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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凡》、《等待戈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让人们认识了孟京辉——这个中国话剧界的实验先锋。
1999年六、七月他导演的小剧场话剧《恋爱的犀牛》连续40场“爆棚”，又创造了40余万小剧场票房最高记录。世纪末的孟京辉不甘寂寞，又在人艺小剧场推出了他的千禧献礼——根据歌德名剧《浮士德》改编的话剧《盗版浮士德》。为人称孟氏戏剧大家族增添了一名显赫、高贵的新成员。孟京辉也因此在2000新年到来之时，收到一份别有意味的厚礼——入选《北京晚报》99年十大文化名人。
虽然《盗版浮士德》已获艺术、票房双丰收，孟京辉也因此重振声威，但面对现场观众，他还是坦然声称：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王牌理论家对他的话剧做过正面评价，他还只能算是个边缘人物！
正是这个“边缘人物”，颠覆了90年代中国的话剧舞台。
“我喜欢现代的东西”
记者：你为什么要在本世纪即将结束之际，推出这部《盗版浮士德》呢？
孟京辉：1999年是歌德老先生诞辰250周年，可以说是时机合适了。我们戏剧学院有位老师一直想排《浮士德》，因为太求全、求美了，多少年都没排成。我是想到就排，就干，对名著的态度就是这种态度呗！
记者：你在戏中运用了各种现代的表达方式，象摇滚乐、时装表演、选美什么的，你是怎么考虑的？
孟京辉：因为现代的各种东西，它就发生在你的周围，你好驾驭它。我对古代的东西不感兴趣，我无法控制住它，象演员穿上古代服装该怎么办，我真不知道！
记者：京剧你也不喜欢？
孟京辉：京剧也不喜欢，看这些东西你得挖，有时十个里头也挖不出一个好东西，反正我个人不喜欢。
记者：有观众说你这部戏太闹了，你听到过吗？
孟京辉：他那是觉得形式太花，我觉得这无所谓，我可以拍一个很花的戏，也可以拍一个很纯的戏，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风格，象我前一部《恋爱的犀牛》就是说两个人的故事，特纯，这个就闹了点，你想啊，《浮士德》这么厚一本书呢！我倒觉得还不够闹，真的不够闹！
“我过去的作品比现在的好？”
记者：听说明年你要把《恋爱的犀牛》和《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两部过去导的戏再进行全国性巡演。为什么要挑这两部呢？
孟京辉：好操作呗，而且对当前社会很有意义，很多人都没看过。
记者：就是因为它们与社会贴近吗？
孟京辉：与社会，现实不贴近，你干嘛要排呢，为什么给别人看呢？没必要呀！
记者：你对你的前期作品，象《等待戈多》、《思凡》这些怎么评价？
孟京辉：当时的作品挺好的，比现在都好，特别有劲儿，还比较单纯，我觉得现在我的东西已经变了，没有比以前纯了。
记者：你认为你的这么多部戏里，最有里程碑意义的是哪一部？
孟京辉：我1994年排的《我爱***》在我看来对我乃至中国戏剧都是很有意义的。以前戏剧的叙述结构都是讲故事式的，《我爱***》是彻底颠覆了讲故事，颠覆了冲突和戏剧矛盾，完全是一种语言的展示，一种宣言和回顾式的东西。
记者：你想通过它表现什么呢？
孟京辉：很多人都要问我想表现什么，我就想表现戏里所表现的，无所谓什么！当时连我自己都很意外，我是怎么创造出这个的？其实这就全凭直觉。
“只要是怪的，我就喜欢”
记者：听说你在大学读中文系时就开始搞话剧，当时你的话剧是新型的还是传统的？
孟京辉：肯定是新型的呀。那时我做过一个叫《西厢狂想曲》的戏，说张生考研究生的事，还是我自己编剧的。它完全是荒诞的怪的东西，还用了架子鼓，后来我又写了好多剧本，象《第七个剧作家的精神病院》什么的。都挺怪的。
记者：你最早看的一部话剧的是什么？是《茶馆》那样的吗？
孟京辉：我看的第一部话剧是北京人艺的《推销员之死》。那时是1982年我刚17岁，看完以后，就觉得自己完全被镇住了，实在是太好了！当时我就想以后要是做话剧，就得做这样的东西。可那时这样的好东西还太少，我是学文学的，心想那么多意识流、新小说、荒诞派、加上整个80年代涌入的各种新思潮，那么多搞话剧的是干什么的，还在搞那些很土的东西。所以我感觉我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实验戏剧的东西。
记者：你1992年中戏研究生一毕业就做了话剧导演，当时，搞话剧在社会上有前途吗？
孟京辉：没前途，真的，也就是傻瓜才搞戏剧。那时电视剧赚钱，拍广告赚钱，拍电影有名誉，也挺厉害！谁都以为搞话剧没戏，肯定没戏，很多人就是在1992年、93年离开了话剧。话剧在那时是人们看来最恶心的东西。你说你是戏剧导演，可笑！什么玩意儿！可那时你也得做，否则二十年后，有人问你90年代都干嘛了，你就是因为条件不好，什么都没干，我认为这是可耻的。
我在97年在日本呆了半年，主要是到一个叫TingAlice的小剧场，考察他们的运行方式。
日本人那种认真、吃苦的态度给我印象很深。他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还那么投入地干。等我半年后回国继续搞（话剧）时，那真是疯狂，我都不能睡觉！
记者：你还打算再出国搞话剧吗？
孟京辉：我现在特别不愿意出国，国外真不见得有人能真正懂你的戏剧，我最关心的还是中国的观众！
“我不为大众服务！”
记者：你创作这么多部戏。一定有个渊源吧，西方现代派的东西是不是对你影响很大？
孟京辉：我在读中戏研究生时就想，话剧既然是个舶来品，到我这儿就得让它好好的下去，西方现代派的东西过去当然对我有很大影响，但我越来越发现这还不够，最重要的还是原创，把我们自己同时代，同社会的关系表达出来十分重要。
记者：有一点我觉得挺奇怪，一般人总认为实验、先锋话剧离普通老百姓比较远，可你的戏现在有这么多观众看。为什么会这样呢？
孟京辉：象冯小刚就说过，我俗，我就为老百姓，完了我成功。我和他还不一样，我还欣赏马雅科夫斯基说的：给大众趣味一记耳光！我就是不跟你们一块儿走，我从头到尾都是实验、先锋。但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我越是打着先锋的大牌子，观众反而越多。这其实是个悖论。这也说明一个问题，主流戏剧文化的圈子太小了，而我先锋的圈子比主流还大，主流反而还跑到我先锋的边缘来。
“离开话剧，我就不自信了！”
记者：你认为现在是你最成功的时候吗？
孟京辉：我现在好像是最成功的，实际上也是最危险的，完全有可能应付驻此而已。以前年轻，随便一个想法，绝对牛，绝对盖了！现在我感觉好些时候，知识不够用了，视点也不够用了，你必须更多地靠理性、靠创作规律来干。我现在是介于轻松与难之间，太难、太轻松可能都是问题。又难又轻松对我来说才正常。
记者：你每场戏演完都要在现场与观众交流？是不是太辛苦了？
孟京辉：演出每场结束了，但整场戏并没有完，还需要和观众建立一个亲密的联系。其实这并不辛苦，每天多半小时就完了，要不然也是吃饭、睡觉、打呵欠就过去了。（笑）
记者：听说你现在还在做很多排戏以外的事，象出书、搞戏剧俱乐部、建网站。
孟京辉：我这么考虑：当我想表达的一个观点比较强烈时，舞台是否是唯一的场所？有很多戏剧里表达不出来的东西，我可能通过书、电影、网络传播出去。我现在就在出一套戏剧丛书，叫《实验先锋档案》。其实现在没人出戏剧丛书，出这个书就是赔钱。我们只要持平，就要做！哪怕赔点儿钱，都无所谓！
记者：听说你打算搞实验性歌剧、实验性舞蹈、实验性电影，是不是以后你会离开话剧舞台？
孟京辉：不可能！离开话剧，离开舞台，我就不自信了。话剧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只有把这个根基稳住，我才会这儿跑一下，那儿搅两下，到四处乱搅和，这才有意思呢！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思凡》、《等待戈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让人们认识了孟京辉——这个中国话剧界的实验先锋。
1999年六、七月他导演的小剧场话剧《恋爱的犀牛》连续40场“爆棚”，又创造了40余万小剧场票房最高记录。世纪末的孟京辉不甘寂寞，又在人艺小剧场推出了他的千禧献礼——根据歌德名剧《浮士德》改编的话剧《盗版浮士德》。为人称孟氏戏剧大家族增添了一名显赫、高贵的新成员。孟京辉也因此在2000新年到来之时，收到一份别有意味的厚礼——入选《北京晚报》99年十大文化名人。
虽然《盗版浮士德》已获艺术、票房双丰收，孟京辉也因此重振声威，但面对现场观众，他还是坦然声称：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王牌理论家对他的话剧做过正面评价，他还只能算是个边缘人物！
正是这个“边缘人物”，颠覆了90年代中国的话剧舞台。
“我喜欢现代的东西”
记者：你为什么要在本世纪即将结束之际，推出这部《盗版浮士德》呢？
孟京辉：1999年是歌德老先生诞辰250周年，可以说是时机合适了。我们戏剧学院有位老师一直想排《浮士德》，因为太求全、求美了，多少年都没排成。我是想到就排，就干，对名著的态度就是这种态度呗！
记者：你在戏中运用了各种现代的表达方式，象摇滚乐、时装表演、选美什么的，你是怎么考虑的？
孟京辉：因为现代的各种东西，它就发生在你的周围，你好驾驭它。我对古代的东西不感兴趣，我无法控制住它，象演员穿上古代服装该怎么办，我真不知道！
记者：京剧你也不喜欢？
孟京辉：京剧也不喜欢，看这些东西你得挖，有时十个里头也挖不出一个好东西，反正我个人不喜欢。
记者：有观众说你这部戏太闹了，你听到过吗？
孟京辉：他那是觉得形式太花，我觉得这无所谓，我可以拍一个很花的戏，也可以拍一个很纯的戏，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风格，象我前一部《恋爱的犀牛》就是说两个人的故事，特纯，这个就闹了点，你想啊，《浮士德》这么厚一本书呢！我倒觉得还不够闹，真的不够闹！
“我过去的作品比现在的好？”
记者：听说明年你要把《恋爱的犀牛》和《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两部过去导的戏再进行全国性巡演。为什么要挑这两部呢？
孟京辉：好操作呗，而且对当前社会很有意义，很多人都没看过。
记者：就是因为它们与社会贴近吗？
孟京辉：与社会，现实不贴近，你干嘛要排呢，为什么给别人看呢？没必要呀！
记者：你对你的前期作品，象《等待戈多》、《思凡》这些怎么评价？
孟京辉：当时的作品挺好的，比现在都好，特别有劲儿，还比较单纯，我觉得现在我的东西已经变了，没有比以前纯了。
记者：你认为你的这么多部戏里，最有里程碑意义的是哪一部？
孟京辉：我1994年排的《我爱***》在我看来对我乃至中国戏剧都是很有意义的。以前戏剧的叙述结构都是讲故事式的，《我爱***》是彻底颠覆了讲故事，颠覆了冲突和戏剧矛盾，完全是一种语言的展示，一种宣言和回顾式的东西。
记者：你想通过它表现什么呢？
孟京辉：很多人都要问我想表现什么，我就想表现戏里所表现的，无所谓什么！当时连我自己都很意外，我是怎么创造出这个的？其实这就全凭直觉。
“只要是怪的，我就喜欢”
记者：听说你在大学读中文系时就开始搞话剧，当时你的话剧是新型的还是传统的？
孟京辉：肯定是新型的呀。那时我做过一个叫《西厢狂想曲》的戏，说张生考研究生的事，还是我自己编剧的。它完全是荒诞的怪的东西，还用了架子鼓，后来我又写了好多剧本，象《第七个剧作家的精神病院》什么的。都挺怪的。
记者：你最早看的一部话剧的是什么？是《茶馆》那样的吗？
孟京辉：我看的第一部话剧是北京人艺的《推销员之死》。那时是1982年我刚17岁，看完以后，就觉得自己完全被镇住了，实在是太好了！当时我就想以后要是做话剧，就得做这样的东西。可那时这样的好东西还太少，我是学文学的，心想那么多意识流、新小说、荒诞派、加上整个80年代涌入的各种新思潮，那么多搞话剧的是干什么的，还在搞那些很土的东西。所以我感觉我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实验戏剧的东西。
记者：你1992年中戏研究生一毕业就做了话剧导演，当时，搞话剧在社会上有前途吗？
孟京辉：没前途，真的，也就是傻瓜才搞戏剧。那时电视剧赚钱，拍广告赚钱，拍电影有名誉，也挺厉害！谁都以为搞话剧没戏，肯定没戏，很多人就是在1992年、93年离开了话剧。话剧在那时是人们看来最恶心的东西。你说你是戏剧导演，可笑！什么玩意儿！可那时你也得做，否则二十年后，有人问你90年代都干嘛了，你就是因为条件不好，什么都没干，我认为这是可耻的。
我在97年在日本呆了半年，主要是到一个叫TingAlice的小剧场，考察他们的运行方式。
日本人那种认真、吃苦的态度给我印象很深。他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还那么投入地干。等我半年后回国继续搞（话剧）时，那真是疯狂，我都不能睡觉！
记者：你还打算再出国搞话剧吗？
孟京辉：我现在特别不愿意出国，国外真不见得有人能真正懂你的戏剧，我最关心的还是中国的观众！
“我不为大众服务！”
记者：你创作这么多部戏。一定有个渊源吧，西方现代派的东西是不是对你影响很大？
孟京辉：我在读中戏研究生时就想，话剧既然是个舶来品，到我这儿就得让它好好的下去，西方现代派的东西过去当然对我有很大影响，但我越来越发现这还不够，最重要的还是原创，把我们自己同时代，同社会的关系表达出来十分重要。
记者：有一点我觉得挺奇怪，一般人总认为实验、先锋话剧离普通老百姓比较远，可你的戏现在有这么多观众看。为什么会这样呢？
孟京辉：象冯小刚就说过，我俗，我就为老百姓，完了我成功。我和他还不一样，我还欣赏马雅科夫斯基说的：给大众趣味一记耳光！我就是不跟你们一块儿走，我从头到尾都是实验、先锋。但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我越是打着先锋的大牌子，观众反而越多。这其实是个悖论。这也说明一个问题，主流戏剧文化的圈子太小了，而我先锋的圈子比主流还大，主流反而还跑到我先锋的边缘来。
“离开话剧，我就不自信了！”
记者：你认为现在是你最成功的时候吗？
孟京辉：我现在好像是最成功的，实际上也是最危险的，完全有可能应付驻此而已。以前年轻，随便一个想法，绝对牛，绝对盖了！现在我感觉好些时候，知识不够用了，视点也不够用了，你必须更多地靠理性、靠创作规律来干。我现在是介于轻松与难之间，太难、太轻松可能都是问题。又难又轻松对我来说才正常。
记者：你每场戏演完都要在现场与观众交流？是不是太辛苦了？
孟京辉：演出每场结束了，但整场戏并没有完，还需要和观众建立一个亲密的联系。其实这并不辛苦，每天多半小时就完了，要不然也是吃饭、睡觉、打呵欠就过去了。（笑）
记者：听说你现在还在做很多排戏以外的事，象出书、搞戏剧俱乐部、建网站。
孟京辉：我这么考虑：当我想表达的一个观点比较强烈时，舞台是否是唯一的场所？有很多戏剧里表达不出来的东西，我可能通过书、电影、网络传播出去。我现在就在出一套戏剧丛书，叫《实验先锋档案》。其实现在没人出戏剧丛书，出这个书就是赔钱。我们只要持平，就要做！哪怕赔点儿钱，都无所谓！
记者：听说你打算搞实验性歌剧、实验性舞蹈、实验性电影，是不是以后你会离开话剧舞台？
孟京辉：不可能！离开话剧，离开舞台，我就不自信了。话剧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只有把这个根基稳住，我才会这儿跑一下，那儿搅两下，到四处乱搅和，这才有意思呢！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