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怕我自己配不上所受的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总是将苦难审美化继而伦理化，不过，苦难确实常常是个体乃至庞大族群的镜子，它能照出人们避而不愿正视的自身德性。
无论个人还是族群，苦难的来源都纷繁不一，有意外，有担当，有误会，也有报应；有天灾，有人祸，也有不良品质下放纵的自找。除了天灾地祸的直接灾难，许多人总是将族群苦难的原因简单归咎于制度，其实，人类趋利避害的智慧与理性，以及相应的各种德性，在族群苦难中同样被品鉴，毕竟制度本是人的产物。
赫拉克利特所谓“性格决定命运”，普鲁塔克《名人传》里的马修斯·克里奥拉努斯(Marcius Coriolanus)可谓典型中典型。这位公元前5世纪勇敢、清廉、坚强的古罗马优秀将领，因为暴虐与专断和难以自控的暴烈情绪而至于叛国、首鼠两端，终至引来杀身之祸。克里奥拉努斯的苦难以至最终殒命，外在原因远不如其自身原因更致命，一个渴望成为政治家建功立业的人，不幸拥有跟建功立业完全相逆的性格，无疑是一大悲剧。这种苦难是性格缺陷所致，也可以说是自找的。这种苦难的承受者往往除了承受苦难，已经来不及幡然醒悟，也谈不上可避免还是不可避免，通常只能成为别人的教训。
克里奥拉努斯的个人品质给罗马共和国带来外敌入侵的严重灾难，与他几乎同时期的雅典人阿西比亚德，由于雅典人的高度配合而在毁国方面更胜一筹。
公元前415年初，雅典民主大会讨论远征西西里问题。尼西阿斯力陈其弊，再三劝阻，但著名的美男子、苏格拉底的学生阿西比亚德却纵其如簧巧舌，开出一张张空头支票，说服人们通过了远征决议。少数反对远征的人，怕被责不愛国只能闭嘴。不到两年，狂热的雅典远征军全军覆没，包括重装步兵1万人在内的5万多人和200多艘战舰（这个城邦帝国的自由人加上没有参战权的奴隶，总数通常也就15万人左右），为战争耗费的财物更是不计其数。西西里战争后，雅典走向衰落，不到80年，雅典连同希腊全境被马其顿征服，不复当年以寡敌众大败波斯帝国的辉煌。
开弓没有回头箭，路径依赖，势比人强，满天遍地弥漫着的某种气息足以将人推下悬崖，跌入深渊之前，反悔都来不及。人类有些行为，只有一次犯错的机会——贪婪、虚荣、懒惰、残忍，这些人类的恶性常常将自己和他人甚至群体带来深灾巨劫。
地中海这场2400多年前的军事悲剧，结束了一个伟大的文明体。历史就如《圣经》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如此惨绝的教训通常只是留在历史学家叹息的书行里，后世的人该多蠢还多蠢。黑格尔曾调侃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东西就是什么也没学到”——就在他过世后100年，面对经济大萧条的痛苦时，他的人民将权力的戒指通过选举的橄榄枝递给了比阿西比亚德还要阿西比亚德一百倍的“新阿西比亚德”——希特勒。这位“新阿西比亚德”完全符合霍弗所提醒过的“领袖必须是个务实者和现实主义者，但说起话来又得像个梦想家与理想主义者”，于是这来自天际的梦幻声音将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直接绑上战车，送进坟墓，第三帝国从分娩到入殓仅仅花了15年时间。
如爱因斯坦所言：“只有两样东西是无限的，就是宇宙，还有人类的愚蠢，不过我对前者还没什么把握。”无须远求，但看20世纪国史便知，从屠杀数百万的镇反、土改，到迫害数百万，牵连数亿的反右，从饿死数千万的大饥荒，到运动几亿人武斗、内战的文革，从毫无正当程序的所谓“严打”到摧毁家园的血拆……惶惶百年，中国的大规模暴行从未消停过。
极权政治只是原因的一个维度，正如受过苏联极权迫害的大诗人布罗茨基给捷克已故前总统哈维尔的公开信中提醒过的：“地理名称或政治术语提供的不是一个望远镜或一个窗子，而是我们自身的影子：即人类消极潜力的影子。我们在世界的这个部分于超过三分之二世纪里发生的事情之广度，是不能以一个‘共产主义’就可以勾销的。”
历史的悲剧无穷无尽，人类的苦难无休无止。真诚还是虚伪，直面还是回避，博爱还是仇恨，智慧还是愚昧，理性还是迷妄，验证它们的代价常常大到人们无法想象的地步。人类对待自己的态度，就如《哈扎尔辞典》中快镜提前显影或慢镜延缓显影的效果，是事先提防还是事后扼腕，是事后吸取教训还是从此同坑轮回，端看当事人自己。小到个人，大到族群，人类的问题从来不在于会不会犯错作恶，而在于犯错作恶之后有没有能力吸取教训远离覆辙——人类中不同文明的优劣高下分野，从根子上说，无非这么一点点看似平淡无奇的东西：有没有不推诿、不归咎于外人外物的自省精神。
雨天走泥路的人，如果在同一个坑里摔了100跤，会惹人笑话是笨蛋，如果拥有数亿十数亿庞大人口的族群这样做，可能就被称作尊重传统，于是在历史的鬼打墙里，苦难继续打着胜利的响指，纵声大笑。
族群苦难的每一面镜子里，都能照出人类的同一种模样：不敢自视并自正罪错的懦夫。苦难是不知反省者的“正义”（得其应得）。愚昧和报应从来都是历史荒诞剧的AB角，如果这是“配得上苦难”的新解，那陀思妥耶夫斯基于地下，也必定会一脸的茫然。
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目前在纽约做访问学者。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无论个人还是族群，苦难的来源都纷繁不一，有意外，有担当，有误会，也有报应；有天灾，有人祸，也有不良品质下放纵的自找。除了天灾地祸的直接灾难，许多人总是将族群苦难的原因简单归咎于制度，其实，人类趋利避害的智慧与理性，以及相应的各种德性，在族群苦难中同样被品鉴，毕竟制度本是人的产物。
赫拉克利特所谓“性格决定命运”，普鲁塔克《名人传》里的马修斯·克里奥拉努斯(Marcius Coriolanus)可谓典型中典型。这位公元前5世纪勇敢、清廉、坚强的古罗马优秀将领，因为暴虐与专断和难以自控的暴烈情绪而至于叛国、首鼠两端，终至引来杀身之祸。克里奥拉努斯的苦难以至最终殒命，外在原因远不如其自身原因更致命，一个渴望成为政治家建功立业的人，不幸拥有跟建功立业完全相逆的性格，无疑是一大悲剧。这种苦难是性格缺陷所致，也可以说是自找的。这种苦难的承受者往往除了承受苦难，已经来不及幡然醒悟，也谈不上可避免还是不可避免，通常只能成为别人的教训。
克里奥拉努斯的个人品质给罗马共和国带来外敌入侵的严重灾难，与他几乎同时期的雅典人阿西比亚德，由于雅典人的高度配合而在毁国方面更胜一筹。
公元前415年初，雅典民主大会讨论远征西西里问题。尼西阿斯力陈其弊，再三劝阻，但著名的美男子、苏格拉底的学生阿西比亚德却纵其如簧巧舌，开出一张张空头支票，说服人们通过了远征决议。少数反对远征的人，怕被责不愛国只能闭嘴。不到两年，狂热的雅典远征军全军覆没，包括重装步兵1万人在内的5万多人和200多艘战舰（这个城邦帝国的自由人加上没有参战权的奴隶，总数通常也就15万人左右），为战争耗费的财物更是不计其数。西西里战争后，雅典走向衰落，不到80年，雅典连同希腊全境被马其顿征服，不复当年以寡敌众大败波斯帝国的辉煌。
开弓没有回头箭，路径依赖，势比人强，满天遍地弥漫着的某种气息足以将人推下悬崖，跌入深渊之前，反悔都来不及。人类有些行为，只有一次犯错的机会——贪婪、虚荣、懒惰、残忍，这些人类的恶性常常将自己和他人甚至群体带来深灾巨劫。
地中海这场2400多年前的军事悲剧，结束了一个伟大的文明体。历史就如《圣经》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如此惨绝的教训通常只是留在历史学家叹息的书行里，后世的人该多蠢还多蠢。黑格尔曾调侃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东西就是什么也没学到”——就在他过世后100年，面对经济大萧条的痛苦时，他的人民将权力的戒指通过选举的橄榄枝递给了比阿西比亚德还要阿西比亚德一百倍的“新阿西比亚德”——希特勒。这位“新阿西比亚德”完全符合霍弗所提醒过的“领袖必须是个务实者和现实主义者，但说起话来又得像个梦想家与理想主义者”，于是这来自天际的梦幻声音将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直接绑上战车，送进坟墓，第三帝国从分娩到入殓仅仅花了15年时间。
如爱因斯坦所言：“只有两样东西是无限的，就是宇宙，还有人类的愚蠢，不过我对前者还没什么把握。”无须远求，但看20世纪国史便知，从屠杀数百万的镇反、土改，到迫害数百万，牵连数亿的反右，从饿死数千万的大饥荒，到运动几亿人武斗、内战的文革，从毫无正当程序的所谓“严打”到摧毁家园的血拆……惶惶百年，中国的大规模暴行从未消停过。
极权政治只是原因的一个维度，正如受过苏联极权迫害的大诗人布罗茨基给捷克已故前总统哈维尔的公开信中提醒过的：“地理名称或政治术语提供的不是一个望远镜或一个窗子，而是我们自身的影子：即人类消极潜力的影子。我们在世界的这个部分于超过三分之二世纪里发生的事情之广度，是不能以一个‘共产主义’就可以勾销的。”
历史的悲剧无穷无尽，人类的苦难无休无止。真诚还是虚伪，直面还是回避，博爱还是仇恨，智慧还是愚昧，理性还是迷妄，验证它们的代价常常大到人们无法想象的地步。人类对待自己的态度，就如《哈扎尔辞典》中快镜提前显影或慢镜延缓显影的效果，是事先提防还是事后扼腕，是事后吸取教训还是从此同坑轮回，端看当事人自己。小到个人，大到族群，人类的问题从来不在于会不会犯错作恶，而在于犯错作恶之后有没有能力吸取教训远离覆辙——人类中不同文明的优劣高下分野，从根子上说，无非这么一点点看似平淡无奇的东西：有没有不推诿、不归咎于外人外物的自省精神。
雨天走泥路的人，如果在同一个坑里摔了100跤，会惹人笑话是笨蛋，如果拥有数亿十数亿庞大人口的族群这样做，可能就被称作尊重传统，于是在历史的鬼打墙里，苦难继续打着胜利的响指，纵声大笑。
族群苦难的每一面镜子里，都能照出人类的同一种模样：不敢自视并自正罪错的懦夫。苦难是不知反省者的“正义”（得其应得）。愚昧和报应从来都是历史荒诞剧的AB角，如果这是“配得上苦难”的新解，那陀思妥耶夫斯基于地下，也必定会一脸的茫然。
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目前在纽约做访问学者。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