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回到西安，心里还是怕怕的。不敢想象，对时事一无所知所产生的恐惧竟然远大于直接面对威胁时感到的害怕。直接面对威胁时，你知道该怎么处理，而现在，我们不知道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女友拖着行李，远远地走在前面。我作出逛街的样子，溜溜达达地跟着。对把守校门的校卫队看也不看一眼，平静地进了校门，悄悄地进入一间无人的宿舍，然后等待女友打探消息。
后来每次跟朋友提起这段经历，都会惹来一同嘲笑。因为校园里非常平静，那些恐惧都是我自己心里产生的。生活，本来并不可怕。
学校里学生不多，大多都放假回家了。学校发了通知，期末考试推到九月初进行。只有一些有课题的研究生和毕业班不能走。
过了两天，系领导知道我回来了，要跟我谈话。政治辅导员贾老师对我说：罗乐，你能回来就好。前几天，西安市公安局发出通知，要动乱组织者投案自首。不过，你还是学生，又快毕业了，我们觉得问题还是在校内解决为好。你现在一方面要完成毕业论文，同时也要好好想想，把自己在动乱期间的言行总结总结，写份检查，交给我。
贾老师的口气很柔和，用词很委婉。我感到了他对我的关怀，答应了他的话。
然后我就开始编了一篇论文。幸亏去年寒假作了点调研，要不然真不知道用什么写论文。然后又写检查，简单批评了自己的错误。紧紧张张过了几个星期，转眼大家就毕业了，除了我。
后来我知道，有十四个毕业生需要继续审查。虽然没有正式文件，没有正式解释，但我们十四个人就是得不到毕业证书，没法离开学校。
毕业班宿舍关闭了，我搬到了系辅导员宿舍。那里面虽然堆了很多杂物，但我仍然挺高兴，感觉自己升官了，可以一个人住一间。呵呵。
系领导很久不找我谈话，我只好自己写检查。我的这份检查很长，叙述了自己在运动各个时期的活动，特别强调了五四运动纪念日在团委领导下组织的游行。当然，检查中经常要检讨自己的思想错误，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啦，什么目无党纪国法啦。反正该写的就写了。
检查交给了系领导，应当很快就转到了校学生工作处。
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正当我在外面闲逛时，突然有个同学叫我：罗乐，你怎么还在这儿？你女朋友到处找你，让你马上去校办。
我来到校办，学生工作处周主任何两个便装警察正等在那里。他们把我带到一间只有一间办公桌的小办公室，让我坐在他们对面。
周主任告诉我，今天谈话的目的，是为了调查动乱的真相。这两位是公安局的ＸＸ同志，今天专门为你的事来的。我对他们笑了笑，正想说些“承蒙关照”“十分感谢”之类的客气话，却一下子被一个威严的声音截住了：
“罗乐，我到这儿不是来聊天的。你知道你自己的问题是什么性质。学校领导为了照顾你们学生，特意安排在这里谈话。希望你能够老实交待，竹筒倒豆子，把所有问题一下子说清楚。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你不老实，我也用不着在这儿耽误工夫。我带你去个地方，肯定能让你说话。”
我一下呆住了。我不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性质。我不知道我怎么成了罪犯。我干了什么了？我交代什么？他要把我带到哪里？告我什么罪名？
我说：我该交待的都写了，在那个检查里。
警察说：你不要避重就轻。告诉你，我审过的罪犯多了，耍什么花招的没见过？你蒙得了别人蒙不了我。好，现在，把你在动乱期间的行为交待一遍。
于是我就开始说，他们就在那里记。经常打断我，问我一些细节，主要是当时有多少人在场？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了，他们就说我不老实。有时我说“听说”什么什么事，他们就一定要我交代“听谁说的？”运动期间那么多事，我哪儿记得住听谁说的？可他们不管那么多，总之我不知道就是不老实。
我一边受审一边想，下次再搞运动一定要写日记，要不然想投降都没办法。
审讯大概持续了四个多小时，然后把他们的笔录交给我审阅，我认为不对的地方就改过来然后让我按个手印。很多地方都写错了，所以审阅又用了差不多一个钟头。然后让我在笔录的结尾处写下声明：以上笔录经检查内容属实。
最后，他们告诉我，我的态度很不好。只讲自己不讲别人，对调查事实真相没有帮助。他们说：你说的这些“有人”如何如何、“听说”怎么怎么样，都是空话。具体什么人？叫什么名字？什么事？在什么地点？
我说我已经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哪些具体的人名我真的忘了。
周主任说：罗乐，你好歹也是大学生，你干了那么多事，组织了那么多活动，你说你忘了，我能信吗？你回去要认真想想，然后再写一份详细的交代。
我不知道怎么离开办公室的，出门后碰到一个同学，她说：快去看你女朋友吧，她到处找不到你，都快急疯了。
我连忙赶到她的宿舍，在楼门口遇到了她。问她：找我有什么事？她说：就为了叫你去校办。不过，后来你们班同学告诉我你已经去了，我就不着急了。你怎么样？
我没说话，突然感到极度的疲惫。跟着她走进宿舍，关上门。然后我就觉得自己一下子瘫了，倒在她的怀里，放声大哭。
我说不出话来，但我想说的很多很多。我想知道，我是不是坏人？我是不是罪犯？我是不是阶级敌人？我为什么受到敌人般的对待？
我感到委屈，我不能理解。
不过，我也应该认识到，既然我被认定是动乱组织者，那么我就是敌人。不错，我是敌人，或者说他们是我的敌人。那么在敌人面前，我应当怎么做呢？我没有跟他们针锋相对的斗争，我没有对他们义正言辞的斥责。相反，在他们的训斥下，我很害怕，我想求饶。我向他们承认了错误，我向他们交待了问题，我只是个在敌人面前卑躬屈膝的懦夫。
我想对自己说：我不是懦夫，我没有卑躬屈膝。在审问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们之间的敌我关系，他们是我敬重的领导干部。而且，我没有泄漏别人的情况，我没有讲述人和不公开的会议信息。但心里的另一个声音在不断提醒着我：这些都是托辞。我确实想过应当写一份日记现在交给他们以换取自由。而且，那些会议，虽然我没有说具体的会议细节，也没有讲参会人员，但如果我不提那些会，他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有过这些会议。
可是，我能不说吗？我能什么都不说吗？我能承担什么都不说的后果吗？
我既为他们的冷酷而悲哀，更为自己的无助而痛苦。
我说不出话来，只有痛哭。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女友拖着行李，远远地走在前面。我作出逛街的样子，溜溜达达地跟着。对把守校门的校卫队看也不看一眼，平静地进了校门，悄悄地进入一间无人的宿舍，然后等待女友打探消息。
后来每次跟朋友提起这段经历，都会惹来一同嘲笑。因为校园里非常平静，那些恐惧都是我自己心里产生的。生活，本来并不可怕。
学校里学生不多，大多都放假回家了。学校发了通知，期末考试推到九月初进行。只有一些有课题的研究生和毕业班不能走。
过了两天，系领导知道我回来了，要跟我谈话。政治辅导员贾老师对我说：罗乐，你能回来就好。前几天，西安市公安局发出通知，要动乱组织者投案自首。不过，你还是学生，又快毕业了，我们觉得问题还是在校内解决为好。你现在一方面要完成毕业论文，同时也要好好想想，把自己在动乱期间的言行总结总结，写份检查，交给我。
贾老师的口气很柔和，用词很委婉。我感到了他对我的关怀，答应了他的话。
然后我就开始编了一篇论文。幸亏去年寒假作了点调研，要不然真不知道用什么写论文。然后又写检查，简单批评了自己的错误。紧紧张张过了几个星期，转眼大家就毕业了，除了我。
后来我知道，有十四个毕业生需要继续审查。虽然没有正式文件，没有正式解释，但我们十四个人就是得不到毕业证书，没法离开学校。
毕业班宿舍关闭了，我搬到了系辅导员宿舍。那里面虽然堆了很多杂物，但我仍然挺高兴，感觉自己升官了，可以一个人住一间。呵呵。
系领导很久不找我谈话，我只好自己写检查。我的这份检查很长，叙述了自己在运动各个时期的活动，特别强调了五四运动纪念日在团委领导下组织的游行。当然，检查中经常要检讨自己的思想错误，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啦，什么目无党纪国法啦。反正该写的就写了。
检查交给了系领导，应当很快就转到了校学生工作处。
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正当我在外面闲逛时，突然有个同学叫我：罗乐，你怎么还在这儿？你女朋友到处找你，让你马上去校办。
我来到校办，学生工作处周主任何两个便装警察正等在那里。他们把我带到一间只有一间办公桌的小办公室，让我坐在他们对面。
周主任告诉我，今天谈话的目的，是为了调查动乱的真相。这两位是公安局的ＸＸ同志，今天专门为你的事来的。我对他们笑了笑，正想说些“承蒙关照”“十分感谢”之类的客气话，却一下子被一个威严的声音截住了：
“罗乐，我到这儿不是来聊天的。你知道你自己的问题是什么性质。学校领导为了照顾你们学生，特意安排在这里谈话。希望你能够老实交待，竹筒倒豆子，把所有问题一下子说清楚。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你不老实，我也用不着在这儿耽误工夫。我带你去个地方，肯定能让你说话。”
我一下呆住了。我不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性质。我不知道我怎么成了罪犯。我干了什么了？我交代什么？他要把我带到哪里？告我什么罪名？
我说：我该交待的都写了，在那个检查里。
警察说：你不要避重就轻。告诉你，我审过的罪犯多了，耍什么花招的没见过？你蒙得了别人蒙不了我。好，现在，把你在动乱期间的行为交待一遍。
于是我就开始说，他们就在那里记。经常打断我，问我一些细节，主要是当时有多少人在场？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了，他们就说我不老实。有时我说“听说”什么什么事，他们就一定要我交代“听谁说的？”运动期间那么多事，我哪儿记得住听谁说的？可他们不管那么多，总之我不知道就是不老实。
我一边受审一边想，下次再搞运动一定要写日记，要不然想投降都没办法。
审讯大概持续了四个多小时，然后把他们的笔录交给我审阅，我认为不对的地方就改过来然后让我按个手印。很多地方都写错了，所以审阅又用了差不多一个钟头。然后让我在笔录的结尾处写下声明：以上笔录经检查内容属实。
最后，他们告诉我，我的态度很不好。只讲自己不讲别人，对调查事实真相没有帮助。他们说：你说的这些“有人”如何如何、“听说”怎么怎么样，都是空话。具体什么人？叫什么名字？什么事？在什么地点？
我说我已经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哪些具体的人名我真的忘了。
周主任说：罗乐，你好歹也是大学生，你干了那么多事，组织了那么多活动，你说你忘了，我能信吗？你回去要认真想想，然后再写一份详细的交代。
我不知道怎么离开办公室的，出门后碰到一个同学，她说：快去看你女朋友吧，她到处找不到你，都快急疯了。
我连忙赶到她的宿舍，在楼门口遇到了她。问她：找我有什么事？她说：就为了叫你去校办。不过，后来你们班同学告诉我你已经去了，我就不着急了。你怎么样？
我没说话，突然感到极度的疲惫。跟着她走进宿舍，关上门。然后我就觉得自己一下子瘫了，倒在她的怀里，放声大哭。
我说不出话来，但我想说的很多很多。我想知道，我是不是坏人？我是不是罪犯？我是不是阶级敌人？我为什么受到敌人般的对待？
我感到委屈，我不能理解。
不过，我也应该认识到，既然我被认定是动乱组织者，那么我就是敌人。不错，我是敌人，或者说他们是我的敌人。那么在敌人面前，我应当怎么做呢？我没有跟他们针锋相对的斗争，我没有对他们义正言辞的斥责。相反，在他们的训斥下，我很害怕，我想求饶。我向他们承认了错误，我向他们交待了问题，我只是个在敌人面前卑躬屈膝的懦夫。
我想对自己说：我不是懦夫，我没有卑躬屈膝。在审问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们之间的敌我关系，他们是我敬重的领导干部。而且，我没有泄漏别人的情况，我没有讲述人和不公开的会议信息。但心里的另一个声音在不断提醒着我：这些都是托辞。我确实想过应当写一份日记现在交给他们以换取自由。而且，那些会议，虽然我没有说具体的会议细节，也没有讲参会人员，但如果我不提那些会，他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有过这些会议。
可是，我能不说吗？我能什么都不说吗？我能承担什么都不说的后果吗？
我既为他们的冷酷而悲哀，更为自己的无助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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