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当小云子做势准备发起另一次进攻时，云飞扬铁定知道这次非受伤不可。小云子向门的方向倒退过去，好象背上长了眼睛，在飞扬提醒他之前已经自动停下来。然后弓起背，嘴里念念有词，装出凶巴巴的模样。云飞扬已经根据他可能采取的进攻方式调整了几个姿势，最后发现几乎不可能找到既保护自己又可以让小云子攻击不失败的方式。所以他决定还是仰天躺着比较好。当小云子不管不顾的冲过来，云飞扬几乎在抱住他同时，感觉到肋骨被小家伙踢了一脚。这疼痛自然在小家伙的得意欢笑中显得微不足道。这时寝室门打开，妻子探进一个头，责怪道："你们闹腾到什么时候，要睡觉了呀！"
飞扬努努嘴，小家伙不情愿的伏在爸爸的胸脯上安静下来。飞扬知道如果没有这次让他得手，小家伙不会这么乖就要睡觉的。出生在美国的妻子一向对飞扬对待孩子的方式不以为然，认为是溺爱。按照妻子所说的美国方式，孩子从出生那一天开始就应该有自己的小床，有自己的小天地，就应该自己睡觉，就要学会独立。孩子出生前，飞扬也很赞成妻子的意见，可是当在医院第一眼看到那个血乎乎的小家伙被护士硬拉出来拼命哭过不停时，飞扬觉得不让孩子哭成了他这个做爸爸的最高责任。这就使得妻子那套建立在让孩子哭够了再适应的美国方式完全失去功效。不过妻子也没有进一步责难飞扬，反正两年来飞扬在很多时候不但尽了父责，还代了母职。妻子记得从孩子出生到现在两岁三个月，飞扬确实没有让孩子哭闹超过一分钟的。他逗孩子玩，给孩子讲故事，陪孩子睡觉，妻子觉得这样的父亲世界上可能没有第二个了。飞扬却告诉他，在中国大陆有很多这样的父亲，他自己的父亲也是这样。 (博讯boxun.com)
讲到大陆，想起大陆的父亲，飞扬就会陷入沉思。妻子知道那是自己永远无法搞清楚的。由于不知道飞扬在想什么，妻子自然无从安慰，她会悄悄离开。这个时候只有把他们父子两人留在一起，飞扬就会恢复过来。
孩子在飞扬的胸脯上已经发出了匀称的呼吸，飞扬知道孩子睡着了，不过这不过是浅睡。为了让孩子深睡，他一般都再等十分钟的样子，才把孩子从身上抱到小床上。两岁的孩子已超过十五斤重。妻子曾经试过这样让孩子在身上入睡，结果坚持不到十分钟就压得透不过气。他不理解飞扬怎么会如此享受。飞扬喜欢孩子在他身上的入睡，喜欢听他那匀称的呼吸，还有闻着小家伙身上头发上散发出的让他着迷的味道；他还喜欢轻轻拍孩子的背部让孩子感觉到安全。云飞扬享受这一切。看着医院那个血乎乎的小生命时，妻子担心有大男人倾向的飞扬难以接受。事实却相反。飞扬开玩笑的告诉妻子，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最基本的爱，一种是亲人之间的爱，是天生的，并且爱的程度与日俱增。就象父亲第一眼看到初生的婴儿，你可能会怀疑自己是否真会爱上这样一团血乎乎的小生命，可是不久，你会发现，小家伙每一次吮手指，每一次裂嘴一笑，每一次咿呀学语，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都让你爱他深一点。这个爱永远不会消失。另外一种基本的爱则是男女之爱，这个爱不是天生的，不管你是日久生情，抑或一见钟情，你都会发现你陷进了爱之中(FALL IN LOVE)而不能自拔。不过，很不幸的是，大多数美国人在这样掉进爱的陷井后，开始竭力爬出这种爱，于是美国有一半婚姻以离婚收场，另外一半中还有数量不少的需要求助婚姻专家的意见才得以维持。妻子对于飞扬的这个爱的理论很生气。有时甚至有点嫉妒两父子的亲密无间。
云飞扬几个星期后看到怀里的孩子开始会笑，然后孩子开始知道爸爸妈妈，然后开始用小手来抓爸爸的手，然后那一天，孩子开始发出爸爸的咿呀声，后来孩子开始亲爸爸，开始用他那小手抓爸爸的脸，后来就开始和爸爸玩激烈的游戏，并且总要胜利才肯罢休。云飞扬一有时间就和孩子在一起，周末或者假期就带孩子到华盛顿各个公园玩耍。同事在星期天看到云飞扬带着孩子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游玩已经不止一次，他们都说，如果美国国务院系统有评模范父亲的，当云飞扬莫属。
看着孩子平静幸福的小脸飞扬总不禁想起父亲，自己大学毕业后自愿进入国家安全部，父亲对此一直不理解，也不原谅飞扬。在父亲的心中特务就是阴险狡诈，欺负善良的同义词。父亲身体一直不好，1989年6月飞扬执行任务秘密潜来到美国后，也因为特殊原因一直无法回去看望他。父亲在1994年过世了。姐姐后来告诉飞扬，父亲在临终前不管抓着什么都当成是飞扬的手，嘴里含混不清的。可见当时父亲多么想牵着飞扬的手。飞扬心里别提有多难过。父亲伸出手想要抓住自己手的情景一直折磨着他，使他想起了那么多本来不应该忘记的。父亲沉默寡言，和母亲一起在最艰难的岁月拉扯大三个孩子。父亲在飞扬的印象中没有什么特别，上大学了还是一没有钱才想起父亲。自从姐姐告诉父亲临终时想抓住自己手后，这情景变得越来越清晰。这情景变幻成更多的一副副清晰的情景，小飞扬害怕了，小飞扬过马路，小飞扬在田间小路走着时，只要伸起小手，总有那么一双粗糙的大手在那里紧紧抓住自己的小手。现在那情景是那么的清晰又是那么的理所当然。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那双手，自己会是怎么样。自己什么时候不再需要那双手的？飞扬竭力回想着。可是在父亲需要抓住自己的手时，自己却远在太平洋这边的美国。
他的眼睛有些湿润。小云子的到来让他更加理解了父爱。父亲也一定象自己现在这样充满爱的抚摸着儿子，也一定喜欢闻自己儿时散发的气味---
孩子睡着后，云飞扬驾驶车子离开家，不一会就开进华盛顿特区。他喜欢这个时间在华盛顿驾驶着车子兜风，就象有些人喜欢晚饭后散一会步一样。车子行驶在宪法大道上，两边的雄伟建筑物迎面而来，又擦身而过。这些建筑物被嵌在草丛中的射灯映照得沉静庄严，自成一体；但一路走下来就会发觉他们其实是互相映照，一气呵成的。在经过白宫两条街道后，他把车转入23街，然后减速。在经过一间7-11便利店时把车停下来，打开车门向便利店走去。在经过路边垃圾筒时，他把咬了两口的一只苹果丢在里面。从便利店出来时，他带着买的两罐饮料。
华盛顿这个弹丸之地集中了世界上最优秀的间谍，也集中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反间谍技术。这里每一条街道几乎都上演过惊心动魄的间谍反间谍故事。飞扬知道，只要你在这里的街道上对情人嘀咕两句知心话，不出半小时，很可能已经被翻译成不同的文字被好几个国家的情报机关专家在研究。在这样的地方传递情报，飞扬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不使用任何间谍方式，顺其自然。他把获得的情报经过整理存进普通的数码磁卡中，然后晚上出来游车河的机会把比指头还小的磁卡插进苹果或者其他物品中丢在垃圾箱。之后再使用街边的互联网酒吧，指示人去收取。他知道什么时候垃圾工来收垃圾，即使出现问题，没有领取，磁卡也会被消灭在垃圾处理场。飞扬一直坚持任何获得的情报都经过他整理综合后送出，并且使用普通电脑和普通电脑数码磁卡。这样即使传递中出现问题甚至"交通员"(负责传递情报，本人不收集或者整理情报的特务)叛变，也无法追查到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安全部在美国首都最重要的情报小组组长的云飞扬认为，没有什么比间谍器材和先进的间谍技术更能置间谍于死地的。在华盛顿，你不是找不到间谍，事实上每个人都是间谍，问题是你无法找到他们做间谍的证据。美苏之间进行间谍战时使用的形形色色间谍器材和各种技术几乎成为间谍们的工作证，使得反间机构的工作异常简单，也使得美工司法部法官轻而易举就可以宣判间谍入狱。云飞扬这十年多来从一个人到发展到二十人的间谍小组组长，始终坚持一个信条：不使用任何间谍工具。
当然这样传递情报也要掌握技巧，首先华盛顿的穷人和流浪汉确实太多，他可不想藏在苹果里的小磁卡把可怜的流浪汉的牙齿碰掉。于是他回避华盛顿东北区的贫民窟。其次这里每一条街道都充满着摄影和窃听装置，稍微不小心就会出问题。所以他干脆选择白宫附近的两条街道作为主要传递地点。只要美国联邦调查局那些家伙们还是正常的，他们就不会怀疑有人疯狂到在白宫附近传递情报。
他把车驶往北区，十分钟后停在唐人街附近。下车后穿过一条小胡同，进入到25街。在那里有两间夜总会和一个快餐店，还有两三间网吧。他走进一间网吧，进入网络世界。在一个寻人启事网站，他发出了一则短信息。他知道很快就有人到那个7-11便利店收集他放下的情报了。他很高兴，通过这个方式，那些收集情报的人始终不知道他是谁。事实上他在成为最优秀的情报小组负责人后，北京国家安全部知道他真正身份的人已经屈指可数。
飞扬又进入一两个聊天网站，顺便点了两个色情网站，查看他们的免费图片是否及时更新了。然后离开前，顺便瞟了一眼一个交友网站的新朋友名单。他很高兴的发现，来自纽约的消息告诉他，又一笔钱已经汇入香港的户口。
这样取得钱已经变得越来越简便易行。经过香港几个户口的钱总计早超过两亿港币了。最早有这个念头，是云飞扬来美国后发现工作条件艰苦，情报经费短缺，入不敷出。北京国家安全部虽然每年都有数十亿的人民币的情报经费，几乎都拿去开办公司和被国内情报经营机构花费掉，真正拨到海外情报小组的少之又少。云飞扬曾经想象所有外派情报员一样对北京也来个将计就计，那就是出来后不再搞情报，而是开始赚钱做生意。赚了钱再给一些好处贿赂国内的情报经营官员，然后他们再也不需要你搞情报。真是皆大欢喜，损失的当然是国家，不过谁介意？国家安全部每年都大量派出这样的情报人员，99%后来都改行做生意了。不过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后云飞扬没有这样做，他不能放弃情报生涯。他就是一边赚钱，用自己的钱也要当中国的特务。当初他自己大学毕业走进国家安全部，六四后他又自己主动要求秘密派遣到海外，他不是为哪个机构，哪个人，甚至不是在为自己工作，他在为国家工作，人民工作，为党工作。
有了这个崇高的理想，手段再卑鄙点也无所谓。更何况敲诈这些贪官污吏的钱也算不上什么卑鄙。至于获得那些贪官的资料对于他这个国家安全部头号情报员来说简直易如反掌。在最早几个敲诈得手后，香港户口中作为情报经费的钱已经绰绰有余。使用这些钱，云飞扬在短短几年内发展了十几位情报员，他们中大多数是1989年后出来的青年学生。这些青年学生在六四天安门镇压后，逃亡海外。起初他们仍然豪情万丈，对于眼前的环境变化和艰难处境，多认为是卧薪尝胆，必有后报。后来只到海外学生把他们的爱国激情民主热情转换为绿卡和永住诉求，再眼巴巴看着美国等西方政府开始迎合中共政权，又经受中共的打压破坏造成的海外民运连连遭受挫折，---在这种情况下，云飞扬发展这些和自己年纪相仿的青年学生几乎没有费多少心力。当然他心里明白，如果不是自己的大计划在鼓励他们，但凭那些钱是不可能收买这些青年学生的，或者说不可能使他们心服口服。
很快云飞扬发现通过这个方式得到的"情报经费"远远超过了实际需要，在与纽约等地区几位小组核心情报人员商量后，大家一致认为停止这样做实在太可惜。最后一致决定除部分钱留下作为情报经费和大计划的费用外，其他钱一律捐给国内希望工程或者其他需要的人。于是在接下来几年中通过这样进入希望工程的匿名捐款达到五千多万人民币。
这个为希望工程匿名捐赠从贪官子女处敲诈的钱财的做法，到几年前突然出现问题。云飞扬在长长的等待敲诈的名单中，赫然发现北京专门负责希望工程以及好几个省份负责希望工程的大小官员共二十多名贪官的子女在里面，而他们贪污的途径竟然就是海外捐款的部分利息和投资赢利。并且总数远远大于小组总共交上去的五千万。云飞扬的心都凉了。
后来云飞扬决定把钱直接交给有需要的中国大陆人，同时开始资助大陆来的有困难的留学生。他们大多是工人，个体户和少量农民的子弟，父母凭一生积蓄和向亲友借来的钱供他们出国留学，希望孩子摆脱他们这一辈人的命运。他们来到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国家后，由于工作难找，生活陷入困难。云飞扬决定对他们实行大量的资助。目前在资助名单上已经有在美国，加拿大，澳洲等七个国家的四百多名学生。
对于这样一笔笔巨大的收入，小组成员中也有提议不妨拿些改善自己生活的。作为思想活络的组长，其实对这个提议并不怎么反感。就象对于国内的贪官们，云飞扬也根本没有多少恶意，他知道那个制度下，正常的人都会去贪污。那个共产党制度，不但搞得法制财经制度漏洞百出，而且使得人民早已失去任何信仰，能贪污的自然就贪污，不能贪污的就假装廉价以求升官，升官后再贪污；无法贪污也无法升官的，就抓贪官，抓出名后逮到机会自己也开始贪污。有时云飞扬甚至觉得，如其让有些钱落入国家为对付人民设置的专制机构手里，不如让官员贪污掉更好。但是对于要分掉部分敲诈海外贪官子女的钱财，云飞扬却坚决不同意。他说只有在大计划实行后，才可以考虑。因为实行大计划的人都要象天使一样纯洁，否则计划不攻自破。
对组长一向佩服的组员们都一致同意。他们虽然谁也不知道大计划的全部内容，但知道现在已经开始一步一步地部署。一是要输送尽量多的海外情报给北京，取得北京的绝对信任；二是要搞清北京部署在海外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其他情报小组人员。另外一点就是组长直接负责的，等待一个机会。他们对组长人品和能力的信任使得他们觉得不需要知道更多，只要组长知道就可以了。
组长离开网巴后心情已经完全放松下来，任务完成！现在他可以真正开着车子享受驾驶的乐趣了。虽然他一直很喜欢开着车子转来转去，不过最近他越来越无法享受到这一乐趣。一旦放松下来，他脑子马上被各种回忆和计划充塞。华盛顿亲中共的民主党总统下台后，上台的共和党总统无论从各方面来看，都正合云飞扬大计划的要求。计划需要尽快制定，执行。云飞扬知道，这个计划将意味着什么。他真想找人商量，找人请教，哪怕是找个人诉说也好。可是没有这样的人，妻子是标准的美国出生的华人，甚至不能理解飞扬看中文报纸；小组的成员虽然都是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可以信赖的，可是他们也不能够完全理解的；父亲也离开了，在最需要飞扬时，飞扬却在太平洋这边。
他还记得父亲第一次听到他选择的职业时的惊异和迷惑。飞扬在八十年代中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同学们远走高飞美国，南下广州香港，或者进入经贸部外交部的时候，他走的最近。他只穿过了不到十条街道，从北京大学校园走进了座落于北京西郊的西苑---国家安全部总部。他是半年后回家乡过年时告诉父亲自己的工作的，父亲当时惊异迷惑得目瞪口呆，接下来是伤心和失望。飞扬知道，父亲一直希望自己去政府当一名政府官员，次之则希望飞扬进入经贸部门。可是父亲怎么也没有想到飞扬竟然在学习四年外语后进入了国家安全部。用父亲的话说，"什么不好干，去当一个特务"，阴险，打小报告，陷害父老乡亲等到，父亲那天晚上越想越伤心，到后来竟然流下了眼泪。在云飞扬的记忆中父亲总共也就流过三次眼泪，一次是很小的时候飞扬记不清楚是为什么，另外一次是母亲去世的时候。这次是第三次。看到父亲流出眼泪，云飞扬默默无语。那时他也不十分搞清楚特务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这么遭父亲嫉恨，不过从那一天开始，云飞扬暗暗发誓，他一定要当一名好特务，一名让父亲为自己骄傲的特务！
他到国家安全部报导后才发现那些和他一起分配来的几十名大学生几乎都是被分配指标选进来的，他们进来的同时已经在打听如何调出去了。唯独云飞扬是第一自愿要求来的。当年北京大学外语系只有他一个人进入国家安全部。由于精通英语，飞扬被分配到当时的国家安全部一局---美欧情报局。不久飞扬就搞清楚，自己从事的职业完全不是父亲说的那种，当然他后来始终没有对父亲解释。飞扬从事的是对外秘密情报，专门对欧美人力情报收集。一局还对当时设在沿海省市的国家安全厅局内的欧美情报处进行业务指导。又过了一段时间，飞扬知道自己的工作并不是针对国内中国人民的，这使得他感觉好了起来。这种感觉也无形中转移到他的工作热情，工作也有了成绩。他工作不到两年已经受到局领导的多次表扬，并且提升了科长。
现在想起来他觉得是那么的遥远，可是为什么又记得清清楚楚，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段时间是自己一生中最充实的时光。他还记得他得到第一套国家安全制服时的激动，局里的年轻人都迫不及待在办公室换上和警察制服一样的国家安全制服。局领导已经明言，制服发给大家不是穿的，是放起来的。因为从事国家安全部秘密情报工作的干部，都具有隐蔽身份，制服只能在照相或者内部活动时才可以穿。飞扬当时很失望，他一直穿着新制服在办公室走来走去。那天回到单身宿舍后又穿起来在镜子前留恋了很久。
那真是一段值得怀念的日子。部领导在新人欢迎报告中说，虽然我们不强调"站着进来，躺着出去"，可是我们确实希望大家要安心工作，并要有一生贡献给党的情报事业，国家的安全工作的理想和决心。部长详细解释了三个忠于---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对于当时的云飞扬来说，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的，共产党又是全国人民的唯一的代表，所以不管是几个忠于，最后归结为忠于中国共产党。他也慢慢明白了国家安全部的情报工作为什么被称呼为党的情报事业而不是国家的情报事业。
两年后，云飞扬发现他进入国家安全部所作的工作和他想象不是一回事。他之所以进入安全部工作就是受到那么多中共情报史上的英雄人物的鼓励，从永不消逝的电波，战斗在敌人心脏，到看不见的战线，他心中的情报人员生活工作和现实中的完全不同。不久，他才算搞明白了，情报工作本来就有内外之分，北京安全部本部的情报工作就是情报经营管理工作，国外叫SPY MASTER，即是管理海外特务间谍的。真正的特务间谍自然不在国家安全部工作，而是散布在敌后和对象国，也就是台湾，港澳地区和国外。这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种工作。一般说，真正的特务间谍或者国家安全部称的情报人员，是靠两种方式取得：一是派遣，就是物色大学或者社会上的优秀人才以自然或者特殊的方式派遣到对方国家和地区；另外一形式则是由情报经营人员或者派遣的情报人员在目标国家或者地区"就地发展"，从当地政府或者敏感部门"拉"出有用的人，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授之以惠"的方式说服为他们为我工作。这些情报人员必须符合一条规矩，那就是不得使用安全部工作过的情报经营人员。情报员只需要在对象国知道窃取什么情报，并不需要对自己的情报总部有过多的了解。国家安全部的情报经营人员由于知道内部太多机密，反而不适合派遣到国外直接从事情报窃取工作，以免一旦失手被擒，招架不住透露本部机密。所以国家安全部经营人员除开部分被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名义派遣到国外从事外调和物色工作(也不直接卷入秘密情报窃取活动)，内部人员一般不得作为情报员派遣。云飞扬在搞清楚这个关系后，很不开心。原来他进入的地方正好让他无法作为外派情报人员到第一线去。他开始对这种和他党政机关没有什么区别的国家安全部办公室工作感到无可奈何。
1989年出现的学生民主运动改变了这一切。云飞扬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国家安全部成立于1983年，其中的情报业务部分是从中共中央调查部继承来的。无论是调查部还是国家安全部情报局，一直以来都是独立王国，即使在国内阶级斗争最炙烈，情报部门也没有受到多少冲击，在很多斗争中甚至置身事外。这除开一直有周总理保护之外，也与情报部门的工作性质有关。中共从建党以来就知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所以他们从周恩来在上海亲自领导特科开始，就非常倚重情报机构。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有心人总结了一下，几乎在所有国民党军级以上的作战机构中都至少有一名中共情报员；如此相反，国民党除开在早期国共斗争中获得几位叛变的共产党员外，没有成功安插几位情报人员到中共军级作战机构，加上当时国民党大特务头子戴笠为了不被蒋节石剥夺特务头子的权力，而把大量重要得安置于中共高层的特务记在自己脑子中，结果他飞机出事后，国民党损失利了很多在中共的内线。这不能不是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关键之一。1949年后，中共情报机构仍然以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为对手。文化大革命和解放后的历次运动并没有对情报机关有多大冲击，由于这里的领导几乎都真正在国民党里当过"特务"，所以造反派把他们都打成特务后，也没有办法再把他们怎么样。在周恩来的直接指示下，这些真正的特务一律下放锻炼，其实是被保护了起来。虽然文革中出现了康生跳上串下，可是并没有使得情报系统卷入。当时周总理不会答应，毛泽东也无能为力。还有一层鲜为人知的内情则是，只要情报系统不乱，力量保持完好，毛泽东就不敢轻易动周恩来。周恩来从特科开始一直直接负责中共所有情报系统。他保护情报系统的同时，也保护了自己。同时建国后在清理情工关系时，一些有心人也发现很多重要的情报关系并没有档案，而只是记忆在周恩来的脑子中。这点他和戴笠倒是一模一样，只是他没有分机撞山。
一直神秘兮兮的中共情报系统在邓小平上台后才首次发现自己的不足。那就是中共情报系统从设立开始就是针对国民党的，也非常有效。不过随着时间变化，中共的情报系统象他所有的体制一样，却没有能够及时适应新情况，新形式而变化。最早反应在抗日战争，以对付国民党这同样的中国人设立的情报系统在八年抗战中几乎完全处于停止运作状态。在后来的中共情报系统教课书中所有无名英雄和成功的特工故事都是针对国民党的，八年抗战中几乎没有出过一名优秀情报员。邓小平上台后推行改革开放，才发现中共情报系统对于外部世界所知有限。国家安全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83年成立。当时成立后国家安全部在海外的情报人员少得可怜，并且又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国家安全部外事处处长俞强声叛逃美国事件。他叛逃后把当时中国国家安全部系统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金无怠出卖，并破坏了当在美国的整个部署。事使得邓小平大为恼火。撤换了只当了一年的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那以后，中共在美国的情报部署始终差强人意。八十年代时依靠老华侨的情报系统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国家安全部只能依靠新移民和留学生勉强维持。其中依靠留学生的方式不但周期慢，而且学生本身也难以取得美国政府的信任，很少几个可以进入重要或者敏感单位。
1989年学生运动起始阶段，国家安全部对于学生运动是睁只眼闭只眼，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当时情况不明朗，他们不知道站在哪边。其次，国家安全部中特别是情报部门大多负责人是以前打进国民党内部，有些在解放前都是秘密发动组织学生运动的骨干，也有些刚刚从国外撤回来的，他们绝大部分在文革中都被下放劳改。不能不说他们对于学生运动还是有一定程度同情的。最后也是主要的，国家安全部从成立之时确立的机制根本没有应对学生运动的能力。国家安全部内部分工大体划分为两大块，秘密情报工作和反特反间侦察工作。其中反特反间侦察工作，主要是利用高科技对个人或团体进行跟踪，监视，窃听，秘密调查和取证工作，自然没有人力和技术能力对几百万学生民众参加的运动搞侦察。而作为情报这一块，从建立之初的全名就可以知道是针对境外的人力秘密情报。情报员都分散派遣到国外或者境外，当然没有多少可以留在北京窃取学生动向的情报。可是在这次学生运动末期接近六月份，气急败坏的中共高层勒令国家安全全力卷入掌握学生动态特别是抓到"幕后"黑手，当然能搞到中央情报局卷入的证据就更好。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安全部不得不倾巢出动，连当时当时搞了一辈子通报的老太太都搬着小板凳到北京胡同口收集学生动向情报。进入国家安全部不久精通英语的云飞扬就更加不用说，几乎被二十四小时安置在天安门广场附近，任务就是捕捉任何外国人和学生接触的蛛丝马迹。由于他从大学毕业不久，混迹于天安门学生中没有引起任何怀疑。云飞扬在广场上那些日子中曾经有那么几次产生过对三个忠于的疑问。他第一次发现，作为一名优秀的情报战士，要同时做到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并不象想象的容易。三个忠于也并不是一回事。甚至有那么一些时间，云飞扬忘记了他到天安门是在执行任务，他高呼口号，激动不已，并在好几次环广场游行中带头打起横幅标语。
六四镇压后，国家安全部当时在同情赵紫阳的政法委书记主导下以加强对西方派遣为名作出了对黄雀行动不收网，借机派遣的工作。这一工作在后来证实是对中共海外情报工作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的。云飞扬由于当时在广场上隐藏的深而被选中作为委派华盛顿地区的"情报骨干"(指负责派遣到外面负责发展人员的情报干部)。就这样他在中央情报局的黄雀行动掩护下顺利到达美国华盛顿，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间谍生涯。（未完待续）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飞扬努努嘴，小家伙不情愿的伏在爸爸的胸脯上安静下来。飞扬知道如果没有这次让他得手，小家伙不会这么乖就要睡觉的。出生在美国的妻子一向对飞扬对待孩子的方式不以为然，认为是溺爱。按照妻子所说的美国方式，孩子从出生那一天开始就应该有自己的小床，有自己的小天地，就应该自己睡觉，就要学会独立。孩子出生前，飞扬也很赞成妻子的意见，可是当在医院第一眼看到那个血乎乎的小家伙被护士硬拉出来拼命哭过不停时，飞扬觉得不让孩子哭成了他这个做爸爸的最高责任。这就使得妻子那套建立在让孩子哭够了再适应的美国方式完全失去功效。不过妻子也没有进一步责难飞扬，反正两年来飞扬在很多时候不但尽了父责，还代了母职。妻子记得从孩子出生到现在两岁三个月，飞扬确实没有让孩子哭闹超过一分钟的。他逗孩子玩，给孩子讲故事，陪孩子睡觉，妻子觉得这样的父亲世界上可能没有第二个了。飞扬却告诉他，在中国大陆有很多这样的父亲，他自己的父亲也是这样。 (博讯boxun.com)
讲到大陆，想起大陆的父亲，飞扬就会陷入沉思。妻子知道那是自己永远无法搞清楚的。由于不知道飞扬在想什么，妻子自然无从安慰，她会悄悄离开。这个时候只有把他们父子两人留在一起，飞扬就会恢复过来。
孩子在飞扬的胸脯上已经发出了匀称的呼吸，飞扬知道孩子睡着了，不过这不过是浅睡。为了让孩子深睡，他一般都再等十分钟的样子，才把孩子从身上抱到小床上。两岁的孩子已超过十五斤重。妻子曾经试过这样让孩子在身上入睡，结果坚持不到十分钟就压得透不过气。他不理解飞扬怎么会如此享受。飞扬喜欢孩子在他身上的入睡，喜欢听他那匀称的呼吸，还有闻着小家伙身上头发上散发出的让他着迷的味道；他还喜欢轻轻拍孩子的背部让孩子感觉到安全。云飞扬享受这一切。看着医院那个血乎乎的小生命时，妻子担心有大男人倾向的飞扬难以接受。事实却相反。飞扬开玩笑的告诉妻子，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最基本的爱，一种是亲人之间的爱，是天生的，并且爱的程度与日俱增。就象父亲第一眼看到初生的婴儿，你可能会怀疑自己是否真会爱上这样一团血乎乎的小生命，可是不久，你会发现，小家伙每一次吮手指，每一次裂嘴一笑，每一次咿呀学语，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都让你爱他深一点。这个爱永远不会消失。另外一种基本的爱则是男女之爱，这个爱不是天生的，不管你是日久生情，抑或一见钟情，你都会发现你陷进了爱之中(FALL IN LOVE)而不能自拔。不过，很不幸的是，大多数美国人在这样掉进爱的陷井后，开始竭力爬出这种爱，于是美国有一半婚姻以离婚收场，另外一半中还有数量不少的需要求助婚姻专家的意见才得以维持。妻子对于飞扬的这个爱的理论很生气。有时甚至有点嫉妒两父子的亲密无间。
云飞扬几个星期后看到怀里的孩子开始会笑，然后孩子开始知道爸爸妈妈，然后开始用小手来抓爸爸的手，然后那一天，孩子开始发出爸爸的咿呀声，后来孩子开始亲爸爸，开始用他那小手抓爸爸的脸，后来就开始和爸爸玩激烈的游戏，并且总要胜利才肯罢休。云飞扬一有时间就和孩子在一起，周末或者假期就带孩子到华盛顿各个公园玩耍。同事在星期天看到云飞扬带着孩子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游玩已经不止一次，他们都说，如果美国国务院系统有评模范父亲的，当云飞扬莫属。
看着孩子平静幸福的小脸飞扬总不禁想起父亲，自己大学毕业后自愿进入国家安全部，父亲对此一直不理解，也不原谅飞扬。在父亲的心中特务就是阴险狡诈，欺负善良的同义词。父亲身体一直不好，1989年6月飞扬执行任务秘密潜来到美国后，也因为特殊原因一直无法回去看望他。父亲在1994年过世了。姐姐后来告诉飞扬，父亲在临终前不管抓着什么都当成是飞扬的手，嘴里含混不清的。可见当时父亲多么想牵着飞扬的手。飞扬心里别提有多难过。父亲伸出手想要抓住自己手的情景一直折磨着他，使他想起了那么多本来不应该忘记的。父亲沉默寡言，和母亲一起在最艰难的岁月拉扯大三个孩子。父亲在飞扬的印象中没有什么特别，上大学了还是一没有钱才想起父亲。自从姐姐告诉父亲临终时想抓住自己手后，这情景变得越来越清晰。这情景变幻成更多的一副副清晰的情景，小飞扬害怕了，小飞扬过马路，小飞扬在田间小路走着时，只要伸起小手，总有那么一双粗糙的大手在那里紧紧抓住自己的小手。现在那情景是那么的清晰又是那么的理所当然。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那双手，自己会是怎么样。自己什么时候不再需要那双手的？飞扬竭力回想着。可是在父亲需要抓住自己的手时，自己却远在太平洋这边的美国。
他的眼睛有些湿润。小云子的到来让他更加理解了父爱。父亲也一定象自己现在这样充满爱的抚摸着儿子，也一定喜欢闻自己儿时散发的气味---
孩子睡着后，云飞扬驾驶车子离开家，不一会就开进华盛顿特区。他喜欢这个时间在华盛顿驾驶着车子兜风，就象有些人喜欢晚饭后散一会步一样。车子行驶在宪法大道上，两边的雄伟建筑物迎面而来，又擦身而过。这些建筑物被嵌在草丛中的射灯映照得沉静庄严，自成一体；但一路走下来就会发觉他们其实是互相映照，一气呵成的。在经过白宫两条街道后，他把车转入23街，然后减速。在经过一间7-11便利店时把车停下来，打开车门向便利店走去。在经过路边垃圾筒时，他把咬了两口的一只苹果丢在里面。从便利店出来时，他带着买的两罐饮料。
华盛顿这个弹丸之地集中了世界上最优秀的间谍，也集中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反间谍技术。这里每一条街道几乎都上演过惊心动魄的间谍反间谍故事。飞扬知道，只要你在这里的街道上对情人嘀咕两句知心话，不出半小时，很可能已经被翻译成不同的文字被好几个国家的情报机关专家在研究。在这样的地方传递情报，飞扬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不使用任何间谍方式，顺其自然。他把获得的情报经过整理存进普通的数码磁卡中，然后晚上出来游车河的机会把比指头还小的磁卡插进苹果或者其他物品中丢在垃圾箱。之后再使用街边的互联网酒吧，指示人去收取。他知道什么时候垃圾工来收垃圾，即使出现问题，没有领取，磁卡也会被消灭在垃圾处理场。飞扬一直坚持任何获得的情报都经过他整理综合后送出，并且使用普通电脑和普通电脑数码磁卡。这样即使传递中出现问题甚至"交通员"(负责传递情报，本人不收集或者整理情报的特务)叛变，也无法追查到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安全部在美国首都最重要的情报小组组长的云飞扬认为，没有什么比间谍器材和先进的间谍技术更能置间谍于死地的。在华盛顿，你不是找不到间谍，事实上每个人都是间谍，问题是你无法找到他们做间谍的证据。美苏之间进行间谍战时使用的形形色色间谍器材和各种技术几乎成为间谍们的工作证，使得反间机构的工作异常简单，也使得美工司法部法官轻而易举就可以宣判间谍入狱。云飞扬这十年多来从一个人到发展到二十人的间谍小组组长，始终坚持一个信条：不使用任何间谍工具。
当然这样传递情报也要掌握技巧，首先华盛顿的穷人和流浪汉确实太多，他可不想藏在苹果里的小磁卡把可怜的流浪汉的牙齿碰掉。于是他回避华盛顿东北区的贫民窟。其次这里每一条街道都充满着摄影和窃听装置，稍微不小心就会出问题。所以他干脆选择白宫附近的两条街道作为主要传递地点。只要美国联邦调查局那些家伙们还是正常的，他们就不会怀疑有人疯狂到在白宫附近传递情报。
他把车驶往北区，十分钟后停在唐人街附近。下车后穿过一条小胡同，进入到25街。在那里有两间夜总会和一个快餐店，还有两三间网吧。他走进一间网吧，进入网络世界。在一个寻人启事网站，他发出了一则短信息。他知道很快就有人到那个7-11便利店收集他放下的情报了。他很高兴，通过这个方式，那些收集情报的人始终不知道他是谁。事实上他在成为最优秀的情报小组负责人后，北京国家安全部知道他真正身份的人已经屈指可数。
飞扬又进入一两个聊天网站，顺便点了两个色情网站，查看他们的免费图片是否及时更新了。然后离开前，顺便瞟了一眼一个交友网站的新朋友名单。他很高兴的发现，来自纽约的消息告诉他，又一笔钱已经汇入香港的户口。
这样取得钱已经变得越来越简便易行。经过香港几个户口的钱总计早超过两亿港币了。最早有这个念头，是云飞扬来美国后发现工作条件艰苦，情报经费短缺，入不敷出。北京国家安全部虽然每年都有数十亿的人民币的情报经费，几乎都拿去开办公司和被国内情报经营机构花费掉，真正拨到海外情报小组的少之又少。云飞扬曾经想象所有外派情报员一样对北京也来个将计就计，那就是出来后不再搞情报，而是开始赚钱做生意。赚了钱再给一些好处贿赂国内的情报经营官员，然后他们再也不需要你搞情报。真是皆大欢喜，损失的当然是国家，不过谁介意？国家安全部每年都大量派出这样的情报人员，99%后来都改行做生意了。不过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后云飞扬没有这样做，他不能放弃情报生涯。他就是一边赚钱，用自己的钱也要当中国的特务。当初他自己大学毕业走进国家安全部，六四后他又自己主动要求秘密派遣到海外，他不是为哪个机构，哪个人，甚至不是在为自己工作，他在为国家工作，人民工作，为党工作。
有了这个崇高的理想，手段再卑鄙点也无所谓。更何况敲诈这些贪官污吏的钱也算不上什么卑鄙。至于获得那些贪官的资料对于他这个国家安全部头号情报员来说简直易如反掌。在最早几个敲诈得手后，香港户口中作为情报经费的钱已经绰绰有余。使用这些钱，云飞扬在短短几年内发展了十几位情报员，他们中大多数是1989年后出来的青年学生。这些青年学生在六四天安门镇压后，逃亡海外。起初他们仍然豪情万丈，对于眼前的环境变化和艰难处境，多认为是卧薪尝胆，必有后报。后来只到海外学生把他们的爱国激情民主热情转换为绿卡和永住诉求，再眼巴巴看着美国等西方政府开始迎合中共政权，又经受中共的打压破坏造成的海外民运连连遭受挫折，---在这种情况下，云飞扬发展这些和自己年纪相仿的青年学生几乎没有费多少心力。当然他心里明白，如果不是自己的大计划在鼓励他们，但凭那些钱是不可能收买这些青年学生的，或者说不可能使他们心服口服。
很快云飞扬发现通过这个方式得到的"情报经费"远远超过了实际需要，在与纽约等地区几位小组核心情报人员商量后，大家一致认为停止这样做实在太可惜。最后一致决定除部分钱留下作为情报经费和大计划的费用外，其他钱一律捐给国内希望工程或者其他需要的人。于是在接下来几年中通过这样进入希望工程的匿名捐款达到五千多万人民币。
这个为希望工程匿名捐赠从贪官子女处敲诈的钱财的做法，到几年前突然出现问题。云飞扬在长长的等待敲诈的名单中，赫然发现北京专门负责希望工程以及好几个省份负责希望工程的大小官员共二十多名贪官的子女在里面，而他们贪污的途径竟然就是海外捐款的部分利息和投资赢利。并且总数远远大于小组总共交上去的五千万。云飞扬的心都凉了。
后来云飞扬决定把钱直接交给有需要的中国大陆人，同时开始资助大陆来的有困难的留学生。他们大多是工人，个体户和少量农民的子弟，父母凭一生积蓄和向亲友借来的钱供他们出国留学，希望孩子摆脱他们这一辈人的命运。他们来到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国家后，由于工作难找，生活陷入困难。云飞扬决定对他们实行大量的资助。目前在资助名单上已经有在美国，加拿大，澳洲等七个国家的四百多名学生。
对于这样一笔笔巨大的收入，小组成员中也有提议不妨拿些改善自己生活的。作为思想活络的组长，其实对这个提议并不怎么反感。就象对于国内的贪官们，云飞扬也根本没有多少恶意，他知道那个制度下，正常的人都会去贪污。那个共产党制度，不但搞得法制财经制度漏洞百出，而且使得人民早已失去任何信仰，能贪污的自然就贪污，不能贪污的就假装廉价以求升官，升官后再贪污；无法贪污也无法升官的，就抓贪官，抓出名后逮到机会自己也开始贪污。有时云飞扬甚至觉得，如其让有些钱落入国家为对付人民设置的专制机构手里，不如让官员贪污掉更好。但是对于要分掉部分敲诈海外贪官子女的钱财，云飞扬却坚决不同意。他说只有在大计划实行后，才可以考虑。因为实行大计划的人都要象天使一样纯洁，否则计划不攻自破。
对组长一向佩服的组员们都一致同意。他们虽然谁也不知道大计划的全部内容，但知道现在已经开始一步一步地部署。一是要输送尽量多的海外情报给北京，取得北京的绝对信任；二是要搞清北京部署在海外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其他情报小组人员。另外一点就是组长直接负责的，等待一个机会。他们对组长人品和能力的信任使得他们觉得不需要知道更多，只要组长知道就可以了。
组长离开网巴后心情已经完全放松下来，任务完成！现在他可以真正开着车子享受驾驶的乐趣了。虽然他一直很喜欢开着车子转来转去，不过最近他越来越无法享受到这一乐趣。一旦放松下来，他脑子马上被各种回忆和计划充塞。华盛顿亲中共的民主党总统下台后，上台的共和党总统无论从各方面来看，都正合云飞扬大计划的要求。计划需要尽快制定，执行。云飞扬知道，这个计划将意味着什么。他真想找人商量，找人请教，哪怕是找个人诉说也好。可是没有这样的人，妻子是标准的美国出生的华人，甚至不能理解飞扬看中文报纸；小组的成员虽然都是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可以信赖的，可是他们也不能够完全理解的；父亲也离开了，在最需要飞扬时，飞扬却在太平洋这边。
他还记得父亲第一次听到他选择的职业时的惊异和迷惑。飞扬在八十年代中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同学们远走高飞美国，南下广州香港，或者进入经贸部外交部的时候，他走的最近。他只穿过了不到十条街道，从北京大学校园走进了座落于北京西郊的西苑---国家安全部总部。他是半年后回家乡过年时告诉父亲自己的工作的，父亲当时惊异迷惑得目瞪口呆，接下来是伤心和失望。飞扬知道，父亲一直希望自己去政府当一名政府官员，次之则希望飞扬进入经贸部门。可是父亲怎么也没有想到飞扬竟然在学习四年外语后进入了国家安全部。用父亲的话说，"什么不好干，去当一个特务"，阴险，打小报告，陷害父老乡亲等到，父亲那天晚上越想越伤心，到后来竟然流下了眼泪。在云飞扬的记忆中父亲总共也就流过三次眼泪，一次是很小的时候飞扬记不清楚是为什么，另外一次是母亲去世的时候。这次是第三次。看到父亲流出眼泪，云飞扬默默无语。那时他也不十分搞清楚特务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这么遭父亲嫉恨，不过从那一天开始，云飞扬暗暗发誓，他一定要当一名好特务，一名让父亲为自己骄傲的特务！
他到国家安全部报导后才发现那些和他一起分配来的几十名大学生几乎都是被分配指标选进来的，他们进来的同时已经在打听如何调出去了。唯独云飞扬是第一自愿要求来的。当年北京大学外语系只有他一个人进入国家安全部。由于精通英语，飞扬被分配到当时的国家安全部一局---美欧情报局。不久飞扬就搞清楚，自己从事的职业完全不是父亲说的那种，当然他后来始终没有对父亲解释。飞扬从事的是对外秘密情报，专门对欧美人力情报收集。一局还对当时设在沿海省市的国家安全厅局内的欧美情报处进行业务指导。又过了一段时间，飞扬知道自己的工作并不是针对国内中国人民的，这使得他感觉好了起来。这种感觉也无形中转移到他的工作热情，工作也有了成绩。他工作不到两年已经受到局领导的多次表扬，并且提升了科长。
现在想起来他觉得是那么的遥远，可是为什么又记得清清楚楚，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段时间是自己一生中最充实的时光。他还记得他得到第一套国家安全制服时的激动，局里的年轻人都迫不及待在办公室换上和警察制服一样的国家安全制服。局领导已经明言，制服发给大家不是穿的，是放起来的。因为从事国家安全部秘密情报工作的干部，都具有隐蔽身份，制服只能在照相或者内部活动时才可以穿。飞扬当时很失望，他一直穿着新制服在办公室走来走去。那天回到单身宿舍后又穿起来在镜子前留恋了很久。
那真是一段值得怀念的日子。部领导在新人欢迎报告中说，虽然我们不强调"站着进来，躺着出去"，可是我们确实希望大家要安心工作，并要有一生贡献给党的情报事业，国家的安全工作的理想和决心。部长详细解释了三个忠于---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对于当时的云飞扬来说，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的，共产党又是全国人民的唯一的代表，所以不管是几个忠于，最后归结为忠于中国共产党。他也慢慢明白了国家安全部的情报工作为什么被称呼为党的情报事业而不是国家的情报事业。
两年后，云飞扬发现他进入国家安全部所作的工作和他想象不是一回事。他之所以进入安全部工作就是受到那么多中共情报史上的英雄人物的鼓励，从永不消逝的电波，战斗在敌人心脏，到看不见的战线，他心中的情报人员生活工作和现实中的完全不同。不久，他才算搞明白了，情报工作本来就有内外之分，北京安全部本部的情报工作就是情报经营管理工作，国外叫SPY MASTER，即是管理海外特务间谍的。真正的特务间谍自然不在国家安全部工作，而是散布在敌后和对象国，也就是台湾，港澳地区和国外。这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种工作。一般说，真正的特务间谍或者国家安全部称的情报人员，是靠两种方式取得：一是派遣，就是物色大学或者社会上的优秀人才以自然或者特殊的方式派遣到对方国家和地区；另外一形式则是由情报经营人员或者派遣的情报人员在目标国家或者地区"就地发展"，从当地政府或者敏感部门"拉"出有用的人，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授之以惠"的方式说服为他们为我工作。这些情报人员必须符合一条规矩，那就是不得使用安全部工作过的情报经营人员。情报员只需要在对象国知道窃取什么情报，并不需要对自己的情报总部有过多的了解。国家安全部的情报经营人员由于知道内部太多机密，反而不适合派遣到国外直接从事情报窃取工作，以免一旦失手被擒，招架不住透露本部机密。所以国家安全部经营人员除开部分被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名义派遣到国外从事外调和物色工作(也不直接卷入秘密情报窃取活动)，内部人员一般不得作为情报员派遣。云飞扬在搞清楚这个关系后，很不开心。原来他进入的地方正好让他无法作为外派情报人员到第一线去。他开始对这种和他党政机关没有什么区别的国家安全部办公室工作感到无可奈何。
1989年出现的学生民主运动改变了这一切。云飞扬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国家安全部成立于1983年，其中的情报业务部分是从中共中央调查部继承来的。无论是调查部还是国家安全部情报局，一直以来都是独立王国，即使在国内阶级斗争最炙烈，情报部门也没有受到多少冲击，在很多斗争中甚至置身事外。这除开一直有周总理保护之外，也与情报部门的工作性质有关。中共从建党以来就知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所以他们从周恩来在上海亲自领导特科开始，就非常倚重情报机构。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有心人总结了一下，几乎在所有国民党军级以上的作战机构中都至少有一名中共情报员；如此相反，国民党除开在早期国共斗争中获得几位叛变的共产党员外，没有成功安插几位情报人员到中共军级作战机构，加上当时国民党大特务头子戴笠为了不被蒋节石剥夺特务头子的权力，而把大量重要得安置于中共高层的特务记在自己脑子中，结果他飞机出事后，国民党损失利了很多在中共的内线。这不能不是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关键之一。1949年后，中共情报机构仍然以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为对手。文化大革命和解放后的历次运动并没有对情报机关有多大冲击，由于这里的领导几乎都真正在国民党里当过"特务"，所以造反派把他们都打成特务后，也没有办法再把他们怎么样。在周恩来的直接指示下，这些真正的特务一律下放锻炼，其实是被保护了起来。虽然文革中出现了康生跳上串下，可是并没有使得情报系统卷入。当时周总理不会答应，毛泽东也无能为力。还有一层鲜为人知的内情则是，只要情报系统不乱，力量保持完好，毛泽东就不敢轻易动周恩来。周恩来从特科开始一直直接负责中共所有情报系统。他保护情报系统的同时，也保护了自己。同时建国后在清理情工关系时，一些有心人也发现很多重要的情报关系并没有档案，而只是记忆在周恩来的脑子中。这点他和戴笠倒是一模一样，只是他没有分机撞山。
一直神秘兮兮的中共情报系统在邓小平上台后才首次发现自己的不足。那就是中共情报系统从设立开始就是针对国民党的，也非常有效。不过随着时间变化，中共的情报系统象他所有的体制一样，却没有能够及时适应新情况，新形式而变化。最早反应在抗日战争，以对付国民党这同样的中国人设立的情报系统在八年抗战中几乎完全处于停止运作状态。在后来的中共情报系统教课书中所有无名英雄和成功的特工故事都是针对国民党的，八年抗战中几乎没有出过一名优秀情报员。邓小平上台后推行改革开放，才发现中共情报系统对于外部世界所知有限。国家安全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83年成立。当时成立后国家安全部在海外的情报人员少得可怜，并且又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国家安全部外事处处长俞强声叛逃美国事件。他叛逃后把当时中国国家安全部系统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金无怠出卖，并破坏了当在美国的整个部署。事使得邓小平大为恼火。撤换了只当了一年的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那以后，中共在美国的情报部署始终差强人意。八十年代时依靠老华侨的情报系统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国家安全部只能依靠新移民和留学生勉强维持。其中依靠留学生的方式不但周期慢，而且学生本身也难以取得美国政府的信任，很少几个可以进入重要或者敏感单位。
1989年学生运动起始阶段，国家安全部对于学生运动是睁只眼闭只眼，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当时情况不明朗，他们不知道站在哪边。其次，国家安全部中特别是情报部门大多负责人是以前打进国民党内部，有些在解放前都是秘密发动组织学生运动的骨干，也有些刚刚从国外撤回来的，他们绝大部分在文革中都被下放劳改。不能不说他们对于学生运动还是有一定程度同情的。最后也是主要的，国家安全部从成立之时确立的机制根本没有应对学生运动的能力。国家安全部内部分工大体划分为两大块，秘密情报工作和反特反间侦察工作。其中反特反间侦察工作，主要是利用高科技对个人或团体进行跟踪，监视，窃听，秘密调查和取证工作，自然没有人力和技术能力对几百万学生民众参加的运动搞侦察。而作为情报这一块，从建立之初的全名就可以知道是针对境外的人力秘密情报。情报员都分散派遣到国外或者境外，当然没有多少可以留在北京窃取学生动向的情报。可是在这次学生运动末期接近六月份，气急败坏的中共高层勒令国家安全全力卷入掌握学生动态特别是抓到"幕后"黑手，当然能搞到中央情报局卷入的证据就更好。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安全部不得不倾巢出动，连当时当时搞了一辈子通报的老太太都搬着小板凳到北京胡同口收集学生动向情报。进入国家安全部不久精通英语的云飞扬就更加不用说，几乎被二十四小时安置在天安门广场附近，任务就是捕捉任何外国人和学生接触的蛛丝马迹。由于他从大学毕业不久，混迹于天安门学生中没有引起任何怀疑。云飞扬在广场上那些日子中曾经有那么几次产生过对三个忠于的疑问。他第一次发现，作为一名优秀的情报战士，要同时做到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并不象想象的容易。三个忠于也并不是一回事。甚至有那么一些时间，云飞扬忘记了他到天安门是在执行任务，他高呼口号，激动不已，并在好几次环广场游行中带头打起横幅标语。
六四镇压后，国家安全部当时在同情赵紫阳的政法委书记主导下以加强对西方派遣为名作出了对黄雀行动不收网，借机派遣的工作。这一工作在后来证实是对中共海外情报工作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的。云飞扬由于当时在广场上隐藏的深而被选中作为委派华盛顿地区的"情报骨干"(指负责派遣到外面负责发展人员的情报干部)。就这样他在中央情报局的黄雀行动掩护下顺利到达美国华盛顿，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间谍生涯。（未完待续）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