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东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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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行一步、百花沾恩（节选）
一九五八年三月，正是川西平原如诗如画的季节。暖融融的阳光下，满眼是
金灿灿的油菜花绿油油的麦苗，蜜蜂在菜花中穿梭飞舞，清风拂过，馨香醉人。
那年月，整个川西坝子〖注１〗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空气如水晶般洁净，人
们还可以体味杜甫笔下“窗含西岭千秋雪”的景观。天一放晴，湛蓝的天空白云
如丝絮般游走，西部逶迤苍莽的群山和巍峨峻峭的雪峰历历在目。平原上林木繁
茂，密如蛛网的沟渠，错落星散的农舍，随处可见的坟园寺庙，无不掩映于苍翠
之中。
出四川省府成都市老西门，沿成都至灌县西行十多里地，有一个花团锦簇，
戒备森严的神秘去处。就在这个非同寻常的春天，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在此举行中
央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这是建国以来在四川举行的最高级会议，也是对
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次会议。
金牛坝招待所所据地盘，原是一片长满青松、银杏、古楠的大林盘，抗日战
争时期，国民党高官要员及社会名流在这里建有几栋平房别墅。一九五三年成为
中共四川省委的疗养院。一九五五年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归国路经成都曾在此下
榻，成为它接待的第一位中央首长。一九五六年，四川省委决定将其建成具有当
时一流水平的，接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高级外宾和召开高级会议的庭院式招待
所。为此，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带领工程技术人员专程赴中南海考查。扩建后的招
待所占地四百亩，并将园内和周围一公里范围内的农户全部迁到东面的跃进村。
到一九五七年建成西楼、小礼堂、平房和游泳池。平房属“总统套房”，占地二
千二百平方亩，有包括书房、卧室、客厅在内的两大套房间，房内门窗地板全部
使用古楠木制成。室内游泳池照搬中南海的游泳池规格，长三十二米，宽二十五
米，深二·五到二·七米，相当于跳水池的深度。水由锅炉加温，室内有暖气设
备。按照毛泽东的习惯，游泳时水温加热至二十七度，室温控制在二十九度。水
源使用地下水，金牛坝抽出的地下水水温在九度左右，加热至上述标准温度，一
次耗煤二十四吨。园内除保留原有的古楠、银杏等外，还遍植海棠、兰草、山茶
等花木。首任所长由曾经在中南海工作过、熟悉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生活习惯的刘
正礼担任，并建立起完备的保卫、医疗及食品检验等机构。
三月初，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各省、区党
委第一书记，中央各部委领导陆续抵达成都。国防部长彭德怀因在成都军区检查
平叛工作迟到一步。
三月四日，毛泽东携随行人员乘专机飞抵成都，住进金牛坝招待所平房。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由省委副秘书长周颐陪同绕城浏览成都，这是他一生第
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来到川西平原。二十三年前的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试图
进入四川，被蒋介石阻挡在川滇边界，不得不绕道云南和西康。夺取泸定桥，原
准备取道天全进入川北，受阻后不得已转进阿坝高原，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险。
这次他要看看被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吟颂的历史名城，富甲天下的天府之国。
黑色的苏式吉姆高级轿车自西向南绕城而行。成都的城墙系康熙年间重建，
东西九里三，南北七里七，周长三十四里，高三丈，大部保存完整。靠环城马路
和城墙边有大片低矮破烂棚户，毛泽东“神情严肃”地对周颐说：你们这里解放
这么多年了，还不能给群众盖些瓦房吗？群众住在这种地方怎么能休息？又怎么
能讲卫生、除四害？
四害是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
六七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从五六年开始，分别在五年、七年或十二年内，在一
切可能的地方，把它们基本上消灭掉。声势浩大的全民除四害、六害、七害战争
硝烟迷漫，“四无村”、“四无乡”纷纷出现，雄壮的歌声四处飞扬：“麻雀麻
雀你往哪里逃，天罗地网已安排好，轰、毒、打、掏办法多呀，要叫你断子绝孙
把户口销！咳！”谢觉哉赋诗：“除非你有劲，飞到美国去”。美国《芝加哥每
日论坛报》的社论建议“美国政府也许可以同共产党中国作一笔双方有利的交易，
共产党不要把麻雀消灭掉，而把它们捕捉后活活交给我们，以便让它们吃掉由政
府亏本收储的剩余农产品。”《人民日报》上的一幅漫画描绘，一九六八年老鼠
的标本已和恐龙一起在博物馆展出，解说员指着恐龙标本对孩子说：“这种动物
现在已经没有了。”孩子说：“我知道，这一定是老鼠。”
有碍观瞻的破烂棚户当然不在主席巡视的节目单中，但毛泽东行止往往随心
之所欲，兴之所致，信马由缰，不由人指使安排。于是他又发现一道独特景观。
他说，四川的茶馆真多，我看见乡场上有，城市也有，你们四川是几天赶一场？
破破烂烂的房子，乡场上、城墙边一个接一个的茶馆里坐满闲散的茶客，这
种又穷又懒的模样让一心想迅速使国家富强起来的毛泽东很不满意。一九五八年
一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写道，“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夺取
政权后搞土改，土改一完成就搞农业合作化，接着是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接
着又是反右为中心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
经济太落后，“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还是感到受束缚”，所
以在打完上述一系列胜仗之后，需要马上来一场“技术革命”，在十五年或者更
多的一些时间里赶上和超过英国。这是他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
十周年庆典时提出的，那时候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十五年内赶超美国，毛泽东
说我们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也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那个时候，我们就
无敌于天下了”。
年底，全国几千万农民投入兴修水利，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在伟大领袖的
策动下，整个中国已处于狂热的燥动之中，准备迎接一个经济上翻天覆地时代的
到来。
听了主席的问话，副秘书长周颐自然有些惭愧。他回答，这里的场期不一，
有的是三六九，有的是二五八，有的是一四七，一个区的范围内，几乎天天有场
可赶。毛泽东问：“乡下一碗茶是多少钱？”
“看茶叶好坏，三五分不等。”
毛泽东掰着指头算了算：“就算一个社员每月赶七八个场，光茶钱一年就好
几块钱……场期过密了，不可以改革一下吗？”
是啊，调动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源，什么人间奇迹创造不出来呢？
事实上半年以后市场就取缔了，茶客们的幸福时光也成了回忆。
汽车沿着城墙走了好长一段时间，毛泽东问：“这个城墙为什么还不拆除？”
周答：“这个问题省人代会上讨论过，有人提议拆，有人说这是文物，不能
拆，要保留。”
“为什么不能拆，北京的城墙都拆了嘛。这城墙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进
出城很不方便。城墙是落后的东西，拆了方便了群众，土可以做肥料，砖可以修
房子。拆掉是先进，不拆是落后。”〖注２〗
成都市的城墙在这一年大规模地拆毁，城墙砖多半用来砌土炼钢炉，墙泥用
来炼硝和做肥料。
汽车经南门华西坝四川医学院，一直绕行至东郊。东郊是建国初期规划的工
业区，一批由苏联及东欧国家援建的企业正在大兴土木。苏联援建的、拥有当时
国内最先进技术和设备的量具刃具厂引人注目，毛泽东让小车直接开到车间旁，
对警卫人员说：“不要去告诉党委，他们很忙，只请一位工人带路就行了，看了
车间就走。”他下车直接进车间一边观看一边同工人交谈，书记厂长闻讯赶到，
他已走了两个车间。消息象闪电般传遍全厂，数以千计的工人放下工作蜂涌而至，
“毛主席万岁”的呼喊震耳欲聋，秩序发展到难以控制，以致毛泽东都担心人被
踩伤，警卫人员使出浑身解数才让毛泽东脱离了层层包围，登车离去。
如今四十岁以下的人，很难想象那时的人们对毛泽东是何等崇拜。他们衷心
高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在老百姓心目中，他是神，却又比神更亲切，因为他
活着，就住在圣殿般的北京城；他是贤明的帝王，却又比帝王更令人崇敬，因为
他是人民的领袖，他为人民谋幸福。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的福祉，中国的
未来和希望全都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能够亲眼看见毛主席是亿万中国人最幸福
的梦想。突然有一天，他竟然出现你的身边，甚至和你握手、谈话，那是什么感
觉！
毛泽东深知他在群众中的威望，他相当的自信心就建立在此之上。建国以后，
他有两次和群众见面的高潮，一次是一九五八年，一次是一九六六年，每次都掀
起全民性的狂热并达到了他发动社会革命的目的。这种狂热的局面一旦造成，任
何力量莫可阻止。
三月七日下午三点，他又突然出现在杜甫草堂。毛泽东曾公开表示过他对杜
甫“不甚喜爱”，他喜爱狂放不羁的李白，也许他们在气质上有某种共同之处。
善解毛泽东之意的郭沫若后来为此专门写了扬李抑杜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尽
管如此，毛泽东还是读杜甫的诗，参观完后，派人到杜甫草堂借去各种版本的杜
诗十二部一百零八册。离开杜甫草堂，他到成都市中心的耀华餐厅就餐，这是一
家解放前就很出名的高级餐厅。服务员激动得连桌布都铺不好了，毛泽东吃了回
锅肉、鸡丝面、赖汤元等，对麻辣味的川菜大为赞赏。此后，餐厅就把他进过餐
的地方布置成纪念馆。
毛泽东也去了武侯祠，但未见诸于当时的公开报道，大概是因为诸葛亮属
“帝王将相”之列。陪同他去的只有很少几个人。据说他在诸葛丞相祠堂的一幅
楹联前伫立良久，那是清末四川盐茶道赵藩所撰：“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
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回到金牛坝，他又要田家英
找人去把楹联抄给他，领命办理的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黄流这才知道毛泽东去了武
侯祠。二十四年后的一九七二年，刘兴元调任四川省委书记时，盛传毛泽东特意
叫他去武侯祠看这幅楹联，一时间这幅楹联广为流传。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数次外出都是下午，唯有三月二十一日到灌县（今
都江堰市）是上午出行。春光明媚，望着车窗外遍地的金黄嫩绿，毛泽东显得极
为高兴，川西坝子的肥沃富庶，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玉垒山上，都江堰工
程一览无余，毛泽东举起望远镜向西北眺望，久久伫立不动。那是当年红军走过
的雪山草地，二十三年前，他还率领着一支疲惫饥饿的队伍在那里行进，还不知
下一步到何处立足。物换星移，沧海桑田，如今他已是拥有六亿多人口的统一强
大、欣欣向荣的新中国的领袖，而那个一度陷他于绝境的蒋委员长，已经“滚到
一群海岛上去了”，“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人们看见他笑了，
笑得很自豪。他已经创造了许多震惊世界的历史奇迹，还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呢？
伏龙观下，汹涌的江水直扑离堆，然后转身咆哮东去。毛泽东问都江堰管理
处处长张建中：“这里有多深？”张答：“有八公尺深”。“有没有人下去游
过？”“没有”。毛泽东笑了“我想下去”。众人顿时哑然。即使是说说而已，
谁能把伟大领袖的话当玩笑？万一此话当真，出了事谁能担待得起？这水能把漂
木都卷下去啊！
也许毛泽东只是对从没有人下去游过而言，他对任何前人不敢想、不敢做的
事都抱有一种挑战心理。接着他让大家把提着的心放下来，指着脚下的离堆问：
“这岩会不会被水冲毁。”张缓过气来答：“不会，这是粒岩，很坚硬。”
“一百万年以后会不会？”众人又被打哑。
事后人们反复琢磨领会，“认为这确实是个关系到川西平原安全，关系到子
孙万代幸福的问题”，便用钢筋水泥对离堆进行了加固。
曾经引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参观都江
堰水利工程模型，张建中介绍飞沙堰的作用是溢洪排沙，毛泽东指着内外江分流
处的鱼嘴说，“修个闸门不更好吗？”众人一齐叫好，后来果然修了闸门。
张介绍内江年年要整修，挖泥淘沙。毛泽东说：“那一百万年以后，成都平
原的泥沙没处堆了。”人人张口结舌，实在难以理解。“后来看到毛主席先笑起
来，才一起跟着笑起来。”
中午，毛泽东在县城一家餐厅吃饭，点了豆花和回锅肉。饭没吃完，整条街
道已被闻讯而来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陪同人员提心吊胆，毛泽东则频频走到窗
前挥手致意。群众情绪如火上浇油，人人引颈踮脚，前拥后挤，热泪盈眶，万岁
之声盖过咆哮的江流。
毛泽东的随心所欲，往往使一心想展示先进的地方官员陷于尴尬境地。从灌
县返回金牛坝时，刚出县城，毛泽东见路边的田里有几个社员在干活，叫车停下，
跨过路边的小石桥朝田里走去，他见到的第一个人叫冉贵全，此公“以懒散著名，
天天赶场吃茶，很少做活路，”〖注３〗正是他看不惯的角色。懒王做梦都没想
到会在家乡的田坎上见到毛主席，目瞪口呆一句话说不出。毛泽东跨进麦田，见
有杂草，说：“要把草除干净”，冉只知点头，毛泽东又问：“每亩收多少斤？”
冉张口结舌，毛泽东伸出四个指头：“四百斤？”冉终于开口：
“差不多，每亩四百二三。”
那年月，粮食产量是极为敏感的话题，它直接涉及农民交国家多少，自己能
吃多少。上面竭力抬高产量，以增加征购，认为农民总是竭力压低产量不愿向国
家多交售，毛泽东自己就是这么认为的。他问冉：“粮食多了怎么办？”冉答：
“卖给国家。”毛泽东问：“卖给国家，你们赞不赞成？”冉答：“当然赞成。”
毛笑着说：“我看你就有些不大赞成吧？”周围的人都笑起来，冉没敢笑，这可
是罪过不小的事啊。
毛泽东又跨进一块苕菜田，和几个妇女一起摘苕菜，记者的镁光灯在昏暗的
田野里闪个不停，没见过世面的农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弄得紧张万分，连
“毛主席”三个字都没叫出口，直到毛泽东的车队消失在暮色中，有人才如梦初
醒地叫起来：“毛主席来了！”。第二天，莲花一社召开社员大会，一致通过更
名为“幸福社”。社里的干部硬是想不通，懒王冉贵全为何有这份福气！
虽然到会的时间不多，然而会议的整个进程完全在毛泽东的控制支配之下。
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以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宏伟计划在他充满想象力和豪情壮志
的头脑中逐步形成。一九五八年新年伊始，他接连主持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
议、成都会议，一再批判党内的“反冒进”主张，提出不断革命论和十五年超过
英国等一系列大跃进口号。
事实上，建国后在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速度问题上，毛泽东和党内众多
领导人历来就有分歧。毛泽东几乎是主张越快越好，而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
云在内的一些人却持稳妥态度。在农村，从互助组、合作社到高级社，后者一再
反对冒进。毛泽东的意见占上风时，合作化的速度便加快，当后者的意见占上风
时，就加以控制和收缩。毛泽东对此甚为不满，他始终认为，土地改革后分到土
地的个体农民，若不尽快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很快就要出现两极分化，产
生新的剥削阶级，无异于旧制度复辟。他坚信，尽快地实现公有化，变小农经济
为社会主义大农业，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唯一途径。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毛泽东对党内的反对意见失去了耐心，对一再反对强制
推行合作化的中共中央农工部长邓子恢等人提出严厉批评。他以极大的热情，用
十一天功夫，看了一百二十几篇关于农业合作化先进单位的报告，写了序言，给
几十篇报告写了按语，编辑成《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刮起合作化的
旋风。短短一个冬春，全国便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并且开始由初级社转为规模
更大的高级社，生产上不顾实际的强迫命令，剥夺农民私有财产的共产风开始出
现，当年即造成农业减产。一九五八年年初的南宁会议上，周恩来、李先念批评
冒进的话被作为反面材料印发，毛泽东扬言，反冒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是政
治问题，令全党震惊。
成都会议继续对“反冒进”进行清算。毛泽东让会议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
主义高潮》的部分按语。他说，他没有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上发生两件事，即批
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也没有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
“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影响。如此一来，
就把国际国内“反革命”同“反冒进”罗织成一个遥相呼应的阴谋。虽然毛泽东
说，他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实际上“反冒进”已经令周恩来等人“不好
混”了。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先后有六次讲话，随着事业的成功和个人权威的膨胀，
他出言愈益显示出才气、霸气、仙气。旁征博引神思飞扬谈笑风生妙语连珠是为
才气，居高临下睥睨一切舍我其谁一言九鼎是为霸气，旁敲侧击语义双关漫无边
际莫测高深是为仙气。才气令人倾倒，霸气令人臣服，仙气却让人害怕。你得反
复琢磨回味试探，万一理解不透，或者干脆理解反了 这是极有可能的，也许
从此埋下祸根甚至当即大祸临头。
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经济指标搞“两本账”，把小农业社合并为大社等三十
七个中央文件。而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毛泽东首次肯定了所谓“正确的个
人崇拜”，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从此将国民经济纳入了大跃进
的轨道。
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积淀下根深蒂固的皇权至上思想，
他们总是把福祉寄托于一个好皇帝，这是个人崇拜最深厚的文化土壤。如果最高
统治者，尤其是毛泽东这样的开国元首有意要利用它来为某种政治路线服务的话，
很容易办到的。
直至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还正确地申明反对个人崇拜。促使毛泽东将个
人崇拜“合法化”的直接原因，一个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一个是
党内与他针锋相对的“反冒进”。在他看来，这些人敢于和他作对，是受了赫鲁
晓夫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鼓舞，发展下去，将对他的权威构成威胁，使他的正确
路线得不到贯彻。他发觉党内和他意见相左的人为数众多，对集体领导缺乏自信。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而他坚信真理是掌握在
自己手里的。
“中国的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我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苏联强
大的压力。”他在讲话中说，“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
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又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
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他接着说：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
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
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
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
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
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注４〗
服从真理和个人崇拜两个不同的概念，就这样被归结为一回事：谁掌握了真
理就要崇拜谁，换句话说，要崇拜掌握了真理的人。掌握真理的人可以独裁，可
以不要集体领导。而且，不言而喻，真理是掌握在毛泽东手里的，这已为几十年
革命实践所证明。
毛泽东此话一出，立刻就有人加以发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表示：“对
主席就是要求迷信”。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更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
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
义”的总路线。
毛泽东在一月份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发明了“生产计划两本账”的
计划工作办法。简称“两本账”。即在制定生产计划的时候，要定两个指标，一
个是内部掌握的必须完成的指标，一个是对外宣传的争取完成的指标，后者要比
前者高出许多。他宣称这是“计划上的一个革命”，它的优越性在于发挥群众的
干劲，促进生产高速度发展。不仅中央要搞两本账，地方也要搞两本账。这就等
于明确规定，为了“调动积极性”，对外宣传的指标可以是虚的，不一定非完成
不可的，给接踵而来的恶性浮夸打开了大门。
至此，毛泽东清除了一切障碍，把中国经济建设送上了“大跃进”的轨道。
会议期间，其它几位中央领导也到附近视察。视察地点都是经省委事先安排
的。
这些视察引起的反响，当然远远不能和毛泽东的相比。而毛泽东的视察影响
最为深远的，是视察郫县红光社。
红光社位于金牛坝以西几公里的合兴乡境内。一九五二年土改后，合兴乡双
桂村雇农周桂林和萧绍群两口子，带头组织起全乡第一个互助组，一九五四年在
县上工作组的帮助下，成立起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社，两口子一个当社长，一个
当副社长。全社开大会讨论取个什么响亮的名字，队长张登云说，毛主席来了太
阳红，就叫“红光社”，众人鼓掌叫好。一九五六年红光社由初级社转高级社，
一九五八年初又将六个高级社合并为一个九百四十户、二十六个生产队的大社，
是从省到县的合作化先进单位。
毛泽东到成都后，给形影不离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打招呼，说要到一
个合作社走走。知道毛泽东脾气的李井泉事先安排了新都的一个社和郫县的红光
社，都作好接待准备。出金牛坝招待所大门，如果毛泽东往左走，就到新都的社，
如果往右走，就到红光社。得到消息的温江地委，在全区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除
四害突击，数百万人奔跑于田间追赶麻雀，以壮观瞻。县委书记们在温江等待了
三天不见动静，悻悻而返。
那时候温江专区各县均没有小汽车，郫县县委第一书记刘致台几天一直骑自
行车在金牛坝招待所门口等候。三月十六下午四点左右，毛泽东起床，决定到乡
下走走，李井泉陪同，汽车出招待所大门，李问毛泽东往哪边走，毛泽东朝右边
一指，让红光社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历史。新都县委女书记王海香因此没见到毛
主席，伤伤心心哭了一场。
红光社几天前已经接到通知，说有中央首长要来视察。十六日这天，县委农
工部部长潘兆清、办公室主任王春莲等，以及社里的干部一大早就在社办公室等
候。那是川西坝子一个常见的阴天，等到下午六点暮色降临，还不见首长踪影，
周桂林想中央领导劳累了一天，现在该吃饭休息了，就叫妻子萧绍群先回去喂猪。
萧绍群离开不久，村办公室的电话就响起来，通知中央首长已前来红光社，
聚集在办公室的干部们前往公路边迎候，没走几步，两辆黑色轿车已经到达，担
任向导的刘致台第一个下车，接着是身材高大的毛泽东。众人齐声欢呼。毛泽东
下车环顾四周，道：“这里是一片青枝绿叶啊。”
“我们先看一户人家好不好？”毛泽东说着便信马由缰向就近的一户农舍走
去。按原先的安排，先是请毛主席到村办公室，县、社干部汇报情况，然后带主
席到几户“政治上干净”的农家去看看。毛自行其事去的这家人，男人叫温小凤，
曾经做过甲长。乡下流传“乡长万户侯，保长嘴流油，甲长啃骨头”，解放后保
长以上都是“反革命”，甲长实际上是准反革命待遇。女主人叫林赛华，人称温
幺娘，年近六十。因为这家人“政治上不干净”，常来常往的工作干部从不登门。
但是毛泽东迈开大步径直而入。大家只好笑嘻嘻地跟在后头。这是一户典型
的川西农舍，一片树林环绕着几间茅屋，屋前是一片小菜园，前甲长温小凤正在
园子里种菜，见一群当官模样的人走来，知趣地躲到一边。毛泽东在院坝里看看
问问，留下的一张照片里有一脸惶然的温小凤。然后毛泽东便一低头进了茅屋。
女主人林赛华虽未接待过“工作干部”，却是见过世面的人，乡里人传说她经常
还略施脂粉，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待人接物落落大方。温幺娘正在害“火疤
眼”，模模糊糊见一个高大魁梧的人走进来，后面跟着一大群干部模样的人，毛
泽东操着湖南话向她打招呼，她问：“老同志，你是哪省来的？”
毛泽东坐到条凳上，打着四川话对她说：“我们摆一摆龙门阵好不好？”温
幺娘把手中的水烟筒递过去请毛泽东抽烟。毛泽东接过水烟筒看了看，问她入社
没有，何时入社，接着就提到最关键的粮食问题。
“你们一年分多少粮食？”
“几百斤。”
副社长刘贤松机警地补充：“分四百五十斤。”
毛泽东：“他们说的不算，你们分多少？”
和懒王冉贵全一样，温幺娘迟疑不答。
毛泽东：“够吃吗？”
温幺娘：“不浪费就够吃。”
毛泽东指着几个社干部问：“社长欺不欺负你们？”
温幺娘笑了：“我们几个社长见人都是笑咪咪的，欺负啥子哦。”
毛泽东注意到周围的几个女干部，把二十五岁的县委办公室主任王春莲叫到
身边交谈，王说她是来这里搜集“除七害数字”。毛泽东只知道除“四害”，问
七害有哪些。王答：“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臭虫、蟑螂。”
“蟑螂是什么东西？”
“农民叫偷油婆。”
“偷油婆是什么样子？”
人们急于想找出一只蟑螂给领袖看，蟑螂是昼伏夜出的角色，温幺娘家虽是
茅屋一蓬，却收拾得很干净，忙了一阵没找到。
毛泽东离开温幺娘家，她才听说那是毛主席，她因此自怨自艾了好些日子。
毛泽东顺着田间小道漫步走去，农民们谦卑地望着这位至高无上的伟人，许
多人家的神龛上就供着他的像，他们要么没有认出他，要么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们好奇地向前凑。毛泽东摸着余万才挑在细细的脖子上
的脑袋说：“还差点营养。”问邓洪昌：“一天打几架？”邓洪昌答：“一天打
三架。”见十五岁的女孩王祖云手上缠着布条 是挖坟园改田时给石板震伤的，
毛泽东就叫随行的医生李志绥给了她消炎药膏。
郫县的田数犀浦最好，清一色的油沙田，红光社的田稍差，这年的小春作物
长得不怎么样。幸好毛泽东对川西坝子的庄稼不熟悉，看不出好坏。他走进一块
油菜地，这是块“下湿田”，油菜长得稀稀拉拉，只及他大腿高，他站在田里，
右手抬到胸前问：
“能不能长这么高？”
憨厚木讷的社长周桂林不知如何回答。
毛泽东把手伸高到颈部：“能不能长这么高？”
不等周回答，毛泽东的手已伸到头顶：“能不能长这么高？”
毛泽东有一米八的身高，周只有憨笑，不敢相信油菜能长到比毛主席还高。
毛泽东的这几比，后来成为历史性的。
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是打破碗花花。毛泽东当时问周桂林“今年能不能将
七害除完？”周表示“一定能除完”。毛泽东问用什么办法，周介绍把打破碗花
花丢在粪坑里，可以杀死蛆和沙虫子（孑孓），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兴趣。
周叫人去扯了一窝送到毛泽东手中，他很仔细地看这种野草，问为什么取这
个名。农民出身的本地干部潘兆清说，这种草有毒，为了防止小孩们去摘，大人
就哄孩子说摘了这种花要打破碗，碗打烂了吃不成饭，就这样得的名。蹲点的省
农业厅处长梁禹久补充说，这种草在书上叫野棉花，有毒，可以杀虫。
“这是一个创造，应该推广。”毛泽东对刘致台说，“你们今天写稿，明天
修改，后天见报。”又对李井泉说：“后天你派人来拿。”
毛泽东还关心地问起社里有没有女社长，周桂林赶紧叫人去叫萧绍群，萧绍
群正在家里砍猪草，丢下菜刀就朝门外跑。令她极为感动的是：“毛主席看我跑
来，跳了两个田坎迎上来跟我握手，我手都没有洗。”
问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指着李井泉问县、社的干部认不认识。
潘兆清答：“认得到，李政委经常到郫县来。”
周桂林冒了一句：“李主席解放的时候就来过郫县。”
“噢，你有两个名字：李政委、李主席。”毛泽东对李说。
李井泉赶忙申明：“合省的时候，当过一段省主席”。
毛泽东指着乡妇女主任游福群问：“那是谁？”刘政台答：“是乡妇联主
任。”毛泽东上前问游：“三八节开会没有？”游答：“三八节乡上开了妇女积
极分子会。”毛泽东指着刘致台和潘兆清：“斗争他们没有？”游回答：“没
有。”
“三八节么，女人斗男人。”
这是毛泽东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然后在暮色中登车而去，前后一个把小时。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郫县县委办公室整理的《毛主席在郫县合兴乡红光社
谈话纪要》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主席走后，当天晚上就下大雨，二十四队的记工员说，当真是“龙行一步，
百花沾恩”。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春雨贵如油，下午主席来过，我们红光
社晚上就下雨，今年保证要增产，这不是沾恩又是什么？”
〖注１〗“坝子”为西南地区方言，指平原。西南多山，平原难得一见。都江堰
灌区的川西平原，也是整个西南最大的一块“坝子”。
〖注２〗周颐：《回忆毛主席一九五八年在成都》。
〖注３〗《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六月二日二版：《八大决议鼓起我们的新干劲》。
〖注４〗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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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东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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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烧一亿度
一九五六年的减产，让温江专区大部分县的干部冷静了许多。李政委几个小
时的关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说教，也没有让他们的脑子热起来。一九五
七年，大部分县都放慢了“技术革命”的步子，恢复传统耕作方法。唯有郫县一
枝独秀，在省委领导的扶持关怀下，高举跃进大旗，双季稻面积由四千亩扩大到
五万多亩，全县干部一大半在乡下指挥农民搞生产，培训出几千名“土专家”，
组成全县“新技术推广网”，悬赏征集生产新建议近三万条。年底，《人民日报》
头版报道，四川九个县市达到纲要指标，“其中郫县产量最高，平均亩产一千零
八十三斤”，成为全川第一个千斤县。
这一次郫县出了大风头，不仅成了全省“首举帅旗的先进县”，在全国也有
了名气。五七年底到五八年初，省内外参观取经者达五千多人。省里又决定，将
崇宁这个殷实肥富，但“工作落后”的小县并入郫县，壮大郫县实力。因为水稻
减产的事让新华社记者捅出去“犯了错误”的崇宁县委书记杨洪魁，到郫县坐冷
板凳。县委门口贴出了一幅对联：
克勤克俭以乘风破浪的干劲提前实现纲要四十条
戒骄戒躁用排山倒海的雄心壮志稳举帅旗双千斤
横批：跃进再跃进
没有自以为骄傲的成绩就不会说“戒骄或躁”。县委书记、县长高义禄后来
感慨；
“那时候我们的脑子真是太热了，不是一百度、一千度、一万度，是一亿
度！”
一亿度的高烧就是从这时候升起来的。继五七年实现“千斤县”，五八年的
指标定到双千斤。为了稳举帅旗，全县掀起声势浩大的改良土壤，积肥造肥、扩
大耕地、兴修水利、植树绿化和除七害运动。被郭沫若称为“新国风”的跃进诗
歌响彻全县：“夜晚当白天，月亮当太阳，星星当月亮”，“挖尽千脚泥，寻找
肥林盘，积肥不上五十万，不算英雄汉”。志愿军战歌也改编成跃进战歌：“雄
纠纠，气昂昂，决心坚如钢。雨当晴，夜当晓，生产日夜忙……”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到郫县视察，尤如一剂强烈的兴奋剂，把
本来已经热昏的气氛加热到白炽。陷入热昏状态的不仅是干部，农民也被眼花缭
乱的刺激弄得晕眩了。无休无止的宣传鼓动如催眠术和气功师的暗示，光荣与梦
想如天国的召唤，人人热血沸腾，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一九五八年五月，就在毛泽东正式启动大跃进战车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的同
时，郫县举行党代会，县委书记高义禄骄傲地宣称，小春丰收已成定局，据各乡
估产，总产量比去年增加一倍以上，“同志们，这个增产比例在我县来说是空前
的，史无前例的，从近来报上发表的消息看，象我县这样的增产比例是少有的。”
这是一个诗歌盛行的时代，人们竞相用诗化的语言表达豪情壮志，连党代会
上作报告也不例外。在做诗，或者说编顺口溜方面，农工部长潘兆清是一把好手。
本地贫农家庭出身的潘兆清虽然只上过几年小学，但聪明过人，能说会道，善于
领会上级精神并有创新。他土改时参加工作，两年时间就当了区委书记，一九五
四年升任县委农工部长。县里发的文件，大部分是由他口述，县委办公室主任王
春莲记录而成。在这次党代会上，他的报告几乎是诗歌连缀。归纳全县各乡的工
作成绩，他朗诵道：
太平扫除文盲干劲大，崇兴除四害灭三病有办法；新民技术革新是创造，合
兴先进技术创造广；犀浦经营管理有名堂，花园耕作细致赛全县；永定挖沙塘改
良土壤，安靖肥料加工厂是榜样，团结使用磷肥矿已推广，永兴创造农业社办劳
教，古城养猪全县最多、德元大麻生产很漂亮；友爱土烟赛过花园场，合作养母
猪经验很丰富；和平油菜产量高，清河乡创造栽包粪秧。这就是行行出状元，乡
乡有特点，事事有先进，样样有创造，只要认真学，外行变内行。
讲到生产上的发明创造，他朗诵：
农业社创造既多又广，生动而惊人。萧传贵创造洋芋栽大箱，刘贤松创造全
队早发栽塘秧，徐清树创造三点钟催芽法，李洪金创造土烟间在玉米箱，刘孝钦
提出荞子点条播，赁伦发提议土烟栽双箱，孙树云创造筒车改用筒槽水，石荣中
试验成功老葫豆行内间种葫豆秧……杨志成人工造粪水，刘贤松和技术人员结合
创造高空育秧，周桂林试行水沟育秧，牟青云就搞院坝洒秧，机械农场试行猪喂
牛粪，钟永成和张润高就把猪的扁桃腺割了喂了肥猪片，注射鸡蛋清十天长七斤
……〖注１〗
党代会的诗歌大联唱以县委书记高义禄的报告为最后篇章，他描绘道：“我
们县目前的景象是：
乘风破浪大跃进，万马奔腾总动员。
坚决跟着共产党，誓把郫县变乐园。
粮食赶澄海，水稻追孝感；
亩产一千五，力争达双千。
每户积肥八十万，单改双、双加番；
密植良种浅水灌，低产变成高产田。
小沟改水渠，铁牛跑得欢。
生猪发展超北川，鸡鸭成群果满园。
全县养蜂二十万（箱），每户社员都养蚕。
……
社社有电话，队队喇叭安。
文盲全扫除，都把科学钻。
农业中学遍全县，新型农民文武全。
六畜兴旺人健康，三病七害消灭完。
农村修建居民点，家家户户电灯燃。
有余粮、有存款，欢乐歌声遍田园。
人人脸上红光满，老年变得象青年。
光荣伟大共产党，领导我们奔向前。
幸福日子要实现，大家鼓劲干三年。”〖注２〗
鼓劲干三年就能过上这般如诗如画的好日子，真是累死累活也心甘。
最最幸福和激动的当然是红光社的社员们。自从毛主席到来的那个傍晚起，
人人都沉浸在幸福和兴奋之中。有幸见到伟大领袖的人骄傲而激动地向人们诉说
每一个细节，错过机会的后悔不迭。人人争相和握过毛主席手的人握手，以分享
一份“龙恩”。人们长时间地回味、追寻和领会伟大领袖的每一个动作、神态，
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走过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的每一个脚印。人们筹划着，
要在毛泽东下车的地方修一个“幸福门”；把毛泽东走过的机耕道修成“幸福
路”，路两旁植柏树；修一座纪念馆；建一座“幸福亭”；毛泽东下过的田取名
“幸福田”；他跨过的沟上建一座“幸福桥”；根据他的指示新建的小学取名
“幸福小学”；见过他的十八名小孩成了“幸福娃”。〖注３〗幸福万分的温幺
娘把毛泽东在她院子里看过的小橘子树取名“幸福树”，把毛泽东路过的菜园改
成花园，叫“幸福花园”，毛泽东把弄过的水烟锅和烘笼不便以“幸福”命名，
也被她精心保存起来。她逢人便说，要是那阵不害火巴眼就好了，害得毛主席来
了她都没认出来，抱怨她孙儿不懂事，毛主席问他腔都不敢开。
更名“幸福”的还有：毛泽东到过的灌县新城乡莲花社更名幸福社；刘少奇
视察过的犀浦乡第二农业社更名幸福社；邓小平视察过的郫县晨光社更名幸福社。
孩子们人人学会了新儿歌：“红光社，开红花，毛主席来到我们家。看我们种的
双季稻，夸我们种的好庄稼……”一曲颂歌唱遍大江南北：
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
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
千家万户齐欢笑，
好象春雷响四方。
……
和这首曲调优美的颂歌一样响遍全国的，是毛泽东在红光社发现的打破碗花
花。根据毛泽东三月十六日的当面指示，有关报道两天后就出现在《四川日报》。
三月二十六日成都会议结束的当天，《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专稿：《让毒草为
人类服务 四川农民用“打破碗花花”除蚊蝇》，并有川大方文培教授，川医
谢成科、徐仲吕、李正化教授等的分析介绍。几天后，这种野草的神奇功效进一
步扩大。《人民日报》说，四川省农业部门的试验证明，这种野草还能够用来消
灭蚜虫、土蚕、螟虫和“杀死病菌”。不过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报纸何以将它吹得
神乎其神。直到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已到了武汉，《人民日报》才首次报道毛泽
东在四川的消息，刊登毛泽东在红光社观看打破碗花花的照片。反应敏捷的郭沫
若在第二天发表的《百花齐放》组诗中加上“打破碗花花”一首：
我们的白色花冠是五瓣，
有的是淡紫色或者淡蓝，
也有的是双瓣名叫牡丹，
栽培在庭院里也很好看。
但我们的广阔天地是乡间，
农民们用来驱蝇、除蚊、肥田。
茎叶有毒，看是怎样地使用，
只要使用得好并不打破碗。
他对这种“花”的知识显然是从报纸上得知的，不如艾芜谈得真切。他说他
小时有一年打摆子，母亲到小沟边摘了打破碗花，捶烂敷在手上，“从此就不发
疟疾了”，建议用它提炼一种治疟疾的外用药。又说四川还有一种叫合麻的野草，
手一摸痛得要命，当年张献忠扯来揩屁股，痛如刀割，大骂四川不但人可恶，连
草也可恶，“我想也可以研究下子，在毒草中取出有用的药来。”〖注４〗
因为是红光社社长，诚实厚道的周桂林成了全国知名人物，他那副光头上扣
一顶皱巴巴的制服帽，裤腿挽得老高的形象经常见诸报刊。他是那个时代出身贫
苦一心一意跟党走的典型人物。他原是简阳县的一个孤儿，流落到郫县合兴乡帮
长年，因为老实肯干，主人家舍不得放，就留在当地。临解放前川西坝子兵荒马
乱。一户姓萧的人家怕十六岁的女子落到胡宗南的兵痞手里，打急抓把女子嫁给
他，她就是后来的副社长萧绍群。虽说合作化以来周桂林一直是劳动模范积极分
子，实际上一切并不由他主宰。他一天书没读，扫盲后仅写得周桂林三字，为人
憨厚木讷，拿不出什么新点子好办法，唯一优秀的是“工作干部”叫干啥就干啥，
他的无数拿着讲稿在台上表决心的照片都是别人导演的。他在广播里讲话，别人
在旁边说一句，他对着话筒说一句，广播喇叭里都听得见。
合作社以来一直在合兴乡、红光社抓点的干部是农工部长潘兆清和县委办公
室主任王春莲，五七年一月又有女副县长郑功瑶下放任乡党委第一书记。毛泽东
在红光社转了一个多小时，如何把伟大领袖的一言一行贯彻到工作中去呢？工作
干部们反复回忆理解讨论，总结出“关键在于那一比”。你们看，毛主席在油菜
田里，左手摸着菜子，右手伸到齐胸的高度问“能不能长这么高？”又比到齐颈
的高度问“能不能长这么高？”最后一次比着他的高大的身体的同样高度问“能
不能长这么高？”毛主席这一比，是在让我们开阔眼界，鼓励我们创造生产奇迹，
夺取前人想象不到的大丰收啊！于是，社里召开群众大会，批判庄稼长得差不多
了的“封顶思想”，重新修订增产计划，修改一次上面通不过又修改一次，一直
修改三十七次，最后终于“发出豪言壮语：向大地展开冲锋，喝令山河原野献宝；
力争粮食翻三番，不达目的不罢休！”“粮食翻三番，中稻过双千，晚稻超早稻，
晚秋作物破千关，生猪发展翻两倍，绿肥翻过九万关，保证粮食三千五，力争跨
过四千关。”
合兴乡党委第一书记郑功瑶这年芳龄二十六，郫县太和场人，就是画家张大
千抗战时移居三年的地方。她父亲当过军官，抗战后解甲归田，土改划成份为城
镇贫民。太和场为著名蜀绣之乡，妇女多以刺绣为生计，郑高小毕业后即在家绣
花。她虽文化不高，相貌平平，但聪明伶俐，干练泼辣，倒也算女中人才。十七
岁那年当了乡农会妇女委员，一九五四年任县妇联主任，一九五六年年仅二十三
岁当了副县长。郫县的女干部在温江专区以能干出名，她是其中的姣姣者。她的
仕途轨迹和农工部长潘兆清惊人相似，又兼志同道合，来往密切，眼下二人恋情
已是公开秘密，郑早已解除包办婚约，潘在等待和结发妻子离婚。
毛泽东到红光社时，风云人物郑功瑶错过时机，为一桩好事误了大好事
到湖北参观取经，水稻高产之风就是从那里吹起的。当时湖北出了两大全国轰动
的典型，一个是麻城孝感的水稻高产，一个是红安县的干部试验田。麻城、孝感
五七年底放出晚稻高产卫星，亩产两三千斤，经验是深耕 足肥 密植，开
大浮夸先河，影响所及不可估量，所谓经验全国竞相效仿。
所谓“干部试验田”则是乱指挥的升级。一九五七年后大批干部下放基层，
以“改造思想，克服官僚主义，领导生产”云云。红安的经验是，光是带一本劳
动手册、一把锄头到地里劳动，“很难达到领导生产的目的”。要用领导干部亲
自动手种试验田的办法，“打开如何对农业生产全面、具体地领导的闷葫芦。”
县委书记程鹏种了一块花生试验田。当地习惯花生地不上底肥，他偏上，习惯一
窝花生一粒种，他下三粒；习惯白子下种，他用“根瘤菌”拌种；习惯宽窝距他
打破搞密植；习惯锄两道草他锄四道；习惯花生苗不浇水，他偏浇。从而“对全
县的花生生产实现了具体领导”。县、区、乡、社四级干部统统下去种试验田。
中央转发了湖北省委在红安县总结的《关于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认为是一个
很有意义的创造，“对于实现党对农业生产具体领导，起着决定的作用。”
党对农业的领导具体到了上多少肥、下什么种、挖多深、种多密、除几遍草、
用什么农具……如果农民不照办，就做一个样板让他们照着办，“如果不办，就
要批判”。在一些人心目中，农民是愚昧、保守、落后、懒散的一群，他们头脑
简单，目光短浅，因循守旧，抵制一切先进的生产技术，只顾把肚皮胀饱打个人
发家致富的小算盘，必须由党来教他们怎样种庄稼。一方面要大破专家权威教科
书的“迷信”，一方面是对“技术革命”的狂热迷信，只要“先进技术”一推广，
什么样的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郑功瑶到湖北就是参观学习这样的经验。回来后就在乡上展开“鸣放辩论”，
声称亲眼看到孝感有密植小麦亩产四千斤以上的。全乡召开一千多人的“密植誓
师大会”，发誓使用三×七寸的密植标准栽秧，合符规格的插红旗，上光荣榜，
送喜报，不合规格的拔掉重栽。全乡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人人搞革新试验田，她亲
自和红光社副社长刘贤松合搞一块。全乡立下亩产双千的誓言。
七月底，双季稻早稻收割，红光社首次放出一颗亩产三千七百五十二斤的卫
星。《四川日报》的报道说，这块高产田位于毛主席走过的田坎旁，由社长周桂
林等人亲自栽种，他们说这是毛主席走过的地方，一定要它长出好庄稼！几天之
内，郫县全县射出几十枚三千斤以上的卫星。
八月五日夜晚，郫县广阔的田野上灯火闪耀，全县二十多万男女老幼手持灯
笼火把，敲锣打鼓从各个角落向县城进发，参加全县庆祝早稻丰收大会。清晨，
广场上人头攒动，锣鼓喧天，人声鼎沸，跃进歌声如潮，老太婆们穿着花衣又唱
又跳，男人们的光头象刚出土的蘑菇青光一片。县长高义禄宣布，全县早稻获得
空前大丰收，平均亩产一千零三十斤，比去年增加一倍，获全省冠军，比全省第
一个早稻千斤县新繁多十七点四斤。全省目前出现的三千斤以上的早稻卫星都出
在郫县。
“这是毛主席来郫县后照出来的红光！是人民冲天干劲开出的鲜花！”
在雷动的口号声、锣鼓声、欢呼声中，省委农工部长杨万选要求郫县“叫中
稻、晚稻放出更大卫星，叫明年的粮食再翻一番。”周桂林在大会上结结巴巴地
表决心，要让早稻放出万斤以上的大卫星，来回答毛主席的关怀。县委宣布，给
放三千斤以上卫星的社发奖金八十元。
八十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按当时的价格可买大米一千斤，更重要的它是一
个荣誉，在全民“发功”的状态中，争上游、夺红旗是压倒一切的荣誉，上自省
地，下至社队，竞相攀比，谁也不甘做乌龟王八老牛破车的下游。当一眼就能识
破的假话受到鼓励和表扬，甚至堂而皇之上党报、拿奖金，真假是非就失去了意
义，重要的是创造无与伦比的奇迹。
让我们看看这种竞赛在两个农业社之间是如何进行的。〖注５〗
合兴乡和平社与红光社相邻，早稻收割前，驻社干部胡清泉和社长黄子云商
定，“今年产量一定要压倒红光，赛全县！”红光社放出早稻三千七百多斤的卫
星，当晚和平社干部开会，决定第二天就“放一个更高的卫星把红光压下去！”。
红光的三千多斤，不说都晓得是假的，他们都假得来，我们难道假不来？商定的
办法是“大秤小秤砣，多填划码单”。
第二天乡党委书记郑功瑶、乡长邱立崇到场验收，郑功瑶亲自“监秤”。谷
子边打边称、往秤上一挂，挑挑都是三百斤左右。谷子打完，总计亩产三千八百
五十斤，超过红光社。邱立崇是收了一半才赶来的，看了过秤登记再看看每挑谷
子的份量，起了疑心。谷子称完，他对过秤的人说：“我来称一下看我有好重？”
他吊在秤上一称，一百九十多斤！不由得心头火起：“我才一百零几斤，咋个称
出一百九十多来了？这是啥子秤哦！”监秤的郑功瑶立即向他使了一个眼色，邱
便哑口不言了，回乡后郑为此事对邱进行了一次严厉的批评。
八月中旬中稻收割，红光社又放出一颗四千多斤的卫星，和平社干部闻讯
“很不服气”。
第二天外边在割谷子，干部们就在屋里编划码单，外边谷子还没收完，屋里
已经放出了一个亩产五千多斤的卫星。
接下来是一场龙争虎斗。
八月十八月，红光社六千一百五十八斤。
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和平社“妇女卫星田”六千三百五十三斤。
八月二十一日（下午），红光社双星齐发，一个七千一百四十三斤，一个七
千四百二十二斤。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和平社七千四百二十二斤。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红光社八千三百五十一点九斤。
和平社的干部对逐步升级式的争斗不耐烦了。二十二日晚，干部们决定“干
脆做一个大的”，压得他红光抬不起头。
做大的也不那么简单，前期的“卫星”完全是凭空胡报的假数，眼下产量已
达神仙数字，吹得越高，名气越大，参观取经者越多，惊动的领导越多，仅有数
字显示已经缺乏说服力，必须设法伪造假现场，提供实物依据，还要避免内部走
漏风声，外部看出破绽，这就麻烦多了。
社干们选中十二队的一块试验田，它的妙处在地处偏僻，远离大路，很少有
人来往，“便于活动”。操作方案为：一、调集全社各队嘴巴可靠的“积极分子”
七十余人参加收割，既造成数十人收打一亩田的高产声势，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收割完毕，以免闻讯者参观检查；二、收打后立即将田犁了，以免谷桩留下破
绽；三、将其它田打的谷子集中到这块田打下的谷子中，说是这块田打的；四、
将其它田谷草集中到这块田四周堆起来；五、编造高产经验，对外统一口径。
二十三日一早，社干部给调来的积极分子安排任务，积极分子们表示：“只
要你们安心把红口打开，我们多做几块卫星田、多熬几夜都没关系，你们干部咋
个说，我们就咋个做，有啥来头？”正在干得起劲，又有探子报告，红光社今天
要放两个上万斤的大卫星，干部当即决定，这块田的产量定为一万六千七百二十
点二斤。
产量精确到两、钱，以显示产量的准确可靠，是造假的通例，数千斤、数万
斤乃至十几万斤的高产卫星几乎都有个小数点以后的尾巴。计算方法也是蛮“科
学”的，诸如每亩多少窝，每窝多少穗，每穗多少粒，多少粒一斤，都一五一十
报得出账的。并且都有某某领导亲自参加收打验收，包括农业专家在内各方人士
参观监督验证，不由你不信。
不用说也知道，和平社这个“卫星”是乡党委和县委干部参与策划了的，收
割时郑功瑶就在场，第二天，《郫县报》用号外刊出“欢呼中稻巨星腾空，和平
社亩产一万六千七百二十斤”的消息，第三天，即八月二十五日，《四川日报》
报道“郫县连放五颗中稻卫星，”其中最大的是合兴乡和平社十二队的这颗。报
道凭空造谣说，这块田“打几个草就是一挑谷子”，“县委书记高义禄等参加了
验收”。看了报纸的人很激动，而周围社队闻讯去参观的人都在发牢骚：“叫我
们来看泥巴，谷桩都不留给我们看一下，这种卫星，明天我们照样放得出来！”
这时候全国的高产卫星已如节日的焰火满天乱窜，在比胆大方面，全国商品
粮第一大省四川还略显逊色，直到八月二十二日，湖北、河北已放出三、四万斤
的大卫星，四川还未出现一颗上万斤的，上上下下颇为焦虑。
八月二十二日晚，《四川日报》夜班编辑度过一个激动的夜晚，先是接到新
繁县委的电话，对方透过劈劈叭叭的杂音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该县清白乡当日
收割的一块田亩产一万二千多斤，声称从早晨七点开始，八十二人割谷，二十二
人用十一张拌桶打谷，用了八小时才收完，县委第一书记曹云生，书记邓明秋，
清白乡党委书记李银亮“反复核对属实”，还有三百多人参观云云。编辑手忙脚
乱记下这则消息，又有四个地方称放出六到七千斤的卫星，其中有郫县红光社一
颗。记者还没记完，又一台电话铃声大作，新繁县委的胡开玉在电话里激动万分
地叫道：“编辑同志，快收吧！我县竹友社亩产八千多……”当编辑刚刚为这组
报道写下消息时，新繁红旗乡的消息又到了，亩产一万二千多斤！
八月二十三日，“新繁中稻亩产突破万斤关”的消息出现在《四川日报》头
版。“谁说四川放不出高产大卫星？”消息的评论骄傲地质问：“我们要反问怀
疑论者：既然我省已经放出了突破万斤的大卫星，谁说我省放不出几万斤乃至更
大的卫星呢？ 我们要放多大的卫星，就一定能放出多大的卫星！”
新繁是郫县的近邻，同是李井泉时时关照的地方，因此成了出风头的竞争对
手，新繁县是合作化以来名声在外的老先进县，有大名鼎鼎的新民社和罗世发，
罗从一九五三年起就是全国人大代表。郫县是后起之秀，得天独厚的条件是紧靠
金牛坝招待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视察后，风头正劲，大有压倒新繁之势。一九
五七年第一个实现“千斤县”，郫县得分领先；新繁哪肯服输，五八年第一个宣
布早稻亩平超千；号称“稳举帅旗”的郫县可是欺得？几天后宣布早稻亩产超千，
比新繁多十几斤，《四川日报》宣布郫县“获全省冠军”。为了回答两县同时收
割，善于抢先的郫县为何先不说的质疑，报道解释说：“今年郫县早稻收割的特
点是愈收产量愈高”，开始估计不足云云。新繁咽下这口恶气，一举抢拔万斤头
筹。
四川的万斤田稍逊风骚，并非缺了胆大者，而是信息不灵。并秧作假是湖北
孝感的创举，但是在被人识破以前，秘而不宣，新华社介绍的经验是“他们狠狠
地搞密插”。早在七月初，合兴乡党委就在红光社搞了一块亩产四万斤的试验田，
郑功瑶挂帅，红光社副社长刘贤松任副组长。具体措施是：一、高度密植，栽
“满天星”，不留窝距行距；二、深耕，用两部“新式步犁”一部在前面耖，第
二部接在后面耖，然后十五个全劳动力在后面挖，“挖到二点五尺为止”。三、
分层，分期施肥十一次。郫县县委转发了这份计划，“希各乡党委学习合兴乡党
委敢想、敢干、敢作、敢创造的精神，”〖注６〗农业部长廖鲁言在南方五省水
稻会议上表扬郑功瑶敢想敢做。诸如此类的荒唐措施后果不言而喻，密不透风的
秧苗在田里沤烂。到湖北大放卫星时，郑功瑶们就搞不懂，为何人家长得密不透
风的稻子硬是可供人参观，我们只能凭空捏造，连谷桩都不敢让人看到？
湖北麻城的三万多斤的“天下第一田”出来后，并秧首次公开化。新华社的
消息说，他们在秧苗长到一尺多高的时候，“毅然”把几块田的秧移植到一块田
里，形成人根本无法下田的高度密植，得用管子插进去灌水施肥。中国农科院的
郑建南称之为“掇秧密植”，认为是一种创造。四川的“水稻专家”从湖北带回
的经验称之为“水稻后期移栽”，“二次移栽”等等。事实上，能供人参观的卫
星田都是稻子成熟后并拢一堆的，所谓“移栽”纯属事后编造的欺人之谈。把未
成熟的稻子密不透风地堆做一堆，只能把稻子活活沤死。
作假者为掩人耳目编造谎言，宣传机器捕风捉影散布谎言，疯狂的卫星大战
把谎言变成灾难。全国群起效尤“后期移栽”的“先进经验”，造成惨重损失。
事实上，把成熟的稻子并做一处作假，虽劳命伤财抛洒无算，倒底有收获，生长
期内并秧则颗粒无收。
有关“水稻后期移栽创高产”的经验七月下旬传到郫县，县委如获至宝，召
开各乡书记会议，要求各乡搞试验田，“在含苞抽穗前”进行移栽，结局惨不忍
睹；犀浦乡张青山社把三十多亩正在灌浆的稻子并到公路边的一块田里，以壮观
瞻，“结果把稻草都沤黑，沤稀了，粮食颗粒未收。”合兴乡党委正在为夸下的
亩产四万斤的海口发愁，以为找到救星，把一百多亩稻子移到几亩田进行“后期
生长”，“一共只收了一万多斤秕壳”。
吃了“先进经验”的亏之后，有人就暗中悟出了门道，所谓后期移栽是不可
能的，唯有将成熟的稻子并做一堆，才能做出让人心服口服的假现场。但是如此
一来，当然是彻头彻尾的作假，需要高度保密。温江专区工作组事后在合兴乡的
一份调查报告中说：
在伪造这些中稻移栽高产卫星之前，县委农工部长潘兆清同志曾召集这些党
员干部在乡公所开会研究，并提出了这些高产卫星放出后，参观时如何介绍经验
的问题。潘兆清说：“就说什么实行了深耕，高度密植、分层施肥、适时追肥、
囤水灌溉、迂回灌溉、浅一深一浅灌溉等，并教育社员都说得出来……”
在对社员进行了这样的“教育”后，社干部还不放心，再三叮咛社员不准乱
说，并说：“记得清楚才说，记不清楚就不准说。有人问，就说不晓得。哪个说
错了一句，以后脱不了手，大人说错，大人负责，小人说错，家长负责……”
一切都在紧张诡密的气氛中进行，黑夜中持枪民兵分兵把口，来往巡逻，数
百名社员黑灯瞎火，将成熟的稻子连根拔起，并入一块田中，每并一窝，还要在
根部狠狠蹬一脚，让它们“长好”，天一亮，巨型卫星就做成了。
正如《四川日报》所说，有了这个办法，“我们要放多大的卫星，就一定能
放出多大的卫星”。八月二十六日，犀浦乡放出一颗四万多斤的卫星。接着是合
兴乡红光社的十万斤田，和平社的十三万斤田……
在红光社制造十万斤田那个紧张的夜晚，社长周桂林“肚子痛”没去，他很
难过：这样子整，实在太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了。
〖注１〗中共郫县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一九五八年五月）。
〖注２〗同上。
〖注３〗“幸福娃”的命名颇费一番周折。见过毛泽东的孩子一共有十八名，但
大部分出身“不干净”。如毛泽东叫医生治过手的王祖玉，父亲王南抗战时当过
国民党军队的副官，成份为“旧军官”；伍裕宾父亲当过国民党军队的电话兵和
袍哥小头目；崔启富的父亲是“小土地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东 夫
[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 www.xgc2000.com 转载时请注明作(译)者及出处
◇ 龙行一步、百花沾恩（节选）
一九五八年三月，正是川西平原如诗如画的季节。暖融融的阳光下，满眼是
金灿灿的油菜花绿油油的麦苗，蜜蜂在菜花中穿梭飞舞，清风拂过，馨香醉人。
那年月，整个川西坝子〖注１〗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空气如水晶般洁净，人
们还可以体味杜甫笔下“窗含西岭千秋雪”的景观。天一放晴，湛蓝的天空白云
如丝絮般游走，西部逶迤苍莽的群山和巍峨峻峭的雪峰历历在目。平原上林木繁
茂，密如蛛网的沟渠，错落星散的农舍，随处可见的坟园寺庙，无不掩映于苍翠
之中。
出四川省府成都市老西门，沿成都至灌县西行十多里地，有一个花团锦簇，
戒备森严的神秘去处。就在这个非同寻常的春天，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在此举行中
央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这是建国以来在四川举行的最高级会议，也是对
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次会议。
金牛坝招待所所据地盘，原是一片长满青松、银杏、古楠的大林盘，抗日战
争时期，国民党高官要员及社会名流在这里建有几栋平房别墅。一九五三年成为
中共四川省委的疗养院。一九五五年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归国路经成都曾在此下
榻，成为它接待的第一位中央首长。一九五六年，四川省委决定将其建成具有当
时一流水平的，接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高级外宾和召开高级会议的庭院式招待
所。为此，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带领工程技术人员专程赴中南海考查。扩建后的招
待所占地四百亩，并将园内和周围一公里范围内的农户全部迁到东面的跃进村。
到一九五七年建成西楼、小礼堂、平房和游泳池。平房属“总统套房”，占地二
千二百平方亩，有包括书房、卧室、客厅在内的两大套房间，房内门窗地板全部
使用古楠木制成。室内游泳池照搬中南海的游泳池规格，长三十二米，宽二十五
米，深二·五到二·七米，相当于跳水池的深度。水由锅炉加温，室内有暖气设
备。按照毛泽东的习惯，游泳时水温加热至二十七度，室温控制在二十九度。水
源使用地下水，金牛坝抽出的地下水水温在九度左右，加热至上述标准温度，一
次耗煤二十四吨。园内除保留原有的古楠、银杏等外，还遍植海棠、兰草、山茶
等花木。首任所长由曾经在中南海工作过、熟悉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生活习惯的刘
正礼担任，并建立起完备的保卫、医疗及食品检验等机构。
三月初，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各省、区党
委第一书记，中央各部委领导陆续抵达成都。国防部长彭德怀因在成都军区检查
平叛工作迟到一步。
三月四日，毛泽东携随行人员乘专机飞抵成都，住进金牛坝招待所平房。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由省委副秘书长周颐陪同绕城浏览成都，这是他一生第
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来到川西平原。二十三年前的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试图
进入四川，被蒋介石阻挡在川滇边界，不得不绕道云南和西康。夺取泸定桥，原
准备取道天全进入川北，受阻后不得已转进阿坝高原，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险。
这次他要看看被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吟颂的历史名城，富甲天下的天府之国。
黑色的苏式吉姆高级轿车自西向南绕城而行。成都的城墙系康熙年间重建，
东西九里三，南北七里七，周长三十四里，高三丈，大部保存完整。靠环城马路
和城墙边有大片低矮破烂棚户，毛泽东“神情严肃”地对周颐说：你们这里解放
这么多年了，还不能给群众盖些瓦房吗？群众住在这种地方怎么能休息？又怎么
能讲卫生、除四害？
四害是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
六七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从五六年开始，分别在五年、七年或十二年内，在一
切可能的地方，把它们基本上消灭掉。声势浩大的全民除四害、六害、七害战争
硝烟迷漫，“四无村”、“四无乡”纷纷出现，雄壮的歌声四处飞扬：“麻雀麻
雀你往哪里逃，天罗地网已安排好，轰、毒、打、掏办法多呀，要叫你断子绝孙
把户口销！咳！”谢觉哉赋诗：“除非你有劲，飞到美国去”。美国《芝加哥每
日论坛报》的社论建议“美国政府也许可以同共产党中国作一笔双方有利的交易，
共产党不要把麻雀消灭掉，而把它们捕捉后活活交给我们，以便让它们吃掉由政
府亏本收储的剩余农产品。”《人民日报》上的一幅漫画描绘，一九六八年老鼠
的标本已和恐龙一起在博物馆展出，解说员指着恐龙标本对孩子说：“这种动物
现在已经没有了。”孩子说：“我知道，这一定是老鼠。”
有碍观瞻的破烂棚户当然不在主席巡视的节目单中，但毛泽东行止往往随心
之所欲，兴之所致，信马由缰，不由人指使安排。于是他又发现一道独特景观。
他说，四川的茶馆真多，我看见乡场上有，城市也有，你们四川是几天赶一场？
破破烂烂的房子，乡场上、城墙边一个接一个的茶馆里坐满闲散的茶客，这
种又穷又懒的模样让一心想迅速使国家富强起来的毛泽东很不满意。一九五八年
一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写道，“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夺取
政权后搞土改，土改一完成就搞农业合作化，接着是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接
着又是反右为中心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
经济太落后，“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还是感到受束缚”，所
以在打完上述一系列胜仗之后，需要马上来一场“技术革命”，在十五年或者更
多的一些时间里赶上和超过英国。这是他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
十周年庆典时提出的，那时候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十五年内赶超美国，毛泽东
说我们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也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那个时候，我们就
无敌于天下了”。
年底，全国几千万农民投入兴修水利，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在伟大领袖的
策动下，整个中国已处于狂热的燥动之中，准备迎接一个经济上翻天覆地时代的
到来。
听了主席的问话，副秘书长周颐自然有些惭愧。他回答，这里的场期不一，
有的是三六九，有的是二五八，有的是一四七，一个区的范围内，几乎天天有场
可赶。毛泽东问：“乡下一碗茶是多少钱？”
“看茶叶好坏，三五分不等。”
毛泽东掰着指头算了算：“就算一个社员每月赶七八个场，光茶钱一年就好
几块钱……场期过密了，不可以改革一下吗？”
是啊，调动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源，什么人间奇迹创造不出来呢？
事实上半年以后市场就取缔了，茶客们的幸福时光也成了回忆。
汽车沿着城墙走了好长一段时间，毛泽东问：“这个城墙为什么还不拆除？”
周答：“这个问题省人代会上讨论过，有人提议拆，有人说这是文物，不能
拆，要保留。”
“为什么不能拆，北京的城墙都拆了嘛。这城墙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进
出城很不方便。城墙是落后的东西，拆了方便了群众，土可以做肥料，砖可以修
房子。拆掉是先进，不拆是落后。”〖注２〗
成都市的城墙在这一年大规模地拆毁，城墙砖多半用来砌土炼钢炉，墙泥用
来炼硝和做肥料。
汽车经南门华西坝四川医学院，一直绕行至东郊。东郊是建国初期规划的工
业区，一批由苏联及东欧国家援建的企业正在大兴土木。苏联援建的、拥有当时
国内最先进技术和设备的量具刃具厂引人注目，毛泽东让小车直接开到车间旁，
对警卫人员说：“不要去告诉党委，他们很忙，只请一位工人带路就行了，看了
车间就走。”他下车直接进车间一边观看一边同工人交谈，书记厂长闻讯赶到，
他已走了两个车间。消息象闪电般传遍全厂，数以千计的工人放下工作蜂涌而至，
“毛主席万岁”的呼喊震耳欲聋，秩序发展到难以控制，以致毛泽东都担心人被
踩伤，警卫人员使出浑身解数才让毛泽东脱离了层层包围，登车离去。
如今四十岁以下的人，很难想象那时的人们对毛泽东是何等崇拜。他们衷心
高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在老百姓心目中，他是神，却又比神更亲切，因为他
活着，就住在圣殿般的北京城；他是贤明的帝王，却又比帝王更令人崇敬，因为
他是人民的领袖，他为人民谋幸福。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的福祉，中国的
未来和希望全都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能够亲眼看见毛主席是亿万中国人最幸福
的梦想。突然有一天，他竟然出现你的身边，甚至和你握手、谈话，那是什么感
觉！
毛泽东深知他在群众中的威望，他相当的自信心就建立在此之上。建国以后，
他有两次和群众见面的高潮，一次是一九五八年，一次是一九六六年，每次都掀
起全民性的狂热并达到了他发动社会革命的目的。这种狂热的局面一旦造成，任
何力量莫可阻止。
三月七日下午三点，他又突然出现在杜甫草堂。毛泽东曾公开表示过他对杜
甫“不甚喜爱”，他喜爱狂放不羁的李白，也许他们在气质上有某种共同之处。
善解毛泽东之意的郭沫若后来为此专门写了扬李抑杜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尽
管如此，毛泽东还是读杜甫的诗，参观完后，派人到杜甫草堂借去各种版本的杜
诗十二部一百零八册。离开杜甫草堂，他到成都市中心的耀华餐厅就餐，这是一
家解放前就很出名的高级餐厅。服务员激动得连桌布都铺不好了，毛泽东吃了回
锅肉、鸡丝面、赖汤元等，对麻辣味的川菜大为赞赏。此后，餐厅就把他进过餐
的地方布置成纪念馆。
毛泽东也去了武侯祠，但未见诸于当时的公开报道，大概是因为诸葛亮属
“帝王将相”之列。陪同他去的只有很少几个人。据说他在诸葛丞相祠堂的一幅
楹联前伫立良久，那是清末四川盐茶道赵藩所撰：“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
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回到金牛坝，他又要田家英
找人去把楹联抄给他，领命办理的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黄流这才知道毛泽东去了武
侯祠。二十四年后的一九七二年，刘兴元调任四川省委书记时，盛传毛泽东特意
叫他去武侯祠看这幅楹联，一时间这幅楹联广为流传。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数次外出都是下午，唯有三月二十一日到灌县（今
都江堰市）是上午出行。春光明媚，望着车窗外遍地的金黄嫩绿，毛泽东显得极
为高兴，川西坝子的肥沃富庶，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玉垒山上，都江堰工
程一览无余，毛泽东举起望远镜向西北眺望，久久伫立不动。那是当年红军走过
的雪山草地，二十三年前，他还率领着一支疲惫饥饿的队伍在那里行进，还不知
下一步到何处立足。物换星移，沧海桑田，如今他已是拥有六亿多人口的统一强
大、欣欣向荣的新中国的领袖，而那个一度陷他于绝境的蒋委员长，已经“滚到
一群海岛上去了”，“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人们看见他笑了，
笑得很自豪。他已经创造了许多震惊世界的历史奇迹，还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呢？
伏龙观下，汹涌的江水直扑离堆，然后转身咆哮东去。毛泽东问都江堰管理
处处长张建中：“这里有多深？”张答：“有八公尺深”。“有没有人下去游
过？”“没有”。毛泽东笑了“我想下去”。众人顿时哑然。即使是说说而已，
谁能把伟大领袖的话当玩笑？万一此话当真，出了事谁能担待得起？这水能把漂
木都卷下去啊！
也许毛泽东只是对从没有人下去游过而言，他对任何前人不敢想、不敢做的
事都抱有一种挑战心理。接着他让大家把提着的心放下来，指着脚下的离堆问：
“这岩会不会被水冲毁。”张缓过气来答：“不会，这是粒岩，很坚硬。”
“一百万年以后会不会？”众人又被打哑。
事后人们反复琢磨领会，“认为这确实是个关系到川西平原安全，关系到子
孙万代幸福的问题”，便用钢筋水泥对离堆进行了加固。
曾经引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参观都江
堰水利工程模型，张建中介绍飞沙堰的作用是溢洪排沙，毛泽东指着内外江分流
处的鱼嘴说，“修个闸门不更好吗？”众人一齐叫好，后来果然修了闸门。
张介绍内江年年要整修，挖泥淘沙。毛泽东说：“那一百万年以后，成都平
原的泥沙没处堆了。”人人张口结舌，实在难以理解。“后来看到毛主席先笑起
来，才一起跟着笑起来。”
中午，毛泽东在县城一家餐厅吃饭，点了豆花和回锅肉。饭没吃完，整条街
道已被闻讯而来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陪同人员提心吊胆，毛泽东则频频走到窗
前挥手致意。群众情绪如火上浇油，人人引颈踮脚，前拥后挤，热泪盈眶，万岁
之声盖过咆哮的江流。
毛泽东的随心所欲，往往使一心想展示先进的地方官员陷于尴尬境地。从灌
县返回金牛坝时，刚出县城，毛泽东见路边的田里有几个社员在干活，叫车停下，
跨过路边的小石桥朝田里走去，他见到的第一个人叫冉贵全，此公“以懒散著名，
天天赶场吃茶，很少做活路，”〖注３〗正是他看不惯的角色。懒王做梦都没想
到会在家乡的田坎上见到毛主席，目瞪口呆一句话说不出。毛泽东跨进麦田，见
有杂草，说：“要把草除干净”，冉只知点头，毛泽东又问：“每亩收多少斤？”
冉张口结舌，毛泽东伸出四个指头：“四百斤？”冉终于开口：
“差不多，每亩四百二三。”
那年月，粮食产量是极为敏感的话题，它直接涉及农民交国家多少，自己能
吃多少。上面竭力抬高产量，以增加征购，认为农民总是竭力压低产量不愿向国
家多交售，毛泽东自己就是这么认为的。他问冉：“粮食多了怎么办？”冉答：
“卖给国家。”毛泽东问：“卖给国家，你们赞不赞成？”冉答：“当然赞成。”
毛笑着说：“我看你就有些不大赞成吧？”周围的人都笑起来，冉没敢笑，这可
是罪过不小的事啊。
毛泽东又跨进一块苕菜田，和几个妇女一起摘苕菜，记者的镁光灯在昏暗的
田野里闪个不停，没见过世面的农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弄得紧张万分，连
“毛主席”三个字都没叫出口，直到毛泽东的车队消失在暮色中，有人才如梦初
醒地叫起来：“毛主席来了！”。第二天，莲花一社召开社员大会，一致通过更
名为“幸福社”。社里的干部硬是想不通，懒王冉贵全为何有这份福气！
虽然到会的时间不多，然而会议的整个进程完全在毛泽东的控制支配之下。
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以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宏伟计划在他充满想象力和豪情壮志
的头脑中逐步形成。一九五八年新年伊始，他接连主持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
议、成都会议，一再批判党内的“反冒进”主张，提出不断革命论和十五年超过
英国等一系列大跃进口号。
事实上，建国后在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速度问题上，毛泽东和党内众多
领导人历来就有分歧。毛泽东几乎是主张越快越好，而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
云在内的一些人却持稳妥态度。在农村，从互助组、合作社到高级社，后者一再
反对冒进。毛泽东的意见占上风时，合作化的速度便加快，当后者的意见占上风
时，就加以控制和收缩。毛泽东对此甚为不满，他始终认为，土地改革后分到土
地的个体农民，若不尽快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很快就要出现两极分化，产
生新的剥削阶级，无异于旧制度复辟。他坚信，尽快地实现公有化，变小农经济
为社会主义大农业，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唯一途径。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毛泽东对党内的反对意见失去了耐心，对一再反对强制
推行合作化的中共中央农工部长邓子恢等人提出严厉批评。他以极大的热情，用
十一天功夫，看了一百二十几篇关于农业合作化先进单位的报告，写了序言，给
几十篇报告写了按语，编辑成《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刮起合作化的
旋风。短短一个冬春，全国便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并且开始由初级社转为规模
更大的高级社，生产上不顾实际的强迫命令，剥夺农民私有财产的共产风开始出
现，当年即造成农业减产。一九五八年年初的南宁会议上，周恩来、李先念批评
冒进的话被作为反面材料印发，毛泽东扬言，反冒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是政
治问题，令全党震惊。
成都会议继续对“反冒进”进行清算。毛泽东让会议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
主义高潮》的部分按语。他说，他没有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上发生两件事，即批
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也没有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
“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影响。如此一来，
就把国际国内“反革命”同“反冒进”罗织成一个遥相呼应的阴谋。虽然毛泽东
说，他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实际上“反冒进”已经令周恩来等人“不好
混”了。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先后有六次讲话，随着事业的成功和个人权威的膨胀，
他出言愈益显示出才气、霸气、仙气。旁征博引神思飞扬谈笑风生妙语连珠是为
才气，居高临下睥睨一切舍我其谁一言九鼎是为霸气，旁敲侧击语义双关漫无边
际莫测高深是为仙气。才气令人倾倒，霸气令人臣服，仙气却让人害怕。你得反
复琢磨回味试探，万一理解不透，或者干脆理解反了 这是极有可能的，也许
从此埋下祸根甚至当即大祸临头。
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经济指标搞“两本账”，把小农业社合并为大社等三十
七个中央文件。而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毛泽东首次肯定了所谓“正确的个
人崇拜”，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从此将国民经济纳入了大跃进
的轨道。
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积淀下根深蒂固的皇权至上思想，
他们总是把福祉寄托于一个好皇帝，这是个人崇拜最深厚的文化土壤。如果最高
统治者，尤其是毛泽东这样的开国元首有意要利用它来为某种政治路线服务的话，
很容易办到的。
直至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还正确地申明反对个人崇拜。促使毛泽东将个
人崇拜“合法化”的直接原因，一个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一个是
党内与他针锋相对的“反冒进”。在他看来，这些人敢于和他作对，是受了赫鲁
晓夫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鼓舞，发展下去，将对他的权威构成威胁，使他的正确
路线得不到贯彻。他发觉党内和他意见相左的人为数众多，对集体领导缺乏自信。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而他坚信真理是掌握在
自己手里的。
“中国的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我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苏联强
大的压力。”他在讲话中说，“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
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又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
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他接着说：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
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
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
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
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
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注４〗
服从真理和个人崇拜两个不同的概念，就这样被归结为一回事：谁掌握了真
理就要崇拜谁，换句话说，要崇拜掌握了真理的人。掌握真理的人可以独裁，可
以不要集体领导。而且，不言而喻，真理是掌握在毛泽东手里的，这已为几十年
革命实践所证明。
毛泽东此话一出，立刻就有人加以发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表示：“对
主席就是要求迷信”。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更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
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
义”的总路线。
毛泽东在一月份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发明了“生产计划两本账”的
计划工作办法。简称“两本账”。即在制定生产计划的时候，要定两个指标，一
个是内部掌握的必须完成的指标，一个是对外宣传的争取完成的指标，后者要比
前者高出许多。他宣称这是“计划上的一个革命”，它的优越性在于发挥群众的
干劲，促进生产高速度发展。不仅中央要搞两本账，地方也要搞两本账。这就等
于明确规定，为了“调动积极性”，对外宣传的指标可以是虚的，不一定非完成
不可的，给接踵而来的恶性浮夸打开了大门。
至此，毛泽东清除了一切障碍，把中国经济建设送上了“大跃进”的轨道。
会议期间，其它几位中央领导也到附近视察。视察地点都是经省委事先安排
的。
这些视察引起的反响，当然远远不能和毛泽东的相比。而毛泽东的视察影响
最为深远的，是视察郫县红光社。
红光社位于金牛坝以西几公里的合兴乡境内。一九五二年土改后，合兴乡双
桂村雇农周桂林和萧绍群两口子，带头组织起全乡第一个互助组，一九五四年在
县上工作组的帮助下，成立起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社，两口子一个当社长，一个
当副社长。全社开大会讨论取个什么响亮的名字，队长张登云说，毛主席来了太
阳红，就叫“红光社”，众人鼓掌叫好。一九五六年红光社由初级社转高级社，
一九五八年初又将六个高级社合并为一个九百四十户、二十六个生产队的大社，
是从省到县的合作化先进单位。
毛泽东到成都后，给形影不离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打招呼，说要到一
个合作社走走。知道毛泽东脾气的李井泉事先安排了新都的一个社和郫县的红光
社，都作好接待准备。出金牛坝招待所大门，如果毛泽东往左走，就到新都的社，
如果往右走，就到红光社。得到消息的温江地委，在全区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除
四害突击，数百万人奔跑于田间追赶麻雀，以壮观瞻。县委书记们在温江等待了
三天不见动静，悻悻而返。
那时候温江专区各县均没有小汽车，郫县县委第一书记刘致台几天一直骑自
行车在金牛坝招待所门口等候。三月十六下午四点左右，毛泽东起床，决定到乡
下走走，李井泉陪同，汽车出招待所大门，李问毛泽东往哪边走，毛泽东朝右边
一指，让红光社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历史。新都县委女书记王海香因此没见到毛
主席，伤伤心心哭了一场。
红光社几天前已经接到通知，说有中央首长要来视察。十六日这天，县委农
工部部长潘兆清、办公室主任王春莲等，以及社里的干部一大早就在社办公室等
候。那是川西坝子一个常见的阴天，等到下午六点暮色降临，还不见首长踪影，
周桂林想中央领导劳累了一天，现在该吃饭休息了，就叫妻子萧绍群先回去喂猪。
萧绍群离开不久，村办公室的电话就响起来，通知中央首长已前来红光社，
聚集在办公室的干部们前往公路边迎候，没走几步，两辆黑色轿车已经到达，担
任向导的刘致台第一个下车，接着是身材高大的毛泽东。众人齐声欢呼。毛泽东
下车环顾四周，道：“这里是一片青枝绿叶啊。”
“我们先看一户人家好不好？”毛泽东说着便信马由缰向就近的一户农舍走
去。按原先的安排，先是请毛主席到村办公室，县、社干部汇报情况，然后带主
席到几户“政治上干净”的农家去看看。毛自行其事去的这家人，男人叫温小凤，
曾经做过甲长。乡下流传“乡长万户侯，保长嘴流油，甲长啃骨头”，解放后保
长以上都是“反革命”，甲长实际上是准反革命待遇。女主人叫林赛华，人称温
幺娘，年近六十。因为这家人“政治上不干净”，常来常往的工作干部从不登门。
但是毛泽东迈开大步径直而入。大家只好笑嘻嘻地跟在后头。这是一户典型
的川西农舍，一片树林环绕着几间茅屋，屋前是一片小菜园，前甲长温小凤正在
园子里种菜，见一群当官模样的人走来，知趣地躲到一边。毛泽东在院坝里看看
问问，留下的一张照片里有一脸惶然的温小凤。然后毛泽东便一低头进了茅屋。
女主人林赛华虽未接待过“工作干部”，却是见过世面的人，乡里人传说她经常
还略施脂粉，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待人接物落落大方。温幺娘正在害“火疤
眼”，模模糊糊见一个高大魁梧的人走进来，后面跟着一大群干部模样的人，毛
泽东操着湖南话向她打招呼，她问：“老同志，你是哪省来的？”
毛泽东坐到条凳上，打着四川话对她说：“我们摆一摆龙门阵好不好？”温
幺娘把手中的水烟筒递过去请毛泽东抽烟。毛泽东接过水烟筒看了看，问她入社
没有，何时入社，接着就提到最关键的粮食问题。
“你们一年分多少粮食？”
“几百斤。”
副社长刘贤松机警地补充：“分四百五十斤。”
毛泽东：“他们说的不算，你们分多少？”
和懒王冉贵全一样，温幺娘迟疑不答。
毛泽东：“够吃吗？”
温幺娘：“不浪费就够吃。”
毛泽东指着几个社干部问：“社长欺不欺负你们？”
温幺娘笑了：“我们几个社长见人都是笑咪咪的，欺负啥子哦。”
毛泽东注意到周围的几个女干部，把二十五岁的县委办公室主任王春莲叫到
身边交谈，王说她是来这里搜集“除七害数字”。毛泽东只知道除“四害”，问
七害有哪些。王答：“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臭虫、蟑螂。”
“蟑螂是什么东西？”
“农民叫偷油婆。”
“偷油婆是什么样子？”
人们急于想找出一只蟑螂给领袖看，蟑螂是昼伏夜出的角色，温幺娘家虽是
茅屋一蓬，却收拾得很干净，忙了一阵没找到。
毛泽东离开温幺娘家，她才听说那是毛主席，她因此自怨自艾了好些日子。
毛泽东顺着田间小道漫步走去，农民们谦卑地望着这位至高无上的伟人，许
多人家的神龛上就供着他的像，他们要么没有认出他，要么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们好奇地向前凑。毛泽东摸着余万才挑在细细的脖子上
的脑袋说：“还差点营养。”问邓洪昌：“一天打几架？”邓洪昌答：“一天打
三架。”见十五岁的女孩王祖云手上缠着布条 是挖坟园改田时给石板震伤的，
毛泽东就叫随行的医生李志绥给了她消炎药膏。
郫县的田数犀浦最好，清一色的油沙田，红光社的田稍差，这年的小春作物
长得不怎么样。幸好毛泽东对川西坝子的庄稼不熟悉，看不出好坏。他走进一块
油菜地，这是块“下湿田”，油菜长得稀稀拉拉，只及他大腿高，他站在田里，
右手抬到胸前问：
“能不能长这么高？”
憨厚木讷的社长周桂林不知如何回答。
毛泽东把手伸高到颈部：“能不能长这么高？”
不等周回答，毛泽东的手已伸到头顶：“能不能长这么高？”
毛泽东有一米八的身高，周只有憨笑，不敢相信油菜能长到比毛主席还高。
毛泽东的这几比，后来成为历史性的。
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是打破碗花花。毛泽东当时问周桂林“今年能不能将
七害除完？”周表示“一定能除完”。毛泽东问用什么办法，周介绍把打破碗花
花丢在粪坑里，可以杀死蛆和沙虫子（孑孓），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兴趣。
周叫人去扯了一窝送到毛泽东手中，他很仔细地看这种野草，问为什么取这
个名。农民出身的本地干部潘兆清说，这种草有毒，为了防止小孩们去摘，大人
就哄孩子说摘了这种花要打破碗，碗打烂了吃不成饭，就这样得的名。蹲点的省
农业厅处长梁禹久补充说，这种草在书上叫野棉花，有毒，可以杀虫。
“这是一个创造，应该推广。”毛泽东对刘致台说，“你们今天写稿，明天
修改，后天见报。”又对李井泉说：“后天你派人来拿。”
毛泽东还关心地问起社里有没有女社长，周桂林赶紧叫人去叫萧绍群，萧绍
群正在家里砍猪草，丢下菜刀就朝门外跑。令她极为感动的是：“毛主席看我跑
来，跳了两个田坎迎上来跟我握手，我手都没有洗。”
问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指着李井泉问县、社的干部认不认识。
潘兆清答：“认得到，李政委经常到郫县来。”
周桂林冒了一句：“李主席解放的时候就来过郫县。”
“噢，你有两个名字：李政委、李主席。”毛泽东对李说。
李井泉赶忙申明：“合省的时候，当过一段省主席”。
毛泽东指着乡妇女主任游福群问：“那是谁？”刘政台答：“是乡妇联主
任。”毛泽东上前问游：“三八节开会没有？”游答：“三八节乡上开了妇女积
极分子会。”毛泽东指着刘致台和潘兆清：“斗争他们没有？”游回答：“没
有。”
“三八节么，女人斗男人。”
这是毛泽东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然后在暮色中登车而去，前后一个把小时。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郫县县委办公室整理的《毛主席在郫县合兴乡红光社
谈话纪要》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主席走后，当天晚上就下大雨，二十四队的记工员说，当真是“龙行一步，
百花沾恩”。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春雨贵如油，下午主席来过，我们红光
社晚上就下雨，今年保证要增产，这不是沾恩又是什么？”
〖注１〗“坝子”为西南地区方言，指平原。西南多山，平原难得一见。都江堰
灌区的川西平原，也是整个西南最大的一块“坝子”。
〖注２〗周颐：《回忆毛主席一九五八年在成都》。
〖注３〗《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六月二日二版：《八大决议鼓起我们的新干劲》。
〖注４〗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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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东 夫
[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 www.xgc2000.com 转载时请注明作(译)者及出处
◇ 高烧一亿度
一九五六年的减产，让温江专区大部分县的干部冷静了许多。李政委几个小
时的关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说教，也没有让他们的脑子热起来。一九五
七年，大部分县都放慢了“技术革命”的步子，恢复传统耕作方法。唯有郫县一
枝独秀，在省委领导的扶持关怀下，高举跃进大旗，双季稻面积由四千亩扩大到
五万多亩，全县干部一大半在乡下指挥农民搞生产，培训出几千名“土专家”，
组成全县“新技术推广网”，悬赏征集生产新建议近三万条。年底，《人民日报》
头版报道，四川九个县市达到纲要指标，“其中郫县产量最高，平均亩产一千零
八十三斤”，成为全川第一个千斤县。
这一次郫县出了大风头，不仅成了全省“首举帅旗的先进县”，在全国也有
了名气。五七年底到五八年初，省内外参观取经者达五千多人。省里又决定，将
崇宁这个殷实肥富，但“工作落后”的小县并入郫县，壮大郫县实力。因为水稻
减产的事让新华社记者捅出去“犯了错误”的崇宁县委书记杨洪魁，到郫县坐冷
板凳。县委门口贴出了一幅对联：
克勤克俭以乘风破浪的干劲提前实现纲要四十条
戒骄戒躁用排山倒海的雄心壮志稳举帅旗双千斤
横批：跃进再跃进
没有自以为骄傲的成绩就不会说“戒骄或躁”。县委书记、县长高义禄后来
感慨；
“那时候我们的脑子真是太热了，不是一百度、一千度、一万度，是一亿
度！”
一亿度的高烧就是从这时候升起来的。继五七年实现“千斤县”，五八年的
指标定到双千斤。为了稳举帅旗，全县掀起声势浩大的改良土壤，积肥造肥、扩
大耕地、兴修水利、植树绿化和除七害运动。被郭沫若称为“新国风”的跃进诗
歌响彻全县：“夜晚当白天，月亮当太阳，星星当月亮”，“挖尽千脚泥，寻找
肥林盘，积肥不上五十万，不算英雄汉”。志愿军战歌也改编成跃进战歌：“雄
纠纠，气昂昂，决心坚如钢。雨当晴，夜当晓，生产日夜忙……”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到郫县视察，尤如一剂强烈的兴奋剂，把
本来已经热昏的气氛加热到白炽。陷入热昏状态的不仅是干部，农民也被眼花缭
乱的刺激弄得晕眩了。无休无止的宣传鼓动如催眠术和气功师的暗示，光荣与梦
想如天国的召唤，人人热血沸腾，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一九五八年五月，就在毛泽东正式启动大跃进战车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的同
时，郫县举行党代会，县委书记高义禄骄傲地宣称，小春丰收已成定局，据各乡
估产，总产量比去年增加一倍以上，“同志们，这个增产比例在我县来说是空前
的，史无前例的，从近来报上发表的消息看，象我县这样的增产比例是少有的。”
这是一个诗歌盛行的时代，人们竞相用诗化的语言表达豪情壮志，连党代会
上作报告也不例外。在做诗，或者说编顺口溜方面，农工部长潘兆清是一把好手。
本地贫农家庭出身的潘兆清虽然只上过几年小学，但聪明过人，能说会道，善于
领会上级精神并有创新。他土改时参加工作，两年时间就当了区委书记，一九五
四年升任县委农工部长。县里发的文件，大部分是由他口述，县委办公室主任王
春莲记录而成。在这次党代会上，他的报告几乎是诗歌连缀。归纳全县各乡的工
作成绩，他朗诵道：
太平扫除文盲干劲大，崇兴除四害灭三病有办法；新民技术革新是创造，合
兴先进技术创造广；犀浦经营管理有名堂，花园耕作细致赛全县；永定挖沙塘改
良土壤，安靖肥料加工厂是榜样，团结使用磷肥矿已推广，永兴创造农业社办劳
教，古城养猪全县最多、德元大麻生产很漂亮；友爱土烟赛过花园场，合作养母
猪经验很丰富；和平油菜产量高，清河乡创造栽包粪秧。这就是行行出状元，乡
乡有特点，事事有先进，样样有创造，只要认真学，外行变内行。
讲到生产上的发明创造，他朗诵：
农业社创造既多又广，生动而惊人。萧传贵创造洋芋栽大箱，刘贤松创造全
队早发栽塘秧，徐清树创造三点钟催芽法，李洪金创造土烟间在玉米箱，刘孝钦
提出荞子点条播，赁伦发提议土烟栽双箱，孙树云创造筒车改用筒槽水，石荣中
试验成功老葫豆行内间种葫豆秧……杨志成人工造粪水，刘贤松和技术人员结合
创造高空育秧，周桂林试行水沟育秧，牟青云就搞院坝洒秧，机械农场试行猪喂
牛粪，钟永成和张润高就把猪的扁桃腺割了喂了肥猪片，注射鸡蛋清十天长七斤
……〖注１〗
党代会的诗歌大联唱以县委书记高义禄的报告为最后篇章，他描绘道：“我
们县目前的景象是：
乘风破浪大跃进，万马奔腾总动员。
坚决跟着共产党，誓把郫县变乐园。
粮食赶澄海，水稻追孝感；
亩产一千五，力争达双千。
每户积肥八十万，单改双、双加番；
密植良种浅水灌，低产变成高产田。
小沟改水渠，铁牛跑得欢。
生猪发展超北川，鸡鸭成群果满园。
全县养蜂二十万（箱），每户社员都养蚕。
……
社社有电话，队队喇叭安。
文盲全扫除，都把科学钻。
农业中学遍全县，新型农民文武全。
六畜兴旺人健康，三病七害消灭完。
农村修建居民点，家家户户电灯燃。
有余粮、有存款，欢乐歌声遍田园。
人人脸上红光满，老年变得象青年。
光荣伟大共产党，领导我们奔向前。
幸福日子要实现，大家鼓劲干三年。”〖注２〗
鼓劲干三年就能过上这般如诗如画的好日子，真是累死累活也心甘。
最最幸福和激动的当然是红光社的社员们。自从毛主席到来的那个傍晚起，
人人都沉浸在幸福和兴奋之中。有幸见到伟大领袖的人骄傲而激动地向人们诉说
每一个细节，错过机会的后悔不迭。人人争相和握过毛主席手的人握手，以分享
一份“龙恩”。人们长时间地回味、追寻和领会伟大领袖的每一个动作、神态，
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走过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的每一个脚印。人们筹划着，
要在毛泽东下车的地方修一个“幸福门”；把毛泽东走过的机耕道修成“幸福
路”，路两旁植柏树；修一座纪念馆；建一座“幸福亭”；毛泽东下过的田取名
“幸福田”；他跨过的沟上建一座“幸福桥”；根据他的指示新建的小学取名
“幸福小学”；见过他的十八名小孩成了“幸福娃”。〖注３〗幸福万分的温幺
娘把毛泽东在她院子里看过的小橘子树取名“幸福树”，把毛泽东路过的菜园改
成花园，叫“幸福花园”，毛泽东把弄过的水烟锅和烘笼不便以“幸福”命名，
也被她精心保存起来。她逢人便说，要是那阵不害火巴眼就好了，害得毛主席来
了她都没认出来，抱怨她孙儿不懂事，毛主席问他腔都不敢开。
更名“幸福”的还有：毛泽东到过的灌县新城乡莲花社更名幸福社；刘少奇
视察过的犀浦乡第二农业社更名幸福社；邓小平视察过的郫县晨光社更名幸福社。
孩子们人人学会了新儿歌：“红光社，开红花，毛主席来到我们家。看我们种的
双季稻，夸我们种的好庄稼……”一曲颂歌唱遍大江南北：
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
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
千家万户齐欢笑，
好象春雷响四方。
……
和这首曲调优美的颂歌一样响遍全国的，是毛泽东在红光社发现的打破碗花
花。根据毛泽东三月十六日的当面指示，有关报道两天后就出现在《四川日报》。
三月二十六日成都会议结束的当天，《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专稿：《让毒草为
人类服务 四川农民用“打破碗花花”除蚊蝇》，并有川大方文培教授，川医
谢成科、徐仲吕、李正化教授等的分析介绍。几天后，这种野草的神奇功效进一
步扩大。《人民日报》说，四川省农业部门的试验证明，这种野草还能够用来消
灭蚜虫、土蚕、螟虫和“杀死病菌”。不过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报纸何以将它吹得
神乎其神。直到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已到了武汉，《人民日报》才首次报道毛泽
东在四川的消息，刊登毛泽东在红光社观看打破碗花花的照片。反应敏捷的郭沫
若在第二天发表的《百花齐放》组诗中加上“打破碗花花”一首：
我们的白色花冠是五瓣，
有的是淡紫色或者淡蓝，
也有的是双瓣名叫牡丹，
栽培在庭院里也很好看。
但我们的广阔天地是乡间，
农民们用来驱蝇、除蚊、肥田。
茎叶有毒，看是怎样地使用，
只要使用得好并不打破碗。
他对这种“花”的知识显然是从报纸上得知的，不如艾芜谈得真切。他说他
小时有一年打摆子，母亲到小沟边摘了打破碗花，捶烂敷在手上，“从此就不发
疟疾了”，建议用它提炼一种治疟疾的外用药。又说四川还有一种叫合麻的野草，
手一摸痛得要命，当年张献忠扯来揩屁股，痛如刀割，大骂四川不但人可恶，连
草也可恶，“我想也可以研究下子，在毒草中取出有用的药来。”〖注４〗
因为是红光社社长，诚实厚道的周桂林成了全国知名人物，他那副光头上扣
一顶皱巴巴的制服帽，裤腿挽得老高的形象经常见诸报刊。他是那个时代出身贫
苦一心一意跟党走的典型人物。他原是简阳县的一个孤儿，流落到郫县合兴乡帮
长年，因为老实肯干，主人家舍不得放，就留在当地。临解放前川西坝子兵荒马
乱。一户姓萧的人家怕十六岁的女子落到胡宗南的兵痞手里，打急抓把女子嫁给
他，她就是后来的副社长萧绍群。虽说合作化以来周桂林一直是劳动模范积极分
子，实际上一切并不由他主宰。他一天书没读，扫盲后仅写得周桂林三字，为人
憨厚木讷，拿不出什么新点子好办法，唯一优秀的是“工作干部”叫干啥就干啥，
他的无数拿着讲稿在台上表决心的照片都是别人导演的。他在广播里讲话，别人
在旁边说一句，他对着话筒说一句，广播喇叭里都听得见。
合作社以来一直在合兴乡、红光社抓点的干部是农工部长潘兆清和县委办公
室主任王春莲，五七年一月又有女副县长郑功瑶下放任乡党委第一书记。毛泽东
在红光社转了一个多小时，如何把伟大领袖的一言一行贯彻到工作中去呢？工作
干部们反复回忆理解讨论，总结出“关键在于那一比”。你们看，毛主席在油菜
田里，左手摸着菜子，右手伸到齐胸的高度问“能不能长这么高？”又比到齐颈
的高度问“能不能长这么高？”最后一次比着他的高大的身体的同样高度问“能
不能长这么高？”毛主席这一比，是在让我们开阔眼界，鼓励我们创造生产奇迹，
夺取前人想象不到的大丰收啊！于是，社里召开群众大会，批判庄稼长得差不多
了的“封顶思想”，重新修订增产计划，修改一次上面通不过又修改一次，一直
修改三十七次，最后终于“发出豪言壮语：向大地展开冲锋，喝令山河原野献宝；
力争粮食翻三番，不达目的不罢休！”“粮食翻三番，中稻过双千，晚稻超早稻，
晚秋作物破千关，生猪发展翻两倍，绿肥翻过九万关，保证粮食三千五，力争跨
过四千关。”
合兴乡党委第一书记郑功瑶这年芳龄二十六，郫县太和场人，就是画家张大
千抗战时移居三年的地方。她父亲当过军官，抗战后解甲归田，土改划成份为城
镇贫民。太和场为著名蜀绣之乡，妇女多以刺绣为生计，郑高小毕业后即在家绣
花。她虽文化不高，相貌平平，但聪明伶俐，干练泼辣，倒也算女中人才。十七
岁那年当了乡农会妇女委员，一九五四年任县妇联主任，一九五六年年仅二十三
岁当了副县长。郫县的女干部在温江专区以能干出名，她是其中的姣姣者。她的
仕途轨迹和农工部长潘兆清惊人相似，又兼志同道合，来往密切，眼下二人恋情
已是公开秘密，郑早已解除包办婚约，潘在等待和结发妻子离婚。
毛泽东到红光社时，风云人物郑功瑶错过时机，为一桩好事误了大好事
到湖北参观取经，水稻高产之风就是从那里吹起的。当时湖北出了两大全国轰动
的典型，一个是麻城孝感的水稻高产，一个是红安县的干部试验田。麻城、孝感
五七年底放出晚稻高产卫星，亩产两三千斤，经验是深耕 足肥 密植，开
大浮夸先河，影响所及不可估量，所谓经验全国竞相效仿。
所谓“干部试验田”则是乱指挥的升级。一九五七年后大批干部下放基层，
以“改造思想，克服官僚主义，领导生产”云云。红安的经验是，光是带一本劳
动手册、一把锄头到地里劳动，“很难达到领导生产的目的”。要用领导干部亲
自动手种试验田的办法，“打开如何对农业生产全面、具体地领导的闷葫芦。”
县委书记程鹏种了一块花生试验田。当地习惯花生地不上底肥，他偏上，习惯一
窝花生一粒种，他下三粒；习惯白子下种，他用“根瘤菌”拌种；习惯宽窝距他
打破搞密植；习惯锄两道草他锄四道；习惯花生苗不浇水，他偏浇。从而“对全
县的花生生产实现了具体领导”。县、区、乡、社四级干部统统下去种试验田。
中央转发了湖北省委在红安县总结的《关于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认为是一个
很有意义的创造，“对于实现党对农业生产具体领导，起着决定的作用。”
党对农业的领导具体到了上多少肥、下什么种、挖多深、种多密、除几遍草、
用什么农具……如果农民不照办，就做一个样板让他们照着办，“如果不办，就
要批判”。在一些人心目中，农民是愚昧、保守、落后、懒散的一群，他们头脑
简单，目光短浅，因循守旧，抵制一切先进的生产技术，只顾把肚皮胀饱打个人
发家致富的小算盘，必须由党来教他们怎样种庄稼。一方面要大破专家权威教科
书的“迷信”，一方面是对“技术革命”的狂热迷信，只要“先进技术”一推广，
什么样的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郑功瑶到湖北就是参观学习这样的经验。回来后就在乡上展开“鸣放辩论”，
声称亲眼看到孝感有密植小麦亩产四千斤以上的。全乡召开一千多人的“密植誓
师大会”，发誓使用三×七寸的密植标准栽秧，合符规格的插红旗，上光荣榜，
送喜报，不合规格的拔掉重栽。全乡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人人搞革新试验田，她亲
自和红光社副社长刘贤松合搞一块。全乡立下亩产双千的誓言。
七月底，双季稻早稻收割，红光社首次放出一颗亩产三千七百五十二斤的卫
星。《四川日报》的报道说，这块高产田位于毛主席走过的田坎旁，由社长周桂
林等人亲自栽种，他们说这是毛主席走过的地方，一定要它长出好庄稼！几天之
内，郫县全县射出几十枚三千斤以上的卫星。
八月五日夜晚，郫县广阔的田野上灯火闪耀，全县二十多万男女老幼手持灯
笼火把，敲锣打鼓从各个角落向县城进发，参加全县庆祝早稻丰收大会。清晨，
广场上人头攒动，锣鼓喧天，人声鼎沸，跃进歌声如潮，老太婆们穿着花衣又唱
又跳，男人们的光头象刚出土的蘑菇青光一片。县长高义禄宣布，全县早稻获得
空前大丰收，平均亩产一千零三十斤，比去年增加一倍，获全省冠军，比全省第
一个早稻千斤县新繁多十七点四斤。全省目前出现的三千斤以上的早稻卫星都出
在郫县。
“这是毛主席来郫县后照出来的红光！是人民冲天干劲开出的鲜花！”
在雷动的口号声、锣鼓声、欢呼声中，省委农工部长杨万选要求郫县“叫中
稻、晚稻放出更大卫星，叫明年的粮食再翻一番。”周桂林在大会上结结巴巴地
表决心，要让早稻放出万斤以上的大卫星，来回答毛主席的关怀。县委宣布，给
放三千斤以上卫星的社发奖金八十元。
八十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按当时的价格可买大米一千斤，更重要的它是一
个荣誉，在全民“发功”的状态中，争上游、夺红旗是压倒一切的荣誉，上自省
地，下至社队，竞相攀比，谁也不甘做乌龟王八老牛破车的下游。当一眼就能识
破的假话受到鼓励和表扬，甚至堂而皇之上党报、拿奖金，真假是非就失去了意
义，重要的是创造无与伦比的奇迹。
让我们看看这种竞赛在两个农业社之间是如何进行的。〖注５〗
合兴乡和平社与红光社相邻，早稻收割前，驻社干部胡清泉和社长黄子云商
定，“今年产量一定要压倒红光，赛全县！”红光社放出早稻三千七百多斤的卫
星，当晚和平社干部开会，决定第二天就“放一个更高的卫星把红光压下去！”。
红光的三千多斤，不说都晓得是假的，他们都假得来，我们难道假不来？商定的
办法是“大秤小秤砣，多填划码单”。
第二天乡党委书记郑功瑶、乡长邱立崇到场验收，郑功瑶亲自“监秤”。谷
子边打边称、往秤上一挂，挑挑都是三百斤左右。谷子打完，总计亩产三千八百
五十斤，超过红光社。邱立崇是收了一半才赶来的，看了过秤登记再看看每挑谷
子的份量，起了疑心。谷子称完，他对过秤的人说：“我来称一下看我有好重？”
他吊在秤上一称，一百九十多斤！不由得心头火起：“我才一百零几斤，咋个称
出一百九十多来了？这是啥子秤哦！”监秤的郑功瑶立即向他使了一个眼色，邱
便哑口不言了，回乡后郑为此事对邱进行了一次严厉的批评。
八月中旬中稻收割，红光社又放出一颗四千多斤的卫星，和平社干部闻讯
“很不服气”。
第二天外边在割谷子，干部们就在屋里编划码单，外边谷子还没收完，屋里
已经放出了一个亩产五千多斤的卫星。
接下来是一场龙争虎斗。
八月十八月，红光社六千一百五十八斤。
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和平社“妇女卫星田”六千三百五十三斤。
八月二十一日（下午），红光社双星齐发，一个七千一百四十三斤，一个七
千四百二十二斤。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和平社七千四百二十二斤。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红光社八千三百五十一点九斤。
和平社的干部对逐步升级式的争斗不耐烦了。二十二日晚，干部们决定“干
脆做一个大的”，压得他红光抬不起头。
做大的也不那么简单，前期的“卫星”完全是凭空胡报的假数，眼下产量已
达神仙数字，吹得越高，名气越大，参观取经者越多，惊动的领导越多，仅有数
字显示已经缺乏说服力，必须设法伪造假现场，提供实物依据，还要避免内部走
漏风声，外部看出破绽，这就麻烦多了。
社干们选中十二队的一块试验田，它的妙处在地处偏僻，远离大路，很少有
人来往，“便于活动”。操作方案为：一、调集全社各队嘴巴可靠的“积极分子”
七十余人参加收割，既造成数十人收打一亩田的高产声势，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收割完毕，以免闻讯者参观检查；二、收打后立即将田犁了，以免谷桩留下破
绽；三、将其它田打的谷子集中到这块田打下的谷子中，说是这块田打的；四、
将其它田谷草集中到这块田四周堆起来；五、编造高产经验，对外统一口径。
二十三日一早，社干部给调来的积极分子安排任务，积极分子们表示：“只
要你们安心把红口打开，我们多做几块卫星田、多熬几夜都没关系，你们干部咋
个说，我们就咋个做，有啥来头？”正在干得起劲，又有探子报告，红光社今天
要放两个上万斤的大卫星，干部当即决定，这块田的产量定为一万六千七百二十
点二斤。
产量精确到两、钱，以显示产量的准确可靠，是造假的通例，数千斤、数万
斤乃至十几万斤的高产卫星几乎都有个小数点以后的尾巴。计算方法也是蛮“科
学”的，诸如每亩多少窝，每窝多少穗，每穗多少粒，多少粒一斤，都一五一十
报得出账的。并且都有某某领导亲自参加收打验收，包括农业专家在内各方人士
参观监督验证，不由你不信。
不用说也知道，和平社这个“卫星”是乡党委和县委干部参与策划了的，收
割时郑功瑶就在场，第二天，《郫县报》用号外刊出“欢呼中稻巨星腾空，和平
社亩产一万六千七百二十斤”的消息，第三天，即八月二十五日，《四川日报》
报道“郫县连放五颗中稻卫星，”其中最大的是合兴乡和平社十二队的这颗。报
道凭空造谣说，这块田“打几个草就是一挑谷子”，“县委书记高义禄等参加了
验收”。看了报纸的人很激动，而周围社队闻讯去参观的人都在发牢骚：“叫我
们来看泥巴，谷桩都不留给我们看一下，这种卫星，明天我们照样放得出来！”
这时候全国的高产卫星已如节日的焰火满天乱窜，在比胆大方面，全国商品
粮第一大省四川还略显逊色，直到八月二十二日，湖北、河北已放出三、四万斤
的大卫星，四川还未出现一颗上万斤的，上上下下颇为焦虑。
八月二十二日晚，《四川日报》夜班编辑度过一个激动的夜晚，先是接到新
繁县委的电话，对方透过劈劈叭叭的杂音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该县清白乡当日
收割的一块田亩产一万二千多斤，声称从早晨七点开始，八十二人割谷，二十二
人用十一张拌桶打谷，用了八小时才收完，县委第一书记曹云生，书记邓明秋，
清白乡党委书记李银亮“反复核对属实”，还有三百多人参观云云。编辑手忙脚
乱记下这则消息，又有四个地方称放出六到七千斤的卫星，其中有郫县红光社一
颗。记者还没记完，又一台电话铃声大作，新繁县委的胡开玉在电话里激动万分
地叫道：“编辑同志，快收吧！我县竹友社亩产八千多……”当编辑刚刚为这组
报道写下消息时，新繁红旗乡的消息又到了，亩产一万二千多斤！
八月二十三日，“新繁中稻亩产突破万斤关”的消息出现在《四川日报》头
版。“谁说四川放不出高产大卫星？”消息的评论骄傲地质问：“我们要反问怀
疑论者：既然我省已经放出了突破万斤的大卫星，谁说我省放不出几万斤乃至更
大的卫星呢？ 我们要放多大的卫星，就一定能放出多大的卫星！”
新繁是郫县的近邻，同是李井泉时时关照的地方，因此成了出风头的竞争对
手，新繁县是合作化以来名声在外的老先进县，有大名鼎鼎的新民社和罗世发，
罗从一九五三年起就是全国人大代表。郫县是后起之秀，得天独厚的条件是紧靠
金牛坝招待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视察后，风头正劲，大有压倒新繁之势。一九
五七年第一个实现“千斤县”，郫县得分领先；新繁哪肯服输，五八年第一个宣
布早稻亩平超千；号称“稳举帅旗”的郫县可是欺得？几天后宣布早稻亩产超千，
比新繁多十几斤，《四川日报》宣布郫县“获全省冠军”。为了回答两县同时收
割，善于抢先的郫县为何先不说的质疑，报道解释说：“今年郫县早稻收割的特
点是愈收产量愈高”，开始估计不足云云。新繁咽下这口恶气，一举抢拔万斤头
筹。
四川的万斤田稍逊风骚，并非缺了胆大者，而是信息不灵。并秧作假是湖北
孝感的创举，但是在被人识破以前，秘而不宣，新华社介绍的经验是“他们狠狠
地搞密插”。早在七月初，合兴乡党委就在红光社搞了一块亩产四万斤的试验田，
郑功瑶挂帅，红光社副社长刘贤松任副组长。具体措施是：一、高度密植，栽
“满天星”，不留窝距行距；二、深耕，用两部“新式步犁”一部在前面耖，第
二部接在后面耖，然后十五个全劳动力在后面挖，“挖到二点五尺为止”。三、
分层，分期施肥十一次。郫县县委转发了这份计划，“希各乡党委学习合兴乡党
委敢想、敢干、敢作、敢创造的精神，”〖注６〗农业部长廖鲁言在南方五省水
稻会议上表扬郑功瑶敢想敢做。诸如此类的荒唐措施后果不言而喻，密不透风的
秧苗在田里沤烂。到湖北大放卫星时，郑功瑶们就搞不懂，为何人家长得密不透
风的稻子硬是可供人参观，我们只能凭空捏造，连谷桩都不敢让人看到？
湖北麻城的三万多斤的“天下第一田”出来后，并秧首次公开化。新华社的
消息说，他们在秧苗长到一尺多高的时候，“毅然”把几块田的秧移植到一块田
里，形成人根本无法下田的高度密植，得用管子插进去灌水施肥。中国农科院的
郑建南称之为“掇秧密植”，认为是一种创造。四川的“水稻专家”从湖北带回
的经验称之为“水稻后期移栽”，“二次移栽”等等。事实上，能供人参观的卫
星田都是稻子成熟后并拢一堆的，所谓“移栽”纯属事后编造的欺人之谈。把未
成熟的稻子密不透风地堆做一堆，只能把稻子活活沤死。
作假者为掩人耳目编造谎言，宣传机器捕风捉影散布谎言，疯狂的卫星大战
把谎言变成灾难。全国群起效尤“后期移栽”的“先进经验”，造成惨重损失。
事实上，把成熟的稻子并做一处作假，虽劳命伤财抛洒无算，倒底有收获，生长
期内并秧则颗粒无收。
有关“水稻后期移栽创高产”的经验七月下旬传到郫县，县委如获至宝，召
开各乡书记会议，要求各乡搞试验田，“在含苞抽穗前”进行移栽，结局惨不忍
睹；犀浦乡张青山社把三十多亩正在灌浆的稻子并到公路边的一块田里，以壮观
瞻，“结果把稻草都沤黑，沤稀了，粮食颗粒未收。”合兴乡党委正在为夸下的
亩产四万斤的海口发愁，以为找到救星，把一百多亩稻子移到几亩田进行“后期
生长”，“一共只收了一万多斤秕壳”。
吃了“先进经验”的亏之后，有人就暗中悟出了门道，所谓后期移栽是不可
能的，唯有将成熟的稻子并做一堆，才能做出让人心服口服的假现场。但是如此
一来，当然是彻头彻尾的作假，需要高度保密。温江专区工作组事后在合兴乡的
一份调查报告中说：
在伪造这些中稻移栽高产卫星之前，县委农工部长潘兆清同志曾召集这些党
员干部在乡公所开会研究，并提出了这些高产卫星放出后，参观时如何介绍经验
的问题。潘兆清说：“就说什么实行了深耕，高度密植、分层施肥、适时追肥、
囤水灌溉、迂回灌溉、浅一深一浅灌溉等，并教育社员都说得出来……”
在对社员进行了这样的“教育”后，社干部还不放心，再三叮咛社员不准乱
说，并说：“记得清楚才说，记不清楚就不准说。有人问，就说不晓得。哪个说
错了一句，以后脱不了手，大人说错，大人负责，小人说错，家长负责……”
一切都在紧张诡密的气氛中进行，黑夜中持枪民兵分兵把口，来往巡逻，数
百名社员黑灯瞎火，将成熟的稻子连根拔起，并入一块田中，每并一窝，还要在
根部狠狠蹬一脚，让它们“长好”，天一亮，巨型卫星就做成了。
正如《四川日报》所说，有了这个办法，“我们要放多大的卫星，就一定能
放出多大的卫星”。八月二十六日，犀浦乡放出一颗四万多斤的卫星。接着是合
兴乡红光社的十万斤田，和平社的十三万斤田……
在红光社制造十万斤田那个紧张的夜晚，社长周桂林“肚子痛”没去，他很
难过：这样子整，实在太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了。
〖注１〗中共郫县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一九五八年五月）。
〖注２〗同上。
〖注３〗“幸福娃”的命名颇费一番周折。见过毛泽东的孩子一共有十八名，但
大部分出身“不干净”。如毛泽东叫医生治过手的王祖玉，父亲王南抗战时当过
国民党军队的副官，成份为“旧军官”；伍裕宾父亲当过国民党军队的电话兵和
袍哥小头目；崔启富的父亲是“小土地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