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http://culture.people.com.cn/GB/40479/40480/9973039.html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台前幕后的故事
“东方红，太阳升……”在中国，这是许多孩子学会的第一首歌。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中国，这是许多人心中的红色狂欢。那种激情和辉煌，仿佛直到今天，都没有散场。那是我们最特别的记忆之一——虽然背后的故事，现在的年轻一代没有多少人真正清楚。
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国内国外，都面临着许多困难。在那个时候诞生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被后人赞叹为“二十世纪华人音乐舞蹈经典”。它从一点点萌芽开始酝酿，到昼夜排练、成功演出，以及最后的轰动全国，经历了一些颇令人难忘的历程。
刘亚楼从朝鲜带回来的灵感
开始的开始，应该从1960年讲起。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随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出访朝鲜。在一个很大的机库里，3000名朝鲜人民军将士，上演了气势磅礴的大型歌舞《三千里江山》。观看了这场表演的刘亚楼，久久难以忘怀那些美妙动人的旋律和舞蹈。他想，要是我们也把一些优秀歌舞汇集起来表演，该多好啊！
巧的是，那次刘亚楼归途中，路过沈阳。沈阳军区在招待他们的时候，也举办了一场晚会，还演唱了4首革命历史歌曲。这4首歌曲也给刘亚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一次会议期间，就对空政歌舞团的同志说，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战争，应该把战争年代的一些歌舞汇集起来，也搞一个大型歌舞，让年轻人受教育。
于是，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党委作出决定：放下所有工作，集中精力完成一台大型歌舞晚会。到了年底，词曲作家张士燮、朱正本、姚学诚、陈杰等为主的采风创作小组，赴江西等革命老区搜集整理革命歌曲。这一行人先后到了井冈山、吉安、永新等地，《工农兵联合起来》、《送郎当红军》这些歌曲，从红军老战士的嘴里唱了出来，被作家记录下来。
张士燮等人在回北京后，还拜访了原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的夫人王长德。听说是征集革命歌曲，她非常高兴，当时就唱起了《八月桂花遍地开》。
就这样，空政歌舞团的艺术家们又把在1959年全军第2届文艺汇演中的《葵花舞》、《飞夺泸定桥》和反映红军过草地的双人舞《艰苦岁月》进行了加工整理，也加了进来。在1961年初，春临京华之际，剧本初步定型了，暂定名为《光辉的历程》。
为了取名字，也颇费了一番波折。最初，名字定为“大歌舞”《狂飙曲》，其中“狂飙”二字出自毛主席1930年创作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临近公演，却被否定。领导的理由是，朝鲜一台‘大歌舞’是3000人，我们才300人，没有理由叫“大歌舞”。彭真说：“四不像，非驴非马。”可是报纸已经登上去了，只好找报社，找印刷厂，总算改了回来，叫做《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
由《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到《东方红》
1961年8月1日建军节，《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首演，后移至民族文化宫演出，8天时间，共有观众2.2万人次。演出包括9场 16景，其中很多歌曲都是经典：《国际歌》、《西江月·井冈山》、《八月桂花遍地开》、《十送红军》……在表现方式上，除了大合唱，还有诗朗诵、有舞蹈、有英雄人物形象，另外，还用当时最新的舞美技术，制作了舞台幻灯投影。后来，在1962年，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还将其拍摄成彩色舞台艺术片在全国上映。
刘亚楼看完演出后高兴地对艺术家们说：“改得挺好嘛！我叫你们唱歌，你们举一反三，这样做就对了！有几个演员表演得很好。希望你们进一步加工修改。我们空军的全体常委请你们吃饭，祝贺演出成功。”
这场演出在艺术表现上，类型不同，形式多样，每场都有表现主题并用朗诵词加以串联。当时在国内舞台上还没有“音乐舞蹈史诗”这一概念，究竟叫什么，在当时的首都文艺界曾引起了一番争执。虽然如此，还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应中共上海市委的邀请，空政文工团在不久后去了上海，在上海市委大礼堂演出了《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历时一个多月，观众达7.2万多人。1962年，上海市的文艺工作者按照空政文工团的思路，创作出了一部规模更大的节目，定名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
1963年，陈毅元帅陪同前来访问的几内亚总统塞古尔，看了这场晚会——“亚非拉专场”让总统先生激动不已。陈老总高兴地说音乐帮助了外交工作。演出中，合唱的《黄浦江号子》、队列歌曲《南京路上好八连》、小型芭蕾舞《白毛女》等等，都有着相当的艺术水准。
炎热的7月到了，周恩来总理来上海观看了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总理在看过演出后有了一个想法：建国15周年之际，用艺术形式做一场大型歌、舞、诗结合的晚会，为国庆献礼。这样，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排演便提上了国务院的议事日程。可以说，《东方红》是周总理亲自策划的。
如此盛大的演出，仅仅排练了50多天
1964年7月20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和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周巍峙等几个负责文化工作的同志，被周总理叫到了西花厅。
总理说，是不是可以用歌舞的形式来表现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现一下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历史？
7月30日，周总理再次组织召开会议，就国庆的大歌舞表演展开讨论。最后确定《东方红》领导小组组长由周巍峙担任，副组长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领导小组成员还有时乐濛、胡国光、李伟等。下分文学组、音乐组、舞蹈组、舞美设计组。组长分别由魏风、乔羽、徐怀中、张士燮、任红举等同志担任。经过讨论和最后拍板，导演组、文学创作组、音乐和舞蹈编导组等正式成立。当时，离国庆仅剩50多天的时间。
7月31日，国庆大歌舞指挥部成立，并在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一路绿灯。
不仅如此，当时把所有有名的诗人都请来了：有魏巍、徐怀中、阮章竞、贺敬之、乔羽，要求写出最高的水平。安波、马可、吕骥、时乐濛、严克等十几位作曲家，以及一些戏剧学院、中央歌剧院的最优秀的舞美设计也全部请来了。大家集体投入了战斗。正因为如此，后来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东方红》，采用了当时的“顶尖技术”——幻灯片。因为人民大会堂舞台太大，宽28米，高18米，又太深，幻灯离天幕距离又远，场景变化又要求迅速，最后总理批示从上海请来制灯专家蒋祖泉。最后天幕上的“长江、黄河”是靠事先绘好的许多幻灯片和几十台幻灯机，每台照亮一个区域，拼接出来的。
这些全国、全军的文艺精英们，终于在8月12日全部到齐，周巍峙作了动员，讲了任务的重要性。
如此盛大的演出，排练仅用了50多天。
1964年7月20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和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周巍峙等几个负责文化工作的同志，被周总理叫到了西花厅。
总理说，是不是可以用歌舞的形式来表现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现一下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历史？
7月30日，周总理再次组织召开会议，就国庆的大歌舞表演展开讨论。最后确定《东方红》领导小组组长由周巍峙担任，副组长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领导小组成员还有时乐濛、胡国光、李伟等。下分文学组、音乐组、舞蹈组、舞美设计组。组长分别由魏风、乔羽、徐怀中、张士燮、任红举等同志担任。经过讨论和最后拍板，导演组、文学创作组、音乐和舞蹈编导组等正式成立。当时，离国庆仅剩50多天的时间。
7月31日，国庆大歌舞指挥部成立，并在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一路绿灯。
不仅如此，当时把所有有名的诗人都请来了：有魏巍、徐怀中、阮章竞、贺敬之、乔羽，要求写出最高的水平。安波、马可、吕骥、时乐濛、严克等十几位作曲家，以及一些戏剧学院、中央歌剧院的最优秀的舞美设计也全部请来了。大家集体投入了战斗。正因为如此，后来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东方红》，采用了当时的“顶尖技术”——幻灯片。因为人民大会堂舞台太大，宽28米，高18米，又太深，幻灯离天幕距离又远，场景变化又要求迅速，最后总理批示从上海请来制灯专家蒋祖泉。最后天幕上的“长江、黄河”是靠事先绘好的许多幻灯片和几十台幻灯机，每台照亮一个区域，拼接出来的。
这些全国、全军的文艺精英们，终于在8月12日全部到齐，周巍峙作了动员，讲了任务的重要性。
如此盛大的演出，排练仅用了50多天。
总理说，这么大型的歌舞，搞老一套不行
从开始排练到电影《东方红》摄制完成，周总理总共去过剧组26次。在艺术上，总理的要求很高，他特别提出了一条叫做“标新立异”，他说，这么大型的歌舞，搞老一套不行。什么是标新立异呢？总理说，要表现出无产阶级的自信和民族自信。
中国革命有大革命时期、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时期5次“大仗”，总理要求大家，5次大仗要有5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许多看过《东方红》的人，对剧中没有表现南昌起义感到困惑不解。但撰稿人记得，在写《东方红》大纲第一稿时，南昌起义是完整的一场戏，但在周总理的坚持下删掉了。周总理为什么要删掉这场戏？他说，如果要写，不能单纯地歌颂他，要写他的失败。当时没有经验，不知道起义之后往哪里走，不知道寻找和建立根据地。而毛主席领导了秋收起义后，就建立了根据地。后来，因为周总理的坚持，这部史诗中只保留了“听，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这句串词。
1964年前后，有26个亚非拉国家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刘少奇和周恩来先后对亚非拉数国进行了大规模访问。因此1964年的国庆要邀请不少国家的领导人参加。因此总理特别注意《东方红》中涉及对外关系的内容。
周总理强调，我们要讲国际主义，我们讲究的是和兄弟国家并肩作战，没有不平等。在毛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的时候，照片上看起来斯大林比毛主席的个子高一些，实际上却恰恰相反。出现那种情况的原因是苏联的工作人员利用镜头弄了个“效果”。周总理认为，革命队伍里，不同的国家是平等的，旗帜是一样高的，绝对不能表现得我们贡献更大、力量更强大。
《东方红》实施五级审查制度
周总理说，许多问题不是由他一个人能定的。《东方红》在当时，实际上实行了五级审查制度：周总理一级，文艺界一级，彭真、陆定一一级，刘少奇一级，还有毛主席一级。罗瑞卿到剧组的次数也很多。重要的排练或者总排，也会请陈伯达、康生和江青来看。
自封为“文艺战线上的流动哨兵”的江青来得比较多，还曾经就一些曲子发表过意见。当时，抓京剧革命的江青甚至提出过，加入一些戏曲的元素。这让剧组的同志们很为难。总理提出，可以用戏曲的大旗和人，好像在天安门前翻跟斗一样，说明戏曲界也来庆祝国庆。文革之后，这部分就被删掉了。
在排练过程中，周总理曾经请陈毅、贺龙等老帅来观看，他们也提出一些具体的意见，比如井冈山会师、秋收起义等几场戏中，旗帜上的字，演员的服装等细节问题。在周巍峙的记忆中，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也来过一次排练场，周巍峙还曾就安源大罢工的一个历史细节向他求证。虽然毛主席在排练的过程中没有来过现场，可是时常听取汇报，对情况也比较了解，不少重大问题都是由他亲自决定的。
定于9月15日进行彩排，演员们实行了连班倒。排练的问题经过总理批示后，一有什么要求马上进行修改，属于“流水作业”，整个剧组，成了“不夜组”，有时候连小便都要憋着。
而这部边排练、边修改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名字却一直没有定下来。一度曾经有过《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灯塔颂》等多个名字。当时的总政文化部副部长李伟早在1962年曾提过《东方红》这个名字，1964年的大型歌舞排练到第9版的时候，周巍峙最终确定使用它。周巍峙说，“东方红”这3个字，不只是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的敬仰，“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东方红”也含有这个意思。
主席说，第一场要表现旧中国的上海
1964年9月24日晚，西花厅里进行了十几个小时的审查工作，周恩来总理在灯下，逐字逐句地修订了《东方红》的朗诵词。等总理完成了最后审订工作，天空已经发白。
9月25日，《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最后一次彩排。然而，就在首演前两天，剧组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原来我们发布国庆的口号，习惯就是“庆祝国庆”4个字。9月30日，忽然增加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团结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团结起来”等标语。当时舞美设计使用了幻灯片，如果临时加幻灯片，可能会打乱一些顺序，效果会受到影响。剧组连忙请示总理。总理说，如果可以加，就加，实在不可以，他负责解释。剧组这才放心了。
10月2日晚8点整，来自各国参加国庆观礼的贵宾、工农业劳动模范、陆海空三军战斗英雄、少数民族代表以及各界群众代表共一万多人，观看了演出。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领导出席观看，前来参加中国国庆活动的各国外宾也应邀观看。大幕落下的那刻，观众的掌声、欢呼声，盖过了一切。《东方红》首演大获成功，外宾都纷纷向中国表示祝贺。
10月6日晚，解放军总政治部举办国庆晚会，毛主席和驻京部队官兵8000人一起观看了《东方红》。主席在观看的时候，点头表示认同。周巍峙的夫人王昆演唱《农友歌》时，主席还说：“她很有湖南革命女性的气派嘛！”最后，毛主席对于整个演出的意见是：“长了，写到1949年民主革命胜利就可结束，将来再说社会主义的事。”他还说，第一场要表现旧中国的上海，表现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苦难，应该根据史实，在“公园”的门口加上一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由于舞台背景是幻灯片打出来的，舞美组的同志连夜重绘，第二天的演出，终于多了一块牌子。
中央领导宴请剧组的当天，我国原子弹试验爆炸成功
1964年10月16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要接见《东方红》剧组的全体演职人员。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演职人员满怀喜悦等候接见。3点钟左右，中央很多领导同志都到齐了，就3位没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
大家等了一会儿，周巍峙说:“我去请他们吧！”周巍峙走到人民大会堂的上海厅左侧。刚到那个厅，就发现气氛不一样：毛泽东正抽着烟在考虑问题呢,刘少奇在看稿子，好像准备修改的样子,总理则在大厅边上的电话间，正在大声通话。
周巍峙看了看，就往后退了一点，不知道该不该回去。他在门外等候的时候，能够看见毛主席和刘少奇面色凝重，而周总理一直忙着打电话。然后，总理挂了电话，他们3个商量了一下，笑笑，就出来了。
出了上海厅，总理就问主席：“给不给他们说？”主席说：“给说吧！”
一头雾水的周巍峙把3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领到等待接见的剧组人员那里。主席坐下来，总理开始给大家讲话：“我给大家报告好消息，可是大家不要把这个宴会厅的地板蹬坏了！我们中国自己制造的原子弹，今天成功爆破了。这是我们中国自己的，自力更生搞的！”
所以，《东方红》剧组，可能是全国人民中第一批知道这个消息的——消息的正式发布是在当天晚上的10点——大家听到消息后，特别地激动，但是全部人员都很自觉地保守了7个多小时的秘密。
而接见的时候，周总理居然能把当场的几百个人，一一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接见完毕，操着湖南口音说：“总理，你(记性)好得很啦！”
电影片头“东方红”3个字，是从鲁迅字体中挑出来的
《东方红》在北京连演14场，场场爆满，北京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了多场实况转播。中国唱片社发行了《东方红》全部实况录音和选曲两种唱片。中国音乐出版社于1965年出版了相关书籍。《东方红》中的歌曲，成了当年最流行的歌曲。
1964年10月19日，舞台版《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周总理请全体演职人员会餐，吃的是大盆菜，算是奖励。
随后，周总理接受了许多国际友人的意见，决定将这部音乐史诗拍成电影。为了解决许多技术问题，确定增补司徒慧敏等为领导组成员，王苹、李恩杰为导演。电影对原来的舞台演出版本进行了删减，从1965年3月起进行了拍摄前的修改、分镜、定稿、试拍等工作。周总理决定应该以舞台表演为主，拍成纪录片的形式。至于彩色胶片问题，还特别请外交部协助到英国伦敦购买质量最好的“伊斯曼”。为了突出集体创作，参加电影拍摄的所有工作人员，一律不留演职员表。
9月18日，《东方红》全部关机。完成了宽、窄两种银幕的拍摄。剧组的人员考虑到周总理为了《东方红》付出的心血，曾请他题写片名。周总理欣然为影片题写了“精益求精，后来居上”八个大字，可还是建议用毛主席字体作为片名。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电影片头的“东方红”3个字，是从鲁迅先生的字体中挑出来的。1965年10月1日，《东方红》如期在全国上映。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东方红》被打入冷宫。
1977年初，《东方红》成为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批复映的影片，还在片头加上了长达千字的序言，并用《国际歌》音乐做衬托。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