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良史的命运——翦伯赞之死
2007-07-13 12:42
我敢断定，翦先生在服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制造的强力安眠药“速可眠”前，其心灵所承受的煎熬程度肯定要超过当年的王国维先生。因为他是和夫人戴淑婉同服“速可眠”自尽的。两个人用同一种方式自尽与一个人自尽比，痛苦程度大概不可以道里计。因为在决定自尽前，两人可能得首先讨论是否必须选择死，可能还得讨论是否必须选择一块死，在这时，是否还有翦老反对夫人同死而夫人坚持同死的争执？这是怎样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场面！要知道这不是讨论人间的其他问题，这是讨论剥夺自己生命的问题。而且要知道翦早就流露过“他怕想到死的时刻的痛苦”这种对“死”的恐惧心理。侯外庐先生说：
我记得，他将近五十岁的时候，还向我披露小孩一样天真的心里话。他说，他怕天黑以后的寂寞，他怕想到死的时刻的痛苦。然而，我的这位老朋友，他在世的最后日子，却被黑暗，被寂寞重压着，过分沉重的压迫着，以至于觉得生不如死……
事后人们看到：“翦氏夫妇服装整齐地各躺在自己的床上，已安详地离世。”翦先生是在他最不情愿看到的结局中了却一生的。
侯老还说：翦“既是严谨的学者，也是出色的鼓动家；既是勇敢的革命斗士，也热爱生活，天真有如赤子”。而且侯强调，“了解翦伯赞性格中还有天真一面的人”为数不多。如同许多人所看到的，一个“天真有如赤子”、“喜怒哀乐皆形于色”的人，往往也是一个极度脆弱的人，所谓“高高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是也。
但脆弱与宁折不弯，天真与刚直不阿往往又互为表里。翦老性格中天真脆弱的一面之所以鲜为人知，那是因为被他性格中熠熠生辉的另一面遮掩住了。翦的刚直、风节、一条道走到黑的执着，在中国学界是出了名的。刚性太强，韧性乏绝，当重压超出承受力之外时，由脆而碎当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笔者曾经说过：翦伯赞留给史学界的最珍贵遗产莫过于他的“良史人格”。唯真是从，正气浩然，是这种人格的特征。而且，此种人格其来久矣。四十年代，面对蒋介石的刀丛箭簇，翦曾愤言：“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文革”前夕，当他素所倡导的历史主义被指控为“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时候，他则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在真理的问题上，不能让步。”当点名批翦的文章“黑云压城城欲摧”时，他自信地表示：“我要等着看到批判我的最后一篇文章。”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刊出后，翦不顾自己处境的险恶，面对《文汇报》记者，怒不可遏，仗义执言：“姚文元的文章非常粗暴，这是抓辫子，打棍子，给吴晗同志扣政治帽子。如果这样整吴晗，所有的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当一些人声称“解决刘少奇三五、三六年的问题，翦伯赞是关键”而向他勒取口供时，他直言：“我不知道的事，不能随便乱写。”最后他看出，摆在面前的似乎只有两条路：要么死要么屈节。对于一个具有他这种气质、人格与信念的人来说，在二者之间选择什么，已是不言而喻的了。“墙倒众人推”。我不知道在所谓“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公诸于天下之后，除翦伯赞外还有几人能够拒绝落井下石。而且今天看来，翦即使落井下石胡乱编造一通苟活下来，历史也会原谅他，就像历史已经原谅了那么多一样。
翦伯赞的死，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人的轻生。翦伯赞大概是中国最后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良史”，他的死可能意味着历时数千年历史学家要为记录历史真实而殉职那样一个漫长岁月的终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可能在真实的历史中，“假回邪以窃位”，“持谄媚以偷荣”的史官太多了，以致使许多人把历史看作那些有权有势有钱的人随时都可以奸污的“婊子”，所以，“齐太史”的故事传颂不绝。这个故事广为人知，但其意义却乏人深究。宫廷政治、皇权制度的黑幕性必然导致历史纪录的大面积失实。良史的可贵在于：他虽然不能根本改变这种历史记载上的体制性失实的状况，但他们的人格却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体制缺陷的惟一可供凭借的资源。尤其重要的是，偶尔出现的“良史”们以血作墨，把“据事直书”这个历史撰写的最高法则记录下来。“齐太史”的故事之所以值得珍视，就在于它传递了一种精神薪火，凸现了一种史家的执着追求。
翦伯赞之死的另一意义可能是再一次向世人提出了良史的命运问题。“历史”赖良史以存，而良史在历史上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翦伯赞对这种命运深有体悟，在谈到刘知几时，他悲从中来：“吾人读刘知几书。而知其才、学、识三者而并有之。惜乎！任道其职而道不行，见用于时而志不遂，郁快孤愤，终至贬死。贤者委弃，千古同叹，又岂独刘知几为然耶？”谁人又能想到翦伯赞当年对刘知几命运的慨叹竟成了他自己同样命运的谶言！也许，这就是历史的残酷！
良史在历史上的悲剧命运看来根源于“史官”与“史家”双重角色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体制内的“史官”，他要服从政治权威的支配，接受体制的严厉约束，在划定的圈圈里活动，是非不能“谬于圣人”。作为“史家”，他必须坚持“直笔”，遵守“史法”“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不虚美，不隐恶”，“如实直书”，直面历史真实。在有些情况下，“史官”与“史家”并不存在东风与西风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体制内的“史官”也可以保证史书在一定程度上的“实录”性质。但这必须具有一个前提，当政的必须是一个“良大夫”。翦伯赞是北大历史系主任，——今天，任何一个大学的历史系主任都是“九品芝麻官”，可是要知道，一九五二年后的北大历史系是原清华、燕京、北大三大历史系调整合并而成。掌握了这个新历史系，就等于控制了旧中国的主流史学。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显赫的“史官”位置。翦在起初似乎也安于这个“史官”之位。但到一九五八年后，他原本固有的“史家”气质不断显露出来，“史官”的体制属性与“史家”的民间气质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最后在是否为“中央专案组”提供证词的问题上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以致于使他不得不死。侯外庐说：翦伯赞是我们这个时代“德才学识四者兼备的良史”。翦伯赞用自己的死证明了自己的最终归属：他和历史上所有的“良史”一样，归根结底是“史家”而非“史官”。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2007-07-13 12:42
我敢断定，翦先生在服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制造的强力安眠药“速可眠”前，其心灵所承受的煎熬程度肯定要超过当年的王国维先生。因为他是和夫人戴淑婉同服“速可眠”自尽的。两个人用同一种方式自尽与一个人自尽比，痛苦程度大概不可以道里计。因为在决定自尽前，两人可能得首先讨论是否必须选择死，可能还得讨论是否必须选择一块死，在这时，是否还有翦老反对夫人同死而夫人坚持同死的争执？这是怎样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场面！要知道这不是讨论人间的其他问题，这是讨论剥夺自己生命的问题。而且要知道翦早就流露过“他怕想到死的时刻的痛苦”这种对“死”的恐惧心理。侯外庐先生说：
我记得，他将近五十岁的时候，还向我披露小孩一样天真的心里话。他说，他怕天黑以后的寂寞，他怕想到死的时刻的痛苦。然而，我的这位老朋友，他在世的最后日子，却被黑暗，被寂寞重压着，过分沉重的压迫着，以至于觉得生不如死……
事后人们看到：“翦氏夫妇服装整齐地各躺在自己的床上，已安详地离世。”翦先生是在他最不情愿看到的结局中了却一生的。
侯老还说：翦“既是严谨的学者，也是出色的鼓动家；既是勇敢的革命斗士，也热爱生活，天真有如赤子”。而且侯强调，“了解翦伯赞性格中还有天真一面的人”为数不多。如同许多人所看到的，一个“天真有如赤子”、“喜怒哀乐皆形于色”的人，往往也是一个极度脆弱的人，所谓“高高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是也。
但脆弱与宁折不弯，天真与刚直不阿往往又互为表里。翦老性格中天真脆弱的一面之所以鲜为人知，那是因为被他性格中熠熠生辉的另一面遮掩住了。翦的刚直、风节、一条道走到黑的执着，在中国学界是出了名的。刚性太强，韧性乏绝，当重压超出承受力之外时，由脆而碎当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笔者曾经说过：翦伯赞留给史学界的最珍贵遗产莫过于他的“良史人格”。唯真是从，正气浩然，是这种人格的特征。而且，此种人格其来久矣。四十年代，面对蒋介石的刀丛箭簇，翦曾愤言：“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文革”前夕，当他素所倡导的历史主义被指控为“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时候，他则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在真理的问题上，不能让步。”当点名批翦的文章“黑云压城城欲摧”时，他自信地表示：“我要等着看到批判我的最后一篇文章。”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刊出后，翦不顾自己处境的险恶，面对《文汇报》记者，怒不可遏，仗义执言：“姚文元的文章非常粗暴，这是抓辫子，打棍子，给吴晗同志扣政治帽子。如果这样整吴晗，所有的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当一些人声称“解决刘少奇三五、三六年的问题，翦伯赞是关键”而向他勒取口供时，他直言：“我不知道的事，不能随便乱写。”最后他看出，摆在面前的似乎只有两条路：要么死要么屈节。对于一个具有他这种气质、人格与信念的人来说，在二者之间选择什么，已是不言而喻的了。“墙倒众人推”。我不知道在所谓“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公诸于天下之后，除翦伯赞外还有几人能够拒绝落井下石。而且今天看来，翦即使落井下石胡乱编造一通苟活下来，历史也会原谅他，就像历史已经原谅了那么多一样。
翦伯赞的死，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人的轻生。翦伯赞大概是中国最后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良史”，他的死可能意味着历时数千年历史学家要为记录历史真实而殉职那样一个漫长岁月的终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可能在真实的历史中，“假回邪以窃位”，“持谄媚以偷荣”的史官太多了，以致使许多人把历史看作那些有权有势有钱的人随时都可以奸污的“婊子”，所以，“齐太史”的故事传颂不绝。这个故事广为人知，但其意义却乏人深究。宫廷政治、皇权制度的黑幕性必然导致历史纪录的大面积失实。良史的可贵在于：他虽然不能根本改变这种历史记载上的体制性失实的状况，但他们的人格却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体制缺陷的惟一可供凭借的资源。尤其重要的是，偶尔出现的“良史”们以血作墨，把“据事直书”这个历史撰写的最高法则记录下来。“齐太史”的故事之所以值得珍视，就在于它传递了一种精神薪火，凸现了一种史家的执着追求。
翦伯赞之死的另一意义可能是再一次向世人提出了良史的命运问题。“历史”赖良史以存，而良史在历史上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翦伯赞对这种命运深有体悟，在谈到刘知几时，他悲从中来：“吾人读刘知几书。而知其才、学、识三者而并有之。惜乎！任道其职而道不行，见用于时而志不遂，郁快孤愤，终至贬死。贤者委弃，千古同叹，又岂独刘知几为然耶？”谁人又能想到翦伯赞当年对刘知几命运的慨叹竟成了他自己同样命运的谶言！也许，这就是历史的残酷！
良史在历史上的悲剧命运看来根源于“史官”与“史家”双重角色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体制内的“史官”，他要服从政治权威的支配，接受体制的严厉约束，在划定的圈圈里活动，是非不能“谬于圣人”。作为“史家”，他必须坚持“直笔”，遵守“史法”“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不虚美，不隐恶”，“如实直书”，直面历史真实。在有些情况下，“史官”与“史家”并不存在东风与西风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体制内的“史官”也可以保证史书在一定程度上的“实录”性质。但这必须具有一个前提，当政的必须是一个“良大夫”。翦伯赞是北大历史系主任，——今天，任何一个大学的历史系主任都是“九品芝麻官”，可是要知道，一九五二年后的北大历史系是原清华、燕京、北大三大历史系调整合并而成。掌握了这个新历史系，就等于控制了旧中国的主流史学。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显赫的“史官”位置。翦在起初似乎也安于这个“史官”之位。但到一九五八年后，他原本固有的“史家”气质不断显露出来，“史官”的体制属性与“史家”的民间气质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最后在是否为“中央专案组”提供证词的问题上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以致于使他不得不死。侯外庐说：翦伯赞是我们这个时代“德才学识四者兼备的良史”。翦伯赞用自己的死证明了自己的最终归属：他和历史上所有的“良史”一样，归根结底是“史家”而非“史官”。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