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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故事,是真实的经历,不是编小说。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非青非红

葛兆光

下面的故事,是真实的经历,不是编小说。

40多年前,我所在的贵州小县城凯里周围,迁来十几个隶属于第四机械部083系统的“中央厂矿”,它们好像雨天后林子里的蘑菇一样,散布在四周的山旮角里。接着,在每周例行的“赶场”时,原本熙熙攘攘总是晃动着靛蓝土布衣、苗家百褶裙的街市,突然也从四面八方涌进好多劳动布工装。他们不太讲价的采购,崭新的一色穿着,和掺杂着地方方音的普通话,让这个小镇,变得有些异样。老街上的本地人——我们叫他们“凯老街”——当然有些自惭形秽,毕竟人家是拿工薪的,就连1956年建立自治州以后逐渐迁来的那些地方干部子弟——我们叫他们“州委子弟”——也觉得有些望尘莫及。我们因为一开口的那些“北京话”,不管说什么,总觉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才能说的调调儿,尽管有的北京话已经掺了很多地方的方言,但远来的和尚好念经,这话真的是千真万确,他们俨然成了这里人的时尚象征,凡是沾了他们的边儿,甭管是衣服、语言还是走路的姿势,就挺着胸脯很荣耀。不过,我们对本地人的傲慢神情,也使得本地土鳖对他们有些羡妒交加,这种情感常常惹起事端。在我的记忆里,为了不知什么事儿就大打出手造成流血事件的就有十几起。

这都是陈年旧事,本来事隔几十年,也都淡忘了或者已经埋在心底,不太愿意翻出来。可最近看了王小帅的电影《青红》,才再度勾起我的回忆。不过,《青红》说的是省城附近应该是011系统的故事,和我在的黔东南凯里不同,而且王小帅是那些“外地人”的后裔,他说的故事,也是外地人(以上海人为代表)的故乡依恋,以及对本地人的无端拒斥。也许,关于外来人和本地人故事背后,还有关于文明和落后的理解,以及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之间乡土认同的差异等等。然而,我这里要说的,是那个世界里,有三个既不能进入中央厂矿的外地群体,又不属于凯老街和州委子弟等本地群体的青年人的故事,夹在“本土”和“外地”两者之间,也许他们的经历和心情,比起《青红》来就更复杂,所以,我的题目叫“非青非红”。



我和我当年最好的朋友刘元、惠伦,既不是凯老街或州委子弟一类本地人,也不是上世纪60年代三线内迁时来的外地人。我们三家都来自北京,却是在60年代初从各部下放来的。刘元、惠伦家是冶金部的,不知道为什么好端端地会把他们从冶金部下放,这里并没有什么需要冶炼的。刘元的父亲在州委党校当教员,因为他有文化,算是读书人。惠伦的父亲在县机关,那时他还年轻,记得是我们那里有名的篮球好手,放在现在,算是县城里的迈克尔•乔丹,后来还当过县篮球队的教练,但当时他的正经工作,好像是县政府的一个小科员。我家则来自外贸部,父亲虽然出身大学的外贸专业,又曾经在南京军政大学当过教员,但自打一参加革命工作起,就因为好乱发言的脾气,始终在被“戴帽”和下放的边缘摇摇晃晃,虽然混过了好几次风浪,但终于在1960年最困难的年头,被驱离外贸部,赶到凯里这个贵州东南边缘的山城。

和我家一起下放的,还有另外三家。一家的男主人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陈叔叔,他后来托人走关系,在“文革”前就回到北京外贸学院教书。另一家是学西班牙语的韩叔叔,他大概是单身,高高瘦瘦的,至今我不知道他的下落,后来我家全部离开凯里,他却还在当地苦撑。最后还有一家,男主人赫赫有名,是当过蔡元培先生秘书的高平叔先生,他后来回天津当教授,编了《蔡元培全集》和《蔡元培年谱》。据说,1952年他从美国回国的时候,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还特意接见他,本算是“海归”的大教授。可那时他从一级教授降到三级教授,从三级教授降到普通教师,从北京下放到凯里师范,最终连语文课也不让他上,只能在巴掌大的资料室里管理图书。他的太太姓张,传说是莎士比亚专家,英文极好,个子高高的,常常模样很奇怪的,用大扁担挑着两个小小篮子去买菜,篮子里左一棵白菜,右一个茄子,也许连五斤都不到,晃晃悠悠摇摇摆摆的,却也成一副担子,惹得当地剽悍的苗家汉子常常大笑,仿佛看西洋景儿。

  上世纪70年代上半叶,“文革”高潮已经过去,这几家也从被惨斗的“牛鬼蛇神”中逃脱出来,大体过上了正常的团聚生活。插队农村的我们,虽然没有找到好工作,但大多也都回城。三线内迁早已是10年前的事情了,那些外地人渐渐熟悉了这个民风强悍的山城,而本地人也看惯了这些自居自傲的外地人,在赶场的日子里都混在一起。可是,本地和外地的认同感始终是泾渭分明。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从上海、从北京、从四川内迁的人,其实很悲惨,他们的心里,一方面是“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悲哀,一方面却是城市人对本地人的无端傲慢。他们身在苗乡却保持着外地人的口音、衣着、圈子,本地人对他们的敬畏,又增加了他们的自负。特别是,当时从下乡的知识青年里招工,因为是中央级厂矿,又是保密的电子设备生产单位,所以要选根红苗正的,只有本土优秀和纯粹的年轻人,才有可能进入这些地方。这种优选法包括地区的差异和出身的差异,又加上了文明(技术)的差异,更激发了他们的倨傲和狂妄。凡是被招进去的本地人,虽然是本地出身,却因为沾了中央级的光,也都仿佛高人一等,迅速地认同了“中央”而背弃了“地方”,穿着劳动布工装挺着胸脯对我们也操起了北京话,连国骂都是“我操……”省略了后面的宾语,也显出了连骂人都比你文雅。




刘元、惠伦和我当时都二十一二岁,因为家庭有问题,进不了中央厂矿这个高门槛。一开始,我们都曾经想过这个路,可是,当招工的人从鼻子里喷出蔑视的气,眼睛里露出嘲笑的光,我们就知道无望,再也不心存妄想。惠伦的父母情况好些,就落在一家叫作“红光化工厂”的小厂,算是有技术的产业工人。我则因为父亲母亲的缘故,只能靠我在乡下插队时曾经做过砖瓦的本钱,好不容易混进了县砖瓦厂,仍然干着用手工打砖打瓦的活儿,只是每月有一份薪水,吃饭有一个食堂。刘元最惨,他父亲“文革”初期被迫害自杀,全家落了个“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家属帽子,所以,只能到一家国营饭店去做厨师。虽然饭店吃得饱,但在一般人心中,地位比起工人阶级,特别是比起中央厂矿产业工人来,差了不止一截。不过奇怪的是,进不了中央厂矿的我们,也不大能够融入本地人的群体。尽管我们在家说的北京话,可能比中央厂矿的人还地道,但是,因为在地方,所以够不上中央那一级;尽管我们在外也操着地道的以镇远腔为基础的“州委机关”话,可是因为出身不是本土,好像也不那么被当地人认同,有些像两边不认的夹心人。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们三人之间关系特别好,每当周日我从乡下的砖瓦厂回到县城,大多数时间都会和他俩聚在一起,何况我们恰恰都是当地最好的乒乓球手,所以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在找地方打球。

  进不了中央厂矿做学徒工,多少有些受屈辱的感觉,所以总想找机会“复仇”,哪怕是象征性的赢回自尊。大概已经是1973年吧,我们这支没有单位的杂牌球队到处南征北战,几乎所向无敌,于是,也找中央厂矿的乒乓球队下战书。那时候,据说是生产过人造卫星部件的凯旋厂和208厂都很牛,一个南京人和一个上海人,年纪比我们大一些的,都曾经拿过地区的冠亚军,也许他们觉得我们是土包子队,但也许也知道我们厉害,为了保持荣誉,他们常常借口忙而不太应战。只是架不住挑战多了,起哄的人多了,也激起他们的好胜心,终于约定了在秋天的一个周末,派卡车把我们拉到208厂里决战。现在想起来,那一场球的观众好多,气氛也紧张,有点儿像武林以生死决胜负的意思,上场的人也不怎么互相寒暄,而观众呢?却在四周一个劲儿地鼓噪。这场球也许是我一生记忆中最难忘的,近四个小时,惠伦赢了两场输了一场,刘元也赢了两场输了一场,而我,先是莫名其妙连输了两场,但是,最后却像绝地反击,在决定性的第九场,面对曾经号称第一高手的那个南京人,居然演出了一场惊天大逆转。

  再搭敞篷大卡车回到县城,已经深夜,那时的县城里没有几盏灯,到处是黑漆漆的。下车后我们都没有回家,也没有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举杯豪饮或者彻夜狂欢,只是在一柱昏黄的路灯下面坐着百感交集,直到三四点才默默分手。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在乎这次比赛,其实,我们都参加过上到省、下到县的各种比赛,但是,哪一次也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让我震撼和难忘,经过九场几乎四个小时,最后我们赢了,可是赢的时候想到的,却是我们曾经被这个“中央厂矿”拒之门外。




尽管赢了轰动一时的比赛,惠伦还是在厂里每天上班开机器,我呢,那时已经转到龙头河畔的农药厂,每天围着灶台用熬骨头的动物油制造土肥皂,而刘元则还是在凯北饭店当他的白案厨师整天揉面。在那个既不抓革命也不促生产的年头,人好像没有任何其他念头似的,在时间里面漫无目的地磨蹭。只是当提到打球,想起那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才会精神一振,但很快又黯淡下来,毕竟中央厂矿的人还是挺着胸脯来赶场,本地人还是抱着团儿敌视着外地人,我们还是三不靠,只好自己打自己的球,没有人知道我们曾经用这种赢球的方式来自欺欺人地唤回自尊。

  在平平淡淡的时间流逝中,生活也有些变化。在饭店的刘元有了女朋友,不太来打球了。据说是一个在当地很出众的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和刘元很般配。因为刘元也是一个相貌很出众的男孩,中等个头,皮肤很白,脸方方的,嘴上有淡淡的黄胡须,一直很有女生缘。恰好那时我去了县宣传队帮忙写剧本,惠伦好像也在秘密进入谈恋爱的阶段。这一来,大家就渐渐很少聚会了,只是在周日的时候,还偶尔见上一面。

  记得是1974年夏天,每天晚上我都在山上宣传队的住处无聊地翻闲书。有一天晚上,有人突然来告诉我说,刘元住院了,是传染性的肝炎,大概是因为饭店不卫生的缘故,又过了两天,又有人来告诉我,刘元死了,死于喝酒。本来他有肝炎不应该喝酒的,但是这时他的漂亮女友因为嫌他家是反革命,又在饭店工作,提出和他分手,他受不了,闷头喝酒,于是导致了肝昏迷。那个时候州医院条件很差,回天无力,他就这样死了。我匆匆赶到医院,看到刘元的姐姐和弟弟在,看到刚刚换好殓衣的刘元,脸上白白的,毫无表情,只是头发从额头上落下来,仿佛被汗凝成了一缕。停尸房里没有其他人,也没有一点儿声音。奇怪的是,他姐姐和弟弟也都不讲话,好像司空见惯似的,直到我默默走出门,他姐姐才看了我一眼,点点头,她煞白的脸上面无表情,其实我知道她很爱这个弟弟,或许是早就已经过度透支了悲伤,这时已经恢复平静了?

  我没有哭,也哭不出来,昏昏然地走回宣传队所在的山上,路两边的树木在夜风中飒飒作响,我高一脚低一脚,至今不知道怎么走回去的。


我越来越相信“祸不单行”这句话。刘元死后,也许是因为照顾他的缘故,他妈妈也染上肝炎,只好成天躺在床上。这一家从北京来的时候是六口人,两个大人四个兄弟姐妹,可是现在却走了两个,父亲和长子。刘元的姐姐刘萍比我高一班,是学校出了名的美人,在1967年组织“苗岭展新图”演出团的时候,她是幕间朗诵者,因为当时模仿大型革命歌舞剧《东方红》,朗诵的人是主角,挑选很严格,可她一来因为从北京来,口音好不必说,二来是人长得漂亮,所以一下子就入选。据说当时暗恋仰慕者成群,后来下乡到白腊公社当知青,好多男生还借了种种缘由,去她的寨子里晃悠,想有机会亲近,可是,最终她却因为家庭问题,是最后一个从那个紧靠麻风村的白腊寨子离开的。刘元的弟弟刘刚,个子很高,和我弟弟是同学,“文革”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小学生,这个时候也在一个工厂里做工人。他们的妹妹最年轻,好像还在学校里念书。因为刘元的关系,我还是常常去他家看看,虽然帮不上什么忙,总是默默站一阵,说上几句话,这时通常是刘萍出来,淡淡地寒暄两句。

  好像是过了几个月,突然有消息传来,说刘刚杀人,被抓起来了。这让我大吃一惊,跑去打听,原来这个平时不声不响的青年,在家里的种种变故之后,心理早已崩溃。州党校就是他父亲的单位,有一个当初带头逼他父亲自杀的人,现在是“革委会”的头头,刘刚把他的孩子,大概只有10岁吧,骗出来杀了,尸体装在麻袋里,扔下了清水江。事后审讯的时候问他原因,很简单,就是给他父亲复仇。结果当然不必说,不仅是故意杀人,情节恶劣,而且是向“文化革命”疯狂复仇,自然是判了死刑。

  有时候思绪转移很奇怪,这件事情在我的心里,一直很不愿意翻出来。毕竟这是一个杀人犯,对手无寸铁的孩子下手,太狠也太无能。不过,因为刘元的缘故,也为了他父亲的缘故,对于刘刚,我又始终恨不起来。我把刘刚那张还很幼稚的面孔埋到心底,连想起刘元的时候也尽量不连带到他。多少年过去,我好像已经不再想起他来,也把这件杀人案淡忘了。可是,前几年在欧洲一个大学里看到西洋人画的《行刑图》,洋人惊异中国人观看凌迟的热心和好奇,画上了很多围观者,然而我看到这幅图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刘刚的故事又浮现在我脑海里,而且异常地清晰,近得好像就在眼前。

  在执行死刑的那天,我并没有去看,我怕受不了,听说我弟弟去了。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就是看杀头,好像很多人心底的恶念与愤懑,是在看杀人时宣泄的。看杀人仿佛是一种庆典,凯里南边有一个杀人坳,似乎就是这个祭祀仪式场地。从大十字到杀人坳那一公里多的大道,仿佛是引人进入神殿的甬道,用刑车加上喇叭押解犯人赴刑场那天,好多人在路的两旁观看。后来,我听到转述,好像刘萍姐妹都去了,据说,她们去付了5分钱的子弹费,然后收了尸。看见她们的人说,她们姐妹俩的眼睛里面,毫无表情,也没有眼泪,那种司空见惯人间事的镇定和冷漠,反倒让人想来就不寒而栗。

  几天以后刘元的妈妈就死了,后来,刘萍曾经告诉我,其实没有人告诉她儿子被枪毙的事情,但也许在冥冥中,上帝已经把彻底的绝望传递到她的心中,她不再服药,一直等到闭上眼睛,去另外一个世界。

  就像三角缺了一角便不稳一样,自从刘元去世又加上刘刚被处死,这个夹在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小团体便解体了。后来的两三年间,也曾有其他好手偶尔加入战团,但是,没有了当年的悲情,打球仿佛只是消遣,在无聊的岁月中打发时间和发泄精力。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中国发生巨变。1977年,我考上北京大学,终于离开生活了17年的贵州北上读书,接着,惠伦也和一些朋友结伴离开,去了开放的深圳,只有刘元的灵魂永远地留在那片山坡上,他和他的母亲、弟弟,留在那片乱坟岗上。离开凯里的时候,我曾经去过那个山坡,冬春之际,新草未生,坡上一片枯黄,坟边的衰草和坟上的白布条,在寒风飒飒中摇曳。他家从北京来的六口人,最终只剩下了茕茕孑立、相依为命的姐妹俩。听说,为了抚养妹妹,刘萍嫁了中央厂矿一个俗气的天津人,很多朋友都奇怪这段不相称的婚姻,但是我明白这是无奈,毕竟这是个工人阶级,又是中央厂矿的。不过,据说10年后刘萍离婚了,也去了深圳,她的妹妹也嫁了人,到了安徽,但是我一直没有她们姐妹的消息。

  2002年的春天,深圳观澜湖。因为在香港教书,我和在深圳的惠伦再次见面。20多年没有见面,我们聊打球,聊生活,聊北京、香港和深圳,很奇怪,就是闭口不谈往事,既没有太多地聊那个我们生活了17年,却始终视我们为陌路人的凯里,也没有提到那个时候朝夕相处一起征战的好朋友刘元,只是有时候,彼此目光相对,便又匆匆分开,心底有一点儿悲情犹在,眼中似乎有一些往事在说,但是,毕竟谁也没说,也许是的,往事如烟,既然已经藏在心底,又何必再翻出来呢? (《贵阳文史》,2009年第5期)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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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枫下拾英 / 乐韵书香 / 葛兆光:铁流、洪流与盲流+非青非红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革命大串连的洪流汹涌澎湃。大串连,是出现在中国地平线上的新生事物,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大串连,是广大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革命大熔炉,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的最好的学校。大串连,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

    ——《人民日报》1966年11月27日的报道


    【第一部】铁流

    戴上袖章冒充“红卫兵”

    当停留在贵阳南站已经一天多的火车,吭吭哧哧艰难地开动的时候,一直窝在座位下面的我高兴极了,把早就准备好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往左胳膊上一套。说来也奇怪,戴上这个袖章,就仿佛日月换了新天,打灵魂里把前几个月的霉气一扫而光,虽然这袖章是自个儿捡了红布缝的,那八个字也是自己悄悄用黄漆写上去的,但不知咋的,戴上它好像就浑身往外蹦豪气,连胸脯也挺得起来,更别提说话了,带了袖章算“革命小将”,说话就是比没戴袖章的“黑五类子女”嗓门大。

    就在两个月前,我还在贵州凯里城外三十里的挂丁还往南的苗寨山上,每天抡锄头开荒。被送到这里开荒,是因为我所就读的凯里一中,从六、七月间已经开始文化革命了,红色队伍觉得这些“黑五类子女”很碍事儿,批斗一阵后兴味索然,就干脆集体打包,送到学校农场了事。后来想想,觉得这方法就像古人区隔华夷之法,索性把红与黑分开,叫“壤断土隔,不相侵涉”。在一个月的开荒日子里,山上几乎能吃的野果子和地里漏网的红苕根儿,都被我们这几十个“黑色”学生吃完了,因为太饿,顿顿四两米饭带五分钱白水煮南瓜块儿沾辣椒,顶不住十五六岁的学生干这样重的体力活儿。人饿的时候,常常两只眼睛发绿光。更难受的是,每天要面对红卫兵们的鄙夷眼光,心里好像长着毛,实在觉得憋屈。真没有想到,就是两个月时间,居然没有了人看管,也就自行回到了县城,人一获自由,连骨头都轻得发痒。唯一羡慕嫉妒恨的,就是可以戴上红袖章去北京见毛主席的红卫兵,于是照猫画虎,悄悄缝制了一个,时时戴上自我欣赏一下。

    很巧的是,我的几个朋友,家里不是从广东来的,就是从上海来的,都想出去看看已经差不多忘掉的大城市。刚刚从乡下释放回来的父母,好像也很怂恿我们出行。于是,揣着父亲塞给的五十块钱巨款,悄悄从凯里搭了便车,溜到了贵阳,七转八转,乘黑夜上了据说会开往北京的火车。只是没有想到,这列火车居然从南站开到西站,从西站开回北站,然后又转回南站,就是没有走出贵阳。直到11月10号下午才算真正出发,这时离我们上车已经一天两夜了。直到这个时候,才仿佛“鲤鱼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不再回”,终于放大胆子,戴上了红卫兵袖章。

    后来想想,能戴上袖章,一是因为离开自己所在的凯里,外面没有谁认识谁,脸上反正也没刻了“黑五类”的字样,衣服上也没有“反动”的标志。二是已经是11月了,从6月开始热起来的文化革命早就蔓延过了界,革命的和革命的打起来了,打得更激烈,倒把“反革命的”从夹缝里漏了出去。三是因为革命烽火主要是要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这些落单的、小小的黑五类子女,谁也瞧不上也顾不上。很多年以后,我常想起这一场被冠以“革命”字样的大串联,觉得真是一出闹剧,几百万号称怀揣革命理想和斗争激情的年轻人,被某个伟大领袖口中发出的口号鼓动起来,在无政府状态下到处游荡加扫荡,当然是荒唐。可既有趣又可悲的是,对我来说,离开了熟悉却又屈辱的环境,在没有人知悉根底的地方,却好像真的“脱胎换骨”卷进了革命洪流,从被洪流所吞噬,到进入洪流成弄潮儿,成了鲲鹏,也应了毛老人家那句话,叫做“会当击水三千里”。

    铁流向北京

    那一趟火车真是诡异。从贵阳开出,缓缓南行至广西境内,已经天色全黑。看看车厢里,车上到底有多少人?大概谁也说不清,一个原来三人坐的位子挤了八个人,四个在座位上,一个钻在椅子下,两个横在椅背上,还有一个挂在行李架上。几乎没有过道,因为已经像沙丁鱼似的挤满了人,也等于没有厕所,小小的厕所里已经塞了三个人。虽然已经是十一月,车厢里却热得像蒸笼了。至于水,只有在每次停靠站的时候,从站上热心的人那里接一点儿来解渴。我们这节车厢有几个自称来自北京钢铁学院的大学生,自告奋勇地充当“头儿”,一个戴了眼镜的大学生,还充满激情地说,“看呀!前面就是北京了,毛主席在那里等着我们”。不过,谁都知道北京还远着呢,这种激励就像曹阿瞒的“望梅止渴”一样,在没有水喝的时候让大家暂时安心。

    没有水喝,也没有饭吃。已经熬了一天的满车红卫兵(我这时也是红卫兵了),毕竟也一样“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时,火车缓缓停在广西一个叫“六甲”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黔桂铁路经过的广西河池地区的一个小站。记忆中,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那天这么黑的夜色,从车窗中钻出去,除了站台昏黄的灯光,什么也看不见,人仿佛一头钻进迎面罩过来的巨大黑布袋子,我努力睁大眼睛,好半天才朦朦胧胧分辨出,面前有一个巨大黑影似乎压过来,先以为是近处长了一棵高高的大树。可是,哪里有如此巨大的大树?再定睛看,上面影影绰绰地还有幽幽的灯光,过了好一阵,才惊讶地发现,这原来是远处一座高可入云的大山,是广西那种直上直下的兀峰。这个视觉上的奇怪经验,很多年以后再也不曾遇见,也一直留在心底。

    为了解决饥饿的问题,在车站上乱转了一阵之后,大家拈阄决定由钢铁学院的两个大学生率领我、另外一个膀大腰圆的贵阳中学生,拿了两只手电筒到车站外寻找吃的东西。所谓车站,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票房加候车室,绕过这个简陋的车站,走不了多远,就到了镇上,镇上黑麻麻一片,谧静得像死城,更诡异的是,连狗都不叫,但石板街口却有一个透出火塘光的店铺,好像热腾腾地还冒着蒸汽。

    老红军传统,还是草寇剪径?

    有蒸汽就一定有吃的,我们决定闯进去。卸开一块门板,发现里面居然是一口大蒸锅,锅上居然有一个硕大的甑子,甑子里面更让人喜出望外的,居然是有一两百只枕头形的热粽子。饿极了的红卫兵已经全然不顾一切,撕开热气腾腾的粽叶,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了几口。毕竟是大学生,那个戴了眼镜的大学生建议,“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也要像长征的红军一样,给老乡留下借条,等革命成功以后加倍赔偿他们”。于是,借了手电的微光,匆匆写了一张借条,记忆中的内容大概如下:

    亲爱的老乡,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今天路过这里,去伟大首都北京,特向您借粽子若干,留下人民币两元,以及借条一张,作为今后偿还的凭证。

    此致敬礼

    落款是什么,现在已经记不得了,总之是“红卫兵”之类罢。只记得那个大学生字写得歪歪扭扭,还有“粽”字不会写,让我心生诧异。不过,这种说不清是“老红军”的革命传统,还是“草寇剪径”的磊落方式,当时还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呼啸一声,四个人分头扛了棕绳穿好的粽子,飞也似的回到火车,迎来了满车厢男男女女的齐声欢呼,感觉上,似乎比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还要响亮。

    居然到了北京

    革命的岁月一切都随意,连火车也想走就走,想停就停。从六甲开出后南经柳州,掉头往北,经株洲、岳阳、武昌,终于过了长江。

    车上的日子已经过了四天四夜,不要说没有蔬菜水果,就连喝的水也是时有时无,更不要说洗脸。停车的时候不敢开窗,因为窗户一开,就会有红卫兵们像疯子一样往上爬。有一次,车里的人狠狠地把车下往上扒的人推下去,结果遭到车下一桶滚开的开水泼进来,好在天冷,算是没有人烫伤。车厢里面,早已满是汗、屁、尿混合的熏人气味,蒸腾而浑浊的空气几乎能让人窒息。加上吭哧吭哧的火车,把人摇晃得七倒八歪,现在的红卫兵已经全然不像“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长江实现理想的先锋队,倒像是一群被堆垛在铁皮箱子里东倒西歪的流浪汉。那几个一开始争着要当领袖的北钢大学生,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下了车。几个从贵阳来的中学女生,干脆集体占了厕所,对每一个要进去小便的人横眉冷眼,意思好像就是你休想鸠占鹊巢。高高的行李架上,已经躺上去一排人,挂在上面睡觉。而座位底下的红卫兵们,已不再需要斯文地铺报纸,脱了外衣就钻进去呼呼大睡。有幸坐在座位上的沙丁鱼们则交叉地枕了大腿或胳膊,扭着身体休息。早先那些“火车向着北京跑”、“我们想念毛主席”之类提神醒脑的口号,也早已被忘到九霄云外,车上的各色人们,话越来越少,只剩下鼾声夹杂着咳嗽声。从第五天起,我已经开始牙龈出血,两腿肿胀,加上感冒,昏昏沉沉中,被好心的同行者推上了行李架,躺了一天一夜。

    第六天上,没有任何先兆,咣当一声,火车居然停在了北京。

    【第二部】洪流

    清华体育馆中“民族排”

    昏昏沉沉的我,和那两个一起出来的同学,在先农坛体育场排了队,三弯两转地被大客车拉到清华大学,住在体育馆里。很久以后,我居然成了清华大学的一个老师,回想起来,常常觉得我和清华似乎有缘。这当然是后话。

    后来我才知道,体育馆曾是当年马约翰上课的地方,在抗战的时候,也曾做过日本鬼子的马厩。1990年代我当了清华教师之后,学校里渐渐添了好多高级的篮球馆、游泳馆,那个老体育馆就显出破旧。不过,在1966年的冬天,它给我们这些刚刚到伟大首都的学生特别温暖的感觉。里面有浴室,记不得是否进去洗过澡,也有暖气,让南方来的人感到燥热,让北方来的人觉得舒服。体育馆里铺了木条板的篮球场,成了我们睡觉的地方,体操课用的垫子,则成了身下厚厚的褥子。隔着跳球中线不过一米宽的过道,男红卫兵一半,女红卫兵一半,虽然并无屏障,一览无余,却也井水不犯河水。革命时代的性别意识,毕竟被煅烧锤炼得很纯净。

    身上一热就觉得发痒。我们从贵州来的三个学生,因为“贵州”的缘故,糊里糊涂被算成了“苗族”,和一些新疆来的维族、内蒙来的蒙古族和广西来的壮族学生一道,被编为“少数民族排”。其实,我的两个同伴都是出生在广东和上海的汉族人,一个姓谢,一个姓张,但是,想到“少数民族”这个名义能够沾好多好处,我们也就默不作声,暂时改换了民族。刚刚安定下来,旁边那三个异族学生,就翻开他们充满羊肉气味的皮毛衣服,有滋有味地找起衣缝中的虱子来,一边找一边掐,听着叭叭的声音,自己也觉得痒了起来,翻开衣服仔细看,原来早就招了同样的动物,于是加入脱衣捉虱的队伍。

    后来听说,大串联是虱子传播最快也是最广的时代,不知道这在动物学史上有什么意义。

    在北京的冬日里意兴阑珊

    四海翻腾云水怒。那个时候清华、北大的“文革”正在如火如荼。可我们这些来串联的中学生却并不很热心革命,虽然偶尔也去看大字报,更多的时间却是在游山玩水。1957年到1960年,我曾经在北京上过三年小学,寻访记忆中礼士胡同的老家、演乐胡同的少年之家、景山公园里的少年宫,北海和颐和园,成了我最重要的活动。头三天里,我每天都坐公共汽车到新街口,排上半小时队,转到城里去闲逛,每天晚上却都带着失望回到清华体育馆。因为那些记忆中的旧居、幼年时的乐园、充满欢乐的公园,在肃杀的冬天和紧张的气氛中,似乎都褪去彩色变成黑白,连礼士胡同原来飘着的烤红薯味儿,也已经不复存在,只有胡同东口靠南小街的大槐树梢上挂着的冬日,仍然留有鹅蛋似的红色。

    这让我很伤心。很多年以后,我才悟出这个道理,小时候一切记忆中的美好,千万不要重访,最好是让记忆永远是记忆,因为重访的结果往往是失望。三天后,我不再去寻找过去的记忆,整天去北大和清华闲逛,看着那些激情满怀或者仇恨满腔的大字报在瑟瑟寒风中飘零,看着那些曾经辉煌和显赫的名字,被颠倒书写加上红叉,心里觉得实在困惑。那个时候的红卫兵好像也有些懈怠,斗过了最大的走资派和他的老婆,没有更刺激的事情可做,清华的大字报在我们入住的那些天,似乎也少了起来,这让“取经人”颇为失望。好在清华每天食堂免费供应的肉末白菜加大馒头,比起贵州老家的伙食好得多,经历过苗寨里饥肠辘辘,现在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肉末”,真有点儿让人“乐不思蜀”。

    何况还有等候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这毕竟是一件让人期待和激动的事儿。

    万众期待的浩大盛典

    很多年以后,我才想通,原来这种浩大盛典,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可能就是大型娱乐节目。就和古代上元节京城开放宵禁观灯一样,《礼记》里面记载,古代腊祭时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子贡不明白这个道理,就问孔子说,“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孔子好像也没明白这个道理,只是回答子贡说,这是让民众“一张一弛”。但他不知道,这种盛大的欢会和典礼,对于在上者来说,乃是宣示政治力量和真理信仰不可或缺的形式,就像古代的泰山封禅、南郊祭天。

    见毛主席那一天,是11月26日。我记得很清楚,早上四点不到,就被负责我们的解放军叫醒,先是检查身上有没有异常物品,除了钢笔之外,不可以有其他任何坚硬的器物,然后是分发一天的食物,包括两个大馒头、两个白鸡蛋和一个大苹果。随后,解放军带着我们浩浩荡荡在夜色中,如洪流般迎着寒风从清华大学向西郊机场进发,因为是见毛主席,所以每个人似乎都心情激荡,揣着激动也不说话,默默地向前走。唐诗里说“车粼粼,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我们这些“红卫兵”既无弓箭,也无车马,倒也在寒风猎猎中举着旗帜,让人想到岑参的“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在黎明前漆黑的夜色中,默默前进,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

    在零度以下的北京清晨,我们走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到达西郊机场的时候,回看东方天边,已经微微发白。机场上除了预留给主席车队的跑道之外,都是枯草漫地的黄土地,我们就在黄土地上列队,十万大军,彩旗飘飘,场面很是壮观。因为是“民族排”,我们这一群学生被安置在方阵的前面,准备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

    【第三部】盲流

    狂热与激情之后

    毛主席接见的过程,虽说是高潮,可这高潮真不想一一细说。第一,虽然从早上六点一直等到下午四点十二分,毛主席的车队才过来,那时已经人困马乏,饥肠辘辘,但在车队来的时候,还是引起一阵激动和欢呼。第二,要命的是,这激动和欢呼帮了倒忙,由于西郊机场除了跑道之外,以黄土墁地,太多的人一跳一闹,便引起黄土飞扬。大概是害怕伟大领袖遇到危险,车队当即加速飞驰而去,我们沾了民族排的光,还算看清了第一车上的毛主席(至于后面车上是什么人,根本不知道),可排在后面的红卫兵们,也许连第一车上的人影也没有看清。第三,还是激动,毕竟苦等十来小时,就为看这么一眼。事后想,被看的称得上“神圣”,看的也称得上“虔诚”,神圣与虔诚总是相生相伴。我记得,路过邮局便给家里发电报,邮局营业员头也不抬,因为当时挤在邮局里,争先恐后发回家的电报,肯定千篇一律地是“4点12分见到毛主席”。

    盛大的典礼在历史上常有,它给参与者带来的是欢乐和激动,成为一种巨大的动员力量。一个法国学者研究了十六至十八世纪欧洲的国家祭祀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因为人们过厌了持久而平淡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欲望不满足与精神被压抑的倾向,于是,便需要有这种典礼激起的瞬间高潮。而政治领袖同样也需要有这种神圣化的瞬间,一方面把自己的神圣烘托出来渲染开去,一方面借助这一火种把深藏在民众之中的破坏性力量,引导到敌人身上。说实话,我至今想不清楚毛主席为什么要从八月十八日起,在三个月中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冒着经济停顿的危险发动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大串联”。但我在西郊机场看到那种狂热与激情,就好像狂欢节中的巴西人和西班牙人一样,这种力量确实让人不寒而栗。

    可是狂欢之后呢?

    我的父母被同样是红卫兵的年轻人“横扫牛鬼蛇神”

    俗话说“树倒猢狲散”,可是在西郊机场见过毛主席之后的十万红卫兵呢?大树不倒,猢狲却刹那间溃不成军。北京冬天黑得早,四点半之后天色渐渐昏暗下来,早没有了队列的人东一拨西一拨,倒扛着旗帜仿佛刚刚从战场上溃败下来,游兵散勇从西郊机场到海淀清华北大一带的路上,稀稀拉拉就像羊拉屎豆儿一样,拖了一路。满眼看去,路上都是东倒西歪、疲惫不堪的人群。

    洪流之后是盲流。狂热和激情之后,谁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奇怪的是,就连管我们的军人也突然不见了。虽然食堂里还有肉末熬白菜可吃,虽然清华体育馆里照样热气蒸腾,但人却像没头苍蝇一样,用现在的话说是“找不到北”,而用当时的话说,却是“找不到革命大方向”。我们一群人,每天在北大、清华、地质学院这半径一里的地方摇荡来晃荡去。大概是毛接见以后的三天罢,我在清华、北大之间闲逛的时候,看见一辆三轮板车,拉车的是一个身穿蓝色列宁装,脖子上挂着沉重木牌,上书“美国间谍臭老婆”(下面的名字记不得了),年约四五十岁的女性,车上颤颤巍巍地半躺半坐的,是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年男性,白发中渗出绛黑色的血迹,脖子上的木牌看不清,大概就是那个所谓的“美国间谍”吧。一群和我一样斜挎草绿书包、戴着红色袖章,不过是中学生年纪的青年,挥舞着皮带,狂喊着口号,簇拥着三轮车呼啸而去。不知为什么,就在那个时候,我心头一阵惊悸,仿佛从梦中醒来,想起我的父母。

    虽然我在外面换了身份,也叫做“红卫兵”,不仅白吃白喝四处闲逛,也像个真理化身似的“横扫牛鬼蛇神”,可我的父母却仍在贵州苗乡那个县城里,被同样是红卫兵的年轻人“横扫牛鬼蛇神”。父亲被隔离起来,陪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挨斗,罪名只是由于他一个哥哥两个妹妹在台湾。母亲则被斗争之后,驱赶到三十里外挂丁河边去筛沙,而她曾经背负的罪名之一,恰恰便是莫须有的“间谍”。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说实在话,那个时候的我并没有什么清楚的反省意识,也不曾检讨过这场革命的荒诞意味,更不敢怀疑文化圣战的正确性,但那一瞬间,我的心却微微一颤,我知道我应当回家了。

    需要补充一句的是,三十年以后,我的家居然就在那个让我心悸的地方,名字叫作“蓝旗营”。

    我该回家了

    老话说,条条道路通罗马,那个时候的新说法是,条条道路通北京。可来得容易去却难,当你往北京赶的时候好办,从北京出去却是乱糟糟的,几十万红卫兵就像溃堤之水,汹涌地向四处横溢。不甘心只到北京的,仍然借了免费火车和免费饮食到处乱走,我们那个民族排的壮族红卫兵打算去新疆,新疆那几个维族红卫兵却打算南下广州,我的那两位同行者,一位打算回老家上海,一位则希望回故乡梅县,我则铁了心要回家。

    说不尽一路的风霜雨雪。还是那塞满了年轻盲流的火车,还是那混合了汗酸尿腥的浑浊气味,还是那有一顿没一顿的饭菜。可是,再也没有激昂的口号,也没有嘹亮的歌声,更没有理想的大话。从北京到贵阳的两天三夜里,车上吵架与打架交织,鼾声与哭声齐飞,留给我的记忆就是“乱”。记得出发时曾反复叨念毛主席的那段话,“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大概那只是事后幸存者提神的想象和提升的意义,真的在路上含辛茹苦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归宿是何处,为何长征大串联。“万水千山只等闲”那种豪情,在思乡望归的时候,便只剩下了“关山度若飞”的期盼。

    1966年12月5日。我还记得那天贵阳阴沉沉的,刮着北风,感觉很冷。在省交际处附近的一个专门收容串联红卫兵的学校里,刚刚回到贵州的红卫兵们,把身上的衣服脱光,丢进一口沸水大锅里去杀虱子。瑟瑟风啸中光着身子躲在被子里,几十个人在那里闲聊,说起一路上的感想,一路上的观感,好像没有人说起“文化革命”,没有人说起“见到毛主席”,也没有人说起“打到走资派”,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回家”。

    可是,家能回吗?父亲还在被隔离吗?母亲能够从乡下回来吗?他们平安吗?妹妹和弟弟在家吗?回去以后还会被红卫兵看押吗?我手心里攥着那一个子儿也没有动过的十张伍元钞票,反复想象明天回家后的故事。可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等候我的将是什么情景,心在一点一点地沉下去,沉入一片黑色的迷茫之中。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下面的故事,是真实的经历,不是编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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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兆光

      下面的故事,是真实的经历,不是编小说。

      40多年前,我所在的贵州小县城凯里周围,迁来十几个隶属于第四机械部083系统的“中央厂矿”,它们好像雨天后林子里的蘑菇一样,散布在四周的山旮角里。接着,在每周例行的“赶场”时,原本熙熙攘攘总是晃动着靛蓝土布衣、苗家百褶裙的街市,突然也从四面八方涌进好多劳动布工装。他们不太讲价的采购,崭新的一色穿着,和掺杂着地方方音的普通话,让这个小镇,变得有些异样。老街上的本地人——我们叫他们“凯老街”——当然有些自惭形秽,毕竟人家是拿工薪的,就连1956年建立自治州以后逐渐迁来的那些地方干部子弟——我们叫他们“州委子弟”——也觉得有些望尘莫及。我们因为一开口的那些“北京话”,不管说什么,总觉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才能说的调调儿,尽管有的北京话已经掺了很多地方的方言,但远来的和尚好念经,这话真的是千真万确,他们俨然成了这里人的时尚象征,凡是沾了他们的边儿,甭管是衣服、语言还是走路的姿势,就挺着胸脯很荣耀。不过,我们对本地人的傲慢神情,也使得本地土鳖对他们有些羡妒交加,这种情感常常惹起事端。在我的记忆里,为了不知什么事儿就大打出手造成流血事件的就有十几起。

      这都是陈年旧事,本来事隔几十年,也都淡忘了或者已经埋在心底,不太愿意翻出来。可最近看了王小帅的电影《青红》,才再度勾起我的回忆。不过,《青红》说的是省城附近应该是011系统的故事,和我在的黔东南凯里不同,而且王小帅是那些“外地人”的后裔,他说的故事,也是外地人(以上海人为代表)的故乡依恋,以及对本地人的无端拒斥。也许,关于外来人和本地人故事背后,还有关于文明和落后的理解,以及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之间乡土认同的差异等等。然而,我这里要说的,是那个世界里,有三个既不能进入中央厂矿的外地群体,又不属于凯老街和州委子弟等本地群体的青年人的故事,夹在“本土”和“外地”两者之间,也许他们的经历和心情,比起《青红》来就更复杂,所以,我的题目叫“非青非红”。



      我和我当年最好的朋友刘元、惠伦,既不是凯老街或州委子弟一类本地人,也不是上世纪60年代三线内迁时来的外地人。我们三家都来自北京,却是在60年代初从各部下放来的。刘元、惠伦家是冶金部的,不知道为什么好端端地会把他们从冶金部下放,这里并没有什么需要冶炼的。刘元的父亲在州委党校当教员,因为他有文化,算是读书人。惠伦的父亲在县机关,那时他还年轻,记得是我们那里有名的篮球好手,放在现在,算是县城里的迈克尔•乔丹,后来还当过县篮球队的教练,但当时他的正经工作,好像是县政府的一个小科员。我家则来自外贸部,父亲虽然出身大学的外贸专业,又曾经在南京军政大学当过教员,但自打一参加革命工作起,就因为好乱发言的脾气,始终在被“戴帽”和下放的边缘摇摇晃晃,虽然混过了好几次风浪,但终于在1960年最困难的年头,被驱离外贸部,赶到凯里这个贵州东南边缘的山城。

      和我家一起下放的,还有另外三家。一家的男主人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陈叔叔,他后来托人走关系,在“文革”前就回到北京外贸学院教书。另一家是学西班牙语的韩叔叔,他大概是单身,高高瘦瘦的,至今我不知道他的下落,后来我家全部离开凯里,他却还在当地苦撑。最后还有一家,男主人赫赫有名,是当过蔡元培先生秘书的高平叔先生,他后来回天津当教授,编了《蔡元培全集》和《蔡元培年谱》。据说,1952年他从美国回国的时候,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还特意接见他,本算是“海归”的大教授。可那时他从一级教授降到三级教授,从三级教授降到普通教师,从北京下放到凯里师范,最终连语文课也不让他上,只能在巴掌大的资料室里管理图书。他的太太姓张,传说是莎士比亚专家,英文极好,个子高高的,常常模样很奇怪的,用大扁担挑着两个小小篮子去买菜,篮子里左一棵白菜,右一个茄子,也许连五斤都不到,晃晃悠悠摇摇摆摆的,却也成一副担子,惹得当地剽悍的苗家汉子常常大笑,仿佛看西洋景儿。

        上世纪70年代上半叶,“文革”高潮已经过去,这几家也从被惨斗的“牛鬼蛇神”中逃脱出来,大体过上了正常的团聚生活。插队农村的我们,虽然没有找到好工作,但大多也都回城。三线内迁早已是10年前的事情了,那些外地人渐渐熟悉了这个民风强悍的山城,而本地人也看惯了这些自居自傲的外地人,在赶场的日子里都混在一起。可是,本地和外地的认同感始终是泾渭分明。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从上海、从北京、从四川内迁的人,其实很悲惨,他们的心里,一方面是“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悲哀,一方面却是城市人对本地人的无端傲慢。他们身在苗乡却保持着外地人的口音、衣着、圈子,本地人对他们的敬畏,又增加了他们的自负。特别是,当时从下乡的知识青年里招工,因为是中央级厂矿,又是保密的电子设备生产单位,所以要选根红苗正的,只有本土优秀和纯粹的年轻人,才有可能进入这些地方。这种优选法包括地区的差异和出身的差异,又加上了文明(技术)的差异,更激发了他们的倨傲和狂妄。凡是被招进去的本地人,虽然是本地出身,却因为沾了中央级的光,也都仿佛高人一等,迅速地认同了“中央”而背弃了“地方”,穿着劳动布工装挺着胸脯对我们也操起了北京话,连国骂都是“我操……”省略了后面的宾语,也显出了连骂人都比你文雅。




      刘元、惠伦和我当时都二十一二岁,因为家庭有问题,进不了中央厂矿这个高门槛。一开始,我们都曾经想过这个路,可是,当招工的人从鼻子里喷出蔑视的气,眼睛里露出嘲笑的光,我们就知道无望,再也不心存妄想。惠伦的父母情况好些,就落在一家叫作“红光化工厂”的小厂,算是有技术的产业工人。我则因为父亲母亲的缘故,只能靠我在乡下插队时曾经做过砖瓦的本钱,好不容易混进了县砖瓦厂,仍然干着用手工打砖打瓦的活儿,只是每月有一份薪水,吃饭有一个食堂。刘元最惨,他父亲“文革”初期被迫害自杀,全家落了个“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家属帽子,所以,只能到一家国营饭店去做厨师。虽然饭店吃得饱,但在一般人心中,地位比起工人阶级,特别是比起中央厂矿产业工人来,差了不止一截。不过奇怪的是,进不了中央厂矿的我们,也不大能够融入本地人的群体。尽管我们在家说的北京话,可能比中央厂矿的人还地道,但是,因为在地方,所以够不上中央那一级;尽管我们在外也操着地道的以镇远腔为基础的“州委机关”话,可是因为出身不是本土,好像也不那么被当地人认同,有些像两边不认的夹心人。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们三人之间关系特别好,每当周日我从乡下的砖瓦厂回到县城,大多数时间都会和他俩聚在一起,何况我们恰恰都是当地最好的乒乓球手,所以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在找地方打球。

        进不了中央厂矿做学徒工,多少有些受屈辱的感觉,所以总想找机会“复仇”,哪怕是象征性的赢回自尊。大概已经是1973年吧,我们这支没有单位的杂牌球队到处南征北战,几乎所向无敌,于是,也找中央厂矿的乒乓球队下战书。那时候,据说是生产过人造卫星部件的凯旋厂和208厂都很牛,一个南京人和一个上海人,年纪比我们大一些的,都曾经拿过地区的冠亚军,也许他们觉得我们是土包子队,但也许也知道我们厉害,为了保持荣誉,他们常常借口忙而不太应战。只是架不住挑战多了,起哄的人多了,也激起他们的好胜心,终于约定了在秋天的一个周末,派卡车把我们拉到208厂里决战。现在想起来,那一场球的观众好多,气氛也紧张,有点儿像武林以生死决胜负的意思,上场的人也不怎么互相寒暄,而观众呢?却在四周一个劲儿地鼓噪。这场球也许是我一生记忆中最难忘的,近四个小时,惠伦赢了两场输了一场,刘元也赢了两场输了一场,而我,先是莫名其妙连输了两场,但是,最后却像绝地反击,在决定性的第九场,面对曾经号称第一高手的那个南京人,居然演出了一场惊天大逆转。

        再搭敞篷大卡车回到县城,已经深夜,那时的县城里没有几盏灯,到处是黑漆漆的。下车后我们都没有回家,也没有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举杯豪饮或者彻夜狂欢,只是在一柱昏黄的路灯下面坐着百感交集,直到三四点才默默分手。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在乎这次比赛,其实,我们都参加过上到省、下到县的各种比赛,但是,哪一次也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让我震撼和难忘,经过九场几乎四个小时,最后我们赢了,可是赢的时候想到的,却是我们曾经被这个“中央厂矿”拒之门外。




      尽管赢了轰动一时的比赛,惠伦还是在厂里每天上班开机器,我呢,那时已经转到龙头河畔的农药厂,每天围着灶台用熬骨头的动物油制造土肥皂,而刘元则还是在凯北饭店当他的白案厨师整天揉面。在那个既不抓革命也不促生产的年头,人好像没有任何其他念头似的,在时间里面漫无目的地磨蹭。只是当提到打球,想起那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才会精神一振,但很快又黯淡下来,毕竟中央厂矿的人还是挺着胸脯来赶场,本地人还是抱着团儿敌视着外地人,我们还是三不靠,只好自己打自己的球,没有人知道我们曾经用这种赢球的方式来自欺欺人地唤回自尊。

        在平平淡淡的时间流逝中,生活也有些变化。在饭店的刘元有了女朋友,不太来打球了。据说是一个在当地很出众的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和刘元很般配。因为刘元也是一个相貌很出众的男孩,中等个头,皮肤很白,脸方方的,嘴上有淡淡的黄胡须,一直很有女生缘。恰好那时我去了县宣传队帮忙写剧本,惠伦好像也在秘密进入谈恋爱的阶段。这一来,大家就渐渐很少聚会了,只是在周日的时候,还偶尔见上一面。

        记得是1974年夏天,每天晚上我都在山上宣传队的住处无聊地翻闲书。有一天晚上,有人突然来告诉我说,刘元住院了,是传染性的肝炎,大概是因为饭店不卫生的缘故,又过了两天,又有人来告诉我,刘元死了,死于喝酒。本来他有肝炎不应该喝酒的,但是这时他的漂亮女友因为嫌他家是反革命,又在饭店工作,提出和他分手,他受不了,闷头喝酒,于是导致了肝昏迷。那个时候州医院条件很差,回天无力,他就这样死了。我匆匆赶到医院,看到刘元的姐姐和弟弟在,看到刚刚换好殓衣的刘元,脸上白白的,毫无表情,只是头发从额头上落下来,仿佛被汗凝成了一缕。停尸房里没有其他人,也没有一点儿声音。奇怪的是,他姐姐和弟弟也都不讲话,好像司空见惯似的,直到我默默走出门,他姐姐才看了我一眼,点点头,她煞白的脸上面无表情,其实我知道她很爱这个弟弟,或许是早就已经过度透支了悲伤,这时已经恢复平静了?

        我没有哭,也哭不出来,昏昏然地走回宣传队所在的山上,路两边的树木在夜风中飒飒作响,我高一脚低一脚,至今不知道怎么走回去的。


      我越来越相信“祸不单行”这句话。刘元死后,也许是因为照顾他的缘故,他妈妈也染上肝炎,只好成天躺在床上。这一家从北京来的时候是六口人,两个大人四个兄弟姐妹,可是现在却走了两个,父亲和长子。刘元的姐姐刘萍比我高一班,是学校出了名的美人,在1967年组织“苗岭展新图”演出团的时候,她是幕间朗诵者,因为当时模仿大型革命歌舞剧《东方红》,朗诵的人是主角,挑选很严格,可她一来因为从北京来,口音好不必说,二来是人长得漂亮,所以一下子就入选。据说当时暗恋仰慕者成群,后来下乡到白腊公社当知青,好多男生还借了种种缘由,去她的寨子里晃悠,想有机会亲近,可是,最终她却因为家庭问题,是最后一个从那个紧靠麻风村的白腊寨子离开的。刘元的弟弟刘刚,个子很高,和我弟弟是同学,“文革”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小学生,这个时候也在一个工厂里做工人。他们的妹妹最年轻,好像还在学校里念书。因为刘元的关系,我还是常常去他家看看,虽然帮不上什么忙,总是默默站一阵,说上几句话,这时通常是刘萍出来,淡淡地寒暄两句。

        好像是过了几个月,突然有消息传来,说刘刚杀人,被抓起来了。这让我大吃一惊,跑去打听,原来这个平时不声不响的青年,在家里的种种变故之后,心理早已崩溃。州党校就是他父亲的单位,有一个当初带头逼他父亲自杀的人,现在是“革委会”的头头,刘刚把他的孩子,大概只有10岁吧,骗出来杀了,尸体装在麻袋里,扔下了清水江。事后审讯的时候问他原因,很简单,就是给他父亲复仇。结果当然不必说,不仅是故意杀人,情节恶劣,而且是向“文化革命”疯狂复仇,自然是判了死刑。

        有时候思绪转移很奇怪,这件事情在我的心里,一直很不愿意翻出来。毕竟这是一个杀人犯,对手无寸铁的孩子下手,太狠也太无能。不过,因为刘元的缘故,也为了他父亲的缘故,对于刘刚,我又始终恨不起来。我把刘刚那张还很幼稚的面孔埋到心底,连想起刘元的时候也尽量不连带到他。多少年过去,我好像已经不再想起他来,也把这件杀人案淡忘了。可是,前几年在欧洲一个大学里看到西洋人画的《行刑图》,洋人惊异中国人观看凌迟的热心和好奇,画上了很多围观者,然而我看到这幅图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刘刚的故事又浮现在我脑海里,而且异常地清晰,近得好像就在眼前。

        在执行死刑的那天,我并没有去看,我怕受不了,听说我弟弟去了。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就是看杀头,好像很多人心底的恶念与愤懑,是在看杀人时宣泄的。看杀人仿佛是一种庆典,凯里南边有一个杀人坳,似乎就是这个祭祀仪式场地。从大十字到杀人坳那一公里多的大道,仿佛是引人进入神殿的甬道,用刑车加上喇叭押解犯人赴刑场那天,好多人在路的两旁观看。后来,我听到转述,好像刘萍姐妹都去了,据说,她们去付了5分钱的子弹费,然后收了尸。看见她们的人说,她们姐妹俩的眼睛里面,毫无表情,也没有眼泪,那种司空见惯人间事的镇定和冷漠,反倒让人想来就不寒而栗。

        几天以后刘元的妈妈就死了,后来,刘萍曾经告诉我,其实没有人告诉她儿子被枪毙的事情,但也许在冥冥中,上帝已经把彻底的绝望传递到她的心中,她不再服药,一直等到闭上眼睛,去另外一个世界。

        就像三角缺了一角便不稳一样,自从刘元去世又加上刘刚被处死,这个夹在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小团体便解体了。后来的两三年间,也曾有其他好手偶尔加入战团,但是,没有了当年的悲情,打球仿佛只是消遣,在无聊的岁月中打发时间和发泄精力。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中国发生巨变。1977年,我考上北京大学,终于离开生活了17年的贵州北上读书,接着,惠伦也和一些朋友结伴离开,去了开放的深圳,只有刘元的灵魂永远地留在那片山坡上,他和他的母亲、弟弟,留在那片乱坟岗上。离开凯里的时候,我曾经去过那个山坡,冬春之际,新草未生,坡上一片枯黄,坟边的衰草和坟上的白布条,在寒风飒飒中摇曳。他家从北京来的六口人,最终只剩下了茕茕孑立、相依为命的姐妹俩。听说,为了抚养妹妹,刘萍嫁了中央厂矿一个俗气的天津人,很多朋友都奇怪这段不相称的婚姻,但是我明白这是无奈,毕竟这是个工人阶级,又是中央厂矿的。不过,据说10年后刘萍离婚了,也去了深圳,她的妹妹也嫁了人,到了安徽,但是我一直没有她们姐妹的消息。

        2002年的春天,深圳观澜湖。因为在香港教书,我和在深圳的惠伦再次见面。20多年没有见面,我们聊打球,聊生活,聊北京、香港和深圳,很奇怪,就是闭口不谈往事,既没有太多地聊那个我们生活了17年,却始终视我们为陌路人的凯里,也没有提到那个时候朝夕相处一起征战的好朋友刘元,只是有时候,彼此目光相对,便又匆匆分开,心底有一点儿悲情犹在,眼中似乎有一些往事在说,但是,毕竟谁也没说,也许是的,往事如烟,既然已经藏在心底,又何必再翻出来呢? (《贵阳文史》,2009年第5期)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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