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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版的,加了小标题,对大家来说可能容易看点。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余英时:中国史研究的自我反思

我选择中国史为专业并开始系统的研究,到今天已超过六十年了。这六十年恰好是中国史研究的基本预设(fundamental assumptions),经历着重大转变的阶段。因此我必须以这一转变为背景,对我自己先后的研究动向进行反思,因为两者是分不开的。

斯大林“钦定”中国社会发展五阶段论

自清末以来(即二十世纪之始),通过日本的中介,中国史学家开始接触到现代西方的史学,并且一见钟情。在这一点上,梁启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生动的例证。他的《中国史序论》(1901)和《新史学》(1902)两文是最早的发难之作,借西方为他山之石对中国传统史学痛下针砭。他不满意中国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因此反对以朝代划分时代,而主张采用西方“上世”、“中世”、“近世”(后来通用“上古”、“中古”、“近代”)的分期。他所提出的中国史分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一直到今天还有人应用,即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公元前221);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1795);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今日。其中“中世史”长至两千年后来几乎已取得“定论”的地位。梁启超当时作此断定是因为他把这两千年看作“君主专制”的全盛期,“历久而无大异动”。但1930年代以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则将这两千年称作“经学时代”,即相当于西方中古的“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张荫麟评冯书更加以附和,断言中国在哲学上缺少一个“近代”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依据斯大林(Joseph Stalin)“钦定”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也将同一个两千年划作“封建时代”。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中古两千年”似乎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最主要特征。

宏观的“科学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

《新史学》一文清楚地显示出:梁氏已接受达尔文进化论为历史进化的基本模式。他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句话表示他相信人的世界和自然世界一样,也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所以史学的主要任务便是怎样去探索并建立’历史规律‘(historical laws)。由此可知,他所向往的《新史学》其实便是当时在西方风行的“科学的史学”(scientific history)。受到牛顿(Isaac Newton, 1642-1727)科学革命的启发,早在18世纪便有人主张用牛顿的方法来研究人文和社会现象,但到19世纪才发展成一种极其普遍的信仰,如孔德( Auguste Comte,1798-1857)、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斯宾赛(Herbert Spencer,1820-1903)等都是有力的推动者,而马克思对史学的影响尤其巨大。

“五四”运动以后,不同版本的“科学的史学”在中国史学界占据了主流的地位。这里姑举两个例子:第一、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傅斯年先生倡导的“科学的史学”基本上取法于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 的模式,其中有三个要素,即一、尽量占有原始史料;二、对史料采取最严格的批评态度;三、运用语言训诂的方法(philological method)于史学研究和教学。当时和后世史家认为这是和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取得实物证据的精神相一致的,所以称之为“科学的史学”。傅先生认为兰克式的史学和清代考证学极为相近而更有系统,因此取之不疑。但他同时又强调:史学的建设最后应该达到和生物学、地质学同样的科学高度,这就透露出:他也假定历史现象中存在着客观的“规律”(或“公理公例”),可以通过大量的具体研究而发现。这是史学最后成为一门“科学”的根本保证。不过他对此隐而不发,先从实际研究着手;在他领导下,这一派在中国现代史学领域内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第二,另一影响很大的「科学的历史」版本是由中国马克思派提供的。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核心(core)是唯物史观(the materialism conception of history),其大致内涵久已家喻户晓,毋须详说。这里我只想指出:后世信徒多相信马克思已发现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因而将史学变成了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

1949年以后,唯物史观遭受了高度的教条化和庸俗化,并在中国取得了「定于一尊」的地位,对于中国史学造成很大的损失。但这不是我现在要讨论的问题,一笔表过不提。我要说的乃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即马克思的一些重要历史观念,自1920年代传入中国之后,对于一般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方向。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名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1917-2003)曾跳出意识形态之外,追溯了马克思对于欧洲近几十年来历史研究的导向作用,相当客观可信。据他的观察,马克思的史学思维逐渐和史学打成一片,最后已不能也不必再在马克思派和非马克思派之间分辨异同了。(见他On History一书第十、第十一两章)。我觉得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例如社会史、经济史的兴起(如陶希圣先生的《食货》所代表的)以及中国社会史分期的争论等等,既起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很快便变成中国史学领域中的一般问题了。如果作深一层的探索,我们有充分的史料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点与中国一般史学的融合过程追溯出来(例如夏鼐,1910-1985他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的经历便提供了不少线索。见《夏鼐日记》第一册,1931-1934年)。

我用精密的史学考证来制衡宏观概括

以上两种不同版本的「科学的史学」是我早年研究中国史的思想背景。我并没有盲从其中任何一个版本,因为我既不敢贸然相信「史学」可以成为「生物学」、「地质学」一样的「科学」,更不敢断定究竟有没有什么「历史规律」。但是这两大史学流派在研究取向方面却各有所长:第一,傅先生一派对于史料和证据的处理方式事实上是将兰克的方法和清代考证学加以融会贯通,是现代史学研究所必须具备的。第二、马克思派的特殊历史理论(「唯物史观」)在1949年以前并未获得多数中国史学家的认同,但是它的宏观取向则很受重视。所谓宏观取向指超越出个人活动和个别事件而发掘历史上的大动向,由于这类大动向往往涉及社会的整体,因此研究无法局限于某一部分(如政治),有时不能不循着史料的引伸而扩展到其他部分(如社会、经济或思想)。

由于深受以上两大史学流派的影响,我自始便决定以精密的考证方法和宏观概括互相制衡并互相支援。我早期专题研究如《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和《汉代的贸易与扩张》(英文)都受到马克思派的启蒙,但并未接受唯物史观;我也遵守严格的考证方法,但完全没有考虑到以生物学、地质学为史学的范式。

我自始即最感兴趣的问题是怎样通过历史来认识中西文化的异同。中西异同是清末以来中国知识人共同关怀的大问题,至今仍在争论中;我一直相信,只有历史研究才是寻求解答的可靠途径。但是在「科学的史学」这一预设之下,我在这一领域的工作遇到很大的困难。为什么呢?如果历史和自然界一样,受着客观规律的支配,那么「历史规律」也必然和物理规律一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俟之百世而不惑”的。事实上,如前面所指出的,从梁启超的“上世、中世、近世”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尚未进入“近代”、到马克思派的历史分期,无不假定西方与中国循着同一历史规律而演进,但中国却远远落在西方的后面。在这一假定之下,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只存在于“先进”(西)和“落后”(中)之间。至于其他差异则是次要的,不过是表现方式和风格的不同而已。应该指出,这里也流露出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历史规律虽普遍有效,但在西方却获得了最顺利的发展因而构成了典型,足为其他文化示范。这是为什么“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人中颇多相信现代的西方为中国的前景提供了发展的样本。(1949以后一度盛行“苏联的今天便是中国的明天”之说,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西方中心论。)

没有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规律”

以上我大致交代了“科学的史学”的预设为什么严重地限制了中、西文化异同的探讨。接着我要谈一谈这一预设的衰落及其所带来的解放作用。

首先必须指出,将史学发展成物理、化学、生物一类的“科学”,这一想法开始便有人反对,而且在实践中多数史学家也做不到。不过在理论上“科学的史学”的号召力非常大,因此在很长时期内似乎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反对者虽不接受,却也无可奈何。大概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这一预设才越来越受到严重的挑战,关键发生在“历史规律”上面。出乎意外的是,使“历史规律”开始破产的竟是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 1889-1975)而不是“科学的史学家”。汤氏主张“文明”才应该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他在世界史上选出了二十一个“文明”作为研究对象,最后变成了十三卷本的《历史的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专从以“文明”为历史研究的主体而言,我毋宁是十分欢迎这部巨著的,但问题出在他要在这部大规模的研究中寻出“文明”兴起、发展和崩解的一般“规律”,这就掉进“科学的史学”陷阱之中了。当时(1950到60年代)西方各国专业史家群起而攻之,每人都根据最可信的史实和史证加以反驳,结果是他的所谓「规律」没有一条是站得住的。

另一方面,“科学的史家”所强调的“规律”也同样受到深入的质疑。评论这里无法展开,让我介绍一个比较重要的论点,即“generalization”(通贯性的概括)和“general laws”(通贯性的规律)不可混为一谈。自然科学可以建立“通贯性的规律”,史学则只能建立“通贯性的概括”。所谓“概括”,是指我们可以在历史上发现一些整体的趋势、动态、结构及其因果关系。但这一类的「概括」往往因地因时而异,在甲国如此,在乙国则未必如此,在甲时若是,在乙时又未必若是,因此和自然科学中普遍有效的“规律”截然有别。(至于于科学中的“规律”因研究的不断进步而不得不修正,则是另一回事。)“通贯性的概括”和“通贯性的规律”之间的分野划定之后,史学是不是“科学”的问题便自然消解了。正如最近史学家所指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人曾经成功地建立起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规律”。(参看Richard J. Evans, In Defense of History, 1999, pp.46-53;Joyce Appleby, Lynn Hunt and Margaret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1994, pp.168-9)

马克思派的历史分期是勉强比附的

“科学的史学”预设退位以后,我探讨中西文化异同的问题便不再有理论上的障碍了。考古和史学都已充分证实,中国作为一个古老文明不但起源于本土,而且大体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从这认识出发,我试着找出中国文化的特色并溯其源至“轴心突破”(Axial breakthrough)时期(即孔子出现的前夕)。但文化特色必从比较中得来,中西异同更离不开和西方相比较,因此在我的研究计划中,比较中西的文化和历史是一个重要环节。这里应该强调一下,“比较”必须尽量避免流为“比附”,尤其是“勉强的比附”(forced analogy)这是过去很常见的一种弊端,如前引梁启超与马克思派的历史分期便是显例。

但深一层分析,这一弊端显然是从西方中心论中衍生出来的。因为前已指出:在“科学的史学”预设之下,西方已成为“先进的典型”,中国史既循着同一“科学规律而演进”则“比附”于“典型”是无可避免的。但在“科学的史学”破产之后,西方中心论已失去了存在的根据,“比附”便完全没有必要了。由于以往几十年中历史分期的比附深入人心,至今仍时时流露在不少论者的笔下,因此我的研究重点之一是怎样在中国史进程的内在脉络中试求与事实相符而自然合理的时代划分。我相信,不但中国文化自具特色,而且它的发展途径也是独特的。

我以中国史为专业,并特别注重中西文化异同的问题,并不是单纯地由于“发思古之幽情”。1946年回到城市读书以后,我越来越亲切地感受到身处历史大变动之中。因此我读中、西历史都抱有一种迫切感,即希望从“古今之变”中了解我所处的“世变”究竟是怎样造成的?我并不相信“鉴往”可以“知来”,但是我认为历史研究和文化解析可以为我们打开认识“世变”的门户。在一切“世变”之中,我们特别应当关注价值系统的变动,这是我近年来自我反思的启悟之一。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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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枫下拾英 / 乐韵书香 / 余英時: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

    余英時

    我選擇中國史為專業並開始系統的研究,到今天已超過六十年了。這六十年恰好是中國史研究的基本預設(fundamental assumptions),經歷著重大轉變的階段。因此我必須以這一轉變為背景,對我自己先後的研究動向進行反思,因為兩者是分不開的。

    自清末以來(即二十世紀之始),通過日本的中介,中國史學家開始接觸到現代西方的史學,並且一見鍾情。在這一點上,梁啟超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最生動的例證。他的《中國史序論》(1901)和《新史學》(1902)兩文是最早的發難之作,借西方為他山之石對中國傳統史學痛下鍼砭。他不滿意中國舊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羣體」,因此反對以朝代劃分時代,而主張採用西方「上世」、「中世」、「近世」(後來通用「上古」、「中古」、「近代」)的分期。他所提出的中國史分期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一直到今天還有人應用,即一、「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一統(公元前221);二、「中世史:自秦一統後至清代乾隆之末(1795)」;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今日」。其中「中世史」長至兩千年後來幾乎已取得「定論」的地位。梁啟超當時作此斷定是因為他把這兩千年看作「君主專制」的全盛期,「歷久而無大異動」。但1930年代以後,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則將這兩千年稱作「經學時代」,即相當於西方中古的「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張蔭麟評馮書更加以附和,斷言中國在哲學上缺少一個「近代」階段。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依據斯大林(Joseph Stalin)欽定的社會發展「五階段論」,也將同一個兩千年劃作「封建時代」。所以在很長一段時期中,「中古兩千年」似乎已成為中國歷史的一個最主要特徵。

    《新史學》一文清楚地顯示出:梁氏已接受達爾文進化論為歷史進化的基本模式。他說:「歷史者敘述人羣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這句話表示他相信人的世界和自然世界一樣,也是受客觀規律支配的。所以史學的主要任務便是怎樣去探索並建立「歷史規律」(historical laws)。由此可知,他所嚮往的《新史學》其實便是當時在西方風行的「科學的史學」(scientific history)。受到牛頓(Isaac Newton, 1642-1727)科學革命的啟發,早在18世紀便有人主張用牛頓的方法來研究人文和社會現象,但到19世紀才發展成一種極其普遍的信仰,如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斯賓賽(Herbert Spencer,1820-1903)等都是有力的推動者,而馬克思對史學的影響尤其巨大。

    「五四」運動以後,不同版本的「科學的史學」在中國史學界佔據了主流的地位。這裡姑舉兩個例子:第一、歷史語言研究所創始人傅斯年先生倡導的「科學的史學」基本上取法於德國蘭克 (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 的模式,其中有三個要素,即一、儘量佔有原始史料;二、對史料採取最嚴格的批評態度;三、運用語言訓詁的方法(philological method)於史學研究和教學。當時和後世史家認為這是和科學家在實驗室中取得實物證據的精神相一致的,所以稱之為「科學的史學」。傅先生認為蘭克式的史學和清代考證學極為相近而更有系統,因此取之不疑。但他同時又強調:史學的建設最後應該達到和生物學、地質學同樣的科學高度,這就透露出:他也假定歷史現象中存在著客觀的「規律」(或「公理公例」),可以通過大量的具體研究而發現。這是史學最後成為一門「科學」的根本保證。不過他對此隱而不發,先從實際研究著手;在他領導下,這一派在中國現代史學領域內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第二,另一影響很大的「科學的歷史」版本是由中國馬克思派提供的。我們都知道,馬克思主義的核心(core)是唯物史觀(the materialism conception of history),其大致內涵久已家喻戶曉,毋須詳說。這裡我祇想指出:後世信徒多相信馬克思已發現了「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因而將史學變成了一門不折不扣的『科學』」。

    1949年以後,唯物史觀遭受了高度的教條化和庸俗化,並在中國取得了「定於一尊」的地位,對於中國史學造成很大的損失。但這不是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一筆表過不提。我要說的乃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即馬克思的一些重要歷史觀念,自1920年代傳入中國之後,對於一般史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史學研究的方向。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名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1917-2003)曾跳出意識形態之外,追溯了馬克思對於歐洲近幾十年來歷史研究的導向作用,相當客觀可信。據他的觀察,馬克思的史學思維逐漸和史學打成一片,最後已不能也不必再在馬克思派和非馬克思派之間分辨異同了。(見他On History一書第十、第十一兩章)。我覺得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中國。例如社會史、經濟史的興起(如陶希聖先生的《食貨》所代表的)以及中國社會史分期的爭論等等,既起源於馬克思主義,但很快便變成中國史學領域中的一般問題了。如果作深一層的探索,我們有充分的史料可以將馬克思主義的史學觀點與中國一般史學的融合過程追溯出來(例如夏鼐,1910-1985他在清華大學歷史系讀書的經歷便提供了不少線索。見《夏鼐日記》第一冊,1931-1934年)。

    以上兩種不同版本的「科學的史學」是我早年研究中國史的思想背景。我並沒有盲從其中任何一個版本,因為我既不敢貿然相信「史學」可以成為「生物學」、「地質學」一樣的「科學」,更不敢斷定究竟有沒有什麼「歷史規律」。但是這兩大史學流派在研究取向方面卻各有所長:第一,傅先生一派對於史料和證據的處理方式事實上是將蘭克的方法和清代考證學加以融會貫通,是現代史學研究所必須具備的。第二、馬克思派的特殊歷史理論(「唯物史觀」)在1949年以前並未獲得多數中國史學家的認同,但是它的宏觀取向則很受重視。所謂宏觀取向指超越出個人活動和個別事件而發掘歷史上的大動向,由於這類大動向往往涉及社會的整體,因此研究無法局限於某一部分(如政治),有時不能不循著史料的引伸而擴展到其他部分(如社會、經濟或思想)。

    由於深受以上兩大史學流派的影響,我自始便決定以精密的考證方法和宏觀概括互相制衡並互相支援。我早期專題研究如《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和《漢代的貿易與擴張》(英文)都受到馬克思派的啟蒙,但並未接受唯物史觀;我也遵守嚴格的考證方法,但完全沒有考慮到以生物學、地質學為史學的範式。

    我自始即最感興趣的問題是怎樣通過歷史來認識中西文化的異同。中西異同是清末以來中國知識人共同關懷的大問題,至今仍在爭論中;我一直相信,祇有歷史研究才是尋求解答的可靠途徑。但是在「科學的史學」這一預設之下,我在這一領域的工作遇到很大的困難。為什麼呢?如果歷史和自然界一樣,受著客觀規律的支配,那麼「歷史規律」也必然和物理規律一樣,是「放之四海而皆準,俟之百世而不惑」的。事實上,如前面所指出的,從梁啟超的「上世、中世、近世」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尚未進入「近代」、到馬克思派的歷史分期,無不假定西方與中國循著同一歷史規律而演進,但中國卻遠遠落在西方的後面。在這一假定之下,中西文化的本質差異祇存在於「先進」(西)和「落後」(中)之間。至於其他差異則是次要的,不過是表現方式和風格的不同而已。應該指出,這裏也流露出西方中心論的意識:歷史規律雖普遍有效,但在西方卻獲得了最順利的發展因而構成了典型,足為其他文化示範。這是為什麼「五四」以來中國知識人中頗多相信現代的西方為中國的前景提供了發展的樣本。(1949以後一度盛行「蘇聯的今天便是中國的明天」之說,其實也是一種變相的西方中心論。)

    以上我大致交代了「科學的史學」的預設為什麼嚴重地限制了中、西文化異同的探討。接著我要談一談這一預設的衰落及其所帶來的解放作用。

    首先必須指出,將史學發展成物理、化學、生物一類的「科學」,這一想法開始便有人反對,而且在實踐中多數史學家也做不到。不過在理論上「科學的史學」的號召力非常大,因此在很長時期內似乎佔據了主流的地位,反對者雖不接受,卻也無可奈何。大概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這一預設才越來越受到嚴重的挑戰,關鍵發生在「歷史規律」上面。出乎意外的是,使「歷史規律」開始破產的竟是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 1889-1975)而不是「科學的史學家」。湯氏主張「文明」才應該是史學研究的基本單位,他在世界史上選出了二十一個「文明」作為研究對象,最後變成了十三卷本的《歷史的研究》(A Study of History)專從以「文明」為歷史研究的主體而言,我毋寧是十分歡迎這部巨著的,但問題出在他要在這部大規模的研究中尋出「文明」興起、發展和崩解的一般「規律」,這就掉進「科學的史學」陷阱之中了。當時(1950到60年代)西方各國專業史家羣起而攻之,每人都根據最可信的史實和史證加以反駁,結果是他的所謂「規律」沒有一條是站得住的。

    另一方面,「科學的史家」所強調的「規律」也同樣受到深入的質疑。評論這裏無法展開,讓我介紹一個比較重要的論點,即“generalization”(通貫性的概括)和“general laws”(通貫性的規律)不可混為一談。自然科學可以建立「通貫性的規律」,史學則祇能建立「通貫性的概括」。所謂「概括」,是指我們可以在歷史上發現一些整體的趨勢、動態、結構及其因果關係。但這一類的「概括」往往因地因時而異,在甲國如此,在乙國則未必如此,在甲時若是,在乙時又未必若是,因此和自然科學中普遍有效的「規律」截然有別。(至於於科學中的「規律」因研究的不斷進步而不得不修正,則是另一回事。)「通貫性的概括」和「通貫性的規律」之間的分野劃定之後,史學是不是「科學」的問題便自然消解了。正如最近史學家所指出,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任何人曾經成功地建立起一條「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歷史規律」。(參看Richard J. Evans, In Defense of History, 1999, pp.46-53;Joyce Appleby, Lynn Hunt and Margaret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1994, pp.168-9)

    「科學的史學」預設退位以後,我探討中西文化異同的問題便不再有理論上的障礙了。考古和史學都已充分證實,中國作為一個古老文明不但起源於本土,而且大體上是獨立發展起來的。從這ㄧ認識出發,我試著找出中國文化的特色並溯其源至「軸心突破」(Axial breakthrough)時期(即孔子出現的前夕)。但文化特色必從比較中得來,中西異同更離不開和西方相比較,因此在我的研究計劃中,比較中西的文化和歷史是一個重要環節。這裏應該強調一下,「比較」必須儘量避免流為「比附」,尤其是「勉強的比附」(forced analogy)這是過去很常見的一種弊端,如前引梁啟超與馬克思派的歷史分期便是顯例。但深一層分析,這一弊端顯然是從西方中心論中衍生出來的。因為前已指出:在「科學的史學」預設之下,西方已成為「先進的典型」,中國史既循著同一「科學規律而演進」則「比附」於「典型」是無可避免的。但在「科學的史學」破產之後,西方中心論已失去了存在的根據,「比附」便完全沒有必要了。由於以往幾十年中歷史分期的比附深入人心,至今仍時時流露在不少論者的筆下,因此我的研究重點之一是怎樣在中國史進程的內在脈絡中試求與事實相符而自然合理的時代劃分。我相信,不但中國文化自具特色,而且它的發展途徑也是獨特的。

    我以中國史為專業,並特別注重中西文化異同的問題,並不是單純地由於「發思古之幽情」。1946年回到城市讀書以後,我越來越親切地感受到身處歷史大變動之中。因此我讀中、西歷史都抱有一種迫切感,即希望從「古今之變」中瞭解我所處的「世變」究竟是怎樣造成的?我並不相信「鑑往」可以「知來」,但是我認為歷史研究和文化解析可以為我們打開認識「世變」的門戶。在一切「世變」之中,我們特別應當關注價值系統的變動,這是我近年來自我反思的啟悟之一。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很专业。。。看不太懂。
      • 简体版的,加了小标题,对大家来说可能容易看点。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余英时:中国史研究的自我反思

        我选择中国史为专业并开始系统的研究,到今天已超过六十年了。这六十年恰好是中国史研究的基本预设(fundamental assumptions),经历着重大转变的阶段。因此我必须以这一转变为背景,对我自己先后的研究动向进行反思,因为两者是分不开的。

        斯大林“钦定”中国社会发展五阶段论

        自清末以来(即二十世纪之始),通过日本的中介,中国史学家开始接触到现代西方的史学,并且一见钟情。在这一点上,梁启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生动的例证。他的《中国史序论》(1901)和《新史学》(1902)两文是最早的发难之作,借西方为他山之石对中国传统史学痛下针砭。他不满意中国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因此反对以朝代划分时代,而主张采用西方“上世”、“中世”、“近世”(后来通用“上古”、“中古”、“近代”)的分期。他所提出的中国史分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一直到今天还有人应用,即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公元前221);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1795);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今日。其中“中世史”长至两千年后来几乎已取得“定论”的地位。梁启超当时作此断定是因为他把这两千年看作“君主专制”的全盛期,“历久而无大异动”。但1930年代以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则将这两千年称作“经学时代”,即相当于西方中古的“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张荫麟评冯书更加以附和,断言中国在哲学上缺少一个“近代”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依据斯大林(Joseph Stalin)“钦定”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也将同一个两千年划作“封建时代”。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中古两千年”似乎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最主要特征。

        宏观的“科学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

        《新史学》一文清楚地显示出:梁氏已接受达尔文进化论为历史进化的基本模式。他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句话表示他相信人的世界和自然世界一样,也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所以史学的主要任务便是怎样去探索并建立’历史规律‘(historical laws)。由此可知,他所向往的《新史学》其实便是当时在西方风行的“科学的史学”(scientific history)。受到牛顿(Isaac Newton, 1642-1727)科学革命的启发,早在18世纪便有人主张用牛顿的方法来研究人文和社会现象,但到19世纪才发展成一种极其普遍的信仰,如孔德( Auguste Comte,1798-1857)、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斯宾赛(Herbert Spencer,1820-1903)等都是有力的推动者,而马克思对史学的影响尤其巨大。

        “五四”运动以后,不同版本的“科学的史学”在中国史学界占据了主流的地位。这里姑举两个例子:第一、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傅斯年先生倡导的“科学的史学”基本上取法于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 的模式,其中有三个要素,即一、尽量占有原始史料;二、对史料采取最严格的批评态度;三、运用语言训诂的方法(philological method)于史学研究和教学。当时和后世史家认为这是和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取得实物证据的精神相一致的,所以称之为“科学的史学”。傅先生认为兰克式的史学和清代考证学极为相近而更有系统,因此取之不疑。但他同时又强调:史学的建设最后应该达到和生物学、地质学同样的科学高度,这就透露出:他也假定历史现象中存在着客观的“规律”(或“公理公例”),可以通过大量的具体研究而发现。这是史学最后成为一门“科学”的根本保证。不过他对此隐而不发,先从实际研究着手;在他领导下,这一派在中国现代史学领域内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第二,另一影响很大的「科学的历史」版本是由中国马克思派提供的。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核心(core)是唯物史观(the materialism conception of history),其大致内涵久已家喻户晓,毋须详说。这里我只想指出:后世信徒多相信马克思已发现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因而将史学变成了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

        1949年以后,唯物史观遭受了高度的教条化和庸俗化,并在中国取得了「定于一尊」的地位,对于中国史学造成很大的损失。但这不是我现在要讨论的问题,一笔表过不提。我要说的乃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即马克思的一些重要历史观念,自1920年代传入中国之后,对于一般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方向。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名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1917-2003)曾跳出意识形态之外,追溯了马克思对于欧洲近几十年来历史研究的导向作用,相当客观可信。据他的观察,马克思的史学思维逐渐和史学打成一片,最后已不能也不必再在马克思派和非马克思派之间分辨异同了。(见他On History一书第十、第十一两章)。我觉得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例如社会史、经济史的兴起(如陶希圣先生的《食货》所代表的)以及中国社会史分期的争论等等,既起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很快便变成中国史学领域中的一般问题了。如果作深一层的探索,我们有充分的史料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点与中国一般史学的融合过程追溯出来(例如夏鼐,1910-1985他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的经历便提供了不少线索。见《夏鼐日记》第一册,1931-1934年)。

        我用精密的史学考证来制衡宏观概括

        以上两种不同版本的「科学的史学」是我早年研究中国史的思想背景。我并没有盲从其中任何一个版本,因为我既不敢贸然相信「史学」可以成为「生物学」、「地质学」一样的「科学」,更不敢断定究竟有没有什么「历史规律」。但是这两大史学流派在研究取向方面却各有所长:第一,傅先生一派对于史料和证据的处理方式事实上是将兰克的方法和清代考证学加以融会贯通,是现代史学研究所必须具备的。第二、马克思派的特殊历史理论(「唯物史观」)在1949年以前并未获得多数中国史学家的认同,但是它的宏观取向则很受重视。所谓宏观取向指超越出个人活动和个别事件而发掘历史上的大动向,由于这类大动向往往涉及社会的整体,因此研究无法局限于某一部分(如政治),有时不能不循着史料的引伸而扩展到其他部分(如社会、经济或思想)。

        由于深受以上两大史学流派的影响,我自始便决定以精密的考证方法和宏观概括互相制衡并互相支援。我早期专题研究如《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和《汉代的贸易与扩张》(英文)都受到马克思派的启蒙,但并未接受唯物史观;我也遵守严格的考证方法,但完全没有考虑到以生物学、地质学为史学的范式。

        我自始即最感兴趣的问题是怎样通过历史来认识中西文化的异同。中西异同是清末以来中国知识人共同关怀的大问题,至今仍在争论中;我一直相信,只有历史研究才是寻求解答的可靠途径。但是在「科学的史学」这一预设之下,我在这一领域的工作遇到很大的困难。为什么呢?如果历史和自然界一样,受着客观规律的支配,那么「历史规律」也必然和物理规律一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俟之百世而不惑”的。事实上,如前面所指出的,从梁启超的“上世、中世、近世”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尚未进入“近代”、到马克思派的历史分期,无不假定西方与中国循着同一历史规律而演进,但中国却远远落在西方的后面。在这一假定之下,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只存在于“先进”(西)和“落后”(中)之间。至于其他差异则是次要的,不过是表现方式和风格的不同而已。应该指出,这里也流露出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历史规律虽普遍有效,但在西方却获得了最顺利的发展因而构成了典型,足为其他文化示范。这是为什么“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人中颇多相信现代的西方为中国的前景提供了发展的样本。(1949以后一度盛行“苏联的今天便是中国的明天”之说,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西方中心论。)

        没有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规律”

        以上我大致交代了“科学的史学”的预设为什么严重地限制了中、西文化异同的探讨。接着我要谈一谈这一预设的衰落及其所带来的解放作用。

        首先必须指出,将史学发展成物理、化学、生物一类的“科学”,这一想法开始便有人反对,而且在实践中多数史学家也做不到。不过在理论上“科学的史学”的号召力非常大,因此在很长时期内似乎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反对者虽不接受,却也无可奈何。大概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这一预设才越来越受到严重的挑战,关键发生在“历史规律”上面。出乎意外的是,使“历史规律”开始破产的竟是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 1889-1975)而不是“科学的史学家”。汤氏主张“文明”才应该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他在世界史上选出了二十一个“文明”作为研究对象,最后变成了十三卷本的《历史的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专从以“文明”为历史研究的主体而言,我毋宁是十分欢迎这部巨著的,但问题出在他要在这部大规模的研究中寻出“文明”兴起、发展和崩解的一般“规律”,这就掉进“科学的史学”陷阱之中了。当时(1950到60年代)西方各国专业史家群起而攻之,每人都根据最可信的史实和史证加以反驳,结果是他的所谓「规律」没有一条是站得住的。

        另一方面,“科学的史家”所强调的“规律”也同样受到深入的质疑。评论这里无法展开,让我介绍一个比较重要的论点,即“generalization”(通贯性的概括)和“general laws”(通贯性的规律)不可混为一谈。自然科学可以建立“通贯性的规律”,史学则只能建立“通贯性的概括”。所谓“概括”,是指我们可以在历史上发现一些整体的趋势、动态、结构及其因果关系。但这一类的「概括」往往因地因时而异,在甲国如此,在乙国则未必如此,在甲时若是,在乙时又未必若是,因此和自然科学中普遍有效的“规律”截然有别。(至于于科学中的“规律”因研究的不断进步而不得不修正,则是另一回事。)“通贯性的概括”和“通贯性的规律”之间的分野划定之后,史学是不是“科学”的问题便自然消解了。正如最近史学家所指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人曾经成功地建立起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规律”。(参看Richard J. Evans, In Defense of History, 1999, pp.46-53;Joyce Appleby, Lynn Hunt and Margaret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1994, pp.168-9)

        马克思派的历史分期是勉强比附的

        “科学的史学”预设退位以后,我探讨中西文化异同的问题便不再有理论上的障碍了。考古和史学都已充分证实,中国作为一个古老文明不但起源于本土,而且大体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从这认识出发,我试着找出中国文化的特色并溯其源至“轴心突破”(Axial breakthrough)时期(即孔子出现的前夕)。但文化特色必从比较中得来,中西异同更离不开和西方相比较,因此在我的研究计划中,比较中西的文化和历史是一个重要环节。这里应该强调一下,“比较”必须尽量避免流为“比附”,尤其是“勉强的比附”(forced analogy)这是过去很常见的一种弊端,如前引梁启超与马克思派的历史分期便是显例。

        但深一层分析,这一弊端显然是从西方中心论中衍生出来的。因为前已指出:在“科学的史学”预设之下,西方已成为“先进的典型”,中国史既循着同一“科学规律而演进”则“比附”于“典型”是无可避免的。但在“科学的史学”破产之后,西方中心论已失去了存在的根据,“比附”便完全没有必要了。由于以往几十年中历史分期的比附深入人心,至今仍时时流露在不少论者的笔下,因此我的研究重点之一是怎样在中国史进程的内在脉络中试求与事实相符而自然合理的时代划分。我相信,不但中国文化自具特色,而且它的发展途径也是独特的。

        我以中国史为专业,并特别注重中西文化异同的问题,并不是单纯地由于“发思古之幽情”。1946年回到城市读书以后,我越来越亲切地感受到身处历史大变动之中。因此我读中、西历史都抱有一种迫切感,即希望从“古今之变”中了解我所处的“世变”究竟是怎样造成的?我并不相信“鉴往”可以“知来”,但是我认为历史研究和文化解析可以为我们打开认识“世变”的门户。在一切“世变”之中,我们特别应当关注价值系统的变动,这是我近年来自我反思的启悟之一。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读过了,谢谢。
    • 历史看多了,都知道知老师那套言必称希腊罗马,中国落后8百年的车轱辘话有多可笑。余英時的认识,跟中国近年的经济发展和民族自信的提高直接相关,这已经是个学术潮流。而知老师等还跪在那爬不起来。
      • 今剩叹这类自干五,嘲笑别人跪着,真搞笑。自干五们站起来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