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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研究的领域是中国经学史,这是很古奥的学问,离现代生活很远。但因为经学一直贯穿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尤其在进入清代后,有宋学和汉学之争,汉学里又有今文与古文之争,在晚清那样一种内外交侵的环境下,就牵涉到如何看待古代经典,

如何评价孔子的地位,如何评价古代文化传统,还有社会改革的取向等等一系列问题,因此经学虽然古老,却又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息息相关。 朱先生的学术兴趣因此也旁及明清两代的思想史和政治史。他最著名的书是《走出中世纪》,80年代由多伦多大学出版,这并不是学术专著,而是他在学术之外对中国近代史的一些思考和不成系统的观点,若干文章连缀成篇,探讨了明末的学术发展、基督教入华、基督教在明末和整个清代的影响和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从康雍乾三朝的吏治看中国政治的弊病、还有若干清代学者的学术及影响等等。他对章太炎和康有为两人的研究尤其入微,特别是章太炎,对他在甲午和辛亥前后的行状和学术进行了梳理,让人领略到这个清末民初最大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参与并影响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全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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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枫下拾英 / 乐韵书香 / 朱维铮:中国人与中国史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中国人与中国史

    日期:2014-12-19 作者:朱维铮 来源:文汇报

    http://whb.news365.com.cn/xl/201412/t20141219_1530495.html

    中国人与中国史

      朱维铮


    谁是中国人

      三重认同尺度:国籍、种族、文化。

      现代世界,国籍以疆域为限,却已不以原住民为限。人口流动频率愈来愈高,迫使众多国家承认取得本国公民权,即为本国人,而公民权仅赋予连续在本国居住满若干年者,有的还与资产挂钩,所谓投资移民,还有承认双重国籍者。

      同样,现代世界已罕有单一种族或民族的国家。中国便居住着五十六个或以上的民族(尚有未经民族认同的族群,如苦聪人等)。种族已不限于同一基因群的族类,而民族的组成因素更复杂,很少有符合斯大林定义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里素质)。否则,“中华民族”的界定将成问题。

      因而,谁是中国人,如同谁是美国人、法国人、俄国人等一样,在现代世界上,主要表征是文化问题。文化认同涵泳着复杂的因素。

      

    中国人的文化认同

      中国的主体民族是汉族,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汉族本身就是历史形成的。它已不是上古的华夏族。早在距今约三千年的春秋初,居住在江汉流域的楚人,已否认自己是当时“中国”的华夏族。但黄土高原的华夏族,早先也非同族。

      清末章太炎著《序种姓》,上篇主要考察古华夏族的形成史,下篇主要考察中世纪胡汉姓氏的同化史。他在上篇就提出了(1)华夏的族源,(2)华夏的族群结构,(3)华夏族早期的姓氏分化和重组等。他利用中外文献研究,认为华夏族与世界其他古老民族一样,是经过几千乃至上万年形成的“历史民族”。论证未必正确,思路值得参照。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傅斯年著《夷夏东西说》,应用德国兰克史学的实证方法,从中国古文献的矛盾陈述中间,清理出一种说法,以为古华夏族实由东夷和西夏两大族类不断冲突、征服而同化的结果。黄土高原诸族依仗武力征服东方诸夷族,又不断吸收改造齐鲁等先进文化,形成在北方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而与孙吴以后成型的南方文化,形成南北二元对立。由此可知,只有尊重历史,才能说明中华民族的由来和演化过程。

      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复合体。汉族也如此。古华夏族不断与“四裔”同化。统一六国的秦朝王室,原出西戎。楚汉统治者皆非周秦苗裔。汉魏间塞外诸族大量南迁,所谓五胡乱华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诸族,历北朝隋唐,多无踪迹可寻。但知在一世纪被东汉窦宪等逐出北国的北匈奴,远遁西方,于五世纪突然现身于欧洲,由阿提拉王率领横扫西欧,后退入东欧。而南匈奴曾建立汉,后改前赵,旋即在大乱中式微,其中赫连勃勃一支在甘、青建过夏国,羯氐羌均强大又缩小。鲜卑全盛时称霸东北亚至中亚,它所建立的北朝,因分胡汉,促使汉族形成,至隋唐而定型。这时汉族实为北南诸族同化的产物。其后历经契丹、女真、蒙古、满洲诸王朝,北方汉族不断与这些民族混血,而南国汉族也不断吸纳百越诸族,终成明清的汉族。如今中国各少数族,唯有西南中南的彝苗瑶等族,历史可追溯到中世纪前,其他大部分都是唐朝至元朝才区别为不同族类的。

      因而,民族区别,更多体现于文化的多元性。

      

    多元文化的一统民族

      辛亥革命宣称五族共和,建立中华民国,获得原清帝国疆域内各民族的广泛认同。中华民族为世所共认。

      民族既是历史形成的,近代世界各民族当然也是近代才有严格意义的界定。全球不少区域都拥有古老文明,也许除了中国,没有一种古老文明不曾中断,或者说不曾改易面目。有的现代文明,如美澳诸洲,完全是近代世界的产物。即如中华文明,也是连续中有间断,一统中有差异。

      综合既往学者研究,以下见解可供文化认同参照:(1)凡民国以来,中国版图内的一切民族,都属于中华民族。(2)多民族的中华文化,是多元文化的复合体。(3)一切文化,都涵泳着物质的和精神的两重结构,二者交叉映现的是心理结构。(4)因而文化既是精神的物化,也是物化的精神,例如宗教的庙宇是物,僧道等人也是有形的,但都属于特定信仰的精神物化的表征,艺术形式及其映现的精神也一样。二者都涵泳特定的民族心态,例如佛教的禅宗道场,可谓传统士大夫对佛学认同的物化形态,而喇嘛教寺院,则是藏蒙诸族改造过的佛教密宗的物化形态。(5)组成中华民族的五十六个民族,各有文化特色,但都属于统一整体的分别反映(周谷城尤强调此点)。即如汉族,也同样有文化的多元色彩。集结的纽带唯有政体和文字,它如方言、民俗、信仰、以及衣食住行(行已例外,可说吃喝住穿),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乃至不同职业,都有大小明晦的差异,难以强求一律。(6)因而,只能承认所有区域、族群的文化多样性,都是中华文化的异彩,所谓“摩尼(珠宝)见光,随见异色”,不可说文化认同只能认同于单一的、人为的观念形态。(7)文化差异体现文化的相对性。所有中国疆域内的文化形态,既然早已同法度、同文字,相对于其他国族,当然是自成系统的统一整体。以往所谓中西文化或东西文化比较,不仅否认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宣扬所谓汉族中心论(在内部是大汉族主义),而且否认汉文化也存在着东西南北中的时空差异,乃至将都城文化代替中国文化,殊不知多元性正是汉族和整个中华文化的固有传统特色。(8)中华文化从来不是封闭体系,内部求同存异,外部吐故纳新,是中华文化历久不衰的奥义。新儒学反其道而行之,“以我为中心”,并欲以朱熹式理学为中心,决非文化认同导向。

      

    历史的中国

      假如将近代民族国家的疆域形成为准绳,那就只能同意谭其骧的界定,中国的版图当以康熙晚期为范畴。因为到清康熙中叶(一七○○年前后),帝国的有效统治,已经北至满蒙,西包准部西藏,南东有海南、台湾诸岛,且不说四境各旧国。那时帝国疆域,在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左右。

      时至晚清,清朝还相继在新疆、台湾设行省。然而列强侵略引发的边疆危机同时加剧,日本强割台澎,沙俄蚕食蒙疆,英法德意等也竞相强占中国领土。于是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光复,中国领土也似被蚕食后的秋海棠叶,仅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回眸历史的中国,可知(1)中国史的空间范围,不限于民国的疆域。(2)历史的中国,应该包括到清康熙为止的中国各族的共同历史,包括非华夏非汉族各族的国别史和王朝史。(3)即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中国史,大半时间也由非汉族的边疆民族主导,例如北京成为首都近千年,其中除明永乐后二百来年外,主人都属契丹、女真、蒙古、满洲诸族。被史家认作正统的两宋,除战俘、使臣和商人以外,没有人往返其地。中华文化不等于首都文化,于此可见一斑。

      

    中国的历史

      由前所述,可知中国史,就是历史的中国的全部历史。所谓全部,指外国侵略者强迫中国历届政府订立种种不平等条约以前,生活在中国领土上的各地区各民族的一切历史,也包括中国历代与域外诸国诸族交往的过程。

      王朝史不能代替中国史。清以前,每个王朝都更改国号,例如大唐、大宋、大元、大明、大清等。但王朝各有版图,而且同一时代常有几个王朝并存。两宋同时并存的,就有辽、金、西夏、大理和蒙古诸王朝。它们的历史,当然也属于中国史。

      中国史也不能简称“国史”。中国境内,即使在“大一统”时代,也常有其他国家。何况分裂时代,列国并存,你说哪国表征“中国”?即如民国,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如今共和国建立五十六年了,非但统一大业尚未完成,而且还被迫承认晚清边疆被分割的现状,那么辽金元清列朝都纳入版图的漠北疆土,能排除在历史的中国之外么?

      倒是十六、十七世纪相继入华的欧洲传教士,他们向西方世界介绍国号由明改清的东亚这个帝国的历史和现状,都采用了“中国”或“中华帝国”的概念,就是说更切合历史实相。所以,还是用“中国史”概括我们古往今来的历史为好。不消说,我赞同谭其骧教授的说法,“中国”的空间界定,应以十八世纪清朝版图为准。

      

    中国的历史编纂传统

      谁都知道我们的民族最重视历史。甲骨卜辞和钟鼎彝器铭文不断出土,表明殷周时代,记录和保存历史,已是国家大事。从公元前八四一年(西周共和元年)起,我们就有连续性的编年史记录。公元前二世纪末,司马迁写了《史记》,一部陈述上下三千年的中国和已知世界的通史。

      那以后,中国的历史著作,便层出不穷。自公元一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每个王朝,无论大小,都有专门史官撰写前代史和本朝史。到十八世纪,由清朝政府准行的“正史”,就有廿二部。民国又增至廿四史。都是以人物传记和制度记述为主的大历史。

      同时,相传由孔子晚年著成的编年史《春秋》,在中世纪也被许多公私史家仿效。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巨著,就是十一世纪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

      当然,中世纪还形成了其他的历史著作形式。被十八世纪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列举的,就有十七种。其实,中国传统的所谓经书,无不是叙史式历史文献汇编。春秋战国以来的学者文士,都好叙史、说史、论史,后来还发展到考史、证史。留下许多零散的笔记,或私著的“野史”,往往比官修正史等著作,更多保存历史真相。

      这样的传统,必定引起权力者的警觉。秦始皇焚书,重点摧毁的就是除《秦记》以外的列国历史记载。汉武帝迫害司马迁,起因便是他竟敢如实记载皇帝父子的阴谋和迷信。东汉皇帝改变策略,命令史官到宫廷中著史,从此成为传统。当然更不放松对史官的迫害。东汉末一个宰相,坚持要杀愿像司马迁受刑著汉史的蔡邕,理由就是汉武帝没杀司马迁,让他留下“谤书”。

      三国到南北朝,中国大乱了四百年。那时有兵就有权,但不论何族当权,只要稍微稳定,就控制修史,并严防史官出格。北齐高欢父子就是显例。也就在这期间,南北朝都形成了史馆制度,把编撰现代史变成由君主监视的政府行为。虽然纸的普及,使书写历史更容易,而权力争斗造成的言论空间,也使控制私人著史更困难。

      不过隋唐统一,官方控制历史编撰更有力了。唐太宗极重视按照他的意向重新解释历史,亲自主编《晋书》,替他夺去帝位的政变辩护。同时通过大规模编写《五代史》,完善了史馆制度,使民间史家想撰写现代史,尤其是当朝史,变得几乎不可能。

      关于中国的历史编纂传统,它的多彩形式和矛盾过程,可参看周予同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那中间的书目解题和作者小传,当初我的写作意向,就是串起来看,便是普及性的中国史学小史。

      

    中国人要知中国史

      历史属于人文学科。一切学科都有自己的历史。但历史学科虽不可能包罗万象,却是一切涉及人类过去的学科的共同基础,范围远较人文的、社会的、自然的或工艺的各类学科为广。因此,如今历史学内部的学科分工,虽然越来越专,越来越细,但任何史家都同意,通是专的前提,见树先见林,博大和精深应该相辅相成。

      有段时间,历史的范围,受权力干预,变得越来越窄。全部人类史,特别是中国历史,被化约成若干干巴巴的教条,成为贯串历史教科书的“红线”,谁有兴趣学它?有很长时间,中国史不受中学生欢迎。大学里连文学、哲学、新闻、艺术等人文学科各系,也都不愿专设中外通史课程,也许由于重复那些教条没有意思。

      效应呢?休说别人,就是所谓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精英,也大多不知中国的过去是怎么回事,甚至不知“清末民初”并非“明末清初”。我们的媒体涉及中外历史事件和人物,频频出错,已属司空见惯浑闲事。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国人对往古来今的历史不感兴趣,以所谓历史题材胡编乱造的影视作品,常放不衰,就是反证。然而,历史论著虽多,却极少吸引人阅读,于是以假乱真的“戏说”式的所谓讲古作品大行其道。以前官民常把《三国演义》当作三国真史。如今人们则信甚么皇帝太后之类的伪史是事实。秦始皇成为爱惜刺客人材的“英雄”,司马迁被汉武帝阉割后继续长胡子,康熙祖母没死便自称“我孝庄”,残忍的独夫暴君雍正成了英明的君主,吃喝玩乐又导致举国腐化的乾隆则成为深入民间微服私访的楷模,有的高官甚至对和珅敬佩得五体投地。类似例证,不胜枚举。中国历史被糟蹋到这种程度,“以史为鉴”从何说起。

      列宁曾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不以为历史有那么大的作用。但历史不能变成哈哈镜,不可藉助现代科技手段恣意扭曲,拿来辩护现状,或者当作骗钱的伪劣商品。日本右派“颇知历史”,首相议员不顾谴责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以致当今日本青年学生,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父祖对亚洲各国人民,制造了那么可怕的灾难。美国所有大学生都必修美国史,人人都知道五月花号装载几百清教徒到达美东,经历了怎样的过程,造成了今日美国的富有、强大。我们有些人羡慕美国人爱国至诚,却不知那是片面强调美国精神的历史教育积累的效应。

      我常说学历史没甚么用,因为这不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我也不赞同笛卡尔式的观念,将现代和传统断作两撅(参看史华慈)。现代新儒家幻想用孔孟之道拯救世界的道德沦丧,是反历史的。而“河殇”一派断言蓝色文明优于黄色文明,宣扬彻底反传统,同样是反历史的。

      中国历史表明,中国所以拥有全球传承最悠久的古老文明,中国所以在中世纪一直居于世界文明前列,中国所以在近代世界成为域外列强争欲吞噬的“肥肉”,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从未丧失过历史活力。古典的百家争鸣,儒家早已分崩离析,但它终于熬过秦汉“安宁术”的打击,因为它自居弱势,既迎合权力取向,又吸取道法墨诸派学术补充自身。结果汉代经学虽已脱胎换骨,但外表还奉荀况改造的孔子形象作为偶像,正如圣保罗新创的上帝教义还要用耶稣基督命名一样。以后中世纪经学不断迎合改变了的权力取向,毫不在乎地将佛道等教新说,纳入自身的经史表述,以致代代宗师都是假孔子。

      五四后周予同先生曾综合清末民初章太炎、梁启超的见解,指出中国经学史就是假孔子的发育史。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重考“圣名史”,指出没有一以贯之的孔孟之道,由西汉的孔子之术,到汉晋的周孔之道,再到唐宋的孔颜之道,直到朱熹死后百年才由科举制度肯定的孔孟之道,是个观念形态接连畸变的长过程,况且从明初二祖到清雍乾二世,连朱熹也非复生前原貌,更不消说孔孟都早成仅为帝王术掩饰的文化符号。

      符号史不等于真历史。我们自幼至壮,乃至老年,非但面貌大变,行为、思维和心态也无不更改。老照片常引起我们对过去的回忆,不论回忆是否五味俱全,却谁都知道不可能回到那些消失了的岁月。但通过回忆,深思人生历程,可以发现我们怎样从幼稚变得成熟,或由天真变成世故,甚至依然愚蠢,屡屡在类似的坑洼处跌倒。因此,历史不会重演,但回顾历史,却可能使我们变得聪明。假定有一门学问,可使个人、民族、和世人,都变得比较聪明,那就是历史。

      

    向大学生建议习史

      中国还没有普及高等教育。十三亿人口中得入大学的,不过千分之一。因而中国大学生既属罕有,往往自视甚高,乃知自视天之骄子,不知天高地厚。

      其实学术分工愈来愈细,学历愈高,识见愈窄。上海市民谚谓,“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但不可不承认这是对学界分工专化窄化之现状的一种讽刺。陈景润便是显例。

      比较地说,人文学者的眼界较开阔,而历史学家特别是“通人”的眼界更开阔。中国史学史表明,从秦皇汉武以来,历史学家就经常被历代统治者憎恶,尤其当他们重历史胜过重政术的时候。韩愈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受天刑”,尽管遭到柳宗元批判,但那以后千年了,到“文革”还是将“资产阶级”史学当作由头,可知历史学家的命运,总在负面。

      我曾怀疑“八亿人都是政治家”的判断,当然也认定历史研究是少数人的事业。但我以为,中国人特别是大学学历以上的精英阶层,非学点历史不可,那第一步便是学点中国史。

      理由很简单:你是人,当然应知人兽乃至动植物区别的由来;你是现代人,当然应知地球村史,所谓全球化的来龙去脉;你是现代中国人,当然应知道今日中国的先民,怎样历尽艰辛,给今日中国各族居民,开创改变了当前生存环境和社会体制。

      从民国以来,数典忘祖和认贼作父两种相反文化取向,已成常态。然而十五年来,所谓民族主义,受到权力鼓励,藉助舆论一律,似成历史传统的聚焦点。

      难道清末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排外的蠢举,可称民族主义吗?从满洲入关,以文化落后的征服者,统治文化先进的汉族等被征服民族,的确曾以辽金元的失败史,当作历史的镜子。以满驭汉,禁止满汉通婚,宣称满文为国语,中央政权实行满汉双轨制,不容非八旗汉人染指兵权,乃至重新审定全部传统经史典籍,用权力强迫删改统治者发迹乃至其先民的历史,这都似在民国官修清史中再现。

      满清属于历史已九十四年,民国在大陆成为过去也已五十六年。按照《汉书》以来两千年的“隔代修史”传统,蒋介石退出大陆前,没有完成《清史稿》的改定,已证明这个政权非继清的“正统”。倘若驱蒋立国,时逾半个世纪,胜朝史止于残篇,居然由权力干预,耗用亿万民脂民膏,集合万千专家浅人,不顾《清史列传》《清史稿》和众多实录野史,早将满清近三百年基本史实厘清,用所谓新编清史,冲击民国史乃至国共斗争史的研究,乃至转移人们对于共和国史的视线。这现象岂非值得深思。

      

    介绍几本书

      历史教人聪明,读史却很辛苦。况且比较翔实、简明、可读又给人启迪的入门史著,实在少见。

      除了多半乏味的教科书,有志于了解一般中国史的同学,不妨选读这样几本书:

      (1)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这是费正清于一九九一年九月去世前完成的《中国新史》之前的一部中国通史。宋以前诸章由赖世和执笔。由蒙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章是费正清写的。他设定的读者对象为西方知识分子,却很适合我们的初学者,尤其我们至今没有像样的民国史和共和国史。有二○○二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中译本。另外,他的经典性名著《美国与中国》,以及《观察中国》等,也都有中译本。

      (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前三卷。

      (3)钱穆《国史大纲》。

      (4)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

      (本文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已故教授朱维铮先生未刊遗稿,发表有删节。)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大杂烩啊,没见什么特别有见地的观点。对其中拔高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地位,不敢苟同
      • 拔高了吗?回想从小学到大学所学习的被窜改的历史,再看看我们身边网友的近代史认知,就知道国人的历史知识很成问题。不同执政者对历史表述的控制,就说明了历史,历史学家的重要性,当然,地位是比较低的。
        • 中国民众历史知识贫乏,这点我承认。中国历史上把写史和史书的地位提高接近宗教的地位,近代把历史和意识形态混在一起,这个是只有中国才有的现象。
          • 接近宗教的地位,所以才会有司马迁的出现,宗教般的奉献精神,是否鲁迅所谓的民族脊梁?历史与意识形态的混在一起,很同意,但应该扩展一下,这不是中国独有的,共产国家都一样,希特勒有没有干过就不清楚了。
      • 这篇文章太短,而且被删减过,仅从它来认识朱维铮教授的史观,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我读过他四本近代史著作,对他的观点算是有一点了解,他是非常有个性的历史学家,对待历史人物也颇苛刻,他的书让我看到了明清史的一些本质。
        我这些年读历史著作,越发感觉到历史学的重要性,读史可以给人提供很多参照,让人站在宏大的视角看待具体的现象或问题。历史学是大学问、大智慧。
        • 能否介绍本朱维铮比较有代表性,又不要太厚比较易读的作品。
          • 朱维铮研究的领域是中国经学史,这是很古奥的学问,离现代生活很远。但因为经学一直贯穿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尤其在进入清代后,有宋学和汉学之争,汉学里又有今文与古文之争,在晚清那样一种内外交侵的环境下,就牵涉到如何看待古代经典,
            如何评价孔子的地位,如何评价古代文化传统,还有社会改革的取向等等一系列问题,因此经学虽然古老,却又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息息相关。 朱先生的学术兴趣因此也旁及明清两代的思想史和政治史。他最著名的书是《走出中世纪》,80年代由多伦多大学出版,这并不是学术专著,而是他在学术之外对中国近代史的一些思考和不成系统的观点,若干文章连缀成篇,探讨了明末的学术发展、基督教入华、基督教在明末和整个清代的影响和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从康雍乾三朝的吏治看中国政治的弊病、还有若干清代学者的学术及影响等等。他对章太炎和康有为两人的研究尤其入微,特别是章太炎,对他在甲午和辛亥前后的行状和学术进行了梳理,让人领略到这个清末民初最大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参与并影响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全过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