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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士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踏着余秋雨老师当年的脚步,我也来到王道士的塔前,和余老师感受不同的是,我是一个湖北人,一想到余老师在《道士塔》中提到的“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那句话,不禁又多了一丝尴尬。

但在碑文的上方,我却赫然看到了“功垂百世”四个大字。本来就希望我们的这位湖北老乡不至于像余老师所说的那样卑微、渺小、愚昧,为了能从骨头里挑出点鸡蛋来,于是接着看下去:
“夫吾师姓王氏,名圆箓,湖北麻城县人也。…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孳孳修炼。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恍然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速修太清宫,以为鹤伏龙之所。劝募,急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呜呼!以石室之秘录,千百年而出现,宜乎价值连城,名驰中外也。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葺大小佛洞,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之募资,佛像于焉壮严,洞宇于焉灿烂;神灵有感,人民受福矣!…”

乖乖隆底咚!感情我们的这位老乡,对莫高窟起码有三功:
一、 募集资金,把已被流沙掩埋的洞窟清理出来,使莫高窟得以重见天日。
二、 发现了藏经洞,否则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敦煌学”
三、 对洞窟进行了修复,佛像于焉壮严,洞宇于焉灿烂。

余老师的话还在耳边轰响: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
“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

对于前两个论断,我已不以为然。但对余老师最后这个问题,我却来了兴趣。是啊,这么大一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目不识丁的道士来当家呢?

让我们循着历史的丝线,来找一找敦煌莫高窟这根线头。

敦煌一词,始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向汉武帝汇报时提到:“始月氏(音肉只)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东汉应劭解为“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其实是毫无根据的。既然“祁连”在匈奴语中是“天”的意思,“敦煌”也应该是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只不过我们今天已无从考证它的汉语意思了。汉武帝时期,通过张骞出使西域及卫青、霍去病等大将连年用兵,这一地区始首次归入中国版图。公元前121年至前111年间,汉朝在河西地区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并在敦煌设置阳关、玉门关。长城也随之修到玉门关,形成了从辽东山海关到敦煌玉门关、长达一万一千五百余里的万里长城。

汉代时中国少有海路交通,和国外的联系,大都是通过当时的“丝绸之路”。这条路东起长安,向西经金城(今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到达敦煌,自敦煌分为南北两道。南道出阳关,经塔里木盆地到大月氏、安息、印度诸国;北道出玉门关,经吐鲁番到大宛、康居诸国。敦煌处在这两条大路的汇合处,扼中西交通之咽喉,其地理位置之重要可见一番。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必然要经过敦煌。敦煌作为佛教东传的通道和门户,自然成了河西地区的佛教中心。

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一位叫乐僔的和尚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云游,忽见山上金光万丈,似乎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乐僔被这一奇景给震住了,以为这是佛在给他启示,于是在三危山对面的莫高窟开凿了第一个洞窟,莫高窟从此诞生了。

这一时期,南方正是东晋年代,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就发生在前秦主苻坚和东晋名将谢玄之间。

在莫高窟现存的492个洞窟中,确知为十六国时期的洞窟只有7个了,乐僔和尚的“莫高第一窟”,像他当初看到的海市蜃楼一样,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隋朝迎来了莫高窟开窟的第一个高峰,虽立国仅短短37年,但现存隋代石窟101个,且规模宏大,技艺精湛。唐一朝是莫高窟的全盛时期,开窟数量达1000余窟,现存232窟,壁画和塑像都达到了异常高的艺术水平。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到印度取经返回,就是经敦煌回的长安。“安史之乱”以后,敦煌落入吐蕃手中;整个宋一朝,敦煌都在西夏的统治下;到了元朝,敦煌重新归入中央政府管辖,马可波罗就是途经敦煌到中原各地漫游的。吐蕃、西夏和元朝的统治者都崇信佛教,莫高窟在这几百年间虽不再鼎盛,但还是得到了发展。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派宋国公冯胜平定河西,修筑了嘉峪关。从嘉峪关的地理位置我们可以发现,敦煌已经被明王朝废弃在国门之外了。明朝退出以后,这一地区渐渐被吐鲁番占领,吐鲁番人信奉伊斯兰教,莫高窟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直到清朝康熙后期,清王朝才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清朝对莫高窟的保护和发展,也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工作。当王道士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很多洞口已经坍塌,底层洞窟则已为黄沙所埋,映入眼帘的只有颓败与荒凉。莫高窟,这个昔日的宠儿,此时已经被遗弃了。

王道士就这样作了莫高窟的主持,没有巧取,没有豪夺,一切就是这样偶然,又这样自然。王道士发现它的时候,它已不是圣地,只是一个弃儿。

毫无疑问,王道士对莫高窟的新生做出了贡献。让我们来想一想,一个一贫如洗的穷道士,在没有任何政府支助的情况下,每天跋涉在大漠风沙中,挨家挨户化缘,然后把化来的钱一分一厘都用在莫高窟的整理修复上,光清理流沙就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这是一份怎样的虔诚?当然,王道士在整理洞窟的过程中,由于他本生的局限,客观上对窟内的部分文物造成了损坏,这都是事实。例如他刷白了好几个洞窟内的壁画,要重新绘上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他还毁掉了几尊佛像,换上了道教的天师和灵官。对此,余秋雨老师曾在心底痛苦地呼喊:“住手!”甚至想向他下跪,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

我不想为王道士辩解什么,但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莫高窟的壁画,往往不止一层,在漫长的岁月中,后人往往把前人绘制的壁画用泥土盖上,再绘上新的壁画,跟王道士干的一样。后人画的不一定比前人的好,这是事实,但统统把他们视为文物破坏者,也有失公允,余老师既然对王道士的这种行为如此痛心疾首,那就应该再下一番工夫,把这些历朝历代的“文物破坏者们”都揪出来狂批一顿。

在对待这个问题上,人们总难免有一种“为尊者讳”的思想在作祟。王道士,一个如此卑微、渺小、愚昧无知的人物,他毁坏了文物,所以我们的某些雅士们连跟他生气都觉得丢了人,是在对牛弹琴,这其实是对他人的一种最根本上的蔑视,我们其实没这个权利,也没这个资格,扪心问一问,对莫高窟,你做了什么?

有一个人,他对莫高窟文物的毁坏,其实要远远甚于王道士,这个人就是张大千。从1940年至1942年,张大千曾两次赴莫高窟临摹壁画。张大千在临摹时,经常把表层的后期壁画剥去,来一睹里面的早期壁画。如今的莫高窟第130窟,就留有张大千的“杰作”,他首先剥去第一层的西夏壁画,然后又剥去第二层的晚唐壁画,今天游客看到的,是最下层的盛唐壁画。可恨的是,张大千在剥掉壁画的时候,没有采取任何的保护措施,而是随剥随丢,西夏和晚唐的精美壁画就这样被一双创造美的手掰成了碎片,而最底层的盛唐壁画,已被后绘者划得面目全非。

被张大千剥损的壁画,在莫高窟内总共有30余处。

当新民晚报记者杨展业请余秋雨老师谈谈对此事的看法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张大千剥损壁画的行为,恐怕和当时缺乏文物保护意识有关。据他所知,40年代曾有人在甘肃的报纸上揭露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破坏,但未引起重视,可见当时没有文物保护的社会认识。因此,对他的评价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云云。

40年代的人没有文物保护意识尚可原谅,那清朝末年的王道士呢?对他的评价,是不是更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呢?

王道士对莫高窟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发现了藏经洞,从而导致了“敦煌学”在全世界的兴起;但他最大的罪过,也是因为发现了藏经洞,从而导致了敦煌文物向全世界的流失,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对王道士的“盗卖文物罪”,我不想多说什么,把罪过一古脑推到这么个小人物身上,实在是无聊。藏经洞发现经卷以后,王道士首先想到的是送官,可是当时的敦煌县令对这一堆发黄的破纸毫无兴趣;冒着生命危险驮了两筐送给肃州道台廷栋,廷栋却认为,那上面的书法还不如他自己写的。好不容易等来了进士出身的新任敦煌县令汪宗瀚,这人还算识货,马上报告了甘肃学台、金石学家叶昌炽,叶昌炽知道这批宝物的价值,奔走呼吁,希望能把藏品运到兰州保管,藩台大人一算帐,光运费就得六千两银子,何况路途遥远,盗匪出没,万一有个闪失,岂不赔了银子又失经,再被人弹劾一下,弄不好乌纱帽也没了。无奈之下,叶昌炽只好上书朝廷,可当时的清廷正忙于割地赔银子,哪里顾得上这等无关国计民生的小事,一道旨意,请敦煌县令自行处理。县令一拔拉小算盘,朝廷让我自行处理,那运费岂不是要从本县出,到哪儿去筹这笔钱?还不是向百姓摊派,要逼出点民变什么的,朝廷怪罪下来,我吃不了还得兜着走,干脆,命令王道士,就地封存。

和瞻前顾后的官员们形成鲜明对比的一批人,就是被我们斥之为“文物骗子”、“强盗”的斯坦因、希伯和等一批外国考古学者。诚然,他们做了对不起中华民族的事,我们不能把他们当成正大光明的学者看待。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得佩服人家那种精神,那种视文物超过生命的精神。和他们比起来,我们的学者应该感到汗颜。一提起王道士,我们就说他爱钱,他要钱不是为了自己,这个暂且不去说他,难道他不也是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了吗?在这里我不得不说一句对不起老祖宗的话,在当时,这些外国人才是咱们藏经洞文物真正的知音。

走进莫高窟藏经阁,迎面一块石头上刻着陈寅恪痛心疾首的呐喊:“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真是应该伤心。人家外国学者大老远地都闻风而来了,我们家们口的学者们,不知你们当时都在干些什么?可笑的是,直到希伯和再次返回中国,把一批敦煌文物的影印本送给罗振玉等人,我们的学者才知道敦煌发现了这么一个藏经洞,里面有这么多珍贵的文物,这才上书清朝学部,请求采取措施,抢救劫余的文献。清政府这才电令住兰州的陕甘总督,清查莫高窟经卷文书,全部运到北京。在清理、押运的过程中,敦煌文物再一次遭到洗劫,沿途的官员几乎都要雁过拔毛,更有甚者,到了北京,负责押运的新疆巡抚何彦升竟然纵容其子擅自将经卷文书运到家中,将许多的精品据为己有,为了充数,又将一些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就这样,近五万卷文物,一部分被外国人偷运出境,一部分沿途散失,最后入藏京师图书馆的,只有廖廖八千余卷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斯坦因、希伯和偷走的那部分敦煌文物,至今还一本不差地保存在英国和法国的博物馆里。

敦煌文物的悲剧,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将这笔帐算在一个小小的王道士头上,他承载不起。诚如余秋雨老师所说,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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