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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28 21:33:16 　　来自: 离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的评论

　　
　　断断续续地读完了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讲稿》，真是大开眼界。史学家、中研院院士何炳棣回忆他在清华和西南联大就读时，听说考试是陈老师出题，同学们普遍认为不用准备，因为考题一定极难极冷，猜测复习都没用。陈寅恪被认为是近百余年来史学界泰山北斗一般的人物，的确有其来由。他掌握十几种语言，又兼超人记忆力和家学渊源，堪称不世出的天才。学者周一良回忆陈先生，说他最大的了不起之处是在“打通文史哲”，达到了人文科学的化境。

　　人文科学的最高境界，需要一种“融会贯通”的能力。这个能力，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诸多大师达到过，但现在无疑越来越少，与之对应的，是出现了越来越多所谓“术业有专攻”的专家。它意味着人类追求学问的方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是追求一棵智慧之树的“干”，现在则追求每一片“叶”。结果呢，一叶障目的结果往往不见森林。为什么我们说人类不再能出现孔孟老庄、亚里士多德或达芬奇那样的伟大身影，原因之一或在于此。

　　因为文史哲的打通，陈寅恪能提出许多“在我们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的崭新论述。譬如说他讲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指出文章内的纪实成分，来自南朝北伐时戴延之记录下的北方坞堡。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在南方的武陵，而陈寅恪认为根本不能在地理上信以为真。北方坞堡是在五胡乱华的战乱背景下，一些大宗族依托地形险要，建起保卫安全、传承文化的要塞。戴延之在《西征记》中记载了他寻访过的几个坞堡，而陶渊明的友人中也有参与北伐者。他还指出，《桃花源记》提到的为逃避“秦”的暴政，实际上不是秦始皇的秦，而是当时北方的前秦。

　　不管是哪个秦，也不管是桃花源还是坞堡，这里都多少流露出中国人的一个重要传统心态：逃。

　　逃的可能是暴政，如“义不帝秦”；可能是新政权，如“不食周粟”；还可能就是不愿和社会打交道，如嘲笑孔子的楚国狂人接舆。当然，亦有另一类人通过虚假的“逃”博得高人隐士的名声，再转而觅得进身之阶，美其名曰“逃名利”，实为曲线逐名利。这个“逃文化”，贯穿了中国历史。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逃应该是一件虚无缥缈的事情了。去年夏末，我乘车过秦岭，看到连绵的峻岭之上有一户孤独的民居，当时就想象它是一个逃逸者的住所，随即又觉得自己好笑。或许一直到民国时代，与世隔绝的生活天地还有可能。就像东大教授藤原彰在《中国战线从军记》中写道他曾率部属无意撞入的一个湖南小山村，住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日本和抗战。而经过这些年，纵然是这荒凉山野中的一间草屋也早已无处可逃。

　　“帝力于我何有哉？”古人这样唱着，隐没在历史中。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