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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读《水浒》

廖康

在美国，我教过的最有意思的课是小说欣赏。教材由我来定，需要选一本长篇和若干短篇，可以选任何国家的作品，只要已经翻译成英文就行，而且系主任还希望我带来异国色彩。长篇我选了《水浒传》，不仅因为我喜欢这部名著，还因为它有很好的英译，Outlaws of the Marsh by Sidney Shapiro. 我对自己的课程设计很得意，先做数项选一题，确保这帮毛孩子认真读原著：鲁智深是怎么把乌鸦窝弄下来的？1）爬上树拿下来，2）用竹竿捅下来，3）用手拔树，4）用斧子砍树。然后再讨论人物、主题和文化。前面这招还真灵，逼得他们硬是把这四卷本、100回、1650页的小说全读下来了。可是在讨论中，我大大地丢了脸。学生们提出一些我以前从未想到的问题，令我一时语塞。从学生的问题中，我学到的东西要远远多于我教给他们的，也让我明白那句俗话“少不读《水浒》”实在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部小说的硬伤。

即便是看过很多遍《水浒传》的读者，我想也没有几位记得一个叫王四的人。这名字起得极其随便，我相信不是施耐庵疏忽，而是有意的，因为小说里“好汉”的姓名都有讲究，而且还有绰号；那是给人物贴标签，一种简单的塑造人物，便于读者记住他们的手段。在第三回中，我们看到王四，他只是史进家一个庄客，小人物，就像今天我们说“张三李四”一样，是个普通人。他在为史进和朱武等土匪传递消息的路上喝醉了，李吉从他那里偷了书信报官领赏，官差来抓史进，才惹他造反。学生们的问题是，就算王四有错，丢了信还撒谎骗史进说朱武没有回信，这罪也不当诛啊！何况史进已经要造反了，为什么还杀王四？而且杀得那么随便。书中是这样写的：“史进下梯子，来到厅前，先叫王四，带进后园，把来一刀杀了。”一条人命啊，怎么写得像杀鸡那么简单？

我说，这是塑造史进的性格，他是个意气用事的小伙子嘛。学生们说那不难理解，但不解的是作者的态度。显然，施耐庵根本不拿王四当回事，不仅没有给他一个像样的名字，对他毫无同情或怜悯，甚至还表现出他死得活该的态度。我承认，以前从未注意过王四，这种忽视的深层原因，追究起来就是没拿他当人。为什么没拿他当人？就因为他太普通，没本事。但为什么我的学生会注意到王四呢？而且拿他当人，还为他鸣不平呢？我开始意识到我和学生之间的差距。虽然我也口口声声地说人人平等，但我远不如学生。“人人平等”是深植于他们心中的信念，于我，那还只是漂浮在嘴上的一句口号。至于作者，他根本就没有这概念。《水浒传》歌颂的就是能耐、能人；贬低的就是普通、凡人。只要有本事，品德多么败坏都没关系。而平民百姓根本不值一提，虽然作者也描写他们遭殃，但目的只是为了讲“好汉”的故事，而不是伸张正义。我这类读者，之所以缺乏对人生命的重视，缺乏对正义的敏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受了这种小说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水浒传》中，作者对待小人物和平民百姓是什么态度呢？孤例不成证，再看第三十一回武松报仇，闯入鸳鸯楼之前杀死那两个丫头，如果说是怕她们弄出声响，惊动敌人，倒也情有可原。但杀死张团练、张都监和蒋门神之后，大仇已报，作者还要让武松杀死张夫人、养娘玉兰和奶娘，还有儿女三口，“方才心满意足。”书中的描写，用的是同样轻松的笔调。然而，仅此滥杀无辜一事，就足以表明，武松是个丧尽天良的罪犯，不值得任何有正义感的人敬佩。从那一页开始，我的学生们都一致认为他是杀人狂，毫无可敬之处。但施耐庵却把武松描绘成小说中数一数二的英雄；几百年来，评书和戏曲都一再把他塑造为英雄。我以前阅读时，虽然也注意到他那次杀人过多，但想到他大概是杀红眼了，觉得很真实。因受传统文化和众人看法的影响，我连想都没有想过，这样塑造一位英雄有什么不妥，也没有因为施耐庵这样描写武松就对他丧失了敬意。作者的笔触继续引导读者仰慕这样一位“好汉”。为什么呢？就因为武松有能耐，赤手空拳打死过老虎；而他屠杀的张都监家属和佣人，都是无能鼠辈。作者让人觉得他们死不足惜，而且致他们于死地的还是一位曾经为民除害的“好汉”。仔细看看，武松打虎，并非有意为民除害，他只不过在自我保护时，打死了那个大虫而已。打虎一事，与其说和为民除害有关，不如说和武松怕酒家图财害命，不敢在那里住店有关。说到底，作者和读者佩服武松，还是因为他有能耐，不是因为他见义勇为。但一个人再有能耐，也没有滥杀无辜的权力。毫无疑问，人命不可以用金钱计价，也不可以用其他人的性命来等值交换。当医生的，不能说因为救过一百条人命，屠杀一两个就没关系，还有九十多条人命的功德呢，谁也不会接受这个道理。

然而《水浒传》宣扬的恰恰是能人比凡人的命值钱。在第三十四回，宋江为了吸收秦明入伙，竟然派人穿着秦明的盔甲，骑着他的马，拿着他的军器，带着土匪把数百人家都“烧做白地，一片瓦砾场上，横七竖八，杀死的男子妇人，不计其数。”致使知府一怒之下，把秦明的妻子杀了。宋江还大言不惭地以实相告秦明，气得他怒火中烧，但被人软禁着，便只说了句：“你们弟兄虽然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些个，断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宋江说没关系，没了夫人，续上一个就得了，遂将花荣的妹妹许配给秦明。这秦明，刚才还恨得咬牙切齿，转眼间就全心全意地归顺了。他们这叫什么好汉？没心没肺，没有脊梁，还算人吗？

再看第三十八回所谓的神行太保戴宗出场，他分明是个贪官酷吏，明目张胆地欺榨犯人的银两。他不知道这犯人就是宋江，吼道：“你这矮黑杀才！依仗谁的势要，不送常例钱来与我？……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的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只苍蝇。”这样一个恶棍，只因他有法术，一日能走八百里，宋江也与他结交，成为好友。跟着便是李逵，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夸他忠勇，是非分明。他明明是个无赖，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一出场，他就在撒泼，强行向人家“借”十两银子。宋江惯会收买人心，李逵则有奶便是娘，收了人家的钱就去赌，赌输了就打人。这样一个泼皮，如果碰到杨志，多半会像牛二那样被人一刀杀了。他运气好，碰到张顺，只被灌了个水饱。可是宋朝的百姓运气不好，李逵碰到宋江，受到赏识，死心塌地卖命，劫法场时，抡起两把板斧“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到了仇敌黄文炳家，“众好汉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把黄文炳一门内外大小四五十口尽皆杀了，不留一人。” 抓住黄文炳后，李逵还用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灸来下酒。割一块，灸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正是由于《水浒传》中有这些残酷的描写，赛珍珠1933年要出版她的七十回英译本时，哥伦比亚大学的爱国留学生才要求她别出，或删掉那些段落。但这家丑在国内似乎从未受到过审查，好像只要不在外面丢脸，怎么伤害本国青年人的心灵都没关系。

李逵吃人肉、杀平民绝非仅此一次为宋江报仇雪恨的行为。后来，他还吃了李鬼的肉，那可不是因为没饭吃，肚子饿，而是就饭吃，解馋。而且李逵一动起武来，就不管是官兵还是百姓，只顾排头砍去。最可恨的是在第五十一回，为了逼朱仝上梁山，他竟然执行宋江的命令，把沧州知府的四岁小儿子的“头劈做两半个”。这些“好汉”们每次打到仇家，总是无论男女老少，把一家几十口人全部杀光，以绝后患。他们口口声声“替天行道”，可究竟为老百姓做过什么好事？他们打家劫舍，通常是把财宝带回梁山，有时也会开仓赈民，也曾因报私仇而顺便诛杀贪官污吏。但总地来说，他们在受招安之前，没有做过多少利国利民的事情。就算做过一点好事，帮助过几个受苦、受压迫的人家，他们的善行也不能成为杀人放火的理由。

表面上看，《水浒传》痛斥高俅一类小人。实际上，施耐庵描绘的许多“好汉”与高俅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只是坏的程度不同而已，有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宋江为了发展壮大梁山的势力，滥杀无辜，不惜一切残酷的手段，竟然连孩子也不放过。高俅嫉贤妒能，陷害忠良，高衙内欺男霸女；他们固然可恨。但所谓的梁山好汉，动不动就侵犯别人的庄园，杀害平民百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任意采用一切残酷手段，他们难道不比高俅之流更可恨，为害更大吗？如果让这些有能耐，无道德的人当了大官，还不定有多少人会家破人亡，百姓还不定要多受多少罪呢！可我们为什么只恨高俅，却不恨那些“好汉”呢？甚至还崇拜他们？

这主要是由于作者的态度和写作手法。施耐庵看不起高俅，首先是因为他没本事却得到了重用。怀才不遇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但更可能是一个普遍的心理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所谓的才子，无非就是会念点书，有些文采。他们并没有经过实践证明自己确实有济世经国之才，也没有写出可以传阅千秋之作，但他们总是抱怨时运不济，上苍无眼。他们看到那些得到重用的人，总觉得不公，觉得自己的本事更大，而别人一定是走了旁门左道。他们特别痛恨高俅这类没有本事却得到高升的小人，并在《水浒传》中，在高俅身上得到发泄怨气的机会，得到比附他人的对象和斥责无能的靶子。除了高俅以外，施耐庵还写了杨戬、童贯、蔡京等有名字无性格的废物，用来陪衬那一百单八位多才多艺、形形色色的“好汉”。因此，《水浒传》尤其会引起怀才不遇的读者的极大共鸣。写这种小说，可以涤荡腹中积郁；读这种小说，可以抒发胸中块垒。而老百姓喜欢听《水浒传》，只是把它当作娱乐而已，但老百姓的俗话“少不读《水浒》”清晰地表明了人们对此书的价值判断。大人不想让是非观念还没有稳定的孩子读这部小说，怕他们以“好汉”为坏榜样，随意破坏秩序，拉帮结伙，对抗社会。大家都很清楚，不能因为社会上有怀才不遇的现象，就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胡作非为。

有些人说，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待这部名著，不能用现代人的标准和思想觉悟来要求古人，我当然同意这观点。批判《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是用今人的认识水平来要求古人，当然没道理。更不必说，文革中那场评《水浒》的闹剧压根就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然而，我们不要以为对人命的尊重只是现代人的觉悟，或西方人的专利。且不说孟子有“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述，老百姓的俗话“人命关天”也表明我们对人的生命，哪怕是普通人的生命，看得无比重要。但我们从来没有“能耐关天”之类尊崇技能的说法。我们的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和各种文学作品对人，对仁爱，对正义和公理自古以来的都是相当重视的。《水浒传》堪称是个怪胎、异数。一方面，这部小说刻画了许多生动的人物，讲述了许多精彩的故事。另一方面，作者对普通人的生命表现了极大的轻蔑，对“好汉”的能耐表现了极大的尊崇，对仁爱和正义表现了极大的麻木。长期以来，《水浒传》一直上不了士大夫的台面，被斥为“诲淫诲盗”，恐怕还不仅仅是因为它鼓吹造反，毕竟这本书的主流思想是鼓吹忠君，有的版本题目就是《忠义水浒传》。从明朝初年这部书问世，直到近三百年后清朝的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批改之后，他才把《水浒传》和《离骚》、《庄子》、《史记》、《杜诗》和《西厢》相提并论，提拔为“六才子书”，才进入中国的文学殿堂。到了四九年后，这部小说更获得空前的崇高地位，盖因当权者造反起家，很容易同那些“好汉”们画等号。然而，对宋江受招安还是不满，所以要批判。这种批判才真正是缺乏历史观念，而批判《水浒传》轻视普通人并非缺乏历史观念。

还有些人说，读《水浒传》，就是享受美，欣赏那些虎虎有生气，形形色色的人物就是了，讲那么多道德干什么？小说只有写得好坏之分，没有正义和邪恶之分。这种论点的错误如此显而易见，似乎不值一驳。然而，由于著名爱尔兰作家王尔德也说过类似的话，其影响还是很大的。这种论点把美简单化了。美，尤其是文学美，绝非肤浅的感官享受。“美”这个汉字是向神明呈上大羊，这概念本身就和“善”紧密相连。美学研究的主要部分就是讨论美和善的紧密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问题，怎么能把美与善分开来享受呢？在美国首都的美术馆里有一尊华盛顿的裸体雕像，伟若天神。但若有人把希特勒雕塑得像天神一样，你会欣赏吗？如果有人写书歌颂汪精卫的文才和刺杀摄政王的胆略，还把他为日本人做事写成忍辱负重，曲线救国，无论写得多么惟妙惟肖，你会欣赏吗？《水浒传》里的人物多数为平板式的，靠绰号区别性格，不是依靠描写和对话来塑造性格，而且他们始终没有变化。这部小说的迷人之处主要还是那些有趣的故事。虽然书中的人物确实比其他许多古典名著如《镜花园》之类写得生动，但《水浒传》的硬伤——对普通人生命的轻视态度以及仁爱和是非观念的缺失——引起许多有正义感的读者反胃，令老百姓说出“少不读《水浒》”这话来，说明人们自然而然地就把美和善连在一起考虑了。

施耐庵并没有书写人民的疾苦、国家的灾难，也没有用艺术的真实来反映宋朝那场起义的原因是“官逼民反”，他写得更多的反而是“贼逼民反”。他主要抱怨的无非是有本事的人未能获得重任，他宣扬的“替天行道”无非是任人唯能。他没有讴歌仁爱，呼唤正义。他歌颂的仅仅是各种各样的“好汉”和才能，无论什么才能，只要一个人在本行业做到了家，作者就以欣赏的笔调来描绘，还冠以星宿的头衔，也就是说他不是常人，而是天神下凡。宋江之所以能够成事做大，就因为他善于收揽人才，那怕是鸡鸣狗盗之徒，狼心狗肺的恶棍，只要有用，他都一概拜留。宋江之流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道德。他收揽的很多人也不懂是非，只要别人欣赏自己的才能，就感激不尽，虽有杀妻毁家之仇，也甘愿为主子卖命。很多读者大概都和我小时候一样，读《水浒传》读得津津有味，完全被那些故事、人物和他们的本事迷住了。尤其是男孩子，在一起谈论的就是谁武艺高，谁本事大。曾几何时，我佩服的就是强者，不会同情弱者。与我的学生相比，我痛切地感到，我们在那个斗争年代，不仅缺乏应有的智育，而且还接受了许多扭曲的德育，难怪我们被称为吃狼奶长大的一代。我们在心智上不仅是斗争哲学的牺牲品，也深受固有文化糟粕的遗害。而清除这些毒害，恐怕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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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不看《三国》

廖康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以刘氏家族、汉室宗亲的正统观念所写的野史。他的是非善恶，以及他对历史发展和书中人物的评价，都是用他正统观念的尺度来衡量的：刘备只因姓了刘，哪怕跟汉献帝的亲戚关系八竿子也打不着（见第24回那140个字），他和诸葛亮所做的一切，无论多么背信弃义、祸国殃民，也都顺理成章了。关于罗贯中的正统的观念，很多今人都批判过，无须赘述。我要强调的是：《三国演义》是大言不惭地赞美伪善和权谋的作品，是大言不惭地吹捧阴谋家和战争贩子的颂歌，是大言不惭地鼓吹意识形态压倒一切的宣传品；为当权者树立了一个“美言不信”的绝佳样板，为阴谋家建立了“成功必须欺骗”的信心。即便是站在古代人的立场上来看待这部书，也不难看出此书所宣扬的谬误。老百姓的俗话“老不看三国”清晰无误地表明了普通人对此书的批判态度。

关于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到280年“三国归晋”这96年内乱的历史，可以用 “三国无义战”一言蔽之。对内乱发作的深刻原因，《三国演义》没有表现。很多人津津乐道的那句开篇语：“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没有给读者任何启示，无非是对历史的必然发出一声无奈的感叹而已。当然，作者也试图讲述内乱的起因，但罗贯中只是简单地把它归罪于“十常侍”和董卓弄权，这就像有人一度把文革的十年浩劫仅仅归咎于“四人帮”或毛泽东一样，不能令人满意。罗贯中并不是史学家，他自己也说了，这是“演义”，也就是上不了经传的野史或佚文，认不得真。在那百年内乱之中，唯有消除外患，维护民族统一，才是值得称颂的。三国里只有曹操挥军北上辽东，直捣乌桓老巢柳城（辽宁朝阳南），斩蹋顿，败袁尚、袁熙，收降二十余万胡、汉军兵，遂平定了北方。对此，作者舍不得泼墨书写，仅在官渡大战后一笔带过；而对征服一个不曾冒犯华夏的小小南蛮，却大书特书，用了四回的篇幅来描述七擒孟获。这可不是作者不了解历史，也不是他对当权者有顾忌，而是因为罗贯中为了歌颂刘备和诸葛亮，就必须贬低曹操，可见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有多么大的干扰。

关于颂刘贬曹，李辰冬先生在《三国演义的价值》一文中，通过对照野史《三国演义》和正史《三国志》、《蜀志》，清楚地说明了罗贯中是如何使用增补、杜撰、夸大等手段来实现的，并蔑视地称这种手段为“演义”。有兴趣者，可读李先生原文。在此，我只想举几个范例。在正史中，尤其是在陈寿的《三国志》中，曹操、刘备和孙权都是不带主观色彩，以就事论事的笔法来描绘的。但在演义里，为表现刘备仁慈，罗贯中把鞭打督邮的刘备改为张飞。史书记载刘表让荆州之事本来很简单，而罗贯中为了显示刘备的仁义，添加了很多曲折，说他百般不肯接受荆州，还险些被蔡瑁杀害。再加上刘家内乱，在大敌当前，荆州危难时，为了百姓的安宁，刘备才不得已受之。当刘备败走樊城，与十万平民一同逃难。众将官都劝他弃民速行，《蜀志•先主传》载有刘备的回答：“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吾何忍弃去！”《三国演义》当然不会放过这机会，对此大加渲染，说樊城百姓自愿跟随这位仁君。无疑，这是有违常识的。交战的目的，不是消灭敌军，就是占领地盘。除非守城一方动员了百姓拼死抗击，攻城一方得胜后才可能报复或为了威慑其他敢于抵抗者而屠城。在内战中，很少有谁杀戮不战而逃者治下的百姓。况且曹军又不是外族，还不像董卓那样，引来西凉虎狼之狮，滥杀并强虏中原百姓。樊城人怎么会跟着刘备跑？我们不得而知，与其相信罗贯中在几百年后编造的空前绝后的“自愿”，我宁愿像许多读者那样，认为这是刘备为成大事而做宣传的结果。在逃跑中更可能被杀伤的是那些落在后面的人；百姓们起的作用恐怕还是人肉盾牌。这实在是刘备颠沛生涯中最得意的一大手笔，他虽然失去“如衣服”般可以随时更换的糜夫人，却捞足了仁爱天下的政治资本。

如果说歌颂刘备主要还是在史实的基础上夸张，那贬低曹操则极尽无中生有、编造诽谤之能事。曹阿瞒小时候诈惊风，离间叔父关系一事，除了曹操自己，别人怎么可能知道？杀吕伯奢一家之事，依照《魏书》，是吕子欲劫曹而遭杀；《世语》和《孙盛杂记》皆说是曹疑心所致，“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无人负我。’”三种史书都没有说曹操还杀了吕伯奢本人。《三国演义》为把曹操刻画成狼心狗肺的奸雄，添加了误杀之后，又故意杀死吕伯奢一节，还让他振振有词地宣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因此，陈宫弃曹而去。曹操若真是奸雄，应不会如此赤裸裸地袒露心扉。他明知陈宫正直，应该会说些为自己辩解的话。但罗贯中舍不得放弃那句名言，便删除“凄怆”二字，编出一段不合情理的故事。

《三国演义》杀杨修一节用意在刻画曹操妒贤嫉能；与《魏志》卷十九相比，可知杨修告曹丕用大篦藏吴质入城；教曹植叱吏出邺；评曹操梦中杀人；猜“合”字，解“鸡肋”暗号等情节皆以本来就带有偏见的《曹瞒传》为蓝本，又夸大其词，编凑而成。即便如此，很多人还是指出，杨修自作聪明，扰乱军心，咎由自取。若依《魏志》，他的死，更是因私交曹植与诸侯造成的。至于逼荀攸，杀崔琰等事，更是捏造、夸大，为抹黑曹操而服务。

我决不是说文学作品一定要符合历史记载；事实上，墨写的历史往往与血写的史实大相径庭。有句嘲笑史学家们互相抄袭的话：“历史总是重复自己，历史学家总是重复他人。”其实，在历史研究中，真正的问题是，有多少不同的历史学家，就有多少不同的历史，令研究者难以适从。文学家当然有取舍历史材料的自由，也可以自由发挥。然而，文学家创作出来的作品必须能够自圆其说。如果作者仅随自己的意愿或只是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编出一些自相矛盾的故事，那就不能算好作品。《三国演义》就犯有这个毛病，曹操被刻画成一个没有礼义廉耻的佞臣，一个凶狠邪恶的奸雄，一个妒贤嫉能的小人。然而，恰恰是他，身边聚集了最多、最优秀的谋士和勇将。恰恰是曹操平定了北方，从匈奴的左贤王那里赎回了蔡文姬。恰恰是曹操实行屯田，建立了巩固的大后方。恰恰是在文才卓著的曹操和他儿子们的带动下，才兴起了建安文学，为中国文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恰恰是曹操建立的功业，才为三家归晋，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仅读《三国演义》，就无法解释这一切。罗贯中简单地将其归结于“天意如此”，根本不能说服读者。

我并不是要给曹操翻案，认他为旷世英雄；更不会仅以政客们的成败而评论其人。历史向来是在掌权者的控制下编纂的，我们现在足够成熟了，甚至不再轻信那些对尧舜大禹、周文汤武之类圣贤的粉饰，而要用现代观念重新评定历代统治者，无需再用文学来歌颂他们。曹操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而频频发动战争，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而杀害了许多无辜。他和刘备一样，都是不顾百姓死活的政客，只是小说刻意贬曹颂刘而已。但无论罗贯中怎样贬低曹操，他的影响也仅仅限于民间和戏曲。然而，政客们肯定清楚地看到了《三国演义》的作用。贬曹还在其次，更重要的还是颂刘。他们肯定看到了，刘备这样一个伪善的小人如何被描绘成一代仁君。他们肯定也看到了，诸葛亮这样一个战争贩子和出尔反尔的骗子如何被描绘成千古贤相。《三国演义》为需要利用民意的政客们提供了一个运用文学进行宣传的绝佳样本。揭露这一点，有益于进一步看清宣传的实质和手段。

刘备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即使是依照《三国演义》，即使有罗贯中千方百计地来解释和粉饰，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以下事实：刘备是三国里最反复无常的小人，也许他没有像吕布那样动不动就认恩主为义父，但他投靠过的人比谁都多，而且那些人往往互为政敌。他们谁都没有原则，向来只是利益关系。正因为大道丧，在这些无义战中根本没有原则可言，所以当我们看到关羽为嫂嫂的安全而投降，而一旦得知刘备所在便挂印封金，千里寻兄，看到他因念旧情而放曹操过华容道，才感到关羽义薄云天。我们知道，什么光复汉室之类的大道理都是虚假的，那不过是为自己夺权打的幌子，而个人之间的小恩情才是真实的。可是，当刘备听说关羽投降曹操了，竟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作书指责关羽“中道相违，割恩断义”，还假惺惺地说什么：“君必欲取功名，图富贵，愿献备首级以成全功！”（第26回）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传为千古美谈，可其中还有刘备如此肮脏的一段。设身处地为关羽想想，他被“误解”的那些日子如尖刀剜肉一般，多么痛苦啊！刘备的话逼得他急匆匆过五关斩六将，四下寻找兄长。而在此期间，刘备离开袁绍，投了刘辟，当关羽跑到刘辟那里，刘备却已经再次回到袁绍处。刘备背信弃义的事多了，仅再举一例。在马超与曹操大战前，刘备曾致信进一步激超出兵攻操，并声称：“备当举荆襄之众，以遏操之前……”（第58回）结果，刘备却按兵不动，让马超孤军奋战，最终被曹操击败。

刘备深知曹操厉害，他以前与曹操交过战，被打得大败。所以，他后来总是虚张声势，让别人消耗军力。当年他第一次与曹操交手也是趁曹操与袁绍大战之时，企图夹击取胜。可就在那次交战前不久，刘备被吕布打败，曾在曹操那里避难。所以，在战场上一见面，曹操就骂刘备“背义忘恩”。刘备明明对不起曹操的小恩情，却厚着脸皮用什么“汉室宗亲”奉诏讨贼的大道理作答，并在“马上朗诵衣带诏。” （第31回）不难想见当时刘备是怎样一副假正经的赖皮相。刘备第一次当大官是在援助陶谦抗曹后，在百姓的“拜哭”请求下，才接受了陶谦“禅让”给他的徐州牧。这禅让的把戏，自古以来就是当权者的谎言，愚民才相信那骗局。《三国演义》里最具讽刺意味的一句实话就是曹丕废汉献帝，逼他禅让后，谓群臣曰：“舜禹之事，朕知之矣！”（第80回）后来，刘备逃到荆州、刘表热情接待，蔡瑁警告说：“刘备先从吕布，后事曹操，近投袁绍，皆不克终，足可见其为人。” （第31回）小人更善于看透小人，如果说在荆州刘备因罗贯中编织的各种情况，包括景升父子的早亡，还来不及暴露他的真实嘴脸，那后来他鸠占鹊巢，得取益州的经过，无论怎么粉饰，也让人看清了刘备究竟何许人也。当然，你可以说那是因为他没有根据地，不得以而为之。但这种解释也可以用在任何其他人身上，谁又不是如此呢？有自己的地盘，谁还会投靠别人？所以刘备并不比别人仁慈，并不比别人高尚，他只是比别人伪善而已。他的伪善真是做到家了，接受刘璋投降时还说什么：“非吾不仁义，奈势不得已也！”（第65回）

那么，这样一个伪善的小人又是怎么成功的呢？透过《三国演义》对刘备的粉饰，我们可以看到两条：一是意识形态，二是识人善用。所谓意识形态，在三国里无非“刘氏家族、汉室宗亲”那一套；尽管这套说法是那样不值一驳，但对政客来说，其意义非凡。他们看到，在乱世，正名和顺言是多么重要。只要有个冠冕堂皇的说法，连刘备这样一个无名鼠辈都可以通行无阻，大行其道。与之相反，所谓“汉家城池，诸人有份；天下者，能者之天下也”，虽然道出了现实的本质，却没有前者来得硬气，毕竟“君权自授”不如“君权神授”那么深入人心。熟读《三国演义》的近代革命者很清楚，要取代原有的观念，仅靠“拳头大的是哥哥”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强盗逻辑还不够，还得有一套崭新的观念才行，而且这新观念还不能太复杂，还得像旧观念一样容易为人接受。中国的近代史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民主宪政的过程太复杂了，远不如“剥削有罪”和“造反有理”来得简明痛快；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广为流行的原因之一。像刘备一样，那些半吊子马列主义革命家，运用新观念，有了气壮的理由，动员民众，得到民心，没有武装，可以获得武装；没有政权，可以夺取政权。

当然，仅有理由还不够，还要识人善用，这是刘备能够成功的最重要原因，而且反映了中国历代文人武将的一大特征——士为知己者死。中国历史上，有几个人是为理念而牺牲的？为了一点小恩小惠就为之卖命的先例却俯拾皆是，更不用说为知己而奉献一切了。刘备最为人称道的举动当属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从那以后，他便从失败走向胜利，从颠沛流离走向建立根据地。虽然，一些学者已经对是否曾有三顾茅庐提出质疑，认为那是诸葛亮为提高自己的重要性，压服刘禅而编造的，除了他自己写的《出师表》以外，没有任何文献提到过；但我谈的是演义，不是历史。罗贯中塑造的刘备和史书里的差别很大，《三国演义》里刘备的最大优点就是礼贤下士，这是最能够赢得读者好感的品质。除此之外，刘备似乎没什么本事，一开始还上阵打过几仗，后来好像就会哭。刘备的哭可是大有学问：他堂堂皇叔的身份一旦确立后，哭就是表示汉室的珍惜，那可是从皇家流出的眼泪啊。他一哭，自己就不必上阵了，自有被他眼泪迷惑了心智的勇将为他肝脑涂地。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民间甚至有“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这一歇后语。可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还是看透了刘备的伪善。尽管如此，《三国演义》毕竟树立了伪善能够成功的样板，生动地让政客们看到笼络人心的重要。所以效尤者络绎不绝，成事者无不善用此道。

如果《三国演义》掩饰不住刘备伪善的假象，诸葛亮则被罗贯中成功地塑造成聪明绝顶，鞠躬尽瘁的千古贤相。然而，即便是依据《三国演义》，如果我们抛开那些夜观天象，装神弄鬼的无稽之谈，仔细看看诸葛亮到底有什么本事，建立了什么功业，则不难发现他并不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而是个阴谋家和战争贩子。诸葛亮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是在博望坡烧芦苇，小胜一仗。第二把火是在新野市烧民房，这招够损的，先得逼老百姓搬迁呀。不知道诸葛亮是怎么蒙骗、吓唬新野市民的？《三国演义》上只说他差人贴告示：“无问老幼男女，愿从者，即于今日皆跟我往樊城暂避，不可自误。”（第40回）这不是强盗行径吗？明明是诸葛亮下令往民房上放置“硫磺焰硝引火之物”，还说什么“不可自误”！翻遍三国，也没见过别人用这等下作的诡计害民杀敌。倒是诸葛亮本人后来和曹真打仗时，变本加厉，烧光了陈仓城(第99回)。正因为用此恶招，诸葛亮逼迫新野百姓逃往樊城，这才有了败走樊城后，刘备与十万难民颠沛流离那一劫。第三把火是在赤壁烧战船，其实，那是周瑜的功劳，与诸葛亮没什么关系。历代文章诗词称颂的都是周瑜的英明。即便在《三国演义》里，读者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周瑜必战的决心和必胜的决策：蒋干盗书、黄盖苦肉、阚泽献降、庞统连环……无一不是周瑜的最高决定。罗贯中为了表现诸葛亮的决定因素，编了借东风那出装神弄鬼的戏来，实在是一大败笔。

有些读者可能会说我忘了草船借箭，但这恰是罗贯中没有编圆的故事。在《三国演义》第七回中他提到孙坚曾用此法从黄祖军得来十数万支箭。但到了第四十六回，罗贯中竟然随心所欲地把它说成是诸葛亮的奇谋。就算诸葛亮也能想出这个高招，江东的豪杰们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祖传法宝。除非读者忘了前面的情节，否则难以相信鲁肃和周瑜会那么惊奇。这是赤壁大战那几回精彩篇章里的另一大败笔，如果舍不得这一为诸葛亮涂抹光环的机会，至少要在第七回中删掉孙坚草船借箭那段。罗贯中把诸葛亮写得神人一般，其实，透过那些夸张的文字和神话的光环，我们看到诸葛亮绝不是《三国演义》所吹嘘的那般高瞻远瞩、智慧超人。他不过是一介书生，读过些兵书而已，并没有什么战斗经验。他的战术，无非火水两招，一生战绩平平；火攻不及周瑜烧赤壁，水攻远逊关羽淹七军。无论罗贯中怎么吹捧，也不能无中生有，吹出什么辉煌战果。其实，诸葛亮既犯过战略性的大错误，也犯过用人不当的严重错误，在战术上则求稳畏险，乏善可陈。不要说曹操的官渡之战和周瑜的赤壁大战，在中国军事史上，就算能提到邓艾，也提不到诸葛亮。

诸葛亮第一次见到刘备，为他“定三分隆中决策”，就犯了战略性的错误。罗贯中赞叹“孔明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真万古之人不及也！”（第38回）其实，诸葛亮这战略计划并非他首创。数百年前，韩信就提出过夺取三秦作为基地，然后与刘邦分兵出击的战略。诸葛亮为刘备设计的夺取荆益两州，择时从荆襄和四川分兵两路以钳形攻势北伐的战略，几乎就是韩信《汉中对》的翻版。当年刘邦采纳韩信的建议，分兵出击，刘邦与项羽在荥阳对峙，使韩信得以剿灭其余诸侯，包抄项羽。然而，韩信成功了，诸葛亮失败了，因为他只会死读书，根本没有看到汉末的形势与秦末的形势大相径庭。曹操已经平定了北方，稳占华夏的三分之二。这与当年楚霸王远在彭城，各路诸侯心怀异志，秦军降而未归，天下即将分崩的情形大不一样。而且诸葛亮的计划还有严重的外交、军事、交通、后勤等问题。荆州和益州虽然相连，但延绵千里，中间隔着大巴山和巫山，交通极其艰难。一旦打仗，两州远隔，形同孤立，不要说支援，连消息都难以传递。刘备的兵力本来就不足，还要两线作战，在通讯不发达的古代，这可是犯了兵家大忌。关羽留守在魏吴之间，两面受敌；他不仅没有联吴抗魏，而且还对孙权傲慢无礼，失败自然在所难免。这一切，主要是诸葛亮的战略错误和实施问题，他的对手司马懿曾评论他：“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善写策论的苏询评道：“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击，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以制中原哉。”（《嘉祐集》卷三《权书•项籍》）毛泽东也批评过《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读文史古籍批语集》106页）《隆中对》的既定方针虽然为刘备开创了基业，也导致了他最终失败，让桃园结义的三兄弟先后丧命。改句套话，真是“成也诸葛，败也诸葛！”

诸葛亮不善于审时度势，还表现在他死抱着“南结孙权，北拒曹操”这个外交政策不变。这个政策是为了配合他《隆中对》的战略，但他战略的第一步就没有完全实现。赤壁战后，刘备仅得到位于长江以南的四郡，那是荆州的一小部分；而孙权得到了南郡、江夏、彭泽三郡和寻阳县以及荆州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曹操在荆州北部还有少数据点。如果诸葛亮真要联结孙权，就应该拿出诚意来，不该那么小家子气，赖账不还荆州四郡，让关羽腹背受敌。在刘备以荆州为跳板，进川得益州后，他或者按既定方针办，“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反正也没有全部占领荆州，难以实现两路进兵的计划，就应该把所占四郡还给孙权，结盟伐魏。或者彻底改变原战略，让马超守汉中，自己带主力东下长江，与关羽一道，先扫平孙吴，再图曹魏。这第二种选择，依我看，在军事上更为可行。然而，刘备取西川后长达十年之久，都未在荆州有任何作为。从定汉中至关羽失败，其间半载有余，他也没有发一卒出关中北伐。刘备在干什么呢？原来，蜀军刚在汉中打赢了几场真正的硬仗，其功劳主要是黄忠和赵云建立的，诸葛亮就忙不迭地和众将官一起迎合刘备的野心，怂恿他称帝。刘备还算比较清醒，只肯报称汉中王。但紧接着便“引百官回成都，差官起造宫廷，又置馆舍。”（第73回）幸亏关羽有将才，一人在荆州帅军拔襄阳、斩庞德、擒于禁，打了一生最大的几场胜仗，威震华夏。此时蜀国的势力如日中天，如果刘备乘艨艟沿江而下，陆上又有关羽配合，东吴唾手可得（此说从猇亭大战之初可见道理，那时虽然关羽已殁，刘备大军仍势不可挡。若不是在丛林连营扎寨，险些灭吴）。但是他们错过了这个战机，关羽从辉煌的顶峰一下跌入死亡的谷底，随后的连锁反应摧毁了“兴汉”的梦想。从辅佐刘备成大业的角度来看，诸葛亮没有及时调整战略，实在算不上杰出的军事家。

在知人善任方面，诸葛亮远不如刘备，而且犯过至少四大错误。一）让情深义重的关羽把守华容道，放走了曹操；二）让心高气傲的关羽留守荆州，冒犯了孙权；三）让纸上谈兵的马谡防守街亭，使司马懿长驱直入；四）没有重用赵云。前三个错误很多人讨论过，无需赘言。不让赵云独当一面，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两个：一、他不是刘备的拜把兄弟；二、他考虑的是平民和大局利益，在小集团中没有人缘。赵云的勇猛和武艺在长板坡单骑救主和据汉水力挽狂澜时都有充分表现。如果说那些章节有文学夸张，我们至少可以说他自从跟随刘备以来，每次都能胜利完成任务，从未失误。赵云的性格在罗贯中笔下不象关张马黄那么鲜明，平时比较低姿态，但在关键时刻，每每马到功成。如果让赵云留守荆州，他只会比关羽做得更好。连张飞都得到过领兵进川取益州的机会，但诸葛亮从来没有让赵云独自率军征战，最多也就是当个先锋。其实，赵云既有将才，又有帅才。有两件事，足显赵云的胸襟和他与刘备及同僚的关系。当刘备初得西川，自领益州牧，便忙于封赏众将，还要抢夺私人田宅赐予诸官时，赵云谏道：“益州人民屡遭兵火，田宅皆空；今当归还百姓，令安居复业，民心方定；不宜夺之为私赏也。”（第73回）遍览三国，在那些无义战中，如此为百姓着想，得罪同僚的谏言似乎绝无仅有。由此，也不难想象，赵云在众将中大概比较孤独。难怪他几次单枪匹马援救同僚，竟然令他们惊奇不已。从中可以看出，赵云平素多么低调。但在关键时刻，他总是挺身而出，不仅是英勇抗敌，也敢于直言犯上。当刘备欲以倾国之兵讨吴复仇时，赵云站出来进谏反对并争辩道：“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第81回）这样一位英明的帅才不得重用，刘备在时，是否因为他不是兄弟，又太有思想？刘备死后，是否因为先主曾托他“早晚看觑吾子，勿负朕言”，（第85回）而致使诸葛亮怀疑？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刘备并不完全信任诸葛亮，否则也不会说什么“君可自为成都之主”，把一向安然稳重的诸葛亮吓得“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拜泣于地……叩头流血。”（第85回）对能人的不信任，往往就是不重用能人的原因。刘备枭雄，敢用诸葛亮。诸葛亮一介书生，连魏延都要防范，所以只信任他一手栽培的姜维。姜维简直就是诸葛亮的延伸，也是那么志大才疏，也是那么谨小慎微，虽没犯大错，也没建大功，最终败在邓艾和钟会手下。搞权谋，姜维倒是颇得诸葛亮的真传，靠诡计他才得以和对手们同归于尽。

在战术上，诸葛亮也就是中上水平，就像司马懿评估的那样，“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所以他从来没有赢得过出奇制胜的战役。他因不肯听魏延出子午道袭取长安的建议，一味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结果六出岐山，皆无功而返。当然，他也打赢过很多小仗，但对手不过是夏侯惇、曹仁、刘度、孟获、夏侯茂、曹真之流，碰到个能干的将领，比如陈仓城的守将郝昭，诸葛亮想尽办法，“昼夜相攻，二十余日，无计可破。”（第97回）更不用说遇见真正的对手，比如司马懿，那他就一筹莫展了。可见《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相当公允，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诸葛亮如何理民，我所知不多，只知道他公正严明，兢兢业业；“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第103回）也可以说他过于独断，不信任下属。然而，他所奉行的法制可不是我们今天熟悉的法制，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便是君侯的意志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等等。而是自商殃以来的中华帝国所例行的用严酷的刑法来惩治百姓。诸葛亮最多也就是比其他官员公正、公开、公平一些而已。比如，失街亭后，他不仅严惩了自己的亲信马谡，还上表，让刘禅在形式上惩罚了自己，与曹操蹋麦后自割其发如出一辙。但那时候的法律绝非神圣不可侵犯，他们治下的百姓连最起码的生存保障都没有，君王一句话就可以改变人民的命运。前面说到刘备欲夺私人田宅以赐诸官之事，要不是赵云上谏，就实行了，平民哪有什么权利可言？诸葛亮又何曾为百姓说过什么话？而且，即使是诸葛亮，在执法时也会考虑人际关系。比如在第一百零一回，都尉苟安运粮，因好酒而怠慢，违限十天，按军法“误了三日，便该处斩”，但为了照顾李严的面子，仅“杖八十”。关于惩罚，裴松之在《三国志》注疏里有言：“亮刑法竣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罗贯中当然不会引用这种不利于诸葛亮的话，但《三国演义》对诸葛亮治蜀也略有反映，说他取益州后，拟治国条例，“刑法颇重”，蜀郡太守法正与他还有一段争论。诸葛亮用乱世需重典，而“刘璋羸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之类的说词让法正“拜服”了。（第65回）罗贯中这样写既是夸赞诸葛亮善于审时度势，权变应时，也是表现诸葛亮善于言辞。而我却听到在那善辩后实施的重典下百姓的呻吟。

诸葛亮最擅长的就是狡辩、耍赖和权谋。仔细看看那为人称道的“舌战群儒”，根本不是讲道理，而是揭短、斗嘴皮，或如黄盖所说，他们是在“斗口”。（第43回）当然，黄盖主要是指责江东群儒非礼，但也希望诸葛亮别跟那些人浪费时间。诸葛亮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说了最后一句：“诸君不知世务，互相问难，不容不答耳。”当然，诸葛亮的激将法对孙权和周瑜起了作用，但他们二人，尤其是周瑜，本来就要抗曹，真正坚定孙权抗曹决心的还是周瑜。听了周瑜振奋人心的话语及对曹操所犯三忌的分析后，孙权精神抖擞，拔剑砍案道：“诸官将有再言降操者，与此案同！”（第44回）所以，即使按《三国演义》，赤壁大战的功劳也归瑜不归亮。战后，诸葛亮再三耍赖，用尽心机，占据荆州四郡不还。在第五十四回，诸葛亮用一纸文书再次欺骗了鲁肃后，周瑜指出那是诸葛亮混赖之谋后说道：“子敬乃诚实人也。刘备枭雄之辈，诸葛亮奸滑之徒，恐不似先生心地。”后来的事实证明周瑜的判断正确。在荆州问题上，诸葛亮违背他自己制定的外交方略，为麦城和夷陵之败埋下了种子，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实在不懂，他那些拙劣伎俩怎么会被那么多人认作是他的智慧？诸葛亮的权谋倒是货真价实的。他为刘备出谋划策，得了荆州四郡并娶了孙权的妹妹为妻；连骗带打占了益州；建议让刘封和孟达互斗，剪除了坐视不救关羽的这两个将领之一；不声不响地施展谋略，退了曹魏五路大军；大张旗鼓地征伐南蛮，与孟获斗智，平定了蜀汉。这些是诸葛亮的最大成就，主要依靠权谋赢得。

诸葛亮最大的罪恶是他以光复汉室为名，穷兵黩武，不断发动战争。在他的治下，以及按照他的既定方针继续北伐的姜维领导下，蜀国因连年征战而贫困不堪，老百姓食不果腹。据吴国使者崔诩向孙休的汇报，天府之国的景况却是“经其野，民皆菜色。”对诸葛亮不断乏魏的国策并不是无人反对，他自己所写的《出师表》就表明刘禅有不同意见，所以诸葛亮才需要搬出他老子来压阿斗。并谆谆劝诫刘禅要尊贤纳谏，发扬先帝的品德，不断进取。刘禅年轻时大概就被诸葛亮这样压下去了，但到第六次出征之前，刘禅终于发表了不同意见：“方今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不能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第101回）诸葛亮又搬出先帝来喋喋不休地弹其老调，光禄大夫谯周站出来，由于大道理谁也讲不过诸葛亮，便用当时人们普遍相信的天象不详为理由，企图阻止出征。诸葛亮回答道：“吾受先帝托孤之重，当竭力讨贼，岂可以虚妄之灾氛而废国家大事耶？”（第102回）由此可见，往日他为自己毫无道理的决定——比如让关羽守华容道——所给的理由：“吾夜观天象”，如何如何，都是妄语。蜀国的百姓，我相信，肯定喜欢刘禅偏安的打算，而不愿参军北伐，为光复什么汉室卖命，也不愿意为没完没了的战争赋税、纳粮、运输。诸葛亮贩卖的战争对老百姓有害无益，对蜀国有害无益。他穷兵黩武，耗尽国家的财力，丢失了蜀汉的民心，导致三国中的蜀，最易守难攻的国家最先灭亡。无论《三国演义》怎样吹嘘诸葛亮，丑化刘禅，我们稍加分析，还是不难看出谁是罪魁祸首。

诸葛亮死后，刘禅废除了丞相制，设立尚书令、大将军和大司马三职，军政事务分开，让它们互相制衡。后来，刘禅亲自管理国事，主张修养生息，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再伐魏，缓解了诸葛亮多年征战造成的耗损。对于继承诸葛亮职务和遗志的姜维，刘禅也实行诸多制衡，拖慢了北伐的进度。尽管如此，姜维还是进行了九次征讨，但其他官员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了。大将军张翼曾劝阻过：“蜀地浅狭，钱粮微薄，不宜远征；不如据险守分，恤军爱民。此乃保国之计也。”但姜维不听，反驳道：“今吾既受丞相遗命，当尽忠报国以继其志，虽死而无恨也。”（第110回）这话听上去冠冕堂皇，但实际上是慷国家之慨，让广大人民为少数个人的理想牺牲生命和财力。谯周反对连年征讨，写了一篇《仇国论》，被姜维斥为“腐儒之论”（第113回）。甚至连廖化都说过“连年征战，军民不宁”的话，惹得姜维“勃然大怒”。（第115回）由于诸葛亮多年的经营，主战派在蜀国一直占上风，四十二年来，北伐了十五次，耗尽了蜀国的人力、物力。

当刘禅向邓艾投降时，所交文簿记载蜀国“共户二十八万，男女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官吏四万”（第118回）；即九个平民养一个士兵，七户养一个官吏，或者说约二十四个平民养一个官吏。这是我知道的中国历史上军民和官民最不成比例的国家。显然，蜀国是一个极端军事化，而且国家机构极端庞大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生活在天府之国的百姓却吃不饱肚子，过着地狱般的日子，人口降到如此之低的数目。三国时代，人口锐减。公元156年，中国人口约5000万，到280年，三国时代结束时，全国人口为1600万。相比而言，蜀国死的人最多。这就是为什么谯周要劝刘禅投降魏国；这位廉洁正直的光禄大夫劝降的主要动机未必是为自己和本地官员争取利益，更重要的，是因为蜀人在刘备和诸葛亮的严厉统治下，在姜维的继续折腾下，在连年的战争中，已经苦不堪言，忍无可忍了。

三国众多人物中，除赵云外，还有两位，赢得我的尊重。他们是刘璋和刘禅。抵御刘备入侵时，刘璋的部下郑度曾劝他坚壁清野，“玄德孔明闻之皆大惊”，因为这两个小人一向这么干，自然相信刘璋也会这么干。法正笑着说：“主公勿忧；此计虽毒，刘璋必不能用也。”（第65回）因为法正知道刘璋仁慈，事实果然如法正所料。当刘备的军队打到成都城下时，刘璋“兵尚有三万余人，钱币粮草可支一年”，但他考虑的不是个人得失，而是民众的利益，他对劝战的董和及众将官说：“吾父子在蜀二十余年，无恩德加于百姓；攻占三年，血肉捐于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 （第65回）在人民没有权力，一切听凭独裁者决断的国家，刘璋的决定就是加于百姓的最大恩德。三国遍地豪强；论用人，曹操、刘备、孙权各有千秋；论武艺，吕布、孙策、太史慈、典韦、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许褚、庞德皆不相上下；论智谋，郭嘉、许攸、诸葛亮、周瑜、司马懿亦难分仲伯。但若论品德高尚，关怀百姓的仁君，刘璋当属第一。

无独有偶，后来刘禅也作了这样一个高尚的决定。按《三国演义》所说，刘禅就知道吃喝玩乐，不思进取。当邓艾兵临城下，“成都之兵，尚有数万；姜维全师，皆在剑阁；若知魏兵犯阕，必来救应”。此时有人主战，有人主和，刘禅采纳谯周降魏的主张并叱责主战的儿子说：“汝仗血气之勇，欲令满城流血耶？”于是，成都人“皆具香花迎接” （第108回）邓艾入城。由此，可见民心背向。敢于抗战，宁死不屈的勇气固然可敬，但我希望那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别拉着他人垫背；而不愿让军民为一己权位流血牺牲，这种情怀更值得敬佩。仅此一个决定，刘禅所赢得的尊敬就远远超过我对刘备的尊敬。

然而，很多读者并不这样看待三国人物，而是随着作者的导向，敬佩为个人野心奋斗，为集团利益韬晦，为哥们义气玩命的刘备；欣赏为正统观念征战，为知己的主子献身，为“光复汉室”尽瘁的诸葛亮。多数人，包括我以前，敬佩的是能征惯战的武将、机智过人的谋臣，这固然与我们本性中对强权和能力的崇拜分不开，但另一个原因就是罗贯中不遗余力地歌颂了伪善的君主刘备，歌颂了穷兵黩武的战争贩子诸葛亮，嘲笑了仁义而赢弱的刘表、刘璋，讥讽了降魏的刘禅，引导读者宁可崇尚罪恶的强权，也不怜惜善良的弱者。《三国演义》所歌颂的品德，在第十九回里的一件事上集中体现出来。刘备逃难时，遇到猎户刘安；一时打不到野味招待，刘安竟然杀妻割其臂肉侍奉刘备。后来刘备得知真相，不胜感伤，又告诉曹操，“操乃令孙乾以金百两往赐之。”这个细节旨在鼓励对君主的忠肝义胆，过去的百两黄金就等于今天的百万美元，而过去一个妻子就好比今天一件衣裳。当然，现代人已经难以接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套观念，也不会把杀妻奉肉当作美德。但现代人还会崇拜权力和武力，崇拜权谋和智谋，还会崇拜能力而蔑视软弱，人性并没有一丝改变。因此，哪怕很多读者看到猎户刘安那段觉得恶心，也不会因张飞经常鞭打士卒而讨厌他，不会因刘备伪善而小看他，不会因孔明耍无赖而蔑视他，不会因诸葛亮和姜维不断贩卖战争而指责他们。

这些读者喜爱那些所谓的英雄，也是由于罗贯中极力吹捧，夸张了他们的强项；例如当阳桥头一声吼，吓退曹操数万兵之类，显然比历史上的人物突出得多，高大得多。但夸张得过分了，成熟的读者就不满意了。鲁迅就对诸葛亮不以为然，觉得罗贯中把他描写得像个妖怪。当然，我是在评演义，不是评历史，无意考证演义中的人物是否符合历史上的人物，也不相信有谁能够考证清楚。我感兴趣的只是对文学的欣赏和评价。《三国演义》作为一个文学作品，并不是很成功。书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平板性格，除曹操和张飞略有变化外，其他人都没有什么发展，和木刻的画差不多。罗贯中的文采比他的老师施耐庵差远了，《三国演义》不仅人物没有《水浒传》的人物鲜活，语言也没有那么生动。虽然有些片断非常精彩，如：千里走单骑、群英会、火烧赤壁等，但整部书林林总总、拉拉杂杂，在结构上只是一部俗话野史，还不是我们现在所公认的小说。罗贯中为这部野史增减了无数情节，用其汉室宗亲的正统观念强奸历史，把那个时代最虚伪的政客和最大的战争贩子说成一代仁君和千古贤相，真乃中国文学中意识形态宣传品的恶劣典范，难怪胡适说《三国演义》是一堆废铜烂铁。清军发现《三国演义》有用，入关时每个将领都怀揣一本，那是把它当作和汉人斗智的教科书，我并不以此为荣。俗话“老不看三国”，不仅是对此书宣扬权谋的厌恶，也是说此书在文学上幼稚。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