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观后
一时间竟有些恍惚——剑桥艺术影院的放映厅里响起了我的家乡话,因为“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的故事发生在川江边上一个叫凤凰岭的地方。
我常常抱怨在工作四年以后来到剑桥做学生,突然要面对长长的书单,有沦为阅读机器之叹。但对于故事里的这三个年轻人,书就是一切。
罗和马属于当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带着小提琴从省城成都来到凤凰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发现生活已经压缩成日复一日的体力劳动。终于,他们和邻村的小裁缝安静地坐在“藏书洞”里,轻轻地摩挲着费尽心力“偷”来的巴尔扎克、大仲马和果戈理们。
小裁缝还不会认字,两个男孩轮流为她朗读《贝姨》、《包法利夫人》和《基督山恩仇记》,巴黎和外省的生活在这个遥远的四川小村落里一幕幕地上演。不仅是小裁缝,连教会她手艺的爷爷、村里的老裁缝也为基督山伯爵的复仇故事心驰神往——就像这部自传体电影的原作者和导演戴思杰所写:“假如大仲马看到我们的山民们穿着某种水手服似的短上装,他本人可能第一个会感到惊奇,这些衣服双肩窄,领子大,肩后面方,脖子前尖,风一吹来便扑啦扑啦地拍响。它们几乎在散发着地中海的异国气息。由大仲马描绘、而后又由他的徒弟我们这位老裁缝剪裁的蓝色的水手裤,已经赢得了姑娘们的欢心,裤腿宽大,迎风飘荡,从中似乎弥散开蓝色海岸的芬芳清香。他让我们描画出一个五爪的铁锚,它成为了那几年中凤凰岭女人们最时髦的图案。”
我们的小裁缝已经不满足于此,而她最喜欢的还是巴尔扎克。尽管有爷爷的亲情,两个男孩的友情与爱情,她还是走了,到山外未可知的世界去。
多年以后,重返故国的马见到了罗,当年霸道逞强的凤凰岭村支书也已经垂垂老矣,惟独没有小裁缝的影子——这似乎已并不重要:三峡大坝建成,凤凰岭、藏书洞以及一切青春的记忆,都会随滔滔江水而逝。
一本外国书,真会对一个大字不识的中国乡村小裁缝有这么大的影响?中国的电影局官员很为不解,并提议戴思杰将巴尔扎克换成一部中国名著。
如果可能,我很想给这些爱国官员讲一个非虚构的故事。文革末期,母亲带着刚刚降生十几天的我出院回家。一个多年的老朋友来探望,迫不及待地提起刚看完的法国小说《基督山恩仇记》。在那个年月,外国小说当然属于禁书之列。这位朋友好不容易从好友那里借到书,只能熬夜读完,因为还有很多人在等待之中。那天从清晨到黄昏,我家的老屋成了基督山伯爵复仇的舞台:母亲,父亲,连同请来帮忙照顾我的周婆婆,都沉浸在正义何时申张的悬念里;只有我安静地躺在母亲身边,想着将来的日子该怎么过。周婆婆是个不识字的小脚老太太,可是她听得很专注,于是用来擦屁股的毛巾成了我的脸巾,我的头也好几次磕在床沿上——但我很合作,不哭也不闹,唯恐扫了大家的兴。
文革刚一结束,外国小说开禁,家门前的新华书店排起了整条街的长队,父亲也在其中。大家担心的是,刚解禁的书印数不会太多,轮到自己的时候还有书可买吗?通宵的长队为的是能在书店开门的时候占尽先机。幸运的是,父亲的学生也在排队,他自告奋勇地帮老师占位,这样父亲才能回家睡个安稳觉。终于,母亲读到了《基督山恩仇记》的译文,可是,她再也找不回当年“听书”的那份激动和期待了。有一天,聪明灵秀的小裁缝也会认字读书,为了同样的理由,她还会怀想当年“藏书洞”的岁月吗?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一时间竟有些恍惚——剑桥艺术影院的放映厅里响起了我的家乡话,因为“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的故事发生在川江边上一个叫凤凰岭的地方。
我常常抱怨在工作四年以后来到剑桥做学生,突然要面对长长的书单,有沦为阅读机器之叹。但对于故事里的这三个年轻人,书就是一切。
罗和马属于当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带着小提琴从省城成都来到凤凰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发现生活已经压缩成日复一日的体力劳动。终于,他们和邻村的小裁缝安静地坐在“藏书洞”里,轻轻地摩挲着费尽心力“偷”来的巴尔扎克、大仲马和果戈理们。
小裁缝还不会认字,两个男孩轮流为她朗读《贝姨》、《包法利夫人》和《基督山恩仇记》,巴黎和外省的生活在这个遥远的四川小村落里一幕幕地上演。不仅是小裁缝,连教会她手艺的爷爷、村里的老裁缝也为基督山伯爵的复仇故事心驰神往——就像这部自传体电影的原作者和导演戴思杰所写:“假如大仲马看到我们的山民们穿着某种水手服似的短上装,他本人可能第一个会感到惊奇,这些衣服双肩窄,领子大,肩后面方,脖子前尖,风一吹来便扑啦扑啦地拍响。它们几乎在散发着地中海的异国气息。由大仲马描绘、而后又由他的徒弟我们这位老裁缝剪裁的蓝色的水手裤,已经赢得了姑娘们的欢心,裤腿宽大,迎风飘荡,从中似乎弥散开蓝色海岸的芬芳清香。他让我们描画出一个五爪的铁锚,它成为了那几年中凤凰岭女人们最时髦的图案。”
我们的小裁缝已经不满足于此,而她最喜欢的还是巴尔扎克。尽管有爷爷的亲情,两个男孩的友情与爱情,她还是走了,到山外未可知的世界去。
多年以后,重返故国的马见到了罗,当年霸道逞强的凤凰岭村支书也已经垂垂老矣,惟独没有小裁缝的影子——这似乎已并不重要:三峡大坝建成,凤凰岭、藏书洞以及一切青春的记忆,都会随滔滔江水而逝。
一本外国书,真会对一个大字不识的中国乡村小裁缝有这么大的影响?中国的电影局官员很为不解,并提议戴思杰将巴尔扎克换成一部中国名著。
如果可能,我很想给这些爱国官员讲一个非虚构的故事。文革末期,母亲带着刚刚降生十几天的我出院回家。一个多年的老朋友来探望,迫不及待地提起刚看完的法国小说《基督山恩仇记》。在那个年月,外国小说当然属于禁书之列。这位朋友好不容易从好友那里借到书,只能熬夜读完,因为还有很多人在等待之中。那天从清晨到黄昏,我家的老屋成了基督山伯爵复仇的舞台:母亲,父亲,连同请来帮忙照顾我的周婆婆,都沉浸在正义何时申张的悬念里;只有我安静地躺在母亲身边,想着将来的日子该怎么过。周婆婆是个不识字的小脚老太太,可是她听得很专注,于是用来擦屁股的毛巾成了我的脸巾,我的头也好几次磕在床沿上——但我很合作,不哭也不闹,唯恐扫了大家的兴。
文革刚一结束,外国小说开禁,家门前的新华书店排起了整条街的长队,父亲也在其中。大家担心的是,刚解禁的书印数不会太多,轮到自己的时候还有书可买吗?通宵的长队为的是能在书店开门的时候占尽先机。幸运的是,父亲的学生也在排队,他自告奋勇地帮老师占位,这样父亲才能回家睡个安稳觉。终于,母亲读到了《基督山恩仇记》的译文,可是,她再也找不回当年“听书”的那份激动和期待了。有一天,聪明灵秀的小裁缝也会认字读书,为了同样的理由,她还会怀想当年“藏书洞”的岁月吗?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