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李加建老师好。向您请教几个问题：
1）。读您的诗集《人与大地》和《东方诗篇》，最让人震撼的是那些反思历史的作品。“反右”，“文革”等历史事件对年轻一代已经陌生。巴金曾经建议国家建立“文革博物馆”，但因各种原因没有实现。当局也一直有意鼓励淡忘这段历史。中国传统上推崇“诗史”。杜甫，元好问的诗比正史更能让我们贴近当时。“诗史”可以侧重小我意义上的个人心灵史，和大我意义上的民族史。您在写作时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
2）。中国新诗的发展只有近一百年的历史。您亲历了近六十多年来诗歌潮流的变迁。按时间顺序阅读您的诗集，可以看出您在艺术风格上的不断探索。以悼亡诗而为例，您写于八十年代初的《凌晨，在黄坡》与近期的《2月20日上午，杨世煌灵堂》就完全不相似。许多著名诗人有意识地拒绝同代诗人对自己个人风格的影响。您在写作时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晓鸣你好！
您提的两个问题，简单答覆如下：1，记得斯大林先生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乍听这话，不由浑身毛骨悚然。其实，咱们祖先早就说过“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也就是这个意思。董狐先生没参透这个道理，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我是一直不相信文字书写的历史的，因为我经历了两个朝代，发觉对于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各人其说不一。四川农民有句俗话：“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我只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大脑，由记忆去构建历史的一个侧面、一个层次。
真实的民族史，只存活在组成这一民族的每一个成员具体的生命过程之中，它几乎使得史家的书写总成虚妄，却与文学家对个人命运和他的生存境况的关切与表述十分接近，这使得真正的作家、诗人与政治家很难成为朋友。
我是在文学要贬抑“小我”、弘扬“大我”的教诲中过了几十年。我这人特别不知趣，头脑特笨(即批斗我时说的“花岗岩脑袋”是也！)对于“大我”“小我”一直弄不清楚。也曾试过揑鼻闭嘴使劲鼓气，想像气球那样膨胀得“大“起来，终因憋得难受，作罢。
我在写作时从没想过什么“小我”“大我”，原因如前所说。
2，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写作，只是自己生命自由舒展的一种形态。作品，以文字呈现心灵。因此，很少在艺术手法上去钻研学习，“吾日三省吾身”倒是有的，尽可能去发现、剔除心灵中愚昧、丑恶的东西，坚决拒绝任何权威与大师来修改自已。
诗中的感情浸透了思想。观念变化、角度变化，所谓的“个人风格”大概也就相应有了改变。
晓鸣:
我小时候就接触到与李先生同时代的许多诗人的作品。他们成长的少年青年时代，正值旧政权腐败到极点的时期。按一位英国学者的话说，那时要是不左倾就是没有良心。但他们后来的曲折经历，对他们早年的真诚是一个挑战。他们在重新获得写作自由之后，在回顾自己的从前时， 心情一定是复杂的。诗人穆旦说过“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成了笑谈。”我在读李先生最近二十多年的作品中，也感觉得到这种复杂心情。在二十多前的《秋思赋》中，虽然对战争的过程和性质有所保留，但仍然肯定“热血的真实和信念的真诚”。但先生近年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一系列作品，已经超越了个人经验，甚至超越了党派，信仰，国家的界线，在人类的共同价值基础上判断一些历史事实。我不知道我这种阅读判断是否准确，请先生指教。
LI:
我常常在想，文化的发展是不是把很多极为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人，是不是最终会迷失于自已所创造的历史之中？
设想：我们与一个同类相遇于一无所有的荒原，首先想到的是：他是“人”；是和我同类的“人”。其次，才是他的种属、他的国藉、他的信仰……
这个基本出发点，决定了我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和态度，诸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英雄主义、主权与人权……
可惜，我明白这点已经为时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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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读您的诗集《人与大地》和《东方诗篇》，最让人震撼的是那些反思历史的作品。“反右”，“文革”等历史事件对年轻一代已经陌生。巴金曾经建议国家建立“文革博物馆”，但因各种原因没有实现。当局也一直有意鼓励淡忘这段历史。中国传统上推崇“诗史”。杜甫，元好问的诗比正史更能让我们贴近当时。“诗史”可以侧重小我意义上的个人心灵史，和大我意义上的民族史。您在写作时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
2）。中国新诗的发展只有近一百年的历史。您亲历了近六十多年来诗歌潮流的变迁。按时间顺序阅读您的诗集，可以看出您在艺术风格上的不断探索。以悼亡诗而为例，您写于八十年代初的《凌晨，在黄坡》与近期的《2月20日上午，杨世煌灵堂》就完全不相似。许多著名诗人有意识地拒绝同代诗人对自己个人风格的影响。您在写作时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晓鸣你好！
您提的两个问题，简单答覆如下：1，记得斯大林先生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乍听这话，不由浑身毛骨悚然。其实，咱们祖先早就说过“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也就是这个意思。董狐先生没参透这个道理，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我是一直不相信文字书写的历史的，因为我经历了两个朝代，发觉对于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各人其说不一。四川农民有句俗话：“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我只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大脑，由记忆去构建历史的一个侧面、一个层次。
真实的民族史，只存活在组成这一民族的每一个成员具体的生命过程之中，它几乎使得史家的书写总成虚妄，却与文学家对个人命运和他的生存境况的关切与表述十分接近，这使得真正的作家、诗人与政治家很难成为朋友。
我是在文学要贬抑“小我”、弘扬“大我”的教诲中过了几十年。我这人特别不知趣，头脑特笨(即批斗我时说的“花岗岩脑袋”是也！)对于“大我”“小我”一直弄不清楚。也曾试过揑鼻闭嘴使劲鼓气，想像气球那样膨胀得“大“起来，终因憋得难受，作罢。
我在写作时从没想过什么“小我”“大我”，原因如前所说。
2，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写作，只是自己生命自由舒展的一种形态。作品，以文字呈现心灵。因此，很少在艺术手法上去钻研学习，“吾日三省吾身”倒是有的，尽可能去发现、剔除心灵中愚昧、丑恶的东西，坚决拒绝任何权威与大师来修改自已。
诗中的感情浸透了思想。观念变化、角度变化，所谓的“个人风格”大概也就相应有了改变。
晓鸣:
我小时候就接触到与李先生同时代的许多诗人的作品。他们成长的少年青年时代，正值旧政权腐败到极点的时期。按一位英国学者的话说，那时要是不左倾就是没有良心。但他们后来的曲折经历，对他们早年的真诚是一个挑战。他们在重新获得写作自由之后，在回顾自己的从前时， 心情一定是复杂的。诗人穆旦说过“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成了笑谈。”我在读李先生最近二十多年的作品中，也感觉得到这种复杂心情。在二十多前的《秋思赋》中，虽然对战争的过程和性质有所保留，但仍然肯定“热血的真实和信念的真诚”。但先生近年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一系列作品，已经超越了个人经验，甚至超越了党派，信仰，国家的界线，在人类的共同价值基础上判断一些历史事实。我不知道我这种阅读判断是否准确，请先生指教。
LI:
我常常在想，文化的发展是不是把很多极为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人，是不是最终会迷失于自已所创造的历史之中？
设想：我们与一个同类相遇于一无所有的荒原，首先想到的是：他是“人”；是和我同类的“人”。其次，才是他的种属、他的国藉、他的信仰……
这个基本出发点，决定了我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和态度，诸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英雄主义、主权与人权……
可惜，我明白这点已经为时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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