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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

一场透雨之后，旱灾结束了，但饥荒却并没有过去。

十六保的夏粮基本绝收了。

开春时种下的麦子，由于没有雨水，长势本来就不好，谁知四月的时候又遇到了蝗灾。那么多的蝗虫，老辈人都没见过。飞起来遮天蔽日，象是一片黄色的幔帐，黄云掠过的地方，绿色的庄稼全都没了踪影，老百姓连哭都哭不出来。

蝗虫们扫荡一空之后就飞走了。农民们只好想尽办法、筹措种子再进行补种。过了一个月，新苗长起来了，可蝗虫的卵也长成了幼蝻，比先前的数量更多，爬满了庄稼、爬满了树叶。

有天早晨，王三官到庙里去，刚走到村口，就看见无数的蝗蝻排着队伍向村里开来。路面上满是翅膀还没长好的蝻虫，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一只挨着一只的虫子，密密麻麻、重重叠叠、一眼望不到头，看得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村子里的人发疯似地冲出来，哭呀、骂呀、踩呀、打呀、拍呀、扫呀……可是没有用。

前面的蝗蝻尸体堆积成山，后面的队伍却依然无穷无尽，一如既往地蹦过来、跳过来……人们的耳朵里满是“沙沙沙、沙沙沙”的响声、眼前全是暗绿色的虫子。

无奈的人们终于投降了，纷纷跪下来磕头：“虫神爷爷行行好，虫神爷爷，行行好吧，给我们留口吃的”——那些小小的蝗虫就从人们的身上和脸上跳过去，把村里的树叶一扫而空。

王三官一直认为蝗虫是神灵派来的兵将。它们来的时候毫无征兆，那么猛烈、那么凶狠，似乎怎么杀也杀不过、怎么拦也拦不住；可走的时候却又是那么突然，才两天的工夫就一只也看不见了，只留下荒芜的田野和破败的村庄。

王三官认为“大日本皇军”也是和蝗虫一样的动物。41年的时候，日本人也到舞阳县来过一趟，先是突然地占领了县城，气势汹汹地打枪开炮；可是几天以后，又突然开走了，城乡的一切又重新恢复了老样子。

所以，王三官觉得对付蝗虫和应付“皇军”的办法是一样的：尽量不要去招惹它们，祈望它们最好不要来；如果来了，也只好先忍着、求神灵佑护，让它们赶快走掉就是。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蝗灾也好、兵灾也罢，都是老百姓摆脱不了的劫难。等熬过了这些灾难，乡下人还得接着种地过日子。

一场透雨之后，原本光秃秃的地里长出了绿草，饥饿的人们于是纷纷四处采摘野菜。王三官也松了口气：有了这场雨，至少眼下不会饿死人了。

可就在这时候，有人来报告说，曾老太婆和罗小扁担闹起来了。

一大早，曾老太婆到地里摘野菜，摘着摘着，发现了一窝田鼠。老太婆的手脚不灵光，忙乎了半天一只也没打着，反倒被路过的罗小扁担拣了个便宜，抓了一只大的和一只小的。

罗小扁担拎着田鼠回家了，曾老太婆却追上去、吵着闹着要分一半。罗小扁担不答应，老太婆就哭嚎着要在罗家墙上撞死。照规矩，地里的野物，谁拣着了就归谁，曾老太婆这属于无理取闹。可是，灾荒年间的田鼠肉是可以救命的东西，也难怪老太太要以性命相搏。

王三官说了许多好话，两边的人都不肯让步，他为难了半天，走到罗小扁担面前双膝跪下：“罗大哥，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年头，大家活着都不易，你就让着曾老太一点吧”，说着就磕了一个头。

当保长的，为了田鼠给人家磕头！围观的人全都愣住了。

罗家老爷子从屋里跑出来，顺手揍了自家儿子一扁担，赶忙扶起王保长。

“罗大扁担”是十六保的前任武管事，虽然上了年纪，精神还不错：“让保长见笑，我这孩子不晓事，让保长多费心了。一点儿耗子肉，放在往年谁能瞧得上眼？都是被这倒霉的年景给害的，害得人都不知仁义礼仪了……”

罗老爷子一边念叨着，一边命令罗小扁担把两只田鼠都送到曾家去。

王三官回到家里，他老娘正在屋里抹眼泪：“苦命的孩子，不当官还好，当了这破保长，却要当众给别人磕头……”

保长笑了笑：“磕头算个啥，只要能保得村子里太平，叫我天天磕响头都行！”。

只是，有些事磕头可以办成，有些事，再磕头也没有用。

八月底的时候，舞阳县的“由单”（征收田赋的通知单）派下来了，送到十六保的单子上写明了田赋数目、本期应交粮款数、缴纳期限等等。

“田赋数目”没啥好研究的。每个村、每个保的田赋数目都是沿袭雍正年间“摊丁入亩”的基数，派粮摊捐的基本单位也仍然是银两的“两”，各县、乡、保规定缴纳的“两”数是固定的。

只是，每“两”应该合多少正税、多少附加税，每年都有变化。43年以后，通货膨胀，民国政府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发行的钞票了，省政府就规定“正税”中的棉花和麦子必须征收实物。

参照今年的“应交粮款数”。王三官核算了一下，仅“军麦”一项，保和乡第十六保的每亩土地需要上交麦子三十二斤——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河南俗话说：“夏望五，秋望七，好地不过一百一”，在好年景，麦收亩产能达到五十斤（那时候是每斤十六两的“老秤”）都是不容易的事，何况现在是大灾之年。并且，今年的田赋比去年还多了七斤。

“这是怎么回事？”王三官觉得纳闷：“上面不是有话说要减免田赋的么，怎么反而倒增加了？”

“别提了”，俞二算盘的消息比较灵通：“本来是准备减免的，可一战区和省政府闹起了矛盾，结果是军粮一点也不能少，有谁胆敢拖欠，军法从事！”

“和为贵，和为贵呀。为什么就不能和为贵呢……”，王保长恨不得到洛阳去给那些大官们讲一讲“海阔天空”的道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四月份的时候，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鉴于河南的蝗灾严重，发了个电报给中央政府，提出“减免河南省赋税和军麦”的请求。结果，电报被驳了回来，说是“减免赋税及赈灾事宜是政府的事情，与军队无关”，蒋鼎文碰了个钉子，憋了一肚子气。

到了四三年八月十三日，国民政府终于下令减免河南省的部分田赋。《河南民国日报》立刻刊登了这个消息，可是，在报纸上却没有说明这个“善举”是由蒋鼎文长官率先提出的，蒋司令顿时火大，觉得没有面子。他连夜叫来河南省省长李培基，声明“赋税和赈灾是政府的事，与我无关。限期四十天结清一战区的军麦，否则以贻误军机论处”，还当场扣押了河南省粮管局的局长，下令“逾期不能完成任务，军法从事”。

催缴军麦的命令下达之后，上行下效，各地的田管处长和粮站站长都被国军看管起来，正规军、警备区、游击司令部、保安团纷纷直接插手征粮事务。一时间，各乡各村都来了许多扛枪的人，拍桌子摔椅子地嚷嚷：“快把麦子交出来！”

王三官当然不晓得这其中的内情，他只知道各级官员都象是发了疯，专员催县长、县长逼区长，区长乡长就带着保长们到处乱窜、挨家挨户地搜查粮食。

粮食、粮食。河南刚刚经历两年的大灾荒，舞阳又是重灾县（全省111个县，除15个县以外，其余的分为最重灾县、特别重灾县、重灾县、次重灾县和轻灾县），饿死了那么多人，哪里还会有什么粮食呢？

万般无奈之下，王三官只好和其他十几个保长一起到县城里请愿，向县长大人磕头求情。县长禹升联抬手赏给每人一个大嘴巴：“没得商量，没得商量！缴不上军麦，我和你们都一样，统统杀头！”

在县里督察军粮的是汤恩伯部十三军的队伍，领头的军官说：“别以为你们是老百姓，耽误了军机照样军法从事！”

王三官从县政府里出来，跑到姐夫家里嚎啕大哭。姐姐说：“饥荒日久，善门难开。这个年月只能顾着自己，好人是做不成了。上面叫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吧”。

姐夫也说：“咱们自家的军麦，我可以想办法通融一下。好在政府的赈灾粮立刻就要到了，你先把军队的事情应付了再说吧”

赈灾粮就要到了？！这可是个绝处逢生的好消息。

罗小扁担的三个儿子在村公所里啃烧饼。

七岁的金豆慢慢地嚼着，吃得很仔细，好象回味无穷的样子；五岁的铜豆一边哭一边吃，他的门牙快掉了，碰着烧饼就疼得慌，可他又忍不住美食的诱惑，只好拼命咬一口、囫囵咽下去，咧开嘴哭嚎几声，然后再继续啃……最小的铁豆才两岁多，一会儿舔舔烧饼、一会儿吮吮自己的小手，好象对烧饼和手指头哪个味道更好颇有点拿不定主意。

烧饼是王三官从县城里带回来的，他看着三个孩子的吃相，觉得挺好玩：“金豆，铜豆，铁豆……有问题呀，罗大哥，你家孩子的名字怎么一个不如一个？”

“没问题，这倒霉日子本来就是一天不如一天么！要是再生一个，就得叫土豆了”

罗小扁担的话虽这么说，脸上却是蛮高兴的。王三官从县城回到村里，把政府马上就要“赈灾”的喜讯告诉了大家，这使得困境中的人们觉得有了盼头。

当然，王保长也把“征收军粮，没得商量”、“耽误军机，军法从事”的话也重复了一遍。俞二算盘、罗小扁担就到各家各户去搜集麦子，翻箱倒柜地凑了一两千斤，虽然距离上面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好歹可以意思一下，希望能够应付过去。

那些天，王三官真是忙得很，一边要为军粮的事情提心吊胆，一边要催促各村把进城乞讨的人喊回来，还要眼巴巴地等着领取救济粮。

政府赈灾是有条件的，明令各乡必须“阻止灾民外出生事，以免制造恐慌，破坏抗战局面”，一战区和省政府所在的洛阳市已经发布“整顿市容令”，禁止流民入境乞讨，同时要求各县待灾民返回乡里之后再发放赈灾物资。

于是，外出逃荒的人们陆续回来了。大雨过后，十六保的各村都忙着补种谷子、荞麦、萝卜之类的晚秋作物。王三官心想：虽然现在没有吃的，但如果赈灾粮能够发下来，帮大家渡过这个青黄不接的难关、熬到秋后，那就什么也不怕了。

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来了赈灾粮的消息。

一大早，王三官就赶到县城，先是开会、然后是抓阄抽号。他抽中了“丁字七十三”，到粮库一问，才知道是五个大麻袋，里面装着一千斤用花生壳磨成的粉。这是什么赈灾粮？而且，这么些东西，摊到十六保的老百姓头上，一个人还分不到二斤。

王三官只好跑到姐姐家里哭鼻子，希望姐夫能帮他把这倒霉的号码调换一下。姐夫说：“换什么？有花生壳就不错了。换成别的也无非是谷糠或者麦麸，数量还没有这么多呢”。

“报上不是说，政府给了两亿元买粮食么？”

“两亿元？七折八扣，到平粜委员会手上就不过八千万”
“八千万也能买不少粮食呀！”

“粮食当然有，过两天你就可以看见了”，姐夫冷笑起来。

过了两天，市场上果然有麦子出售了，三十八元一斤。

这些麦子在陕西的平粜价是每斤十元，从“河南省平粜委员会”手里倒腾出来就成了每斤二十元，再转到市场上，又翻了一番。

老百姓哪里吃得起这个高价粮，只得继续饿肚子。

饿肚子也不行，国军来催收军麦了。

人人都说汤恩伯不服蒋鼎文的调遣，可这次收军粮，第31集团军（汤系部队，总司令是王仲廉）却最积极了。驻舞阳的13军89师荷枪实弹、带着民团下乡催粮，不肯要豆子也不肯要红薯，非要麦子不可。国军来到保和乡，王三官磕头作揖、讨饶求情，讲了一大堆“海阔天空”的好话，没有用，带队的官长说：“军令如山，麦子数额短缺一斤也不行。有谁不交足军粮，以汉奸罪论处”。

当天，十六保就被抓走了三十多人，全是各家各户的顶梁柱。这下子，远近五个村子全都炸了窝，哭天喊地的乱成了一团。

大洼村的罗小扁担也被抓走了。第二天一早，罗大扁担就来请王三官当中人，他要卖地了，卖了地再去买麦子、赎回儿子。

买方是小洼村的“杨黑驴”。

杨黑驴原本是个苦出身，早先在南山（今舞钢市）烧炭，凭着一头小毛驴和自己的吃苦耐劳挣下了一份家业。虽然成了地主，可杨黑驴的日子过得比穷人还节俭，人家当长工的一年还吃两回饺子呢，而杨家每天除了“红薯糊涂”（用红薯和大麦熬的汤面）就是南瓜饼子。他家里好象从来不做新衣服、也不点油灯，白天衣衫褴褛、晚上黑灯瞎火，用杨黑驴的话说，“是饭充饥，是衣挡寒”、“灯头亮、屋里明，照来照去能照穷”，总之是“赚的不如省的稳”。

就这么着，大灾之年，别人倾家荡产，杨家却还能置业买地。今年闹蝗灾的时候，家家户户的麦子都被蝗虫毁得精光，可杨家的地里种的全是红薯和花生，蝗虫不吃这些东西，倒让他稳稳地收获了一场。因此，现如今，十六保有能力买地的也只有“杨黑驴”一家了。

买卖土地，离不开中人的说合。因为对出卖方而言，卖地是“破产”，一方面急需要用钱，另一方面也觉得自己守不住家业，丢脸、开不了口。所以要请旁人来帮忙讨价还价。

担任中人的经常是保长，除了争论地价外，还要争论土地所带的钱粮数。

“杨黑驴”买地精得很，情愿多拿两百块钱地价也要把田赋降下来，人家“罗大扁担”家的明明是上等的好地，可他却只肯带下等的田赋（土地分五等：上等、中等、下等、下下等和“等外作田”，所带的钱粮各不相同）。王三官和俞二算盘拿着田赋清册和他讲了好半天，不管用——杨黑驴的主意很明白：地价是一次性的，而钱粮却是后代永远的负担，“钱粮一分，压煞子孙”，非要降下来不可！

“罗大扁担”救儿子的心切，一咬牙，只好答应了。

买卖成交，照例是由买主办宴席，请卖主、中人和该地四邻土地的主人吃饭，公开证明买卖事宜。当保长的王三官和当“地方”的俞二算盘需要事先写好地契，注明土地的坐落、面积、四至、所带钱粮，还要办理契税登记手续。

按常理，“置业”请客是件挺隆重的事情，不摆个“八八”（八盘八碗）也要摆个“四四”，可杨黑驴小气，连白面烙馍也没有，上的是包皮馍（在杂粮窝头的外面裹一层白面）配萝卜丝。大家都知道他的性格，也就没说什么。

正吃着，刘寡妇带着十岁的儿子来了，一进门就坐在地上、又哭又嚎，杨家人使劲撵她也撵不走。

刘寡妇原本也是有田地的，可年初的时候，这女人和孩子饿得顶不住，才四十斤杂粮就把仅有的两亩地卖给了杨黑驴。通常，乡下人买地，一不买“寡”（孤寡户的地）、二不愿买“绝”（人家最后的土地），因为这种买卖等于是断了别人的生路，不仅显得不仁义、而且还容易惹麻烦。可杨黑驴子贪便宜，硬是把寡妇家的绝地买来了。结果，刘寡妇和孩子吃完了几十斤杂粮就只好去要饭，现在听说杨家又在买地请客，于是就上门乞讨来了。

刘寡妇母子在旁边一哭一嚎的，勾起了罗大扁担的伤心事，“守不住家业，没脸去见祖宗啊……”，他也抹起眼泪来。王三官看得心里难过，连忙将手里的“包皮馍”递给孤儿寡母，说声抱歉就先走了。杨黑驴眼看着自家的一场“置业宴席”被闹得怪没意思，恼羞成怒，抬腿就踢了刘寡妇两脚。

没想到，这一下，惹出麻烦来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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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寡妇的儿子年纪不大、心眼却不小。这孩子恨极了杨黑驴，连夜就去找到“二大队”，说自己知道杨家的粮食和钱财藏在什么地方，愿意带路抢劫。

这个“二大队”，名义上是土匪，实际上是舞阳县民团团长、“挺进军”总队长关震亚的队伍。

大概是从孙殿英开始，河南的“官军”就学会了一套“放外队”的招数——因为官军的编制是固定的、经费也被上面管得挺严，所以，“杂牌官军”的头子想要扩大队伍，就派几个骨干、带着些人枪出去当土匪。这些土匪在外面绑票抢掠、拉人入伙，官军当然是一概不管，等土匪们把队伍搞大了、危害地方的情况严重了，政府自然会拨出经费、提出赏额，要求限期恢复治安。到了这时候，官军就和土匪演一场“招安”的双簧戏，既有了功劳又扩编了队伍——这种“放外队”的闹剧，其实就是场官匪勾结、祸害百姓的把戏。

黄昏时分，“二大队”的人马围住了小洼村，把杨黑驴的一家老小捆了起来，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村里人没有一个敢出头的，王三官虽然害怕，但想着自己是个保长，只好硬着头皮去给土匪磕头、求情讨饶。

“二大队”的首领姓崔名巍，匪号“山连山”，是个东北人。他居然也知道王三官的名声，王保长罗嗦了半天，人家虽然没听进去、却也没打没骂，还搬来一把椅子，笑着说：“你是个大善人，请坐下，看我们恶人如何行事吧”

说真的，那杨黑驴也确实会动脑子。他在后院的菜地里挖了个地窖，窖口铺着厚木板、垫上土、又在土上种蔓青，一般情况下，任谁也想不到蔬菜的底下会有个藏宝洞。可不知怎的，这个秘密居然被刘寡妇的儿子发现了，当即就带人刨开了洞口。

眼看着自家的粮袋子、钱罐子、包袱皮子、帐本子……所有值钱的宝贝都被土匪们掏了出来，杨黑驴大叫一声晕了过去。

土匪也有“匪道”，不烧房子不填井，抢了浮财不伤人。临走的时候，那位“山连山”对坐在椅子上直哆嗦的王三官打了个哈哈：“隔山打雁，见者有份。保长，你想要个啥？尽管说话”。

王三官壮着胆子说：“给我一头牛吧”。

等“二大队”的人走了，王三官就把耕牛还给了杨家。他想，杨黑驴是个能吃苦耐劳的勤俭人，虽然破了财，但只要人还在、地还在、牛还在，终究是不会破家的。

可是，在十六保，“破家”的人户却不少。大家都知道这次不缴清军麦过不了关，于是有的去借高利贷、有的就卖房子卖地。

曾老太婆的儿子也被十三军抓去了。一时间找不到土地的买主，老太婆急了，就把房子拆了，卖砖瓦木头。

曾家的房子座北朝南，“簸箕院子”里有三间正房和两侧配房，大瓦屋蓝砖白灰、里生外熟，外加丈把高的院墙，看上去十分漂亮。其实，这“里生外熟”指的是建筑的里面是土坯，只在外皮用一层条砖裹着，好象“包皮馍”一样，虽然外表好看，可拆开来就是一堆土，并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

房子拆了，曾老太婆就坐在一片废墟里放声嚎啕，挑选砖瓦木料的人见她哭得伤心，也觉得有些不落忍：“老人家，瞧你这意思，到底是卖还是不卖呀？”

老太婆捂着脸，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哎嗳唉……拣你的吧，别管我，我是个疯老婆子”。

折腾了好几天，有的人家凑齐了麦子，有的人却依然没办法，还在县城大牢里关着。

那座“大牢”倒是欢迎人们去参观。拖欠军粮的犯人平时都在木头笼子里站着，没吃的没喝的，每天被揪出来揍两回。行刑的时候，挨打的人没命地叫、围观的人害怕地哭，那场面真是凄惨。

王三官看不下去了，就去找负责看押人犯的县联保主任刘馨吾：“刘主任，这些人关在这里，他们家里没了主心骨，想借钱也没处借，最后还是交不了军粮，不如放回去吧”

刘馨吾也觉得这话有道理，可他又觉得不放心：“把人放回家，要是不交粮还逃跑了怎么办？”

王三官想了半天：“要不……把我押在这里吧，交不来粮食就打我”

刘馨吾愣了愣、哈哈笑起来：“说你是好人，还真是个好人。这样吧，三天之内我不打你，三天以后可就不客气了”

就这样，十六保的人被放回了家，王保长却进了木头笼子。他姐夫气得不理睬他，他姐姐虽然每天来送饭，却也是不停地埋怨：“别的保长都是风风光光的，你倒好，替犯人站木笼！真是没有脸面”

王三官却觉得无所谓：“保长吃官司是天经地义，这没啥，这没啥”

过了三天，十六保的军麦仍然没有交齐，王保长真的要挨打了。

扒下裤子，板子刚举起来，王保长就开始哭天喊地：“轻点啊！大罗金仙、太乙散仙、各位老爷，轻点轻点……”

衙役们都乐了：“好个王三官，先前英雄气概那么足，原来也是怕痛的呀”

“怕痛怕痛，当然怕痛，我最怕痛了……老爷们轻点打……”

“怕也没用。保长的屁股和县太爷的板子是亲戚，彼此见面的机会多着呢……”

话虽这么说，板子落下来却还是轻了不少。反正是脱掉裤子做样子，屁股上响几声、嘴巴上叫几声，这一顿打就算混过去了，顶多是上茅房时有些不方便，并不伤筋动骨。

王保长挨打的消息传回家去，他老娘哭、他姐姐骂，十六保的五个村子都慌了神：好人王三官是为了乡民吃官司的，这可怎么办才好？

俞二算盘把各家各户主事的人都召集起来，一天开八个会；罗小扁担更是带着一群“叫花子”保丁上窜下蹦，把拖欠麦子的人家追得鸡飞狗跳。

忙乱了好些天，总算把军粮交齐了。

从大牢里出来，王三官是坐着软轿回村的，一路上保丁开道、十分威风，可他的心里却并不开心。

在县城里，他听说十三军的军官们左手收进军麦、右手就转到市场上卖高价，听说县长禹升联、民团团长关震亚、团总尚振华在这些日子里置办了上百亩土地，就连他自己的姐夫也通过倒卖粮食发了财……两年大灾之后，重灾区的舞阳县居然“完成了九成的军粮任务”，王三官知道，这“九成任务”是在无数百姓破产的前提下完成的。

十六保一半以上的人家欠下了高利贷，更多的人典卖了房产和土地。曾老太婆的大瓦房没有了，一家人住进了草庵子，那间茅屋用木叉子顶墙、麻秆棍当梁、头顶上是黄蓓草，刮一阵风就吹得小屋子乱晃。

曾老婆子整天哭哭啼啼、念念叨叨的，真的发了疯。

地主“杨黑驴”也家破人亡了。

就在王三官站木笼子的时候，杨黑驴被89师的“别动队”抓了起来，罪名是“通匪”、“资敌”，国军把他吊起来，鞭子抽、杠子压，好一顿毒打，硬说土匪在杨家藏着枪支弹药，非要他交出来不可。

村里人都知道，说杨黑驴财迷小气、办事缺德还差不多，说杨家“通匪”却绝对不可能，他哪有私藏枪支的胆量啊？明眼人都知道，十三军别动队是想利用“二大队”抢粮的借口，从这土财主身上讹钱。

杨黑驴是个舍命不舍财的角色，被打得死去活来也不松口，可他家里人却没这个本事。杨黑驴平时在家里的主意太大，搞得他老婆儿子都浑浑噩噩的没有主张，遇到当家人被打得人事不知，女人孩子就慌了神，别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才一天的工夫，牛卖了、地卖了、农具也卖了，好不容易才凑齐了“私藏枪支弹药”的罚款，等杨黑驴被放回来的时候，家里就只剩下了一座空房子。看见自己的一生辛苦都成了竹篮打水，土财主实在想不通，当天晚上就寻了短见。

乡亲们虽然看不惯杨黑驴的为人，但眼见他最后落了这么个下场，也不禁同情地流下泪来——这个年月，守业难、置业也难啊。

照常规，丧事要请保长来主持。

杨黑驴出殡的那天，十六保接到了舞阳县政府的通知，除了嘉勉他们已经完成的夏粮军麦征集任务，还提醒保长要积极做好“征收秋粮”的准备。

王三官原本是从不骂人的，到这时候也禁不住骂了一句：“粮食，粮食。这帮狗日的东西！”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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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

保长甲长在村公所开会，罗小扁担的儿子在院子里玩。

小孩们玩的是“上学堂的游戏”。七岁的金豆充当“先生”，三岁的铁豆规规矩矩的坐在地上淌口水，铜豆的牙齿掉了、讲话漏风，正口齿不清地表演“背书”——念的却是“叫花子”教给他的顺口溜：

“说个大姐本姓王，办事麻利又快当，
正月相亲二月娶，三月生个小儿郎，
四月会爬五月跑，六月会喊爹和娘，
七月学堂把书念，八月就会做文章，
九月进京去赶考，十月得中状元郎，
十一月宫中招驸马，腊月告老回家乡，
二十三日得了病，没到天黑见阎王，
状元公活得真冤枉，一辈子没吃过祭灶糖”
……
屋里人听得笑了起来，都说这几个小娃娃真有意思。

“娃娃？是壮丁！”，罗小扁担的得意中带着几分气恼：“就这么点大的萝卜头，也要交一百块钱壮丁费”

王三官和手下人正在讨论征收税费的事情。

这是44年的3月，王三官当保长已经半年了。也许真是应了“好人当官，老天开眼”那句话，从他上任的那天起，十六保就风调雨顺。持续两年的天灾结束了，去年秋后的收成很好，老百姓的嘴里有了些吃食，日子总算是安定下来了。
不过，政府也惦记着老百姓的这点收成。

秋粮刚入仓，上面就布置下来正税、附加税和各种杂费，今年的种类和数量都比往年翻了番，而且限期结清。逾期办不成，还是那句话——以汉奸罪论处！

眼瞅着春节已经过去一个多月，距离上头限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需要收缴的税费还差了许多，王保长十分焦急，赶紧召集文武管事商量办法。

别的七七八八暂且不管，只是烟酒税、土产税、办公招待费、民团训练费、国防建设费和“军用特别捐”这几样，属于县长和军队直接督办的项目，非完成不可，否则是要抓人的。

说实话，王保长已经想了不少办法。

保和乡的“土产”主要是土布——这里的风俗和其他地方不同，男人也参与纺织活动，每当冬季农闲的时候，家家户户都纺纱织布——王三官有祖传的染布手艺，他开了个小染坊，用土靛印染“月白”和“稳蓝”，用石榴皮、橡树皮染“青黑”色土布。

春节前，王保长在自己家里搞了个“以工代赈”，让需要染布的人家派劳力到他的染坊里当几天杂工，他就帮别人把纺纱织布的税费交了。因此，十六保的“土产税”完成了不少。

只是，这办法只能解决小问题。需要征收的税费那么多，有的是按土地摊的、有的是按人头收的，谁也没有力量全部担待起来。

保长甲长也知道，收不上税费的主要原因是大家手里没现钱。地里的收成卖不了，农民的手里哪来的钱？

舞阳县有四条大路，沙河、澧河可通漯河、襄县，交通还算便利。可今年，所有的路口和渡口都设置了稽征站，星罗棋布、密不透风，十六保距离县城不过三十里，居然要过五个收费卡子。这些路卡的来头五花八门，有县政府的、县民团的、“四县联防”的、还有国军各部队的，见人就派“税帖”——扁担箩筐二元、独轮车五元、两轮车十元——而且每张帖子只管一段、到了下一个卡子还要再贴。

老百姓出门贩卖瓜果蔬菜，赚的钱还不够“贴税收帖子”的。搞了几次，谁也不敢做买卖了。

收不上税就交不了差，财政局的“三班六房”、税务局的“管总”和稽征处的“政警”三天两头地到村里来拍桌子骂人，要吃要喝不说，每一趟还要加收“跑腿钱”和“串子钱”（手续费），整得地方上叫苦不迭。

照罗小扁担的意见，收税就要“来硬的”，动手抄家绑人，钱自然就收上来了。可王保长不愿意这么做，这段时间，光是挨家挨户的训话就已经把乡亲们得罪了。大家以前见到王三官都笑，现在看到王保长都躲，再来硬的，非把“好人王三官”的名声丢光了不可。

俞二算盘的意思是“来软的”，把官盐的价格抬高，逼着村民多交钱。十六保的官盐都在王三官的手里，可他还是不同意这么办。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得罪人还想办事？想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吧！”，文管事武管事都火了，拍屁股一走了之，王保长只好宣布散会。

晌午，王三官正在吃饭，家里突然冲进来一个国军中尉和七八个小兵，气势汹汹的。

春节过后，13军89师开走了，换成89军新1师到舞阳县驻防，十六保这里住着一个营部和一个工兵连。

领头的这位国军中尉是个副官，四十岁左右，南方人。一进门就问：“派给你们的慰劳品怎么还没送来？”

“已经送了呀？年前就送去的”，王保长赶紧找出捐献军需慰问品的收条。

“放屁！这是给89师的，我们是新1师！”，中尉副官把饭桌子掀翻了：“你们只顾自己吃得好，当兵的受苦受罪就不管了，我看你象个汉奸”

旁边的几个士兵也跟着嚷嚷：“把好东西都藏着，难道要留给日本人么？”

“我们流血卖命保国家，你们还不知道拥护，真是败类！”

说着就砸屋里的桌椅板凳。

王三官赶紧鞠躬作揖说好话，又拿了几百块“茶水钱”，国军将士们这才和气了一些。这时，院子外面跑过一条狗，当兵的看见了，“啪、啪”两枪，然后拖着死狗扬长而去
。
这枪声震得王三官的腿发软、心直跳。他看看手里的“捐献自愿书”：大米、白面、猪肉、羊肉、蔬菜、食油、香烟、柴草……林林总总列了一大张单子，限定第二天交齐。

无奈之下，只好再找两位管事商议。俞二算盘不吭声，罗小扁担板着脸问保长：“你说怎么办？”

王三官叹了口气：“能咋办就咋办吧。不凑齐这些东西，大家都要成杨黑驴”。

于是，罗小扁担就带着一伙保丁“来硬的”，翻箱倒柜、抓猪牵羊。慰劳品收齐了、人也得罪光了，村里的老头老太太堵在大门口骂：“天下乌鸦一般黑，王三官当了保长也是个作孽的货色！”。

王三官自己也觉得灰溜溜的，躲在屋里不敢出门。他对烧香拜佛流眼泪的老娘说：“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再不敢这样了”。

是不是最后一次，不由王三官说了算。

慰劳品“捐献”之后没两天，师管区的兵役通知书下来了——保和乡十六保，限七日内征召十名“甲级壮丁”（20至25岁男丁）送舞阳县分编服役。并且说“如不足征额，得适当延伸年次”、“壮丁应征入营，不得逃避荣誉，如敢不遵法令，按逃避兵役罪从重判刑，刑满后仍须应征服役”……

王保长一见通知就傻了眼——十名壮丁，这么多！

照规矩，征召壮丁是“三丁抽一”，此外还有应征、缓征、免征等一系列条款，这样算下来，十六保的五个村每年最多只出一两个壮丁。可事实上，师管区根本不看户籍编制、全是硬性分派，说多少就是多少。去年是每个村摊一个、五个村五个，今年更不得了，每个甲派一个，总共十个！

村里每年都收“壮丁费”，下至刚出生的男孩、上至没咽气的老头都要交钱。这笔费用也叫“欢送基金”，最初的目的是在壮丁服役时提供安家费、在壮丁阵亡时支付家属抚恤金，可随着逃避兵役的人越来越多，这笔钱就变成“买壮丁”的款项了。

十六保今年的“壮丁费”只收上来三成，满打满算也只够买一两个壮丁的。眼下，这十个服兵役的名额让谁去填？王保长真是抓了瞎。

保甲长和文武管事都属于“公职人员”，可以免服兵役；地主人家的子弟，村里还指望着他们纳捐交税，也不敢打发去当兵。想来想去，只有在交不起壮丁费的穷人身上动脑筋了。

王三官找到几户人家，先是把师管区的兵役通知念了一遍，又讲了自己的苦衷，然后说：“这抗战嘛，和求仙拜佛是一个道理，可以布施钱财、也可以肉身报答，各位手头紧、交不起钱，所以想麻烦你们去当兵、亲自报国，请问有什么意见？”

那几个穷汉子一句话不说，转身就跑得没了影子。

罗小扁担认为这办法不行：“要抓壮丁就不能客气，堵住房门、捆上就走，没啥好商量的”。

可王三官坚决反对抓人，在他心目中，抄家征集物资已经是“作恶”的极限，捆人打人的事情是绝对不肯做的。想来想去，还是只有走“买壮丁”这条路。他的染坊原本打算买几担“洋靛”（洋靛比土靛的功效高、也贵得多），现在不买染料了，拿来买壮丁；三官庙前的杨树是他小时候栽的，现在也砍下来卖钱……七凑八凑，准备了四五千块，交给俞二算盘去物色壮丁。

交差的日子到了。俞二算盘找来十个人，个个面带病容、瘦骨伶仃、东歪西倒、有气无力，一看就知道是沿街乞讨的流浪汉。

王三官问：“上面要的是甲级壮丁，这些人……能行么？”

俞二算盘说：“要饭的别嫌馍硬，阎王爷别嫌鬼瘦。凭你给我的那几个钱，只能这样将就了”

到了县城，征兵站的军官一看见壮丁就火了：“都是啥货色？这些家伙别说去打仗，刮阵风都能吹跑了”。

“长官息怒，这几个人瘦是瘦了点，可吃几顿饱饭、喷几口大烟，立刻就能来精神”，俞二算盘一边陪笑脸、一边把两千块钱塞到军官的手里。

那军官顿时乐了：“也好也好，身体虽然差，却不用担心他们逃跑，还是不错的”，当即就盖章开了收条。

于是，这十个“甲级壮丁”就当上了国军，王保长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

四月份的时候，有消息说日本鬼子打过来了，国军立刻宣布“坚决迎击，即行决战，合围并歼灭之”。官道上尘土飞扬、兵马调动频繁，县政府命令各乡各保设置茶水站，为来往军队提供饭食。

一天，大洼村开来一路军队，乡民们奉命安排接待，照例是一荤一素一锅汤、主食大饼和面条。没想到，还没开饭，这帮人就把伙房砸了，说“老子在前方打了大胜仗”，必须要用好酒好菜庆祝一番才行。

老百姓没办法，只好照办。有人一边杀猪宰羊一边诅咒：“鬼子还没来，先让这些龟孙祸害光了。倒不如让日本把他们打死呢……”。王三官连忙拦着不许胡说，这要叫国军听见了，又是个汉奸罪。

一帮“胜利功臣”喝酒吃肉、兴高采烈，连连吹嘘他们消灭了多少敌人，还缴获了鬼子的战马。王三官看了一眼，那匹马小耳朵短腿、马背上还有拉车的“三花子”磨痕，分明是老百姓驾辕的牲口，哪里是骑兵的军马。

大人们敢怒不敢言，只有小孩子无忧无虑的挺开心。罗小扁担带着保丁外出修工事去了，他的三个儿子就整天东游西窜、无法无天，这会儿又跑到伙房里要吃的，王三官给他们盛了碗羊下水，小家伙吃得满头大汗，高兴极了。

折腾了一个时辰，获胜庆功的国军总算吃饱喝足了，领头的军官醉熏熏地牵过“战马”，却发现马尾巴被人割掉了，顿时大发雷霆。

五岁的铜豆在路上蹦蹦跳跳、跑来跑去，手里正抓着一把不知从哪里拣来的马尾。王三官吓了一跳，还没来得及把他拉回来，那军官已经冲到孩子跟前，照着心口就是一脚，把这小家伙踢出去一丈多远。

当天晚上，小铜豆死了，临死之前还在说：“保长叔叔，我再也不玩马尾巴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好人王三官（三，补） (2007-07-03 17:14:06)转载▼


承办修工事的罗小扁担捎话回来，说他那里的人手不够，请保长多派些人去。王三官也希望保丁们能早点完工、早些回家，眼看着就要打仗了，让谁把性命丢在战场上都不好，于是就亲自带着十几个壮劳力去帮忙。

国军的工事在大洼村东北四十里，主阵地是一座小土山，上面修建了碉堡、战壕和防炮洞，分派给十六保的差事是在阵地的前沿挖一条二里长、一丈五深、一丈宽的大沟。

新1师的一个团负责守卫阵地，几十个官兵拎着军棍来回监工，一会儿量量这里、一会儿踩踩那里，发现不满意的就骂、看见不顺眼的就打。民工们怨声载道，干起活来也是有一铲子没一铲子的，王三官连忙开导大家：“伙计们别偷懒，加紧干，干完了才好回家呀”，说着就带头挖土、挑担子。民工们看见平时不大干农活的王保长如此卖力，也都跟着干了起来。

工程的进展很快，四五天后就差不多完工了，王三官一心盼着上头能赶快放他们回家去。

这天下午，阵地上来了一群当官的，走在前面的人身披黑色斗篷、手里拿着根亮晃晃的小棍，气派很大。国军团长报告说：“我团摆成梯形防御，最前边是复哨，依次是班、排、连、营阵地，各相距二里，敌人从复哨打起需得三个小时才能打到山前，我军能够确保主阵地坚持一昼夜以上”。

黑斗篷拿起望远镜看了看：“这里是要害阵地，加强工事很重要。日军的工事修得好，我们要比他们的还好”。

舞阳县的联保主任刘馨吾连忙凑上去：“这里的工事，正是敝县联保会协助建设的”。

黑斗篷点点头：“很好很好，军政协作，十分重要”

刘馨吾得了表扬，高兴极了，挺着胸脯说：“长官明鉴，战事一开，敝县民团保证随时修固工事，誓死与国军共进退，绝不擅离火线”
……
在阵地上转了一圈，黑斗篷带着刘馨吾一帮人走了，王三官他们可就倒了霉，被扣在阵地上回不了家，说是要等开仗以后“随时修固工事”。

王保长又气又急，打听那位黑斗篷是什么人物。当兵的回答：“是我们新一师的师长黄永赞”（黄永赞，浙江诸暨人，黄埔三期工兵科毕业，47年9月在河南被他的校友陈赓俘虏）。

民工们接着修工事，王三官因为是保长，被打发到伙房烧开水。

五月四日上午十点多钟，王三官先是听见一阵枪声，然后就听见有人喊“日军打来了！”，他只看见阵地上的人乱跑，却弄不清鬼子在哪里。这时候，有个长官嚷嚷着：“不许乱！都回到自己岗位上去”，王保长一想，自己的岗位在伙房啊，于是就去守在炉子边上，开始烧开水。

水还没烧开，伙房里钻进来一个当兵的，探头探脑。王三官问：“长官们要喝开水么？”

“喝什么开水，人都跑光了，你也快走吧”，那士兵顺手把几个馒头揣进兜里，转身就不见了。

钻出去一看，阵地上空荡荡的，不时有子弹“日—日—”地从头顶飞过，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打来的。王三官心说：这帮国军，吹牛“能够坚持一昼夜以上”，结果一锅水还没烧开就跑光了。

山坡下是营房，一间大屋子里关着修工事的民工。国军逃走了，民工们却还锁在“大牢”里，急得直喊救命。幸亏王三官听见喊声、赶过去把锁砸开，这才把大家放了出来。

干了半个月的苦力，整天挨打受骂蹲大牢，一文钱没得到还差点送了命，民工们个个衣衫褴褛、遍体鳞伤，又哭又骂。罗小扁担更是咬牙切齿、两眼通红，虽然王三官并没有说小铜豆的事，可已经有别人告诉他了。

大家离开阵地向南走，没过多久，日本骑兵就追来了。

旷野里，老百姓和国民党败兵被撵得四处乱跑。王三官他们躲在青纱帐里，眼看着小鬼子把好多国军俘虏押到河滩上，机关枪一阵扫射，通通打死了。民工们看得心惊肉跳，都说这些人死得窝囊，还不如先前在阵地上干一场呢。

“修了半个月的工事，一点也没派上用处。国军原以为日本会从东北面进攻，结果却是从西北面打过来，那个什么梯形阵地就不管用了”。

“前几天，一听说许昌城被鬼子占领，当官的就说顶不住顶不住，把行李都收拾好了，随时准备逃跑”

“这帮龟孙，只会祸害老百姓，死了也是活该”……

大路上有鬼子，民工们只得在青纱帐里穿行，好在大家都是本地人，熟悉回家的路。

走着走着，突然听见前面喊：“保长快来，保长快来！”

原来，高粱地藏着五个国军，他们听见高粱秆子悉悉索索地响，还以为是来了日本兵，等发现原来是一群农民，顿时神气起来、破口大骂。罗小扁担回了句嘴，立刻挨了一枪托，他再也按捺不住，夺过步枪就把打人的家伙给刺死了。

王三官赶到跟前，罗小扁担已经杀红了眼，地上摆着三具血淋淋的尸体，一个士兵跪在地下喊“大爷饶命”，还说他家里有八十岁老母什么的。罗小扁担冷冷地说：“我不是你大爷，我也不认识你父母”，一刺刀就捅到他脖子上，吓得王三官闭上眼睛不敢看。

再睁开眼睛，面前只剩下一个活着的国军了，这是个瘦瘦小小的军官，蹲在地上用手捂着脸、不停地发抖。

在场的人都劝罗小扁担住手算了：“这个军官刚才也没惹我们，就放过他吧”。

王三官也说：“这个人看上去年纪挺小的，饶他一条命吧”。

罗小扁担的嗓子嘶哑了：“他没惹我，我儿子又招谁惹谁了？他年纪小，难道比我家铜豆还小吗？！”说着就踢了那人一脚，刺刀又要往下扎。

那个军官被蹬了一个跟头，知道自己躲不过了，绝望地抬起头，喊了一声：“妈妈……”

“杀不得！”王三官扑上去抱住罗小扁担：“作孽呀……是个女的”

真是个女的。

小军官的帽子掉了，露出一头齐耳的短发。苍白秀气的脸上，一双大眼睛扑漱漱地淌着眼泪，真是被吓着了。

隔了好一会，这女孩才轻轻地说了句：“中国人不杀中国人……”，那语气既象是劝说、又象是在求饶，让人觉得怪可怜的。

这句话使罗小扁担彻底泄了气，他跺了跺脚，走了。

其他人也跟着往外走，谁也不愿意在这死尸遍地的修罗场里多停留一会。

王三官走了几步，回头看见那女军官还坐血泊中间发呆。他想，一个女孩子留在这里，不被杀死也会被吓死，于是又转了回来。

“姑娘，你准备去哪儿？”

女孩摇摇头。

“我们把死人埋起来，好不好？”

女孩点点头。

掩埋尸首，说着容易做起来难，什么工具也没有，只好用手捧着泥土往死人的身上盖。其他人看见王三官不走，就唧唧咕咕地瞎议论：“王保长怎么了？又在当滥好人”

“王三官打光棍久了，八成是看上了人家大姑娘”

大家一边说着，一边过来帮忙。到底是人多好办事，不一会的工夫就垒起了一座小坟包。

“姑娘，跟我们走吧。你留在这里不是个办法呀”

“我不要投降日本人！”

王三官知道，刚才杀人的举动使这女孩子产生误会了，连忙解释说：“你别怕，我们和日本人没关系，不是汉奸、也不是土匪，我们就住在前面的大洼村，天地良心，我们绝对不会害你的”

“是真的，我们都是农民，本分人。这位王大哥还是保长呢，有名的大好人！”，旁边的人也七嘴八舌地帮腔。

大概，那女孩也觉得自己一个人留在野地里有些害怕，犹豫了一阵，终于起身跟着大家走了。

天黑以后，一群人回到了村里。

担惊受怕好多天的村民们涌到村口迎接亲人，大家都对那位穿军装的大姑娘觉得好奇，纷纷打听着：“这是谁呀？”

“是王三官的老婆”，有人笑着宣布。

于是，小孩子们就跟在他和她后面喊：“王三官，讨婆娘！新媳妇，进洞房！”

听见这话，原本跟在身后的姑娘站住脚不肯走了，王三官也呆立在家门口，不知道该不该请她进屋。

看见他俩尴尬的样子，一帮小孩更加哄闹起来：“天上下雨雷对雷，两口子打架锤对锤；瞎子寻个算命的，一辈子谁也不看谁！”。

王三官的老娘虽然弄不清是咋回事，但对这秀气的姑娘也十分喜爱，赶紧拉着她进了家。

刚进屋，女孩儿就眼泪汪汪地冒出一句：“我不做你的老婆！”

“谁要你做老婆了？”王三官呵呵直乐：“大妹子，我还不知道你叫啥名字呢”

不当老婆当妹子，姑娘立刻不哭了，笑着说：“谢谢你，我叫蔡志兰”。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好人王三官（四） (2007-07-09 04:43:53)转载▼
分类： 葛二蛋、迟殿文、王三官和潘发

亡国奴

44年5月，鬼子进了舞阳县。

一直到6月份，日本人都忙着在平汉铁路南边打仗，没有到乡下来。倒是时不时能见到掉队的国军官兵到村里面讨吃的，这些败兵早已没有了先前的威风，被老百姓又打又骂，弄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豫中战役期间，随着国民党军一败涂地，豫中和豫西连续发生民众围攻、劫杀国军败兵的事件——史称“河南民变”）

蔡志兰在大洼村住了好些天，王三官的母亲认她做了干女儿。虽然大家对这个死里逃生的女孩儿很客气，但她还是急着要走，她坚持认为日本人一定会到乡下来、坚决要在鬼子到来之前就离开这里，王家人说了许多挽留的话也没有用。

蔡志兰的家乡在西南大后方的贵州，而这时候南边还在打仗（豫湘桂会战），想要回家就只有向西北走——经豫西到山西、陕西，再转道四川和贵州——这一路可不容易，即使一切顺利也要走上大半年。

于是，王家忙着给她准备上路的东西，除了吃的用的，还要做几件衣服。王三官是开染坊的，布料不用愁，可蔡志兰却不会针线活，只好请姐姐帮忙。

王三官的姐夫死了，姐姐这时正带着孩子在娘家避难。

五月二号那天，日军轰炸了舞阳县城。飞机来的时候，好多人都跑出去看稀奇，王三官的姐夫说：“荒唐，有什么好看的”，就躺在床上睡大觉。

天上总共来了两架飞机，个头都不大。有人说：“不怕不怕，这飞机是公的”，意思是小飞机不会丢炸弹。可没想到鬼子的“公飞机”也能下蛋，转了一圈就扔下几个黑乎乎的东西，轰隆隆的爆炸了。

有颗炸弹落到王三官姐姐的家里，没响，可那个铁疙瘩穿透屋顶直砸下来，正掉在他姐夫的肚皮上……姐夫在世的时候发了笔横财，姐姐怕婆家的人分财产，刚办理完后事就收拾细软跑回娘家来了。

这会儿，姐姐一边做衣服、一边和蔡志兰闲聊天。

“妹子，你在军队里，手下管的是女兵呀？还是有男的？”

“我是医助，不带兵的”，蔡志兰笑了。

“啊呀，没有兵还算是什么官。你一个姑娘家，大老远的跑出来，图的是个啥呀？”

“为了民族救亡，为了我们国家”

“哎哟，又是民族、国家，县长才爱讲这样的话”，姐姐撇了撇嘴：“你姐夫说过，禹县长一讲民族啊、国家啊，不是骗人钱财就是要人送命”

“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危难关头，要靠大家来救亡啊！”蔡志兰认真地争辩着。

“傻瓜，别信这个。骗人的时候才说‘我们国家’呢，等交完钱送了命，我们还是我们、国家还是国家”，姐姐一副很有经验的样子。

“怎么能这样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起来挽救我们的国家，大家要亡国的呀”

“瞧你说的，亡国不亡国，不过是换一拨当官的。庄稼还在地里长，老百姓还是老百姓”

“你……你愿意做亡国奴，我可不愿意！”蔡志兰急得脸通红：“凭你怎么说，我不当亡国奴，凭你怎么样，就是不能当亡国奴！”说着就哭了起来。

姐姐原本是闲聊，却没想到却把干妹子惹哭了，不禁觉得好笑：“好吧好吧，你不愿当亡国奴，我也不当了。过来试试衣服，穿上新衣裳、赶紧挽救我们的国家去吧！”
蔡志兰这才破涕为笑。

两个女人的谈话，王三官一直在旁边听着。

以经验而言，他比较同意姐姐的观点。因为现实的事例就在面前摆着：平时成天把“民族大业”、“抗日救国”挂在嘴上的舞阳县长禹升联，遇到日本飞机扔炸弹，立刻就跑不见了，临走时还带走了政府的公款，搞得公务员的薪水和死难者的抚恤金都没有办法支付（48年，禹升联曾经再度担任舞阳县长）；同样，成天标榜“救国”、动不动就威胁要“处置汉奸”的民团团总关震亚、尚振华，一见到日本人立马就投降了，当上“绥靖一师”的正副师长，自己先做了汉奸。

蔡志兰的话虽然很诚恳，但政府和军队的所作所为却使她的说法很难具有说服力。她之所以急得哭起来，也是因为实在找不到什么证据能够赢得老百姓的信任，爱国的初衷和现实的后果竟然如此矛盾，连她自己也感到困惑难堪、无法解释。

但是，她的话仍然对王三官有所触动。

王三官是个中庸的人，天性不愿伤害任何人。他希望每个人都能恪守本分、每个人都能平安快乐，甚至希望这世界可以永远一成不变，可事实上却难以做到。这半年多的保长生涯使他如履薄冰，而即将面对的现实就更让他惶恐不安——日本人来了，他们会做什么？真的如蔡志兰所说，要当亡国奴了？那么，亡国奴的生活和原先有什么不同、到底有多可怕？这一切，他不知道。他很想知道、却又很怕知道。

王三官的胆量不大，却也并不比别人胆小，只是在他的人生哲学中，“天命性道”的成分远胜过“舍生取义”。他不愿意去冒险，但蔡志兰刚才提到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仍然给了他极大的震动，虽然他不能象这女孩子一样的背井离乡、奔赴国难，但他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一个正派人应该奉行的原则。

可是，该怎样救国救民呢？是象禹升联县长那样？是象披着黑斗篷的师长那样？是象那几个被罗小扁担杀掉的国军士兵一样？还是象眼前这位哭哭涕涕的女军官一样……这都不是办法啊。

或者，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也是一种求得平安的选择？

“管他呢，事事让三分、海阔天空，以前一直是这么做的，今后还是这么办吧”。王三官心想，也许，亡国奴的滋味并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可怕。

蔡志兰离开大洼村的第二天，日本鬼子来了。

中午的时候，东面的山坡上出现一大堆人，不象是逃难的群众，但分辨不出是在做什么，这让大家有些摸不着头脑。接着，从南面也来了队伍，前面的骑着马，后面跟着一串步枪和机枪，穿的是米黄色衣服——日本人！

老百姓惊慌起来。六月份，地里的玉米刚拔节，只有村东的一片“草高粱”（当饲料用的大高粱）可以藏人，于是大洼村的男女老少都拼命往这一小块青纱帐里钻。男人们牵着牲口、女人们拿着行李，蹲在地上连大气都不敢出。

过了不一会，高粱地外有人嚷：“都出来吧，早看见你们了，还躲什么呢”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敢动。外面又喊了：“保长出来！王三官先出来！不然就开枪了”

“这是谁啊？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王三官犹豫着站起来。

姐姐一手抱着个座钟、一手扯着他的裤腿，不让他出去。可不出去又怎么行？，人家要开枪了。

地头上站着几个穿绸缎衣服的人，领头的拎着把盒子炮，原来是先前的土匪头子、外号“山连山”的崔巍。他对王三官笑了笑，算是打了个招呼。

王三官跟着他向东面的山坡走。到了这里才看见，坡上站着一群青壮年，都被绳子捆着、拴成一串，日本兵把几个人推到一个大坑旁边，用刺刀一捅、人就栽进去，然后再押一拨人上来……有几个“机灵的”没等鬼子刺刀扎上就往坑里跳，鬼子就向坑里填土，生生把他们活埋了。

俞二算盘的哥哥“俞大算盘”也和鬼子在一起，看见王三官来了就问：“村子里藏着有支那兵没有？”

王三官知道他问的是国军，连忙摇头。

又问：“有枪没有？赶紧交出来”

枪支倒是有。保丁配备了几杆“土压五”、前些天还抢了两枝汉阳造，因为怕惹祸，都丢到井里去了，王三官答应“马上捞出来，全部上缴”。

这时候来了个日本官，指着高粱地“咿哩哇啦”一通吼叫，意思是要那里面的人赶紧出来。俞大算盘也催着王三官去喊人，不过还是悄悄交待了一句：“女人藏着，别出来”。

回到大洼村，村子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鸡毛、猪头和牲畜的毛皮身子随处可见。小鬼子吃鸡只吃腿、撕下鸡腿烤着吃，杀猪只要肉，用铡刀把猪砍死、割下几块肉挑在枪上，别的就不要了。

王三官家的耕牛也被杀了、牛屁股上的肉被切去了两块。院子里满是破碗烂瓷，粮食、被褥、衣服弄的乱七八糟，墙上还写着几个字：“大日本皇军在此路过，昭和十九年”。

这帮鬼子，有柴草不用，把各家的纺车、桌椅板凳拿来烧水做饭，吃饱喝足之后就在面缸里、灶台上拉屎撒尿，真是可恶至极。看见老百姓回村，一帮鬼子又兴奋起来，跑到路口比划下流动作，嘴里嚷着：“花姑娘的，塞古塞古”，等发现回来的人不是大老爷们就是老太太，顿时气急败坏：“哭啦，八格牙路”。

一个大胡子日本兵拿着根硬木秤杆，见人就打。那时候，豫中的男人大都剃着光头，秤杆敲在脑袋上“噼啪噼啪”的响，逗得其他鬼子哈哈大笑。打到罗大扁担头上，秤杆断了，鬼子兵就端着刺刀在他头顶上来回猛挫，老头的头皮刺烂了，鲜血顺着脖子往下流。人们又气又怕，可是谁也不敢反抗。

王三官的心里一阵阵的痛，他明白：从今以后，要当亡国奴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王三官娶亲了，新娘子姓谢，是保和乡卸甲店人，比他小十岁。

他依然是十六保的保长，罗小扁担也还是他的副手，只有俞二算盘到县里做事去了，他哥哥“俞大算盘”在日本人开办的“大信公司”里当总办，捎带着把一家人都弄到县城里“做官享福”。

王三官没有享福的运气。日本人在县城东南的望城岗建造飞机场，同时还加固城墙、维修公路、垒筑碉堡、开挖壕沟，征用大量民夫。保长的任务是召集青壮劳力替鬼子干活，这让王三官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

农历十月十五，是下元水官“洞阴大帝”的生日。

水官是主管“解厄”的，往年这时候，人们都要到三官庙来祈求消灾，可今年却办不成了，大洼村的三官庙已经被日本人拆掉，砖头和木料都拿去修了炮楼。“洞阴大帝”连自己的灾祸都不能免，当然也就更帮不上凡人的忙了。

这天，罗小扁担倒是挺高兴的，一大清早就满世界嚷嚷：“屎壳郎掉进面缸里，又是个白胖小子！”——他老婆的本事大，还真的给他生了个“土豆”。

王三官打发新媳妇到罗家帮忙，顺便通知罗小扁担今天不用干活，他自己带民夫出工就行了。

民夫出工一定要有人带队，不然的话，鬼子看见四五个人走在一起就会开枪。
向据点行进的路上，王三官走在前头，胳膊上戴着写有“保和乡十六保”的袖箍，手里举着膏药小旗——这是白天的道具。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得打着灯笼、手敲小锣，一路走一路喊：“平安喽，没事喽……”

自从修起了炮楼，稀哩糊涂被打死的人太多了。王三官的岳父是个裁缝，每天夹着布包袱、走村窜户的招揽生意，有次经过据点的时候脚步快了点，炮楼顶上的日本人起了疑心、冲着他一阵喊叫，裁缝听不明白，就想从包袱里把“良民证”掏出来，鬼子见他的手往掖下摸，立刻开枪，当场把他给打死了。从那以后，王三官每次出门都要提醒大家：“手直点、头低点，遇见鬼子走慢点”。

民夫的集合地点在尹集，据点前的哨卡是个要命的关口。

王三官远远就把手举得高高的，一手挥舞膏药旗、一手拿着香烟，走到跟前鞠个躬，先说：“太君，我们是苦力”，然后递上烟卷，算是“心交心交的”——这是规矩，每次都要给鬼子送点东西，如果不“心交”、他就发脾气打人。
进了据点就排队，等日本人来派工。

管工的军曹个子很矮、样子很丑，不象个当兵的。也许正是怕别人蔑视他，他就用更加凶恶、更加残暴的行为来表现自己的勇猛，几个月里，各乡的“苦力”被这个名叫勾口右京的矮鬼子打死了十多个，打伤打残的更是不计其数（抗战胜利后，好多人都想找勾口右京报仇，可惜让他跑掉了）。

勾口右京指挥民工就象带兵一样。先点验人数，然后喊口令：“列子开”(立正)！——“西塔里母开西塔里”！(向左转)——“马野撕卖”（开步走)……大队人马就出发，一路上还不停地催促：“合牙苦、合牙苦”（快点），稍不留神，大棒子就打过来了。

按规矩，民夫干活，保长也要跟着监工。可这一天王三官却没去，他要去县城办事。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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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官去县城，是想把十六保的几个村民保出来。

舞阳县维持会成立以后，保和乡一带被划为“模范治安区”，是最先被要求办理“良民证”的地方。这良民证是两面对折起来的小纸片，一边写着姓名、年龄、住址、职业，另一边贴照片、摁手指印。鬼子的要求是每个村民都必须照相办证，可问题就出在这照片上了。

那时候的河南农村，大多数人一辈子也没照过相。且不论忌讳照相“丢了魂”，就是这每张照片十元钱（储备券）的“照相费”就叫人开销不起。所以，好多人都采取了一家只办一张证、几兄弟合用一个证的办法，谁出门谁就揣着良民证。

这办法平时胡乱应付还将就，可遇到大检查就没戏了。前两天，游击队打死了鬼子兵，日军立即拦住路口盘查过往行人，结果，十六保有三个村民的良民证露了馅，被抓到县城关了起来。

王三官进县城，先去求俞二算盘帮忙。

俞家兄弟如今在日本人手下当差，说起话来也是拿腔拿调的：“虽说是乡里乡亲，可也难保是不是游击队的探子，真让我做难呢”

王保长赶紧陪笑脸：“哪里会是探子，无非是相片对不上、证件不合规矩，这都是因为穷嘛。别说他们了，就连我也是头一次照相”

俞二算盘乐了：“真是的，要不是为了办良民证，我也没开过这洋荤”

王三官趁他高兴，连忙把篓子里的二十斤猪油拿出来：“俞先生在城里生活也不易，一点小意思，瓜子不大是个心。麻烦你好歹把事情给熄灭了”

俞二算盘这才说：“不是外人，别害怕。我去便衣队听个信，你就放心吧”

下午，俞二算盘回来说：“成了，带上手印，跟我去领人”

舞阳县的看守所在西大街（现在的舞阳文化站），院子中间蹲着大狼狗。关在牢里的人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样子凄惨极了。十六保的三个村民看见保长就咧着嘴巴哭，牢里的其他人有的哀求“把我也保出去吧”，有的说自己是什么地方的人、“请好心人给家里捎个口信”……

办完手续，领着人出来，在大门口正遇上“山连山”崔巍。这家伙先是愣了愣，接着就笑起来：“巧了，我还想抓你呢，你倒送上门了”，王三官这时也看见五花大绑的罗小扁担被拖进了看守所，顿时就懵了。

原来，这天上午，一伙日伪军从大洼村外路过，别人都往东南方向走了，却有个鬼子兵脱离队伍、跑到村里来“发癫”。他先是把“王翘鼻子”的媳妇追得满村跑，后来实在撵不上了，一扭头就钻进了罗家。

罗小扁担的老婆刚生了孩子，好些女人都在那里帮忙。鬼子突然间冲进去，屋里顿时炸了锅，老婆媳妇东躲西藏、日本鬼子上窜下跳，折腾得鬼哭狼嚎、乱七八糟。外面的罗小扁担再也忍不住了，喊一声：“这畜生，不让咱活了！”，拎起院子里的铁锹冲进去，搂头就打。

可是，屋里的人太多、铁锹施展不开。才打了几下，小鬼子就带着伤跑了出去，守住院子向屋里开枪，子弹穿过窗子飞进来，把缩在炕上的罗小扁担老婆和王三官的新娘子都打死了。

没过多久，鬼子兵和便衣队也闻声赶来，一把火烧了罗家的房子。金豆、铁豆和刚出生的小土豆都被关在屋里烧死了，罗小扁担被打得皮开肉绽、押到县城等候处决。

按“保甲连坐”的规定，管事犯事，保长要负连带责任，罗小扁担活不成，王三官也被关进了死牢。俞二算盘吓得面无人色，他要不是到城里当差，这回也得跟着送命。

罗小扁担的腿断了，露出白森森的骨头岔子，神智也有些不清楚了，一会儿哭一会儿骂。清醒的时候，要么说：“保长啊对不起，我把你老婆害死了，把你也害了”，要么就骂：“王三官，你这个笨蛋，为什么把我的枪收缴了？要不然，我今天非打死几个小鬼子不可……”

王三官欲哭无泪。

天黑的时候，死牢里的人被押到“五二部队”的营地，这里原先是个书院（解放后的舞阳县中心粮店），院子外边的操场就是行刑的地方。

那时候，舞阳县城里的日本驻军很多，除了“五二部队”，还有“四七部队”、“五八部队”、“红部队”，弄不清是什么编制，反正都属于第37师团。日军中有老兵，也有没打过仗的新兵，鬼子就用中国人“练手”，让新兵拿刺刀捅人来提升胆量。

操场上立着四根柱子，相互间隔五米左右，罗小扁担和另外三个人被蒙着眼睛、绑在柱子上。操场边有一群日本兵，四个人一组、站成好多排，都端步枪、插着明晃晃的刺刀。当官的把小旗一挥，当兵的就一拨接一拨地往上扑，这个捅完了那个捅，把柱子上的人扎得不成样子。每次杀人之前，日本教官都要先比划一下，杀过之后还要点评一番，鬼子们哄笑着，完全不把柱子上的生命当回事。

面临死亡，王三官并不害怕，他只是感觉到几分沮丧——这样的任人宰杀，就是亡国奴的滋味啊——想起蔡志兰临走时说的话，“我不当亡国奴，凭你怎么样，就是不能当亡国奴！”，心里不由得好一阵懊恼：大老爷们的见识还不如一个女孩儿，事到如今，又能怪谁呢。

接连杀了两批人，王三官估摸着快轮到自己了。

就在这时，外面跑来一个日本娘们，嘴里喊着：“乔都吗代（等一等），王保长的有？”

和这女人一起的还有个名叫柳赖的日本浪人，这家伙不是什么好鸟，在县城开办“警察训练班”，是便衣队的头子。可是，柳赖跟日本军官叽里咕噜一番，鬼子居然就把王三官给放了，那日本娘们还过来鞠躬，请王保长去“敷啦敷啦”。

王三官莫名其妙拣回了一条命，虽然不懂这“敷啦敷啦”是啥意思，但比起“死啦死啦”肯定要舒服一些。他弄不明白，这日本女人为什么要救他？

舞阳城北大街有个日本“慰安所”，平时，王三官从没想过要看那里一眼。可现在，这女人带着他走了进去，还准备好“热汤”、要帮他洗澡，原来所谓“敷啦敷啦”，是这么个玩意。

王三官既害羞又害怕，死活不肯在这日本女人面前脱衣服，那女人急了，悄声说：“王先生，您别担心，我也是中国人”。

事情是这样的。

吃晚饭的时候，“大信公司”在慰安所旁边的饭店里宴请贵宾。“大信公司”是日本人借商贸名义开办的特务机构，隶属于郑州的12军军部，今天的客人是总经理重本仪一的亲戚、日军骑兵第四旅团的吉田大佐。

席间，吉田大佐说到41年日军从舞阳县撤退的时候，他的战马和几个部下的尸体没来得及运走，可这次去大洼村附近重游，发现士兵和马匹早已被掩埋好了，还立上了坟标，不知是哪位“义士”所为……

陪坐的“俞大算盘”正好知道这件事，立刻报告这是王三官干的，还说他现在已经被便衣队抓起来、马上就要没命了。当时，便衣队的柳赖也在酒桌上，重本仪一当即派他去刑场看看，如果人还活着，先送去“敷啦”一下、再带到饭馆里来见面。

柳赖知道，在死囚牢里呆过的人，即使没死也一定很埋汰，所以他直接叫了个慰安妇跟着去刑场。舞阳县“慰安所”里有四五十个慰安妇，大多是从北平、保定抓来的女青年，日军强迫她们穿和服、说日语，所以外人还以为她们是日本女子。给王三官洗澡的这位，以前是保定女子中学的学生，两年前就被鬼子“征用”了，最近才随军到了舞阳。

便衣队的人给王三官准备了一套新行头，硬底鞋子、瓜皮帽，斜纹洋布的衣服裤子、上下一身青。质量不错，可王保长却觉得穿起来浑身的别扭。

来到饭店包间，俞大算盘大呼小叫：“恭喜兄弟了，大难不死、还享受了艳福，真是好人有好报啊。快来谢谢各位太君！”。

王三官挨个给鬼子们敬酒，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酒桌上的人都以为他是喜极而泣，纷纷开怀狂笑，可是，只有王三官自己清楚，他是为了亡国奴而哭。

他哭被打死在炕头的新婚妻子是亡国奴，哭被烧死在家里的金豆铁豆土豆是亡国奴，哭被刺刀捅死的罗小扁担是亡国奴，哭在慰安所里受侮辱的说日本话的女学生是亡国奴，哭这个没羞没臊的俞大算盘是亡国奴，更哭自己也成了个亡国奴。

他哭，是因为不知道这亡国奴还要当多久，不知道怎样才能不再当亡国奴？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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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红了


舞阳县的地形，总的说来是北低南高，从北边的北舞渡到县城是平原，再向南就逐渐进入山区，过了南山（今舞钢市）就是查岈山了。

（注：查岈山的“查”应该还有个“山”字旁，不知怎么搞的，我的字库里没这个字。反正这个“查岈山”就是58年的“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

44年11月的一天，王三官听说查岈山来了共产党的军队。

那天下午，他从乡公所办事回来。正走在路上，前面一个人的包袱皮散开了，一摞纸掉下来，随即被风吹得到处乱飞。王三官也是好心，东奔西跑地帮他把散落的纸张拣回来，一低头就看见了纸上写的字：抗日宣言……

那人先是说了声谢谢，然后又说：“对不住了，要请你陪我走段路”。王保长看见人家的衣服底下露出的半截枪管，还有啥办法，只得乖乖地跟着走。

那人一路走、一路讲抗战的大好形势，还说：新四军的“挺进兵团”已经开辟了查岈山抗日根据地、马上就能和北边的八路军联起手来，舞阳境内的日本鬼子眼看就要被消灭、帝国主义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说得王三官满心欢喜。

接连过了几个路口，已经能望见山区了，那个共产党才说：“就送到这里，嗯？你不会转身就去报告吧”

王三官连忙保证：“您放一万个心，山不会碰头、人总要碰面的。我叫王缘道，都叫我王三官，家住大洼村，今天若是遇到了什么闪失，情管喊人找我算帐”

那人笑一笑，走了。

其实，王三官对共产党并不陌生。在这之前，他虽然没见过共产党的军队，却见过共产党的人。

抗战爆发的时候，舞阳县就有不少共产党，领头的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小青年邹屏（舞阳人，时任县委书记，建国后曾任冶金部矿山设计院院长），跟他一起的也都是些学生，他们成天搞演讲、贴标语、办报纸，还成立了“救国会”，有时也到乡下来做动员。

救国会的成员都是知识分子，村民们对他们讲的大道理半懂不懂。再加上这帮学生大多是官宦人家的子弟——王方明（北大学生）、刘丹岑（清华学生）、张茨山（北大学生）、效信趁（北大学生）、苗宝泰（清华学生）、史聘侯（河南师范学生）……家里都是舞阳县的名门士绅——所以，老百姓一直就没太弄明白这些共产党和国民党有多大区别。

不明白也不要紧，反正国共合作了嘛。可没想到，国民党又突然翻了脸、连抓带杀的搞了大半年，于是舞阳县就再没见到共产党了（40年，舞阳县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皖南事变后全部撤往根据地）。

其实，王三官对共产党并没有特别的好感。在他的印象中，国民党爱打人，共产党爱训人，成天不是说这个“成问题”、就是说那个“没觉悟”，好象别人都不如他们；国民党不讲道理，共产党却太喜欢讲话，八字没一撇的事也能说得天花乱坠，手里没枪没炮、开口就是“胜过百万雄兵”，虽然口号喊得响，老百姓的心里却没底。

王三官曾经和共产党人闹过一点矛盾。38年的时候，刚从北平回来的王方明到大洼村做抗日动员，村民们听到一半就没了兴趣、跑到三官庙里烧香拜佛，王方明顿时急了、闹着要拆了三官庙，还说这是封建迷信，“供上全猪全羊也消灭不了日本鬼子”。王三官反驳说：“你不迷信自然有人信，等你打走了日本人再来拆庙也不迟”。

事到如今，王方明没能打走日本人，王三官的庙也被鬼子拆掉了，迷信不迷信都没用。

听说共产党到了查岈山，王三官当时高兴了一阵，但随即又沮丧起来：国军的那么多队伍都挡不住日本人，八路军新四军又能有什么办法，那个人讲述的美好前景，不过是吹牛罢了。

年底的时候，有消息说“效信趁支队”打垮了史聘侯的保安大队，新任县长刘馨吾请八十九军的“突击团”来帮忙，国军和新四军在南山打起来了——效信趁原本就是共产党，他当新四军的支队长是理所当然的。可史聘侯和刘馨吾原先都是他的好朋友，现在怎么就不能“以和为贵”、合起来打日本，偏偏要自己先干一仗呢？——王三官真是想不通。

没过几天，又听说国军打输了、刘馨吾县长也差点被抓住，新四军占领了南山九头崖，在尚店乡一带站住了脚。王三官心想：这共产党真是比以前厉害多了，前几年，政府说赶走就赶走，现在回来了，连国军都挡不住。

有天晚上，小洼村的一户人家生孩子，托王三官去请接生婆。

“三姑六婆”里分“药婆”和“稳婆”，其实，看妇女病的药婆子和接生孩子的稳婆子通常是一个人，有时候她们还兼着媒婆、神婆，反正是什么能赚钱就干什么。按道理，村民生孩子不关保长的事，可现在不同了，鬼子一到天黑就戒严、发现路面上有人走动就开枪，所以，半夜里去请接生婆就必须劳动保长出面——打着“平安灯笼”、喊着“没事喽”过道沟过路口。要不然，小孩没生下来，大人反倒先送了命。

这类事情，王三官当然不能推辞，忙碌一番回到家里已是半夜三更了。

一进屋，看见地下铺着草，十多个当兵的坐在麦秸上休息，有的擦枪，有的补衣服，见到他就满面笑容地打招呼：“主人家回来啦”。

王三官顿时有些迷糊，哪里来的兵，这么和蔼客气，真是从没遇到过的事。他连忙对姐姐说：“怎么不请老总们上炕休息呢？还不赶紧去做饭？”

“他们都不愿意上炕，也不要我做饭，说是不能打扰老百姓……”

“老王，不必客气，我们身上尽是血污泥垢，在地上靠一靠就行了”，说话的正是前些日子在路上遇见的那个人。

原来，这人是舞阳县新来的县委书记，名叫苗宝泰。前几天，他带着“叶舞支队”的一个排到北边去办事，途中和鬼子遇上了，一伙人边打边跑、死伤了好些个，走到大洼村附近实在没力气过道沟了，就想起王三官的姓名地址，于是一路摸到他家来、打算休息一阵再走。

（注：
叶舞支队：由“效信趁支队”改编的地方部队，在叶县和舞阳县活动、受新四军五师“河南挺进兵团”指挥；

效信趁：舞阳人，北大法律系毕业，39年入党，曾任北舞渡区区长、叶舞支队支队长，河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秘书，46年在中原突围中牺牲；

苗宝泰：舞阳人，38年入党，曾任清华大学“民先”委员、中共舞阳县委书记、县长，建国后任辽宁省委党校校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他代理辽宁大学革委会主任的时候收了个挺有名的学生，名叫张铁生）

王三官听说过苗宝泰的名声，他想把“县太爷”拉到炕上休息，可苗书记不愿意，只是问能不能赶紧找个医生来。

大洼村附近没有医生，只有罗大扁担因为练武术的原因、懂一些跌打损伤的医术。罗小扁担死了以后，老头一直住在村公所里，王三官就去把他叫来了。

见了伤员，罗老头觉得很为难：“我只接过骨头，没治过枪伤，不知道行不行”

新四军都说：“一定行的，你就大胆动手吧”

有位姓陈的排长，肩膀上吊着布条子，用块小木板将手臂托着：“我胳膊上的伤已经四天了，好象是一颗匣枪子弹打进去了没出来，你拿我先开刀，有事决不赖你”

“伤口治过了没有？”

“哪里有人治，先受伤的找块膏药贴上，后受伤的连膏药都没有呢”

既然如此，那就治吧，可受伤的战士有五个，而罗大扁担却没有伤药。王三官想了想：“我知道哪里有药”，说着就跑到生孩子的那一家，拎起稳婆的药篓子就走，老婆子追出来问：“保长，谁家又生孩子了吗？”，王保长哪里敢告诉她。

把药拿回家，罗大扁担朝篓子里看了看，眉头皱成一团：“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药？”

王三官说：“从接生婆那里”。

一屋子的人全乐了。

解开陈排长胳膊上缠着的布条，立刻就闻到一股腥臭的味道，撕开最里面一层的大膏药，发现由于先前裹得太紧不透气，伤口已经黑了、肌肉也开始腐烂。又看看伤口背面，果然没有穿透，子弹还在里面。

罗大扁担说：“必须把子弹取出来，不然的话，周围的好肉还得烂、这支胳膊也要废了。不过，你可要忍耐些才行啊”

“不怕的，你情管动手吧！”

先兑了两碗盐水给伤口消毒，然后就用一根铜针探进去找弹头。陈排长痛得浑身直哆嗦，却还是说：“不怕，不怕的”

铜针通进去两寸深，终于探到了子弹头，陈排长的脸上全是汗、衣服湿透了、牙齿咬得咯咯直响。王三官帮着拨开伤口，罗老头用镊子夹住弹头、使劲往外拔，随着一股脓血向外喷出、子弹终于出来了。

陈排长疼得满脸鼻涕眼泪，却始终没有哼一声，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受这个手术，可真够刚强的。

罗大扁担拣出归尾、红花、儿茶……配成敷剂糊在伤口上，笑着说：“没办法，药婆的篓子里只有这些东西将就能用。不过，你遭的这份罪也和生个孩子差不多，算是一场大难了”

陈排长也笑：“子弹取出来就轻松了，马上就能打鬼子，让他们也遭回大难！”

那天晚上，几位伤员都得到了救治。

休息的时候，苗宝泰仔细询问大洼村周围的环境和县城里鬼子的情况，王三官一一做了解答。他也向苗书记提出了自己的疑惑：“你们和史聘侯、刘馨吾原先在一起共过事，现在怎么不能好好商量，一定要打架呢？”

“我和刘丹岑是同学、王方明的哥哥也在国民党，彼此间并没有私仇。可是，我们要抗日，而国民党却宁愿把舞阳留给日本人也不让共产党进来、还调集部队围剿我们，这就犯了众怒！南山是查岈山进舞阳和叶县的路口，新四军商谈了多次，刘馨吾和史聘侯就是不肯借道，你说该打不该打？”

王三官就再没说什么。


（注：
刘丹岑：舞阳人，刘馨吾的弟弟，曾任中共舞阳“救国会”宣传股长，后脱党，时任国民党县保安团政训处主任；

王方明：舞阳人，大哥是国民党县长、二哥是舞阳县党部干事长。他本人38年加入共产党，时任舞阳县委副书记。后担任河南省军区干部科长，河南省体委副主任、党组书记；

史聘侯：舞阳人，曾任中共舞阳“救国会”干事，后脱党，时任国民党县保安大队长，被叶舞支队击毙）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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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3 21:01:37)转载▼


新四军来到南山，舞阳县立刻热闹起来。村口路边经常可以看到宣传抗日的标语传单，游击武装也时不时的打伏击、搞偷袭，折腾得敌人坐卧不安。

45年春节前，维持会的日本顾问小野和翻译官潘庆扬到猪栏（朱兰）收购年货，游击队也混到集市上想借机干掉他俩。可是赶集的人太多，一直没找到机会动手，后来就被便衣队发现了。“山连山”崔巍和游击队在街面上对打，结果，小野、潘庆扬和崔巍虽然被击毙，却也误伤了一些无辜的路人。鬼子汉奸就拿这事做文章，树了块“勇士碑”，除了吹捧崔巍、还写着“共匪如洪水猛兽，切需严防”——这块碑没过多久就被人砸了，老百姓知道，什么共匪？汉奸“山连山”才是真正的土匪呢。

不过，也有人看不上“共匪”。当时有段顺口溜：“游击队，老砸队；晚上走，白天睡；打两枪就往后退”，说明地主老财对游击队很不满意。河南土话，绑票索钱的土匪叫“老抬”、专抢大户的土匪就是“老砸”，共产党征收粮款主要以富裕人家为对象，确实有点劫富济贫老砸队的意思。但是，游击队要吃要喝要粮草，王三官却没有丝毫意见。

这些日子，王三官的心肠变硬了。

正月初五，游击队在大洼村外的公路上打死了几个喝醉酒的鬼子兵，日本人叫保长拿白布把尸体裹起来，他照办了。41年他也干过这事，那时候是自愿的、而且还带着几分惋惜，可现在他看着这些尸体，心里却充满了复仇的快意，甚至还有些埋怨游击队撤退得太快，没能把收尸的鬼子一起干掉。

自从共产党来了以后，鬼子汉奸总算知道害怕了，一到晚上就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大白天也是小心翼翼的，再也不敢象以前那样、三两个人就四处乱窜——这让王三官感到很欣慰，他从日本人紧张的神态中看到了共产党的力量。为了这种力量、为了陈排长那样刚强的人，新四军即使需要更多的钱粮，他也愿意去筹集。

大洼村属于“游击区”，根据地派下来的任务并不是硬性的，能办就办、不能办可以推脱。虽然如此，王三官却总是尽力去完成。

最先让他去做的事情是买盐。南边山区的食盐很紧张，可十六保的盐也是定量的，如果要得少，从各家各户的嘴里匀出来一点出来就能办到，如果数量多了就只得到县城去买。

县城里“大信公司”的货物齐全，从烟土、老海、大力丸到洋布、大米、砂糖，什么都有。王三官又去找俞家兄弟帮忙，俞大算盘问：“你要这么多盐干什么？”

王三官回答：“我开染坊，染布的时候要用盐巴当配料”

大算盘点点头、开条子去了，可俞二算盘却笑着不说话。王三官知道这句瞎话骗得了老大骗不了老二，因为大算盘是念书出身的、不懂染布，而二算盘却经常到染坊里来玩，样样精通。

见俞二算盘没戳穿自己，王三官以后每次买东西就都去找他。这家伙倒也机灵，无论王保长来买什么，他从来不问原因，只管埋头开票、发放行证。

王保长买东西容易，根据地要求他采购的物资也就越来越多，王三官明知道危险，却还是壮着胆子去办。有一次，递上去的单子里除了食盐，还有AB电池、漆皮线、蜡纸、油墨，这些都是违禁品。俞二算盘看了看，把漆皮线划掉了：“这个办不到，我另送你一件东西吧”，说着从抽屉里摸出个望远镜。

“我要这玩意干啥？”

“你用不着，有人用得着，就算是交个朋友吧”，俞二算盘眨眨眼睛。

王三官乐了：“你这玩意从哪来的？”

“日本人送的”，俞二算盘象是无心的说：“舞阳的日军要去打南阳了，这两天就出发”。
当天，王三官就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了抗日政府，苗宝泰县长（他是县委书记兼县长）很高兴，说“这个情报可比漆皮线重要多了”，立刻奖励给他一头牛。

1945年3月，驻舞阳县的日军部队被抽调去参加“豫西鄂北会战”，除县城外，大部分据点的守备部队都换成了伪军，新四军随即对交通要道展开了攻击。

3月25日那天，苗宝泰县长找到王三官，说新四军要攻打尹集镇，能不能请他组织一个担架队前去支援。尹集据点是大洼村的民夫参与修建的，村民们在那里没少挨打受罪，王三官的岳父是在据点门口被打死的、罗小扁担的家也是被尹集的鬼子祸害的，所以他十分赞成打尹集，当即表示愿意帮忙。

三十个人、八副担架，担架员大多是罗大扁担的亲戚和徒弟，罗老头自己也要求上尹集前线，王三官知道他是想为儿子孙子报仇，于是就同意了。

说段题外话。关于尹集战斗，双石兄在他的大作《魂作楚天雄——刘少卿将军传》中也提到过：

5月间余芝龙又送来情报，舞阳有一股伪军有1500人枪，番号是“和平建国军”第一师第一旅，为首的叫商振华也是个前东北军军官，他们都是些失意的人在这里独占一方称王称霸。这股敌人兵力较多豫南游击兵团有点消化不了，于是刘少卿又写信给李先念请他派部队来抓一把。

部队很快来了，是周志坚带的第十三旅两个团，还带来了李先念的一封信……

仗打得很顺利，商振华部被大部解决，缴获了几百条枪，美中不足的是周志坚这员猛将胸口负了重伤……

——这段叙述大致不错，但还是有错（嘿嘿，双石兄别骂我）。

首先，这伪“第一师第一旅”的头领不叫“商振华”，而是叫尚振华，他也不是“前东北军军官”。

尚振华的故事说来话长，往简单里讲：他是舞阳县北舞渡人，河南师范毕业，26年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加入共产党，随后到二十军教导团（侯镜如部）任班长、指导员，27年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回家乡开展工作，曾担任豫中特委书记、军委书记，河南早期的党建工作和红四方面军在河南的一些活动大都和他有关系。
38年，尚振华因家庭原因脱党，以后逐渐走向反动。45年的时候正担任着伪绥靖第一军（军部在许昌，军长邱山宇）第一师（师长关震亚）的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抗战后，他曾任国民党副师长、参议员、联防司令等职，解放后隐藏在贵州遵义、四川重庆做小生意，51年被熟人认出（解放初期，西南的干部很多是从河南来的），随即被押回舞阳枪决。

其次，13旅旅长周志坚带来的不是“两个团”，而是38、39团的各一个营；尹集战斗的时间也不是“5月间”，而是3月26日……

45年3月26日夜里，王三官带领担架队到达尹集，挺进兵团司令黄霖（开国少将，曾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见到他很高兴，夸奖大洼村担架队是“游击区人民的模范”。

尹集据点原先驻扎的是日本兵，3月15日才由伪第一旅副旅长李天运带着两个团共2000多人接管了防务，3月26日上午，尚振华得到新四军即将攻打尹集的消息，急忙领着机枪连、特务连和一帮副官参谋赶到这里，他对手下的军官说：“这里工事坚固，朱兰店和县城里还有日军策应，只要集中兵力、加强防御，新四军就打不进来”。

那天晚上有月亮，月光把尹集据点照得很清楚。在以前，老百姓天黑以后是不敢靠近这里的，可今天，大洼村的村民们不仅指着每一段寨墙讲述防御工事的特征，而且盼望着能立刻冲上去，把炮楼拆掉、把据点推平。

夜里两点钟，东北方向响起了枪声，那是周志坚旅长(开国中将）带着十三旅的两个营率先打响了，接着，黄霖司令员也指挥挺进兵团第四团和舞阳支队从南向北攻。

枪声并没有王三官预想的那么密集，他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新四军的子弹少，必须瞄准了才开枪，胡乱射击、浪费弹药是不允许的。倒是据点里伪军的机枪“嘟嘟嘟”地响个不停，于是就有人喊：“特等射手！去打掉机枪”。

敌人的机枪手是否被打死，王三官不知道，反正那些机枪响了一晚上，天亮以后就不响了——他们的子弹打光了。

担架队都躲在指挥部旁边的大沟里，黄霖司令员不让大家靠近阵地，说是晚上看不清人，民工冲上去救不下伤员还容易被误伤。

王三官问苗县长：“没人上去救，新四军受伤了怎么办？”，苗宝泰说：“那就只好躺着等天亮呗”，大家都说好可怜：“等到天亮，怕是要流血流死呢”

过了一会，前面背下来一个伤员，尚店乡的担架队赶紧上前去接，回来的人嚷嚷着受伤的是周志坚旅长，胸口中了一枪、被血迷住了（失血昏迷）。苗县长就发脾气：“不许胡说！你怎么知道那是周旅长？”

“才不是胡说呢，守着他的都是些背匣枪的人，有的还喊旅长、旅长……”

指挥所附近不断有人跑来跑去报告情况，阵地前沿也是一会儿吹号、一会儿吹哨子、一会儿枪声大作，王三官时而听见有人说：“好！打下来了”、时而听见有人命令：“继续追击，不能让他们跑了！”。可是，他明明看见尹集据点的寨墙还是好好的，不象是被攻破了的样子，不由得十分纳闷。

天亮以后，担架队在苗县长的指挥下救护伤员，王三官这才看明白：原来打了一晚上，新四军只是收拾了周围的六个村子，把尹集给包围起来，中心据点根本没有突破。

我们的人伤亡不小，牺牲了多少不知道，抬下来的伤员就有二百多。可新四军的战果也很大，光是俘虏的伪军就有八百多，伪团长朱文轩、营长樊绍义都被抓住了，缴获的步枪象柴火似的一捆一捆地往回挑。

天一亮，王三官也看清了新四军的打扮：有的上身穿军装、下身穿便裤，有的没军装只戴顶军帽，还有的连帽子也没有、就在胸前缝了个“新四军”的布条条……这也难怪，“河南挺进兵团”在半年时间里从一千人扩充到八千多人，这些战士大多是刚扛枪的新兵。

尹集据点被包围了，新四军就在外面高声劝降，一会儿说好话一会儿说狠话。

“一旅的弟兄们，交枪吧，枪是鬼子的、命是自己的，何必白白送死呢？”，这是劝导。

“不交枪，有本事你们打上来”，伪军在炮楼里回答。

“狗汉奸，快投降！不然开炮了，炸你个片甲不留”，这是威胁。

“你们能有大炮，鬼才相信呢……”，这帮小子软硬不吃。

双方吵嘴对骂，罗嗦到中午，新四军还真的搬来了一门炮。

炮兵们七手八脚地组装大炮，伪军们就趴在寨墙上观望，猜测这玩意是真的还是假的。
黄霖司令的手一挥，炮兵“咣当、咣当”就是两炮，全打到寨子里头去了，没打着人，倒把伪军吓了一跳。调整一番再打，一炮打在据点前的壕沟里、一炮打在寨墙上，炸死几个人、轰塌了一个口子，新四军和老百姓都喊：“好，好！打得好！”
再喊好也没有用，总共就这四发炮弹，全打光了。

下午，王三官担架队抬着十几个伤员回家了。大洼村虽然是游击区，但由于这次的伤员比较多，苗县长要求他们也协助完成救治任务。

当天，尚振华和黄霖司令员谈判，他答应交出十挺机枪和八十支三八大盖，条件是新四军放他撤出尹集。黄霖考虑到继续强攻的难度较大，而且时间长了舞阳的敌人有可能增援，于是同意让开北寨门、让尚振华回北舞渡去。

至此，尹集战斗结束，新四军俘虏伪军八百多、缴获枪支九百，打开了进入豫中平原的通道。

尹集战斗只是抗日战争中规模不大的一次战斗，但它却给王三官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因为，自从他组织担架队上前线，十六保的各个村子就开始风传：“不得了，好人王三官如今变红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好人王三官(完) (2007-07-19 13:54:21)转载▼
分类： 葛二蛋、迟殿文、王三官和潘发

结局

从尹集回来之后，王三官遇到的烦心事接二连三。

交通员牵来一头牛，这是因为王三官提供情报有功，抗日政府给他的奖励。可不知怎的，却有人说“大黄牛是担架队的工钱，被王保长独吞了”。风言风语一传开，抬过担架的村民都有了想法，三三两两在王家的牲口棚外探头探脑，有的表情古怪不吱声，有的干脆说：“王三官，这牛牵去给我犁几亩地，可中？”

过了两天，新四军需要十六保提供几辆大车，王三官去找有车马的人家商量，车户开口就问：“给多少脚力钱？”，一听说不给钱，转身就把车轱辘拆了，说：“哎呀，我这车轴坏了，正没处修理呢……”。结果是跑了好多家，一辆大车也没征到。

耕牛关在棚子里，总是有人指指点点，王三官说的话也不如以前管用。他一咬牙就把牛卖了，换回三千块钱、分给参加抬担架的每人一百。可是，自己吃了亏、别人还不领情，村民们一边数钱一边嘀咕：“就只有一头牛么？大家吃苦卖命的，你可别亏心哟……”，王三官闹了个里外不是人，真是委屈极了。

大洼村住着十几个新四军伤员，抗日政府预先支付了口粮。本来说好了是秘密养伤、不能对外张扬，可罗大扁担却自作主张，借保长的名义吩咐每户人家出一只鸡，给伤员同志滋补身体。

在当时的河南农村，当家人把牛卖了没关系，因为地里的活计是男子的事，男人自己可以做主。但是，鸡屁股是女人的“银行”、羊是小孩子喂养的，所以抓鸡宰羊就非得跟老婆孩子商量不可。罗大扁担整的这出戏，惹得老婆媳妇们直跳脚：“王三官！你要当红人我们不拦着，凭什么抓我家的鸡？”

罗老头脾气大，拎着扁担把几个泼辣婆娘揍得鬼哭狼嚎，可这么一来，却搞得家家户户都知道村里住着新四军。交通员看看情况不对，赶紧把伤员全都转移走了。

四月底的时候，小洼村的王宗汉跑到县城去报告，说王三官私通新四军共产党，请鬼子便衣队来抓人。

这个王宗汉以前是小学校的杂役，家里很穷，后来靠出卖壮丁发了点小财。他卖壮丁的方法很特别——把顶替兵役的卖身钱藏一半在家中，另一半缝在“筒裤”里（“筒裤”是穷人穿的套裤，没有裤裆、只有两个裤腿），到了兵营就用筒裤里的钱贿赂长官，这样，他逃跑的时候别人就睁只眼闭只眼、容易多了。

“王宗汉当兵就象走亲戚，逛一圈就能回来”，村民们都很佩服这家伙。王三官也觉得他头脑灵活见识广，所以罗小扁担死了以后，就由他接替了十六保的武管事。

开春的时候，王宗汉娶媳妇，王三官还送了头一份大礼，可没想到这位新郎官一转身就把保长给卖了。

便衣队的柳赖看到告密材料，想起王三官就是自己从刑场上救下来的那个人，不禁有些疑惑，于是找来俞家兄弟核实情报的可信程度。俞二算盘生怕王三官出了事把自己也牵涉进来，连忙说：“不可能、不可能，王三官是有家业的人，怎么会和共产党混在一起。这是王宗汉惦记着保长的职位，故意陷害人家呢！”

俞大算盘也认为王三官不会和新四军有关系。柳赖听了这话，回去就把正等着领赏钱的王宗汉揍了个半死、一脚踢了出去。

在朋友的庇护下，王三官躲过一劫。但其实俞二算盘说的话也有道理，到这时候，王三官并没有和共产党真的心贴心。

王三官虽然为新四军采购物资、提供后勤支援，但他对共产党的主张并不太热心，始终和抗日民主政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在他的思想里，共产党干的是改朝换代的事，沾得太多恐怕会惹上麻烦，并且，共产党不敬神佛也不在乎祖上的老规矩，这与王三官的性情有着很大的冲突。

王三官对“天官赐福”的那一套是十分相信的。前面几个哥哥夭折了、自己却活了下来；这几年死了那么多人、自己却没事；被拉到刑场上眼看要被杀了、却又拣回了性命……这一切，他都认为是靠了菩萨的佑护。三官庙被拆毁以后，他惦记着要重建庙宇、再塑金身，可是，当初闹着要拆庙的王方明现在是抗日政府的副县长，还成天教大家唱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王三官觉得他是故意让自己难堪，心里很不痛快。

尹集战斗之后，新四军挺进二团、四团合编为“豫中兵团”，连续进攻舞阳县的日伪据点。五月中旬又攻克了八台镇和大寒庄，这样，根据地距离大洼村不到二十里、距县城也只有四十里地了。

可就在这时候，不知怎的，新四军的大部队突然撤走了，伪绥靖一师随即进行反攻，不仅重新占领了先前的据点，还把南山也控制住了。

（45年6月20日，豫中兵团和叶舞支队护送新四军五师参谋长刘少卿前往豫西，没等他们回来，日寇就宣布投降了。国民党军主力随即进入舞阳、挡住了豫中通道，原“豫中兵团”和“叶舞支队”只得在豫西编入陈先瑞的三支队。

以马甲个人的浅见，6月份的这次部队调动很不恰当。且不论刘少卿过路是否需要三四千人护送，仅从结果来看，三个团同时离开舞阳，直接造成南山、查岈山的兵力不足，致使新四军轻易失去了豫中的有利屏障，以至于抗战胜利后，豫中部队不但无法向平原移动、反而不得不在国民党军的追击下退往豫南的桐柏山区，这也给日后的“中原突围”埋下了隐患……当然了，那时候谁也没想到日本人会投降、也没想到敌人很快就扑了过来，这也怪不了谁）

7月16号，绥靖一师在县城开“庆功会”，十六保也接到了请贴。

那天，俞二算盘正巧回大洼村收租子，看见王三官在帖子上写了个“知”字，连忙抢过来，改成“谢”字。

“去不得，这是鸿门宴”，俞二算盘说：“尚店乡的几个保长帮新四军办过事，全被尚振华杀了，你带人抬担架的事他也知道，正想除掉你呢”

王三官也听说这段时间尚振华杀了不少人，顿时就慌了：“这可怎么办？”

“两条路。一是投新四军，二是求日本人当靠山”

王三官当然不愿意投靠日本人，可他也不想投共产党，苗宝泰县长调走了（到军分区当宣传部长），他和王副县长说不上话。琢磨来琢磨去，只得先跑出去、躲过这个风头再说。

于是，从这天起，“十六保保长”的职位算是干到头了。

离家出逃之后，王三官在“垒山寺”当帮工。这座唐代古庙是用大石头垒筑建成的（70年代初被拆掉，石块拿去修水渠了），当时已经十分破败、少有人来，王三官是从小就在庙里打杂惯了的，所以并不觉得清苦。

8月下旬，他听说日本鬼子投降了，于是出去打探一番。

街面上十分平静。乡公所的门前挂着两面“青天白日”旗，一面镶着黄色的三角边（汪伪政府的旗帜）、另一面却没有，叫人弄不清以哪面国旗为准。土墙上原先用白灰写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现在贴上了新标语——“公理战胜”。

“公理战胜”的旁边有张布告，签署人是“华北宣抚使”熊斌中将，内容是命令伪军各部原地驻防、等候国军点验，另外还有个附表，注明舞阳县的点验官来自五战区，是一个名叫“卢望兴”的人。

王三官这才相信，鬼子投降了，他可以回家了。

路过县城，城头上鬼子的膏药旗和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并排挂着，城门口贴着日军的告示：“中日战争已经妥协，皇军按照指令维持地方安全，中国军民如不执行，大日本皇军仍以武力对待……”，落款是昭和二十年八月二十日。
王三官又糊涂了：这日本鬼子到底是投降了没有？

9月初，国军41军104师（杨显明部）进驻舞阳。9月20日，日本人排着队鞠了个躬、坐上卡车到漯河去了。

老百姓举着报仇伸冤的情愿书，要求惩办血债累累的日本指导官勾口右京和便衣队顾问柳赖等人，可点验组的组长卢望兴却说：“要执行投降条款，不要企图报复，不可对敌人加以污辱。只有对他们表示怜悯，才能使他们自拔于错误与罪恶。如果以暴行答复暴行，则是冤冤相报，决不是仁义之师的目的……”，王三官觉得这位点验组长真是个以德报怨的善心人。

卢望兴接下来又宣布，当前的重要任务是清除汉奸、清理伪产。

曾经担任过“伪职”的人都在清查之列，王三官心想，这还用查么？伪军的正副师长关震亚和尚振华、维持会的正副会长周承文和胡灿宇都在舞阳县城里，抓起来就是了。

可是，王三官想得太简单了。

关震亚和十九集团军司令陈大庆的副官周愚是好朋友，又经周愚的关系联系上了五战区司令刘峙的副官李雅仙，再通过李副官的介绍认识了刘峙的三姨太（姓黄）。

日本投降后，得知舞阳县的接收事宜由五战区负责，关震亚立刻带着自己的小老婆去找黄三姨太，光是衣料、皮毛和各类滋补品就装了二十口箱子。刘峙到漯河以后（五战区的受降仪式在漯河举行），尚振华又在漯河包了饭馆，每天开流水席、宴请刘峙司令部的长官。这样一来，关、尚二人不但免除了汉奸的罪名，反倒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当上了新编75师的正副师长。

关震亚、尚振华“曲线救国”成功，其他汉奸头目也纷纷向点验组的长官送礼求情，等到接收大员收取的礼品堆满了“大信公司”的库房（今舞阳县财政局），伪维持会的会长和干事们也就摇身一变、都成了抗日的功臣。

只是，送出去的财物总要想办法再捞回来、“清除汉奸”的名单上也需要找人来当替罪羊。于是，原十六保保长王三官的名字就被写上了县政府通缉捉拿的汉奸名册。

王三官事前对此毫无所知。

45年10月12日下午，县里来了三个人，一个干事两个兵，进到大洼村就把王家的房子贴上了“伪产”的封条，然后就要捆人。

王三官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大喊“冤枉！”，村里人谁也不相信王保长会干坏事，都聚拢过来表示反对。可就在这时，有个人却跳出来证明王三官是汉奸。

这人就是十六保的武管事王宗汉，王三官不当保长之后，他就成了附近几个村子的最高领导。现在看见县衙门来抓人，他不仅主动上前帮忙，还揭发说：“王三官勾结日本便衣队残害忠良、王三官是个汉奸”。

王宗汉向便衣队告密并被柳赖毒打的事，王三官出于息事宁人的考虑，从没有向外透露过，现在听见王宗汉倒打一耙，王三官的母亲顿时气坏了，扑上去要撕他的脸、并且又哭又骂地把事情的原委全都嚷了出来。武管事恼羞成怒、一耳光把老太太扇翻在地，王三官见状再也忍耐不住了，一头向王宗汉撞过去，俩人撕打在一起。

好人王三官打人了！这可是自他出生以来从没有过的举动。

大洼村的村民也激动起来，纷纷围上前去帮忙。事情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骚乱——王宗汉的肋骨被人踩断了、县衙门干事的头被砸破了，士兵的枪被抢了下来、当场打死了一个。

事情闹大了，王三官只得离家出走。他拿定了主意：投奔共产党。

南边正在打仗，“双十协定”后，国民党的四个整编师以方城、舞阳、遂平为中心向南推进，压迫着新四军豫中部队朝桐柏山区转移。罗大扁担告诉王三官：舞阳支队编进了陈先瑞的三支队，罗老头的几个徒弟也在那里，找不到新四军就去找八路军。

王三官连夜离开了大洼村，他没找到三支队却遇上了突围途中的冀鲁豫军区八团（45年10月，“水西八团”的北返道路被敌人截断，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向新四军五师靠拢）。

于是，46年，桐柏山区的被服厂出现了一位“创造染布新记录”的劳动模范；47年，大别山根据地出现了一位“累死也不丢下一个伤员”的模范管理员。同志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王干劲”……


贵州的镇远古城，是个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城东一公里外的“中和山”是道教名山，山南的青龙洞号称“黔东第一洞天”，山中还建有数座道观，其中有座“三元宫”。

天气晴好的时候，时常会有一位年愈九旬的老者到道观里走走看看，祭拜天官、地官和水官（三元）。附近的人们都知道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是离休干部，却不知道他曾经有个名字和神龛里的三官有联系
。
镇远是座水城，横贯小城的美丽的河流名叫舞阳河。三十年前，舞阳河还可以通航，王主任就负责管理这条河的航运，后来水电站多了、航运中断了，老王也就退了休。可他并没有回到河南老家去，而是留在这条和他家乡同名的河水边，安度晚年。

他每天虔诚地燃香祭拜，没有去“三元宫”的时候，就在家里念叨着太上秘旨、导引法诀。他家的堂屋里摆设着天地水三官的神位，在神龛的旁边，还挂着蔡志兰女士的遗像。和太上老君交涉完毕之后，王老总要在妻子的跟前停留一会，掸一掸镜框上并不存在的尘埃。

那一天，我问他：“你觉得，真的有灵魂么？”（这问题好象祥林嫂也问过）。

王老略带羞涩地笑了：“我知道不该相信这个，这是迷信……可是，灵魂这东西，说有也有的，它不在死人那里，在活人的心里呢”。

停了一会，老人十分认真地问我：“你说，要是把户口迁到少数民族地区，可不可以不搞火葬……”

我笑了。

我知道，这一刻，我面前的这位老者，不是离休干部王主任，而是那个豫中的朴实的农民——好人王三官。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