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失业期间，学校又来我家找过我一次，调查关于广播站的事。说学生抢得广播站之后，广播了一条什么什么消息（死了多少人或者血流成河之类），由人交代是我播的。他们要调查消息的来源。我告诉他们，我没在学校广播站播过音，也没有组过稿。所以，没法给他们提供什么消息。
他们走后，楼下的老太太们用各种各样的口气向我母亲打探这两个是什么人，找我什么事。当然，她们都知道我曾经因动乱问题被处理过。
我开始找工作。从来没人教过怎么找工作，也没人教怎么写简历。没有任何资源。就连硕大的北京图书馆，也因为我没有工作证或三年级以上大学生证而将我拒之门外。我只能瞎找。
实话说，当时求职时竞争不多。我得到过几次就业机会，但我不喜欢那些工作，拒绝了。
印象最深的是在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藏传佛教研究室需要人。可是我实在想不出我为什么要研究藏传佛教这种千里高原上的神秘思想。拒绝了。不过，在宗教所遇到的人都很热情。一个研究人员看到我，听人说我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马上伸过手来：好。干得好。你们是中国的脊梁。
我受宠若惊地说：哪里，哪里。没有成功。
他使劲握着我的手说：成功了，这就算是成功了。下次会更成功。
另外一个研究人员，把我带到窗子前，指着窗外的东长安街，像我讲解六三晚上他看到的坦克车入城的情景。
有个办公室的干部问了问我西安发生的事，然后送给我一本书 —— 国家教委主编的《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
这本书虽然措辞有偏见性，但对整个运动的作了详细记述，尤其是六四之前的内容，很有参考价值。
正是看了这本书，我才对这次运动的整个过程有了总体的了解。虽然在拿两个月中我一直积极参与，但我并不了解北京高自联各种关系，也不了解他们向政府提出的具体要求（大致的要求还是知道的）。现在我写这个回忆录，对于重大事件的背景知识，主要查阅的是这本书。
继续说找工作的事。找啊找啊，1990年3月，我终于在北京理工大学获得了一个位置。求职面试上班只用了两三天时间，上班后第三天就赶上发工资，所谓没干活就先拿钱，心里十分高兴。
在北京理工大学，我认识了一些曾积极参加运动的86级学生。他们告诉我，京工有两名学生死亡，其中一名下半身被压没了，只找到上半截。
有一天，我在教学楼口看到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在发愣。她看上去像从外地农村来的，衣着发型与教学区的其他人反差很大。我上前询问，她告诉我是来北京工业大学找亲戚的。我说这里不是工业大学。她说她不知道怎么去。
北京理工大学在北京的西北角，工业大学在东南角。让外地女孩自己去找我有点不放心。我那会儿刚刚上班不久，每周只有两天有课，其它时间十分自由。所以我就说，我送你去吧。
我先打电话到工业大学，但没人接。当时已经过了下班时间，我就说咱们明天去吧。我自己的宿舍没法住外人。于是我就带她到酒仙桥，找到我的同学小易。他们工厂宿舍多，很容易安排。这女孩很胆大，对我言听计从，跟着我穿越北京，也不怕我把她卖了。
到了酒仙桥，请她吃了顿便饭，几个人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动乱。
她说：那些搞动乱的学生真坏。
我们全愣住了。这是自运动以来第一次有人直截了当的这样评价学生运动。我们听过很多支持的话，也听过不少好言劝说。即使在受审讯时，我听到的也不过是“学生们动机是好的，但被人利用了”或者“你们的行为产生了很坏影响”之类。从来没听到过“学生真坏”！
她的理由就是学生搞动乱，学生杀解放军。
我们摆事实讲道理，甚至质问她：你看我们是坏人吗？
她说不过，就不说话，坐在那儿发呆。她当然知道我们不是坏人，但她肯定仍然认为：学生很坏。
在北京，有些人政治觉悟相当“高”。我的小学同学郑玄武的哥哥，当时是工厂的团委干部，让玄武把我叫到他们家里，好好跟我谈一次。他试图说明我们瞎闹是错误的，我则告诉他我们没有瞎闹，政府对学生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才是错误的。当然，他无法说服我，我也不可能改变他。我们辩论到某一时刻，就会导致他的一个劝告：罗乐，你不能这样想，你如果在社会上这样说话，你是会吃亏的。而我，就会反问他：如果谁因为说什么话儿吃亏，这社会就有问题。然后讨论继续进行，最终还会回到这两句话。
现在回头看我们的讨论，其实我们当时都很年轻，很幼稚。我较真，讲一个死理；他圆滑，讲的是现实。我追求的是口头痛快，他坚持的是生活哲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谁能说谁对谁错？
我姐姐在北京公交公司做小职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我的看法也逐渐变化。当时北京正在准备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公交公司是窗口行业，她的日常用语中时常会出现响当当的豪言壮语，什么“北京人的微笑”之类，现在记不清了。我刚回京时她对我个人非常关心，对学生运动也很同情。但几个月后，她的关心逐渐变成了劝诫。她说：像你这样的，人事档案里记上一笔，以后入党提干都不可能。
我说：毕业时老师说了，我们这事不记档案。调查的目的只是为了弄清真相。
她说：他说不记就不记呀？我见过的档案多了，里面记什么的没有。
我问：档案里到底都有什么呀？
她说：大多数都是你自己填的表。什么入学申请入团申请年终评定都在里面。全都装订在一起。不装订的材料不合规格。
我问她：你的档案里记的是什么呀？
她说：不知道。人事档案对本人保密。
我说：这东西本身就不合理。关于我的记录还要对我保密，有什么坏事也不许我申辩，真不讲道理。
她说：你这样太激进。别老是道理不道理的，要面对现实。
我的现实其实不错。我在北京理工大学工作，我们系领导从来不提我是否参与动乱的事。系里的政治学习也就是读读报纸、文件之类，没什么真正的压力。
低年级的学生很少和我谈论学运，但八六级的聚在一起吃饭时却总说。有一天，一个同学拿了一张有亚运标志的宣传画，说：罗老师，你看，六四一滴血。
我一愣：什么？
他把画递过来。我看着那亚运标志，那是用长城图案组成的 XI 表示第十一届，长城上方是一轮鲜红的太阳。
他见我仍然不解，就把画翻了个个儿，让我对着灯光从反面看。结果那长城组成的 XI 真的变成了 6 和 4 两个阿拉伯数字，而那太阳，谁又能说那不是鲜血呢？
在我眼里，北京亚运会对学生是一件十分矛盾的事情。一方面，很多人不愿意跟政府合作，不愿意帮助中共去粉饰太平；另一方面，亚运会第一次在中国举办，这是为国争光的亚洲盛会，谁不希望中国人能借此展现自己的健康体魄和拼搏精神？
操场上，女生们在勤奋地练习太平鼓舞，准备到开幕式上演出。宿舍里，男生们在争吵电视台能不能按期完工，张百发是不是真的要跳楼。我则除了上班讲课下班聊天之外什么都不关心。
八九经历似乎就这样悄悄的结束了。
几年之后，一个好心的人事老师，在我面前打开了我的人事档案，从里面掉出一张没有装订的纸条。大红印章的上面，赫然写着：罗乐同学因参与组织游行示威，进行审查。现审查结束，准予毕业。
老师念叨着“这东西能害死你”，随后把纸条撕得粉碎，扔进了垃圾桶。
我想把纸条抢过来留个纪念。
她说：留它干嘛。有什么好纪念的？别总想着过去的事了。赶紧走吧，已经快到二十一世纪了。
我一想，也是。“六四一滩血”不是早已被人翻过去当作长城上的太阳留作纪念了吗？死去的已经死了，活着的只有想法活得更好才对。听人说，明天会更好！
只要活着，就会有明天。
（《Ｒｏｌｌｏｒ在１９８９》正文到此结束。还有一篇后记，争取下星期发。）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他们走后，楼下的老太太们用各种各样的口气向我母亲打探这两个是什么人，找我什么事。当然，她们都知道我曾经因动乱问题被处理过。
我开始找工作。从来没人教过怎么找工作，也没人教怎么写简历。没有任何资源。就连硕大的北京图书馆，也因为我没有工作证或三年级以上大学生证而将我拒之门外。我只能瞎找。
实话说，当时求职时竞争不多。我得到过几次就业机会，但我不喜欢那些工作，拒绝了。
印象最深的是在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藏传佛教研究室需要人。可是我实在想不出我为什么要研究藏传佛教这种千里高原上的神秘思想。拒绝了。不过，在宗教所遇到的人都很热情。一个研究人员看到我，听人说我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马上伸过手来：好。干得好。你们是中国的脊梁。
我受宠若惊地说：哪里，哪里。没有成功。
他使劲握着我的手说：成功了，这就算是成功了。下次会更成功。
另外一个研究人员，把我带到窗子前，指着窗外的东长安街，像我讲解六三晚上他看到的坦克车入城的情景。
有个办公室的干部问了问我西安发生的事，然后送给我一本书 —— 国家教委主编的《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
这本书虽然措辞有偏见性，但对整个运动的作了详细记述，尤其是六四之前的内容，很有参考价值。
正是看了这本书，我才对这次运动的整个过程有了总体的了解。虽然在拿两个月中我一直积极参与，但我并不了解北京高自联各种关系，也不了解他们向政府提出的具体要求（大致的要求还是知道的）。现在我写这个回忆录，对于重大事件的背景知识，主要查阅的是这本书。
继续说找工作的事。找啊找啊，1990年3月，我终于在北京理工大学获得了一个位置。求职面试上班只用了两三天时间，上班后第三天就赶上发工资，所谓没干活就先拿钱，心里十分高兴。
在北京理工大学，我认识了一些曾积极参加运动的86级学生。他们告诉我，京工有两名学生死亡，其中一名下半身被压没了，只找到上半截。
有一天，我在教学楼口看到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在发愣。她看上去像从外地农村来的，衣着发型与教学区的其他人反差很大。我上前询问，她告诉我是来北京工业大学找亲戚的。我说这里不是工业大学。她说她不知道怎么去。
北京理工大学在北京的西北角，工业大学在东南角。让外地女孩自己去找我有点不放心。我那会儿刚刚上班不久，每周只有两天有课，其它时间十分自由。所以我就说，我送你去吧。
我先打电话到工业大学，但没人接。当时已经过了下班时间，我就说咱们明天去吧。我自己的宿舍没法住外人。于是我就带她到酒仙桥，找到我的同学小易。他们工厂宿舍多，很容易安排。这女孩很胆大，对我言听计从，跟着我穿越北京，也不怕我把她卖了。
到了酒仙桥，请她吃了顿便饭，几个人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动乱。
她说：那些搞动乱的学生真坏。
我们全愣住了。这是自运动以来第一次有人直截了当的这样评价学生运动。我们听过很多支持的话，也听过不少好言劝说。即使在受审讯时，我听到的也不过是“学生们动机是好的，但被人利用了”或者“你们的行为产生了很坏影响”之类。从来没听到过“学生真坏”！
她的理由就是学生搞动乱，学生杀解放军。
我们摆事实讲道理，甚至质问她：你看我们是坏人吗？
她说不过，就不说话，坐在那儿发呆。她当然知道我们不是坏人，但她肯定仍然认为：学生很坏。
在北京，有些人政治觉悟相当“高”。我的小学同学郑玄武的哥哥，当时是工厂的团委干部，让玄武把我叫到他们家里，好好跟我谈一次。他试图说明我们瞎闹是错误的，我则告诉他我们没有瞎闹，政府对学生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才是错误的。当然，他无法说服我，我也不可能改变他。我们辩论到某一时刻，就会导致他的一个劝告：罗乐，你不能这样想，你如果在社会上这样说话，你是会吃亏的。而我，就会反问他：如果谁因为说什么话儿吃亏，这社会就有问题。然后讨论继续进行，最终还会回到这两句话。
现在回头看我们的讨论，其实我们当时都很年轻，很幼稚。我较真，讲一个死理；他圆滑，讲的是现实。我追求的是口头痛快，他坚持的是生活哲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谁能说谁对谁错？
我姐姐在北京公交公司做小职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我的看法也逐渐变化。当时北京正在准备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公交公司是窗口行业，她的日常用语中时常会出现响当当的豪言壮语，什么“北京人的微笑”之类，现在记不清了。我刚回京时她对我个人非常关心，对学生运动也很同情。但几个月后，她的关心逐渐变成了劝诫。她说：像你这样的，人事档案里记上一笔，以后入党提干都不可能。
我说：毕业时老师说了，我们这事不记档案。调查的目的只是为了弄清真相。
她说：他说不记就不记呀？我见过的档案多了，里面记什么的没有。
我问：档案里到底都有什么呀？
她说：大多数都是你自己填的表。什么入学申请入团申请年终评定都在里面。全都装订在一起。不装订的材料不合规格。
我问她：你的档案里记的是什么呀？
她说：不知道。人事档案对本人保密。
我说：这东西本身就不合理。关于我的记录还要对我保密，有什么坏事也不许我申辩，真不讲道理。
她说：你这样太激进。别老是道理不道理的，要面对现实。
我的现实其实不错。我在北京理工大学工作，我们系领导从来不提我是否参与动乱的事。系里的政治学习也就是读读报纸、文件之类，没什么真正的压力。
低年级的学生很少和我谈论学运，但八六级的聚在一起吃饭时却总说。有一天，一个同学拿了一张有亚运标志的宣传画，说：罗老师，你看，六四一滴血。
我一愣：什么？
他把画递过来。我看着那亚运标志，那是用长城图案组成的 XI 表示第十一届，长城上方是一轮鲜红的太阳。
他见我仍然不解，就把画翻了个个儿，让我对着灯光从反面看。结果那长城组成的 XI 真的变成了 6 和 4 两个阿拉伯数字，而那太阳，谁又能说那不是鲜血呢？
在我眼里，北京亚运会对学生是一件十分矛盾的事情。一方面，很多人不愿意跟政府合作，不愿意帮助中共去粉饰太平；另一方面，亚运会第一次在中国举办，这是为国争光的亚洲盛会，谁不希望中国人能借此展现自己的健康体魄和拼搏精神？
操场上，女生们在勤奋地练习太平鼓舞，准备到开幕式上演出。宿舍里，男生们在争吵电视台能不能按期完工，张百发是不是真的要跳楼。我则除了上班讲课下班聊天之外什么都不关心。
八九经历似乎就这样悄悄的结束了。
几年之后，一个好心的人事老师，在我面前打开了我的人事档案，从里面掉出一张没有装订的纸条。大红印章的上面，赫然写着：罗乐同学因参与组织游行示威，进行审查。现审查结束，准予毕业。
老师念叨着“这东西能害死你”，随后把纸条撕得粉碎，扔进了垃圾桶。
我想把纸条抢过来留个纪念。
她说：留它干嘛。有什么好纪念的？别总想着过去的事了。赶紧走吧，已经快到二十一世纪了。
我一想，也是。“六四一滩血”不是早已被人翻过去当作长城上的太阳留作纪念了吗？死去的已经死了，活着的只有想法活得更好才对。听人说，明天会更好！
只要活着，就会有明天。
（《Ｒｏｌｌｏｒ在１９８９》正文到此结束。还有一篇后记，争取下星期发。）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