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吕贤修报导／“他们开始就有预设立场，特别关心负面的事物，而且有渲染之嫌。他们想证明贺梅回中国后真的不适应，而且生活条件很糟糕。”贺绍强对多维社说。

今年2月，贺绍强夫妇带着3姐弟从美国回到中国。但不到半年，贺绍强向法院要求结束这段10年的夫妻关系。“因为两人性格不合，尤其是孩子出生以后，经常吵闹，致使夫妻感情破裂，且双方学识、生活环境不同，已无和好的可能。”当时他说。

对此，罗秦则以贺绍强对她不忠、暴力相向、忽略孩子回应，并将孩子带回自己的故乡重庆。而在这之后，中国媒体最近一次对贺绍强的报导是“贺绍强目前已不在湖南科技职业学院任教。关于他离开的原因，校方表示：出于贺个人的原因，不便公开。并强调：学院对贺绍强仁至义尽了。”自此，贺家暂时从媒体版面上消失。

11月29日，美联社驻中国记者发表一则报导，描述贺梅回国至今，生活、学习上的改变与不适应。隔天，长期关注贺梅案的Memphis Commercial Appeal据此发表专文，认为贺梅回归亲生父母是件错误。12月12日，贺绍强传来一段录音，驳斥美国媒体的报导。

关于贺家近况，在美国多个州出版的《多维时报》，以及香港出版的在《多维月刊》，将会刊发多篇独家专访。对于目前的分居情形，贺绍强表示，他已与罗秦和好，希望今年寒假能在重庆找到适合的教学工作，一家人重新团聚。至于罗秦，之前虽曾表示不会再原谅贺绍强，但考虑孩子的幸福，最后仍选择宽恕。“如果他真心认错，我会考虑原谅他。”罗秦说。

贺绍强所谈美国相关报导摘译如下：

Memphis Commercial Appeal，记者：Chris Peck

贺梅现在生活在贫困中，学业也陷入挣扎，而且生活中少了父亲。这条最新的消息，给了孟菲斯的居民一个反省的机会：家人是否是万能的？他们并不是。许多人的迷思是：无论照顾子女的能力再差，亲生父母都是孩子最好的希望。贺梅的故事就是赤裸裸的启示。

还记得贝克夫妇吗？贺梅的前8年生命，原本有着快乐的生活。但贺梅的父母，也许是想延长在美国的居留，决定争回女儿。当时，连法院及多数民意都支持他们。几年后，贺梅的养父母输了这场官司。感谢田纳西最高法院。

16个月前，贺梅回到一个陌生的家庭。今年2月，全家返回中国。许多人认为，这是个圆满的结局。然而，故事尚未结束。

美联社的报导，贺梅的父母分居，她的家庭已四分五裂。罗秦指贺绍强对她不忠、以暴力相向、忽略贺梅。类似的指控，其实在孟菲斯也发生过。但当时，支持家庭团聚的声音压过了这一切。而贺梅的生活，陷入贫困、与父亲分离、学业落后。听来似曾相识？

在孟菲斯，有太多类似的单亲家庭故事。对贺梅而言，她原本该过着不同的日子。有一对充满爱、生活稳定的夫妻期待着她，这也是她此刻最需要的。她的故时提醒了我们，不适任的父母会毁了孩子。如果真的想帮助孩子，社会就要有介入的心理准备，而非感情用事。

孟菲斯人及法院没帮到贺梅。今天，我们只能自问：为什么？

美联社，记者：Anita Chang

星期天晚上，学校宿舍一片混乱。女孩们正在调动床位，9岁的贺梅静静地站在一旁，耳边是一阵阵她听不懂的中国话。

回中国前，同学告诉她，中国是个“奇怪”的地方。“我真的不喜欢住校。”玩弄着自己衣服上的钮扣，她用英文喃喃地说。

她的父母，回中国5个月后便分居。母亲带着她，加上8岁的弟弟及6岁的妹妹回到自己的故乡重庆，一家人住在市郊一处两卧室的公寓里。

礼拜五晚上，贺梅与妹妹在房间里扭成一团。穿着同花色的Hello Kitty的睡衣，两人以英语说着悄悄话。床上散落着象棋、弹珠和小玩具。在家里，每个人说跟她说英语。大家都以英文名字“安娜”唤她。没人叫她的中文名字——贺思家。

回中国9个月，贺梅能懂的中文依然十分有限。“我只听得懂一些最简单的……我从没听懂老师说的话。”她说。甚至连在午餐的菜里发现一只大黑虫，他都不知道如何告诉老师。她也不喜欢和同学打交道。因为“他们不了解我。”她没告诉同学美国有万圣节。“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用中文说这几个字。”她解释。

与同年龄的孩子相比，贺梅算个小个子。因为爱吃肉，她有个圆鼓鼓的肚子。小小的脸蛋，凸显了两颗大门牙。刚开始，她说有点“害怕”谈论自己。但很快地，她开始滔滔不绝。“我喜欢美国，喜欢美国学校，喜欢数学及科学课。我有很多朋友，他们都说英文。”她说。

“你最喜欢中国的三件事？”记者问。“嗯，让我想想……我有一个好朋友，她叫莎拉，但现在已经转学了……第二件事，让我想想……我不知道，我真的想不出来。这里有太多车、太多人在抽烟。很讨厌！”她说。

她认为，中国的功课比美国难了5倍。她有一个背包，装满了在美国时的学校作业。多数都用绿色的笔打上几乎是满分的成绩。“我都是得A，从没拿过B。但在中国，我好像得了太多B和C。”她说。

贺梅讨厌芭蕾课，最喜欢的是钢琴课。她说“我喜欢音乐，让我忘记不愉快。”“你有什么不愉快？”记者问。“我不喜欢学校。”她回答。“你有什么愿望？”“我希望所有人都说英文！”她笑着说。

当被问到贝克家，贺梅跑开了，在床上打滚，用手遮住自己的脸。她说自己已经不记得离开贝克家时的情景，也不记得当时是开心还是难过。“我不知道！”她说。

晚餐桌上，妹妹抓起了2根鸭腿，弟弟抢去了一盘土豆。合起双手、闭上眼，贺梅开始祷告。“刚开始，老师也好奇她在做什么。”母亲笑着回忆。

7月至今没见过父亲，贺梅说自己不想念他。“没人知道他在哪里。有一天晚上，他突然离家，还带走了计算机，然后我们就没再见过他。”她解释。

贺绍强，目前在长沙教书。他说当晚他与妻子吵架，一怒之下离家，然后妻子就把小孩带走了。关于罗秦说他不忠、暴力相向、忽略孩子，贺绍强一概否认。他后来提出了离婚诉讼，而且要争取3个孩子的监护权。“我是个爱家的人，我并不想离婚。我这样说，只是一个警告，希望她不要一声不吭就把孩子带走。我还在等他们回家。”他说。

搬到重庆后，在田纳西的贝克夫妇，每个礼拜六固定和贺梅通电话。他们好奇，这么小的孩子就读寄宿学校，是中国是否是普遍的情况？“情况已经好了许多，与她刚回中国时相比，现在她更多话了。”他们说。虽然不愿多谈贺梅的近况，但贝克夫妇很感激罗秦让他们与贺梅联络，两人现在正计划到中国探望贺梅。“我们只希望她能快乐地长大、继续爱上帝。我们很开心，她能得到两个家庭的爱。”他们说。

在宿舍4楼，贺梅和妹妹睡在相邻的两张床上，与其他约20个女孩，共享寝室与浴室，宿舍里还有社监。孩子们每天6点半起床，8点半睡觉。以晨跑展开一天，洗澡为结束，每个礼拜四洗一次头。

“我真的很讨厌住校。最快乐的是回家的时候。”贺梅说。

罗秦现在希望，在经济情况好转后，能送孩子进重庆的国际学校。她也想过，搬回美国的可能性，虽然知道自己英文不好，可能找不到工作。“孩子在美国出生，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学校的压力也小些。”她说。

在客厅的茶几上，有一本紫色封面的小本子。里面贴了许多简短的留言，都是贺梅回中国前，同学写给她的。“亲爱的安娜，我希望你在中国一切快乐！我会想你的。”“亲爱的安娜，生日快乐。祝你美梦成真。”贺梅大声地念给记者听。翻了10几页，看到空白的一页，她说“没了，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