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欣赏富特文格勒的艺术并成为他的信徒对我来说有一个过程。当我第一次在柏林听到他（1926年），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外来客，来自饥饿的俄罗斯，我对德国香肠比富特文格勒深邃的演绎更有兴趣。但我听他音乐会的次数越来越多。富特文格勒乐队的首席大提琴皮亚蒂格尔斯基介绍我们认识。皮亚蒂格尔斯基有时会作为独奏家与乐队演出施特劳斯的《唐吉科德》，或者舒曼的协奏曲。

有很多难忘的场景。当我在维也纳进行了几次成功的音乐会后，我的朋友Paul Bechert预言，我不久就会与柏林爱乐乐团和富特文格勒本人合作。这话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富特文格勒邀请我演奏德沃夏克的协奏曲。在演出前三天我病了，但我不能错过这次演出，我*输液让自己站在了舞台上。

我不认为德沃夏克对于富特文格勒是重要的作曲家。实际上，他知道德沃夏克乐谱的每个音符。我那时是一个年轻的音乐家，经验太少，常常在这首协奏曲的慢乐章中做出一些删节。富特文格勒不同意这样做。

另一位音乐巨人，理查·施特劳斯，也不同意在德沃夏克音乐中的这种删节。在俄罗斯，施特劳斯被认为是一流的音乐大师，在我印象中他早已经死去了。当我见到他，我自己完全在一种震撼的状态中。我想施特劳斯也不会对德沃夏克的协奏曲很熟悉——他怎么会对这样的作品产生兴趣呢？然而，排练一开始我就意识到他了解所有的音符。我当然在慢乐章进行了删节，没有事先通知他。他责备我：“你删节的是这个协奏曲中最美的段落！”富特文格勒与施特劳斯说出了同样话，当然，他们都是对的！与富特文格勒合作后，我总是要在没有删节的情况下演奏或者录制这个作品。

一次，我与埃塞·多布洛汶（Issay Dobrowen俄罗斯钢琴家兼指挥家）去参加斯德哥尔摩演出一场音乐会。节目单有两部多布洛汶的作品，还有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富特文格勒来到音乐厅欣赏。第二天多布洛文指挥歌剧《叶弗根尼·奥涅金》，富特文格勒也出席了。音乐会获得普遍赞誉。此间，大家一起谈论起德国的政治情况，我记得富特文格勒公开表示了他对纳粹分子的反感：“我是一个德国人，但是德国现在发生的事情是真正丑恶的。”

一些美国人永远不原谅富特文格勒二战时期仍在德国演出的行为。曾经发生过一个非常不愉快的事件，富特文格勒1948年被邀请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几位美国著名的音乐家发表声明，如果富特文格勒接受这个职位，他们将联合抵制芝加哥交响乐团。我没有加入这个抗议，尽管我的一些好朋友在声明中签了字。

这个事件后不久，我在芝加哥演出，一个记者来到后台问我：“你在抗议富特文格勒的声明中签名了吗？”我说：“没有，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富特文格勒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绝对不是纳粹分子，如果抗议成功，芝加哥交响乐团会失去很多”。

爱德华·雷耶森——芝加哥交响乐团的经理当时听到了我的谈话。也许是他把我的话转告了富特文格勒，因为当我再次来到瑞士卢塞恩，与安塞美合作德沃夏克的协奏曲的时候，富特文格勒来到排练场，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在休息的时候他走过来，脸上的表情辛酸而且激动，对我说：“你是一个正派的人，但是我们一些共同的朋友不是这样的。”

当音乐与政治混为一谈，结果就是“音乐的政治”。个人间的恩怨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因素。在富特文格勒的音乐生涯中，他的对手包括另外一位音乐巨人——阿图罗·托斯卡尼尼。

富特文格勒和托斯卡尼尼指挥方式很少有相似的地方。托斯卡尼尼的创造性活力总是惊人的，他试图勾画出乐曲的每一个细节。当富特文格勒指挥的时候，他的手势是含糊的。不熟悉他的乐手甚至不知道什么时间进入。

我清楚地记得，托斯卡尼尼1930年带领纽约爱乐乐团到柏林，这是他们欧洲旅行的一站。他们的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在观众席上有布鲁诺·瓦尔特、克伦佩勒和恩里克·克莱伯。皮亚蒂格尔斯基、霍洛维兹和我在一个包厢中。托斯卡尼尼指挥到贝多芬交响乐（英雄）的中间，坐在我们旁边包厢的富特文格勒突然站了起来，对我们喊：“这是不是一种可怕的声音？”他的意思是说，老托的声音听起来太清晰了。

另一个典型的故事。富特文格勒经常到巴黎，或者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或者指挥当地的歌剧院。我曾与霍洛维兹一起欣赏他指挥的瓦格纳《名歌手》。序曲开始后，我注意到托斯卡尼尼与他的太太和女儿走进剧院。当序曲结束，托斯卡尼尼从座位上跳起来，嘴里喊着：“太业余了！贱货！”然后退场，表情就像小孩子一样。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