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拉伯世界革命风起云涌之际，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以整版篇幅刊文关注“没有硝烟的战场”，批驳“军队国家化”与“指导思想多元化”思潮、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等，对全军进行思想教育，确保部队军心稳定。
日前，沈阳军区某集团军炮兵旅以高度的政治自觉，积极开展“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仗”专题教育，帮助官兵打牢高举旗帜、听党指挥的思想基础，《解放军报》3月29日选登该旅部分官兵的心得体会。《解放军报》在“编者按”中指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在信息化飞速发展和全球化迅速蔓延的环境下进行的，更加尖锐激烈。要高度关注和准确把握新情况新问题，牢牢掌握领导权和主动权，确保部队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
文章《“军队非政治化”兜售的是什么货色？》说，西方鼓吹军队同政治分开，不代表或支持任何一种政治观点或任何一个政治党派，国内一些“异见分子”鹦鹉学舌，胡说“军队应当保持中立”，其实质都是为了改变解放军的性质宗旨，不是什么好货色。坚决抵制这种错误思潮影响和敌对势力意识形态领域的不断渗透，要自觉划清中国基本军事制度和西方军事制度的界限，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建连育人，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到部队发展各领域，贯彻到部队完成任务全过程，确保党指挥枪的原则落到实处，始终高举旗帜、听党指挥。
文章《谁说军队只有“非党化”才能建成信息化？》披露，一名连队司务长外出采购时曾被几个自称“救国救世”的人劝其退党退伍，邀请加入他们的组织并为其“封官”，同时塞给他一本“宣传册”，让他“学习学习”。文章说，把“非党化”与“信息化”胡乱地扯在一起，是国内外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鼓吹所谓“军队非党化”的一个新手法。“军队非党化”有着极强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在实行一党制或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的国家里，由执政党直接领导军队在所必然；在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国家里，政党则通过政府间接控制军队。以党绝对领导军队为核心的军事制度，是中国惟一正确的军队现代化道路。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鼓吹“军队非党化”，妄图使解放军脱离党的领导的图谋不能得逞。
文章《“国家的军队”等于“军队国家化”吗？》说，邓小平曾说过，人民解放军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但有人别有用心断章取义，认为既然是国家的军队就应当实现“军队国家化”，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十分荒唐的。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三者完全一致、高度统一。因为党代表人民利益，军队归根结底还是属于人民的。“军队国家化”论者企图挑动军队脱离党的领导，使军队脱离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还打着政治民主的旗号，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民主化”改造，以达到搞垮社会主义国家、搞倒“集权”国家、搞乱“不听话”国家，进而称霸全球。事实证明，这样做已给东欧、非洲、南美洲以及阿拉伯世界等造成严重后果。
文章《“诺贝尔和平奖”变味说明了什么？
》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让人极为震惊：一个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正在服刑的囚徒，怎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被依法判刑后，西方反华势力和境内外敌对势力看到他在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价值”，便不遗余力地向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游说施压，要求颁奖给这位中国“异见人士”。这是西方反华势力有预谋、有组织、精心策划的事件，是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公然挑战，目的是以此宣扬西方式的民主、自由，推销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兜售“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普遍民主”，颠覆中国的政治制度。根本不是为和平，而是使中国因政治分歧陷入无穷无尽的纷争，为中国制造麻烦。
文章《“棒杀”和“捧杀”的背后隐匿着什么？》说，中国平稳度过金融危机，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一些高帽子不断地飞到中国头上，诸如“中国领导世界”、“G2”、Chimerica(中美国)等，一些西方媒体甚至把世界的“新主人”这顶大帽子也送给中国。而就在十多年前，“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中国崩溃论”花样翻新，甚至在全球引发“谁来养活中国”大讨论。无论是“棒杀”，还是“捧杀”，其最终都是想扼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是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攻势的又一招。中国既不要被“中国威胁论”所吓倒，也不要被“中国领导世界”的迷魂汤所迷惑，只专心致志地做好一件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让人民得到更多福祉。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小老板等“新生代士兵”走进军营，逐渐成为部队建设的主体。文章《岂能用“多样化”取代“一元化”？》说，他们生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更加多样、多元、多变。但无论价值观念怎样多元化，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一元化。
近来，中国有人用“皮革水解蛋白粉”加入奶粉中，以提高蛋白成分，谋取不义之财，人称“皮革奶”。文章《“皮革奶”等问题是社会制度造成的吗？》说，奸商造假并非中国独有，发达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联系炒作拆迁、就业、房价、腐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仇官”、“仇富”，不难看出，在这种“热心”中国的背后，是那只操纵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看不见的手”。他们借题发挥，将所有问题都说成因“制度弊端”所致，把群众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意见引向对基本制度的不满，挑唆群众跟党和政府对立，进而颠覆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