇尚的就是个义
气,政治觉悟并不高,一脑壳“士为知己者死”、“主荣仆贵”的旧观念。从私人
感情讲,我跟了首长六年,与首长荣辱与共、同甘共苦是理所当然之事,首长现在
落了难,便撇下他不管,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时的张国焘只是犯了错误的党的领袖,他还是
政治局委员、中央领导人,党的文件,连毛泽东的讲话里,也仍然称他为“国焘同
志”。
很快就到了冬季,陕北的冬天比川康高原的冬天还要冷。延河结冰了,漫山遍
野垫起了厚厚的雪被。
就在那样一个寒冷冬天的下午,周恩来从山西前线回到了延安。他来看望张国
焘时,还叫警卫员扛了一箱牛肉罐头来,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
周恩来告诉张国焘,他过两天要赶到武汉去,南京失陷以后,国民政府在迁往
重庆的途中暂驻汉口。张国焘拜托周恩来,到武汉见到蒋介石后,争取把张琴秋放
出来。他说陈昌浩被批判以后,现在闲置在中央书记处,苦闷得很,张琴秋如果能
回来,对他也是一个安慰。周恩来答应了,后来果然也把这事办成了。
第六十六章 王明吓跑了张国焘
这便是当时从莫斯科回来不久,被张国焘视为救命菩萨,在政治局排名第一的
王明。
具体的日子我记不清了,应该是一九三八年春节前一点吧,王明突然带着警卫
员来拜望受到冷落的张国焘。在张国焘眼中,王明一直是他的救命恩人,当初他作
为党中央全权代表到鄂豫皖苏区接管党政军大权,就是王明的安排。而不久前又是
刚刚从苏联回来的王明提高了张在政治局的地位。可以说,是王明重新鼓起了张国
焘深藏在心底的政治欲望。
但是,同样是这个王明,又很快地粉碎了张国焘的欲望,甚至使他强烈地感到
了生命之虞。
我记得那一天干冷干冷的,阳光晶明,没有风,在陕北的冬天是一个难得的好
日子。那时张国焘以杨子烈住不惯窑洞为由,由边区政府为他建了一个有四间平房
的小院子,刚刚搬进了新居。王明和张国焘的谈话是在院子里的一张石桌子边进行
的。开始很亲切,王明告诉张国焘,他过两天就要到武汉长江局工作。后来,他们
谈到了毛儿盖,争论就从这里开始了。王明问张国焘:“我看过你给中央写的检讨
了。我想问你一下,你认为毛儿盖分裂的主要症结是什么?”
张国焘考虑了一阵,字斟句酌地说道:“我已经在接受批判时明确承认了,否
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名,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王明摇着头说:“这不尽然吧,我看还是托派在暗中作怪的重要问题。”
“托派!你是指……”
“你当是的副参谋长李特、秘书长黄超都是托派分子。”王明以肯定的语气说
:“我这次回来路经迪化时,已经叫邓发同志把他们抓起来了。”
“李特、黄超怎么会是托派?”张国焘大为震惊。
“这一点不用置疑,他们经邓发审问后,均已供认不讳。我已经下令把他们枪
毙了。”
“什么,你把李特、黄超枪毙了!”张国焘这下沉不住气了,他冲动地嚷道:
“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以被认为是托派!你甚至可以说我也是托派,
把我也抓起来枪毙算了!”
“不,你不是托派。但是,中央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受到了托派的利用。李特、
黄超在供词中已经承认了这一点。”
第六十七章 黄陵祭祖
叛逃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这天发生的。张海同志已经写文章谈到了张国焘假
借黄陵祭祖叛逃的经过,我就不再重复了。我只简略地谈谈有关我所亲历的事。随
张国焘一起去黄陵的,有我,陆煜秘书,有从未得到过张国焘信任的警卫员李仁国,
还有保卫局派来担任张国焘临时警卫的一个特务班。
我们全部人员乘坐一辆从公路局调来的大卡车赶到现今已改名为黄陵的中部县
时,天已黄昏了。
国民党方面派出的祭陵代表是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陕西省主席、西安行营主任
三职一身的蒋鼎文。他比我们先到达中部县城。
当天晚上,中部县政府在一家饭馆设宴款待国共双方的官员。蒋鼎文的随从去
了十几个,随张国焘去的中有我和陆煜秘书。张国焘让李仁国留在了特务班里。吃
完饭回来,天已完全黑了。双方的卫队随员住在县政府两边的小厢房里,那是一所
古色古香的大宅院,张国焘、我和陆秘书住二堂,蒋鼎文与他的随身卫士住三堂。
张国焘进屋后抹了把脸,洗过了脚,然后对我说:“福圣,明天祭陵的事,我
还得和蒋鼎文商量一下。你留在屋里,有什么事,照料一下。”
张国焘走后不一会儿,小李急匆匆进来了。他一见我就抱怨说,没人管他们的
晚饭,等到天黑,特务班的战士都找他要饭吃,没办法,他才借了个筐,到街上买
了一大筐馍回来,让大家喝白开水对付一顿。说着话,他一下子看见张国焘不在屋
里,就急着问:“张主席呢?张主席到哪里去了?”
我告诉了他,可小李却沉不住气,连声说:“这怎么行呢?我们都不在张主席
身边,要是出了事,回去咋向领导交待?”
我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他们是友军,会出什么事?”
小李在屋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从桌上拎起温水瓶,边往外走边说:“我给
张主席送水去。”
马上,外面就传来了小李的争吵声。
我担心出事,赶紧跑出去到三堂门口,看见小李被蒋鼎文的几名卫兵拦住了。
小李身材高大,提着水瓶硬往里闯,口中说:“我是张主席警卫员,他现在在
里面,我为啥不能进去?”
卫士们嚷道:“这是我们蒋主席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进去。”
我沉下脸来喝了一声:“李仁国,你这是干啥?马上给我回来!”
小李无奈,这才随我回屋。
我说:“我当排长的也没进去哩,你进去干啥?”
第二天祭完陵,晚上,张国焘又独自到三堂里去和蒋鼎文谈话,直到凌晨两点
钟左右才回来,我和小李都等着他没睡。
小李一见张国焘回屋,就性急地问:“张主席,明天我们是不是就回延安?”
张国焘回他:“不,明天我还要去西安找林主席,有些事情要和他商量。”
第六十八章 三条路
四月六日早饭后,县政府大门口停了好几辆大车小车,国民党的士兵在街上整
队,准备上车。随张国焘来的特务班也列队在大门口等候。
张国焘跟蒋鼎文是一路说着话出大门的,两人的随从则紧跟在他俩身后。大门
外,国民党的中部县长率一帮商绅前来送行,街上有许多老百姓驻足观望。
张国焘吩咐李仁国:“你带上大家回去,有人问我,你就说我到西安找林主席
去了。”
张国焘说罢又看了看特务班,指着一个满脸稚气的小战士说,“把他留下来,
跟我一路去西安。”
这个被张国焘临时点名的战士就是张海。
然后,张国焘身子一弯,钻进了蒋鼎文那辆黑色锃亮的轿车。蒋的一名副官让
我、陆秘书、张海上了一辆没篷的中型吉普车。
下午,到了西安,我们随张国焘住进了一处很漂亮气派的房子。过道上铺有猩
红色的地毯,屋子里有黑色的皮沙发。
张国焘一人住两间,我和陆秘书、张海合住对面的一间。
陆煜站在窗口往庭院里看了一会儿,担心地说:“何排长,好像不大对劲呀,
这八路军办事处怎么没见着一个八路军,看见的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呢?”我们当时
完全不知道,这地方叫西京招待所,是西安城里一个有名的地方,专门供国民党高
级将领下榻的地方。吃晚饭之前,我发现情况更不对了。过道上站着几名身穿毛料
中山装的汉子,连我到张国焘的屋子里去,也被这些人拦住不让进。我大吼起来,
张国焘这才出声,叫他们放我进去。
我当时也真是急了,进屋就问:“张主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屋子里就只有张国焘一个人,他看见我着急的样子,就叫我坐下,然后说道:
“小何,你跟我这么多年,我一直非常信任你。事到如今,我也用不着再瞒你了。
延安容不下我,我现在要换一种方式发展。当然,人各有志,不能勉强,现在我给
你三条路选择,一条是跟我去武汉,继续和我同甘共苦;二条是我出面叫他们给你
一笔钱,你回川北一家团聚;还有一条是回延安。你无论作何选择,我都会满足你
的要求的。”
我像被一个炸雷打懵了,愣愣地盯着张国焘,紧张得说不出话来。我简直不敢
相信,我的首长,我不惜用生命去捍卫的首长,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张国焘见我紧张得不行,又说:“这样吧,时间还来得及的,你回屋去认真想
一想,想好了,再告诉我。”
我回到屋里给陆秘书、张海一说,他俩也都惊呆了。过了一阵,陆煜心存侥幸
地说:“张主席说的换一种方式发展,可能是到武汉去找王明、周恩来,想留在武
汉工作吧?”
但往细处一分析,连陆煜也很快否定了自己的估计。
第六十九章 张主席走了……
第二天,我们实际上被软禁了起来,早饭、中饭都是守在门口的便衣送进来的。
我们三人苦脸对着苦脸,都没了主意。
我的脑子里始终围绕着张国焘给我指出的三条路打转转。我没把这告诉陆煜和
张海,因为我心里有种想法,我是张国焘的人,而他俩则不是,张国焘肯定不会像
对待我一样也给他们三条路让他们选择。
我方寸大乱,拿不定主意。第一条路,不敢想,变节投敌,跟着张国焘走,他
当大叛徒,我当小叛徒,那可是上让先人祖宗蒙羞,下让后代子孙抬不起头的大丑
事!何况,延安并没有容不下我。拿点钱回家做小生意,也觉得太不值,以前我在
川北时是何等的风光,我老婆家的亲戚朋友提到我何福圣的名字都有一种荣誉感,
现在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回去,算个啥?那时候还整天盼着打败日本鬼子,不
说肩挂两杠三花骑着高头大马衣锦还乡,起码见了老婆乡邻,不能丢脸啊!当兵七
年最后成了个逃兵,值得么?想来想去,我最后还是拿定了主意:回延安!
七日下午,一个不认识的人进屋对我们说:“你们的张主席叫我来通知,马上
到火车站去。”
我一听就大叫起来:“张主席呢?我是他的警卫排长,我要见他!”
那人火气很大地朝我吼道:“要见就快一点,他已经下楼去了。”
我们赶紧往楼下跑,那人也跟在我们后面跑。到了庭院,看见一辆黑色的小轿
车和两辆吉普车正往门外驰去。
我急忙追上去大喊:“张主席,张主席!”轿车没停,开出去了。那人说:
“上车吧,有什么事到火车站再讲。”
我们赶紧随他上了一辆吉普车,跟着驰了出去。
到了火车站,果然张国焘已经先到了。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说道:“陆秘
书,你马上到车站去给办事处打个电话,告诉林主席,就说我到武汉去了。”
陆煜去了。可他这一去,我和他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随即眼看着张国焘让一大群或穿军装或穿中山装的人簇拥着上了月台。
我几步追上去,鼓足勇气说道:“张主席,我已经想好了。”
“什么?”张国焘微微一诧。看来,他已经把他对我说过的话忘记了。
“张主席,我不去武汉,我也不想回川北。”我一口气说了。
张国焘这下明白过来,他望着我说:“福圣,我说过,我尊重你的任何选择。”
说完,他慌慌在口袋里掏了一阵,没掏出合适的东西,又马上摘下上衣口袋里的钢
笔,塞在我手里,说:“没想到我们会分手得这样匆忙,想送你一件像样的东西也
没有。这支派克金笔,还是从岳维俊(国民党军师长,在围剿鄂豫皖苏区时被四方
面军击毙)身上缴获的,我用了许多年了,今天就拿它做个纪念品吧。”
我站住了,目送着张国焘被一大群人围在中间,快步向一列军用专车走去……
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脑子里很空。毕竟,我和这个大人物已经在一起生活了整整
六个年头,在这之前,我对他已经有了一种因职业而形成的强烈的依附感,甚至把
自己的身体,也当成了他的一部分。从鄂豫皖到川北,从川北到延安,我和他从没
有分开一天。可现在,我曾经那样热爱崇敬的首长走了……
第七十章 干部补贴
终于,七月五日的上午,保卫局一直负责审我的钟毓昭处长来找我谈话了。从
他的谈话中,我才知道张国焘早已经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公开发表了退党声明,已被
共产党开除了。我提供的情况,自然也就失去了意义。钟处长告诉我,组织上已经
认真研究了我的问题,认为我在关键时刻主动要求回延安,立场是对的。但是,我
跟随张国焘这么多年,思想上必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他的一些影响。而且,他叛党
时给我三条路选择,又送给我钢笔作纪念,就足以证明我和他之间还有着很深的感
情瓜葛。现在,组织上作出决定,为了挽救我,使我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安排
我到抗大去工作。工作期间,还需继续写出检查。钟处长说:“这主要是为加强你
的思想改造,使你重新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
听了这样的决定,我忧多于喜。喜的是我总算重新获得了自由;忧的是,革命
这么多年,到现在反倒成了个“挽救对象”。还要继续改造,才能“重新成为一名
合格的革命战士”。我到抗大报到后,被分配到抗大四大队四中队,担任正营级军
事教员。对于这级别,我还是满意的,因为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以后,干部大量裁减,
降若干级使用的多得很。连长排长当战士的非常普遍。当然,这带有几分处分的意
思。四大队不在城里的校本部,而在延河东边的清凉山上。当时学校的条件非常差,
最主要的建筑就是一座古庙的大殿,能容纳两百多人,破烂不堪,光线阴暗,地面
也潮得厉害。这大殿却是四大队唯一的教室,各个中队轮流在这里上课。
当时延安虽然实行的是供给制,但每位同志按月也有一点补贴。一般同志一元
抗币,干部则是两元。我领两元,享受干部待遇。这对我尤为重要,不仅仅是多一
元钱的问题,而是让我感觉到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可惜,几个月后,由于边区的经济越来越困难,这点宝贵的补贴也随之取消了。
随着抗日战争的广泛深入,敌后根据地的迅速扩大,各地亟需干部,抗大的学员也
一批批被派往前线、敌后,我当时也想跟他们一起上前线,打了报告,可上面没批。
第七十一章 逃出南泥湾
等到“抢救运动”开始后,我的问题又被翻拣出来了。当时挨冤枉的远不只我
一个,我们也都不可能知道是康生在上面做怪使坏。我心里自然产生了强烈的抵触
情绪。运动的积极分子们把我当作抗拒“抢救”的死硬分子,关起来不算,还捆、
打、饿饭,随后,又把我们这批从抗大清洗出来的两百多名“死硬分子”,和中央
以及其它机关清洗出来的“坏人”,一起押送到延安东南方属金盆区管辖的南泥湾,
进行强制性劳动改造。所以,许多“延安牌”的老干部最喜欢听的那首郭兰英唱的
《南泥湾》,我是从来就不敢听完的。
我在南泥湾一干三年,和大家一起,硬是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消息到南泥湾迟了几天。大约是十八,
或是十九日,记不太清楚了。我们南泥湾所有的人都狂欢了!我们这些劳改对象也
和看押我们的人一样,高兴得乱蹦乱跳,大喊大叫,像疯子一样地哭,抱在一起笑。
我们比其他的人更多了一份期望:胜利了,总该赦免我们了吧!可是,我们足足盼
望了两三个月,没有任何动静,仿佛当初把我们弄进来的人现在已经忘记了我们的
存在。有的人沉不住气了,开始出现了逃跑、自杀事件。我经过这么多年的折磨,
也是万念俱灰了。投敌,不愿意;革命,没资格。窝窝囊囊地干到现在,抗战总算
是胜利了。但是,这胜利却没有我的份,日本人是其他的同志打败的,我没有看见
过一个日本人,更没有向他们放过一枪一弹。既然现在抗战胜利了,天下太平了,
连毛主席都已经到重庆去和蒋介石“握手言和”了,我们为啥还要被关在这山沟沟
里吃苦受罪?有这种情绪的,多得很。
不断发生的逃跑事件,也强烈地刺激着我,我终于下定了决心:跑它娘的!虽
然看守士兵已经加强了警戒,但我们每天要上山干活,到了野地里,机会总还是有
的。
一天,我们到山上去为梯土加固堡坎。中午回营的半道上,我突然惨叫一声倒
在地上,双手捂着肚子挣扎、痉挛,口中不断发出痛苦的叫声,还吐白沫,眼睛也
鼓得老大。半年多以前,我们劳改队有位同志吃了有毒的果子,毒性发作时就是这
副样子。我把它学过来了。果然,所有的人都以为我是中毒了。他们开始想把我抬
回去,可“垂死”的我暗暗运起内功,挣扎起来几个人也休想动得了我。他们没法
了,负责看押我们的一位排长就说:“留下个人看着他,死了就回来报个信,没死
一会儿就带他回来。”
我跟前只剩下一个拿着步枪的小战士,看模样还不到十七岁。等到他们全走得
无影无踪了,我才装着好像松快了一些,呻吟着要站起来,可几番努力都支撑不住,
又瘫倒了下去。这位小战士就弯下腰伸出一只手来搀我。这样一来,我就轻而易举
地制服了他。我把他的裤带解下来,反捆了双手,又撕破他的军装,塞进他的嘴里,
用破布条捆牢,然后当着他的面往南(洛河、西安方向)跑了。
二十多天以后,我回到了竹峪关。当我穿着一身陕北农民的黑衣黑裤,满身臭
味虱子出现在我老婆面前时,她把我当成从安康过来讨饭的饥民了。
第七十二章 泪满江河
“熊顺芝!”我瞪着她大叫。眼泪“哗”地就滚了出来。我老婆就呆了,愣痴
痴地看着我,却出不来声。“熊顺芝,你这憨包,我是何福圣,你男人呐!”这下
她总算明白我是谁了,高兴得哭喊起来:“何福圣,你咋个……成这副样子了哟?”
我儿子是我离开川北那年生的,都十岁了,我才第一次见着。顺芝拉他上来,
叫他喊我爸,他瞪着我死活不肯开口。回到家里,仍不安全,虽然国共合作已经这
么多年了,可大巴山上的地主老财反动民团对当年的红军仍然恨之入骨。顺芝说过
去常有从部队上跑回来的红军、八路军被他们抓去朝死里整。而我过去又是张国焘
身边的大红人,竹峪关的老百姓大都晓得我的名字,要让民团的人知道我回来了,
他们肯定会整死我的。老婆这么一说,我也不敢再呆在家里了。好在我还有身过硬
的功夫,也懂得些治跌打损伤的单方,就靠这两样本事,我改名“田茂云”,到大
巴山、华蓥山中的各个乡场上去卖艺卖药为生。顺芝和我商量好,半月一旬带上儿
子,到某个乡场上见上一面,拿上钱又回去。一九四九年解放前一点,罗世文的部
队拉兵,我正在合川县的三汇坝卖药,把我也拉去了。后来被弄到广安城集训,马
上要开去和解放军打仗,急得我要死,队伍集训了十来天,开拔前,幸亏壮丁炸营,
我才趁乱跑了出来。就这样,我靠卖“坝坝药”一直卖到解放,才回到竹峪关,老
老实实地当农民。
川北是红军窝窝,红军红属遍地都是。解放初期搞过一次登记,对红军红属进
行优待。有的挨不上边的也想方设法往红军红属堆里钻。我却没敢去登记。
可没登记反而露出了破绽,等到肃反时把我当重点一查,我就全交待了。最后
给我作了个结论:叛党分子。这顶黑帽子,我戴了三十多年。一直熬到一九八六年,
我才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正式认定红军身份,享受老红军待遇。那一年,我已经是七
十四岁了。我痛心的是,我老婆没能活到那一天。
我现在八十八岁了,有人说人生好比一场梦,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却不是梦,酸
甜苦辣、悲欢离合、失意得意,我啥都实实在在地经历过了。经历的事情多了,复
杂了,感情也就变得复杂起来。
也曾经有人问我,你跟了张国焘这么多年,你和他到底有没有一点感情?这问
题我以前不敢回答,现在可以说一说。我何福圣是人,他张国焘也是人,是人总归
是有感情的。要不,他跑的时候为啥给我三条路选择?为啥送我钢笔?我心头也清
楚,论理,他是个大叛徒,论情,他害我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于理于情,我都应该
恨他才是。可偏偏,当我前些年在一篇文章里看到张国焘晚年死在国外一家敬老院
里,孤苦伶仃,落气时身边连个亲人也没有,我也难受得很,几顿没吃好饭,几夜
没睡好觉……唉,人这个东西呀,你说得清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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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张国焘住在凤凰朝南的山脚下,有两眼窑洞,一道齐胸高的院墙围着。院
坝上一间屋里住着警卫排的战士,院子外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马棚。
我走出院门一看,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楚。等到眼睛适应过来,我才发现不远
处有人影晃动,有的已经趴在地上,枪口正对着我们。我当时并不怕他们开枪,因
为我很清楚,这里是党中央的驻地,保卫措施相当严密,前来采取行动的不可能是
外面的武装,他们不是保卫局的人,就是中央警卫团的人。而我们这个警卫排,也
是隶属中央警卫团的。
我向着黑地里的人影大声喝问:“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没有人回答。
我又喊道:“我是张主席的警卫排长,有什么事,你们当官的过来说。”
还是没有人吭声,也没有人走过来。
这时警卫排的战士也全都抽出家伙,飞快地跑出院门,围着院墙前面布防。四
挺机关枪也提出来了。我当时也上火了,冲担任机枪手的陆安奎喊道:“陆安奎,
把机枪架在门口,他们真要冲进来,你就给我打!”
张国焘被惊醒了,赶到院门口问:“何福圣,出什么事了?”
我怕对方开枪伤着他,出于警卫员的本能,赶紧用身子将他护着进了院子,才
向他报告:“张主席,外面已经被包围了。我估计是保卫局的人要来抓你。我们全
排战士已经作好战斗准备,要和你同生共死。”
张国焘默然无语,半晌,才叹了一口气,说:“小何啊,你太年轻了。马上把
人撤进院子里,今晚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必须听我的命令行事。”
一宿未睡,双方都在黑地里呆着。直到快天亮时,外面的武装才撤走。
刚吃过早饭,张闻天就来了。他是来向张国焘解释昨晚发生的异常情况的。他
说,昨天中午,周恩来、张云逸等人乘车前往西安办事,途经大劳山时遭受到伏击,
卫士们死伤惨重,才掩护周恩来、张云逸等人脱险归来。
张国焘面无表情地问他:“难道周恩来在大劳山遭伏击,你们能从我的住处抓
到凶手么?”
张闻天说:“国焘同志,你误会了。那是因为袭击周恩来的事件发生后,中央
警卫团很紧张,所以才临时加强了机关的保卫工作。再说,刚才得到报告,那帮袭
击周恩来的人已经抓到了几个,他们交待是大劳山中的土匪,拦路打劫而已,并不
知道车上坐着周恩来、张云逸,也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剑拔弩张地搞了一夜,原
来却是一场误会。但是,不可否认,这样一场误会,对张国焘精神上的刺激是很强
烈的。
批张运动结束后,张国焘便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显得黯然失色了。他成了一个
特殊的人物,虽然他依然被保留在了政治局里,并且还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
席。但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过去那样显赫的地位和权势。
第六十三章 陈昌浩来了
张国焘虽然已经上任,可他仍住那块“世外桃源”里,来了兴致,便带着我和
陆煜到政府去巡视一番。而更多的时间仍呆在山上看书、练字、下棋。
当时在边区政府里负责秘书处的是潘自力,负责内务的是蔡树藩,建国后担任
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曹菊如那时在边区政府里管财经,还有个保安司令部,由中
央保卫局局长周兴兼副司令员。负责教育的是徐特立,整天穿着双草鞋东奔西跑,
积极地推广汉字拉丁化。他们全都经历了那刚刚过去的批张运动,对张国焘很了解,
知道他的牢骚为何而发。大家对自己的工作也都很熟悉,张国焘既然如此态度,也
就各尽其能,各负其责,埋头干自己的工作去了。
张国焘此时名为代理主席,实际上却成了个大闲人。但是,有一项工作他却很
关心,那就是秘书处下面由伍修权负责的交际科。因为国共合作,迎来送往的事相
当多,都由交际科负责安排。每当国际、或国民党政府方面有重要的人物和使团到
延安,张国焘都要亲自出面相陪。
某一天下午,也就是张国焘当上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大约十来天左右,已经和张
国焘分别了一年多的陈昌浩突然到山上来找张国焘。出现在我眼中的陈昌浩,完全
不是我所熟悉的样子了。以前我印象中的陈昌浩,威风凛凛,令人敬畏,在红四方
面军中,他是仅次于张国焘的第二号人物,脾气大得吓人,连不少军级干部也常挨
他的马鞭子。可眼前的陈昌浩却是神情沮丧,穿了一身皱巴巴的灰单军衣,看上去
就像从国统区刚刚跑到延安来的一个穷学生。
当我把他带进窑洞,他喊了一声“国焘同志”,声音便哽住了,满脸涌上了羞
愧,眼中泪水盈盈。
我知趣地退到了门外。但我舍不得离开,我渴望着从陈昌浩的口中能听到西路
军覆灭的具体经过。还有那么多我认识的指挥员的命运。毕竟,我也是一个四方面
军的老战士啊!
张国焘也显得失态了,他瞳孔大睁,猛地站起来,双手紧紧地握住陈昌浩的手,
激动得语无伦次。“昌浩……是昌浩!你还活着?你跑到哪儿去了……我问过向前,
他说你被打散了,前些时候先念回来,我还向他打听你,他说你和向前一起走的,
向前都回来了,你没有回来,我想……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陈昌浩苦涩地说:“国焘同志,我……对不起你,我打了这么大的败仗,连累
了你,我非常难过!”
“西路军的事,不要再谈了,我相信以后总有谈清楚的一天。向前、树声、先
念他们回来,都已经对我说了,我关心的是你,这么长的时间你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怎么又突然冒了出来?”
陈昌浩详细地谈了自己“失踪”期间的情况。
第六十四章 对陈昌浩的批判开始了
原来,突围时,他和徐向前被敌人的骑兵追散了。他和护送他的二十几名卫士
边打边走,昼伏夜行,脱离危险区后只剩下三名卫士和他在一起了。他原来是决意
回中央的,到了那种境地,他改变了主意,与其这样狼狈不堪地逃回去,不如先回
鄂豫皖,与留在鄂豫皖坚持武装斗争的徐海东会面,手中有了军队,再设法与中央
取得联系。为了缩小目标,他把身上的钱拿出来分给三名卫士,让他们各奔东西,
然后他把枪埋了,买了身老百姓的衣裳换上,装成哑巴,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总
算回到了他的家乡汉阳。可还没等他回到鄂豫皖,他便从鄂豫皖逃到汉阳的几位同
志口中了解到,重回鄂豫皖已经没有可能,徐海东呆不住,早已带着队伍离开了根
据地,国民党占据苏区后,一改当初的怀柔政策,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在反革命
“血洗苏区”的摧残下,到处是一片瓦砾,十室九空,甚至有的村子被杀得绝了户。
国民党七十五师师长宋天才,用汽车装走了两千余名青年妇女,把她们拉到河南、
湖北全卖了。陈昌浩正在举棋不定,进退两难之际,抗战爆发了,这样,他才下决
心到延安。一个星期以前,他从武汉坐火车到了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
见到他,也很吃惊,第二天一早,即安排了车,送他到延安来了。张国焘问他:
“老毛找你谈话了吧?”
陈昌浩语气沉重地说,“没有,我现在是前来向中央负荆请罪的败军之将,老
毛可能觉得不屑见我了吧。我到的第二天,张闻天已经找我谈过了,他要我写出全
面检讨,不仅仅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还有以前我们做过的一切让他们不高兴的事
……不过,无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嘛,我彻底地想开了,只要能重新出来工作,
他们要什么我就写什么。听说先念回来后当了个营教导员,我不在乎,只要准我工
作,当小兵我也干。”这一对“落难兄弟”同病相怜,谈得相当投机,抚今追昔,
唏嘘感叹,足足谈到次日天亮陈昌浩才下山。没过多久,对陈昌浩的批判开始了,
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地使张国焘又一次受到了波及。
大约在十月,张国焘终于决定离开古庙,搬到城内边区政府内居住。促使他搬
家的原因是他的老婆杨子烈带着儿子海威到延安来了。杨子烈在上海的助产学校学
习过,到延安后,被安排到边区医院搞助产工作。海威那时已经十来岁了,在城里
的干部子弟学校“保小”读书。再住在山上就太不方便。
在这前一时候,中央已对边区政府改组,由张国焘任主席,潘自力任秘书长
(不久改由伍修权接任),马明方任民政厅长,曹菊如任财政厅长,刘景范(刘志
丹之弟)任建设厅长,周扬任教育厅长。有不少写张国焘的史料上都认为他叛逃时
是边区政府的代理主席,有的写成副主席,这是不准确的,他应该是名正言顺的主
席。
第六十五章 留在张国焘身边
那个时候,边区政府已经安排了两眼宽敞的窑洞给张国焘住,可杨子烈嫌窑洞
里空气不流通,不卫生,坚持要住平房。后来由刘景范派人专门给他修了几间平房,
还砌了一道围墙把张国焘一家和其他人住的地方隔离开来。
就在搬家那天,又发生了一件不能不提的小事。政治保卫局来了个通知,要张
国焘的警卫排全部到中央警卫团报到,另行分配工作,张国焘的警卫员由保卫局派
来的一个叫李仁国的战士担任。本来,张国焘从川北带来的这个警卫排就隶属中央
警卫团领导,警卫团长又归中央政治保卫局领导,所有中央首长的警卫员都是由保
卫局派出的。而张国焘却一直抵制这件事,坚持把警卫排留在身边,外出时前呼后
拥一大群,确实也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张国焘看到这个通知后拍桌大怒,大为光火。
最终,所有的卫士都走了,而我却仍然留了下来。为啥?这是因为张国焘找我
谈了话。他说他现在是虎落平阳,任人宰割,卫士们跟着他,是不会有前途的。但
是,他舍不得我,因为在所有的卫士中,他对我的感情最深。为了这事,张国焘还
飞马跑到凤凰山去找周兴理论了一番,说我长期给他按摩,他离不开我。最终逼着
周兴点头同意将我留下。
张国焘去找周兴之前,先把我叫去谈了话,他让我先看了通知,然后说:“小
何,如果你也愿意走,现在就可以收拾东西跟他们一路走。我是个政治上的失败者,
你再跟着我,是不会有前途的。你过去跟了我六年,我感谢你对我的忠诚,我会永
远记得你的。”
我当时的确有许多想法,可是,我这种行伍出身的人,一辈子崇尚的就是个义
气,政治觉悟并不高,一脑壳“士为知己者死”、“主荣仆贵”的旧观念。从私人
感情讲,我跟了首长六年,与首长荣辱与共、同甘共苦是理所当然之事,首长现在
落了难,便撇下他不管,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时的张国焘只是犯了错误的党的领袖,他还是
政治局委员、中央领导人,党的文件,连毛泽东的讲话里,也仍然称他为“国焘同
志”。
很快就到了冬季,陕北的冬天比川康高原的冬天还要冷。延河结冰了,漫山遍
野垫起了厚厚的雪被。
就在那样一个寒冷冬天的下午,周恩来从山西前线回到了延安。他来看望张国
焘时,还叫警卫员扛了一箱牛肉罐头来,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
周恩来告诉张国焘,他过两天要赶到武汉去,南京失陷以后,国民政府在迁往
重庆的途中暂驻汉口。张国焘拜托周恩来,到武汉见到蒋介石后,争取把张琴秋放
出来。他说陈昌浩被批判以后,现在闲置在中央书记处,苦闷得很,张琴秋如果能
回来,对他也是一个安慰。周恩来答应了,后来果然也把这事办成了。
第六十六章 王明吓跑了张国焘
这便是当时从莫斯科回来不久,被张国焘视为救命菩萨,在政治局排名第一的
王明。
具体的日子我记不清了,应该是一九三八年春节前一点吧,王明突然带着警卫
员来拜望受到冷落的张国焘。在张国焘眼中,王明一直是他的救命恩人,当初他作
为党中央全权代表到鄂豫皖苏区接管党政军大权,就是王明的安排。而不久前又是
刚刚从苏联回来的王明提高了张在政治局的地位。可以说,是王明重新鼓起了张国
焘深藏在心底的政治欲望。
但是,同样是这个王明,又很快地粉碎了张国焘的欲望,甚至使他强烈地感到
了生命之虞。
我记得那一天干冷干冷的,阳光晶明,没有风,在陕北的冬天是一个难得的好
日子。那时张国焘以杨子烈住不惯窑洞为由,由边区政府为他建了一个有四间平房
的小院子,刚刚搬进了新居。王明和张国焘的谈话是在院子里的一张石桌子边进行
的。开始很亲切,王明告诉张国焘,他过两天就要到武汉长江局工作。后来,他们
谈到了毛儿盖,争论就从这里开始了。王明问张国焘:“我看过你给中央写的检讨
了。我想问你一下,你认为毛儿盖分裂的主要症结是什么?”
张国焘考虑了一阵,字斟句酌地说道:“我已经在接受批判时明确承认了,否
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名,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王明摇着头说:“这不尽然吧,我看还是托派在暗中作怪的重要问题。”
“托派!你是指……”
“你当是的副参谋长李特、秘书长黄超都是托派分子。”王明以肯定的语气说
:“我这次回来路经迪化时,已经叫邓发同志把他们抓起来了。”
“李特、黄超怎么会是托派?”张国焘大为震惊。
“这一点不用置疑,他们经邓发审问后,均已供认不讳。我已经下令把他们枪
毙了。”
“什么,你把李特、黄超枪毙了!”张国焘这下沉不住气了,他冲动地嚷道:
“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以被认为是托派!你甚至可以说我也是托派,
把我也抓起来枪毙算了!”
“不,你不是托派。但是,中央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受到了托派的利用。李特、
黄超在供词中已经承认了这一点。”
第六十七章 黄陵祭祖
叛逃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这天发生的。张海同志已经写文章谈到了张国焘假
借黄陵祭祖叛逃的经过,我就不再重复了。我只简略地谈谈有关我所亲历的事。随
张国焘一起去黄陵的,有我,陆煜秘书,有从未得到过张国焘信任的警卫员李仁国,
还有保卫局派来担任张国焘临时警卫的一个特务班。
我们全部人员乘坐一辆从公路局调来的大卡车赶到现今已改名为黄陵的中部县
时,天已黄昏了。
国民党方面派出的祭陵代表是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陕西省主席、西安行营主任
三职一身的蒋鼎文。他比我们先到达中部县城。
当天晚上,中部县政府在一家饭馆设宴款待国共双方的官员。蒋鼎文的随从去
了十几个,随张国焘去的中有我和陆煜秘书。张国焘让李仁国留在了特务班里。吃
完饭回来,天已完全黑了。双方的卫队随员住在县政府两边的小厢房里,那是一所
古色古香的大宅院,张国焘、我和陆秘书住二堂,蒋鼎文与他的随身卫士住三堂。
张国焘进屋后抹了把脸,洗过了脚,然后对我说:“福圣,明天祭陵的事,我
还得和蒋鼎文商量一下。你留在屋里,有什么事,照料一下。”
张国焘走后不一会儿,小李急匆匆进来了。他一见我就抱怨说,没人管他们的
晚饭,等到天黑,特务班的战士都找他要饭吃,没办法,他才借了个筐,到街上买
了一大筐馍回来,让大家喝白开水对付一顿。说着话,他一下子看见张国焘不在屋
里,就急着问:“张主席呢?张主席到哪里去了?”
我告诉了他,可小李却沉不住气,连声说:“这怎么行呢?我们都不在张主席
身边,要是出了事,回去咋向领导交待?”
我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他们是友军,会出什么事?”
小李在屋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从桌上拎起温水瓶,边往外走边说:“我给
张主席送水去。”
马上,外面就传来了小李的争吵声。
我担心出事,赶紧跑出去到三堂门口,看见小李被蒋鼎文的几名卫兵拦住了。
小李身材高大,提着水瓶硬往里闯,口中说:“我是张主席警卫员,他现在在
里面,我为啥不能进去?”
卫士们嚷道:“这是我们蒋主席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进去。”
我沉下脸来喝了一声:“李仁国,你这是干啥?马上给我回来!”
小李无奈,这才随我回屋。
我说:“我当排长的也没进去哩,你进去干啥?”
第二天祭完陵,晚上,张国焘又独自到三堂里去和蒋鼎文谈话,直到凌晨两点
钟左右才回来,我和小李都等着他没睡。
小李一见张国焘回屋,就性急地问:“张主席,明天我们是不是就回延安?”
张国焘回他:“不,明天我还要去西安找林主席,有些事情要和他商量。”
第六十八章 三条路
四月六日早饭后,县政府大门口停了好几辆大车小车,国民党的士兵在街上整
队,准备上车。随张国焘来的特务班也列队在大门口等候。
张国焘跟蒋鼎文是一路说着话出大门的,两人的随从则紧跟在他俩身后。大门
外,国民党的中部县长率一帮商绅前来送行,街上有许多老百姓驻足观望。
张国焘吩咐李仁国:“你带上大家回去,有人问我,你就说我到西安找林主席
去了。”
张国焘说罢又看了看特务班,指着一个满脸稚气的小战士说,“把他留下来,
跟我一路去西安。”
这个被张国焘临时点名的战士就是张海。
然后,张国焘身子一弯,钻进了蒋鼎文那辆黑色锃亮的轿车。蒋的一名副官让
我、陆秘书、张海上了一辆没篷的中型吉普车。
下午,到了西安,我们随张国焘住进了一处很漂亮气派的房子。过道上铺有猩
红色的地毯,屋子里有黑色的皮沙发。
张国焘一人住两间,我和陆秘书、张海合住对面的一间。
陆煜站在窗口往庭院里看了一会儿,担心地说:“何排长,好像不大对劲呀,
这八路军办事处怎么没见着一个八路军,看见的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呢?”我们当时
完全不知道,这地方叫西京招待所,是西安城里一个有名的地方,专门供国民党高
级将领下榻的地方。吃晚饭之前,我发现情况更不对了。过道上站着几名身穿毛料
中山装的汉子,连我到张国焘的屋子里去,也被这些人拦住不让进。我大吼起来,
张国焘这才出声,叫他们放我进去。
我当时也真是急了,进屋就问:“张主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屋子里就只有张国焘一个人,他看见我着急的样子,就叫我坐下,然后说道:
“小何,你跟我这么多年,我一直非常信任你。事到如今,我也用不着再瞒你了。
延安容不下我,我现在要换一种方式发展。当然,人各有志,不能勉强,现在我给
你三条路选择,一条是跟我去武汉,继续和我同甘共苦;二条是我出面叫他们给你
一笔钱,你回川北一家团聚;还有一条是回延安。你无论作何选择,我都会满足你
的要求的。”
我像被一个炸雷打懵了,愣愣地盯着张国焘,紧张得说不出话来。我简直不敢
相信,我的首长,我不惜用生命去捍卫的首长,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张国焘见我紧张得不行,又说:“这样吧,时间还来得及的,你回屋去认真想
一想,想好了,再告诉我。”
我回到屋里给陆秘书、张海一说,他俩也都惊呆了。过了一阵,陆煜心存侥幸
地说:“张主席说的换一种方式发展,可能是到武汉去找王明、周恩来,想留在武
汉工作吧?”
但往细处一分析,连陆煜也很快否定了自己的估计。
第六十九章 张主席走了……
第二天,我们实际上被软禁了起来,早饭、中饭都是守在门口的便衣送进来的。
我们三人苦脸对着苦脸,都没了主意。
我的脑子里始终围绕着张国焘给我指出的三条路打转转。我没把这告诉陆煜和
张海,因为我心里有种想法,我是张国焘的人,而他俩则不是,张国焘肯定不会像
对待我一样也给他们三条路让他们选择。
我方寸大乱,拿不定主意。第一条路,不敢想,变节投敌,跟着张国焘走,他
当大叛徒,我当小叛徒,那可是上让先人祖宗蒙羞,下让后代子孙抬不起头的大丑
事!何况,延安并没有容不下我。拿点钱回家做小生意,也觉得太不值,以前我在
川北时是何等的风光,我老婆家的亲戚朋友提到我何福圣的名字都有一种荣誉感,
现在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回去,算个啥?那时候还整天盼着打败日本鬼子,不
说肩挂两杠三花骑着高头大马衣锦还乡,起码见了老婆乡邻,不能丢脸啊!当兵七
年最后成了个逃兵,值得么?想来想去,我最后还是拿定了主意:回延安!
七日下午,一个不认识的人进屋对我们说:“你们的张主席叫我来通知,马上
到火车站去。”
我一听就大叫起来:“张主席呢?我是他的警卫排长,我要见他!”
那人火气很大地朝我吼道:“要见就快一点,他已经下楼去了。”
我们赶紧往楼下跑,那人也跟在我们后面跑。到了庭院,看见一辆黑色的小轿
车和两辆吉普车正往门外驰去。
我急忙追上去大喊:“张主席,张主席!”轿车没停,开出去了。那人说:
“上车吧,有什么事到火车站再讲。”
我们赶紧随他上了一辆吉普车,跟着驰了出去。
到了火车站,果然张国焘已经先到了。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说道:“陆秘
书,你马上到车站去给办事处打个电话,告诉林主席,就说我到武汉去了。”
陆煜去了。可他这一去,我和他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随即眼看着张国焘让一大群或穿军装或穿中山装的人簇拥着上了月台。
我几步追上去,鼓足勇气说道:“张主席,我已经想好了。”
“什么?”张国焘微微一诧。看来,他已经把他对我说过的话忘记了。
“张主席,我不去武汉,我也不想回川北。”我一口气说了。
张国焘这下明白过来,他望着我说:“福圣,我说过,我尊重你的任何选择。”
说完,他慌慌在口袋里掏了一阵,没掏出合适的东西,又马上摘下上衣口袋里的钢
笔,塞在我手里,说:“没想到我们会分手得这样匆忙,想送你一件像样的东西也
没有。这支派克金笔,还是从岳维俊(国民党军师长,在围剿鄂豫皖苏区时被四方
面军击毙)身上缴获的,我用了许多年了,今天就拿它做个纪念品吧。”
我站住了,目送着张国焘被一大群人围在中间,快步向一列军用专车走去……
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脑子里很空。毕竟,我和这个大人物已经在一起生活了整整
六个年头,在这之前,我对他已经有了一种因职业而形成的强烈的依附感,甚至把
自己的身体,也当成了他的一部分。从鄂豫皖到川北,从川北到延安,我和他从没
有分开一天。可现在,我曾经那样热爱崇敬的首长走了……
第七十章 干部补贴
终于,七月五日的上午,保卫局一直负责审我的钟毓昭处长来找我谈话了。从
他的谈话中,我才知道张国焘早已经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公开发表了退党声明,已被
共产党开除了。我提供的情况,自然也就失去了意义。钟处长告诉我,组织上已经
认真研究了我的问题,认为我在关键时刻主动要求回延安,立场是对的。但是,我
跟随张国焘这么多年,思想上必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他的一些影响。而且,他叛党
时给我三条路选择,又送给我钢笔作纪念,就足以证明我和他之间还有着很深的感
情瓜葛。现在,组织上作出决定,为了挽救我,使我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安排
我到抗大去工作。工作期间,还需继续写出检查。钟处长说:“这主要是为加强你
的思想改造,使你重新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
听了这样的决定,我忧多于喜。喜的是我总算重新获得了自由;忧的是,革命
这么多年,到现在反倒成了个“挽救对象”。还要继续改造,才能“重新成为一名
合格的革命战士”。我到抗大报到后,被分配到抗大四大队四中队,担任正营级军
事教员。对于这级别,我还是满意的,因为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以后,干部大量裁减,
降若干级使用的多得很。连长排长当战士的非常普遍。当然,这带有几分处分的意
思。四大队不在城里的校本部,而在延河东边的清凉山上。当时学校的条件非常差,
最主要的建筑就是一座古庙的大殿,能容纳两百多人,破烂不堪,光线阴暗,地面
也潮得厉害。这大殿却是四大队唯一的教室,各个中队轮流在这里上课。
当时延安虽然实行的是供给制,但每位同志按月也有一点补贴。一般同志一元
抗币,干部则是两元。我领两元,享受干部待遇。这对我尤为重要,不仅仅是多一
元钱的问题,而是让我感觉到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可惜,几个月后,由于边区的经济越来越困难,这点宝贵的补贴也随之取消了。
随着抗日战争的广泛深入,敌后根据地的迅速扩大,各地亟需干部,抗大的学员也
一批批被派往前线、敌后,我当时也想跟他们一起上前线,打了报告,可上面没批。
第七十一章 逃出南泥湾
等到“抢救运动”开始后,我的问题又被翻拣出来了。当时挨冤枉的远不只我
一个,我们也都不可能知道是康生在上面做怪使坏。我心里自然产生了强烈的抵触
情绪。运动的积极分子们把我当作抗拒“抢救”的死硬分子,关起来不算,还捆、
打、饿饭,随后,又把我们这批从抗大清洗出来的两百多名“死硬分子”,和中央
以及其它机关清洗出来的“坏人”,一起押送到延安东南方属金盆区管辖的南泥湾,
进行强制性劳动改造。所以,许多“延安牌”的老干部最喜欢听的那首郭兰英唱的
《南泥湾》,我是从来就不敢听完的。
我在南泥湾一干三年,和大家一起,硬是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消息到南泥湾迟了几天。大约是十八,
或是十九日,记不太清楚了。我们南泥湾所有的人都狂欢了!我们这些劳改对象也
和看押我们的人一样,高兴得乱蹦乱跳,大喊大叫,像疯子一样地哭,抱在一起笑。
我们比其他的人更多了一份期望:胜利了,总该赦免我们了吧!可是,我们足足盼
望了两三个月,没有任何动静,仿佛当初把我们弄进来的人现在已经忘记了我们的
存在。有的人沉不住气了,开始出现了逃跑、自杀事件。我经过这么多年的折磨,
也是万念俱灰了。投敌,不愿意;革命,没资格。窝窝囊囊地干到现在,抗战总算
是胜利了。但是,这胜利却没有我的份,日本人是其他的同志打败的,我没有看见
过一个日本人,更没有向他们放过一枪一弹。既然现在抗战胜利了,天下太平了,
连毛主席都已经到重庆去和蒋介石“握手言和”了,我们为啥还要被关在这山沟沟
里吃苦受罪?有这种情绪的,多得很。
不断发生的逃跑事件,也强烈地刺激着我,我终于下定了决心:跑它娘的!虽
然看守士兵已经加强了警戒,但我们每天要上山干活,到了野地里,机会总还是有
的。
一天,我们到山上去为梯土加固堡坎。中午回营的半道上,我突然惨叫一声倒
在地上,双手捂着肚子挣扎、痉挛,口中不断发出痛苦的叫声,还吐白沫,眼睛也
鼓得老大。半年多以前,我们劳改队有位同志吃了有毒的果子,毒性发作时就是这
副样子。我把它学过来了。果然,所有的人都以为我是中毒了。他们开始想把我抬
回去,可“垂死”的我暗暗运起内功,挣扎起来几个人也休想动得了我。他们没法
了,负责看押我们的一位排长就说:“留下个人看着他,死了就回来报个信,没死
一会儿就带他回来。”
我跟前只剩下一个拿着步枪的小战士,看模样还不到十七岁。等到他们全走得
无影无踪了,我才装着好像松快了一些,呻吟着要站起来,可几番努力都支撑不住,
又瘫倒了下去。这位小战士就弯下腰伸出一只手来搀我。这样一来,我就轻而易举
地制服了他。我把他的裤带解下来,反捆了双手,又撕破他的军装,塞进他的嘴里,
用破布条捆牢,然后当着他的面往南(洛河、西安方向)跑了。
二十多天以后,我回到了竹峪关。当我穿着一身陕北农民的黑衣黑裤,满身臭
味虱子出现在我老婆面前时,她把我当成从安康过来讨饭的饥民了。
第七十二章 泪满江河
“熊顺芝!”我瞪着她大叫。眼泪“哗”地就滚了出来。我老婆就呆了,愣痴
痴地看着我,却出不来声。“熊顺芝,你这憨包,我是何福圣,你男人呐!”这下
她总算明白我是谁了,高兴得哭喊起来:“何福圣,你咋个……成这副样子了哟?”
我儿子是我离开川北那年生的,都十岁了,我才第一次见着。顺芝拉他上来,
叫他喊我爸,他瞪着我死活不肯开口。回到家里,仍不安全,虽然国共合作已经这
么多年了,可大巴山上的地主老财反动民团对当年的红军仍然恨之入骨。顺芝说过
去常有从部队上跑回来的红军、八路军被他们抓去朝死里整。而我过去又是张国焘
身边的大红人,竹峪关的老百姓大都晓得我的名字,要让民团的人知道我回来了,
他们肯定会整死我的。老婆这么一说,我也不敢再呆在家里了。好在我还有身过硬
的功夫,也懂得些治跌打损伤的单方,就靠这两样本事,我改名“田茂云”,到大
巴山、华蓥山中的各个乡场上去卖艺卖药为生。顺芝和我商量好,半月一旬带上儿
子,到某个乡场上见上一面,拿上钱又回去。一九四九年解放前一点,罗世文的部
队拉兵,我正在合川县的三汇坝卖药,把我也拉去了。后来被弄到广安城集训,马
上要开去和解放军打仗,急得我要死,队伍集训了十来天,开拔前,幸亏壮丁炸营,
我才趁乱跑了出来。就这样,我靠卖“坝坝药”一直卖到解放,才回到竹峪关,老
老实实地当农民。
川北是红军窝窝,红军红属遍地都是。解放初期搞过一次登记,对红军红属进
行优待。有的挨不上边的也想方设法往红军红属堆里钻。我却没敢去登记。
可没登记反而露出了破绽,等到肃反时把我当重点一查,我就全交待了。最后
给我作了个结论:叛党分子。这顶黑帽子,我戴了三十多年。一直熬到一九八六年,
我才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正式认定红军身份,享受老红军待遇。那一年,我已经是七
十四岁了。我痛心的是,我老婆没能活到那一天。
我现在八十八岁了,有人说人生好比一场梦,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却不是梦,酸
甜苦辣、悲欢离合、失意得意,我啥都实实在在地经历过了。经历的事情多了,复
杂了,感情也就变得复杂起来。
也曾经有人问我,你跟了张国焘这么多年,你和他到底有没有一点感情?这问
题我以前不敢回答,现在可以说一说。我何福圣是人,他张国焘也是人,是人总归
是有感情的。要不,他跑的时候为啥给我三条路选择?为啥送我钢笔?我心头也清
楚,论理,他是个大叛徒,论情,他害我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于理于情,我都应该
恨他才是。可偏偏,当我前些年在一篇文章里看到张国焘晚年死在国外一家敬老院
里,孤苦伶仃,落气时身边连个亲人也没有,我也难受得很,几顿没吃好饭,几夜
没睡好觉……唉,人这个东西呀,你说得清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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