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第一次审讯之后，就不再有人理我了。我整天无所事事，到处闲逛。
滞留在校的十四名毕业生被解放了一批，还剩五个。其它年级的同学陆续返校。有时在校内也生一点小事。比如，有一天几个同学支了一个烧烤架子卖羊肉串，着实吸引了不少人的主意。
我现在也不像从前那样怕校卫队了。有一次深夜从女友宿舍出来，被校卫队截住。
喝问：干什么的？
我说：没事，闲逛。
喝问：深更半夜，怎么不睡觉，闲逛什么？
我说：白天要交待思想，没工夫逛。当然只能晚上逛。
奥。校卫队员一下子明白了，口气马上变了：你是留校的毕业生吧？你们的羊肉串真好吃。现在宿舍楼都锁门了，你回的去吗？
我说：没关系，我知道怎么进楼。
好吧。那你接着逛。夜里不安全，早点睡觉吧。
嗯。
我回到宿舍，感到十分轻松。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这座大学已经在我眼里变了样，我自己也好像成熟了很多。我真的可以毕业了。既然大部分同学都已经返校，我该继续写自己的交待了。
第二天，正当我准备写交代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突然来了。
自从四月中旬，我很少给家里写信。除了几次“我很好”之类的平安信之外，我从来没有对父母讲过学校的运动。北京实施戒严以来，我好像只写过一封信，然后就忙着东奔西跑，虽然也时常想念父母，但不知道该如何向他们讲述自己的行为，所以已经很久没有向他们通报自己的状况了。现在看到他们，我突然感到非常内疚。
但我的父母非常通情达理。听我简单说了自己的事以后，父亲说：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参加。然后就不再提了，话题很快转入到西安的风土人情上了。
父母要看望自己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到了位于西安东部的机械厂谷姨家。谷姨是我母亲的朋友，我管她爱人叫姨夫，他是工厂保卫科干部。我刚上大学的时候，谷姨一家在生活方面给了我很多照顾。谷姨的儿子陈文比我小四岁，是我小时候的玩伴。他八五年参军，驻守洛阳；八八年转入地方武警部队。他有个妹妹，叫陈雁，也在北京长大，跟我很熟。
谷姨家一家三口都在（陈文住部队），对我们的到来感到非常惊喜。姨夫出去买了好多吃的来招待我父母。一边吃饭，一边聊起了国家的局势。姨夫说：中国的事，共产党说了算。别人再怎么闹也没用。谷姨说：是呀，这些学生娃，折腾来折腾去，最后还不是自己倒霉。
我父母随声附和着他们。
说着说着，话题就转到我身上。
这个说：小乐多好的前途哇，如果不参加闹事，现在都开始上班了。
那个说：你们年轻人就是不懂。拿自己的一辈子开玩笑，有什么好处？你没绝食？说明你还不太傻。要不然身体也毁了，政治生命也完了，这辈子可怎么过？
我在长辈面前一向是个乖孩子，从来没有跟他们辩论过政治问题。现在，我实在忍不住了，气愤地说：我们没有闹事，我们只是在行使自己的正当权力。现在一帮歹徒把我们的同学打死了，你们不仅不去谴责歹徒残忍，还要指责学生无知，这是什么道理？我受学校审问还不够，还要听你们说，你们到底是谁的亲人？
大家都愣住了。我父亲很快接过话茬：就是。我看学生就是对的。北京老头老太太都上街拦军车，就是表达人民的意见。开枪杀人，就是反对人民。
母亲也说：就是。拦军车的时候，我们那儿好多老太太都去了。在卢沟桥。我们就给那些士兵看报纸。他们说他们根本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接到命令去北京，保卫党中央。就去了。一看报纸，全明白了。你就是不拦，他们也不往北京走了。
谷姨和姨夫马上附和着，就是就是。唉，孩子也不容易。陈文也说了，四二二的时候，他听同情学生的，可他还是要保卫省政府。（参见“四二二西安、长沙发生打砸抢烧事件”）
我赶紧问：四二二那天，他在新城广场吗？
谷姨说：他在市政府大院里面。
他也打人了？
谷姨说：应该没有。他说他当时在第二线，第一线的才打。
我感到非常有趣。就像小说里面那样，兄弟俩人竟然同时出现在一个战场，却是在不同的两个阵营。
我一直想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战士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会怎么样？可惜，我后来一直没有机会见到这个弟弟，也就无从获得他对那一天的感受了。
离开谷姨家后，我向父母讲述了自己在运动中的经历，也报告了我的恋爱。父母说：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我们没有意见。
我又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个完全成长起来的大人了。（其实，好几年以前我就已经算法律上的成人了。）
回到学校，女友告诉我，她的父母也来了。（于是又有很多趣事，不表）
第二天，父母找到了系领导，无非是说些孩子不懂事，请求领导原谅之类。具体怎么说得，我不知道。我主要忙着联系同学。
我找到运动中共同活动过的每一个同学，询问他们的交待情况，告诉他们我要交待哪些内容。然后把有关事项记下来，写进检查里面。在我交代的所有的人中，有两个人没有联系。一个是我宣传过的陕西钢厂工人，他在四二二那天被捕，受到了殴打。我不知道他的住址，也不知道他叫什么。所以没有办法联系。在交待时，我耍了一点小聪明，故意说他是“西安钢厂”的工人，而没说陕西钢厂。现在想来，这点小聪明实在太可笑了。如果我改成西安车辆厂的工人，查找他的难度会大得多。
还有一个人故意没去联系。他叫王其昌，住在西安一个叫白庙门的地方的一间破房子里。
在风起云涌的时候，别人介绍我来到他的家，说他是很有思想的人。王其昌把我当作学生领袖，告诉我运动不能只停留在喊口号上。游行示威喊口号虽然可以表达自己的心声，也可以达到教育市民获得民众支持的目的，但是，这些都不能真正促进中国的民主自由。中国政府不可能为了民众的利益而改变自己的政策。所以，中国要想进步，需要的不仅仅是共产党的改革，而是国家政治的改革。其中最为首要的，是要成立反对党。执政党只有在与反对党的竞争过程中，才有可能作些对民众有利的事，以期获得民众的支持。
他说，你们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是这个社会中最受保护的一群。只有你们建立政治中坚力量，并与社会上的其他政治势力联合，才有可能成立反对党，实现中国的民主自由。
我当时很不喜欢这个人。首先，他的家很破，好像是棚子一样，不可能长久居住。门外杂草丛生，垃圾满地；屋内乱七八糟，毫无秩序。他老婆很没有文化的样子，坐在门口洗衣服；他自己也很邋遢，衣衫破旧，头发零乱。而最为重要的，是他的名字 —— 王其昌，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的书里面，台湾特务都叫什么其昌。而他说的这些民主道理，又是那样的空洞，那样的遥远，那样的不可思议。
所以，在我交待问题的时候，自然没打算去找他串供。既然他可能是台湾特务，就应该受到调查。
不知是我的第二次检查比较“有内容”，还是我父母求情起了作用。过了几天，领导又找我谈话。这次只有周主任和一位警察。警察又是先来一通恐吓，周主任却和蔼多了。我也有经验了，能够自如的做出很诚恳很后悔的样子。
谈话又进行了四个多小时，警察又记了厚厚一大摞笔录。最后的让我核查的时候，警察说：都是你自己刚才说的内容，你要是同意，就在这儿签个字。于是我就签了。反正我累了，警察也累了，有错就有错吧。有什么大不了的？
最后，周主任说：罗乐，今天你配合得不错。早这样多好？竹筒倒豆子，把事情说清楚不就行了。也不用你爸爸妈妈着急了。
我无语。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滞留在校的十四名毕业生被解放了一批，还剩五个。其它年级的同学陆续返校。有时在校内也生一点小事。比如，有一天几个同学支了一个烧烤架子卖羊肉串，着实吸引了不少人的主意。
我现在也不像从前那样怕校卫队了。有一次深夜从女友宿舍出来，被校卫队截住。
喝问：干什么的？
我说：没事，闲逛。
喝问：深更半夜，怎么不睡觉，闲逛什么？
我说：白天要交待思想，没工夫逛。当然只能晚上逛。
奥。校卫队员一下子明白了，口气马上变了：你是留校的毕业生吧？你们的羊肉串真好吃。现在宿舍楼都锁门了，你回的去吗？
我说：没关系，我知道怎么进楼。
好吧。那你接着逛。夜里不安全，早点睡觉吧。
嗯。
我回到宿舍，感到十分轻松。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这座大学已经在我眼里变了样，我自己也好像成熟了很多。我真的可以毕业了。既然大部分同学都已经返校，我该继续写自己的交待了。
第二天，正当我准备写交代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突然来了。
自从四月中旬，我很少给家里写信。除了几次“我很好”之类的平安信之外，我从来没有对父母讲过学校的运动。北京实施戒严以来，我好像只写过一封信，然后就忙着东奔西跑，虽然也时常想念父母，但不知道该如何向他们讲述自己的行为，所以已经很久没有向他们通报自己的状况了。现在看到他们，我突然感到非常内疚。
但我的父母非常通情达理。听我简单说了自己的事以后，父亲说：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参加。然后就不再提了，话题很快转入到西安的风土人情上了。
父母要看望自己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到了位于西安东部的机械厂谷姨家。谷姨是我母亲的朋友，我管她爱人叫姨夫，他是工厂保卫科干部。我刚上大学的时候，谷姨一家在生活方面给了我很多照顾。谷姨的儿子陈文比我小四岁，是我小时候的玩伴。他八五年参军，驻守洛阳；八八年转入地方武警部队。他有个妹妹，叫陈雁，也在北京长大，跟我很熟。
谷姨家一家三口都在（陈文住部队），对我们的到来感到非常惊喜。姨夫出去买了好多吃的来招待我父母。一边吃饭，一边聊起了国家的局势。姨夫说：中国的事，共产党说了算。别人再怎么闹也没用。谷姨说：是呀，这些学生娃，折腾来折腾去，最后还不是自己倒霉。
我父母随声附和着他们。
说着说着，话题就转到我身上。
这个说：小乐多好的前途哇，如果不参加闹事，现在都开始上班了。
那个说：你们年轻人就是不懂。拿自己的一辈子开玩笑，有什么好处？你没绝食？说明你还不太傻。要不然身体也毁了，政治生命也完了，这辈子可怎么过？
我在长辈面前一向是个乖孩子，从来没有跟他们辩论过政治问题。现在，我实在忍不住了，气愤地说：我们没有闹事，我们只是在行使自己的正当权力。现在一帮歹徒把我们的同学打死了，你们不仅不去谴责歹徒残忍，还要指责学生无知，这是什么道理？我受学校审问还不够，还要听你们说，你们到底是谁的亲人？
大家都愣住了。我父亲很快接过话茬：就是。我看学生就是对的。北京老头老太太都上街拦军车，就是表达人民的意见。开枪杀人，就是反对人民。
母亲也说：就是。拦军车的时候，我们那儿好多老太太都去了。在卢沟桥。我们就给那些士兵看报纸。他们说他们根本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接到命令去北京，保卫党中央。就去了。一看报纸，全明白了。你就是不拦，他们也不往北京走了。
谷姨和姨夫马上附和着，就是就是。唉，孩子也不容易。陈文也说了，四二二的时候，他听同情学生的，可他还是要保卫省政府。（参见“四二二西安、长沙发生打砸抢烧事件”）
我赶紧问：四二二那天，他在新城广场吗？
谷姨说：他在市政府大院里面。
他也打人了？
谷姨说：应该没有。他说他当时在第二线，第一线的才打。
我感到非常有趣。就像小说里面那样，兄弟俩人竟然同时出现在一个战场，却是在不同的两个阵营。
我一直想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战士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会怎么样？可惜，我后来一直没有机会见到这个弟弟，也就无从获得他对那一天的感受了。
离开谷姨家后，我向父母讲述了自己在运动中的经历，也报告了我的恋爱。父母说：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我们没有意见。
我又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个完全成长起来的大人了。（其实，好几年以前我就已经算法律上的成人了。）
回到学校，女友告诉我，她的父母也来了。（于是又有很多趣事，不表）
第二天，父母找到了系领导，无非是说些孩子不懂事，请求领导原谅之类。具体怎么说得，我不知道。我主要忙着联系同学。
我找到运动中共同活动过的每一个同学，询问他们的交待情况，告诉他们我要交待哪些内容。然后把有关事项记下来，写进检查里面。在我交代的所有的人中，有两个人没有联系。一个是我宣传过的陕西钢厂工人，他在四二二那天被捕，受到了殴打。我不知道他的住址，也不知道他叫什么。所以没有办法联系。在交待时，我耍了一点小聪明，故意说他是“西安钢厂”的工人，而没说陕西钢厂。现在想来，这点小聪明实在太可笑了。如果我改成西安车辆厂的工人，查找他的难度会大得多。
还有一个人故意没去联系。他叫王其昌，住在西安一个叫白庙门的地方的一间破房子里。
在风起云涌的时候，别人介绍我来到他的家，说他是很有思想的人。王其昌把我当作学生领袖，告诉我运动不能只停留在喊口号上。游行示威喊口号虽然可以表达自己的心声，也可以达到教育市民获得民众支持的目的，但是，这些都不能真正促进中国的民主自由。中国政府不可能为了民众的利益而改变自己的政策。所以，中国要想进步，需要的不仅仅是共产党的改革，而是国家政治的改革。其中最为首要的，是要成立反对党。执政党只有在与反对党的竞争过程中，才有可能作些对民众有利的事，以期获得民众的支持。
他说，你们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是这个社会中最受保护的一群。只有你们建立政治中坚力量，并与社会上的其他政治势力联合，才有可能成立反对党，实现中国的民主自由。
我当时很不喜欢这个人。首先，他的家很破，好像是棚子一样，不可能长久居住。门外杂草丛生，垃圾满地；屋内乱七八糟，毫无秩序。他老婆很没有文化的样子，坐在门口洗衣服；他自己也很邋遢，衣衫破旧，头发零乱。而最为重要的，是他的名字 —— 王其昌，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的书里面，台湾特务都叫什么其昌。而他说的这些民主道理，又是那样的空洞，那样的遥远，那样的不可思议。
所以，在我交待问题的时候，自然没打算去找他串供。既然他可能是台湾特务，就应该受到调查。
不知是我的第二次检查比较“有内容”，还是我父母求情起了作用。过了几天，领导又找我谈话。这次只有周主任和一位警察。警察又是先来一通恐吓，周主任却和蔼多了。我也有经验了，能够自如的做出很诚恳很后悔的样子。
谈话又进行了四个多小时，警察又记了厚厚一大摞笔录。最后的让我核查的时候，警察说：都是你自己刚才说的内容，你要是同意，就在这儿签个字。于是我就签了。反正我累了，警察也累了，有错就有错吧。有什么大不了的？
最后，周主任说：罗乐，今天你配合得不错。早这样多好？竹筒倒豆子，把事情说清楚不就行了。也不用你爸爸妈妈着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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