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刘绪贻：再论把“民主”与“民本”区分开来
1948年，笔者曾撰文谈过“民主”与“民本”的话题，今天觉得有必要再谈一谈。
时至今日，全世界都在呼吁民主和法治。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也一直在提倡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但有时我在报纸杂志上读到“以民为本”的提法，心里总感到不是滋味。为争取民主，我曾两次撰文论证“民主”与“民本”的严格区分，提醒人们不要鱼目混珠，误将“民本”当成“民主”。一次是1948年在上海《时与文》杂志上发表“人民自己作主人才是真正的民主”；另一次是1998年在武汉《长江日报》上发表“民主，就是让人民自己作主”。李慎之先生了解这一情况后，曾于2002年写信给我，说：虽然近年来“进步”舆论就“民本非民主”问题达成共识，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懂得民主，不理解“民本”与“民主”的区别。初读慎之先生的信，我还有些怀疑他是否低估了国人的政治思想水平。后仔细想想，又觉得他的论点不无根据。
为什么这样说呢？追本溯源，中国人之有民本思想，据郭沫若的说法，大约源自周公。他在所著《青铜时代》中“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里，谓周人之有“德”的思想是起自周公，而“修德”则是以民为对象的。后来，儒家经典中，民本思想比较常见。比如，“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周书?泰誓中》）等等。尽管所有儒家经典都体现了民本思想，但论述民本思想最充分的，还是《孟子》一书。甚至可以说，《孟子》一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论述民本思想的。孟子所谓王道，就是民本之道；所谓仁政，就是民本之政。大体上说，孟子是从正反两方面论述统治者“为政以民为本”的必要性，其最简明扼要的表述是：“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孟子?梁惠王上》）；“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
从以上所引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首先，民本思想是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的，而不是从人民的立场出发的，为政以民为本，是为了统治者能得天下并保天下。其次，民本思想是与君权天授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天佑下民，作之君”。再者，由于统治权是天授的，不是由人民授予的，统治者是“劳心者治人”，可以而且应当为人民作主；人民是“劳力者治于人”，不能自己作主，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过，统治者要想长期统治下去，在为民作主时就必须以民为本，否则，久而久之便会引起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人民群众要想少受剥削压迫，要想生存下去或生活得稍微好一点，就只有盼望出现明君、贤相、清官、良吏，否则就只能铤而走险，起来革命。
民主思想则与此完全不同。民主思想是从人民的立场出发的，人民具有天赋权利，统治者的统治权由人民授予，只能按照人民的意志及全体人民制定的宪法进行统治，不能代替人民作主，更不能自己作主；各级官吏只是人民公仆，决不是什么父母官，更不是什么大救星；人民有权罢免不称职、不按自己意志办事的任何官员。
总之，民本思想是封建时代、君主专制时代的产物，是为专制政体服务的；民主思想是后君主专制时代的产物（我们这里不涉及雅典民主），是为现代共和政体、人民政权服务的。两者本来就泾渭分明，不是一回事。那么，为何如李慎之先生所说，到如今还有许多人不懂民主，往往将民本与民主混淆起来呢？这也不难理解。从理论上说，中国的君主专制社会长达几千年，民本思想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忠君思想、官本位思想，已深入中国社会的骨髓之中，渗透到国人的血液里，只要有机会，就会顽强地表现自己，影响、控制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民主思想则是舶来品，传入中国不到两百年，而且受到传统文化的顽强抵制，所以难以扎根。
从历史事实看也如此。鸦片战争以前，除黄宗羲在清康熙年间所著《明夷待访录》中论述的近似民主思想（注：近来有的学者称此种思想为新民本思想，并非民主思想，也有道理。但本文暂不讨论这个问题）的反君主专制思想外，中国思想界没有出现民主思想。而且据全祖望（清代学者——编者注）跋黄宗羲之书所言，该书“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讳弗尽出”。即使如此，该书仍见忌于时，一百余年后始有初刻本，在乾隆年间还曾被禁。鸦片战争以后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的20年间，中国还只有少数人觉悟到要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但大都只想学别人的物质文明，对民主政治制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则盲然无识。1843年出版的魏源编的《海国图志》，1849年成书的徐继畲编的《瀛环志略》，两书都以同情态度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传到日本被一版再版，对明治维新产生了良好影响，而在讲究“华夷之辨”的中国却受到冷遇。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国势更加危急，清政府出于自强图存的需要，发起了洋务运动。这一运动既然是实行君主专制的清政府发起的，当然只能是学人家如何制造坚船利炮、修铁路、办电报，而不会学人家的民主政制。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要学西方的物质文明用以维护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也就是自觉不自觉地维护“民本”思想和体制，而藐视、排斥“民主”思想和体制。参与洋务运动的人中，虽有少数人因为亲历其境，认识到西方政教的优点，但除郭嵩焘等极个别人外，大都认为西方民主政教或源于中国，或与中国儒家政教相似。最能说明这些人将民主与民本混为一谈的是，他们在出使或到西方旅游考察时，只要是体会到西方民主政教的优点，便认为与力倡民本政教的孟子的思想符合。号称“曾（国藩）门四大弟子”之一的黎庶昌，从1876年起便长期出使，办理外交。他在“与莫芷升书”中谈及西方政教时说：“鉴其治理，则又与《孟子》好勇、好货、好色诸篇意旨相合。”
维新派虽摆脱了“中体西用”的框框，主张不仅学西方物质文明，也要学政治制度，否则就是本末倒置，但偌大中国，几乎没有一个维新人士能够将西方的民主政制（主要是君主立宪制）和中国儒家的民本政制区分开来。至于维新派主将康有为，众所周知，他是把1898年维新变法比作孔子改制的。如胡绳所言：“他从来没有越出传统的儒家学说的樊篱。”梁启超是维新派的台柱，他的思想虽然有时接近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但也分不清民本与民主，他在“西政丛书序”中说：“欧洲各国，百年以来，更新庶政，整顿百废。议政之权，逮于氓庶。故其所以立国之本末，每合于公理，而不戾于吾三代圣人平天下之议。”严复在维新派中，西学根柢最深，但他经受不住政治风浪，1897年他就反对梁启超在《时务报》上鼓吹民权的言论，晚年更主张尊孔读经，是维新派中最早在政治思想上倒退的一个代表。
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在南京组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表示将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不过如胡绳所说：“虽然有了中华民国的招牌，但占统治地位的仍旧是封建的经济、封建的政治；在思想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也还是封建思想。”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民主为何物，民主有什么好处。因此，野心家袁世凯不久便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撕毁了。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北洋军阀政权心目中不仅没有民主，甚至置民本于不顾。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讲的是“三民主义”，实际执行的是专制主义；蒋介石口里讲的民主，最多也不过意味着国民党执政要以民为本，从来也没有想到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蒋介石政权统治中国二十余年，真正被大多数人承认执政能以民为本的清官，数去数来好像也只有一个张难先。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前，按照有关文件规定，中国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但正如邓小平所说：“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
统治者为民作主有两种可能。有时候能为人民服务，比如建国初期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民主改革，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济等；但有时往往也不能为人民服务，原因有二：一是统治者中混进了坏人，比如新中国建立不久后的刘青山、张子善，以及后来的“四人帮”、康生、陈希同等人；二是统治者好心办了坏事，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都是，这些都是统治者“为民作主”办的。要是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就不会有这种愚蠢、对人民对国家都有害无益的事。因此，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就一再苦口婆心地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有时也提法治)，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积淀的君主专政遗毒既深且厚，以致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人们所听到的、看到的、体会到的，仍然是民本思想的顽强表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从报刊上剪辑这方面的资料，关于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也有，但属凤毛麟角，绝大多数都是关于统治者为民作主的。比如一些地方政府瞎指挥生产，向上级虚报农民的产量和收入；有的村官甚至逼迫农民的“祖母鸡”多下蛋；一些地方政府违反民意，机构臃肿，冗官成群，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有的小小司法局长竟大打出手，强迫旅馆老板提供服务小姐。此类事例不胜枚举。面对这种不能自己当家作主的尴尬处境，人民当然只有希望官员中出几个好人。这也就是炒作康熙、乾隆、包拯、海瑞等所谓圣君、贤相、清官的电影、电视剧总有市场的原因；也就难怪有的传媒把应称为人民勤务员、人民儿子的政府官吏称为“父母官”，吹捧其“爱民如子”；有的传媒把确定人民权利的立法称为“以民为本”的善良之法，却很不容易看到宣传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事例。
的确，早就是应该把“民主”和“民本”区分开来的时候了。统治者在为民作主时能以民为本固然是好事，但那只是君主专制时代人民的要求，而且历史证明那并不可靠。在我们这个时代，要真正保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由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据说，甚至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头几年就说，“为了劳动人民”而不是“通过劳动人民”的类型的国家将逐渐消亡。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里第一次公开地、正式地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条件之一提出来，是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探索的结果。但如何把三者有机统一起来，还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中共十七大以来，尽管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性日益加强，但直至今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希望执政者能以广阔的胸襟，高瞻远瞩，顺应当代世界潮流，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尽早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崇高目标。
本文原载：《同舟共进》2011年第4期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1948年，笔者曾撰文谈过“民主”与“民本”的话题，今天觉得有必要再谈一谈。
时至今日，全世界都在呼吁民主和法治。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也一直在提倡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但有时我在报纸杂志上读到“以民为本”的提法，心里总感到不是滋味。为争取民主，我曾两次撰文论证“民主”与“民本”的严格区分，提醒人们不要鱼目混珠，误将“民本”当成“民主”。一次是1948年在上海《时与文》杂志上发表“人民自己作主人才是真正的民主”；另一次是1998年在武汉《长江日报》上发表“民主，就是让人民自己作主”。李慎之先生了解这一情况后，曾于2002年写信给我，说：虽然近年来“进步”舆论就“民本非民主”问题达成共识，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懂得民主，不理解“民本”与“民主”的区别。初读慎之先生的信，我还有些怀疑他是否低估了国人的政治思想水平。后仔细想想，又觉得他的论点不无根据。
为什么这样说呢？追本溯源，中国人之有民本思想，据郭沫若的说法，大约源自周公。他在所著《青铜时代》中“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里，谓周人之有“德”的思想是起自周公，而“修德”则是以民为对象的。后来，儒家经典中，民本思想比较常见。比如，“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周书?泰誓中》）等等。尽管所有儒家经典都体现了民本思想，但论述民本思想最充分的，还是《孟子》一书。甚至可以说，《孟子》一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论述民本思想的。孟子所谓王道，就是民本之道；所谓仁政，就是民本之政。大体上说，孟子是从正反两方面论述统治者“为政以民为本”的必要性，其最简明扼要的表述是：“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孟子?梁惠王上》）；“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
从以上所引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首先，民本思想是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的，而不是从人民的立场出发的，为政以民为本，是为了统治者能得天下并保天下。其次，民本思想是与君权天授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天佑下民，作之君”。再者，由于统治权是天授的，不是由人民授予的，统治者是“劳心者治人”，可以而且应当为人民作主；人民是“劳力者治于人”，不能自己作主，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过，统治者要想长期统治下去，在为民作主时就必须以民为本，否则，久而久之便会引起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人民群众要想少受剥削压迫，要想生存下去或生活得稍微好一点，就只有盼望出现明君、贤相、清官、良吏，否则就只能铤而走险，起来革命。
民主思想则与此完全不同。民主思想是从人民的立场出发的，人民具有天赋权利，统治者的统治权由人民授予，只能按照人民的意志及全体人民制定的宪法进行统治，不能代替人民作主，更不能自己作主；各级官吏只是人民公仆，决不是什么父母官，更不是什么大救星；人民有权罢免不称职、不按自己意志办事的任何官员。
总之，民本思想是封建时代、君主专制时代的产物，是为专制政体服务的；民主思想是后君主专制时代的产物（我们这里不涉及雅典民主），是为现代共和政体、人民政权服务的。两者本来就泾渭分明，不是一回事。那么，为何如李慎之先生所说，到如今还有许多人不懂民主，往往将民本与民主混淆起来呢？这也不难理解。从理论上说，中国的君主专制社会长达几千年，民本思想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忠君思想、官本位思想，已深入中国社会的骨髓之中，渗透到国人的血液里，只要有机会，就会顽强地表现自己，影响、控制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民主思想则是舶来品，传入中国不到两百年，而且受到传统文化的顽强抵制，所以难以扎根。
从历史事实看也如此。鸦片战争以前，除黄宗羲在清康熙年间所著《明夷待访录》中论述的近似民主思想（注：近来有的学者称此种思想为新民本思想，并非民主思想，也有道理。但本文暂不讨论这个问题）的反君主专制思想外，中国思想界没有出现民主思想。而且据全祖望（清代学者——编者注）跋黄宗羲之书所言，该书“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讳弗尽出”。即使如此，该书仍见忌于时，一百余年后始有初刻本，在乾隆年间还曾被禁。鸦片战争以后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的20年间，中国还只有少数人觉悟到要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但大都只想学别人的物质文明，对民主政治制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则盲然无识。1843年出版的魏源编的《海国图志》，1849年成书的徐继畲编的《瀛环志略》，两书都以同情态度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传到日本被一版再版，对明治维新产生了良好影响，而在讲究“华夷之辨”的中国却受到冷遇。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国势更加危急，清政府出于自强图存的需要，发起了洋务运动。这一运动既然是实行君主专制的清政府发起的，当然只能是学人家如何制造坚船利炮、修铁路、办电报，而不会学人家的民主政制。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要学西方的物质文明用以维护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也就是自觉不自觉地维护“民本”思想和体制，而藐视、排斥“民主”思想和体制。参与洋务运动的人中，虽有少数人因为亲历其境，认识到西方政教的优点，但除郭嵩焘等极个别人外，大都认为西方民主政教或源于中国，或与中国儒家政教相似。最能说明这些人将民主与民本混为一谈的是，他们在出使或到西方旅游考察时，只要是体会到西方民主政教的优点，便认为与力倡民本政教的孟子的思想符合。号称“曾（国藩）门四大弟子”之一的黎庶昌，从1876年起便长期出使，办理外交。他在“与莫芷升书”中谈及西方政教时说：“鉴其治理，则又与《孟子》好勇、好货、好色诸篇意旨相合。”
维新派虽摆脱了“中体西用”的框框，主张不仅学西方物质文明，也要学政治制度，否则就是本末倒置，但偌大中国，几乎没有一个维新人士能够将西方的民主政制（主要是君主立宪制）和中国儒家的民本政制区分开来。至于维新派主将康有为，众所周知，他是把1898年维新变法比作孔子改制的。如胡绳所言：“他从来没有越出传统的儒家学说的樊篱。”梁启超是维新派的台柱，他的思想虽然有时接近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但也分不清民本与民主，他在“西政丛书序”中说：“欧洲各国，百年以来，更新庶政，整顿百废。议政之权，逮于氓庶。故其所以立国之本末，每合于公理，而不戾于吾三代圣人平天下之议。”严复在维新派中，西学根柢最深，但他经受不住政治风浪，1897年他就反对梁启超在《时务报》上鼓吹民权的言论，晚年更主张尊孔读经，是维新派中最早在政治思想上倒退的一个代表。
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在南京组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表示将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不过如胡绳所说：“虽然有了中华民国的招牌，但占统治地位的仍旧是封建的经济、封建的政治；在思想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也还是封建思想。”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民主为何物，民主有什么好处。因此，野心家袁世凯不久便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撕毁了。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北洋军阀政权心目中不仅没有民主，甚至置民本于不顾。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讲的是“三民主义”，实际执行的是专制主义；蒋介石口里讲的民主，最多也不过意味着国民党执政要以民为本，从来也没有想到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蒋介石政权统治中国二十余年，真正被大多数人承认执政能以民为本的清官，数去数来好像也只有一个张难先。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前，按照有关文件规定，中国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但正如邓小平所说：“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
统治者为民作主有两种可能。有时候能为人民服务，比如建国初期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民主改革，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济等；但有时往往也不能为人民服务，原因有二：一是统治者中混进了坏人，比如新中国建立不久后的刘青山、张子善，以及后来的“四人帮”、康生、陈希同等人；二是统治者好心办了坏事，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都是，这些都是统治者“为民作主”办的。要是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就不会有这种愚蠢、对人民对国家都有害无益的事。因此，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就一再苦口婆心地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有时也提法治)，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积淀的君主专政遗毒既深且厚，以致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人们所听到的、看到的、体会到的，仍然是民本思想的顽强表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从报刊上剪辑这方面的资料，关于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也有，但属凤毛麟角，绝大多数都是关于统治者为民作主的。比如一些地方政府瞎指挥生产，向上级虚报农民的产量和收入；有的村官甚至逼迫农民的“祖母鸡”多下蛋；一些地方政府违反民意，机构臃肿，冗官成群，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有的小小司法局长竟大打出手，强迫旅馆老板提供服务小姐。此类事例不胜枚举。面对这种不能自己当家作主的尴尬处境，人民当然只有希望官员中出几个好人。这也就是炒作康熙、乾隆、包拯、海瑞等所谓圣君、贤相、清官的电影、电视剧总有市场的原因；也就难怪有的传媒把应称为人民勤务员、人民儿子的政府官吏称为“父母官”，吹捧其“爱民如子”；有的传媒把确定人民权利的立法称为“以民为本”的善良之法，却很不容易看到宣传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事例。
的确，早就是应该把“民主”和“民本”区分开来的时候了。统治者在为民作主时能以民为本固然是好事，但那只是君主专制时代人民的要求，而且历史证明那并不可靠。在我们这个时代，要真正保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由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据说，甚至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头几年就说，“为了劳动人民”而不是“通过劳动人民”的类型的国家将逐渐消亡。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里第一次公开地、正式地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条件之一提出来，是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探索的结果。但如何把三者有机统一起来，还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中共十七大以来，尽管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性日益加强，但直至今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希望执政者能以广阔的胸襟，高瞻远瞩，顺应当代世界潮流，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尽早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崇高目标。
本文原载：《同舟共进》2011年第4期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