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得是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寒假，我坐在父亲的书房里，随意地翻查着他刚买回的中华书局1948年重版的《辞海》合订本。不知怎么，父亲又说起不识数的话题。我正翻着字典，就有点调皮地问他：“那你查字典的时候怎么办？”我的意思是，你必能查字典数笔画，那我今天就驳倒你的“不识数”了。不料想父亲竟说：“查字典用不着数笔画，一眼看去，不就知道那是多少画了么！”天哪！我当时目瞪口呆，可又觉得别是父亲看透了我的调皮故意哄我吧，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从《辞海》上专找笔画稠密的生僻字“考”他。父亲果真一眼就看出偏旁一侧的半个字是多少画，根本用不着常人一样一笔一画地去数！多少年后，我把这事说给我的研究生，他们个个也都无不目瞪口呆！“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六、报考北大国文系却进了英文系

　　父亲顺利地通过了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入学考试，而他后来读的却是英文系。这其间有一个近于“传奇”、看似细微而十分关键的“情节”。我父亲在燕京大学任教时的高足滕茂椿君告诉我，我父亲遇到了一位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大教育家——后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父亲入学考试作文成绩优异，惊动了蔡元培先生，他亲自审阅了试卷，发现我父亲文学水平卓异，再读国文系，学业上不可能有更大突破，于是特地邀见我父亲，建议改学西洋文学，以求扩展文学视野、拓宽知识领域，这样才能在今后中国文学的研究上取得重大成就。父亲接受了蔡先生的建议，于是先被送到天津北洋大学英语系预科专攻英语，两年后转北京大学英文系。在北大英文系，他学习了西方的文学理论，学习了西方的文学作品，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功底——毕业后有一段时间翻译了不少英文版短篇小说及诗歌；至 20世纪40年代，他在教会学校辅仁大学任教时，仍能用流利的英语与英美人交谈；直到晚年，他的书斋里还有整整一架精装本的英文原版小说，时时取下阅读 ——更为重要的是，在北京大学，他接受了“五四”新思想的熏陶，更在饱学中国古代诗书的基础上，接受了西方新文化，集旧学新学于一身，融古今中外于一体，从而形成学问上兼容并蓄、博大精深的新基础。在北京大学，父亲拜识了一些名师，特别是使他终生受益的沈尹默先生。在北京大学，父亲也结识了一些好朋友，如杨晦、华钟彦、武杕生……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