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这些中国的脊梁都自杀了。

邓拓

1912年生，福建闽侯人。1930年入党。曾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称邓拓“是一个叛徒”；5月17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5月18日自缢身亡，成为在那段非常的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道者。

老舍

生于1899年。北京人，满族。着名小说家、剧作家。抗战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解放后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陈笑雨

1917年生，江苏靖江县人。着名文艺评论家。解放后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斗，因不甘屈辱，于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自尽。

陈梦家

1911年生，浙江上虞县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16岁开始写诗，师从徐志摩、闻一多，1931年出版《梦家诗集》，为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解放后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考古所学术委员、《考古通讯》副总编，在考古及古文字研究方面着述甚丰，颇多创见。1966年9月3日自缢身亡。

言慧珠

1919年生，北京人，蒙族。着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文革中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1966年9月11日晚，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后自杀身亡。

叶以群

1911年生，安徽歙县人。着名文艺理论家。1932年入党，同时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解放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跳楼自杀。

刘盼遂

1896年生，河内淮滨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1925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问教于王国维、黄侃、梁启超门下；1946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授。1966年自杀身亡。

赵慧深

1911年生，四川宜宾人。着名表演艺术家，以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及家庭成分不好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又因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和侮辱，于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

罗广斌

1924年生，四川成都人，毕业于西南联大，解放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解放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67年跳楼自杀。

严凤英

1931年生，安徽桐城人。着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闻名。文革中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死后曾被剖尸检查，因怀疑她腹中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

杨朔

1913年生，山东蓬莱人。着名作家。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月底杨朔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绝望中于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储安平

1909年生，江苏宜兴人。清华大学毕业后曾留学英国三年，攻读政治学。50年代初先后加入九三学社和中国民盟，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1957年大鸣大放中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因所谓“党天下”言论被定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为造反派折磨的对象，任意打骂，人身侮辱，无所不为。1968年8月的一天投河自尽。

傅雷

1908年生，上海南汇县人。着名翻译家。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着作等身。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1968年8月30日，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夫妇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惨遭人格凌辱。9月3日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翦伯赞

1898年生，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着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18部着作行世。1937年加入中国**，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文革中，因对前途绝望，于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上官云珠

1920年生，江苏苏州人。着名电影演员，曾在《乌鸦与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饰演角色。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68年跳楼自杀。

容国团

1937年生，广东中山县人。着名乒乓球运动员。自幼居香港，1957年回大陆，曾多次获世界冠军称号。“文革”中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1968年6月20日目睹了贺龙、荣高棠批判大会后，在龙潭湖附近的一个鸭房中自缢身亡。

周瘦鹃

1895年生，江苏吴县人。现代着名作家。曾主编《申报·自由谈》、《礼拜六》等，有长篇言情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跳井自杀。

李广田

1906年生，山东邹平人。着名作家。1935年毕业于北大外语系。1948年入党。解放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文革中因遭残酷迫害，于1968年跳池自杀。

吴晗

1909年生，浙江义乌县人。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28岁时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解放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起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后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在狱中自杀身亡，死前头发被拔光。

顾而已

1915年生，江苏南通人。着名电影艺术家。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影片。文革中，因30年代与江青有过交往（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自缢身亡。

闻捷

1923年生，江苏丹徒人。着名作家、诗人。解放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1969年下半年获得“解放”后，又因人际交往问题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1971年1月13日，张春桥、姚文元正式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书记，闻捷于当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刘绶松

1912年生，湖北洪湖县人。着名文学史家。1938年毕业於西南联大。解放後历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等职。着有《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文革"中遭受迫害，1969年3月16日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

范长江

1909年生，四川内江县人，着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解放前曾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华北版）总编辑等职。解放後历任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1970年10月23日跳井自杀。

王重民

1903年生，河北高阳县人。版本目录学家，敦煌学家，曾留学法国。1948年任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1952年起专任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一生对图书馆学和敦煌学的研究影响巨大。1975年4月15日自缢身亡。

陈琏

1919年生，浙江慈溪县人，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入党，解放後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开始後。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并扬言要开除她的党籍。1967年11月19日，48岁的陈琏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自杀。1979年3月上海市委为其平反，胡耀邦曾为她题写了"家庭叛逆，女中英豪"的赞词。

李平心

1907年生，江西南昌市人。历史学家。1946年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解放後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历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问题的研究也甚有影响。文革前夕即遭围攻和迫害，1966年6月20日自杀。

熊十力

国学大师，1968年5月24日绝食身亡。

顾圣婴

着名女钢琴家，1969年1月31日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傅其芳

中国乒乓球队教练，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姜永宁

乒乓球国手，1968年5月16日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着名作家、诗人还有田汉、阿英、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郑伯奇、郭小川、芦芒、蒋牧良、刘澍德、孟超、陈翔鹤、纳·赛音朝克图、马健翎、魏金枝、司马文森、海默、韩北屏、黄谷柳、远千里、方之、萧也牧、李六如、穆木天、彭慧、姚以壮、邓均吾、张慧剑、袁勃、徐嘉瑞、李亚群、林莺、沈尹默、胡明树。

着名文艺评论家冯雪峰、邵荃麟、王任叔、刘芝明、何家槐、侯金镜、徐懋庸。

着名翻译家董秋斯、满涛、丽尼。

着名电影艺术家蔡楚生、郑君里、袁牧之、田方、崔嵬、应云卫、孟君谋、徐韬、魏鹤龄、杨小仲、刘国权、罗静予、孙师毅、夏云瑚、冯喆、吕班、王莹、赵慧深、瞿白音；

着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盖叫天、荀慧生、马连良、尚小云、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高百岁、裘盛戎。

着名话剧艺术家章泯、焦菊隐、孙维世、舒绣文、兰马、高重实、万籁天、白辛、伊兵。

着名戏曲艺术家张德成、李再雯、竺水招、苏育民、顾月珍、筱爱琴、韩俊卿、丁果仙、阎逢春、徐绍清、蔡尤本、刘成基、白云生、韩世昌。

着名曲艺家王尊三、王少堂、张寿臣、俞笑飞、江枫、连阔如、肖亦吾、固桐晟。

着名音乐家郑律成、马可、黎国荃、向隅、蔡绍序、陆洪恩、费克、舍拉西、查阜西、李淦、张斌、王建中、沈知白、李翠贞、阿泡、杨宝忠。

着名美术家潘天寿、王式廓、董希文、丰子恺、陈半丁、秦仲文、陈烟桥、马达、倪贻德、肖传玖、吴耘、张正宇、吴镜汀、叶恭绰、刘子久、乌叔养、符罗飞、贺天健、彭沛民、郑野夫、李斛、沃渣、王颂咸、李又罘、张肇铭、李芝卿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首当其冲死于红卫兵暴力的"皇家女校"校长
何燕凌、童式一、穆广仁、宋铮
2008
经过何燕凌、童式一、穆广仁、宋铮等老同志的努力，《红岩儿女的罪与罚》一书近期得以出版，读者甚为欢迎。我认为，书中《首当其冲死于红卫兵暴力的"皇家女校"校长》一文，是截至目前最符合历史事实、最真实的报道。卞仲耘校长死于文革中的红卫兵暴力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

在此，我谨藉推荐这篇文章之际，特向当年在红色恐怖中冒极大风险写匿名信做见证的女附中张静芬老师，向首先报道卞仲耘之死、最具良知的女附中校友王友琴，向近年来出于正义感公开发表文章的刘秀莹老师、林莽先生、裕雄女士，向制作电影《我虽死去》记录史实的胡杰先生，向绘出卞仲耘大幅肖像的良心画家徐唯辛，向整理编撰此书的各位同志，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深切的感谢！

王晶垚

2009年1月11日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是历史悠久全国著名的一所优秀学校。新中国建立后，很多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所学校就读。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的女儿都曾是这所学校的学生。1965年秋入学的学生，高级干部的女儿占了大约一半。一时有"皇家女校"之称。由于这个学校的特殊性质，校长必须由老资格老革命担任，最初的校长是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她离任后有几年空缺。1958年到1963年一度由林默涵的夫人孙岩任校长。此后，就没有校长了。

从 1966年6月初开始，这所学校的学生就得风气之先，刮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旋风。副校长之一、党总支书记卞仲耘就和其他副校长、教导主任等首当其冲。

"文革"风暴席卷了校园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语）。这张大字报除了攻击北京大学的负责人，还号召"坚决彻底消灭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北师大女附中的三个学生（宋彬彬、刘进、马德秀）也贴出了本校的第一张大字报，向校领导发动攻击，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上领头署名的就是高三学生宋彬彬。她的父亲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宋任穷。她的家庭背景使得这张大字报更有权威性和影响力。

6月３日，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来到女附中。有了毛泽东高度评价北京大学那张大字报的"光辉榜样"，工作组一进校，当然就宣布对宋彬彬等人热烈支持。工作组取代校领导掌管了学校，建立"革命师生代表会"，工作组长担任主任，宋彬彬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成为副主任。学校停课"闹革命"，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革命对象"。整个学校贴满了攻击他们的大字报。

红卫兵揭发卞仲耘的"罪行"的大字报上列举的事情，最骇人听闻的是她参与了前北京市委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且不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军事政变，即使有，怎么可能让一个中学女副校长参与呢！

大字报还说她"反对毛主席"。说的是1966年3月邢台地区地震时候的事情。那时候，为了学生的安全，校领导告诉大家，若有地震发生，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卞仲耘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告诉学生：要尽可能快地离开教室到空旷的地方。这就成了她"反对毛主席"的一大罪状。

另一条罪状是"反对共产党的阶级路线"。证据是，几年前刘少奇的一个女儿曾因两分之差未被女附中录取。当时重点中学有录取分数线，对入线的学生，优先录取高干子女。刘少奇的女儿差两分不到分数线。学校向北京市委和教育局请示，教育局同意不予录取。

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也是卞仲耘的一大罪状，大量的大字报攻击她提倡智育第一，反对和工农结合，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搜罗和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做教师，等等。大字报上充满了粗暴的谩骂和侮辱性语言，完全不像出自一些受到良好教育的中学女孩子的手笔—— 毛泽东发动大"革"文化的"命"，并且指明要从教育界开刀，一声号令，原先天真烂漫的女孩子一下子就变成了野蛮人，失去了人性。这时候还有人有意陷害卞仲耘，放出谣言，说她是北京市委"黑帮"头子之一刘仁拉进党内的假党员。这样，"斗争"她的火力就更猛烈了。

1966年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卞仲耘被几个学生押到台上，面对群众。她被迫九十度大弯腰以示低头认罪。上台揭发批判者，都作气愤填膺状，声音高八度，挥拳跺脚。有几个学生跑上台，用自制的枪头包有铁皮的假步枪，这个一枪那个一枪，把卞仲耘捅倒在地。她几次倒下，每次都有人用冷水浇她的头，然后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拖起来。工作组不加干涉。

会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控诉信，叙述了她被毆打和侮辱的情况："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是强迫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民兵训练用的假步枪捅脊背，用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要求制止这种野蛮行为。

7月初，工作组对学校的负责人和教师做了分类排队。卞仲耘被划为第四类，就是问题最严重的"资产阶级右派"。根据就是大字报上和批判会上说的、未经核实和分析的材料。

7月5日，工作组和宋彬彬等人，以及西城区工作队负责人，向邓小平汇报"文革"情况。邓小平谈到了卞仲耘的控告信，要工作组"适当处理"。邓小平询问斗了卞仲耘几次以及是否打了她。工作组的人说打了。邓小平说：不要打人。

按照工作组的计划，这些被定为第四类的干部，被"批倒批臭"之后要送往农村劳动改造。不料情况突然发生变化，连工作组和派工作组的人也成了被批判斗争的对象。

7月下旬，毛泽东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嫌他们派出的工作组没有认真支持造反派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有些学校压制了"革命行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开始直接领导运动。第一个重要行动就是把所有派往学校的工作组全部撤出，放手鼓动学生"造反"，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

到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撤离，学校里根据毛泽东的号召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只有"出身好"的学生能参加，大多数学生是没有资格的。红卫兵掌管了学校。校园里首先发生的一个变化是，果树上未成熟的果子，都被红卫兵摘光了。連苦涩的根本不能吃的青柿子，也全部被打光。整个校园充满了破坏和暴戾的气氛。

8月4日，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红卫兵在一些班里斗争了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教室墙上贴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被斗争的这些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绳子绕过她们的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她们被迫逐个交代反动思想和父母的罪行，最后还必须连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同一天下午，一些红卫兵喊着"黑帮，不许动！"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学校负责人的办公室。她们有的拿着民兵训练用的木枪，有的拿着皮带，狠狠地抽打这些负责人。

王晶垚回忆：那天晚上，卞仲耘预感到巨大的灾难已经临头，对我说："现在打死像我这样身份的一个人，就像打死一条狗。"我们商量：是给中央领导人写信控诉，还是暂时躲避一下？我主张她回安徽老家暂避一时，她不同意。她说："天南地北都是中国，天罗地网无处可逃。"更重要的是，她认为自己是清白的，走了反而会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为了人的尊严，她表示决不逃走。我一再劝说，她最后却冷静地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她要求我们这些能够活下去的人"对这伙杀人犯斗争到底，绝不能坐视他们逍遥法外，遗患无穷……要把真相告诉女附中全体师生员工，告诉全国人民，告诉子孙后代！"

第二天早上，她家的老保姆对她说："别去学校了。"她还是按时去了学校，因为这是她的岗位 ——十七年前自己选定的神圣岗位。

8月5日上午，知道处境危险，副校长胡志涛一大早先到了北京市委，找到文教口负责人，告诉他，她们的人身安全已经得不到保障，希望得到帮助。得到的回答是不着边际的一句："你回学校去吧。"胡志涛在失望中回到学校。这一天，她眼看着卞仲耘被打死，自己和另外几位同事被打成重伤。

8月5日，这是一个什么日子？正是这一天，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6月上旬中央向各个学校派出工作组，压制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说，控制了"造反"行动，转移了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

在这前几天，8月1 日，他就曾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创造了"红卫兵"这种组织的几个学生，对他们写的说明"造反有理"的大字报"表示热烈的支持"。

惨死在红卫兵"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行动"中
师大女附中一些女孩子，主要是高级干部的女儿，从"内部"得知毛泽东支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些学生组织红卫兵的创举，赶紧跟上，在毛泽东的信发出的前一天，7月31日就建立了本校的红卫兵队伍，而且急于开始发动"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革命行动"。于是，8月5日中午，宣布斗争"黑帮"。斗争对象是这个学校的五位负责人：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和副教导主任汪玉冰。

这天下午2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那时候，副校长胡志涛听从红卫兵的命令正在打扫厕所，她告诉学生，开斗争会应该先报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意思是学生们不能这样自作主张。这些大有来头的红卫兵们根本不理会她说什么。在她们看来，你一个黑帮分子，竟敢阻止红卫兵的革命行动，看我们的厉害吧！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的头上浇了下去——"黑帮"嘛，还你一个黑面目！

红卫兵把自己学校的五个负责人揪到大操场上，给她们头上戴上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脖子上套上写有"反革命黑帮"和"三反分子"的牌子，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然后，就高喊着"打倒黑帮"的口号，开始"揭发"和"控诉"。

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一个红卫兵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一些人跑向学校的木工房。那里有待修的破损的课桌、椅子。还有人去锅炉房取了开水。她们认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实际行动，就是殴打、浇烫这些斗争对象——她们的老师。

五个斗争对象被从高台上拖了下来"游斗"。佩戴着红底黄字的袖章，手握根棒的红卫兵在她们两旁押着。所用的棒子，除了从木工房拿来的旧桌子椅子腿。还有垒球棒，跳栏上的横档，民兵训练用的木枪。红卫兵强迫她们一人拿一个铁簸箕或脸盆，另一只手拿一根短棒，强迫她们重复地喊"我是牛鬼蛇神"，"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有罪，我该挨斗。我该死"……每喊一声，就敲打一下簸箕或脸盆，发出破锣的声音。红卫兵认为哪个斗争对象喊得不够响，就用棍棒打她的头，用枪戳她的身子，逼迫她们放大嗓门高喊。喊一两声，声音又低了，就又打又戳。喊得嗓子沙哑了，打击就像冰雹一般连续不断地落在她们头上身上。这些女学生红卫兵狂叫着叱骂着，一再威逼她们的老师高声嗥叫。几位老师实在无力遵从这种无法履行的命令，几个红卫兵就抬起来穿着翻牛皮军靴的脚，向老师们的肚子上猛踢。卞仲耘用手捂着肚子，牛皮靴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她不禁发出尖锐的喊叫，令人惊怵心寒。

当时在师大女附中担任语文教师、停课"闹革命"后被勒令接受劳动改造打扫操场、厕所的林莽，在卞仲耘殉难四十周年的时候回忆当年他身历其境看到和感受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

—— 卞仲耘终于倒了下来。刚一倒下，许多红卫兵就涌到她身边，恶狠狠地喊："你别装死！起来！再不起来，老子踢死你！"女红卫兵居然自称"老子"了。我以为既然倒下，吓唬吓唬这个女书记就算了，没想到红卫兵，而且是女孩子，会这么狠！她们用穿着军靴的脚踢她。（军靴，正是这些女学生的特殊身份的一种证明，一种特权的象征，一般人家是不可能得到这种高级军用品的。）卞仲耘躺在地上，躲不开，只有任其狂踢。红卫兵大概是踢累了，才收住脚。

——不踢了，她们还要喊："砸烂她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于是便出现这样一个场面，有一个女将个子又高又大，腿又长，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只穿着军靴的大脚。那气势真够雄伟。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好像识破天机，"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的不就是这种精神吗？这一场游斗的全部过程，都是杰出的、精心的首创制作，这不是首创是什么？翻遍二十四史，你也找不到这样的记载：红卫兵对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才称得上是最深刻的体会。四十年过去、从来我都以为是红卫兵过火：四十年过后的今天，历史的久经琢磨终于让我认识到，是谁教导红卫兵这样做。

——这时，她们坐下来休息了，打人打累了，骂人骂渴了。有人买来整整一纸箱冰棍。不知她们在高谈阔论些什么，也听不清：而她们嘻嘻哈哈，这笑声使我觉得她们已经不是女孩子。看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像个女孩子吗？一道"最高指示"一下来，她们就变成了这样．还要美其名曰，这是"文化大革命¨！

——校领导人饱受皮肉之苦后，红卫兵又命令她们劳动改造。小操场左侧，有一小堆砖．砖旁边有一小堆沙。这叫什么劳动改造？只是让她们把砖和沙搬的搬，抱的抱，移到右侧去，移完了，又再移到左边来。这样来回地搬着，不是拿人来折腾吗？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铁锹拍了又拍，装得实实的尖尖的。她挑不起来那么沉重的沙土筐，就被劈头打倒在地。躺在地上的卞仲耘，也慢慢爬了起来跟着搬。她哪能迈得开步子？只是一踮一踮地蹭着。

——我也不敢久躲在窗后看，想起我打扫厕所的任务，便赶快离开。刚打扫完一个女厕所，从里面走出来就碰见一个女红卫兵，她对我厉声说："跟我走！"我跟在她后面，心中忐忑，不知要我跟她去干什么。一直走到女生宿舍，刚进门，就看到盥洗室外北墙边站着卞仲耘。她可能是支撑不住自己，一只手扶着过道的墙壁。这时，我看她的白色短袖衫上有血迹。后来，才听说打她们的棍子上是钉着铁钉的。

——红卫兵命令我："拿把笤帚来，交给她！"我便明白，是要她打扫女厕所。当我从门背后拿出一把笤帚交给她，她也试图来接。还没来得及接住，手一离开墙，就晕倒在地上了，双目紧闭，不住地呻吟。女红卫兵对她大声吼：¨你又裝死！起来！"

——她起不来了！另一个女红卫兵从盥洗室端来一盆凉水，兜头向她泼去，冲得她全身都是水。我实在不忍目睹，立即匆匆离开，回到我被分配临时工作的图书室。

—— 没过多久，那个女红卫兵来到图书室，又叫我跟她走。跟她走到女生宿舍正门，却看见卞仲耘仰身躺在台阶上。红卫兵勒令我和先到那儿的校工老白，一同把卞仲耘抬上她身旁的手推平板车。我刚抬起她的双脚，围观的女红卫兵们就朝着我哈哈大笑起来。我立即意识到：这不是嘲笑一个活着的右派抬一个将死的走资派吗？我受不了这样的嘲弄，也不忍目睹卞仲耘的惨状。她的两个眼珠向上翻滚，口吐白沫，浑身湿透，抽搐不止。于是，我愤然放下她的双脚，大声说："我不抬！"即转身走开。红卫兵追上我，骂了一句："妈的！"用穿着军靴的脚踢了我一下。

——反思当日，如果红卫兵不准我离开，而我又坚决拒绝抬尸，就会倒于乱棍之下，多死一个。师大女附中是一所特殊的女子学校，因而这里的女红卫兵有它的特殊性。她们打死一个卞仲耘，不过是小试牛刀，体现一下" 不怕出乱子"的胆识，做出首例示范，从而起到推广全国各地的作用。此后全国打死的人无数，上至元帅、将军，下至平民百姓，一概都打，毫不在乎。多死一个，少死一个，又何足道哉！

这里需要补充一些林莽（注）没有看到的情景："劳改"了一阵子之后，红卫兵把五个老师揪到大操场旁边的女生宿舍楼。在一楼的厕所里，淋了每个老师一身屎尿。在宿舍楼走廊的白墙上，留下了这些老师的斑斑血迹。

卞仲耘被认定是学校"黑帮头子"。她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终于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就这样，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同学们看见，特别使劲猛踢她的头颅的是刘亭亭。（可叹，这个女孩子的父亲，转眼间就被钦定为"中国头号走资派"，后来又被诬陷为"叛徒、工贼、内奸"，终于极其悲惨地死去。她也成了"黑帮女儿"、"狗崽子"，吃尽苦头。近年她还接受访问在电视台诉说了她全家遭受的迫害。可是，从未听说她对自己当年曾经怎样对待自己的老师、校长说过一句愧悔的话。邓榕、宋彬彬等也是一样。）

五点多钟，校工把卞仲耘搬上一部运送垃圾的手推车。当时还在斗争另外四个人。副校长胡志涛看到手推车上卞仲耘眼睛张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嘴巴还在吐气。她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快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她当即被关进了一间办公室，不许"乱说乱动"。

后来，那辆手推车被推到学校北门旁边。对面就是邮电医院。那时天色未晚，有个红卫兵说"这样把她推过去影响不好"，不准把车推出学校。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纸盖了起来，上面压了一把大扫帚。七点多钟，学校文革筹委会请示北京市委后，送她到邮电医院抢救。医生检查时，她已经死亡多时，尸体已经僵硬。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被通知来到了邮电医院。他看到的是妻子遍体鳞伤的尸体。卞仲耘的头部肿得很大，全是乌青色。当时女附中的掌权者接见了王晶垚。王严正地要求她们写下各自的名字。七人中有六个人是红卫兵学生。名单上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高三学生，红卫兵负责人。（就是十几天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接见红卫兵代表的时候，对她说"要武嘛"的那个女孩子。）那一天晚饭时候，在学生饭厅里，喧嚷着轻狂的议论和对被斗者的可怜状态的讥笑。校园里并没有因为打死校长而引起惊恐和不安。

为了给历史留下这悲惨的真实的记录，给"文革"中的暴行留下罪证，王晶垚第二天到西单买了一个照相机。首先，在医院的太平间里，给卞仲耘的遗体照了像。这些照片保存至今，尸体上大片血斑伤痕清晰可见。然后，还拍摄了红卫兵贴在他们家里的语言粗鄙侮辱人格的大字报，那是一些具有特权背景的的红卫兵留下的丑恶的手迹……

为卞仲耘尸体的处置，王晶垚和他的大女儿见到了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紅袖章。她要医生做尸体解剖。王晶垚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让妻子惨死后再遭受无理的切割。邓榕很凶地问卞仲耘的大女儿：你对这事有什么看法？大女儿不能说别的，只说："反正这不能由我们负责！"邓榕没有再说什么就离开了。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 在医院开具的死亡证书上，填的是"死因不明"，尽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显。拿着医生写的"死因不明"的死亡证明，王晶垚送卞仲耘的尸体去东郊火葬场。他们的孩子来和妈妈的遗体告别。王晶垚用一块布蒙住了卞仲耘的头，没有让孩子们看到妈妈非常可怕的满是青紫血痕的头部。小女儿当时只有9岁。

运尸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正在朗声广播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他们听到其中提到"要文斗，不要武斗"，还以为以后别人不会再遭到卞仲耘的命运。但是决定中还有一段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因为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这对学校里的暴力行为是有力的支持。

卞仲耘的9岁的小女儿发现，爸爸睡的草席的边沿都被咬碎了。她知道，爸爸为妈妈的死，悲愤万分，经常深夜不能入睡，却又不能放声痛哭，他只好伏在床上，咬啮草席，来压抑自己的巨大悲恸，含恨等待将来……

一声"要武嘛！"暴力遍全国
几天后，在毛泽东主持下产生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中高度赞扬"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出乱子"…… 从这个时候起，正式进入"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的荒唐时代。

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了百万红卫兵。一些红卫兵的负责人上了天安门城楼。女附中的宋彬彬在万众瞩目之下，把一只红卫兵的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毛问宋彬彬叫什么名字。当他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时，就说："要武嘛！"

会后，《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中说，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师大女附中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那一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最为瞩目的两个红卫兵是彭小蒙和宋彬彬，一个来自北京最早使用暴力殴打折磨老师和同学的北大附中，一个来自第一个打死了校长的女附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说的"要武"，其意义和影响岂是仅仅关于一个人的名字的评论！

红卫兵暴力在8与18日大会后大规模升级。遍及全国且从校园杀向社会的暴力开始了。卞仲耘遭受的灾难，变成更多的教育工作者以及众多和平居民的命运。这就是毛泽东创造的"群众专政"！

从此，大街上，一群群红卫兵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胳膊和裤腿高高挽起，走路昂首挺胸，说话高声大气，闯入住宅抄家，甩皮带打人，使用暴力和主宰他人生死的特权一时间使他们兴高采烈，自我感觉无比良好。谁也知道，是谁把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变成了这付模样。至于为什么要驱使本来心地纯洁的孩子们干伤天害理的事情。则还不是大多数人已经认识清楚的。卞仲耘之死，并非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部分。

毛泽东年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信中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指令是多模急切！随后，5月16日，毛泽东发出的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号令的《通知》中，把文化教育界指定为重要攻击对象。在卞仲耘被残酷杀害前两天，南京师范学院学生就在一次"斗争会"上把教务长李敬仪和她的丈夫吴天石"斗"死了。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当即把这起严重事件当面报告给了毛泽东。6月22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学生打死了校长沙坪，此时毛泽东也是知道的。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和其他情报系统天天向上级书面报告当天全市有多少人被红卫兵打死。毛泽东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对这种暴行予以制止。

赞扬了"一大批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制定以后不久，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百万红卫兵，接受了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头头、卞仲耘被打死的时候在场的宋彬彬给他戴上的红卫兵袖章。他问了这个女孩子的名字之后，表示不满意，说了一声"要武嘛！"立即被奉为圣旨，传遍全国。

10月9日，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印发了表彰红卫兵功绩的文件《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谁》，其中写明，红卫兵从8月下旬到9月上旬，在北京一地就打死了一千七百七十二人。

1970 年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在谈话中炫耀：对于大学教授、中学教师、小学教员，"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阶段性行动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中，通过"群众专政"和专政机关相结合，又有众多的无辜者遭到迫害。在师大女附中，就有四名教师不堪忍受残暴的迫害而自杀。据当时北京市统计，在"清队"中，"揪出的各类阶级敌人"有80100人，其中有3512人自杀，219人被打死。

只就高等学校已知的部分情况来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北京大学有63人，清华大学有52人，北京农业大学有30人，西安交通大学有36人……大量中学小学教师中的受难者，就更难以尽知了。

当年师大女附中的学生，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在《受难者与暴君》一文中说：" 笔者十多年来查访了全中国几百所学校，没有发现一个学校在文革中没有殴打侮辱折磨老师，也没有发现一个校长没有遭到野蛮'斗争'。他们被殴打，被剃'阴阳头'，被强迫'劳改'，被关'牛棚'……甚至被活活打死。就是因为毛泽东把他们归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类别，并对这个类别进行整体性的迫害和杀戮。"她指出，这些并非一般的"冤假错案"，而是"有理论又涉及有组织的迫害，受迫害者是一些很大的被预先指定的群体，迫害者则是掌握了最高权力的政党、政府和军队的统治者。"

她感慨地说："由于看到斯大林虽死但是其影响犹在，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写过一首诗，说要检查检查斯大林的坟墓里是否有一架电话，半夜里他还在那里发号施令。中国的情况不同。毛泽东不需要暗連的电话，毛泽东的尸体供奉在天安门广场上，他的巨幅画像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威力直接使得受难者们的名字成为禁区，不能印刷在报纸杂志上，也不准展示在电脑网络空间中。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是：当暴君不予受难者安息之地的时候，应该让他安息吗？"

她进一步申说："所谓'暴君'，是一种老式的说法。在现代的正义体系中，这种人应该是罪犯的一种，是'群体灭绝罪'的罪犯之中的主犯，一种因其有大权力而犯下大罪恶的特种罪犯。在千万受难者和一个暴君的对立中，虽然现在仍然是暴君占据了权力的上风地位，但是在历史和道德的法庭上，罪犯终将被审判。"

她是教育园地里一个尽职尽力的园丁
让我们来追思一下，卞仲耘是怎样一位忠诚的教育工作者。1949年 以前，卞仲耘在晋冀鲁豫和华北解放区人民日报社做编辑工作。也曾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女同志胡志涛进城后转入教育界，参加接管师大女附中，后来担任副校长。她邀请卞仲耘到女附中和她一起献身于教书育人的事业。胡志涛赞同陶行知的民主教育、生活教育思想，卞仲耘也一向敬佩陶老夫子。做教师，曾经是卞仲耘少女时代的理想。做了几年新闻工作以后，她觉得自己还是更喜欢而且适于当教师。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她爽快地接受了胡志涛的邀请。经组织批准，到女附中来了。

她生性善良温和，待人宽厚，相处的人们都感觉到她有老大姐风度。抗日战争初期她在战地服务团的时候，不过是个二十来岁的高中毕业生，可是不论长幼，都亲切地称呼她"老卞"。以后所到之处，直到北师大女附中，一向如此。她热爱教育工作，喜欢同青少年接近，初中毕业后就曾在家乡做过小学教师。抗战初期在大别山区也教过小学。大学毕业后，曾在成都敬业女中执教。那些和学生在一起的日子，使她留恋不已。

到师大女附中做教师以后不久，她被任命为副教导主任、教导主任。教师和学生对她的印象是一致的：春风化雨。1957-1958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大跃进"，有个人借此在女附中发动斗争，批判副校长胡志涛"右倾"。胡志涛被降两级，下去劳动，当了两年工人。此人当上了校长，但她以往只当过幼儿师范校长，没有办中学的经验。此时被任命为总支书记的卞仲耘不得不全面负责。当时，在"大跃进"的狂热气氛中，上面提出教育改革也要改掉少慢差费，实现多快好省。中宣部在景山学校实验中小学九年一贯制的改革。许多地方跟风而上，提出要在八年甚至要在七年中完成中小学十二年的教学任务，狠批"循序渐进"，大讲"破序跃进"。当时北京市委主管教育的副书记刘仁却提出改革要按教育规律辦事，先作小型试验，成功后再行推广。女附中这时直属教育部领导，本应该按照中宣部在景山学校的做法进行改革。卞仲耘和另一副校长刘致平却不盲目跟风，而是沉着地坚持按教育规律进行改革，只在学校里选定两个班进行中学五年制的实验，使校园里的正常教学秩序未被打乱，教育质量得以稳定提高。

60年代初纠正了在学校搞"大跃进"的错误，平反了胡志涛的冤案。胡志涛回校仍任副校长，负主要责任，卞仲耘也担任副校长，同时还是党总支书记。"文革"前，校园里的生活也并不平静，政治运动一个椄着一个。在那些不正常的日子里，卞仲耘凭着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良知与责任感，做她应该做和能够做的事情，勤勤恳恳，爱校如家，关心教师，爱护学生，十七年如一日。当教职员中的"右派"家属受到歧视、生活困难的情况下，她却对她们关心备至，悉心照顾。

厚道，平和，却坚决不做违背为人做事的基本原则的和事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女儿，大都要求进入这个学校就读，她坚持，不对任何人降低录取分数。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就是刘婷婷的姐姐，考试成绩差两分不到录取分数线，就没有被录取。在高级干部出身的学生中，有一些人表现出来养尊处优，依仗父母盛气凌人，她特别重视对这些学生进行反对特殊化的教育，必要的时候严肃地给予批评。

有些高级干部家庭的孩子常把从家中听到的一些事情在学校里随便乱说，以致校园里经常传播和议论一些似是而非的内部情况。卞仲耘以总支名义写信向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并请领导同志严格教育子女。上级党委派人来调查，卞仲耘如实反映情况，并诚恳地提请领导同志在子女面前注意保守党和国家机密。对此，有的学生却不以为然，认为卞校长不该管这些事，为此还给她贴了大字报。卞仲耘胸怀坦荡，并不责怪这些学生，而是仍然耐心地对她们进行教育。

1963年，那位在1958年当上女附中校长的人离开了。在卞仲耘和胡志涛副校长倡导下，为教龄满三十年的老教师和老职工郑重地举办了一次庆祝活动。邓颖超同志和教育部长杨秀峰、副部长林砺儒、刘皚风以及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等领导同志都到校祝贺。拍照时，让六位老教师和三位老职工坐在前面，与会的领导同志一律站在后面。在知识分子已经感受到很大压力的年代，卞仲耘她们这样尊师重教，在北京市可算是一个创举。

对于当时校内外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出现的庸俗化倾向，卞仲耘直率地提出反对意见。在学校行政管理工作中，她对不正之风坚决进行斗争，公私分明，毫不妥协。因此遭到校内外某些人的忌恨和仇视。十年内乱一开始，一些对她心怀不满的人就趁机散布污蔑她在政治思想上和个人生活上的种种谣言，打击她，陷害她，给红卫兵的残暴行为火上加油。

老卞嫉恶如仇，对学生则爱护倍至。1964年，北京市在中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都必须暴露各种错误思想进行自我批判。卞仲耘作为总支书记，坚持不把学生在运动中暴露的所谓错误思想记入档案。看来这似乎不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可对于这些学生来说，却是功德无量，泽及终生。当时65级学生沈乾若就是其中的一个。沈的父亲是留学归国的技术人员，祖父母辈是地主和破落地主。沈是65级学生中学习拔尖的优秀学生。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她对"三面红旗"、"三年困难时期"、个人迷信等等问题发生了疑问，不能理解。她误以为自己的这些"异端思想"是出身所致，是罪过，心态矛盾惶惑，精神在痛苦中挣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就响应号召，老老实实地"向党交心"，把自己的疑问都讲了出来。她的所谓"异端思想"，"文革"中成为她父亲的一大罪状。而她自己却以优异成绩考进北京大学物理系。几十年后，她才弄清原委，是卞校长保护了她。卞校长不仅没有把她的话记入档案，而且对北大的招生人员保证，沈乾若是好学生，运动中暴露的只是一时的糊涂认识。后来到加拿大温哥华定居的沈乾若，在2006年第6期《炎黄春秋》上以"裕雄"的署名，为纪念卞仲耘校长殉难四十周年发表的文章《良知与责任》，其中深情地说："一日，在美国的老同学通电话时说起母校，方知卞仲耘校长于我恩重如山，而我竟数十年浑然不知。"如果不是卞校长出于仁爱和无畏保护学生，"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完全不同，我的命运也将与许多文革受难者一样悲惨。"

实际上，"她保护的不只我一个，还有其他一些与我同样幼稚的的青年学生。在那个年代，对于政治上的问题人们避之犹恐不及，为了保全自己而出卖良心的大有人在，更有的人邀功请赏，助纣为虐。而我们的卞校长，为了她的学生的前途与命运，甘冒政治上的风险，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信念，为我们撑起一把保护伞。我们幸运地躲过了劫难；而她，她的家庭，却遭遇了惨烈的不幸。"

谁能想到，平时在女附中的女孩子们眼里原本像母亲一样温和慈祥的卞校长，"文革"风暴一来，就被她自己苦心教育的一些学生活活打死在校园里。

她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卞仲耘殉难一年后，抄家的风潮过去了，她的家人利用一个衣柜给她布置了一个小小的灵堂。他们把卞仲耘的照片贴在柜子里边，在照片前放上一束花。衣柜的门随时关上，外人不能看到。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当时不能公开纪念她。那会被说成是对"文革"有仇恨，或者是要翻"文革"的案，在当时这都是滔天大罪。关于卞仲耘的死，在那个时代留下的种种报告和大事记中，从来没有一个字提到。她以及她同时期的死难者，都被吞没于"红八月"、"八五风雷"的"革命"红光中。

当时留下的有关卞仲耘之死的唯一文字记录，是女附中的一位教师在1966年8月8日写给王晶垚的一封信。写信者是语文教师张静芬。出于愤慨和同情，她把当时所见到听到的一切写信告诉卞仲耘的家属。但是，当时她不但不能署真名，而且刻意改变了笔迹。这是那个黑暗年代中仅存的道义文字。信中首先就说："老卞在女附中为党工作十七年，她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心里清清楚楚。"除了详细叙述了老卞死难的经过，还说："老卞同志是真正的大老实人。……她的惨死，更说明她是好书记、好校长。……她死得这样悲惨，这样不明不白，我们坚决要求为她伸冤。这件骇人听闻的惨案，在某些人是噤若寒蝉，某些人是敢怒而不敢言。6日上午（校内）广播，说要封锁消息。这是封锁得了的吗？老王同志，你是她多年的战友，也是爱人，你必须坚强地活下去，勇敢地斗争下去。……希望你一定节哀，冷静再冷静，凡事三思而后行。……我是一个普通教师。我不愿写下我的名字，也不愿暴露我的笔迹。希望你相信，老卞不是孤立的。很多大字报是言不由衷的（各种不同的言不由衷）。……事情一定会弄清。老卞是有群众的……致最沉痛的哀悼和敬意，献给老卞在天之灵！"王晶垚收到此信不久，就被追查，要他交出此信。他坚决地予以拒绝。

1971年林彪事件后，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权威人物开始缓和对受迫害干部的政策。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结论。她的死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的革委会依照上面的规定，给了卞仲耘的家属400元抚恤费。

1976年，毛泽东死去。一年后，开始了审慎缓慢的否定"文革"的过程。 1978年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在为一批教育工作者召开的平反大会上，西城区的负责人说，"文革"中在西城区有276名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

1978年8月5日，卞仲耘蒙难十二周年，王晶垚为纪念卞仲耘写了一幅挽联：

为党为国育英才，碧血洒校园，留得英魂永在。
斗妖斗魔顶恶浪，丹心照人寰，岂容奸宄逍遥！
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400元抚恤费在卞仲耘曾经工作和被打死的校园里，立一块碑或种一排树表示纪念。这个小小的合情合理的愿望，竟然也没有结果。

王晶垚开始通过法律手续为妻子讨回公道。1979年 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除了要求调查和处理直接的杀人凶手，即最后毒打卞仲耘致死的三四个特殊学生，他还控告了一个外校工作人员。这个人为了私怨，曾到斗争会上诬陷卞仲耘。把一张多人在一起的照片，切去旁人，留下了卞仲耘和一男老师，企图以此证明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1981年3月14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发出《不起诉决定书》。这份文件写道：被告人袁淑娥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已构成诽谤罪。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被告人袁淑娥的犯罪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

法律是有追诉时效的规定。但是，"文革"延续了十一年才结束，十四年后才被正式否定。在追诉时效期限内起诉"文革"初期的案件根本不可能。

王晶垚对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不服。他不屈不挠继续上诉，但未能有任何进展。王晶垚已无任何办法可想。但是，他坚持在法律方面讨回公道的努力令人钦佩。当然，更重要的是追究对同类事件的总的罪责所在，作一次总清算。

卞仲耘作为一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和品德高尚的人的形象，永远留在她的许多学生、同事和同志、朋友们心中。2006年秋，王晶垚和他的子女们，邀请卞仲耘生前部分同事、学生、朋友、及关注卞仲耘事迹的社会贤达集会，纪念了她遇难四十周年和冥诞九十周年。人们向卞仲耘遗像默哀后，观看了由独立制片人胡杰摄制的以卞仲耘殉难为主题的专题片《我虽死去》（按：这部专题片在 YouTube网站上可以看到）。影片对王晶垚等人的采访和王晶垚当年的摄影，再现和表现了这场惨剧，引人泪下，发人深思。

与后者抒发了对老卞的思念之情，痛斥了那不堪回首的年月的野蛮暴力行为。大家感慨丛生。四十年过去了，当年出生的婴儿现在已经人到中年，当年涉世未深的中学生也已年逾半百。如今，由于当权者屡发禁令，限制以至禁止传媒追述和议论"文革"，拒绝设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不仅年轻人不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很多经历了"文革"苦难的人们也逐渐淡漠了对这场亙古未有的人为灾难的记忆。当年，一些花季少女，怎么会突然丧失人性，践踏和杀害她们赖以受教的老师？为何当年下毒手的人至今不但逍遥法外，而且毫无愧疚的表现？究竟谁是杀人的元凶？这是几代人都有责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会上还宣读了原北京原师大女附中学生，现在的"文革"研究者、最早将卞仲耘之死的经过公之于众的王友琴女士的远方来信。信中说：

——知道要给卞仲耘校长开纪念会的消息，我在万里之外的芝加哥也感到激动。

——我曾在学生群中看着这场暴行发生。 然而，直到1986年，我才写了一篇文章来记述和控诉卞校长之死。

——1993年8月，我第一次去王晶垚先生的家访问。他说，27年来，我是唯一的为纪念卞校长之死访问他的学生。那一天，他还告诉我说：1966年8月4日5日6日，三天里，他失去了在世界上最亲近的三个人：卞校长和他们夫妇青年时代就开始交往的两位朋友：祁式潜和刘克林（编者按：刘克林的事迹见本书中的《一颗报界之星的闪耀和陨落》一文。）王先生的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因为表现了那个时期的恐怖。在1966年5月16日，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明确规定了把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新闻界作为打击对象。在7月底，文革领导人又公然鼓动学生使用暴力，就这样，卞校长和他们夫妇在文化界的朋友，还有更多的人的生命遭到摧残。它的广度、密度和残忍程度，是后人难以想象的。

——在北京，卞校长是第一个"文革"暴力的受难者。她的死亡是如此悲惨，但是她的惨剧却远远不是一个人的不幸。据我的调查，在女三中，在男八中，在师大二附中，在女四中，在女十中，在女十五中，在宽街小学……不但在北京，而且在全国各地，都有校长或者老师被殴打折磨致死。事实上，全中国所有的学校校长，都在文革中遭到了暴力性的"斗争"，无一幸免……

——在校园里，由学生把校长活活打死，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野蛮行径。而且，卞校长是被一群女红卫兵打死的。我强调"女红卫兵"，是想说明她们的暴力行为不能视同一般较易冲动、有暴力倾向的男孩子，而完全是"文革"鼓动者激发起来的。正因为这样，杀害卞校长就成为"文革"犯罪和暴行开始的代表性标志。

——道德的堕落也是重要的一项。卞校长被害已经40年，从来没有一个参与暴行的红卫兵对她的家人表示道歉，哪怕只说简单的三个字"对不起"。多年来，还不断有人说，卞校长是因为'高血压、心脏病'死的。实际上就是否认卞校长死于暴力迫害。这样说谎，良心何在！

——你们纪念一位老师，一位母亲，一位好人，同时，也是在纪念一名"文革" 受难者。就最后一项意义而言，你们也是在纪念千千万万的受难者，也是在维护我们生活的基本价值和道德底线。（注）

注：《首当其冲死于红卫兵暴力的"皇家女校"校长》一文原载《红岩儿女的罪与罚》一书 。香港天行健出版社出版。

原书后题："此文吸收了卞仲耘在师大女附中的同事刘秀莹叙述的事实，还有她的学生王友琴博士（现居美国）、沈乾若（现居加拿大）提供的材料，并由王晶垚作了订正和补充。"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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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完整反映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91年苏联解体，中苏关系复杂曲折历史全过程的权威力作——《中苏关系史纲》，日前由新华出版社出版。随着2007年“俄罗斯中国年”活动在俄罗斯拉开大幕，该书的出版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有关专家认为该书是“2007年最值得推荐的一本书”。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陈兼认为：“中苏关系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国际关系之一，本书则是在这一课题上造诣最深、最具影响力的权威学者的著作——在我看来，这是每一个对中苏关系感兴趣的读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档案文献的大量解密和开放，中苏关系史的研究也被推上了一个新台阶。一些国内本专业领域一流的专家学者，在掌握大量中国与前苏联历史档案的基础上，遵循“以史解史”的客观原则，写出了这部《中苏关系史纲》。他们回顾和分析了1917~1991年中苏关系的发展史，对中苏关系的不同阶段进行多视角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

不能用单边档案研究历史

本书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沈志华介绍说，该书是从关注抗日战争到抗战结束开始一直到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主席访问莫斯科等历史问题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研究出来的结果。这部书尽管是一个史纲性质的东西，最初的目的只是为教学用的，因而写得比较简要，但里面的内容却全是最新的研究成果，好多问题的说法和以前都不一样。

据了解，参与此专题研究的学者们前前后后关注中苏冷战有十年之久，集中一年的时间创作，才完成了这样一部著作。


记者了解到，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成立已经有15年之久。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把相关历史档案对外开放，他们才有机会见到俄罗斯保存的弥足珍贵的历史档案。为此，他们3次到俄罗斯复印历史文献，当时复印一页资料需要花一个多美元。后来，他们又多次到美国用微缩胶卷复印档案。沈志华介绍说，美国曾经花重金从俄罗斯购买了很多档案，他们保存的很多资料在俄罗斯本土都找不到。


据介绍，他们先后在俄罗斯和美国复印的资料有几十万页之多，光中苏关系档案有26卷，请人翻译出来的字数多达400多万字。


不仅查找外国资料困难，还由于外交部档案馆中国部分以前不对外开放，几年前查找国内的资料只能到地方档案馆区寻找。参与该书写作的专家曾经到中苏边界边上的省市逐一查找资料，如新疆的乌鲁木齐、伊犁，内蒙古的包头，黑龙江，吉林等地的档案馆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我们要求和呼吁不能用单边档案研究历史，必须把双方或多方的档案进行比较，才能对历史了解得更清楚，这也是研究冷战史的一个重要方法”，沈志华说。


有关专家指出，因为苏联解体，档案资料对国际社会开放，因此在冷战结束十年后，国际冷战史的研究开始突飞猛进，有了大量研究成果，这样的研究成果更可靠。而在此以前研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只能找到美国档案，研究起来只能用单边档案。


揭秘中苏关系破裂的历史真相


“在没有弄明白历史真相前，有很多观点都是胡说八道，因此，这部书颠覆了过去很多所谓的历史真相，真相就记录在历史档案中，一掏出来就会发现历史是另外一个样子，重塑历史是我们的一个愿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沈志华这样说。


《中苏关系史纲》对人们非常关注的一系列重大敏感问题给予了深刻的解读：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同盟何以短命？中苏分裂的过程是怎样发生的，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两国的国内政治是怎样影响各自的对外政策的？中苏关系的阴晴冷暖对全球政治格局产生了怎样巨大的作用？


《中苏关系史纲》提出了一个与以前不同的观点：中苏之间的原则性分歧并非产生于苏共二十大或1956年。书中指出，在1956~1957年，中苏关系恰恰处于上升时期。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是中苏同盟显示其力量和影响的最高峰，***在会议期间的言谈举止充分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共已经可以同苏共平起平坐了。但也就在这时，双方的分歧开始露出苗头。


1958年夏天，发生了“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长期以来，在社会上和史学界普遍认为，这场冲突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导火索，其原因在于苏联的做法侵害了中国主权，赫鲁晓夫企图控制中国。《中苏关系史纲》并不赞成这种既定说法。他们认为，真正反映出中苏在对外对内政策上出现重大分歧并引起尖锐对立的，和后来发生的中共炮击金门事件关系重大。


中国突然采取的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之所以触怒了莫斯科，并使赫鲁晓夫感到愤怒不已，其原因在于：第一，事前中国丝毫没有向苏联透露早已谋划的这次行动。赫鲁晓夫认为中国的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不啻为对盟国的蔑视和侮辱。第二，***有意向苏联显示中国可以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无须向别人请示或与别人协商。第三，炮击行动本身充分表明中国不赞成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对外政策。***认为，中国也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因为“国际紧张”实际上对美国不利。第四，中国拖延向苏联提供在台海危机空战中获得的一枚美国“响尾蛇”导弹，这使赫鲁晓夫愤怒不已。总之，在赫鲁晓夫看来，***根本无视同盟的存在。


台海危机反映出中苏在对外政策上的重大分歧，赫鲁晓夫对此不能容忍，苏联决定给中共一些颜色看。此外，公社问题反映出中苏在对内政策上的严重分歧，***对此不服，中共决定公开批评莫斯科。于是在1959年10月两国领导人发生激烈争吵后，中苏分别确定了处理两国关系的相同方针：继续维护中苏之间的同盟，但对方必须承认错误。1960年伊始，双方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阐述各自的观点和主张，意在规劝和说服对方。后来又在世界工联会议和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互相攻击，双方没有一个愿意让步。于是，赫鲁晓夫终于决定撕破脸皮，宣布限期撤退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从而使中苏分歧公开化。


尽管1961~1962年中苏都有意缓和矛盾，修复关系，但是所坚持的原则仍然是要对方承认错误。而1963年7月两党会谈的结果再一次表明，中苏之间已经没有妥协余地，中苏同盟的破裂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章百家说：“中苏关系是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最具影响的双边关系之一。了解中苏关系的演变，对解读中国历史是必不可少的。这部著作不仅完整记述了中苏关系的全过程，而且澄清和揭示了不少以往由于种种原因被扭曲和被遮蔽的历史片断。”


中苏同盟破裂对世界格局影响重大


在沈志华看来，在中苏关系的变化过程中，除了隐含着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性矛盾外，还存在着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其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斗争。因为中苏之间在具体的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已经上升为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单纯的利益之争可以让步，可以妥协，但领导权之争不在于实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于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因此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不共戴天，列宁主义与教条主义水火不容，所以，中苏同盟的结局只能是分裂。


《中苏关系史纲》一书指出，中苏同盟的解体对于中国、苏联乃至世界政治的发展都发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同盟的破裂对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尝试产生了阻断性影响。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新纲领，是继20年代新经济政策和战后列宁格勒派之后，苏共第三次开始的改革尝试。同样，中共八大也开始思考和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但是，中苏分裂阻断了这种尝试和思考。


其次，对冷战国际格局的变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如果说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最终决定了美国远东战略的走向，从而使冷战从欧洲扩展到亚洲，那么，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则最终导致中美关系趋向缓和及正常化，以至中国实际上退出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为标志的冷战舞台。此后，***又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构想。


此外，它对苏联在冷战对阵中败北的结局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中苏分裂的直接结果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从而导致在以美苏为首的两个阵营对抗中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苏联在不得不分散力量对付中国的威胁时，不仅增加了本来已不堪重负的国力消耗，而且大大削弱了自身对抗美国和控制东欧的能力。因此，苏联最终解体与中苏分裂不无联系。


中国原驻苏联大使李凤林认为：“研究和总结中苏关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历史演进中获得启示，避免重复前时前代所犯下的错误，这才可能为中俄关系的长期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甚至为中国处理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提供一个可资利用的范式。”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