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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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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四纪念专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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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　增刊第４期　——
　　　　　　　　　　　（一九九二年六月四日出版）

　　　　　　献给　三年前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而死难的华夏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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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目录（cm9206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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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珍贵图片】　勇敢的中国人　　　　　　　　　　　　　　　　　　　柏尔龙
⒉【血染京华】　新闻图片——历史的真实记录
⒊【挽　　歌】　纪念六四　　　　　　　　　　　　　　　　　　　　　图　雅
　　　　　　　　再生　　　　　　　　　　　　　　　　　　　　　　　白　桦
⒋【史　　评】　从“二·二八”到“六·四”　　　　　　　　　　　　万年青
⒌【国内来鸿】　嘻怒笑骂皆成文章　　　　　　　　　　　　　　　　　彼　德
　　　　　　　　“六四”的创伤　　　　　　　　　　　　　　　　　　肖　华
⒍【历史一页】　《人民日报》号外　　　　　　　　　　　　　　　　　夏天宁
⒎【八九诗抄】　没有抽烟的日子　　　　　　　　　　　　　　　　　　王　丹
　　　　　　　　有没有脑袋都一样了——北京戒严有感　　　　　　　　老百姓
⒏【人物介绍】　身陷囹圄的吴学灿　　　　　　　　　　　　　　　　　夏天宁
　　　　　　　　记我的朋友王军涛　　　　　　　　　　　　　　　　　张　伦
⒐【长诗节选】　白玫瑰组曲（恐怖的夜／怒潮曲／我的梦呢／白玫瑰）　钱跃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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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图片】
［图片登在本刊　Postscript　版。１９８９年６月５日，一位中国青年只身阻挡在北京长安街上行进的一列坦克。美联社］

　　　　　　　　　　　　　　勇敢的中国人

　　　　　　　　　　　　　　James Barron

　　他一个人举起右手向街上走去，举得不见得比纽约人叫出租汽车高。

　　几周来从中国传来的许多图片，总是一幅幅拥挤的画面，给人一种人群从画片的一个边缘挤到另一边缘的印象，满是决心已定的示威者与心情矛盾的士兵。这一幅，却以它的简单明了而表现出巨大的力度：一位穿白衬衫的青年只身拦住了隆隆开往天安门广场的坦克。

　　站到领头的坦克前，这青年只有它一半高。但他的行动和手势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意图：他想停住缓慢推进的这列坦克。履带的碾磨慢下来，庞然大物果然被拦住了，停在他面前几尺远的地方。

　　这几尺，简直是毫厘之差——晚停一两秒钟，也许那坦克就会碾死他。这画面包含、概括了近几天来市民与军队的对峙，那种一触即发的局面：士兵们不知该何时推进、何时退却；示威者则有着不可动摇的决心，他们的勇气、那种毫不畏惧的态度，在几周前也许还不可思议。这幅一点都不喧哗的画片，显示的也是一场对峙。规模没那么大，却象征着政府立场的虚弱。

　　从邻近一座建筑的屋顶上，摄影师们在拍摄这无可比拟的僵持局面，可这青年说的话全都被学生们的叫喊和到处传来的枪声所淹没了。

　　坦克一停，就开始了体育比赛般的堵截，简直象有个教练指挥一样按步就班。领头的坦克把头掉向右边，显然想绕过这青年，他即刻快步移向他的左边，再次坚定地拦在坦克的正前方。

　　坦克向左拐去，这青年跟着移动，两腿叉开，身体又将之堵住，毫不退让。

　　领头的坦克再度起动。引擎加速，废气喷向第二辆坦克，第二辆也加大油门，废气喷向第三辆，就这么传下去。但引擎的加快转动并没将它们带向前多少，这青年还是不想让开路。

　　领头的坦克正停在大街上的黄线上。好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就那么站着。突然他跳到坦克上，跳向盖顶，倚向舱口，跟里面的士兵们说话，大概在恳求他们舍弃坦克走吧。

　　在坦克顶上来回走了几步后，这青年爬了下来。另一个人骑车过来，停下跟他说些什么。然后又有两个人跑向街心，其中一位穿深色衬衫的，高举起双手，象是在说：“别开枪。”

　　这两人抓住穿白衬衫的人的双臂，将他架走，这场对峙就结束了。坦克继续前进。

　　这穿白衬衫的青年是谁？什么触动了他，使他试图去停住坦克？这些都还不知道。

（家树　译自１９８９年６月６日《纽约时报》第８版。原标题为：One man can make a difference: this one jousted briefly with Goli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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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染京华】
　　　　　　　　　　　　新闻图片——历史的真实记录

『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３日，中央电视台一度恢复卫星对外电视传送服务，次日再度中断。此后，新闻媒介只能靠电话做现场报导。６月３日夜、６月４日晨，我们听到了记者们关于大屠杀的报导，电话传来，背景是枪声！密集的枪声！！使千百同胞倒下的密集枪声！！！

　　新闻封锁无法掩盖血写的历史，终于有一些勇敢的摄影记者，拍下了恐怖之夜的真实记录。屠城之惨，以这几名记者所见，已是如此；以天安门之大，长安街之大，北京之大，思之怎能不令人痛心疾首！及至辗转传出众多目击者的见证，已欲哭无泪矣！下面是一组照片的原说明，〖〗中的文字为摘者对画面的描述。　——摘者』

　　⑴　六月三日晚至四日凌晨，军队以机枪、坦克对付民众，最后装甲车冲进天安门广场“清场”。谁说没有死一人？图左下角是学生尸体。〖背景是天安门城楼〗［今枝弘一　摄］

　　⑵　士兵自人民大会堂冲出，枪口指向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学生，一边开火一边推进（其中一军人枪口可见火光）。［今枝弘一　摄］

　　⑶　穿迷彩军服的特种作战兵冲上人民英雄纪念碑驱赶学生。〖有北方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红十字会的旗帜；碑上尚有“召开人大，推进民主”等横幅标语〗［今枝弘一　摄］

　　⑷　长安街上市民企图阻截横冲直撞的装甲运兵车。［亚洲周刊图片］

　　⑸　兵临十里长街，群众愤怒到极点。一辆装甲运兵车在长安街上被焚。［钟琼华　摄］

　　⑹　血腥的晨曦下，大批装甲车在广场列阵，与民众对峙。［今枝弘一　摄］

　　⑺　一市民被装甲车撞得肝脑涂地，曝尸街头。〖一群愤怒、惊谔的市民、学生在近旁〗［美联社］

　　⑻　遭坦克碾过的死者，肉泥一团，惨不忍睹。［亚洲周刊一读者提供］

　　⑼　学生抬着鲜血直流的中弹同伴到医院抢救。〖伤者以带血白布捂头。共七人。几人身上衣服上都是血〗［Ｋ＆Ｗ图片社］

　　⑽　子弹无情，以千计市民血溅街头。图为一名死者被群众抬走，放在街角。〖死难者的Ｔ恤整个被血染红〗［今枝弘一　摄］

　　⑾　后面是机枪、坦克，前面去路茫茫。大学生清晨含泪撤出天安门广场。〖前排六名同学手搀着手〗［大冢敦子　摄］〖此日籍记者名字的冢字带土旁——摘者注〗

　　⑿　装甲运兵车如临大敌，列队向天安门广场推进。［今枝弘一　摄］

　　⒀　在天安门城楼附近，民众以血肉之躯对抗军队的枪炮，结果伤亡枕籍。图为市民用平板三轮车运走受枪伤者。〖另有八名骑车护送的群众〗［弗列·斯科特　摄］

　　⒁　受侮辱者群起反抗。四日早上军队在长安街上扫射，市民则仓惶走避。〖此照片为天安门附近的长安街上极其清楚的大幅度场面，远处可见两横列坦克，其前是一队列队整齐的军人，再前面的一队较零乱；近处，街上尽是市民丢弃的自行车，可见到一市民蹲在一黄色障碍物后；两人骑车、另外数人跑，几位想抬起倒下的自行车，还有两人半搀半拖着一名生死未卜者从街心往街边走去。街旁树下有三五成群的民众。画面最近处的街当中有两辆市民设做路障的推土机，各有十来人躲在后面。〗［弗列·斯科特　摄］

　　⒂　战火稍歇，惊魂未定的市民向记者展示军队开枪后遗下的各种口径弹壳。［今枝弘一　摄］

（沐青华　摘编自《亚洲周刊》的彩色图片特辑：《现场报道——惊心动魄的一百天》。此外，还有不少照片见于《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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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　　歌】
　　　　　　　　　　纪念六四

　　　　　　　　　　　图雅

　　　　　　静静地，花的飘落是这样
　　　　　　死亡被表达着是这样
　　　　　　世界如一出缤纷的悲剧这世界
　　　　　　我读史－－
　　　　　　有如在黑夜中走过巨大的刑场

　　　　　　　　　　　　　　１９９１年

　　　　－　－　－　－　－　－　－　－
　　　　　　　　　　再　　生

　　　　　　　　　　　白桦

　　　　　　对于在十字架上流尽鲜血的上帝，
　　　　　　死是漫长的疼痛的熄灭，
　　　　　　是人世苦难的集中体验，
　　　　　　是大悲意念的最后完成。
　　　　　　对于在风雪中终于倒伏的小草，
　　　　　　死是暴虐下的极度屈辱，
　　　　　　是难以瞑目的强烈愤怒，
　　　　　　是千万次抗争经验的积累。
　　　　　　但上帝和小草都能够再生，
　　　　　　当春水从人们眼中涌向大地的时候，
　　　　　　上帝微笑着从十字架上走下来，
　　　　　　小草挺起最柔弱也最具韧性的腰肢，
　　　　　　复活必然成为一个庄严的节日，
　　　　　　欢歌一如生命，无所不在。

　　　　　　　　　　　八九．六．六　（上海）

　　　　　（蓝剑　摘自《虽然那夜无星——心系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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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评】
　　　　　　　　　　　从“二·二八”到“六·四”

　　　　　　　　　　　　　　　万年青

　　1945年，台湾结束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统治，政权转到国民党政府手中。然而，当时国共正展开内战，加上接收台湾的国民党官员的腐败及治理失当，使得台湾经济萧条，物价飞涨，百姓的生活比光复前更加困难。从大陆来的官僚相互维护，欺压人民，导致本省人（民）与外省人（官）的关系日益恶劣。

　　1947年2月27日，台北的缉私员与宪警在查缉私烟的行动中失当，直接导致2月28日台北市民请愿示威，罢工罢市。由于示威者遭到当局枪击，群众的反应更大。加上潜伏已久的危机，在短短几天，事情便迅速曼延到全岛。同时，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对抗也不断上升，部分地区更发生武装冲突，地方势力乘机要求政治改革。

　　面对这些危机，国民党当局迅速采取铁腕措施。首先，政府认定这是“叛国”事件。接着从大陆调兵来镇压民众，在高雄等地对聚集的人群开枪扫射，同时实行戒严。下一步是清乡。在“宁杀一百，不漏一个”的政策下，许多嫌犯不经审判，就地枪决。加之军纪败坏，或公报私仇，或趁机索财，以致冤案累累。

　　军事镇压之下，“二·二八”事件很快便平息了。可是，对于受害的台湾人，不死于日本侵略者之手，而死于自己政府军警的枪下，真是难以瞑目。“二·二八”事件在台湾人心中留下了不可弥补的创伤。蒋家掌权的日子，“二·二八”是一禁忌：皇帝的疮疤是不可揭穿的。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中，因犯上、造反、叛国、颠覆、反革命而入罪的人真是如恒河沙数。人类是健忘的，历史不断重演。在现代通讯技术的帮助下，“六·四”悲剧也就栩生生地展现在世人眼前。

　　四十多年过去了，国民党终于在去年重新研究“二·二八”事件，并在今年正式举行纪念活动，对受难者的亲属作慰问。正如李登辉所说：“要勇敢面对现实，才能化解心结。”我们不仅要有面对现实的勇气，更要有走出这历史悲剧巡回的大智。“六·四”的心结何时能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yby0l@charney.gsfc.nasa.gov　供《华夏文摘》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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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来鸿】
　　　　　　　　　　　　　嘻怒笑骂皆成文章

　　　　　　　　　　　Peter　供《华夏文摘》专稿

彼德老兄：

　　在北美生活得“别有滋味在心头”的哥们儿：你是否还想到北京这个词儿？或北京人？一定还想吧？看来你的良心还不大大地坏。

　　北京虽说不象外国那样儿自由，可在这儿混水摸鱼那准保有大收获。所以我们还在这儿瞎混。而且还算过得去。如果说这城里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交通比以前可好好些。这是真的。托“共产党”邓大爷的福啊！

　　想必老兄也是个“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人，至少也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吧？不管怎么说，去年南方遭灾的事儿也曾“关心”或“入耳”吧？那可是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呀（永远是“多灾多难的中国”）！未知老兄是否也掏几个$出来？89年我跟你说要有场“六月雪”吧？这雪憋了两年，成灾了不是？

　　在国内，好象这财政永远是赤字，所以咱们爷们儿就老得掏腰包儿。亚运会要捐款；奥运会要捐款；遇水灾要捐款；“动乱”镇压也要捐款！你说邪乎不邪乎？这算没辙了。

　　北大现在挺平静，正在整顿“校纪校风”，杜绝“有伤风化”的现象。不许满世界拥抱，kiss，草地上打滚儿之类的。您说这春暖花开，阳光灿烂的，能不有 urge down there 吗？非逼出一大堆同性恋不可。得，同性恋就更褶子［北京俚语，指“麻烦了”、“糟了”——收信人注］啦，非法不说还说你有毛病。这可要造就成百上千的甘地呀！进出校门要查证儿，骑车上街随时有人叫住你问你懂不懂交通常识。新生先去军训，学会开枪（It's gonna be very fair NEXT TIME！！）。青年教师也要军训或到工厂去“改造”，曰：锻炼。你想想我在工厂“锻炼”是什么滋味？不用去体育馆练壮了是吧？真有你的，他大姑！不过我们还得装孙子，大气不敢使劲喘，有屁不能轻松地放。表面上嘻嘻哈哈，歌舞升平，混日子呗。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搂一眼，咱们哥们儿也两年没见啦。好歹也是一起枪林弹雨，出生入死过一回。一些“精英”们全把祖宗当垃圾拍卖，如果有的话，你在那边见了他们，冲他们多骂几句难听的！

　　回来咱们去学五［北大食堂——收信人注］吃小炒，还有扒肘条儿。怎么样？

　　回见了您哪。多保重。

　　　　　　　　　　　　　　　　　　　　　　ＸＸＸ
　　　　　　　　　　　　　　　　　　　　　　北京，1992年2月

（编者注：标题系本刊所拟。应收信人的要求，本刊隐去其姓和电子邮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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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的创伤

　　　　　　　　　　　　　　肖华　供稿

小华：

　　你好！春节将临，此时我更加思念离去的小夏以及远在异国他乡的你和小奇。以往的一切既然已非人力所能改变，那么未来的应尽最大努力去争取。这一段时间我虽然还时常腰疼，无法多行走，且还得了流感，个把月才好；但我过得很充实，也很累——累得心里舒缓。

　　近月来，我通过间接介绍，认识了一些朋友，其中有执着追求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共产党内的“老革命”；共产党培养大的叛逆者；还有“六四”屠城留下的年轻的寡妇、年幼的孤儿以及伤残者。我真切了解到现实生活中尚有比我更不幸的人们，他们还在苦苦地挣扎。小夏走后，我接受了来自国内外的份份爱心，现在需要我拿出勇气和毅力，赋予他们以爱心，帮助他们坚强地活下去，与暴政抗争到底。我苦苦思索：大概只有这样做，才符合小夏的遗愿，才能宽慰小夏的在天之灵。

　　这些人的处境的维艰出乎我意料，也令我心颤。仅举数例：

　　有位三十来岁的北京某研究所的工程师，年轻有为，他的研究项目数度获国内外奖。他有个美满的家庭，与妻子感情甚笃，上有残疾父母，下有学龄幼子。这位有思想见地的青年，目睹六月三日白天戒严部队在北京六部口用催泪瓦斯对付手无寸铁的群众的行为，被激怒了，吃饭后便离家加入了保护天安门学生的行列。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门东侧的历史博物馆与南池子之间，那里的戒严部队与群众对峙，扫射了九次。他是第一批被射倒下的，当时未死，子弹从左下肋穿出，伤及肝、肾、肺等，擦伤脊柱，被群众送往附近的协和医院，先后九次大手术，摘去一肾，抢救二十多天，一直高烧不退，终因不治于八九年六月三十日去世。其妻是个普通会计，在他死后患上心肌炎，心力衰竭，胆、肾都有结石，无法上班；本来只有七十元基本工资，病后住院按病休发工资百分之六十，连各种补贴在内，月收入仅八十多元。

　　令人难过的还有，死者在家是长兄，他死后不久，其父母便逼迫媳妇、孙子搬走，把房间让给其弟结婚用；而其妻的父母也不予接受，竟认为死的人都没有头脑，死了也活该。由此，其妻与娘家也决裂，投亲无门，孤儿寡母在友人的帮助下，借了一间十平方米的简易楼栖身。九一年秋，遗孤上小学一年级，母子相依为命。母亲在精神极度痛苦的情况下皈依天主教，从神父那里得到安慰。开学后母亲为生计起见，拟把这一年级的儿子送寄宿学校，好设法出外谋职，找些临时工干干。由于死者之死未有政治结论，因此不仅没有抚恤金，而且也无人负担其遗孤的每月生活费。

　　另外一名三十五岁左右的青年研究人员，大学毕业后留美三年，学成便于八八年回来报效祖国。未料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在府右街（中南海大门外面）当戒严部队向人群扫射时，他被击中膝盖处，经救治左大腿以下被截去，现在装上义肢，成了残疾人，但他仍在奋争，心更热了。

　　另一名不幸者，其状更惨。他三十六岁，本来是某进出口公司的业务经理，精明强干，自己又会驾驶汽车，上有父母，下有一女，夫妻生活也很美满。八九年六月三日夜于木樨地被戒严部队的子弹击中胸以上的脊柱，虽被海军医院救活，但已造成高位截瘫，四肢不能动弹而头脑清醒，现在是求生不能，欲死不得。其妻与他离婚，独自担负小学三年级的女儿生活。他本人只好由其退休父母照料。后来他父母也不愿意接受，听说被送往一家福利院。

　　另外，从探监者处得知，北京东郊的第二监狱中还关有大批名为刑事犯实为政治犯的人。每月一至九日是对他们的探监日。听探监父母讲：他们不少是十八、九岁的孩子，都是与屠城后戒严部队留下的军车、坦克、枪枝、衣帽等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重者已被判死刑枪决，而关在狱中的“死缓”、二十几年的不等，最轻的也判十四年。我间接认识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屠城后出于义愤点燃军车回家，没想到当时被便衣拍了照，不久被捕，判死缓，留下妻女。现在家人只盼望能减刑，哪怕减到二十年也好。

　　你可以想象到我面对这些现实时的心情。我别无选择，为了小夏，为了那些“六四”的死难英烈，我决心不惜任何代价，竭尽全力——哪怕是微薄之力——去帮助那些受当局残害又被遗弃、遗忘的不幸者。我受的是精神创伤，经济生活不成问题，而他们除了心灵创伤外，还要承受生活的煎熬。

　　……这就是屠城之后北京市民正在承受着的种种苦难。我想得知真情后，还应该成为激励海外学子勤奋学习、献身中华民族民主化事业的鞭策力。炎黄子孙再不能散沙一盘了，“命运”既然安排我们来承受“六四”的苦难，我们就承受吧，因为我们不受也会有别人受的。我只企盼未罹“六四”之难的人们，每人能够用自己有限的生命去做死者以及我们这些人在国内不能做的事。

　　我在信中描述的实情，你可向你的朋友转达，让他们了解国内的真情。同时，我也想让你和你的朋友们帮助我为这些不幸者做些事，以减轻他们所承受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我想黎明前的黑暗不会长久，这是个拼意志、拼毅力的时期，现在需要团结、需要齐心协力、需要真诚和爱心。

　　春节来临，遥祝安康、快乐，并祝学业有更大的成绩！

（选自《中国之春》一九九二年五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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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一页】
　　　　　　　　　　　　　　《人民日报》号外

　　　　　　　　　　　　　　　　夏天宁

　　今年二月二十五日，前《人民日报》编辑吴学灿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四年有期徒刑。颇具轰动效应的“《人民日报》号外事件”就此打上了句点。

◆《人民日报》号外事件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李鹏宣布在北京部份地区实施戒严，尽管如此，北京市当天仍有数万人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游行。这是一件需要极大勇气和牺牲精神的事情。在这数万人的队伍中，非常引人注目地出现了《人民日报》的旗帜，当这支数百人的队伍刚从金台西路该报西大门出发时还是一支势单力薄的队伍，但一走出大门，便立即引起了北京市民的驻足。市民们先是惊讶，但随即低声叫好。当行至呼家楼一带时，市民们已开始对这支不畏强暴的队伍，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实事求是地说，敢于在戒严令颁布之后仅三小时就走上街头，必须做好在枪口下献身的准备，气氛很沉重，也很悲壮。队伍行至光华路北京汽车制造厂厂门口时，这支队伍中的几个人突然开始向路旁的市民抛撒传单。这是正式排版印刷的传单，使用的是与《人民日报》相同的新闻纸，十六开单页。如果仅仅是传单，恐不会有太大的轰动，因为自五月十三日绝食以来，北京市已是传单满天飞。令人震惊的是，这张印刷品上赫赫冠以“《人民日报》号外”字样。这张印刷品由《人民日报》的游行队伍加以散发，其真实性似不容怀疑。

　　这份号外的印刷量不大，总数当在几千份。但是，当天这份号外便被北京市民大量复印，市民们以各种方式扩大这份号外的影响。

　　这份号外在最下方注明“转自北京大学传单”，所以事实上也是一张传单。主要内容是辗转传出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赵紫阳将不保，局势将进一步变化。事后证明这份号外上的内容均属实。

　　这一消息立即从北京街头传到了《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办公室。颇有政治意识的钱李仁马上预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立即安排了三件事。

　　一是向李鹏、胡启立汇报，澄清此事《人民日报》官方并不知晓。钱李仁希望以此得到李鹏谅解。

　　二是起草《〈人民日报〉声明》。钱李仁亲笔起草的这份声明非常简短：“本报十余年来从未刊行过任何号外，请各界台鉴。”此“台鉴”送新华社发全国通用电讯稿，送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组，并通过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亲自关照”于当天播出。

　　三是在《人民日报》内预先通报这一号外的严重性，并明确表示将进一步弄清事实真相。

　　至此，《人民日报》号外事件酿成。

◆号外事件之缘由

　　追根溯源，号外事件与“四·二六”社论有极大关系。强奸民意的“四·二六”社论使《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蒙受了不白之冤，《人民日报》在自行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游行中便打出了“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的大字横幅，这一横幅在天安门广场一出现，便赢得了排山倒海的欢呼声。

　　“四·二六”社论是事实上引发后来一系列事态的导火线。《人民日报》各个年龄层的编辑记者纷纷站出来公开反对这篇社论。这一事实的集中体现是五月十六日那次在海内外颇具盛名的“对话会”，对话的一方是钱李仁及两位副总编辑陆超祺（现已免职）及保音钧（现留用），另一方是编辑部的工作人员。

　　对话的焦点是《人民日报》在当前这场严重的局面中应以什么样的姿态有所作为，以有助于局势的缓和乃至彻底扭转。当时学生绝食进入第四天，事态愈发严重，北京红十字总会人士透露，发展下去有可能出现植物人，并可能流行传染病。对话会中途北京城黑云压城，一场大雨在即，自然的天气也加剧了会场的气氛，大家担心风雨中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会怎样？

　　海外版卅八岁的编辑吴学灿向钱李仁提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他问：“‘四·二六’社论不能纠正，事实证明邓小平已经错了，那么是要邓小平服从全党，还是要全党全国人民保邓小平的面子而置国家命运而不顾？”他的这个发问博得全场的掌声。

　　钱李仁冷静地说：“邓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制定人，我对他很尊敬。”钱的迂回战术引起了一阵嘘声。

　　此时，一位在《人民日报》工作了四十余年的老编辑向钱李仁提出：能否搞一次《人民日报》内部的签名运动，凡是反对“四·二六”社论的均可签名，然后在《人民日报》上公布这个名单。

　　钱李仁答日：“不行。”

　　这位老编辑退一步，提出另一议案：“我们反对四二六社论的人集体出钱，买广告刊登这个名单可不可以？”

　　钱李仁答日：“不行。只要我还是《人民日报》社社长，我就不能让《人民日报》的版面上出现任何形式的与中央精神不一致的内容。”

　　钱的强硬与不让步又招致一阵嘘声。此时钱李仁坦言：“大家不要以为我是保乌纱帽，再有几十天就是我的生日，我马上就到离休年龄了，这顶乌纱帽对我没有什么意义。再说我在中联部工作得心应手，《人民日报》社长这顶乌纱帽是中央强加给我的。”

　　一个高级官员言已至此，属下不予理解便有些不近情理了。大家沉默不语。此时，秘书通知钱李仁到中南海开会。钱李仁退场，对话会结束。

　　对话会引出的一个问题便是：有人提出以号外形式报导每日动态。《人民日报》一位高层领导人指出：《人民日报》号外仍然是《人民日报》的声音，与《人民日报》本身并没有太多不同。但这位领导人稍有让步，认为号外之事可以再议。

　　在当时的局面下，《人民日报》内部同时也兴起了形形色色的签名运动。包括呼吁召开紧急人大的签名，呼吁召开党代会的签名，也包括呼吁出版《人民日报》号外的签名。关于号外的签名与众不同，这份呼吁书是写在牛皮纸上的。据粗略估计，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名的有数百人。《人民日报》官方自始至终不承认可出版号外。

◆“号外”产生经过

　　在当时中共中央已事实上分裂的情况下，《人民日报》也基本上处于茫然的状态。人们的行为依据便是个人的道德与良心判断。

　　在这种状态下，吴学灿等青年编辑记者对形势有了判断。他们断定官方不可能有任何积极行为来支持他们的强烈的爱国愿望。一个毅然决然的想法产生了，与印刷厂工人合作，自行印出号外，迅速直接介入局势。

　　《人民日报》不少编辑与印刷厂的工人师傅们有着非常好的密切关系，合作的基础具备。排字环节、校对环节、印刷环节迅速解决。

　　从内容上看，这份号外并不完全是北大传单的内容。这份传单的原稿上有号召“全国性罢工、罢课、罢教、罢市”字样，在《人民日报》印刷时这一句被删去，据了解内情的当事人认为仍应以理智方式面对局势。

　　“五·一九”夜李鹏在“党政军干部大会”上为局势定性，局势急剧恶化。“五·二○”上午，戒严颁布，与号外事件有关的《人民日报》部份青年人马上加足马力，“《人民日报》号外”问世。

◆大小三剑客

　　有人戏称《人民日报》有“大三剑客”和“小三剑客”。“大三剑客”指胡绩伟、王若水、刘宾雁，“小三剑客”指因号外事件而先后入狱的张抒、吴学灿、宋斌三人。

　　从“五·二○”号外东窗事发，到“六·四”军队开枪，其间李鹏等人还腾不出手来过问这件事。但钱李仁起草的《〈人民日报〉声明》使吴学灿等人明确意识到了问题之严重性。

　　中央电视台播出《〈人民日报〉声明》后，吴学灿沉思良久，然后对朋友们说：“我们越权了。”

　　“六·四”屠杀后，北京局势极不明朗。直至六月十日前后，军队在北京仍肆意开枪，大有继续屠城的味道。面对这样严峻的局势，号外事件参与者各自采取了不同的对策。

　　张抒，《人民日报》体育记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一九五七年出生。张抒被认为是一条血性汉子，上大学前曾在安徽家乡当载重货车司机，性格豪放。他向他的上司告假，明确说明把女儿送回安徽老家，然后回北京等待发落。此时他得知李鹏亲定号外事件为全国大案，但他有一种“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气慨，六月中旬回到北京，每日等待警车的到来。他在中国体育界有不少知心朋友，大多是体育界知名人士，大家都非常担心他的命运。张抒有很好的身材本钱，中日联合登山队登珠峰，他随登山队到达近海拔七○○○米的大本营。

　　六月三十日，公安部门正式前往《人民日报》，八名彪形大汉做好了擒拿格斗准备，因为听说被捉拿者是身高力壮的武林好汉，所以精神很是紧张。但一见张抒毕竟是舞文弄墨之士，温文尔雅，倘以八：一的阵式大动干戈，实在不光彩。于是警方放弃了警棍及手铐，代之以簇拥，把张抒带上警车。自此，张抒开始了十个月的被“收容审查”的生涯，地点据说在宣武区看守所。

　　张抒在看守所内被允许阅读围棋类书籍，他得以有时间潜心研究“中国流”以及日本棋界的一些名谱。看守是非常严格的，家人可以送牙膏，但必须挤在塑料袋中方可，以避免“互通情报。”

　　直至一九九○年二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群工部记者宋斌才被警察抓走，时距“六·四”已八个月有余。据信警方掌握的材料表明宋斌也是号外事件的主要责任者。

　　宋斌，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一九六八年出生。与四川人典型的矮小身材形成鲜明对比，宋斌高大魁梧。他受到了不规格的“礼遇”，被送入著名的秦城监狱。

　　关押重要政治犯的秦城监狱，犯人每日可以阅读《人民日报》，但看管极严。几位曾在文革中落难入秦城监狱的中国知识界名人曾回忆说，那里的监室廿四小时不许关灯，所以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监狱内的人向往黑暗－－向往能关灯在黑暗的情况下休眠－－人正常的生存条件对秦城内的人们而言是无法得到的侈奢品。

　　宋斌在秦城度过了四个月，他和张抒两人都是以“交保候审”的身分离开了监房。回到《人民日报》后，二人可以编发一些稿件，但不得以该报记者身份进行采访工作。

（摘自《新闻自由导报》第９９期）

　　　　～～～～～～～～～～～～～～～～～～～～～～～～～～～～～～～～
【八九诗抄】
　　　　　　没有抽烟的日子

　　　　　　　　王丹

　　　　　　没有抽烟的日子
　　　　　　我总不在你身旁
　　　　　　而我的心里
　　　　　　一直以你为我的唯一的
　　　　　　唯一的一份希望
　　　　　　天黑了路无法延续到黎明
　　　　　　我的思念一条条铺在
　　　　　　那个灰色小镇的街头
　　　　　　你们似乎不太喜欢没有蓝色的鸽子飞翔
　　　　　　手里没有烟
　　　　　　那就划一根火柴吧去抽你的无奈
　　　　　　去抽永远不会再来的
　　　　　　一缕雨丝
　　　　　　在你想起了我后
　　　　　　又没有抽烟的日子

　　　－　－　－　－　－　－　－　－
　　　　　　有没有脑袋都一样了
　　　　　　　　－－北京戒严有感

　　　　　　　　老百姓

　　　　　　菜篮子是您给抓的，
　　　　　　鸽子窝是您关怀的，
　　　　　　闷罐车是您提供的，
　　　　　　就这脑袋是咱自己的。

　　　　　　眼睛您又给蒙上了，
　　　　　　耳朵您又给堵上了，
　　　　　　嘴巴您又给封上了，
　　　　　　手脚您又给捆上了。

　　　　　　咱百姓还剩下甚么？
　　　　　　动弹不了啦，一无所有了。
　　　　　　可您还说咱动乱了。
　　　　　　干脆，这脑袋也给了您吧！

　　　　　　有没有脑袋都一样了！

（蓝剑　摘自《虽然那夜无星——心系天安门》）

　　　　～～～～～～～～～～～～～～～～～～～～～～～～～～～～～～～～
【人物介绍】
　　　　　　　　　　　　　身陷囹圄的吴学灿

　　　　　　　　　　　　　　　夏天宁

　　江苏籍的吴学灿被中国公安机关的通缉令描述为“尖鼻头”。

　　据来自公安机关内部的消息说，更令他们印象深刻的是外观看不见的他的反骨。

　　吴学灿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人民日报》合办的新闻研究生班，获罪前是该报海外版从事香港台湾事务报导的记者。

　　吴学灿不愿束手就擒。他“六·四”之后离开了北京，公安系统掌握的最后一个线索是他七月六日乘飞机从天津到了广州。公安机关为捕获吴学灿，先后发了两次通缉令，第一次于八九年七月七日下达。通缉令下达之后，他不再有可能乘飞机。因为在中国大陆乘飞机，对身份证的查验极为严格。一时间，由于《人民日报》有一位记者被全国通缉，使得各地对《人民日报》的证件及人士十分敏感，据悉也闹出过不少笑话。

　　公安部于一九八九年十月下达第二次通缉令对吴学灿的通缉予以确认，在这份通缉令上还有王军涛、陈子明、柴玲、封从德等人。十月廿九日，吴学灿在海口市被捕。

　　由于吴学灿是中共通缉的“要犯”，公安部决定，押解回京只能乘火车，以避免乘飞机所可能出现的空难及飞机被劫持事件。十一月初，吴学灿被押解回京。吴学灿在北京火车站遇到一位老朋友，那位老友惊愕得说不出话来。吴学灿轻松地和老朋友打了个招呼，然后说：“一刀砍下来碗大个疤”。

　　吴学灿在新闻研究生班的两年学习期间及后来的工作期间多有表现出一些被认为是很“超前”的意识，对中共的不少在港台问题的方针政策提出过直言不讳的批评，他在《人民日报》被认为是很有个性的人，对很多问题他敢于提出鲜明的与众不同的见解。

（摘自《新闻自由导报》第９９期，标题为本刊所拟）

　　　　　　　　　－－－－－－－－－－－－－－－－
　　　　　　　　　　　　　记我的朋友王军涛

　　　　　　　　　　　　　　　　张伦

　　流亡他乡已一年多了。这一年，我无时不想写、不想说，又常常不敢写、不敢说。既怕自己的笔和言给军涛带来麻烦和折磨，也是因为心中有一块净土——那就是我们的友谊，我们真诚的友谊。搅动它是让我痛苦和惭愧的——军涛身陷囵圄，而我却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

　　今天，法国中部这个寂静的小城里充满了节日的氛围，我坐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在暮色中望着窗外纷扬的雪花，想着我的祖国、我的亲人，想着我的朋友们，想着军涛……

◆出身将军家庭的西单民主先锋

　　也是这样一个下雪的黄昏，当时我还在北大读书。我们斗室忽然响起了敲门声，打开一看，是军涛和侯晓天（军涛的女朋友）。他们激动地把我拉出门外，告诉我：“我们登记结婚了！”啊，一下子我真的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我紧紧拥抱了他们，祝福他们。我想：这下可好了，军涛有个家了，今后的生活会正常一些。那晚，我送他们回去，踏着积雪，我们畅谈着，送他们上了公共汽车。

　　一九七六年，年仅十七岁的他，还是一个中学生，就参加和参与领导了举世闻名的“四五”运动，后被四人帮以要犯捉进监牢，关押近一年。出狱后，他到北京郊区插队，接着于七八年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同时成为中国共青团团中央最年轻的委员，而且是当时最有文化水平的委员。他又出身于将军家庭，有着一个在别人看来最辉煌的前程。然而，对中华民族的责任和他的正义感、良心却促使他走上一条充满风险、坎坷崎岖的道路--为中国的民主奋斗。

　　七九年，年仅二十的他，就由于其正直、诚实、献身精神和敏锐的政治头脑，被朋友们推举担任了他们自办的后来成了西单民主墙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之一《北京之春》的代主编。那时，为了稿件和校对、印刷，一天或骑自行车，或乘公共汽车跑上几十公里、上百公里是经常的事。如果仅仅是疲劳算不了什么，更麻烦和令人痛苦的是他所必然受到的误解和忍受的孤独，自然还有中共公安部门的威胁。那时，如此年轻的军涛就以敏锐的政治判断力看出中国改革的潜在危险。当中共开始对西单民主墙运动进行清算的时候，军涛曾对某位“理论务虚派”人士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能够平安无事，整完我们之后就是你们。”历史证实了他的预料。

◆用现有体制的空间进行斗争

　　民主墙运动遭扼杀后，他又在北大利用一九八○年县区人民代表选举的机会，发起著名的竞选活动，用现存体制的空间去进行合法斗争，宣传民主。以“三评毛泽东”的惊人题目，在北大校园乃至北京、全国的学生竞选活动中掀起了狂澜。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家，此论成为北大著名的三大竞选话题（即王军涛的“评价毛泽东”，胡平的“论言论自由”，张曼萝的“东方女性美”）。大学毕业后，他辞去公职，南下江汉，几年内走遍半个中国，建学校，育人才，宣传民主，从此开始了与陈子明共同创建领导民办研究所、办沙龙、出丛书、搞研究、撰写“公民论”、办报纸等活动。

◆“第一眼看他就是诚实的”

　　今年五月，在巴黎一次中国民主讨论会上，胡平谈起对军涛的印象，他说：“军涛这个人，你第一眼看他就知道他是诚实的，过后再看看，他还是诚实的。不象有些人初看诚实，过后看不诚实；有人看上去不诚实，但过后一看这人还诚实。而看军涛，你总是感到他是诚实的。”正是因为这种诚实，军涛赢得了许许多多的朋友。

　　在北大那个雪夜后的不几天，朋友们搞了一个餐会，为军涛晓天的新婚贺喜。朋友们要军涛讲几句话，军涛满怀感情对大家说：“我这些年经了不少事，闯荡了不少地方，对我个人来讲，真是觉得没什么值得骄傲的，我只不过做了点我认为该做的事。唯一要我珍视的是，我有这些朋友，当着现代生活的脚步逐渐冲淡了人们彼此之间的情感时，我更觉我这些朋友的珍贵。我不说什么了，给大家唱支歌吧。”接下来，他给大家唱了他最喜欢的那支《出塞曲》：“请听我唱一首出塞曲，用那被遗忘了的古老言语，请用颤音轻声地呼唤，我心中的大好河山……”慷慨悲壮的歌声撞击着朋友们的心房，冲出屋门，在北京寒冬的夜空中回荡。

　　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一起谈天，谈到将来年纪大了退休做什么。军涛说：“我什么也不做，办一个幼儿园，整天同小天使般的孩子们在一起。”在场的朋友们都笑了。他热爱生活，却有时无法照顾自己的生活。结婚几年，一直没有固定的地方住，东借半年，西住半年。而以我们这个集团当时在北京创下的条件来说，解决一下自己的住房是不成问题的，而他却没为这事操心。八九民运期间，一次因工作需要，老木要从当时管财务的一个学生手里支取二千元人民币用，军涛听了，要老木只取一千元。他说：“这钱来得不容易，这是许多同胞捐来的血汗钱，不能乱花，能节省就尽量节省。”这正是军涛的性格、军涛的心灵。

　　流亡海外后，一次与林希翎女士谈天，她向我讲起她如何受胡耀邦先生的辗转委托，到北大找军涛介绍情况，保护了军涛等一批朋友在七九年没有第二次入狱的经过。我也听军涛讲起过，胡耀邦先生怎样约军涛去家里谈天，怎样激动地鼓励军涛“不坠青云之志”。我常想，在对我们民族负责的有良知的人们当中，也包括许多象胡耀邦先生那样的中共中正直人士。我曾问过军涛，为什么不把过去他的一些经历整理写出来。他笑着对我说：“我们是创造历史的，写历史的事就交给别人吧。”

◆投身八九民运不希望天下大乱

　　八九民运暴发后，四月十九日夜，我在广场遇见军涛，（他当时刚从外地办事回来，中共说军涛策划了这场运动，纯粹是无稽之谈），他问了我一些情况，同我又谈起了胡耀邦先生。此后数十天，我们开会研究问题，做了一些我们应做的事。如果说这些事是旨在颠覆政府、搞乱天下的话，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可以说，军涛以及这批朋友参与这场运动的动机，就在于我们不希望天下大乱，出于对中国问题复杂性的认识，我们希望这场运动能和平过渡，有一个良好的结果。一方面，投身运动，凭良知，尽责任，组织民众，组织学生，协调运动的发展，也就是说，根和立场站在人民这一边；另一方面，也曾做了许多沟通工作，力图向中共当局某些人解释，使他们明白这一点：“群众上街游行、抗议，这是现代化的必然产物，正常现象，不要认为丢了面子。”“如果经济发生大的崩溃，流民四起，将造成对整个文明的摧毁。协商，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军涛原话）这也可以说是军涛及这批朋友一贯的思想立场——根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但却不排斥在某些情况下的合作；立场是民主的，方式是策略的。当中共（或中共中某些人）愿意进步，愿意改革，我们欢迎，我们支持；当中共倒退、停滞、反动，我们反对。不进体制，坚持体制外的道路，坚持民主的旗帜，拓展体制外的空间，发展壮大民主力量——这就是军涛及这些朋友这些年走过的道路，一条艰难却将是辉煌的道路。我相信，只有这条道路才能将我们导向我们最终所要达到的民主的彼岸。这也是出于对历史、现实、未来的深刻认识，出于对民族负责的态度而做出的选择。在这条道路上，军涛及朋友的艰难跋涉，历经磨难，没有投机的欲望，没有发财的梦想，没有鲜花、掌声、电视镜头；有的只是人们的误解和动荡不安的生活，有的是公安人员十几年的盯梢、监视、有的是妻离子散和铁窗监牢的等待……

◆为中国前途吃不下饭

　　八八年，中国大陆弥漫着一种末世之感。一次军涛和我的另一位朋友杨晓一快吃饭，其间谈到中国的现状和前途，军涛忧心不已，几难下咽。杨晓后来同我讲，他真感到有些惊讶，在中国现在这样一个功利物欲泛滥的环境中，“竟然还有这样的人！”我笑了，对他说：“你过去不了解军涛。”我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的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才历百难而不死，壮峨奇伟，仍然耸立在这个世界上。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才向世人证明，中华英魂未泯，生命常在。

　　……

　　窗外的雪依然下着。我的内心在痛苦中久久难以平和。我的耳边仿佛又回想起军涛的歌声：“……而今我们一唱再唱，向着草原，向着黄河，向着长城外……”

（加拿大卡尔加里　张军供稿。摘自《争鸣》一九九一年第六期）

〖编者注：本刊第七期（cm9105c）载有另一篇介绍王军涛其人其事的文章〗

　　　　～～～～～～～～～～～～～～～～～～～～～～～～～～～～～～～～
【长诗节选】
　　　　　　白玫瑰组曲

　　　　　　　钱跃君

　　　　　★恐怖的夜★

　　魔鬼不会轻易放下手中的屠刀，一场轰轰烈烈的学运，正面临着一片恐怖，一片杀机。黑云压城城欲摧。听，这是广场上一位久经风霜的老人，在劝说他心爱的女儿，回家吧，姑娘，回家吧……

　　　　　　一、

　　　　回家吧　姑娘　回家吧
　　　　何苦忍着饥饿顶着寒风
　　　　坐在五月绵绵的雨中

　　　　不　我不回
　　　　我要站在夜的广场上
　　　　追求一线民族的希望

　　　　　　二、

　　　　回家吧　姑娘　回家吧
　　　　妈妈为你流尽了泪
　　　　饥饿摧残着你的身

　　　　不　我不回
　　　　寒冷的夜我也想妈妈
　　　　我饿　但我吃不下

　　　　　　三、

　　　　回家吧　姑娘　回家吧
　　　　惊心的急救车声催人泪下
　　　　饥饿会夺去你的生命

　　　　不　我不回
　　　　我是只无力的小鸟
　　　　向往那蔚兰色海空

　　　　　　四、

　　　　回家吧　姑娘　回家吧
　　　　别再苦求魔鬼的同情
　　　　他们只有冷酷的心

　　　　不　我不回
　　　　看那天边飘去的乌云
　　　　迎来一阵自由的风

　　　　　　五、

　　　　回家吧　姑娘　回家吧
　　　　那林中达达的脚步声
　　　　那路灯下恐怖的身影

　　　　不　我不回
　　　　我要迎着黎明前的细雨
　　　　唱一支黎明的歌

　　　　　　六、

　　　　回家吧　姑娘　回家吧
　　　　快逃出死神的魔掌
　　　　那是一群披着人皮的狼

　　　　不　我不回
　　　　为了自由民主的中华
　　　　为了千千万万个爸爸妈妈……

　　　　　　黑暗
　　　　　　笼罩了大地
　　　　　　黑暗
　　　　　　吞噬了星辰

　　　　　　恐怖的广场上
　　　　　　只见血迹
　　　　　　不　见　姑　娘

　　　　　★怒潮曲★

　　天安门广场隆隆的坦克声震憾了世界，中世纪的黑暗竟降临在八十年代的中华。从巴黎纽约，到香港台湾，一把北京政府的利剑，刺在人类的心脏……

　　　　大地在痛泣
　　　　黄河在怒吼
　　　　一幕中华悲剧
　　　　一道历史创口

　　　　祖国啊
　　　　坦克从你身上压过
　　　　鲜血从你身上奔流
　　　　人们啊
　　　　迎着疯狂野兽
　　　　伸出愤怒双手
　　　　鲜血淹过了专制的巴士底
　　　　鲜血溅红了腐朽的金字楼
　　　　鲜血润饰着中华的一年一度
　　　　鲜血染黑了民族的一朝一暮

　　　　哦　问长江　问黄河
　　　　漫漫苦寒何时休
　　　　问青天　问大海
　　　　无限苍生无限仇
　　　　大地在痛泣
　　　　黄河在怒吼
　　　　大地在痛泣
　　　　黄河在怒吼……

　　　　　★我的梦呢★

　　夜深了，恐怖的广场上，笼罩着层层阴影，笼罩着一片墓地般的死寂。昏暗的月色，稀落的路人，在那带血的泥土里，缓缓地伸出几朵惨白的玫瑰。一丝幽灵从花中渗出，随着夜风恍惚地飘荡，飘荡……　没有人类的语言，没有可见的身影，只有一片恐惧的梦幻，只有一缕轻轻的旋律，飘忽在凄凉的夜空……

　　　　我们走了　我们走了
　　　　留下广场上一滩殷红的鲜血
　　　　我们走了　我们走了
　　　　化作碑下一朵洁白的玫瑰
　　　　寒风里默默招手
　　　　月光下轻轻地问路人
　　　　我的梦呢
　　　　我的梦呢
　　　　梦里的家园
　　　　梦里的自由
　　　　我的梦呢

　　　　　★白玫瑰★

　　一年过去了，花开花落，驮起这沉重的岁月。野外依旧是一片冷静的小树林，几朵惨白的玫瑰在风中低语。在这片绝望的黄土地上，我似乎看到的是昨天，又似乎是明天。难忘的五月，难忘的六四，带着心灵的创口，走入苦难的史册，中华，这就是你吗？这就是你吗？面对一朵朵含泪的玫瑰，只能唱起一曲悲凉的挽歌。一曲悲凉的挽歌，在寒风里，在夕阳下，在每一个白玫瑰开花的季节，在每一个白玫瑰开花的季节里……

　　　　白玫瑰　白玫瑰
　　　　雪白的玫瑰春风里
　　　　白玫瑰　白玫瑰
　　　　雪白的玫瑰沉心底

　　　　你们开在静静的山上
　　　　却听不到往日笑语
　　　　你们开在清清的河边
　　　　却找不到往日踪迹

　　　　你们在那里默默哭泣
　　　　就为这一线民族的希冀
　　　　你们在那里绝望离去
　　　　就为这一片黄黄的土地

　　　　白玫瑰　白玫瑰
　　　　你们在流血　我们在流泪
　　　　白玫瑰　白玫瑰
　　　　心中的玫瑰梦里的泪

　　　　　　一九八九年七月下旬初稿，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底终稿

（摘选自１９９１年６月《莱茵通信》，原组诗共十篇：序曲／黄土地之歌／风曲／告别／自由之歌／中华惊醒曲／恐怖的夜／怒潮曲／我的梦呢／白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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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增刊第12期　（一）　——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日　出版）

　　　　　　　本期分两个文件（cm9301y1.gb　和　cm9301y2.gb）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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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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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编者的话】
⒉【特　　稿】　也谈春夏之交　（上）　　　　　　　　　　　　　　　戴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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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所载的任何形式的稿件均不一定代表编辑、《华夏文摘》或ＣＮＤ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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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戴晴这个名字，对广大读者来说，大概并不陌生。本刊第二十一期、四十期等曾刊登介绍戴晴的专文，最近戴晴还接受了本刊记者朱高秋的独家采访。

　　《也谈春夏之交》一文，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详尽的事实，记述了那一历史性学生运动期间的一系列人物和事件，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王超华也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她由于参加民运被通缉，并亲历了许多历史事件。她的回忆，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这场波澜壮阔的民运。

　　承蒙戴晴和王超华女士向本刊提供本文，特出增刊，以飨读者。　　

　　　　　　　　　　　　　　　　　　　　　　　　《华夏文摘》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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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也谈春夏之交　（上）

　　　　　　　　　　　　　　　　戴　晴


　　　　　　　（一）　四月十五日　前总书记胡耀邦辞世

　　我是在当天上午得知胡耀邦前总书记辞世的消息的。

　　那天，我陪台湾一家杂志总编辑到北京饭店去见前中共中央对台办负责人汪锋，在座的还有中共中央统战部新任命的副局长陶斯亮。亮亮是我从小的同学。她一见到我就说：“德平爸爸……。今天早晨。”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又是一个好人不在了。”


　　“德平”即胡德平，胡耀邦前总书记长公子是也。中共高干的孩子也是孩子，相互间谈到小伙伴的父亲时，并不用总书记、总司令等公称，也象山里或海边的孩子一样呼为“狗蛋爹”或者“海娃大”。

　　我什么也没说。不但汪锋先生顺利见过了，甚至接下来的某些娱乐活动看起来也都照常进行。比方，就在那天晚上，即将卸任回国的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和夫人在他们的官邸开的一个告别派对，我们就都去了。照常开逗、照常跳舞、照常吃冰激凌。

　　但我总觉得心头有些异样。虽然这里用不上诸如“五色无主”这类字眼儿，但笑着的脸与紧抽着的心总不是一回事。就算不能说是两个人的，也差不多是两个魂的了。

　　我并不认识这位总书记。我和他唯一的一次直接交道是为了一名被“搞”掉的——请原谅这样用词，可那人确确实实被这么弄下台的——前福建省副省长路东明的问题。促使这名精力充沛、猛打猛冲的著名改革家去职的最后与最关键的一击来自胡总书记的一段充满无产阶级义愤的、感情色彩浓烈的批示。我作为一名实地调查记者则打报告请求他在事实面前否定自己。他在一定程度上这样做了。这在处于极盛期的中共高层干部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这抵消了我对他其它一些细节上的不满，赢得了我对他一定的尊敬。

　　现在，他去了。按照“中国特色”，以他所处的地位，尚属“英年早逝”的年龄。

　　那天春意融融，没有人哭。也许人们还不知道。但就算他们知道了，以我的判断，中国的老百姓也再不会为任何一名政坛人物哭了。他们以宗教般的虔诚把政坛人物奉为自己的理想与幸福的化身的时代已经结束。

　　但我无法化解掉心头的梗噎。这似乎不是悲愁，而是某种内恫，因为我知道中国人历来轻新生而重丧葬，这一古老文明不但一直为守旧派所控驭，新派为了“革命”的目的这时候也不避嫌了，你只须想想本世纪初湖南的革命先锋怎么为蹈海而死的陈天华大开祭坛。

　　我总觉得，中国人特别是现代中国人之重丧葬其实是找个口实寻个通道，舒泄他们憋在心里的尤怨与愤懑。他们要么忍着，一旦爆发准在送葬的时候。

　　可年轻人已经不大想忍了。与世界在精神及物质生活上的反差再加上他们对自身能力的估评使他们对这个压抑着他们的心灵和才干的社会怀有一种强烈的要求变革的冲动。中国的年轻人有不少欠缺，但如果说他们过于激烈、不懂克制与忍让则无疑是最不恰当的评价。

　　然而“耀邦”去世了，这唯一的看来对他们还有几分理解与容忍的长辈，这唯一一个觉得自由与人性还不那么刺耳的政治家。他们以年轻人所独有的、甚至可以说充满孩子气的固执与率真认定了他是猝死、他是中道崩殂、他是为了他们而遭贬抑最后郁闷身亡的。他们觉得对他不住。他们扯起了“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这种条幅。他们快要忍不住、要喊出点什么了。

　　但那天在大使官邸跳舞的文化人似乎没这么激烈。这是一批小有名气者或者小小得意者，过上了稍稍高于今日中国普通人生活水准的小日子。我猜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包括大使夫人本人也都如我一样知道了那死讯，但大家都小心翼翼地避着——也许有人出于对政治的绝望，但大多数人恐怕更倾向于远远地绕开那随时都会引爆的地雷。我不认为这是因为惜命，而是我们都太疲倦了。而且谁都知道，如果不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定向爆破，其后果无非一片废墟。

　　但也有人不是。老鬼，真诚地写着虚伪的小说的女作家杨沫的儿子，文坛上新跳出来的一条粗汉。那天晚上他也在大使官邸，穿了一件脏衬衣和一双懒汉鞋。他一脸茫茫然的怒气。他抓住我的肩膀一个劲摇——没准儿在他眼里我是当时在场的唯一一个还算是人的人。

　　“X他个祖宗，戴晴，怎么办哪，真把人给憋死了。我X他个祖宗！”

　　我无话可说，只任他摇着，朝他喊“老鬼”也象没听见。果然，没几天，他到天安门广场去了，带着一份血书。

　　苏炜那晚很轻松，特别与他一个月后的激烈相比。五月中旬以后他基本上与严家其持相同的观点，和我不但在对形势的分析上，甚至在交情上也已经分道扬镳。那些日子，他基本上已经不大回家，据说一直把牙具、内衣背在身上，时时等着警察抓他。6月4日以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炜，我觉得他一定不在了。

　　李陀那晚浑浑然。他不会跳舞也不会说俏皮话，但对于二者，据称都有超乎常人的鉴赏能力。他那晚正向我们展示他的太太怎么通过一种气功消掉了多余的皮下脂肪。我望着他的确实小了一圈的太太，一位不那么聪明却很纯朴、很细腻的电影导演，心想消掉脂肪恐怕不止这一种耽误功夫的办法吧。不知张暖忻今天是不是更瘦了，如果李陀6月4日出走之后至今未归的话。

　　那天冯骥才也在场。他是女主人大使夫人的好朋友，专程从天津赶来的。他带着他的慈眉善目、显得有点怯生生的贤妻坐在角落里，不加入我们这热闹的一群，虽然在他没有当文联全国副主席，民进全国副主席，外加别的这个那个主席副主席，特别在他还没有对新华社记者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我的创作很有帮助”这种话之前，曾跟大伙互认铁哥们儿。
　　那天晚上我是我们那自得其乐的一小群中唯一一个主动上前与他和他的太太搭话的人。不为别的，只为我曾在文章里骂他骂得非常狠。大冯很客气、应当说也是相当亲切与真诚地与我握手。我敢说那文章他一定是读过了。后来听说他在天津一直为学生们说话，很与他们那澎湃的精神共鸣。这时我才觉悟到我是多么刻薄，我太爱骂人了。


　　　　　　（二）　四月十九日　两份被封掉的刊物的最后一次座谈会

　　果然，学生们上街了。

　　与此同时，在官方的默许与实际协助下，前总书记家里设了一间小小的灵堂，供普通百姓鞠躬道别。我得知这一消息的第一个反应即是：很棒！胡德平到底是有文化的人。大禹的子孙终于明白，堵，不是治水的唯一办法。

　　大约在27日晚，《世界经济导报》的张伟国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让我出席由他们和《新观察》杂志联合召集的一个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

　　“要发言么？”我问。

　　“那当然。”他说。

　　“这次我就免了吧？”我求他。我不知在这种场合说什么好，而绝不说没劲的话一直是我这几年出席各种会的准则。

　　在悼念“耀邦”的会上正式发言，除了成套路的废话而外，还能说什么呢？更何况他有那么多显赫与才华横溢的战友外加部上部下，和他们比，我只能算个零。

　　说说路东明事件？没劲。第一，这是一个太长的故事；第二，在这一个案例中，前总书记的形象不够光辉，我与他全遭败北。他的失败在于一开始的偏听偏信；待到他不想偏听偏信时，又遭到了欺蒙与利用他的人的坚决抵制。我则如一头勇气十足的一岁半的小狼掉进陷阱，让那批“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的路东明的死敌给玩了个底儿掉——手持一纸总书记的敕令也白搭。

　　我有什么好说的呢？

　　张伟国不依不饶。

　　要是换了别的报刊，由别的编辑出面请，我也许会坚决拒绝。但钦本立是我最尊敬的党内办报专家，《世界经济导报》是当代中国最有头脑的一批人读的一份半民间报纸；张伟国又是我非常喜欢的记者。

　　应该说，完全因为与张伟国的私交，我才同意出席4月19日的座谈会。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是，我在这个会上的即席发言，后来竟成了在全国范围被点名批判的依据。

　　那天的会场依旧选在老《红旗》杂志社的一个破礼堂二楼以过厅加堵墙改成的会议室里。没有沙发、没有地毯、更说不上空调，仅有的几张桌子拼成U型，只容得下十多人，大部份“小字辈”都要坐在桌子另一侧的一张张排着的木椅上。

　　那天我到得略晚了一点，会场已经布置好，U型的桌的周边和后面的椅子差不多已经坐满了。我一进去，就觉得气氛不一般。因为主持人《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女士的面容不但庄重悲切，还有几分内在的紧张。

　　她预感到什么了？

　　应邀者阵容空前：胡绩伟、李昌、李锐等开明高干都到场了。我立刻想到延安的“青委会”，还是他们这帮子人，可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他们依旧是中共高干队伍中最能接受新事物、最活跃、最开明的一批。

　　在举行了简单的三鞠躬式之后，大家开始发言。虽然在前一天的晚上我曾就发言事极为勉强地算式应允了，但因当时正忙着采访联名吁请特赦魏京生等政治犯的33人，并没有作准备。况且，就算我拿出一天时间来，也未必就找得到好话题。于是狠狠心，决定到会场上再说。要是运气好，没准别人的哪句话就能勾出一篇不错的感慨来。

　　我放下心来，开始静听他们讲。第一位好象是李昌先生，他是胡耀邦青委会时候的老战友了。他讲了前总书记一生如何坚持原则、如何好学、如何平易近人等等。接下来谈的还有谁记不清了，总之也是这种通用的话，直到苏绍智。我想学者而非官僚的苏先生总该来两句带劲的了吧，没想到他在说了一番通话之后，竟把对前总书记的赞扬集中到他的修养上。他盛赞“耀邦同志”在被撤了职务之后极为难得地“坦然处之”。这真让我大吃一惊。

　　接下来发言的另一位前辈就更绝了。他回忆一次党组织请党外人士开会的情景。他使用了这样一个字眼，说那党外人士的讲话“放肆得很”，转而赞扬耀邦如何气量大云云。我的天！

　　我当党员也有二十几年了，真是闻所未闻。是你共产党请人家来开会的，人家进上逆耳忠言之后当主人的不发火也成了功德！

　　我这时已经有点忍不住了。我忽然觉得，胡耀邦身上的优点其实也不少，他们怎么专捡顶没意思的说？当然我不想“扰乱会场”——象在其他座谈会上一样挑起热闹的辩论，这不仅因为那天是一个以悼念为主题的会，还因为胡德平在开头的几句致词中一再强调“祥和”，这个词儿在他不到一分钟的讲话里重复了3次。

　　但我不能不说。胡耀邦两度当我的总书记——共青团的和共产党的，我有资格悼念他，讲他的挫折与悲哀，讲共产党应该汲取的最深刻的教训。因为，并没有谁规定，对死去的人只能用放在哪儿都象那么回事的话来赞扬。我给会议主持人写了一张条子，要求尽快发言。
　　我决定就从“心怀坦然”谈起：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在遇到不符合原则的事情的时候，应不应该“坦然”地站在一边。什么是不符合原则的事情呢？我想，近年来党内最严重的非原则事件莫过于他本人的突击式的去职——他在走进那次将他开销的会的会场的时候，还在问“今天的日程安排”。据说，当那一闷棍打下来的时候，他连为什么都没有问。当然，这里用“坦然”二字是不够的，应该用“很镇定”、“很克制”才对；而几天之后交出的检讨才称得上“坦然”，其实这里也不该用“坦然”，而是“绳趋尺步”、“委曲求全”；但正是这份检讨，构成了这名本来很有朝气、很有特色的政治家生命史上最没劲的一笔。悲剧更在于，他还未曾“坦然”地以他的新建树将这一笔勾去，死神上门了。

　　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我坚决反对以“修养”、“策略”等等苟且借口偷换党的原则。如果连党的高级干部在最高层的党内会议上都不能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原则，这原则要它还有什么用？或者换句话说，你留在党内还有什么意思？总书记是全党的大总管，说拿掉就拿掉，如果这还不算践踏党员意志，那只能说明一个现实：以如此之高位，也不过一名小厮而已。

　　那天，我坐在陈子明旁边，我看他正紧张地写一篇密密麻麻的发言稿，顿时觉得自己这么胡乱一想就开讲实在有点大不敬，于是决定不再听发言，也写将起来。

　　正在心神不定之际，隔座的章乃器先生的公子发言了。我研读过不少右派行止，章先生是我最敬重的一位。仅就当时报上披露的“反动言论”而言，他的才华和骨气无人可比。不料章公子讲的竟是……恕我直言，竟是很辱没他先人的小里小气的话。他说他怀着悲痛与感激之情怀念耀邦，因为总书记在他给他的信上作了批示，使得章乃器先生的名字得以从已经定下的永不改正的中央级右派分子名单中撤出。这实在太离谱了！如果出了名单的人的子女要为此感激批示人，那被列为永不改正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子女，是不是该怨恨他了？

　　我提纲也不写了。在接着章公子之后发言的诗人刘湛秋刚把他的诗念完，那悼亡的韵味还和着香烟之雾在会议室上空飘荡的时候，我开始向苏绍智、章公子开火了。

　　我想我的发言一定给与会者留下很坏的印象。而且，党史界的朋友如果想挑我的毛病，那真是太容易了。因为我那十分钟所包含的内容，足够一名严肃的学者研究好几年的。我放机关枪般地把那几盘子弹打完之后，将小本塞进书包，转身就走了。还没下楼梯，一名高大的青年追了出来：章公子章立凡。他对我的唐突一点不介意，表示愿意和我交朋友。我真高兴我尊敬的章乃器先生有这么大气度的后代。

　　今天，在狱中，根据今天听一点、明天听一点的官方新闻和提审时让我写的材料分析，这批聚在破礼堂会议室的人已如晨星般寥落。人大常委胡绩伟是给彻底开销了。

　　无论干什么——包括写诗——都象回事的李锐正在被调查，想来他的命运正与阎明复、朱厚泽二位同。宋平干得很彻底，将来在中共组织史上定会记下一笔。

　　李昌有了万润南这么一个女婿，不可能再得到任用，既使他还有另一个在改革大潮中走红的女婿也白搭。

　　苏绍智和戈扬恐怕近年难于归国了吧？我是已在监狱中。当时坐在我右首的于浩成想来也免不掉这一命运，因为他也被陈希同点了名，而且在14日的会上他就已经告诉大家公安部党委通知他不可随意离京。

　　坐在我左首的陈子明在躲藏了半年之后，出境未成，已经落入广东省公安厅之手。温文尔雅的章公子呢？我曾被要求写出我们加在一起不足三分钟的三次交往，想来他也失去自由了吧？


　　　　　（三）　四月二十六日　四月二十七日　《社论》与大游行

　　学生们借悼念耀邦以表达他们的某种愿望和愤懑的行动，在胡的公祭那天达到高潮。当时有两名有资格乘专车穿过戒备森严的通道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葬礼的人向我描述了他们所见到的静候在广场上的学生的情景。他们都为中国有这样的好青年而被感动得不能自已；他们都不明白，作为公仆的领导人在那样的时刻何以不能稍稍随和些，和人民靠近一点。

　　如今这一个不但向你的智慧，同时也向你的心地挑战的场面已经被用最肤浅的语言轻轻带过。但我敢说，历史一旦揭出整个1989年春夏之交这一场蓄意制造的以完成“非程序权力更迭”的全部真相的话，那“蓄意”自这时已经开始了。

　　《4·26社论》及文中所引用的邓的原话，无疑是这“蓄意”的再次升级。我不否认邓有极为独特的个性，不乏开朗与开明的一面；但作为一名独裁者，也不可避免地必有压制不同意见的一面；而这压制在中共党内，已那么习以为常，用起来已经那么谙练，全套人马干别的不行，干这事已经那么驾轻就熟，连整人的语言都已经那么规范化，任何领导者，稍不加勒制，不管他驶进驶出的那部车漆成什么颜色，立即就掉进这旧辙。

　　按照中共政治运动的老路子，戏唱到这里本来可以收场了：大部分人被吓住，剩下的几个随便从档案里抽出几条顺手收拾收拾了账。

　　不料时代毕竟不同，本该被吓住的一大群居然豁出去拼了。其实，这时候调集军队也没什么不可以，不料邓本人不知怎么居然又倾斜了一下，表现出了他开明的一面。

　　如果北京的大学生在四月底能稍稍明智一点，对自己角色的估计能准确一点，能把中国国情看得透一点，赶快回校复课，让邓把句号画在他的面孔尚未变过去的时候，那“蓄意”可能就给憋回去了。想搞掉赵紫阳，只好另寻机会。但这时候出现了一批人，王丹、刘晓波诸君，不知出于什么，他们确实不甘心就这么完了，好象非把事情闹大才过瘾——用他们的话说，叫做“民主运动不能流产”。赵的两次讲话无疑使他们受到鼓舞，这鼓舞没准还幻化成一种政局上的憧憬，于是运动拉拉拽拽地到了五月十三日——开始绝食。

　　这可真是正中下怀。

　　《4·26社论》让我反感，也让我看不起，但今天细细回想起来，我对中共高层与人类文明文化割断的程度还是估计偏低了。不错，邓体制奉行改革开放。但中国的改革虽然表面上看来先走了一步，但不过为解决数亿农民眼看就要饿饭的燃眉之急，并未推开千年农业古国的老思路，并不具革新观念。那仅有的辉煌的第一步，也用不着太多的学问，只要不人为地用各种红头文件对延续了千年的农业生产力加以破坏就行了。再往下走就没那么简单了，除了领域特征等诸般因素而外，总体上讲，因为受到意识形态模式的牵制，居然迈不出任何果敢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步。

　　但在1989年春天，在中国连文官政府与国家化军队等现代民主国家必不可少的构成物的影子都没有的时候，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要求思想自由、言论开放，要求决策的透明度与进程的民主化，只能让真正的开明派为难而授顽固守旧派以柄。

　　所幸这次军队内的开明力量没有象文化界和政界那样被一网打尽。


　　　　　　（四）　四月二十九日　统战部的高茶会

　　四月二十八日，亮亮打电话来，通知我第二天到一家叫做什么龙的饭店参加一个知识分子聚会。近年来，各种刊物、出版社常邀知识分子们，即被他们盯上了的撰稿人，一起聚聚谈谈，还吃点东西作为索稿之饵，但亮亮是官员。

　　“谁主办？”我问。

　　“我们局。我们部长也到场。你一定要来。”

　　我知道统战部新成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局，陶斯亮是该局副局长。

　　“你一定得来，非来不可，就这么定了。”陶副局长下了命令，不是因为她官大，而是因为她有这个把握：她的三把火不许我不捧场。

　　我按时去了，没有请柬，打一声招呼就往里走。名签已经写好摆在登记台上。我扫了一眼那分成三堆摆放的名签，方知今天的来客除了知识分子，还有北京市和海淀区的干部——恐怕主要是统战系统的干部。

　　会场熙熙攘攘，生面孔居多。所幸我一下就在打扮得最漂亮的人里发现了南宁——《人民文学》最干练最活跃的编辑。

　　“怎么回事？‘4·26’？”我一上来就问她。我们之间用不着废话。

　　“谁他妈这么混蛋，把邓老爷子推出来。”她愤愤地说，本应续在后边的那句“这下栽惨了”没有出口。她是抱着对邓小平及他的改革全部的爱与惋惜这么说的。

　　宾客渐渐到齐了。作家们来了不少，都是亮亮的朋友。他们大都有着显赫的名声与与之相配的地位，足够把外省的文联小干部吓个半死。我没往他们那儿凑。我瞄住一个空位，恰在我喜欢的美学家李泽厚先生身边。他也愿意与我为邻，我们开始喝茶吃杏仁。他没怎么讲话，但我能体会出他隐隐的不安与不耐烦。

　　那天的那个有东西吃的茶会，即所谓高茶（high　tea）会，由副局长亮亮主持，到场的大人物一共两位：阎明复与李铁映。

　　陶副局长站在麦克风前。她从小就是个细致温存的女孩，虽然对文学有着超乎寻常的爱好乃至憧憬，但我不认为这就是能作漂亮讲演的充分必要条件。然而她并非脱口而出的话还是让我们大吃一惊。她几乎一上来就说：“二十七日平平安安过去了，孩子们——我们的青年学生太可爱了，我们党也经受了一次民主的考验。”大家先是怔了一下，接着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是几个“大腕儿”唱歌。他们当然唱得很好，也令人感动地开宗明义地宣称这是献给学生们的。但我们似乎不是那种大白天听歌之辈，于是一个个溜了出去。后来南宁告诉我，这也是貌似敦厚的亮亮的诡计之一：她何尝不知道我们无闲心听歌，但她掐指一算，这high　tea要从3∶00开到6∶00，时间是极具危险地长了一点，她很担心哪位名人一高兴或一不高兴，跑到麦克风前说几句让人难堪的话，于是在早上9∶00就把南宁从被窝里提溜出来，令她火速找几名歌星把可能出问题的时间填满。

　　我溜到酒店宽敞华丽的走廊，立刻被中新社的耿军咬住。还好他使的是快刀，几分钟后我就从他的利爪下脱开了。就在这时，我见到迈着方步慢悠悠地荡过来的包遵信。

　　“小老包，咱们得给党中央来一份致敬电，27号没动手在中国历史上非同小可。”

　　他很同意，立刻掏出纸笔，我们俩坐下来开始想开头。

　　不幸的是此时陈鼓应先生又踱了过来。他是台湾的教授，我的邻居，还是病号。我们不得不放下电文，向他嘘寒问暖。

　　于是，这份电文没有出笼，又是一个偶然。

　　夏末，包遵信以最激烈的反政府面目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且进了监狱。有谁知道他在四月二十九日那个乱哄哄的下午曾打算真心帮助政府、赞扬政府的开明呢？

　　就在这些偷偷溜会的人还没有说到酣处的当儿，工作人员跑过来了：

　　“快，快回去，要向大家介绍你们了。”

　　当我们像鸭子一样被赶回原位的时候，麦克风前的陶副局长已经有点不耐了。

　　她先介绍李铁映与阎明复，她用在他们二人名字前边的头衔是高级工程师和高级翻译，大家又报以掌声。

　　接着她又把几名有头有脸的官员点出来给我们看，不过我都没记住。然后转向知识分子们。文坛星斗好象最先被她提溜起来几位，著名这著名那的，我没大注意。然后转向我们这张桌。

　　李泽厚被她点了起来，形容为“著名的美学家，看上去就像个小伙子。”55岁的李先生只好频频点头致谢。下边轮到了我。

　　她除了将“著名”二字也慷慨地赠给我之外，又加了这么一句：“她在文坛被认为领导服装新潮流，你们能想象得出她是一个那么厉害的铁嘴钢牙的女记者吗？”我连李先生般地点头致谢都不可能了，我甚至不知道这究竟是恭维还是挖苦。

　　一一介绍过之后，亮亮还嫌不够成色，开始让两位大人物演节目。

　　高级翻译先唱了一首《卡秋莎》，又唱了一曲比较现代的，可能流行于六十年代末的苏联歌。他唱得不错。他能在这种场合将嗓子放松到那种程度是很不容易的。

　　接着轮到高级工程师。他声称不会唱，但可以指挥，因为他是运动员。李铁映留学期间在布拉格坚韧的长跑是很有名的，但就算我们认可了双腿的移动能力可以推演为双臂的挥动能力，但再把它推至对音乐的理解与把握，未免太牵强了一点。好在他决定指挥的是一支名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而不是德彪西的《海》，这确实只要运动员的肌肉就行了。

　　唱完歌，鸡尾酒会式的谈天开始。阎明复简直是径直朝我们坐的桌子走来。我想他是冲着李泽厚来的，因为李先生的《美的历程》，他的三大部中国思想史和近期的研究，一直为国内外所瞩目。但这些显然都不是在这种场合下好抖出来随便谈谈的题目；李先生更不是一个爱把自己的肠子肚子亮给人看的人。他就从来没跟我谈过一句美学方面的话。但局面不能干着，只好由我这个刚被册封的“铁嘴钢牙”的来打圆场了。

　　“阎部长，我们可都是共产党啊！共产党员成了中共统战部的工作对象，究竟什么发生了变化，你们还是我们？”

　　这时周围已经围了好几层人，有人叫道，“好厉害的记者！”阎明复则转攻为守：“你说呢？”

　　我不想在这个貌似促狭的问题上和他较量，因为我知道，我们双方都明白，这本是一个眼色就能沟通，但也足够写一部专著来论述的问题。我发起第二攻击波：

　　“四月二十七日的处置，统战部作了不少工作吧？究竟谁在哪个节骨眼上起了关键作用？”

　　这回他不笑了。他的面容非常严肃，眼睛里似乎还含着一丝忧愁：“大家都作了工作。大家。”

　　不知道周围的人有没有像我一样感到这其中的艰苦与沉重，说不定还潜伏着只有亲历者才知道的深深的不安。但我感到了，这使我绝没有心境再去为难他。还好这时有一位社科院新闻所的女研究人员挤上前：

　　“阎部长，我们新闻界也要和中央对话。”

　　阎明复的反应非常干脆：

　　“好，可以。你们要见谁？”

　　大家七嘴八舌点出了当时中国意识形态四巨头：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中宣部长王忍之、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

　　阎部长说：“好，我立刻联系。你们这边也提个名单。”他说着用手一指，把我与陈女士划了进去。

　　在他走向别的桌子以后，陈立刻找我商量。应该说，这事我本不愿介入。因为我不但对新闻界人头不熟，对新闻业务与新闻理论也很陌生。只因为在中国当个记者实在太容易了，容易得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我也就那么胡乱充了个小数。但此时我不忍扫她的兴。同时，我也觉得，如果那时真的存在新闻界与中央协调的这种必要性的话——我认为无此必要，新闻是党的工具，这早已说得明明白白，斧头能向手要求什么吗——而且中央也真的想向新闻从业人员了解点什么的话，首当其冲的就是《世界经济导报》。我于是向她建议请《导报》的张伟国一道商量。

　　那天茶会，张伟国作为在北京最活跃的记者之一，当然到场了。我看见他在人群里走来走去，好象在散发什么——后来知道是在发他们329期，也就是最后一期的复印件——我一直没机会与他讲话，直到陪着陈女士把他抓到了。

　　抓住他之后我向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给老板拍了一封电报。”自四月二十六日之后我们还没有讲过话，包括通电话。

　　“看见了，”他笑着说，“这是编辑部收到的第一封，大家都觉得真好玩。”说毕，我和陈告诉他阎部长答应联络新闻界与中央对话事，我们三人开始拟名单。

　　我因为对新闻界不熟，当时只提了一个我认为选人时应遵奉的原则，即“部主任以下在第一线从事新闻业务工作的人”。

　　当陈女士在中间为了什么事情跑开一会儿的时候，张伟国告诉了我严家其起草的对上海市委抗议一事，并请我也联署。他没有把那份抗议的原文给我看，我至今也没有读过这份文件，也不知当时都有谁签了名。

　　我在前面说过，张伟国是我私交很好的朋友，对他的请求，我一般都不拒绝，但我认为他此时之举实属“当事者迷”。这抗议是无论如何不该做的。我这样认为不是因为这是一件对极了的好事，上海市委在处理这件事上当然有不妥之处，甚至可以上升到越权违宪；中共中央可挑的毛病多了，都抗议？严家其怎么想不到，从策略角度看，此刻这么做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把事情做死；从道义上考虑，即便没有这抗议，真理与正义在哪方，世人自有公论，更无须多言。当前，最重要的是保住这张报纸，哪怕再吃些委屈，哪怕眼睛一闭出它几期废话，只要班子在，刊号在，就值得。

　　这是我近年来第一次拒绝他，他没有讲话。不过以后事实发展证明，我的“不抗议主张”同属白搭。因为如果要消灭这张报纸的决心已下，而且这消灭之意并非来自这张报纸本身和它所居的层次，再忍让后退也不会使对方手软了。

　　这时大厅里的人差不多都已经走散，连桌上的残食都已经收拾干净了。我告诉张伟国此事与陈女士直接联系，我就不管了，然后我们一同下楼朝外走去。

　　在饭店门外的车道上，门卫突然向我大声喝叫。我回头一看，一部漂亮的黑色轿车正从我身后驶来。我向右边跨出一步，那轿车却在我身边停了下来。车门开了，阎明复先生已跨出车门。他与我握手道别，很诚恳地说：“以后常到我们这里来。”态度如此谦和的高干真是不多见。我点点头。我想，一定是我的单刀直入给他留下了印象。

　　十月份以后，最后在黄镇的葬礼上露了一面，他的名字从此从报纸上消失了。

　　1989年春夏之交，他是最勇敢、最热忱、最不计一己之私利、最不念官场的沉浮，以最坦诚与积极的态度一心为党为国效命的高级干部。共产党居然连他都容不下，真是不可思议。


　　　　　（五）　五月十三日　与前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的见面

　　从四月底到五月上旬，北京的学术界很平静。研究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者们显得很疲倦。不能说他们对半个月来发生的事已经兴趣全无，只能说他们很矛盾：他们爱学生，也觉得社会不改造不行，但他们对纷乱怀着一种本能的反感。他们是作学问的人，而作学问需要环境安定、空气自由，饭桌上有几样菜倒还在其次。

　　但他们有话还是不能憋住不说。五月初，李洪林起草了一篇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倡议》，苦口婆心建议中共对前一段学生运动作出正确评价以理顺民心。我带着这份《倡议》到一大批中外学者的聚集地——卧佛寺，他们正在那里开一个国际学术交流会。我把那《倡议》拿给两、三个人看，他们的反映竟是冷淡又疲倦。

　　“这时候说这些还有什么用？”研究比较文学的北大教授乐黛云说。记得1981年，北大的学生竞选海淀区人民代表的时候，即将赴美研习的乐先生就亲口对我说过，“要是对学生动手，我们是要说话的。”但此刻她已颓惫至此。可是不过半个月后，我看到一张发在报上还是刊物上的照片，她和几名长者站在天安门广场，头顶上的横幅是：“与同学共存亡。”
　　我在这里可以比较肯定地说，那时，正宗学者中，没有人成立组织，没有人想过要过深地介入学生的行动。即使在五月八日深夜，当北大的学生列队到教工宿舍区，“恳请恩师”对他们予以声援的时候，学者教授们依旧沉默着。当然，到了后来，五月底、六月初，有一部分人，恰如诚朴率直的乐黛云教授一样，被感动了、被激怒了，参加了一些活动，说了一些所谓过头话——若使用人类共同认可的标准，只属于最自然的正义与同情的流露——但硬把他们说成是煽动、策划、组织“动乱”，包括烧汽车和用碎砖块打士兵的“暴乱”的罪首，真是不知处于何种居心。

　　当我得知五月四日学生们要大游行而记者们决定“集体旁观”、“集体采访”时，我着实吃了一惊。

　　与学者们比，这已经又是一个领域。在“春夏之交”，无论就联系面之广还是涉入之深，记者们比学者们不知要多出多少倍。这本来也最自然不过。有了热闹而不往那儿跑，怎么称得上好记者？但这回当局似乎是轻轻地饶过了他们，只在仅仅属于他们的领域，比如新闻导向问题适可而止地点了点，“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外加“颠覆”“推翻”等，都没找他们的麻烦；待到重点打击的时候，对新闻界也轻得多。

　　无庸讳言，记者们的“集体采访”给了学生与市民极大的鼓舞。

　　我体会，以《中国青年报》为代表的革命热情高涨的一批，所怀的主要是不受信任、不被重用的痛苦；而另一批冷峻些、阅读面也广一些的记者，则更倾心于全世界都认可的标准：新闻的独立与客观。

　　那天的游行有人打电话通知我，但我没去。应该说不是对自己的同行的藐视，也不是对这件事有多么目光如炬的反感，更没想到悠着点劲给自己留条后路。恐怕又是一个巧合，一个技术问题：我家离市中心太远了。我的新闻界的朋友对我的消极很失望，他们调侃我：“队伍里有条横幅你看见了么？”我问是什么，他们说：“‘戴晴，你在哪里？’”

　　这次“集体旁观”、“集体采访”产生了一个很具体的结果，即记者们也要求与中央对话，并立即有1031名首都各报记者在请愿书上签了名，我的名字也被朋友们代签进去了。

　　五月十二日，统战部一名工作人员打电话到我家，通知我四月二十九日阎部长所应允的事已兑现，第二天在统战部会议室新闻界人士与胡启立见面。我忙问他知不知道千名记者请愿事，他说知道。我说若只见一次应以他们为准，因为他们代表的面更宽。他说这事和他的工作无关。我因特别不愿被人指斥为侵吞他人斗争成果，哪怕仅仅出于误会，一再表示请他再与1031人的代表联系一下。那名工作人员已经很不耐烦了：

　　“告诉你，完全是两码事。明天的会属我们部的工作范围，好不容易才安排上的，已经定下了，你一定要来。”我还没有想出应对的话，他那边已经挂断了。

　　第二天上午，我正点踏进统战部会议室的门，没想到竟是被大家等候着的最后一名。胡启立、阎明复、陶斯亮都已在座；除我们六名被邀的新闻界——更确切地说应是新闻理论界——人士而外，记协的两名头头也到场了。

　　我一进门，胡启立先生不但站起身、还走出座位、绕过桌子上前与我握手，并且说了一句所有的女性都爱听的话：“哟，这么年轻，吓了我一跳。”他是北大物理系的毕业生，知道怎么尊重人。这与我的同行孟晓云到王震副主席家请他审听一篇她写的关于他的文章的情景完全相反。据传，那天孟晓云坐在一边念，王副主席靠在躺椅上闭着眼睛听。文章读完了，老人家一动不动，良久，突然嚷了一句：“我X他祖宗！”孟晓云不知哪里出了毛病，正不知怎么才好，秘书在一边提醒她：“这就是说很好，通过了。你快走吧！”

　　在那天的见面会上，他们五人都作了很好的发言。我因为对新闻理论不大通，一直没有插嘴。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年轻的所长孙旭培谈到的新闻立法问题。他从这部法的动议、搭班子、换马、数易其稿一直谈到迫在眉睫的送交人大审议。他认为这里边埋藏了很多问题，恳请提交前将草案公诸于世，给新闻工作者一个发表意见的机会。我当时觉得这真是新闻界的头等大事。

　　胡启立频频点头，当场答应一定认真研究、慎重对待。但我觉得，这番话对他说来并不新鲜，这一部重要的大法的份量，他心里很清楚。

　　轮到我发言的时候，已经快到中饭时间了。我先匆匆将昨天深夜张伟国给我打电话要我在今天的会上转达的《导报》编辑部的意见如实报告，一共四条，具体内容现在已不能确切，总之很强硬。接着谈了我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我力主淡化处理：钦本立不必检查但也不必复职；工作组撤走，保留第三审的顾问权甚至暂时的三审权；编辑部恢复正常工作。

　　接着我开始谈我们魂牵梦系的民办报纸——我自己倒并不想办，我受不起这份苦，但我知道很多人想办，也一定能办得非常出色，我只想替他们撰稿并当读者——我从来没提过新闻自由，不是不爱它，只是此生对此已不抱奢望，恰如我不期求登月，不期求觐见教皇一样。

　　我那天提出，如今政府将所有的报纸杂志全包下来，财金负担过重了。我提出能否按报纸的重要性从财政上分为三种管理办法，第一级，党报，如《人民日报》，各省党的机关报，对这级报纸，政府财政全包，包括人员工薪、住房、差旅、发行、生活娱乐设施等等，他们则完全起传达党的指令的喉舌作用，各级干部也完全由组织部门直接任命；第二级为比较重要的专业性报纸，如工、青、妇的机关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光明日报等，对他们，国家只负担员工的基本工资，剩下的一切就得靠自己挣了。为此，在版面上，能否给他们一点自由度，允许他们发表一些使人愿意掏腰包订阅的文章；对这样的报纸，主要干部上边任命，但应充分考虑本单位职工的意见，因为经营好坏直接关系到大家的饭碗问题。第三级为零杂小报，对他们，我建议政府原则上不要管，由他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干部任免也由自己的董事会决定，但要严格接受新闻出版法及各种法律法令的约束。

　　这意见，我估计胡启立也早有所闻，但他很耐心地听，并且亲自做笔记，不过没有象对孙旭培的意见那样当场表态。

　　我谈的第二个问题是新闻报道的社会舒泄作用。我绝不谈舆论监督，恰如我不谈新闻自由一样。我知道中共宁肯要一万只麻烦死了的举报箱也不肯容纳一块经调查核实后刊出的要害举报版面。原因是明摆着的，能看到举报信的有几个人？想要抛出什么人与瞒住什么是很便当的。

　　吃饭时，我被按照西方的boy-girl-boy的习惯，安排坐在胡启立右侧——这又是一个偶然，因为如果不这样坐，我的发言就算结束了。但既然这样坐了，我又来了情绪，得以将我的舒泄发展到实际操作的地步。

　　当时在饭桌上，我对他说，我本人自四月十五日以来，接受过不下十次外电外报采访；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报纸不能发表自己的学者与文化人的意见呢？这意见与官方口径可能不尽一致，但完全可以通过版面处置使读者了然，比如说放在二版或者三版，用小号字，加具有倾向性的编者按语，甚至还可以剪缉——这样做当然很缺德，我本人就常因被剪缉而气得房颤加室颤，但站在政府的立场看，总是可用的一招。他说他也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他在最近的一次会上就说过，中央的精神摆在那儿，版面完全由各报主编自行处理。我问：真的？真是这样？他说这还有假，前几天开会我刚刚说过。

　　其他行业的人听到我们这几句对话一定觉得很奇怪，主编管版面还有这么多麻烦？恰如后来在五月十七日那天，《光明日报》的职工游行经过设立在宣武门外中宣部大楼时，呼的口号竟是令路人莫名其妙的，“不要打电话！不要打电话！！”——中宣部动辄打电话到光明日报总编室干预版面已是家常便饭。

　　当时，我觉得只领受这一原则性答复是不够的，于是紧追不舍：

　　“我们报纸常用请学者们来开座谈会，会后发纪要的办法向读者介绍他们的见解，这次能不能用这个办法？”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他说。

　　“这么说你不反对？”我追着问。

　　“我已经说过版面的事由报社自己定。”

　　谈到这里，我已经很激动，激动得连令统战部的骄傲担担面（也许是酸辣汤）都没有细细品尝。

　　和阎明复一样，胡启立与我握别时，特别告诉我一个电话，他念了两遍，让我用脑子记住。他嘱我有什么想法直接找他联系。这个电话我只用过一次，是转达冯友兰、王瑶等十位北大名教授对政府的吁请的。

　　今天，胡启立先生也从报面上消失了。这可真是！不但自由派知识分子不见容于中国，连愿意与我们这类人交朋友的官员也不见容于官场。我们对他曾有过许多误解。新闻界当时曾流传，有他主管意识形态，各报主编都好当了，因为他们已经用不着自己亲自出马压制那些一线记者的创造冲动，他们只须将启立又“左”又“僵”的话原封搬出来就行了。出于同样的见解，北大的学生在“春夏之交”还以他作校友为耻，开除了他的校籍。我好象还听过赵紫阳班子里的人对他的不满。

　　那天，统战部好象有好几拨子客人，车子分派不过来了，只好让我与另外两名西返的客人同乘一部，我于是第一次见到绝食到六月三日的周舵。

　　这部车本应先送我回家，然后再载着他们办事。但我的住处更偏西就拉我来到师范大学的一栋小楼前。他们进去了，我等在车里。就在这时，成队的、头上扎着白布条的学生正从车边走过，好象要到什么地方去集会。绝食开始了。

　　我感到很沉重。我的心情与4月27日已完全不同。就在这时，一小批人从小楼里走出来，其中一位我认识——王超华，王瑶教授的幼女，社科院文学博士候选人。我知道她一直没有离开过这次学运的领导核心。这么说，这小拨人就是行动的组织者了。

　　我问她：“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干！？”

　　她没有回答。我从她脸上也看不出其他青年那种激愤神情。我当时已经知道周舵到这里来是找刘晓波，原来他们在策动这件事。我很生他的气。他是四通的人，万润南的助手，他应该懂得克制，懂得分寸，就算想介入群众运动也该有点韵律。可他居然和刘晓波搅在一起搞这种事。

　　我估计王超华不同意这次行动，但她劝不住他们。她劝不住，还是和他们一道，艰难地扮演着激进的学生运动中保守的反对派的角色。后来我又见过她两次，一次是在座谈会上，这在下面就要说到；一次是她到我家来找我。当然在电视屏幕上还见过一次，剩下的就是那幅全国通缉的照片了。最后那次，她的喉咙全哑了，人又黑又瘦，焦黄的头发仅贴在头皮上——而过去，她曾是一个白白胖胖、神情活泼的少妇呢！6月4日以后，她丢下5岁的儿子，不知藏匿在何处，至今音讯全无。连差不多为她而死、最宝爱她的老父的葬礼都没敢露面。她坚忍、谦和、能吃苦，极具耐性和牺牲精神。如果她早生30年，一定是一名职业女革命家。她一直把我尊为“老师”，但我知道我各方面多不如她。不知政府在了解了她的全部思想与言行之后，能否撤销对她的通缉。

　　周舵走了，他基本上已被定为共和的敌人。刘晓波在狱中，居然在狱中还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这连慷慨悲歌之士都不是了。

　　　　　　　　　　（六）　五月十四日　广场斡旋

　　我回到家时，已近4∶00。那天是周末，在中国，在各个大大小小的机关，任何公休日都被自动提前休。我怕找不到人，一进家门就扑向电话机。

　　我的部主任还在，评论部主任陶铠（即化名撰写长篇批判文章《动乱“记者”戴晴》作者之一），我告诉他与胡启立见面的情况，我当时的建议等等，“他不反对！”我说。

　　跟陶铠用不着废话。他没有读过大学，但他在新闻系统工作的时间太久了，又是前任总编辑杨西光的秘书，还经历过《光明日报》最辉煌的一页——“真理标准讨论”的全过程，外加眼看着《光明日报》从120万份掉到不足70万份（1989年秋天，革命“左”派张常海超龄接任总编辑以来，《光明日报》已成为全国发行量下跌最历害的报纸之一，两年来，已降至30万份上下），早已成就为一名“报精”。

　　我自认为陶铠对我不但是理解的，也是相当支持的。《学者答问录》一问世，他就是责任编辑。他非常清楚一篇文章里哪些话上边通得过，哪些话会惹麻烦。他总是毅然删去那些非删不可的话，而发善心把一些“擦边”文字留着，给它们一丝生的希望，让他们自己去闯总编室、主管副主编、主编这三道关。陶铠几乎没有命令或建议我去作过什么。在我层出不穷的主意面前，陶铠只行使否决权。对此我是很服的，因为他的判断与事后的结果总是非常接近。

　　我和他的关系很融洽，我以为我摊上了一个好头儿。没想到他后来成了署名“邝岩”、撰长文欲置我于死地者之一，这使我很感到意外。我记得在狱中第一次被允许与我丈夫见面时，那已是1990年1月底，我有那么多家话要说，可直逼着他问的是：“邝岩是谁？有没有陶铠？”

　　我之所以一下子想到他，不为别的，只为文中使用的大量材料，特别除我之外别人不可能知道的材料，都来自陶铠让我写的一份关于我本人从1989年4月到6月的全部活动的“汇报”。

　　“没别的意思，”他当时说，“你一件件如实写清楚，报社心里有个数，上面问下来好说。”我当时想都没想，提起笔就写了。我至今认为，他那时并未有意骗我。但当他决意以批我而邀功的时候，也并未想到，我会这么快出狱；当然也没有想到，这样干，就算我被这篇洋洋大文钉死在牢里了（这情形在中共治下一点都不新鲜），他本人在良心与道德上的损失。

　　王德嘉拒绝回答：“别问了，别问了，以后再说。”其实，他的不否定等于就是认可了。这无疑对我的信念是一个打击——真下得去手！哪怕面对着的是朝夕相处的伙伴。我想，解释只有一个：不是我太低能，就是共产党，特别是她那打一拉一的政策太伟大了（由于化名撰文和其他优秀表现，陶铠由评论部主任升任总编室主任，另一名作者刘志达由总编室主任助理升任总编室副主任；几乎同时，被认为表现不好的文艺部主任秦晋、理论部主任张义德、政经部主任李树喜均被罢免）。

　　13日下午，陶铠不用我多解释就全都明白了。他让我在家里等着，待他请示后会给我回电话。我体会所谓“请示”，起码要通过编委会，闹不好还会问到中宣部直至胡启立本人。
　　两小时后，陶铠打电话来：“可以，就定在明天下午2∶00，十人左右，《著名学者关于形势的座谈会》，老方（即方恭温，《光明日报》主管理论部和评论部的副主编）主持，你先拉个名单出来。”

　　“名单已经有了，”我忙说，开始一一给他报。我所选的都是当时在社会上声望最高、影响力最大、最为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所熟悉与景仰的，包括：

　　社科院　马列所所长　研究员　苏绍智
　　社科院　文学所所长　研究员　刘再复
　　社科院　哲学所　研究员　李泽厚
　　社科院　政治学所前所长　研究员　严家其
　　社科院　历史学所　副研究员　包遵信　（小老包学术职称虽然不高，但主编过的《读书》和《走向未来丛书》影响甚大，届时还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
　　福建省社科院　院长　研究员　李洪林
　　法学家　于浩成　（老于还有许多头衔，有不少颇有生气的机构还是他开创的。但自1987年以来，已经一个一个地被夺走了，夺不去的，只剩下了他的学问。）

　　还有一些同档次的别的学者，因为当时没联系上，现在已不能确记。陶铠说可以，让我以编辑部的名义正式邀请。

　　苏绍智那天不在北京，到长沙讲课去了，具体地址不详。我于是请他的太太帮助，一旦联系上就作一个电话采访。

　　李洪林、于浩成、包遵信三位立刻就答应了。严家其有点犹豫，让我容他考虑一下。李泽厚不肯。除了他所说的身体不好（他身体确实不好，后来在广场上还到处找硝酸甘油），和我所体会的他本来就不愿搅进这类事情之外，他很讨厌《光明日报》，他与这张报纸已多时不来往了。考虑到我们学者的阵容，我在电话里苦劝了他有10分钟，最后总算勉强应允了。为防他明天随便找个小借口不到会，我立刻给陶铠打电话，让他明天安排专车接李先生。他是这次邀请的客人中唯一派车接的一位。

　　给刘再复打电话时，李陀和苏炜恰在他家，刘还未表态，他们二人先兴奋起来：“你小子真他妈太棒了！”他们说。

　　他们二人不是学者，本不在邀请之列，见他们如此看重这件事，我只好顺势邀了他们三人。

　　放下电话，我立刻拨陶铠，请示可不可以，陶说：“就这样吧！”

　　就在这前后，温元凯给我打来电话。

　　1983年，报社曾派我到合肥采访当时正如一颗巨星般上升的温元凯。和他谈过之后我什么也没有写。我不是对改革无动于衷，而是感到我对此人的为人和一系列做法都还没有吃透。我宁愿站在一旁在揣摩一阵，掂掂他的份量。几年下来，我认为有些事他作得很漂亮，比如作为人大代表提出“旁听制”提案；而有些就显得毛躁了些，有“作秀”之嫌，如最近一次和严家其在《导报》上的长篇对话。总的说来，我觉得他对自己在社会上的角色担当不大把握得住。

　　他说没什么事，就是告诉我他到北京了，还说想来看看我。我不希望他来，于是告诉他当晚在一个什么公园有一个知识分子聚会，我可能会去，要见就在那里见吧。我确实没有耍弄人的意思，但这聚会不但我自己未去，还把时间说错了，让他扑了一个空（这就是山西作家郑义到北京来召集的知识份子日坛公园聚会。正是在这次会上决定了所谓《知识界5.16宣言》）。我没请他出席《光明日报》的座谈会，不为别的，只因他是理工科大学的教授，而我们此刻并不存在向社会展示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之意。我希望学者们的发言都有较深入的、具有专业特色的理论表述，温元凯就算有很精彩的见解，和我拟的这个阵容也不搭界。

　　当时我算了算，请定的人一共9位，开两个钟头的会，发它半版到四分之三版，也足够了——没想到这时又生出一个支叉来。

　　当时，美国人权委员会亚洲观察的一名调查员西德尼正在北京度假，不意碰上了这场学运，也就无心游山逛水。由于我大约半年前见过她的委员会的主席夫妇，并且与他们有过很有意思的谈话，西德尼这次来京也就见到了我。

　　5月14日上午，戈尔巴乔夫访华团的文化先遣团已先期到达，要在国际大厦开一个记者招待会。随这个团来华的一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莫斯科的记者恰恰是西德尼的好朋友，她于是主动提出，由她牵线，让我们与相当于苏联的《红旗》杂志的主编见个面。

　　那天一大早，我还在床上，NBC的一名雇员，前北京姑娘刘白方已经为此驱车来接我了。虽然下午还有那么重的节目，但我觉得第一机会难得；第二西德尼盛情难却，也就同意去了。刘白方告诉我还要再接上苏晓康，这使我想到，在我们的座谈会上，已经搀进了苏炜和李陀，他们显然不是学者，只能算是作家，但读者对他们又太陌生了一点；苏晓康本来就很棒，加上《河殇》的几上几下，已经弄得他无人不晓。所以，当我随刘白方到了他家，在她讲过来意之后，我也随即发出了下午的邀请。苏晓康犹豫了一下，又和他的太太商量了一阵，最后同意了。

　　我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地细述温元凯和苏晓康出席座谈会的经过，是因为国务委员陈希同在他那一锤定音式的报告中，把我们12个人一下子点了9个，说我们“给学生撑腰打气，给动乱火上浇油”，而无论是我们的《紧急呼吁》，还是我们出发到广场，其目的都是劝学生回校。这件事不但一个证人都没有死，证据也白纸黑字摆在手边。

　　在国际大厦门口，我们又遇到赶来参加招待会的麦天枢。他是《中国青年报》记者，还是最近《中国潮》报告文学头奖得主。为了同样的理由，我把他也邀上了。麦天枢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因为有我和苏晓康。

　　按照我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思路的理解，我本以为在招待会上会见到一批全新的苏联文化人，没想到他们的面孔与我们中国出访的文化官员竟所差无几。举一例，我曾站起来提问。我的问题是：“在改革的今天，苏联当局还会不会仅仅因为思想与作品就对自己的知识分子加以惩戒，比如说，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台上的苏联人交头接耳一番，推举一位剧作家作答，她的答案是：“西伯利亚现在不那么冷，也不那么荒凉了，到那里去我看没什么不好。”这可真是鲜红的幽默。当我问到“民族问题会不会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大难题”时，他们又商量了一阵，结果是干脆拒绝回答。我不由得长出一口气：一个“主义”居然能将两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民族揉捏得如此相类，也算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吧。
　　没有人愿意在这儿浪费时间，我们都鱼一般地溜了出去。和那位主编的谈话也不甚理想。我们三人都是记者，又是在这么特殊的情况下的单独会面，向苏联人的提问坦白、恳切又犀利。但那人防守得滴水不漏，显然没有交换意见的诚意——这也难怪，他不可能读过我们三人中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部作品，有着三十年代大清洗记忆的苏联人，凭什么相信我们？时间已过正午，我们决定找点东西吃，快快赶到《光明日报》会场。

　　我是组织者，不敢在外边耽搁太久，把苏晓康他们送到《光明日报》对面的前门饭店，就匆匆来到会议室。客人们还未到，但报社方面，副主编、理论部和评论部主任，以及负责录音并记录的记者，基本上已到齐。除了“名正言顺”的与会者，门口还拥着很多人，有生面孔也有熟面孔，都来求我让他们进去。我处理这类事顶不在行，干脆躲进去不管了。就在这时，我看见了王超华。

　　“你怎么来了？你怎么知道这个会？”我克制着自己的不快，一连声问她。我不是不喜欢王超华，也不是不信任她，我只是不欣赏那种什么事都一哄而上，什么成色的人都一搭拉瓜子搅在一起的做法。我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也许她根本就没有回答我；我只记得自己当时的惊愕和她那一脸焦虑之色。

　　接着，温元凯也来了，身后还跟着四个陌生人。

　　“你看，你没请我，我自己来了。你不反对吧？”他说。

　　“哪里，当然，欢迎欢迎。”我说着，转到陶铠身边，低声问怎么办。温元凯过去不止一次到《光明日报》作客，总编辑一直很客气地接待他；我那年虽然没有写他，但我们的驻省记者写了，算是报社联络的老对象。“来就来吧！”陶铠说。

　　温元凯指了指那几个人：“这是著名企业家牟什么，和什么什么，他们有很好的见解，也想谈谈。”我对这位著名人士没有一点印象，我们可以拒绝，而且本该拒绝，但我和陶铠还有副主编方恭温都太软弱，不忍当面驳人之请——哪怕很没道理的请求——这又是一个偶然：如果我们当时拒绝了根本不曾邀请的王超华和温元凯，这个座谈会开到5点就散了，以后的事情也都不会有了。

　　我到今天也没有弄清王超华是怎么得到这次会议的消息而赶来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筹备了很长时间的会——礼拜六晚上决定的，礼拜天中午就开。至于温元凯，我直到在狱中被提审的时候，还不解地和专案人员探讨，那次座谈会怎么一下子就离开了它的主旨被引到广场上去了。后来，直到温元凯带来的他的那位至交，即所谓著名企业家牟某某，为了撇清自己而在人民日报上大骂与会学者作家时，我才知道，原来是他！是他怕乱子闹大了，使他这样一个从普通工人爬到著名（？）大老板位子的人赚不到钱了，而找到温元凯，让他到广场去劝学生；温元凯觉得自己势孤力单，打电话给方励之，方表示不介入学生的事；温又找严家其，严让他到我们的会上去商量。但无论是温还是严，还是那个从工人爬上去的“著名”家伙，都不曾在会上开宗明义地讲出自己的意图，他们利用学者们的同情心、正义感和书生气，极有心计地把大家引到这一步，然后再跳出来为保自己而大骂。这实在是我自去年以来见到的最丑的一副面孔。与会的一批有成果、有价值，应属中国学界与文坛的骄傲的人，现在顶着煽动的罪名，被审查、被批判、被监禁、被放逐……而如果非要用“煽动”这一个字眼儿的话，学者们是被他煽到广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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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物与回忆特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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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增刊第12期　（二）　——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日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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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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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特　　稿】　也谈春夏之交　（下）　　　　　　　　　　　　　　　戴　晴
２【特　　稿】　我与十二学者上广场　　　　　　　　　　　　　　　　王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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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也谈春夏之交　（下）


　　　　　　　　　　　　　　戴　晴

　　我那天没和编辑部的人坐在一起，而坐在我的朋友苏晓康和麦天枢中间。我刚刚还开玩笑地问他们：“我算哪边的呢，报社一边，还是你们一边？”他们说当然算我们的。我那天也没有发言。我觉得他们讲得太好了，我不可能讲得更好。

　　这批发言后来《光明日报》没有用，我一直在追那几盘录音带，也未追到手，否则，就可以郑重地附在本文之后了。我一直认为《光明日报》把这批发言用出去没有问题，直到陶铠这当儿讲了一句话，使我隐隐悟到我策动的这件事有多么艰难，也就是说，在学者们和编辑部的期望之间?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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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四　专辑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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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增刊第十九期　——
　　　　　　　　　　（一九九三年五月三十日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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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目录　（zk93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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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　绿岛狱中诗三首：读史·忆王孙·金缕曲　　　　　　　　　　　　　柏　杨
⒉　对侵犯人权者的起诉书　　　　　　　　　　　　　　　　　　　　　刘　刚
⒊　我的紧急呼吁　　　　　　　　　　　　　　　　　　　　　　　　　刘　刚
⒋　我哥哥刘刚的现况　　　　　　　　　　　　　　　　　　　　　　　刘　明
⒌　绝食声明　　　　　　　　　　　　　　　　　　　　　　　　　　　王军涛
⒍　王军涛病情诊断证明书　　　　　　　　　　　　　　三○二医院、阜外医院
⒎　请求将王军涛保外就医的公开信　　　　　　　　　　　　　　　　　侯晓天
⒏　四川六诗人被捕的前前后后　　　　　　　　　　　　　　　　　　　黎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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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和建议请寄：cnd-cm@cnd.org，来稿请寄：HXWZ@CND.ORG
　　请在来稿中注明您的姓名和电子邮址（如愿用笔名或不署名也请注明），
　　　　　来稿若为文摘，请详细注明原文的出处和发表时间。谢谢！
　本刊所载的任何形式的稿件均不一定代表编辑、《华夏文摘》或ＣＮＤ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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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岛狱中诗三首
　　　　　　　　　　　　　　　　柏　杨

【年初收到柏杨先生题名惠赠的新版《柏杨诗抄》。书中收录了柏老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七年间在绿岛监狱中所作的五十二首古体诗词。当我静坐灯下吟诵这些用血泪铸成的文字时，顿然领悟了两千年前屈原写《天问》时的心情。读罢掩卷沉思，从屈原到柏杨，从谭嗣同到天安门广场的青年，他们的“通病”就是爱中国爱的太深，太纯情。想到他们的下场，不由涕泪满面流，悲从心底生。天安门英烈已随同先贤渐渐远去。今天，为了使活着的良心得到安宁，特恭录柏杨诗词三首以祭典六四烈士在天之灵。并祈祷魏京生、陈子明、王军涛等正在为中华民族服刑的人们身体健康。再祝愿柏杨、王希哲、刘晓波、杨巍等曾经对中华民族问心无愧的人们后半生平安吉祥。——欧阳明　于一九九三年六四前夕】

　　　　　　　　　　　　　　　　 读史

　　　　　　　　每一展史册　触目自心惊　所谓礼仪邦　更诩最文明
　　　　　　　　有记四千载　冤狱染血腥　侠义若郭解　豪迈若李陵
　　　　　　　　精忠若岳飞　诤谏若田丰　大勇若李牧　大智若文种
　　　　　　　　大识若于谦　大名若孔融　功如周亚夫　亲如司马宗
　　　　　　　　财如士孙奋　学如王阳明　才如苏东坡　史如庄亭珑
　　　　　　　　文如司马迁　诗如薛道衡　赤心伍子xu　割肉杨继盛
　　　　　　　　肝胆袁崇焕　雄谋封常清　曲端活烤死　李斯具五刑
　　　　　　　　荣爱灌铅汁　崔浩囚铁笼　郑曼生剥皮　杨涟耳贯钉
　　　　　　　　铁铉化焦骨　彭越烹肉羹　一读一落泪　一哭一抚胸
　　　　　　　　献身系囹圄　爱国罹刀锋　中华好儿女　几人有善终
　　　　　　　　不如懵懂人　扶遥到公卿　此中何缘故　欲言又无从

　　　　　　　　　　—·—·—·—·—·—·—·—·—·—

　　　　　　　　　　　　　　　　 忆王孙

　　　　　　　　头颅盈斗血盈腔。赠与人间识货郎。
　　　　　　　　　　遍数男儿无刘邦。少张良。便是曹瞒也思量。
　　　　　　　　绝域斗室自彷徨。今世但求遇宋江。
　　　　　　　　　　忠义堂前定八荒。焚阿房。跨马插花下洛阳。

　　　　　　　　　　—·—·—·—·—·—·—·—·—·—

　　　　　　　　　　　　　　　　　金缕曲

　　　　　　　　问梦迷何处，恁孤魂绕遍斗室，欲飞无路。
　　　　　　　　一霎数惊不成寐，举目更添凄楚。
　　　　　　　　想那人正相笑语。
　　　　　　　　紧倚栏杆北望月，把新仇旧恨齐吩咐。
　　　　　　　　多少事，恁谁诉。
　　　　　　　　奈何天，生生又缺，岂能为主。
　　　　　　　　千载女娲炼青石，今日难重补。
　　　　　　　　寂寞了当年萧鼓。
　　　　　　　　流水落花空有恨，这痴情总被无情误。
　　　　　　　　恩与怨，都尘土。

　　　　～～～～～～～～～～～～～～～～～～～～～～～～～～～～～

　　　　　　　　　　　对侵犯人权者的起诉书
　　　　　　　　　　　　　　　刘　刚

行政［］［］刑事诉状
自诉人：刘刚

被告：中国司法部、吉林省司法厅、辽宁省司法厅、凌源第二劳改支队、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凌源二支队警察张爱晴（支队长）、杨国平（大队长）、王银山（付科长）、刁烈（原中队长）、刘国东、王世军、“刘［］儿”（绰号，中间一字原稿看不清）、李扬

请求事项

　　一．被告人王银山、王世军等人犯非法迫害，严重侵犯人权罪，请求依法判决。

　　二．被告司法部伙同辽宁省与吉林省司法厅，将原告人由原籍吉林省长春监狱强行转送到远离家乡的辽宁省凌源二支队，违反就近就地服刑原则。请求法院裁定，该行政决定和行为是否合法。

　　三．请求尽快调离凌源二支队，转到离家乡较近的正规监狱。

　　四．凌源二支队对前来探视家属百般侮辱刁难，经常违反规定，禁止我同家属见面，禁止我同外界通信联系，严重侵犯人权。

　　五．请求保外就医，以治疗由于遭受非法虐待而导致的痔漏、心肌炎、胃炎，关节炎等疾病，医疗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

　　六．原告人由于异地服刑，家属来探视极度不便，给家属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按每月探视一次，每次探视多花费一千元计，因此造成经济损失至少两万元。请求判定被告赔偿此损失。

　　七．北京市中级法院在1991年1月12日的判决中，无中生有地说我已认罪悔罪；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在次日的报导中对此加以传播，扩散，造成了我的声誉损失，玷污了我的人格，构成诽谤罪。要求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公开发表声明，纠正上述歪曲报导，为我恢复名誉，公开向我道歉。

事实和理由

　　1991年4月，我被由北京秦城监狱转送到原籍长春监狱，但于当月便又无故被强行转送到远离家乡的凌源二支队。此行政决定当由司法部和吉、辽二省的司法厅作出，违反了就近服刑的原则，无任何法律根据，属违法行政决定和行为，造成了我与家属接见的不便，并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到凌源二支队后，我虽然几次要求转回原籍，但有关方面从不理会。

　　到达凌源二支队后，我备受歧视、侮辱、打骂和虐待。1991年4月22日到达二支队当天，我们便遭到众多警察打骂。外号“刘［］儿”的警察，一边用电棍电我们，打耳光，一边还恶狠狠地说：“要电废了你！”，并将此次殴打说成是给我的下马威和见面礼。

　　1991年5月29日，我与吉林来的十一名政治犯，不堪忍受经常不断的旨在洗脑和折磨人的考试，拒绝参加考试答卷。杨国平、王银山、刁烈、李扬、刘国东、邹干事等警察，率众多的刑事犯，当晚对我们毒打，并被戴上脚镣手铐，受押严管矫正三个月之久。每天强制坐凳体罚达十四小时之久。在监狱中，押严管小号一般不得超过一个月，就连那些喝酒打架等严重违纪的人，一般也只是押严管半个月，一周了事。可对我，在1991年5月至1993年1月的一年半时间，先后共押严管三次，累计八个多月。

　　1991年6月4日，我进行绝食。当晚王银山便率邹，刘、王、杨，等干事对我百般毒打，刑讯逼供，口出污言秽语，说要扒我一层皮，并扬言：“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一系列暴行就发生在凌源检察院在二支队的“住察办公室”中。

　　1991年6月至8月间，在警察的指使授意下，刑事犯人王连生等人多次私设公堂，对我拳脚交加，进行所谓夜审。在中国南方发生水灾期间，狱方强制我们为灾区捐款，起初我捐款二元，司纬等政治犯无钱捐款，由于我们捐款太少，没完成规定的指标，警察便指使王连山等刑事犯人对我们进行殴打，直至我答应捐款十元才罢手。

　　在二支队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们被强制进行糊火柴盒劳动，每天劳动时间都在十小时以上，星期天也不准休息，在规定的娱乐休息时间里，也不准我们进行娱乐活动，不准读书，看报，看电视新闻，却代之以各种形式的体罚和加班劳动。

　　1991年11月15日，我与其他十四名政治犯不堪忍受长期的迫害和虐待，进行集体绝食，要求回原籍和改善服刑条件，但狱方当晚便将我们全体押进小号严管，每天强制坐凳十四小时，直至1992年1月19日才解除严管。在此期间，我多次进行绝食，抗议对我们的非法虐待，但每次遭受毒打；我拒不接受坐凳体罚，狱方便指使十多个刑事犯人轮番强制我坐“人工老虎凳”，就是拧臂，拉腿，锁喉，捂嘴，踩肚子地强按我坐在一条长条凳上。警察唆使刑事犯人李传波、张跃、胡伟等人每天对我拳打脚踢和恶意侮辱，致使我头部，胸部多处受伤。当几个月后，我将头上残留的伤痕让我姐姐看时，杨国平竟一口咬定是冻伤。就在李传波等人对我大打出手，并强把我按在地上时，警察站在旁边观看，拒不制止，还说他们并不在打我，仅仅是帮助我提高认识，促使我认罪悔罪（彭士龙队长语）。

　　1992年10月2日，我与父亲、妹妹接见时，讲述了王银山、李扬、刁烈等人打骂虐待我的事实，在场的李、刁二人当时便暴跳如雷，对我进行辱骂。当晚，王银山科长便到我的监舍门外，寻衅对我进行打骂，在其警校同学杨宝玺科长及杨军等十几个刑事犯人的帮助下，将我按在厕所门口，用几根一万二千伏的高压防暴电警棍，对我进行所谓的“电疗”，一边电我一边还大声吼叫：“我让你挺！”（当我咬牙坚持时），“服不服？”“还敢不敢告？”甚至在我不得不喊“服了”，“不敢告了”，并承认是我打了他王科长而不是他打我（就在他毒打之下的招供！）的情况下，他们仍不肯罢手，随后，将我押进严管室，长达三个多月，直至1993年1月6日春节临近时，才解除严管。

　　在严管期间，王、杨、李三位科长，强迫我写认罪交待材料，刑讯逼供我承认：是我要预谋杀害王银山科长，甚至逼迫我承认，是我与刑事犯李传波、张跃、胡伟等人搞“同性恋”，“去抠他们的老腚”时，才遭到他们毒打的。自我到凌源二支队后，一直受到严密的监视，甚至根本无法靠近警察，他们却要我承认我要预谋杀害政府干部及搞同性恋，真是颠倒黑白，信口雌黄。

　　1992年10月2日，我开始进行绝食，以抗议对我连续不断的殴打，辱骂和非法严管。绝食绝水长达一星期，直至10月8日晚，李扬付科长率犯人杨军，刘远［］、郝义国、王福生、郑全义、叶庆奎、尹遇华等七，八个人，在狱政科会议室内，对我强行插胃管，灌食玉米面粥，声称是：“遵照李鹏总理的指示，救人要紧，对你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并威胁说：“只要你家人敢去告，就让你死在这里，让你全家都进监狱”。这李鹏也真欺人太甚，将我们打进十八层地狱后，竟还不肯善罢甘休，还要强制地向我灌输施行所谓的“革命人道主义”，甚至还要将我全家人都投入监狱。难道总理就有权肆意残杀无辜？可以为所欲为吗？

　　在1992年10月2日至1993年1月6日期间，我经常地进行绝食。在头两个月，我几乎是每周只在周三、周日各进餐一次，约500克，后一个月，我每天只进餐一次，约200克，致使我身体状况不断恶化，体重锐减。就在这种条件下，严管队长王进［］每天率十几名刑事犯人强行按我坐“人工老虎凳”，或按我坐在水泥地上，并亲自动手对我进行扭打，说什么：“我就不信治不服你这个小反革命，小暴犯”，“拼着掉脑袋也要让你认罪服罪，让你向共产党低头”，“宁可被开除出党，开除警籍，也要为党除掉你这个又臭又硬的危险分子”，“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是绞肉机，如果不低头，就一点一点把你绞死”，“要想不认罪，就甭想活着走出凌源二支队”，“这就是二支队的特色”，直至最后，只要我见到他，就跪着求他走开，他仍是不肯罢手。

　　反省室里，阴湿潮冷，窗玻璃损坏，四面透风。七十平方米的大空房子，长期就住我一人，只准带简单被褥，铺上潮湿，我在此先后住了七个月，经常被强制坐凳和坐水泥地板。我到二支队的近两年时间里总共只洗过五次澡。从1991年11月至今的一年多里，从未下过楼放风，甚至连被褥都不得晾晒。在反省期间，甚至长期不允许洗脚，洗脸，洗衣服。恶劣的生活环境和非人的虐待，已使我感染上关节炎、心肌炎、胃病、皮肤病、痔疮等多种疾病，时常脱肛，但一直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甚至常年不许我去医院就诊。

　　我并不是说，凌源二支队的警察都丧尽天良，但在支队长张爱晴的管制下，所有同情我，甚至不愿对我拳脚相加的警察都不被重用，甚至被调离。例如，有些曾直接管觏我的干部，对我却变得日益友好起来，便被认为是政治立场不坚定而被调离降格使用，而几乎所有打过我的人都被提拔重用。如杨国平先是由大队长重用为主抓全面工作的狱政科长，近日又被提拔为付支队长级工会主席；刁烈、李扬都是三十岁便被提拔为大队长，付科长；杨宝玺由付科长晋升为正科长，号称是凌源地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狱政科长；刘国东干事被保送上大学深造等等。在凌源二支队，警察打犯人是否凶狠，能否令人毛骨悚然，是甄别干部才干的主要标志，而敢不敢对我拳脚相加和恶语中伤，更是干部们晋职晋级的捷径。这促使许多年轻好胜的警察憋足了劲试图在我身上一试，在我身上使出他们的各路改造人，整治人的招数。如果有谁能征服我，就无可非议地证明了他的才干，能立即升官发财，甚至发表论文，得到首长接见与赏识；而征服不了我，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损失。

　　这里几乎所有的共产党警察都坚定不疑地相信，用他们的电警棍可以征服任何人。如果有谁不能征服手下的犯人，会被认为是最无能的人。凌源二支队就坚信他们可以改造任何人，能让任何人认罪服法。正因为有这种绝对的自信，他们才敢夸下海口，要接收改造来自全国的政治犯。

　　凌源二支队对我们所有的迫害，都是在支队长张爱晴直接参与、策划、指挥下进行的，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凌源二支队的暴行，也受到了共产党高层官员的大力支持。1992年七，八月间，就是在中国政府发表《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白皮书期间，辽宁省岳歧峰省长，另几位副省长，副书记及省劳改局长，分别几次亲临二支队视察，给二支队出谋划策，鼓劲打气。在经过我楼下时，我隐约听见省长大人指示“二支队要咬紧牙关，坚持住，顶住压力共渡难关”，“抓住机遇”等等。至于是顶住邓小平的关于“主要防止左”给辽宁省这个极左基地带来的巨大压力，还是要顶住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不断呼吁中国释放政治犯造成的压力？是要抓住发表白皮书的机会，对我们政治犯进行彻底的洗脑，甚至是用“革命人道主义”手段将我们从肉体上予以消灭？还是抓住机会，大力振兴辽宁的劳改经济，促进凌源各劳改队生产的凌河汽车零配件？那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就在那前后，辽宁省劳改局发布了一个《大力振兴辽宁劳改经济》的红头文件。在1991年前后，李鹏出访菲律宾时赠送的若干辆黄河牌大客车的汽车底盘，便是凌源二支队生产的劳改产品，其它许多配件都是由凌源的几个劳改队生产的。辽宁省一直把出国劳改产品作为改造罪犯的政绩加以宣扬。

　　辽宁省不愧是“四人帮”当初重点扶持的地区，极左势力根深蒂固，尤其是辽宁省的监狱中，大搞体罚，虐待，刑讯逼供，其残酷程度令人发指。众所周知的张志新就是在辽宁的监狱被共产党警察割断喉咙而送上刑场的。这类暴行在这里已成为传统与习惯，在这里无人谴责这种暴行，反而作为辽宁的骄傲，以为这是辽宁的政治立场坚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比强大的表现。难怪在东北的警察比东北的流氓，劫匪更令人恐惧，也难怪李鹏政府对辽宁警察如此青睐，把我们送给凌源监狱监管与改造。辽宁省的有关领导，对我们遭受迫害，并对此不理，使对我的迫害加剧，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此致
最高人民法院，北京市高法，吉林省高级法院，辽宁省高级法院，朝阳中级法院。
联合国安理会和人权委员会。

（供稿：中国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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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紧急呼吁
　　　　　　　　　　　　　　　刘　刚

　　由于有关的被告干部千方百计阻挠我的控告，我无法呈递此状，我要求此状首先在国外，港、台报刊上发表。自发表之日起，即算作送达上述各法院，请各有关法院尽快受理此案，并进行开庭审理，要求允许国内外各新闻单位做公开的跟踪报导。

　　如果中国各法院拒不受理此案，我要求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和人权委员会上辩论此案，以敦促中国法院受理此案。如有可能，可授权某一国际法庭能公正地审理此案。

　　请求香港、台湾及海外同胞们为我组织一个律师团，为我调查取证并进行法庭辩护，并在各新闻媒介上进行公开辩论，律师团及新闻记者能尽快与我直接会面。

　　必须看到，我所告的所有警察，都是正在对我进行直接管理的人，都有权随时随地对我进行“电疗”和实施其它形式的“革命人道主义”，甚至有生杀予夺之权。觐扬付科长曾亲口对我说过，他可以随时命令我走到大墙电网边，随后就指控我企图越狱逃跑而将我击毙，没有人能了解事实真相，即便事情败露，充其量也不过是渎职罪，最高刑期也只有七年。目前，这些警察都知道我下决心告他们，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并不择手段地进行威胁，恐吓和打击报复。他们经常向我叫嚣：“你把我怎么样了？你倒是告倒我呀！我还是共产党员，还穿警服，照样晋级提干，照样管你！”。如果让这些肆意打骂我们的人继续逍遥法外，甚至是因打我而得到上级欣赏重用，那无疑是对法律的践踏，对人权的蔑视与践踏，甚至我的性命也难保。杨宝玺科长曾对我说过：“我可以让二支队的犯人每人戳你一手指头，就能把你戳死，最后谁也不用负责任，你告都不知道告谁！”为了拯救我的性命，为了救我走出地狱，我们必须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控告那些盗用法律的名义践踏法律与人权的人。家里的人必须来凌源长住下来。我们别无出路。我呼吁一切维护法律与人权，维护人的尊严的人们支持我与家属们的努力；我也呼吁国内外的新闻舆论声援我们。法律与人权不允许被肆意践踏！人的生命与尊严不能被肆意虐杀！

　　我也恳求中国共产党尽早把我调离凌源，否则，我被凌源二支队的一群暴徒打死，中国共产党人将无法向全世界做出交待，这使中国政府的形像也受到损害！

　　我请求各民主国家，对中国的辽宁省和北京市，这两个严重侵犯人权，迫害政治犯的地区，实行扫描式的经济制裁，直至这二地区全面改善政治犯待遇状况，及全面释放政治犯为止。制裁包括限制到这两地区进行政治与文化交流，禁止与这两地区进行直接的经济贸易合作，禁止这两地的产品直接出口国外，但可以准许以广东、海南等地的商标，从其它口岸出国。我希望联合国安理会和人权委员会能讨论并派人来调查北京与辽宁的人权状况，希望所有的海外侨胞也能积极地参与对北京、辽宁的制裁，最大可能地孤立这二地区。这种对中国局部地区进行扫描式的制裁，较之对中国实行全面的经济制裁更能有效地促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和改善人权状况。

　　我深深地懂得，应当珍惜与爱护自己的生命，我要坚定地活下去，亲眼见到法律与人权受到维护，亲眼见到中国的民主进程得以前进，亲眼见到人权状况得以改善。

　　人们，请支持、声援我们的努力！

　　　　　　　　　　　　　　　　　　　　　　　　　　刘刚
　　　　　　　　　　　　　　　　　　　　　　　　　　1993年1月
（供稿：中国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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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哥哥刘刚的现况
　　　　　　　　　　　　　　　刘　明

＿＿先生：

　　您好！

　　我叫刘明，刘刚的妹妹，在吉林省长春市21中学（原124中学）工作。

　　自九月以来陆续收到四封来信，其中十月份收到一张支票。你对我哥的关心和帮助，我代表全家表示感谢！没能及时给你回信原因有二：一是准备“十一”看哥之后把他的近况介绍给你，二是赶上中共“十四大”，这期间我的行动很不方便，因此请你多加谅解。

　　现把一些情况介绍给你：

　　一．狱方用种种手段刁难家属。

　　自去年“五一”刘勇（刘刚之弟）探监后，刘勇将刘刚遭受非人待遇向中央写信如实反映后，狱方一方面更加残酷迫害刘刚，另一方面以不可告人的理由拒绝刘勇同哥哥见面。从那时起到现在刘勇共去探监八次之多，都未让见，给刘勇造成巨大的精神负担和经济浪费。

　　我于今年“五一”、“十一”两次去监狱看望哥哥，在4月30日，我与爱人、刘勇及一个朋友，千里迢迢，昼夜兼行两天时间，于5月1日凌晨6点到达监狱，通过多方交涉，我们违心地答应狱方提出的条件：一是我们不能相信哥哥说的话，二是不准刘勇和那个朋友参加会见，并不准告诉哥哥刘勇就在外面等着。最后我们于下午4点左右才见到刘刚。

　　10月30日我同爸爸，刘勇同行去凌源监狱，顶着大雨，同样早晨6点到达监狱，经过种种刁难，强迫刘勇写字据，承认我们家属向中央反映的监狱情况是诬告，反复写了三次都不合格，必须按照他们的口述原话，一字不漏地写才合格，最后我们拒绝写字据。直到下午2点，只准我和爸爸两人与哥哥见面。第二天我们再次要求会见，受到监狱的驱赶。

　　二．刘刚生命安全无保障。

　　我哥哥一直被关在严管队，同刑事犯住在一起，还经常被关禁闭。听哥说时常被他们打，晚间不许睡觉，强行坐人工老虎凳，有个姓王的管教曾这样对刘刚说：“刘刚，我让你过线（禁戒线），你不敢不过，若过就开枪打死你，至多判我七年渎职罪。”由于用刑事犯管理他，经长不给吃饱饭，特别是假日。“十一”我见他时，他说现在已没有饭吃了，因为“十一”放三天假，放假前就把三天的饭一次分了下来，他的饭不足其他犯人的五分之一，若向管教反映，就说他斤斤计较。我哥哥不能得到与其他刑事犯同等的待遇，不准他下楼，有专们的刑事犯把门；不准他洗澡，只能使用厕所里的冷水冲身；不准他外出放风。他现在患有关节炎、胃病、心脏病，他的精神受到严重摧残，时常自言自语。他的身体和精神情况都很危险！

　　三．刘刚身处恶境，但信念始终没有改变。

　　刘刚深信自己所作的一切合乎公理，合乎正义的原则，并不惜用鲜血和生命进行抗争。每当外国政治家或领导人出席重要的联大会议或访华，他都要进行绝食以敦促他们能讨论中国的人权状况问题。下述日期是他固定的绝食日：1月1日，4月5日，5月4日，6月4日，7月1日，8月1日，12月5日。

　　三年的监狱生活，他制定了抗暴自救方针：
　　不迷信　不屈服　　不合作　不服从
　　自信　　自卫　　　自救　　自治
　　反洗脑　反压迫　　反改造　反暴政

　　不怕戴镣戴铐，不怕电棍电炮，不怕洗胃洗脑，不怕强留强劳，不怕严管小号，不怕加刑加帽。

　　以和平手段对抗暴政及各种暴力虐待。

　　正因为他有坚强的意志，所以才能在险恶的环境下坚持下来，当然，各界友人的支持和理解也是他力量的源泉。

　　再次感谢您的关心和帮助。

　　　　祝
好！
　　　　　　　　　　　　　　　　　　　　　　　　　　　刘明
　　　　　　　　　　　　　　　　　　　　　　　　　　　1992年12月12日

（供稿：中国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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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食声明
　　　　　　　　　　　　　　　王军涛

　　我，王军涛，中国公民，因介入1989年民主风潮，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对我的判决是一起蓄意制造的政治错案……

　　尽管如此，我一直坚持依法办事，已经写了几百份申诉材料及反映问题的材料，也写了关于依法保外就医的申请，但均无答复。就在同时，公安部长陶驷驹却对外说不实之辞，将我入狱后患染的慢性活动型乙型肝炎说成是入狱前就有的，我病重他却说我病好了，司法部包庇错误，检察院偏袒违法者，我的对案子的申诉权至今不能保障，我写给人大的很多封信也同样毫无答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在所有的法律渠道都走不通的情况下，我只能诉诸于良心。为此我声明：⒈我要求中国政府和执法机关严格依法尊重我的合（法）诉讼权利；⒉我要求依法对我实行人道主义的保外就医，并在此之前改善境遇，保证我能有一个类似于普通人一样的医疗待遇；⒊有关部门应最迟于6月3号以前，给我一个公正、合法和可信的答复和解释，如果到时得不到这类答复，我将开始无限期绝食抗议。

　　我坚信，中国已进步到这样的程度，没有人可以不对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而对人类良心的审判，更是从来没有人能享受道义豁免权。

　　作为一个多病缠身的病人，我当然清楚在我目前的健康状况下，绝食会给我带来的危害，我与其他人一样渴望健康，然而，我仍准备严肃地采取绝食的方式，我想藉此向世人表明，我们中国人同样是珍惜社会公正和人性尊严的伟大民族，并愿意为此付出种种代价，我们中国人懂得，如果没有社会正义和人性尊严，几百美元或几千美元甚至几万美元并不能使人幸福，那些关于中国人只图生存而甘愿牺牲正义和人性的中国特殊国情说，即使不是对中国人民良心和道德水准的侮辱，也是对我国人民良心正在承受的种种伤害和痛苦的无知或漠视。中国人渴望经济发展，但这是为自己过上能符合正义和人性尊严的生活创造物质条件，中国人并不愿为手段而牺牲目标。

　　在这个人生抉择的沉重时刻，我想起四年前不幸罹难的同胞，正是出于对他们的深切怀念，我选择“６·４”作为可能的绝食开始时刻。我们每个活着的人都对死者负有道义责任，还他们公道。然而，这不仅是对死者，也是对后来者的道义责任。因为还有死公道，是为建立一个骨肉同胞不再相互残害的正义社会，而不是充满仇恨的政治报复。为承担这一责任，我准备严肃地行动，这也是理性、善意的行动，是向往爱而不是恨。不论我是否能在那一天绝食，我都不会忘记那一天意味着的道义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王军涛
　　　　　　　　　　　　　　　　　　　　　1993年5月11日
（供稿：刘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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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军涛病情诊断证明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二医院诊断证明书
姓名：王军涛　性别：男　年龄：35岁　就诊日期：93－5－13
诊断：慢性乙型肝炎
处理意见：1．保肝治疗
　　　　　2．龙肝片 4片口服 2/日
　　　　　3．肝炎灵注射液 4ml肌注 1/日

军医：（签名无法辨认）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二医院门诊部（公章）
93年5月13日
＿＿＿＿＿＿＿＿＿＿＿＿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诊断证明书
1993年5月8日
兹证明：［王军涛］同志曾在本院［内科］门诊（病历号［326927］）诊治
临床诊断：冠心病
　　　　　劳力型心绞痛

建议事项：（按加拿大心绞痛分级为2－3级）

盖章：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门诊部医疗专用章　
主治医师：许美珍

（供稿：刘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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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将王军涛保外就医的公开信
　　　　　　　　　　　　　　　侯晓天

政治局常委办公厅主任曾庆红
任建新　肖扬　金鉴　陶驷驹：

　　3月25日我曾致信给您，向您反映王军涛的病情，并提出保外就医的请求。根据市劳改局近期带王军涛进城看病后的诊断结果－－患有乙型肝炎和冠心病，尿中酮体4个加号病因待查，在此我再次提出保外就医的请求。

　　3月1日开始王军涛到市里看病。首先在解放军302医院化验并检查，结果是尿中酮体达4个加号，心电图T波倒置，乙肝依然存在。后又到阜外医院进一步检查心脏，于4月17日确诊王军涛患冠心病，尿中酮体的病因待查。简而言之，王军涛目前的身体状况是：患有乙型肝炎，患有冠心病，尿中酮体4个加号待查。对此状况我很担忧。原因有二，一为病情本身严重，二为如果尿中酮体确是糖尿病所致，那么因肝炎和糖尿病在治疗方案上正好相反，所以如果控制不好病情会急剧恶化，后果不堪设想。

　　我希望有关部门能毫不隐瞒地将王军涛体检结果向您汇报，希望他们能不带职业偏见地将王军涛所患疾病的危险性向您汇报。但我确信他们不会这样。同时我确信这种做法于党和政府不利，于我们个人也不利。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向您提供我所掌握的王军涛体检报告和诊断报告，并再次提出保外就医请求。

　　我提保外就医请求并非仅仅出于个人情感，而是所有负责过王军涛医疗的大夫们的意见。三年前王军涛在秦城监狱关押期间，北京市公安局的朱大夫曾说：王军涛的病，应该保外治疗；后被关在北京第二监狱，狱方向劳改局打报告提出：应对王军涛实行保外就医；现在延庆监狱，大夫曾多次表示：王军涛的病我们治不了，应该保外。但不知什么原因中国现行的法律竟不适用于王军涛，更不知什么原因市劳改局个别人对给王军涛看病及保外事宜，推三阻四。对二监的意见劳改局的答复是：不保外，不住院，就地治疗，而二监根本没有治疗条件；对延庆监狱的意见劳改局也是同样的态度。

　　市晖改局某领导曾对王军涛说：要从国际政治的高度看待他们给王军涛假体检结果（劳改局曾给王军涛假体检结果，将有病说成没病）的问题。3月1号在302医院体检查出毛病后，劳改局以开两会为由，中断给王军涛继续看病。后在王军涛的抗议下，检查才得以继续。

　　我不认为这些做法是中央的精神，不认为党和政府会这样的不人道，更不认为王军涛会对什么国际政治、中国政局和当时的两会有什么影响。我至死认为，王军涛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是党、国家和民族的敌人。

　　毕竟他生长在革命军人家庭，父亲是正军级干部，他本人曾是团中央十大主席团成员，而且三十多年来他一直受党的教育，根本没有与党、国家和民族为敌的可能。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并非十恶不赦的读书人，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忍受个别人造成的不合法和不人道的待遇呢？为什么依法可以保外就医的他却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呢？

　　我再次恳请您过问此事，恳请您在公正和人道主义的旗帜下敦促有关部门尽快对王军涛实行保外就医。

　　　　　此致
　　礼！
　　　　　　　　　　　　　　　　　　　　　　　　　　　　　侯晓天
　　　　　　　　　　　　　　　　　　　　　　　　　　　　　93.4.21
（供稿：刘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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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六诗人被捕的前前后后
　　　　　　　　　　　　　　　黎　明

　　自一九八五年起在国内诗坛引起广泛注意的青年诗人廖亦武、万夏、李亚伟、刘太亨、苟明军及知名诗歌评论家巴铁等六人，于一九九○年四月在四川省重庆市被公安机关逮捕关进监狱，此事曾在国内诗歌界引起强烈反响。海外一些关心国内诗歌现状的人士对此事也有所风闻，一九九一年夏天香港一家报纸曾派出一名记者专门到深圳采访了与上述诗人有交情的四川青年诗人马ｘ，并在报纸上作了专题报导；纽约《世界日报》在1992年春刊登了该报记者对加拿大汉学工作者戴迈河的采访，其中也涉及了廖亦武等人被囚的前因后果。作为被囚的六位四川青年诗人、诗评家的朋友，我想在这篇短文中就廖亦武等人被囚事件的起因、经过及现状，向诸位读者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说明。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门事件发生时，廖亦武正在四川省涪陵市他的家中写作长诗《大屠杀》，当时在涪陵的还有戴迈河及巴铁。六·四惨案发生的消息传来后，廖亦武热血澎湃，连夜写下《大屠杀》最后一章，然后他用一种前所未有的、类似于古代招魂仪式的朗诵风格，配上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第一乐章、潘德列夫斯基《广岛死难者挽歌》等音乐，在一部普通的家用录音机里录制了一盒长达半小时的磁带。经过录制的《大屠杀》最后一章（这是专为六·四死难者而写的）比文字形式的原作更为有力，先后在四川、上海、北京等地的非官方诗歌界广为流传。由于加拿大人戴迈河参与此事，引起上海、四川等地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部的严重注意，他们派人跟踪戴迈河，同时开始严密监视廖亦武，对其一切行踪都记录在案，这一监视过程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此一无所知的廖亦武于一九九○年春节后即赴重庆，住在他的朋友、青年诗人刘太亨家中，与刘太亨及另外几位诗人李亚伟、万夏等一起拍摄制作一部名为《安魂》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刘太亨本人系重庆市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的一名现役军官，电视片在他的安排下借用了设备先进的第三军医大学的摄影棚，整个拍摄、剪辑过程相当顺利，费时仅一个月。这部电视片由多才多艺的成都青年诗人万夏执导，片中的镜头即有专为此片拍摄的重庆日常街景（其拍摄手法极为特殊，具有一种以暗示为主的、纪实和象征相混合的强烈风格），也有从六·四期间的官方电视报导镜头剪辑下来的。电视片引用了多位中国青年先锋诗人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诗作，其中有廖亦武的《大屠杀》片断，其朗诵风格是布道性质的而非表演性质的，有催人泪下的效果。片头字幕中标出此片是为纪念先锋诗歌而拍摄的，并标出此片献给卅九位中国先锋诗人，但《安魂》这片名及片中选用的大量镜头则显出该片制作者别有深意。该片完成后，制作成两盒完全相同的盒带，其中一盒留在刘太亨家里，另一盒由廖亦武带在身上，准备乘火车去北京。廖亦武在重庆火车站被捕，与此同时，参与拍摄此片的万夏、刘太亨、李亚伟、巴铁、周忠陵以及廖亦武的妻子阿霞在不同的地点被捕，可见逮捕行动是事先经过周密策划的，因为远在四川省乐山市参加一个诗歌聚会的成都诗人石光华（他被怀疑与此事有关）也是在同一时间被捕的。连同在两个月后被正式逮捕的青年诗人苟明军，因此事共有九人被捕。其中已有身孕的廖亦武妻子阿霞、腿部残疾的青年小说家周忠陵在短期内被释，成都诗人石光华因未被查到直接参与拍摄此片的有关证据，也于一个月后释放。其余六人，除廖亦武外均于一九九二年三月开释，共关押了整整两年。至于廖亦武，他于一九九二年夏季被正式判刑四年。

　　苟明军被捕的情况很像现代小说中的一个虚构出来的情节。这件事的起因要追溯到另一件发生在一九八九年七月底的事，当时苟明军因在家掩藏一个名叫潘家柱的青年诗人（四川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现役军人，被中央军委列为六·四期间十二位重大军人罪犯之一，并被四川省公安部门列为成都市六·四运动头号指挥者）达一个多月，被发现后与潘家柱一起被捕（被捕场面极富戏剧性，动用了一个连的军队及大批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人数多达四○○人，整个过程由当地电视台拍摄下来并公开播放），在成都著名的「四大监」里被关了几个月。在苟明军被囚期间，廖亦武曾去看望苟的妻子，并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二○○元人民币给苟的妻子，让她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困难。苟出狱后很感激廖亦武，一九九○年三月听说廖亦武等人在重庆刘太亨处拍一部与诗歌有关的电视片，立即给廖亦武写去一封信，告诉廖说，他本人想还这二○○元钱，因为拍片很需要钱。不久苟明军去重庆，但未找到廖本人，只碰到了刘太亨与李亚伟，三人在一块吃了顿火锅，苟委托刘、李二人将二○○元人民币交还廖亦武。廖亦武等人被捕后，公安机关在检查他们的信件时发现了苟明军那封信，于是以苟明军出资赞助拍摄反革命电视片的名义逮捕了他，一关就是将近两年。

　　值得一提的是，万夏、李亚伟、刘太亨、巴铁、苟明军五人坐了两年的牢房，自始至终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解释。官方从未正式起诉他们，也从未开庭审判，释放时也未做任何交待。一切都是在法律之外进行的。只是在一九九一年春，法院曾通知他们五人，以及廖亦武，将会很快开庭公开审理此案。法院给他们看了一份由重庆市七位官方文坛权威（排在第一位的是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所长吕进教授，此人是红极一时的官方诗歌评论家）签名的关于《安魂》这部电视片的学术鉴定意见书，这份意见书明确指出该片是反革命的，触犯了法律、建议给制作者定罪。这份意见书是检察院准备起诉廖亦武、万夏等六人的唯一法律依据。检察院准许被告聘请文学方面的辩护人，廖亦武作为主要被告请四川老诗人孙敬轩，北京青年诗歌评论家唐晓渡出面替他辩护，孙敬轩拒绝了，唐晓渡则同意了，并在做了认真准备后打算自己花钱去重庆出庭辩护。但后来并未开庭，至于是什么原因不得而知。廖亦武一九九二年夏天被判刑，事前国内诗歌界无一人知道这一判决，可见原先打算进行的文学辩护被完全取消了。廖亦武被定的是反革命宣传罪。据已被释放的李亚伟、刘太亨等人说，廖在监狱里曾被加过超重型的手铐脚镣达廿多天，全身出现了浮肿现象。

　　万夏、李亚伟、刘太亨、巴铁、苟明军等五人去年春出狱后，近况如何呢？万夏在成都有一帮铁哥们，他先与诗人石光华、宋炜联手做了半年多的书籍发行，据说挣了近两万元人民币，今年起又有朋友出资请他当老板做规模相当大的编书、发行业务。他的女朋友潇潇在万夏入狱期间一直替他四处奔走，后去北京学英语，据说今年两人可能正式结婚。李亚伟依然是流浪汉一个，最近他在西安正式出版的一份叫做《创世纪》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莽汉主义诗歌（李亚伟是莽汉诗人）的情况，也谈到自己的近况，看来他的一生将注定是天生的流浪汉的一生，他对诗歌、人生和幸福有另一种理解，其对命运的诠释属于另一种文化。苟明军变化不大。巴铁出狱后，断然割断了与文学、诗歌、理论的一切形式的联系，巴铁乃一介书生，现在国内诗坛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任何消息，他想从文字中消失吗？至于刘太亨，他入狱时妻子正怀有身孕，入狱六个月后得一女儿，其妻在刘太亨被囚期间有了相好，刘太亨出狱后立即在妻子的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同意放弃婚姻和女儿，他只当了一小时的父亲。廖亦武在这方面比太亨幸运多了，阿霞带着从未见过父亲的女儿过日子，等廖亦武刑满出狱。阿霞还要等上一年。

　　　　　　　　　　　　　　　　　　　 1993年3月12日寄自四川重庆

（原载新闻自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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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增刊第二十期·上　——
　　　　　　　　　　（一九九三年六月五日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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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作者简介】　
⒉【散　　文】　我不敢忘记　　　　　　　　　　　　　　　　　　　　张伯笠
⒊【纪实文学】　逃亡铁幕内（上）　　　　　　　　　　　　　　　　　张伯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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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伯笠，男，三十岁，黑龙江省人，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员。他的报告文学曾多次在中国北京、台湾获奖。其获奖作品包括：《哈木哈木》、《中国星火》、《通向大海之路》等。

　　一九八九年张伯笠参加领导了天安门民主运动，历任北京大学《新闻导报》总编辑、天安门绝食团副总指挥、天安门指挥部副总指挥、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一九八九年六月张伯笠被中共列入二十一学生领袖通缉令中全国通缉。

　　此后，张伯笠在中国深山里藏了两年之久，其间曾亡命苏联，后被送回中国。一九九一年六月逃抵美国，被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聘为研究员，完成了《逃离中国》一书。目前此书已被拍成了纪录片并在美国国际人权电影节播出。

　　张伯笠现为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副主席、《中国之春》杂志主编兼编委会主任，并兼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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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文】
　　　　　　　　　　　　　　　　　我不敢忘记

　　　　　　　　　　　　　　　　　　张伯笠

　　“遗忘和不能遗忘是统治者和人民群众知识份子长期的持久战。”——米兰·昆德拉

　　每年六·四，都要写点什么。前几年在大陆藏匿没有条件写，现在有了条件又一时不知从何写起，我不由自问，你是不是把“六·四”淡忘了？

　　于是象恶梦惊醒一般的一头冷汗。

　　人们习惯于遗忘，人们习惯于忘掉痛苦而把幸福珍藏着，人们习惯于忘掉死去的和过去的而珍惜现在的憧憬未来的。四年前那群人的鲜血早已凝固、变淡，在人们匆匆行走的脚步下抹平了痕迹。四年前那滚滚的热泪，已变成了卡拉ＯＫ厅中的冷饮。生活变化之快令我目不暇接。我努力去适应这一切，但却不敢忘记当年那一切。

　　一切都从那个青年的微笑说起。那是六月四日的凌晨，天安门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结束之后，我带领民主大学的十几名同学迎着枪声向包围广场的军队冲去。在前门的西侧，在那个象征开放的肯德基家乡鸡的楼前，上万名群众和大学生与进攻的军人展开了拉锯战。士兵们高喊着“热爱首都，热爱人民”的口号跑步向广场包围。市民们高喊着“保卫广场，保卫学生”的口号拉拽士兵。

　　密集的枪声响了，市民们向四处跑散或就地卧倒。于是士兵们继续前进，继续高喊“热爱首都，热爱人民”……。

　　枪声停了，市民们爬起来又象潮水般涌上去，围住士兵，高喊着“保卫广场，保卫学生”。

　　于是又是一片密集的枪声……。

　　枪声中，一个青年背着一个伤员来到前门附近的急救站。那个伤员满头是血仰躺在担架上，医生用白药棉把他脸上的血轻轻地擦去，但却找不到伤口在哪里。灯光下，那是一张年轻而英俊的脸，仍在淡淡地微笑。我们发现，那大理石般的脸的下巴处有一黄豆粒大的洞，血从那里流出。医生猛地把他翻过去，他的后脑被子弹炸成一个洞……。

　　医生说：他死了。

　　那个背着死者来的小伙子痛心疾首地说道：同学们，不要忘记这一天，这是六月四日啊！

　　在我整整两年的逃亡中，每当被恶梦惊醒时，我的脑中都会响起那痛心疾首的吼声……

　　那两年我在恐怖、饥饿、孤独以及病痛的折磨下度日，而妻离子散的痛苦同时在撕咬我的心灵。在这双重的痛苦下，我不得已逃亡到海外。

　　当我身体基本复原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了民主中国阵线和民主中国团结联盟世界代表大会。在这次合并大会上，我被代表们选为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的副主席。

　　这副担子对于我来说似乎过于沉重，我面临的是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是一个难以掌握分寸而又不断受到同道人责难的组织。但我不敢退却，我想起四年前那死难的青年，我可以忍辱负重地承担一切。

　　我不敢遗忘，因为我不属于我自己。

　　我不敢遗忘，因为那些冤魂得不到慰藉。

　　我不敢遗忘，因为还有刘刚等大批的朋友还在铁窗内，得不到本属于他们的阳光和自由。

　　我不敢遗忘，因为我是这个苦难民族的一分子……。

□　转载自《新闻自由导报》第一三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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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
　　　　　　　　　　　　　　　　逃亡铁幕内
　　　　　　　　　　　　　　　　　（上）
　　　　　　　　　　　　　　
　　　　　　　　　　　　　　　　　张伯笠

　　我曾经答应过ＫＧＢ的伊凡诺维奇上校，把亡命苏联的这段经历藏在肚子里，绝对不向世人公布。

　　谁会料到，二十一个月后，苏联解体了，铁幕打碎了，捷尔任斯基的铜像和列宁的铜像轰然倒在尘埃里。我可以写我的这段经历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北京，解放军的坦克碾碎了黎明，在中国人心灵上肆虐。我和柴玲等人带着心灵和肉体已疲惫不堪的学生们离开了我们坚持了五十多天的天安门广场。

　　三天后，我逃离北京。

　　九天后，中共公安部转发北京公安局通缉令，对王丹等二十一人实行全国通缉。我是天安门指挥部副总指挥，又是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被全国通缉是预料中的事。我们二十一人的通缉令通过报纸、电视台、广播电台迅速传遍中国各个角落。我的通缉令原文是这样的：

　　张伯笠、男、廿六岁、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身高一点七五米左右，较胖、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东北口音。

　　同时，在通缉令的前面附上戒严部队指挥部和公安部杀气腾腾的警告，让我们“投案自首”，否则“从严惩处”，如谁敢窝藏，严刑判决，绝不宽贷。

　　此后，中国笼罩在红色恐怖中，由警察、武装警察、解放军部队以及秘密警察和小脚老太太巡逻队组成的铁幕又开始把中国和外面的世界隔绝。到处是警车的呼啸声，电视台和报纸不仅又被谎言塞满，而且也报道一些我们二十一人被捕或逃亡海外的消息。王丹、杨涛、周锋锁、熊焱等相继被捕；吾尔开希、李禄等逃到了巴黎；马少芳、熊伟向中共自首……而对我们仍在逃亡者的包围圈也越缩越小。我扮成农民，在黑龙江省的农村躲藏了几个月后，黑龙江进入了冬季，再没什么农活可做，我暴露的危险也随之增加。

　　我冒险潜入哈尔滨，找到了一个叫宪弟的人。他是职业军人，是我在哈尔滨的老朋友。他告诉了我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公安部不仅知道我被困在黑龙江省，而且中国铁路公安局长在全国铁路电话会议上向铁路、交通公安警察下令：发现张伯笠可当场击毙。

　　于是，我决定逃离中国。

　　从香港逃亡当然是最好不过了，但王军涛、陈子明的被捕说明香港的地下通道已被中共公安所掌握。我甚至不知道从哈尔滨到深圳的路上是否会被警察击毙。

　　缅甸、越南、老挝、蒙古？路途遥远，况地理不熟，成功希望渺茫。

　　我选择了苏联。

　　苏联和黑龙江只一江之隔，宪弟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有个开中国餐馆的朋友，如能找到他，或许可以和西方国家取得联系。

　　有病乱投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开出条路，或许就是生路。

　　　　　　　　　　　　第一章　夜幕下的哈尔滨

　　哈尔滨火车站在夜色包围中。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几辆警车十分显眼。一小队接一小队的警察和戴红袖章的治安人员不停地检查候车旅客的证件和车票。据中央电视台公布，全国已经进入“春节运输”期间，旅客暴增，乘坐特别快车和直达快车的旅客可以凭票进入候车室候车，而慢车和普通快车的旅客则只好在寒风中机械地排着一列列长队，在警察和车站工作人员的吆喝下等待乘车。

　　夜间十一点钟，我和宪弟出现在车站广场。寒冷的天气和飘飞的雪花给我创造了伪装的条件——我戴着严实的风雪帽，一条印花大毛巾把脸捂得只剩一双眼睛，眼睛上戴着一副当地青年人多数喜欢戴的变色眼镜。宪弟穿着一件又厚又重的羊皮军大衣，提着我的手提包。而我只拎了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伪造的身份证和边防通行证。

　　一队武装警察从我们身边走过，若无其事。但当他们走到苏联红军纪念碑下一个青年人身边时，却闪电般把那个毫无提防的青年人击倒在雪地。旅客们忽啦啦围了过去。宪弟要去看看，我没同意。对我们来说，现在最好把好奇心收起来。

　　不一会，那个青年被押上了警车。昏暗的灯光下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他高昂着头，长长的头发在寒风中飘拂。

　　据说，在他的身上搜出了一支五四式手枪。

　　车站的气氛顿时紧张，武装警察显然在不断增多。他们像警犬一样在人群中嗅着，大概是寻找持枪青年的同党。但他们不知道，被中共人大会上报告中污蔑为要杀死四千六百万共产党员的“新时期黄埔军校”（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校长，他们全国通缉半年而一无所获的张伯笠就在这候车的人流中。

　　我感到情况对我们不利，立即拉着宪弟走出长长的队列。为了不引起怀疑，我们到书报摊前买了几本书，一本《天津文学》增刊，一本《当代》文学双月刊，还有一本是海南岛出版的杂志，封面是我和王丹等二十一人的照片，照片上的我正拿着麦克风向天安门广场的同学讲话，那肯定是秘密警察当时拍摄的。

　　车站的警察开始搜查旅客的旅行包，检票口也增加了十八个警察。而我所要乘坐的开往北方城市佳木斯的列车已经开始检票。

　　宪弟问：“怎么办？”

　　我说：“别慌，跟我走。”

　　在考入北京大学作家班之前，我在铁路跑的几年记者使我对中国各主要大站的情况了如指掌。在中国大陆，每一个车站都有“通勤口”，即铁路内部职工上下班走的小门。这个小门一般旅客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一般也不敢走，因为门旁边有门卫室。但据我所知，门卫多是老职工，而他们一般不过问过往的铁工，问题是你必须像是一个铁路职工。

　　我所乘坐的列车午夜十二点四十五分从哈尔滨火车站发车。

　　我和宪弟十二点三十分出现在车站广场南侧一里之遥的“铁工通勤口”。小小的角门不时有拎着饭盒的铁工出入，门旁的门卫室里灯火通明，透过窗子可以看到一个戴红袖标的老头正在就着一碟花生米喝老白干。

　　没有警察，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给宪弟使了眼色，于是大摇大摆地向通勤口走去。宪弟紧跟着我，脚步显然有些犹豫。我想提醒他放自然点，否则是很危险的，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已经出现在门卫的视线之内了。

　　我顺利地走进了通勤口。然而糟糕的是，老门卫开门出来拦住了宪弟。

　　我的反应是敏捷的。自通缉令发布之后，我曾和警察多次发生过正面冲突，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关键时刻表现得冷静机智，这使我常常化险为夷。

　　我还没等老门卫开口盘问宪弟，便用标准的哈尔滨腔调骂开了：“妈了巴子，就会磨蹭，眼看迟到了，这个月的奖金要是泡了汤，看全班弟兄不剥你的皮！”

　　宪弟反应得很快：“操他妈的，老子一不想入党、二不想入团，能把老子怎样！”他一边说一边推开老门卫走进了站台。

　　老门卫在后边做开了思想工作：“小伙子，火气不小哇！这年头该忍就得忍，打死犟嘴的，淹死会水的，对不？哪个段的？”

　　我忙回答：“机务段。”

　　宪弟说：“妈个臭Ｘ，不是人干的活！”

　　老门卫用火柴棍拨着牙花子：“嗨，小伙子，哪个段都一样！”说完，他向自己那灯火通明的门卫室走去，一边走一边摇头：“这年头，都这么大火气……”

　　二十分钟后，混在站台人群中的我顺利地登上了火车。

　　而前面的旅程是未知的，连我自己都怀疑能否活着走完几千里路的全程。

　　但是，列车毕竟驶出了夜幕下的哈尔滨，一个对我威胁最大的城市。

　　　　　　　　　　　　第二章　列车上

　　列车严重超员。

　　过道上和车门口挤了许多没有座位的人。

　　我和宪弟只挤到两个车厢的连接处就再也挤不动了。我迅速在烧水锅炉旁挤了一个位置，我不想进车厢，车厢里灯火太亮，万一被警察认出就麻烦了。

　　列车里乱糟糟的。烟草味、汗臭味和其他说不清的味道四处弥漫，打扑克的、吹牛聊天的、嗑瓜子的很是热闹，几名铁路警察带着十几名戴红袖标的旅客在各车厢巡视。这些戴红袖标的是从旅客中选出的，叫“列车警民联防小组”。这些人不管什么事，到餐车开个会，发个红袖标，回到车厢照旧睡大觉。

　　宪弟拿出香烟，随手递给他身边的两个穿皮夹克的小伙子一人一支。那两个小伙子一看是美国“万宝路”，也就老大不客气叼在嘴上。我想提醒宪弟少和别人说话，以免出事，但已经来不及了，宪弟已叼着香烟，和那两个人摆开了龙门阵。那两个皮夹克的前前后后放了几个大袋子，不知道装些什么。来往的人觉得那袋子碍事，想发作，但一见那两个皮夹克和宪弟的块头，便把话咽进了肚子。

　　列车离开哈尔滨一个小时后，两名警察带着两名“红袖标”挤了过来。当他们走到我面前时站住不动了。

　　“谁的袋子，打开检查！”警察大声喝道。

　　那两个皮夹克说是他们的。警察立刻友善多了，和他们寒暄起来，两个皮夹克让警察给他们解决卧铺，警察满口答应。显然，他们认识。

　　一个“红袖标”摸摸袋子，看看我，看看那两个“皮夹克”，又看看吞云吐雾的宪弟，似乎想询问什么。

　　宪弟不高兴了，大手一拨，那红袖标就地转了个圈儿。

　　宪弟说：“戴个红袖标就是人了？看什么？你看我像王丹呢还是像吾尔开希？！”

　　周围爆发出一阵大笑，连那两个警察也笑了。那两个皮夹克大汉笑得更开心。一个皮夹克说：“那王丹和吾尔开希一个在秦城监狱，中央委员待遇，一个在法国当民阵副主席，和李鹏一个级别，你他妈有那福份见到他们吗？瞧你那熊样！”另一个皮夹克说：“那二十一个学生领袖中的张伯笠是咱们省的人，听说逃回黑龙江了，说不定能被你碰上立功受奖呢！”
　　人群又一阵哄笑。

　　我虽然紧张到了极点，但也只好陪着笑。

　　一个皮夹克说：“这半年都快过去了，那二十一个学生头儿该抓的抓，该跑的跑到外国去了，就咱们省那个张伯笠楞是没消息，你说怪不怪。”

　　那个铁路警察接过皮夹克递过的烟卷儿，一边点头一边说：“咋没消息？前几天我们局长去北京开会，公安部说张伯笠现在带人在长白山打游击呢！”

　　我吓了一跳，这是我在北京大学的宿舍里说过的一句玩笑话。

　　皮夹克说：“妈的，还是咱们东北人有种！”

　　铁路警察说：“不过是猜测。还听说他已在黑龙江口活动，你们分局没布置抓他？”

　　我的警惕是对的，那两个皮夹克是警察。

　　皮夹克说：“抓，布置了。抓了半年了，就那么巧让咱们碰上？前几天又布置抓，说在佳木斯一个农场发现了张伯笠，扯鸡巴蛋！”

　　另一个皮夹克说：“人家什么脑袋？咱们是什么脑袋？笑话，再说，再说，现在谁扯那个鸡巴蛋！都是黑龙江老乡，让北京戒严部队来抓嘛！当官是他们、入党是他们，长工资也是他们，咱们算个屁？弄俩钱儿养家糊口才是正事儿。”

　　警察问：“这趟弄多少？”

　　皮夹克：“二百件，一会给你们俩弄件穿穿，这次是内蒙古产品，皮子软、好货！”

　　警察笑着带红袖标走了。皮夹克在后边喊：“卧铺两张，别忘了！”

　　警察走了，皮夹克成了这里的中心，从谈话中我知道了二人的身份：佳木斯东安分局的侦察员，到哈尔滨弄皮夹克回佳木斯卖，一件可赚三十元至四十元。他们跑这一趟，每人可赚三四千元人民币，比他们一年的工资都多。

　　经过了刚才的惊险，我胆子也壮了，蹲在车门口的滋味也真不好受，我拿出香烟，递给两位皮夹克，一边为他们点烟，一边问：“哥们，这卧铺还真不好买，是吧？”

　　一个皮夹克说：“咋不好买？看你有没有钱！你肯出钱我给你买。”

　　我问：“要多少钱？”

　　皮夹克：“一张硬卧十八元，你给三十六元和一包万宝路烟我就能给你买来。”

　　我拿出一张一百元面额的人民币和两包万宝路烟：“那就劳驾大哥帮忙了。”

　　那皮夹克瞧瞧我：“我说着玩呢！没想到你还真肯出血！”

　　我装作轻松：“反正公家报销。”

　　宪弟说：“他是我们厂的供销科长，没问题。”

　　那皮夹克把烟塞进衣袋里，拿着钞票向餐车挤去。半个小时后，他挤回来了，手里拿着四张补票。他对我和宪弟说：“走吧，帮我拿两个袋子！”

　　我们昏头昏脑地挤过了几节车厢，终于进了卧铺车厢，这和喧闹的普通车厢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车厢里灯已经熄了，我爬上上铺，躺了下来。累极了。

　　列车在风雪中向北前进。

　　现在，无论灯火通明的普通车厢怎样拥挤，警察的眼睛怎样警惕，那都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也许是太累了，我居然睡着了。

　　睡梦中似乎是每次从北京回太原一样，前面迎接我的是妻子和女儿的甜蜜亲吻……

　　　　　　　　　　　　第三章　边防检查站

　　翌日上午，我们顺利地到达佳木斯市并换乘开往边境的公共汽车。汽车开得飞快，宪弟偷偷告诉我，昨夜他一夜不曾合眼，总怕警察突然抓走我。

　　汽车驶过松花江，江面已完全封冻，像一条冻僵的白蛇向远方蜿蜒。下午二点钟，汽车驶进了一个叫只龙山的镇子，在只龙山过后有一座长二十五米的水泥桥，中共的武装警察一个支队驻守桥头，过了桥就属于边境地区了。

　　我必须过桥。

　　汽车上的旅客常常谈桥色变。据说守桥的武警非常凶狠，没证件的人常常被毒打，甚至羁押起来帮他们干些活，几个月不放人。

　　我和宪弟虽然都持有边防通行证（伪造得可乱真），但我仍不敢闯边防检查站，我的通缉令随处可见，而黑龙江的边防对我会更加关注。我决定在桥前一段距离就下车，然后想办法偷越过边防检查站。

　　汽车在检查站前面没有站牌，远远的已经看到桥头飘扬的五星红旗了，我要求司机停车让我们下去。

　　司机很不高兴，继续开车，没有丝毫要停的意思。

　　边境检查站越来越近，我心急如焚。

　　坐在司机身边的售票员是一个年轻又漂亮的姑娘，她聚精会神地看着我，悄声问：“你是不是没有边防通行证？”

　　我点点头。她又瞧了瞧我，叹了一口气。

　　我查觉到那大眼睛中闪现的同情，便递给她一包万宝路香烟，求她给司机说说情。

　　她拿过烟，扔给司机，然后告诉我要沿山边走，千万不要进山，进山容易迷路，后果不堪设想。

　　汽车扔下我们开走了，在汽车卷起的雪雾掩护下，我和宪弟迅速地下了公路，钻进林海雪原。按照我的设想，我们只要在四个小时内绕过边境检查站，就可以赶上最后一次班车。

　　下雪了，而且越下越大。纷纷扬扬的大雪如棉絮似鹅毛，天气异常寒冷，大概在零下四十度左右。我们在齐膝深的雪地艰难跋涉。大雪在帮我们忙——它掩埋了我们的脚印，使我们不至于被巡逻的边防军发现行踪。

　　边境检查站的五星红旗成了我们校对方向的座标轴心。我们从一个林子奔向另一个林子，借树木的掩护，以防被高高的“大架子”上的值班哨兵用高倍望远镜发现。然而，四个小时后我们仍未走出这片林海雪原，我发现我们迷路了，而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我的周身已被汗水渍透，两腿发软，两只脚似乎不是自己的。宪弟也是一样，尽管天气出奇的冷，他还是脱下羊皮棉帽，用手帕擦着满头大汗，腾腾的热气从他的头顶升起。

　　我说：“先歇会吧！”于是两人无力地将自己的身体扔在雪地上。我点燃一枝香烟，而宪弟则趴在雪地上大口大口的吃雪，像是一只饥渴的狼。

　　朔风从树梢掠过，发出怪怪的声音，风雪中偶尔能听到狼和别的野兽的咆哮。宪弟从旅行包里拿出一把不锈钢菜刀。菜刀是防身最好的东西，警察发现了也不会把它算作不准携带的利器，但对付流氓或野兽它比匕首要方便得多。

　　宪弟用菜刀砍了两根树枝，递给我做拐杖，于是我们重又站起来继续走，唯一给我们点启发的是远处传来的机动车辆的发动机声音。

　　星星被冻得闪着眼睛，雪白的山峦反着微弱的星光。两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走出了山林。

　　面对白皑皑一望无垠的阔地，我和宪弟小声地欢呼起来。在不远处，两支雪亮的灯柱在飞速前行。我们找到公路了！

　　蓦地，一只雪亮的比汽车灯光要亮几十倍的探照灯柱在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掠过，我急迅把宪弟按倒在雪地。我发现，我们十多个小时的跋涉其实才走了公路上直线的几千公尺。但情况不同的是，我们已经成功地绕过了边境检查站。

　　公车已经没有了，其他车辆也难得见到一辆，即使有，在这寒冷的午夜，司机多数不会冒险给两个大汉搭车。于是我们撤进了山林，寻找一处背风的山坳，用林边农民遗弃的向日葵秆搭了一个“帐篷”，尽管四处透风，但却挡住了漫天飞舞的雪花。

　　我和宪弟靠得紧紧的坐下。这才觉出又饥又渴又冷。带的面包已经冻成冰砣，咬不动。幸好我买了一些巧克力，宪弟拿出一瓶白酒，我们一边吃巧克力一边喝白酒。十几分钟后，我们浑身的汗渍已变成了冰冷的水珠，身上又凉又潮，手和脚已经麻木。

　　多希望有一堆火啊！但边境检查站就在千米之外，宪弟已经熟睡，他枕在我的腿上打着呼噜。十分钟后，我推醒他。这种天气睡觉会冻坏的。

　　我的羊皮手套因为被汗水湿透，现在冻得和铁一般坚硬，我搓着麻木的手，突然想起当年在农村插队时在山上取暖的办法，为了避免引来山火，几个人用几枝干柴点燃“小火”，然后用手捂住。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宪弟，他很兴奋，立即站起来，把“帐篷”可能露光的缝隙又用向日葵秆堵了堵，我把“帐篷”里的积雪清了清，从背包中拿出了在哈尔滨车站买的三本杂志，然後一张张点燃，为了让纸燃烧时间长一些，要把纸张团成纸蛋，这样亦可避免火苗太亮。我冻僵的手在小小的火苗上暖了过来。宪弟一边往火堆上加纸，一边哼着歌，那是在东北流行的一首囚徒唱的歌，当地的青年人都喜欢唱，他们给这首古老的民歌填上新词。但歌名仍叫“十二月”：

　　正月里，正月正，
　　年轻的朋友做事情，
　　做错了事情要法办呐哥们儿呀，
　　政府送我上法庭啊嗯嘿哟……
　
　　二月里，龙抬头，
　　我在狱中不自由，
　　一天到晚挨审讯呐哥们呀，
　　身上没有好皮肉呀嗯嗨哟……

　　宪弟小曲哼得很浪，味道浓浓的，尤其在“哥们呀”和“嗯嗨哟”后的拖腔给人以无穷的回味。

　　我从怀里掏出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火光下，女儿的脸蛋红红的，像是一个挂着朝露的红苹果，这两张照片是我逃离北京时在影集中抽出来的，半年来，我把这两张照片放在内衣的口袋里。由于衬衣被汗渍透，照片变得又软又湿，我用手帕擦掉照片的汗渍，照片后面妻子写的娟秀的小字已经模糊：“雪儿十五个月：早早起床好精神。”同在一片国土，我已有近十个月没有见到妻子和刚刚会叫我爸爸的女儿了。此刻，她们一定在温暖的家中熟睡。她们会想到我吗？她们会理解我吗？我好像看到雪儿伸着小手在喊：爸爸，为什么不回家抱我，而妻子那哀怨的眼光告诉我，这几年来，她在为我承受警方的不停讯问，我彷佛听她说：我要垮掉了……明天或者后天，我也许能成功地越过国境，也可能在越境时被逮捕或被击毙。如被击毙，我毫无遗憾，或许能换来心灵的安宁；如被逮捕或成功逃亡国外，我不知道何时才能见到妻子和女儿。而此刻，在这个是冰封的原野上，我只能默默地为女儿和妻子祝福……

　　七月里，七月七，
　　天上牛郎会织女，
　　神仙也有团圆日啊我说哥们呀，
　　我和我妻两分离呀嗯嗨哟……

　　宪弟看我凝视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突然不唱了。他是怕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我说：“唱吧，唱起来心里好受点……”

　　就这样，风雪夜中两个孤独的逃亡者，一苗小小的火焰和一缕东北小调，留给了黑暗的寒夜……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俄国十二月党人流亡的情景，哼起了我喜欢的一首俄罗斯民歌：

　　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
　　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

　　小伙子你为什么忧愁，
　　为什麽低着你的头，
　　是谁叫你这样伤心，
　　问他的是那乘车的人……

　　凌晨三点，三本杂志烧光了，小小的火苗熄灭了，四周一片黑暗。十几分钟后，我们被冻得实在受不了了，于是我们站起身来，摸上了公路。

　　凌晨三点钟左右是被当地人称为“鬼龇牙”的时间（比喻是一天中最冷的时间，连鬼都被冻得龇牙咧嘴），边防检查站的武装警察也都被冻得用皮大衣裹紧身子或躲在什么地方取暖，这对我们行动十分有利。

　　公路像是一条冻僵的白蛇，静静地伏在雪原上，大片的雪花无声的飘落。公路滑得很，我们俩经常摔倒，但可喜的是，边境检查站终于被我们甩在身后，而且越甩越远。

　　　　　　　　　　　　第四章　边境小村

　　天蒙蒙亮了。漫天飞舞的雪花使眼前的这个小镇像一幅俄罗斯的油画，只有几缕炊烟和偶尔的狗吠给了它一点生气。

　　我和宪弟看见一个小酒馆的门开了，便闯了进去，那掌柜的为我们炒了一盘猪肝和一盘猪大肠，我和宪弟要了一斤六十五度的白酒，二斤面。算起来，我们从哈尔滨出发到这里已经整整三十多个小时没有吃口热饭喝口热水了。当餐桌上的杯盘全部空空如也时，我的身体才感觉到有了一丝暖意。

　　两个小时后，我们挤上了开往Ａ县的公共汽车，车上挤得满满的，住在边境村落的农民大多是找亲戚或置办年货的。宪弟终于给我找到了一个座位，而我则开始呕吐，我想也许是食物中毒。我昏昏欲睡，不停地呕吐，五脏六腑翻江倒海，多亏宪弟在背包里塞了一些空塑料袋。司机看我吐得一塌糊涂，在一个镇子停了下来。他让我们下车，说镇上有医院。

　　宪弟略一思索，同意了。他对我说：你现在只有治病，别无选择。

　　宪弟说离这个镇十几里路有一个边境小村，他有一个表姐住在村子。我们决定先去投奔她，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好听他的安排。宪弟背起我，艰难地向镇外走去。我们不能在此久留，更不能去医院。

　　天色很快黑了下来，昏迷中我听到了狗吠声，灯光告诉我，我们进村了。

　　宪弟敲开了一户农家的门……

　　当我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热烘烘的土炕上，宪弟手里拿着一个用饮料盒改制的油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拿着一支做鞋用的锥子，放在灯火上烧着。

　　宪弟看我醒了，便说：“吓死我了，这是我表姐，没外人，没事的。”他还告诉我，我的病叫“攻心幡”或称“羊毛疔”，是急性的寒火攻心，这种病有时几个小时就可死人。多亏大表姐会“挑”，刚才我昏迷时大表姐已经“挑”破了我的肛门，放出了许多黑色的毒血。

　　我明白。这种土办法我当年插队时也见到农民们用过，说不出什么科学道理，但有时还真有效。

　　大表姐把烧热的锥子用毛巾擦了擦，算是消毒了，然后把我的衬衣解开，对我说：兄弟，忍着点。便把锥子向我的胸口刺去……

　　我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扎过十几针后，大表姐的锥子发出“嗄磴嗄磴”的响声。她在我的胸口挑着什么，一边挑一边说：“看看，这羊毛都生爪了，幸亏挑得早……”

　　她一边说一边挑，似乎挑出了许多毛，我忍着痛不使自己哼出声。十几分钟后，表姐从宪弟手里接过一个水果罐头瓶子，然后把一张白纸在灯火上点燃，扔进瓶子迅速扣在我那被刺得血迹斑斑的胸口上。我感觉像是一只巨手插入我的胸口，把我整个身体揪在了一起一样。

　　表姐为我擦掉额头的冷汗。我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说来奇怪，当我几个小时后醒来时，不再恶心呕吐了，昏沉的头也清凉了许多，只是鼻孔下和嘴唇上长出一串串的水泡。

　　表姐拔下火罐：“啧啧，瞧瞧，拔出的血都是黑的！”

　　我点点头表示感谢，并让宪弟拿烟给他们抽。宪弟拿出万宝路递给大表姐和蹲在门口一声不吭烧炉子的人。宪弟说，那是表姐夫，他朝我笑了笑，满憨厚的。

　　当表姐知道这烟要十二元人民币才能买一包时说：“抽金子吗？这支烟够我买十盒火柴的！”

　　我说：“表姐，谢谢你。你知道我是谁吗？”

　　表姐说：“知道，宪弟都告诉我了，前几天电视里还有你的镜头呢。”

　　表姐夫说：“那是通缉令。”

　　表姐：“反正是上了电视，管他什么令。”

　　我说：“表姐，你们不害怕吗？”

　　表姐：“怕什么？你又没偷没抢没杀人，也真苦了你们，听说你们在天安门七天不吃饭，何苦自己糟蹋自己……”

　　我告诉她，我此行的目的——亡命苏联。

　　表姐吓了一跳：“老毛子（东北人对苏俄人的称呼）把你送回来怎么办？”

　　我说：“也许不会。我不想连累你们。”

　　表姐说：“等几天吧，你现在的身体过不了江的。”

　　随后的几天，我又高烧不退，表姐为我熬药拔罐，宪弟和表姐夫则天天去黑龙江边“侦察”，为我选择最佳越境路线。他们画了几张路线图，哪有村庄，哪有公路均有详细的记载，遗憾的是江对面苏联境内的地形却不知道。

　　万事俱备，只等我身体复元就可以行动了。

　　一天，我感觉好多了。刚刚从火炕上爬起来，三个大汉来到表姐家。他们和表姐夫大声说笑，让他交公粮。表姐忙着炖小鸡，炒菜做饭热酒，他们拉我和宪弟一起喝。表姐说我和宪弟是他的表弟，这次过来做点小生意。其中一个穿皮夹克的大汉是村长，他问了我一些生意上的事，宪弟和他干了几杯后开始称兄道弟面红耳赤，他们把吃剩的骨头扔在地上，看着狗和猫抢着吃。

　　村长问我：“生意怎么样？”

　　我告诉他，赔了。但老本还在。

　　村长笑笑，扔给我一支红梅烟。他把杯中的酒喝干，朝我亮了底说：“有老本就不怕，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于是，大家滋滋地喝酒，点头附和。

　　直到喝到掌灯，人人都喝得舌头硬了，村长才带着另两个人回家。

　　表姐夫去送村长，回来后把门关上，紧张地告诉我们：村长认出了我。我的通缉令就放在村委会的桌子玻璃板下。他说村长是他的铁哥们，人又讲义气，不会出卖我的。村长只是提醒我们注意，昨天下午乡里开会，市公安局来了几个人，说是我可能逃到Ａ市农村，要求各乡清查，让我们注意点，别出事……

　　我感到危险在逼近，决不能在边境出事，这要给宪弟和表姐带来灾难的。我决定今天午夜之后过江。

　　一片反对声，理由是我身体还未复原。

　　我翻开日历，明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日历下面写着：不宜旅行。

　　然而，我决定一走！

　　表姐看劝不下我，便开始和面，切成宽宽面条，她说，要走也要吃碗她的碗面，吃过后会路宽、心宽。

　　表姐夫一声不吭蹲在地上，把我的皮包装进一个尿素口袋，然后用麻绳系成背袋。

　　宪弟把我写给妻子和雪儿的“遗书”放在内衣口袋里，泪水流了满面。

　　大家谁也不睡觉，都在陪我聊天，表姐夫说邓小平活不长久的，劝我想开点，想法子活下去！他说他明天也去买部有短波的收音机，这几天听我收音机里的ＢＢＣ听得上瘾了。他说，中央的广播听了上句就知道下句说什么，而ＢＢＣ不是这样，尽说一些中国人不知道而又发生在中国的事情。

　　我于是把我的收音机送给了他。

　　半夜十二点钟，表姐开始煮面，我们就着辣酱、咸黄瓜唏哩呼噜吃了起来。表姐端上晚餐剩的菜，我和宪弟、表姐夫干了几杯白酒。而表姐则在一旁为我祷告。她是一个基督徒，她说她常常走几十里路去教堂做礼拜。一本圣经用红绸布包着，她一字不识，但却能背下许多章节。

　　我已经酒足饭饱了，表姐又为我盛了一大碗。她边用围裙擦眼泪边说：“兄弟，多吃点，想开点，主会保佑你的，我天天给你祷告。”

　　不信基督的表姐夫说：“有什么用？念佛似的。”

　　表姐不服：“你是罪人，你不懂！”

　　蓦地，村西传来了一阵狗吠声，接着全村的狗像是被传染了似的都狂吠起来。

　　随着狗叫，有人在敲门，声音急促。

　　表姐喊：“谁呀？三更半夜的。”

　　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姐，是我，快开门！”

　　表姐出去了，那女人和她说了几句便急匆匆走了。

　　表姐跑进屋告诉我们：警察和民兵进村了，挨家查户口、查生人。

　　宪弟把酒杯一摔：“妈的，一定是村长告的密，看我给他放把火，烧死他兔崽子。”

　　我说：“别慌，咱们立即就走！这事和村长没关系。”

　　宪弟穿上皮大衣：“明摆着的，他走了，警察就来了。”

　　表姐夫说：“不会吧，他和我是多个胞袋差个姓、亲兄弟一样，不会的。”

　　我告诉他们，如果是他告的密，警察就不会按惯例从村头挨家搜查了，他们会直接包围我们家，大家一个也跑不掉。

　　我穿戴整齐，表姐夫背上我的旅行袋，宪弟拿起手电筒，我们迎着寒风走出温暖的小木房，走出狗吠声声的边境小村庄。

　　天气真冷，但却一片星光……

　　　　　　　　　　　　　　　　　　　　　　　　　　（待续）
□　原文连载《新闻自由导报》第１１９至１２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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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增刊第二十期·下　——
　　　　　　　　　　（一九九三年六月五日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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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纪实文学】　逃亡铁幕内（下）　　　　　　　　　　　　　　　　　张伯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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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
　　　　　　　　　　　　　　　逃亡铁幕内
　　　　　　　　　　　　　　　　（下）

　　　　　　　　　　　　　　　　张伯笠

　　　　　　　　　　　　第五章　远东大风雪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四点整，我伫立在黑龙江边。

　　黑龙江上的积雪有一米多深，冰排起伏，犹如冰浪弥天。过了这条江就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了。苏联正在改革，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在逐步改善，重要的是苏联的领袖戈尔巴乔夫对天安门前的镇压“深表遗憾”。这给我以自信：他们会秘密将我引渡给西方自由世界国家的。

　　几个小时的急行军使我们有些精疲力尽，宪弟一屁股坐在雪地上，用棉皮大衣挡住风点燃一枝烟，大姐夫抢下来扔掉：这什么地方还敢抽烟！远处是一个高高的边防军观察哨，那观察哨是一个高几十米的木架子，架子顶端飘扬着中国的五星旗，但是那红旗风吹雨淋颜色已褪，像是一面白旗在风雪中忽啦啦的飘。不知为什麽，我真想提醒那个边防部队换一面新旗。但这个念头只一闪，我还有这个权利吗？独裁者已经把我列入这个国家的头号敌人之一，而我却是伴着这面红旗长大的。过去，每次路过天安门广场都要在五星旗下激动不已，一种庄严而又自豪的情感会在心头荡漾，令我热血沸腾。而今天在国境线上，一个“叛国者”面对那面褪色的五星旗，心头涌上难以名状的情感，那红旗下的哨兵的高倍望远镜在我过江时会随时发现我，他会向我开枪，让我把血流尽在中国境内。而我却对着中国那片生我养我而现在又要吞噬我的土地充满了无限的眷恋。我缓缓地跪下去，对着南方对着北京，对着我的母亲、妻子和女儿。我说：妈妈，我走了……我不会给您丢脸……

　　我泪流满面。自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的讲台上看到军人和坦克冲进那神圣的广场时我流过眼泪后，这半年多少苦难多少痛苦都没能使我流泪，而当我就要逃离危险投奔自由时，却怎么也抑制不了自己的感情。

　　亲爱的祖国，能理解我吗？

　　宪弟也跪在雪地和我相拥痛哭，表姐夫则安慰我：快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你是有家不能奔，有国不能投，总有一天……只要活下去……

　　星星开始隐退，东方灰蒙蒙的，天快亮了。

　　表姐夫催促我：“快走吧，天快亮了。”我站起身来，对宪弟说：“如果你四嫂要离婚，让她把雪儿交给我父母抚养，你说，这是我对她唯一的请求。”说完，我头也不回地奔上江面。

　　江上的积雪齐腰深，比我想像的要难走得多，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我必须尽快越过江中那两国界域，这样才能脱离边防军的射程范围。

　　但愿边防军的哨兵在了望塔上睡着了。

　　当我踏上苏联国土时，一轮又红又大的太阳已从地平线上升起，白桦树、桉树和火红叶子的柞树在阳光下更显出俄罗斯的风味。没有路，展现在我面前的是美丽的树林，皓皓白雪以及雪地上被野兽踏出的小路。

　　早晨似乎是被冻僵了，没有一点声音。静得令人恐怖，我拿出宪弟给我的菜刀。现在威胁我的已不是中共的警察和边防军，而是野狼和黑熊了。在这野狼和黑熊出没的山林中穿行是十分危险的，我于是沿着江边走，方向是东，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就在那个方向。

　　中午，我终于发现前面有建筑物了——一个高高的大架子，据我所知，中苏边境两国都陈兵百万，一般来说，中方有了望哨或边防军苏方也同样会有。由于大病刚愈，体力尚未完全恢复，而昨夜的急行军和今晨渡江已使我精疲力竭了。无人的恐怖使我变得更现实了一些，靠我的体力和苏联边境的情况恐怕我很难走到哈巴罗夫斯克。后来我才知道，苏联边境五十公里之内根本就没有居民。

　　当我艰难地走近了望哨时才发现，那个了望塔是在黑龙江中国那面，而苏联这面根本没有。

　　我失望地继续往前走，树丛中经常突然飞起一只野鸡或跑出一群野鹿，使你惊吓一下。

　　天色阴暗下来，鹅毛大雪从天而降。起风了，而且越刮越大。我发现远处似乎有一幢房子，想奔房子去，也许会遇到人，但是大风吹得我寸步难行。我虽然生长在黑龙江，但是这么大的风雪还是第一次见到——风卷起雪几分钟之内便可旋成一座房子高的雪山。这在黑龙江边被称为“大烟泡”的天气是十分可怕的，它常常把敢向它挑战的猎人吞没在雪中。

　　幸好，我在江边发现了一个暗哨。暗哨建在低矮的灌木丛中，有些像中国的地堡，但却是用木板建的，上面披着草绿色的伪装网。我钻进去避风，暗哨室内已有很厚的积雪，几个子弹箱和罐头箱堆在一角，面对中国方向是了望窗，我站窗前望了望，江面全是开阔地，视角极佳。

　　我把苏军的子弹箱拆了，在了望哨里点火取暖，吃点干粮。但好景不长，半个小时后，“大烟泡”卷来的积雪已把这个了望哨埋住了，我不得不从了望窗爬了出去。

　　顶风走已是寸步难行，顺风走是今天走过来的路，没有村镇、没有人烟，我突然想起刚才见到的那幢房子，现在虽然看不见，但我记得它在我经过方向的北面，路程也就只有两公里左右。我别无选择，只好奔房子方向而去，好在是顺风，我被大烟泡卷得几乎飘起来。

　　一个小时后，天完全黑了，我看了看手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我终于爬近了那幢大“房子”——那是一个硕大的棚子，用十几米高的钢筋支撑着的铁皮棚里堆满了用机械打成大包的草。这一定是集体农庄的农民在秋季打的为牛羊过冬的草料。

　　几十米宽、近百米长的大棚子里草包堆到了十几米高的棚顶。我走进棚子，风雪相对棚外减弱了许多，我一头倒在草包上，再也站不起来，两条腿就如断了一样的疼痛。浑身的汗水随着我的困盹变得冰冷，我在难耐的寒冷中打哆嗦，两只眼皮上下打架，但我的意识告诉我，此刻，如果我睡过去，就有被冻死的可能。

　　蓦地，附近的山林中传来了野狼的啸声。那声音像是啼哭的婴儿，令人心烦意乱，毛骨悚然。野狼似乎很多，我的东南和东北两个方向都传来狼嗥，而声音也似乎越来越近。我连忙挣扎站起来，解下背在身后的背包，掏出火柴，我想点火，这样可以安全一些，也可以暖一些，但问题是点火又不能在棚内，这样大的风雪一不小心棚内的草就会全被点燃。

　　我拉起一捆草包，想把它拉到棚边顺风的地方。但草捆太重，而我又疲惫不堪，勉强拉到棚外，草捆立刻就被大雪盖住，我无法点燃火柴。风太大。后来，我在棚内点燃了一捆草包，然后拼命把它拉到棚外，草包终于点燃了，被风吹得如铁水般火红，我坐在火堆旁，掏出一瓶六十五度的高粱白酒，倒了一铁缸，放在火堆边烤上。不一会，我身边的雪被火烤化。我的裤子和衣服也开始冒着蒸气。就这样，我一捆一捆地烧着俄罗斯人的草包，一口饼干一口热酒地在远东的大风雪夜里等待着天明。

　　孤独、恐惧、寒冷、无助的黑暗把我包裹在荒无人烟的雪夜里。我不知道我能否活到天明，如果野狼开始袭击我。我也不知道能否找到村镇，我的两条腿已经失去知觉，我从怀里拿出妻子和女儿的照片，她们仍在向我微笑。那种撕心裂肺的思念强烈地注入我的血液，我似乎听到女儿在喊叫：爸爸，你要活下去……

　　一瓶六十五度的高粱酒被我喝进肚子，酒精使我觉得不再那么寒冷，脑细胞也在酒精的刺激下活跃起来，我的心情似乎开朗起来，周围的一切也似乎变化了，我借着火花看见附近的白桦树像是美丽的白衣少女，而柞树则像是火红热烈的俄罗斯姑娘在跳舞，林中不时传来的野狼啸声也似乎成了美妙的音乐，它使我想起了生命，我不再孤独，因为在这个风雪夜我们同命相怜……

　　突然，我看见十几米外有人在走过来，但火光一暗那人又不见了，我拿起菜刀，艰难地走过去想看个究竟。那人突然被风吹得飞了起来，我走过一看，原来是苏联农民挂在铁丝上的一条破毛裤。在风雪中呱嗒呱嗒地摔打着。我把它从铁丝上拿下来，套在已经麻木的腿上，然后走进大棚，用菜刀砍开几个草捆，钻了进去。

　　火熄灭了，只有怒吼的大风雪在草原上肆虐，而被酒精麻醉的我已昏昏欲睡，在这摄氏零下四十多度的风雪之夜，我把我交给了上帝，在这耶稣诞生的圣诞之夜，风雪把我掩埋了……

　　当我醒来时，我发现我正躺在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俄罗斯青年的怀里，几十个高大的苏联人围着我，那抱着我的青年正在把热水瓶里的热咖啡灌进我的嘴里，他不停地呼喊着：“打瓦力西！打瓦力西！（同志）”当他们看见我睁开了双眼并说了一句“子拉特乌西（你好）”时竟兴奋得把帽子抛上天空欢呼：“乌拉－乌拉（万岁）！”

　　我发现，我的背包已被他们检查过了，妻子和雪儿的照片正在十几个俄罗斯男子汉的手中传着看，他们叼着香烟，大声地喧嚷，似乎在争论什么。一个满脸胡须的看似是领头的人把照片还给我了。我告诉他，那是我的女儿和妻子。他说，他们也是这样判断的。我在中学时，中俄两个正处于一触即发的对峙状态，黑龙江省所有学校都学俄语。我学过两册，第一册记得比较牢一些，但都是：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类的，现在用不上。不过，我带了一本俄中文对照小辞典，勉强相互能够表达各自的感情。

　　大胡子苏联人告诉我，他们是一个集体农庄的人，他们来拉牛草，在被大雪覆盖的草堆里刨出了一个人，当他们把我从雪里扒出来时，发现我还活着。他说他用的铁齿只刨到了我的脚，把裤子拉破了大口子，他说如果刨到我的头后果会很严重。他告诉我他知道我是中国人，但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偷渡过境，“你有那么漂亮的女人和女儿，这是为什么呢？”

　　我告诉他：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组织和参与了八九民运，六四屠杀后，被中共公安部通缉追捕，从北京逃到了这儿。

　　那个抱着我的俄罗斯青年做了一个扫射的姿势问我：“邓、小、平—嘟嘟嘟嘟……？”我点点头。他突然抱紧了我，我发现，从他那碧蓝的眼睛中流出两行泪水，他伸出大拇指不停地向我挥动，并且用快速的俄语向伙伴喊着什么，他显然很激动。他的泪水像是一股清泉涌进了我干涸的心田，我发现，他们都知道中共的暴行，而感情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大胡子还告诉我，他们一个月才来边境拉一次草。他说：如果他们不来就不会把我从雪里扒出来，那我就会被冻死。他说，这都是上帝的安排，他说，我不懂苏联边境的情况，苏联规定，靠近阿穆尔河（黑龙江）一百里路程内是不能有居民的，当时主要是防备中共的入侵，所以，我走不到有人的地方就得冻死，他告诉我：他们决定把我送给军方；“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想。”

　　我同意了。我别无选择。

　　我想站起来，但除意识清醒外，两条脚似乎是不属于我自己。

　　那高大而英俊的俄罗斯青年抱起我，走到一台拖拉机前，把我扶上驾驶室。十几辆拖拉机的拖车上装满了金黄色的草捆。俄罗斯青年摘掉拖车，另一个农民让我靠在他的怀里，拖拉机启动了，又宽又大的轮胎在雪原上滚动，雪住了，太阳照射在雪原上，白雪皑皑闪动耀眼的光，他们两人各自戴上墨镜。我也打开背包，寻找我的墨镜，但当我的手触到了包里的香烟时，我忙喊停车。俄罗斯青年把车停了下来，我拿出两瓶高粱酒和一条万宝路香烟，从车上扔到和我再见的俄罗斯农民的面前，大声呼喊着：“达斯维大里——（再见）”，车下也响起了一片喊声：

　　“达斯维大里……达斯维大里……”

　　我心头一热，泪水涌上了眼眶……

　　　　　　　　　　　　第六章　ＫＧＢ

　　拖拉机开进了一座军营。

　　高高的了望塔下一幢白色的楼房，硕大的列宁画像耸立在楼旁，路边的板报上画着戈巴契夫的肖像，一小队苏军跑步从楼房里跑出，高筒靴踏着积雪的路面发出嘎嘎的声响。

　　一个上士示意拖拉机停下，俄罗斯青年跳下车和他急促地讲了些什么，他向后面的士兵摆了一下头，两个又高又壮的苏军士兵把我从驾驶室中扶出来。背进白楼，上了二楼后，他们把我放在一个长条的木椅上，那上士走进来拔出一支锋利的刺刀，割断我的鞋带，帮我脱掉了已和脚冻在一起的棉旅行鞋。袜子已和脚紧紧地粘在了一起，他脱不掉，便又找了一把大剪刀一点点剪掉我的袜子。那俄罗斯青年端来一盆白雪，把我的脚放在白雪中，用雪拼命地为我搓着脚。那苏军上士坐在一把木椅上，点燃一枝香烟，手里把玩着匕首，两只蓝眼睛在审视着我。

　　我的脚放在雪盆中犹如放进了温暖的棉絮里，随着俄罗斯青年的揉搓，我慢慢地感觉到了雪的冰冷。那上士和我说了一大堆话，我只听懂了几句，他是说：不用雪我的脚要冻掉。然后做了一个用匕首割自己脚的动作。

　　当我的脚已现出红润，而换过几盆的雪也开始融化后，士兵站了起来拍拍俄罗斯青年的肩，告诉他跟他去餐厅吃饭。他们走后，两个苏军士兵站在了门口。我拿出烟给他们，他们摇摇手，但却从自己衣袋里掏出烟卷点燃。一股浓烈的劣质烟草味开始在朦胧胧的房间里弥漫。我想扶着椅子站起来。努力了几次都失败了，那个青年士兵走过来扶了我一把，我终于站起来了，并试图慢慢地活动一下手脚。

　　没有人来审问我。

　　他们正在仔细地检查我的背包，并向我索取能证明我身份的文件。我给了他们一张“人民日报”，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的报纸，上面登载着新华社发的我们二十一名“高自联头头”的通缉令和照片。除此之外，我再没有可以证明身份的文件了。

　　下午一点钟，两个士兵把我扶进了餐厅。一个亚麻色头发的炊事员正在为我忙午餐，他一副快乐的模样，不一会为我端上一大盘蕃茄汤，一盘牛肉和一盘鱼。他坐在我的对面，一面喝着苹果水一面笑眯眯看着我。看我只吃了一块面包，而奶油一动不动，他便又跑进厨房，为我炒了一盘米饭。我实在没有食欲，但是为了不至于让他失望，我大口大口地吃完了一盘饭。他高兴极了，又给我倒了一杯红茶，并放了两大匙白糖。我想，边防站的食品大概要比苏联民众好得多吧？为表示对他的感谢，我给他一支烟。他看了看，点燃后吸一口连声说好。我告诉他那是美国烟，他忙掐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要回宿舍去抽，让炊事班的小伙子们都能尝到美国烟的滋味。我从衣袋里把这包刚刚开的万宝路送给了他，他脸红了，一个劲儿推辞。我告诉他我还有很多，送给他是让他的战友们尝尝。“美国的烟很好！”他用俄语说着然后把烟揣进上衣口袋，谢过我后他才把那吸了一口的香烟重新点燃，有滋有味地吞着烟雾。

　　上士打开了餐厅的门，把我带进了一个很大的办公室。办公室的正前面墙上挂着一幅硕大戈巴契夫的标准像，相片下面的写字台后坐着一个年轻的军官，笔挺的呢制军服使他显得很英俊。从他所坐的位置，我猜他一定是这个边防站的最高首长了，他肩章上的一杠三星告诉我他只是一个上尉。

　　上尉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他指着头上的戈巴契夫问我：“他你认识？”

　　我告诉他：“我认识他但他不认识我。”

　　上尉笑了。向头上伸了伸大拇指说：“他很好，比邓小平好，你同意吗？”

　　我说：“非常正确，我同意。”

　　上尉站起来，把摆满他桌子上的我的东西收起来，把证明我身份的“人民日报”也还给了我，然后问我想不想喝点咖啡。我告诉他我想睡觉，如果他不审问我。他说：“睡觉不行，我们在等人，我要把你交给他们。”

　　下午三点多钟，我们等待的人终于到了。两个身材高大的军官走进了边防站长办公室，上尉站起来向两人敬了礼，两人还礼后走到我面前，和我握握手。年纪大一点的是一位上校，后边的是一位少校，不仅年轻，而且有些像是亚洲人。他说，他是翻译，我们可以先坐下来谈。

　　上校用急促的俄语问话，我只能听懂几个单词，少校翻译为他翻译。

　　问：“你是张伯笠？”

　　答：“是。”

　　问：“除此之外还有什麽可以证明你身份的文件吗？”（指着“人民日报”上的通缉令）

　　答：“没有。”

　　问：“你到苏联的目的？”

　　答：“要求贵国出于人道将我引渡到西方。”

　　问：“为什么不要求在苏联政治避难？”

　　答：“我不想影响两国刚刚恢复的正常关系，况且苏联并没有强烈谴责中共六四屠杀，态度暧昧。”

　　问：“准备去哪国？”

　　答：“美国或法国。”

　　上校不再问了。他用俄语和翻译说了些什么，然后拿起边防站的电话。这时，我和翻译点燃香烟，慢慢聊起了天。他告诉我，他是在哈巴罗夫斯克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他并没去过中国。但我很惊奇，他的中文发音很准确，没有外国人那种“怪味”。

　　上校放下电话走过来：“张伯笠同志，我们需要换一个地方。”

　　越野吉普车在积雪的草原上津津有味地走着，十几分钟后，我们上了公路。在车上，上校随便问一些天安门广场的情况。

　　一个小时后，我们的越野车开到了一个大门前，大门的两侧是绵延不尽的铁丝网，两个身穿军呢大衣的士兵抱着冲锋枪查验了上校的证件，然后敬礼让车辆开进大门，进大门后才驶上真正的公路。

　　我问翻译，这里面是军事基地吗？

　　翻译笑了：“不是，这里面是苏联。”

　　我恍然大悟，这就是早晨救我的集体农庄的农民告诉我的“边境”。这道铁丝网绵延数千公里，从铁丝网到中苏边境有五十公里，而这五十公里是不能有居民的。所以说，过了这道由苏军警卫的铁丝网才算进了苏联。我发现，苏联的边境比中国的边境要严格得多。

　　公路越行越平坦，两侧的村镇也出现了。在公路两侧，车灯的余晖中会出现顶着雪花急急行走的老妇人。她们穿着厚厚的皮大衣，而下面却穿着裙子。

　　我们的越野吉普车在公路上行驶了近四个小时才驶进一个城市。火车的吼叫和飞机的轰鸣告诉我，这是一座很大的城市，我判断它应该是哈巴罗夫斯克或是此罗此詹。当我问翻译时，翻译说：对不起，现在不能告诉你这个城市的名字。

　　吉普车驶进了一个很大的院子，那像是一座学院，但操场上在雪地上跑步的几百名士兵告诉你那不是学校而是军营，灯光下，士兵们大衣的下摆随着身体而掀动，亮亮的刺刀在灯下闪着寒光，这使我联想起看过的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起义前的一串镜头。

　　吉普车在一座八层大楼前停了下来，那是一座白色的现代化建筑，建筑物前面的标志告诉我，这就是著名的ＫＧＢ部队在远东地区的一个总部。

　　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也曾在图书馆阅读过关于ＫＧＢ内幕的书，这是一个令人听了毛骨悚然的组织，斯大林曾利用它杀死过多少人大概谁也算不出精确的数字。人们把它与屠杀、恐怖、无情、诡秘联系在一起。

　　而我被他们扶下了汽车；此刻我的命运已掌握在ＫＧＢ的手中。

　　他们把我架到一个地下室，在一个审讯室中他们让我脱掉所有的衣服，然后换上他们的一套囚服。一个医生给我做过简单的体检，记下体温、血压、身高，然后拍了各种角度的照片。

　　翻译把我带进一个沉重的铁门，一个走廊里站着四个又高又壮的青年士兵，他们向翻译敬了个礼，打开了一侧小铁门。

　　翻译先生走进去，然后士兵把我扶进去。这是一个有八平方米的房间，正面墙上有一个方方的窗。

　　“这是牢房？”我问。

　　翻译脸上现出一丝尴尬：“这是你休息的地方。”他没有正面回答我。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昏暗的灯光下，一张小床，小床上的白床单和毛毯使你觉得这更像是病房，铁窗下一张小桌子和一把椅子，床和桌椅统统固定在地板上，除此之外，室内再无其他东西了。

　　翻译拍拍床：你可以好好睡一觉，这里很温暖！

　　室内的暖气开得太热，使只穿一件单衣的我有喘不上气的感觉。这和昨天夜里在大风雪中的感觉截然不同：那时，我把生命交给了大自然，然而是自由的；现在我把命运交给了人类，却成了不自由之人。

　　跟着感觉走吧！我安慰着自己。

　　　　　　　　　　　　第七章　铁窗十五天

　　门外开锁的声音使我从睡梦中醒来。照例，士兵端来早餐，放在桌上后把门又锁上了。铁窗的上方射来一丝光亮，告诉你：新的一天到了。

　　这几天每天照例被提审，多次是一位个子很矮的少校，他有一双狡诘的灰眼睛，而且喜欢一边问我问题一边从我的烟盒里掏烟抽。他经常突然问你一个刁钻的问题，然后眯着眼睛观察你的表情。

　　昨天的审问中，他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你应该说实话，中国派你到苏联干什么？”

　　我疑惑地看着他。他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不错，我们有可靠的情报和足够的证据证明，你不是张伯笠。真正的张伯笠在北京已被捕，关在秦城监狱，而你不是，你是假的。你究竟是谁，来干什么？”

　　我不理他，看着他不停地挥动着拳头，觉得他挺滑稽，我说：“我不是张伯笠？那我是谁？”

　　他逼问我：“你是谁，这正是我们需要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

　　我说：“如果我不是张伯笠，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了，抱歉，你能告诉我我是谁吗？”

　　他脸色阴沉：“我会把你送给中国公安，让他们帮助确定你是谁，我不喜欢你的幽默。”

　　我点燃一支烟：“这个你决定不了，你不用吓我，你知道我不怕你威胁。”

　　有一天，他带来一个很大的彩色电视机，他告诉我那是他们苏联产的，效果极佳。我不敢苟同他，那大电视机样子很丑，而且影像效果也不太好。

　　他们给我放一部片子，是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供的“北京反革命暴乱真相”。小个子少校一边放一面问我问题。

　　当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等人的镜头出现时他会立即定格，问我：“这个是谁？”我说：“电视里不说了吗？”

　　他说：“我问你，电视说的对吗？”

　　我说：“不对。”

　　他指着群众扔石块的镜头说：“这是真的吧？”他指着立交桥下吊起的刘国英尸体：“这是真的吧？”

　　我说：“他罪有应得，因为他向人民开枪。”

　　他说：“他是军人，他应该执行命令。”

　　我说：“那不是军人，那是杀人机器。真正的军人也是人，他们绝不会去屠杀自己的人民。”

　　当我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讲话的镜头出现后，他又定格。“这个人是谁？”

　　我说：“那是张伯笠。”

　　他突然眼睛一亮：“你认识他？他现在在哪？”

　　我点燃一支烟：“他现在就坐在你面前，少校同志。”

　　他也从我的烟盒里拿出一支烟点燃：“目前还不能最后确定。”

　　慢慢地，我已经可以下床自己走路了。嘴上的水泡已经定疤，而且每天夜里可以洗个热水淋浴。他们给我的餐饭还算不错，每餐四个菜一个汤，一杯红茶。马铃薯是每餐都有的，其余的是牛肉、鱼肉和猪肉，青菜则很少，偶尔也有鸡蛋。我吃不惯奶油，但每餐都有，后来我发现在士兵端走我吃剩的餐盘时，他们把奶油装进纸袋或塑胶袋留着自己吃。我知道，他们没有我的伙食标准高。

　　走廊里的四个士兵两人一班轮流值班。我常常给他们烟抽，也抽他们的苏联烟，一个大个子士兵问我去过少林寺没有，我说去过，他问我会不会武功，我吓唬他说会一点，没想到他很紧张，告诉我，千万别想逃跑，他拍拍腰：“我们会开枪的。”我告诉他，我没有要跑的意思：“这里有吃有喝，还可以洗热水澡，我干嘛要跑？”他明白我的意思后，朝我伸了伸大拇指。

　　经常和我在一起的军官，除两个少校外，还有一个上校，他很年轻，个子高高的，皮肤有些黑，似乎不是斯拉夫人。他很客气，相比之下，那个看上去比他年龄还大的少校则很讨厌。那个去边防站接我的少校翻译则每天都和我在一起，我们谈得很投机。他们是不告诉我名字的，我于是给上校起了个名字叫伊凡诺维奇，给少校起了个名字叫“狡猾诺夫”，翻译则免了。

　　一天早晨我刚吃完早餐，牢门开了，“伊凡诺维奇”上校和翻译走了进来。上校说：“新年好！”竟然是用中文！

　　原来一九九○年的元旦到了。

　　我说：“谢谢你们给我带来这么好的消息！”

　　上校很奇怪：“你不是有带日历的手表吗？”

　　我苦笑：“被狡猾少校收走了。”

　　上校说：“一会儿会送还你的。”

　　翻译给我送来几十本中文版的“苏联画报”、“苏联妇女”画报；“挺无聊的，没事躺床上翻着玩吧。”

　　上校说：他们经过查证，已证明张伯笠没有被中共公安机关逮捕，同时也证明了我就是张伯笠，他说他们已经请示了莫斯科，我能否被引渡到西方要ＫＧＢ总部决定。

　　他告诉我：“如果我同意，你可以每天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于是，在这一九九○年的第一天，我穿上了脱掉四天的棉衣，走出地下室。

　　那天阳光灿烂得眩目，过好久我才敢睁开双眼，地下室的外面是一个只有四十多平方米的天井、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围墙上是通着电的铁丝网。四个ＫＧＢ士兵静静地站在铁门旁，看着我在天井里，一圈圈地散步。

　　上校和翻译和我握握手，在告别时，翻译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罗马尼亚暴君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了，“人民胜利！”他小声说。

　　我太兴奋了！中国的八九民运显然失败了。但是她所形成的冲击波已经在东欧发生了重大影响，当时我还弄不清楚罗马尼亚人民起义的真相，但西奥塞古夫妇的被枪毙总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这会让中国的总裁者心惊肉跳！

　　我仰望蓝天，一群鸟儿自由地从我的头顶飞过，我多想和它们一起飞，去寻我自由的天空！

　　几天后，ＫＧＢ五名上校和一个穿便衣的翻译对我进行了一上午的询问。

　　他们是从莫斯科来的。

　　他们询问了八九民运的全部经过，并询问了二十一名学生领袖现在的处境。那个穿便衣的翻译的中文好棒，如果他不是碧眼黄发，我简直会以为他是中央电台的播音员。

　　我强烈地谴责中共的屠杀和追捕，并希望苏联政府能从人道主义出发将我引渡到西方，我认为戈巴契夫的新思维中已经提到了人道主义和人权问题。

　　一位年龄稍大的上校说：“我们如果将你送给中国政府你会觉得怎么样？”

　　我回答：“我反对。”

　　他又说：“中国政府会枪毙你吗？”

　　我说：“我不知道，也许会吧。”

　　上校说：“你要知道，我们将你引渡给西方，中苏两国刚刚恢复的友好关系就会受到影响。”

　　我回答说：“但如果你们将我送给中国政府，全世界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会同声谴责你们。如果中共以叛国罪加反革命组织、宣传、煽动罪判我极刑，你们更会受到全世界的谴责，也会影响西方国家对你们的经济援助。”

　　他很坦诚：“这正是我们的难处。”

　　临了，他说：“我们还需要等待，等待最后的决定。”

　　一九九○年元月十日中午，我刚刚吃过午饭，伊凡诺维奇上校和少校翻译便走进我的牢房。他们把我带到审讯室，两人表情都很严肃。他们让我换上我自己的衣服，检查我背包里的物品。我发现，我带的东西一件不少，那里有几十个电子表，是我准备用来换卢布花的。现在，也许用不着了。我在所有的清单上签了字，然后轻描淡写地问：“是要换个新地方吗？”

　　他们没有回答我，而是用厚厚的毛巾捂住我的眼睛，只听见翻译小声说：“对不起，但上级要求我们这样做。”

　　我被搀扶着走出地下室，当我坐进一部车子时，车子立即发动了，我听见车外有几个人向我说：“打斯维大里（再见）。”

　　翻译解下我的“眼罩”，我看见几个熟悉的军官和看守我十五天的四个年轻的士兵，便伸出手去和他们一一握手，互道珍重。

　　吉普车门动了，我的眼睛又被罩了起来，四周一片漆黑，只能感受到热呼呼的暖气不断扑来，我躺在车座上昏昏欲睡。坐在前面的伊凡诺维奇上校在和少校翻译用很快的俄语交谈着什么。我判断，他们要将我送给中国边防部队。因为他们说到了“解放军”这个词。

　　吉普车大概行驶了三个小时后，翻译为我解下了罩在眼睛上的厚毛巾。天色已近黄昏，白茫茫公路边闪过一个小镇，几个身材高大的苏联妇女穿着厚厚的皮袄在等公共汽车，那具有俄罗斯情调的木屋在车窗旁闪过。不久，吉普车开到了有铁丝网的大门口，一个苏军士兵给上校敬了个礼。放我们出了门。

　　当我们开到边防站时（就是十五天前那个边防站），天已彻底黑了下来。上校下了车，翻译和司机陪我坐在车上。不一会，那个年轻的边防站长和一个上尉陪上校走了过来，后面跟着一队穿着羊皮大衣的士兵。

　　上校坐进车，我被翻译和上尉挤在车后座的中间。

　　上校通过翻译告诉我：他们政府决定将我送给中国政府。上级决定由他负责此项任务。

　　此刻，我的猜测被证实了。但我仍不相信苏联政府会那么愚蠢。这一定是ＫＧＢ的决定，而ＫＧＢ一直控制在苏联的强硬派手中。

　　我冷笑一声：“谢谢你上校同志，你的任务可以说是光荣而艰巨。”

　　吉普车在雪地上颠簸前进，十几分钟后车停在黑龙江边。

　　上校拿起红外线高倍望远镜向中国一方了望。我想，他也许是等待中共过来接我的人。

　　上校一边观察一边说：“张伯笠先生，我们并没有通知中共的边防部队。我们考虑到你有那么小的女儿……所以从人道主义出发，让你自己回中国去，至于能否安全，看你的运气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已经做好被暗杀或长期坐牢思想准备的我没有任何欣喜，我反而觉得无可适从——我回中国后该去哪里？

　　我不知道。

　　上校让司机关掉汽车发动机。四周很静，没有一丝风，天干冷异常。上校告诉我，中国的边防部队距我过江的地方有二十多里路程，只要我一直过江，不会有危险的。他又说：“我希望你到任何时候不要讲出你到苏联的事。我们也一样，把这段经历烂在肚子里吧。”

　　我同意了。

　　我伸出手去：“那么再见吧，我不知道我们以后还能不能见面，我把你当成朋友，上校同志。”

　　他蓦地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他的声音也变得抖颤：“朋友，请你理解我们，这不是我的本意，这是上级的命令……我只有祝福你安全……”

　　少校翻译也抱住了我，他的泪水滴在我的脸上，他只是紧紧地抱着我，一句话也没说。

　　我哽咽着说：“别为我担心，即使我在中国再潜伏两年，他们也抓不到我，因为人民站在我们一边，他们的独裁政权崩溃的日子不会太远的……”

　　月亮出来了。又大又红的月亮像是一个大红火球，滚出白雪皑皑的地平线。

　　我毅然踏上黑龙江，坚定地走进黑暗。……

　　两天两夜之后，我在黑龙江中国一侧的一个支流旁发现了一个渔民（猎人）的土屋。于是我在那住了下来。

　　三个月之后，民主女神号广播船从法国出发向南中国航行。与此同时，我在那片荒原上播种着希望的种籽。

　　收获不会太远，我充满信心。

　　　　　　　　　　　　　　　　　　　　　　　　　　（全文完）
□　原文连载《新闻自由导报》第１１９至１２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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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增刊第二十一期　——
　　　　　　　　　　（一九九三年六月廿九日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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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历史回顾】人民日报：３８小时的挣扎
　　　　　　　——不是昨天的回忆，而是不灭的希望　　　　　　　　　子　夜
⒉【不是幽默】秦城纪事　　　　　　　　　　　　　　　　　　　　　　高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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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人民日报：３８小时的挣扎
　　　　　　　　——不是昨天的回忆，而是不灭的希望

　　　　　　　　　　　　　　·子夜·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一个周末之夜，当北京复兴门外木樨地响起第一排枪声之后，写历史的中国人再也不会有昨天。无论是祭一周年，还是两周年、三周年……，血迹永远鲜目，不会因时间而蒙污尘埃。“淡化”，只是少数几个人的一厢情愿。

　　以中共“喉舌”自喻的人民日报，其编辑和记者，因四·二六社论忍辱负重，一些内情外人并不知详。这种追忆当时三十八小时的心情，也许可应验中共领导人此前常用的一句口头禅：党心民心、人同此心。

◆社长总编　先后请假

　　六月三日凌晨二点半左右，我在海外版夜班编辑部看完最后一遍大样，送车间付印。按照惯例，还应送一张样子给国内版值班的总编辑审阅。海外版和国内版同在一幢大楼里（编称五号楼）。我从四层下到二层的总编室，顺便看一下国内版当夜版面如何安排。那天夜里，总编室似乎人不多。一些“夜猫子记者”近来几乎天天在这个时候往天安门广场跑，转一圈回来再睡觉。版面上没什么更吸引人的东西，比较注目的是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动乱”实质的文章。该文傍晚时送来，明令要登。

　　主持夜班的是第一副总编辑辑陆超琪，脸色凝重，盯着那篇长文似乎在发楞。看我送版样来，勉强有一丝苦笑。昨天下午（二日），学运以来一直主持工作的社长钱李仁，临时召集编委会（报社最高权力机构），拿出医生开具的病情报告，宣布即时开始休假。总编辑谭文瑞在戒严前突然吐血住院。钱交代，报社一切工作暂时由陆超琪主管，同时嘱咐，各位自己保重，务必不要去他家看望。已届离休年龄的陆超琪，似乎有所知料，并无惊异之感。

　　从胡耀邦团中央系统升上的钱李仁是中央委员，作为人民日报社长，经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他的突然离避，引起众人敏感。因此，下午四时，在每天例行的编前会上，当陆超琪向各版主编宣布这个消息时，我发现许多人顿感愕然，颇有不祥之兆的感觉。

◆这次“狼真的来了！”

　　陆超琪随便看了一下我送的版样，没提什么。我随即下楼准备回家。这时已近三日凌晨三时，刚走出五号楼大门，一位稍先下班的校对人员，骑自行车从外飞奔而来：看见我说，军队又进城了，没人阻拦。我问，带武器吗？答，没有，一律白衬衫，绿军裤，由东往西。人民日报十年前从王府井迁出，一直在这个位于东郊的大院里。由于连日来，天天夜里传出军队进城的消息，象“狼来了”的故事一样，我并不放在心上。但不知怎么，我又折回办公室，电话铃声大作。一位记者打电话告诉我，他此刻正在王府井北京饭店附近，军人和市民已发生冲突。我感到，不再是玩笑了。

　　我立即拨通北京饭店的电话，叫醒香港的《百姓》杂志女记者张结凤。可怜她连日来也被“狼来了”弄得精疲力尽。六月一日前，她和人民日报几位朋友，在我家里讨论过局势发展。大家都认为学运呈胶着状态，她也似乎有打道回府之意。在电话中我告诉她，我已订好座位，五日（星期一）下午六时在西单鸿宾楼请她吃饭，作为我在香港工作期间她请我吃饭的回酬。她答应了。同时，我又告诉她，这回不再是“狼来了”，作为记者应该目睹的新闻事件，就在她的楼下。她决定下楼去看。设想到，她这一下去，再也没有回北京饭店。

　　四时半，我回家睡觉。每天这时下班总是一片寂静的夜空，似乎隐约传来嘈杂声。这儿离长安街最东头的八王坟仅一公里。

◆最坏的事尚未发生

　　将近十一时起床，匆匆煮了一袋方便面吃，接着，给张结凤打电话，问有何新闻，铃响，却没人接电话。又直奔报社，得知东部军队确实进城，一部分被市民阻拦撤退，另一部分则已进入市中心。

　　这天是星期六，海外版星期天无报，当天不上班。我因刚从香港归来，急需探访一些久违的朋友。先到司法部一位朋友处小坐，然后便去国谊宾馆。香港《亚洲周刊》记者王业隆住在那里，和他约好，今天我请客，也是对他在香港的关照的回酬。国谊宾馆是原国务院第一招待所。我问他怎么住这儿，他说是统一安排的，好在北京看来并无大事，过几天也就回去了。说起时局，他说，还好，最坏的事情没有发生。我问什么是最坏的事，他说，就是香港人说的“挤提”银行，大家都去银行提款，最后经济崩溃——我们两人，似乎都没有想到杀人的事会发生。其实，这个时候，西单六部口已经发射了学运以来第一批催泪瓦斯。

　　莫斯科餐厅离这儿不远，我们步行而去，虽是周末，人却不多，很容易找到了位子。吃完饭出来，发现天色还早，一看手表，七时刚过，平时在家也就看电视新闻了。我建议，今晚不上班，也难得看看晚间京城，不妨从西直门坐地铁去天安门，王业隆欣然答应。

◆地铁里的便衣军人

　　西直门地铁站是二环路上的一站，乘客并不太多。但到复兴门时，从西郊苹果园开来的地铁列车在这儿疏换乘客，大批人涌进车厢，估计许多人是到天安门去的。但是，我突然发现，在这人丛中，分布着三三两两穿白衬衫、绿裤的农村青年，虽然没带武器，但每人拿着一个统一式样的行李包，绝对是军人！我推了一下王业隆，示意那些便衣军人，他笑了笑，也不知看出来没有。这时，我仔细观察了同车乘客，也都在注意这些人，有人使劲盯眼看。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整个地铁运行过程中，竟然没有一个乘客发问。否则，只要有人说一句话，整个车厢就是另一番情景了。

　　这些稚气未脱的士兵看来都是第一次进城，对地铁各站甚不熟悉，一听报前门站到了，手忙脚乱背起行李往外跑。外面就是天安门广场。

　　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些军人背起行李，走出前门站，溶入天安门——勇敢的北京市民，此时显得何等宽容甚或漫不经心！

◆恐惧莫名的不祥暮夜

　　出前门站，直接进入天安广场。由于实行夏令时，虽已是七时半了，但天色仍明。学运开始以来，每逢周末，这里人山人海。今日却似乎不多。王业隆一直想上纪念碑的指挥部那儿去，始终没机会。于是，我带他过了第一道纠察线，然后我出示记者证，王业隆忘了带证，我跟学生纠察讲，香港记者，自己人，竟欣然放行。到了纪念碑最高层，不知怎么，没见着柴玲等学生领袖。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这儿全天候值班的两位记者，是我的朋友，此刻也找不到（后来才知去了西边）。几位我不认识的中外记者，正围着一个帐篷，探脑袋往里采访——这是侯德健等“四君子”绝食之地。就在这时，旁边一阵骚动，一个学生气喘吁吁跑来报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通告，要市民今晚不要上街。西边军队大院人满为患，正在整装待发。

　　谁都不怀疑，今晚要动真的了。但我们仍然没想到会杀人。一位似乎是临时指挥的女学生，立即要广播站通知，让人回各大学召集人马来“保卫天安门”。我们两人刚走下纪念碑，喇叭已经开始响起来了。其实，为时已晚。

　　我和王业隆在广场转了一圈，朝长安街走去。在天安门正中，朝东西方向了望了一会，不知怎么，都决定往东走。可能是听说装甲车被堵在建国门立交桥上。这个方向正好是与开枪地点相反。此时，已是八时多了，长安街华灯初放，人群渐多，尤其骑自行车者，似乎比早晨上班还急。他们难道听到了什么？

　　穿过东单，擦过国际饭店，步行将近半个小时，才来到建国门立交桥。这里确实人多，站在桥下，我没有看见军车（其实，军车就在最上层桥面）。我突然着急要回报社，王业隆兴致未尽，说要上桥看。我告诉他回去如何走法后，就此分手，约定明日通电话。

　　我坐了一站地铁，在朝阳门下车，想换乘公共汽车，但交通已经中断，只好以步当车。暮色暗了下来，但与长安街不同，平时亮如白昼的朝阳大街，竟是一片漆黑，路灯全灭。每隔一个路口，都有几辆空车横卧，路人行色匆匆，慌张异常。我脑子里顿时出现一幅大地震前灵感动物大搬家的画面。我很奇怪会有这幅图画。虽然我没想到今夜开杀戒，但无论如何，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笼罩了心头，这是一个难忘的不祥暮夜。

◆五号楼里一片沸腾

　　五号楼，人民日报的中枢神经部位。由于当晚海外版不出报，所以，许多人都聚集在二楼。见到我刚上楼梯口，一位同仁阴沉着脸问我：你知道不？开枪了！我一楞，但马上想到开空枪也是开枪。但似乎另一位见我有此心思，补上一句：杀人啦，朝人群里开！木樨地已成血海了！

　　我似雷击一般，绝快醒悟，刚才一切异常现象，全在木樨地揭开了谜！我马上吼了一句：事情过后，一定起诉李鹏！同仁冷笑了一下：去你的吧，没人再听你的法律了！（我是从事法律报导的。）

　　二楼走廊上一片沸腾。这时，有人上来说，楼下也能听到枪声了。我转身往楼下冲出，站在院子中间，西边象放鞭炮似的出现闪烁，并有枪声时而传来。奇怪的是，这枪声并不似电影电视里那么清脆（北京很少听见枪声），从枪声判断距离，仍在军事博物馆和木樨地一带。

　　转身返回二楼，许多人已涌进了编辑室。时已近十一时，平日此刻，要闻版（包括头版）的稿件都已确定，但今天值班的陆超琪和另一位年轻的副总编辑却站在那儿沉思。稿件只有一篇是定下来的，就是后来见报的题为“孙巨同志的一封信”。下午我没参加编前会，听说曾宣读了这封信的全文，由中宣部转来，对人民日报一个时期以来利用“春秋笔法”、“顽固地站在中央决策对立面，给动乱制造者撑腰打气，给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令抹黑的恶毒文字”进行了批判。据悉，孙巨是已故中共元老李井泉儿子的化名。全文不但上纲上线，而且充斥了咒骂、攻击、威胁的语言。因此，中宣部明令要适当修改后才登出。但是，许多人在编前会上坚决主张，一字不删，连错别字也不改，全文刊出，加上花边。但老总迫于上面压力，仍对文字作了适当修改，成为一篇八百字的花边文章。除了这篇文章，还有李鹏当晚就世界环保日发表的电视讲话，其他再也没有准备稿件，大家等着最新消息。在纪念碑值班的那个记者，已经联系不上，大家既担心，又着急。

◆第一次直话直说

　　电话铃声一直不断，都是北京和外地读者询问军队情况的，说美国之音已经报导开枪镇压。总编室在没有掌握确切情况以前，一般不轻易回答。将近十二时，终于，我们的一个记者打电话回来报告，他此刻正在木樨地附近，亲眼看到军队先是朝空中鸣枪，接下去便对路人平射了。记者带着泣声说，木樨地伤亡严重。

　　这时，另一部电话响起，海外版一个记者打电话来，与他同行的三个记者，其中一个女的，在电话大楼附近被冲散，下落不明。陆超琪马上让接电话者告诉：凡是能见的本报记者，请立即撤离现场，千万不要发生任何意外。

　　电话铃声继续不断，其中一个从香港打来的，询问北京发生的事情，接电话者正犹豫如何作答，一位编辑主任怒不可遏地喊道：告诉他，已经杀人了，全世界都知道了！于是，从这时起，凡来电话询问，一律如实证实。外人也许不知，这种作法是人民日报历史上第一次。

◆只能玩些“春秋笔法”

　　大约过了半小时，一位记者从民族文化宫附近的赵登禹路电话报告：军队已开进西单附近。他从五颗松一直跟军车推进，只要一开枪，就立即卧地，每次爬起来重新前进时，总会发现有人已经不能再站起而永远躺下了。西单一带武警挥舞警棍开道，不管是谁，见了就打，后面接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跟进。

　　印刷车间主任来催要版样，无稿可发，但有两块版可付排。一块是第三版国际新闻，一块是第四版的社会体育新闻。第四版已出样，都是一些旧稿，编辑起的题目颇具匠心，一条是“法官却枉法，诬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长被判刑四年半”，另一条是，“四川一服刑罪犯竟当上人大代表”。体育栏有一条报导残疾人运动会的，标题却是：“不能被征服的人”。大家想起桌上那篇孙巨的稿子，又是“春秋笔法”，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能够做到的，也就这些了。

◆机关报里洒满悲愤泪

　　凌晨一时后，有记者陆续从现场回来。最早回来的是海外版一位名叫张宝林的版面主编，其岳父是原大公报著名记者高集，一九四六年南京下关事件时，曾被殴打致伤，当时周恩来还亲表慰问。他没想到，四十多年后，自己的女婿会面临另一场更大的血案。张宝林叙述了他在木樨地如何见到军人开枪，市民倒地，血洒长街的惨景。当他撩起裤腿，让大家看上面沾满的血迹时，已低头泣不成声。

　　这时，另一位记者也回来了，就是我在纪念碑上找他不见的那位，他进门就哭。原来，他离开广场后，直奔西边，一直在军事博物馆附近观察。旋即军队突破前进，他马上躲到旁边的树从里。蹲在一垛墙脚下，抱着脑袋趴着不动。没想到，一名武警仍然冲上来，用警棍朝他的背上狠狠砸去。

　　这时，众人再也忍不住，起先是抽泣，接着，放声嚎啕大哭。此后，记者一个接一个归来，归来一个，大家痛哭一场，悲愤之泪洒满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的总编室。

◆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

　　大约二时半左右，第三版国际新闻已拼好，大样送到陆超琪面前。大家围上去看。头条新闻是报导南韩光州事件的，标题用的是粗黑醒目字体：“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屠杀镇压”。上边居中二条是关于波兰的，肩题是，“波领导人指出选举是和解的伟大尝试”，主题是黑宋大字，“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下面还有一条是关于中东的，题目是，“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陆超琪看完，随手签字付印。

　　人民日报的编辑和记者，专业素质是相当高的，不乏聪明和文才，当局对这类被他们称为“小动作”的变相抗议防不胜防。但是，当京城大开杀戒以后，他们不再满足这些了。他们从四·二六社论发表以后一直背着黑锅。当人民日报编辑、记者上街游行时，喊出最解恨的口号就是：“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四·二六社论！”（社论题目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终于获得了市民的谅解和支持。当然，许多人以后为此付出了代价。

　　这时，有读者来电话，告知木樨地二十二号楼上，一位老太太在十几层楼的厨房里被子弹击中身亡。一些医院、红十字会人员，也纷纷打电话报告伤亡情况。他们并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人民日报准备不准备报导这件事？

◆这个声音一定要传出去

　　大家把目光转向陆超琪。事实上，他接替钱李仁临时主持这段时间工作，本身说明他已作好各种思想准备，他决不会为个人患得患失。但是，毕竟这是中共机关报，需要权衡利弊，并考虑后果。新华社这时根本就不发任何电讯稿了。一些记者哭着向陆超琪说：人民日报在历史上犯过多少次错误，大跃进、文革大字报、批林批孔、四·二六社论，哪次不给整个社会、国家带来灾难？今天，人民日报还要继续欺骗人民吗？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还要背黑锅到什么时候？

　　陆超琪眼含泪水，他说，记者可以把稿子先写出来，如何安排，我们马上商量决定。

　　这是一个从共产党队伍里脱胎换骨出来的真正英雄。他和另一位值班副总编以及两位总编室负责人，隔着玻璃墙在他的办公室开会。玻璃墙外，有记者提议，今天报纸用通栏黑框，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大家纷纷赞同，但有人问，邮局不发怎么办？大家商量，分头准备，报纸印出后，编辑、记者亲自到市民家送报。送多少是多少，这个声音一定要传出去！

　　关键是核对数字。当两位最先回来的动笔写稿子的时候，大家分别通过电话采访各医院和红十字会。

◆枪声密集　腥风血雨

　　我回家取食品，准备天亮以后分发报纸时当早餐。走出五号楼大门，往西看去，已是一片通红，枪声密集，不但有初时感觉到的沉闷声，也有清脆连击的呼啸声。北边，似乎也传来了断续的枪声。唯报社所处的东边，还没有任何动静。但，已感到是腥风血雨了。

　　在报社北门宿舍区，一位刚进报社工作不久的青年记者匆匆从天安门回来。他告诉我说，军队已经开到天安门了，南河沿一带军民对峙严重。他说，从未想到北京市民如此勇敢。他与市民都聚集在公安部以东的路段，同军队相隔几十米之距。互相对视。军队坐下，市民也坐下；军队站起，市民也站起，如此反复多次，最后一次，军队在一声口令之下，刷地站立，市民急忙站起，但已见军队平端冲锋枪，那种异常冷酷的表情使人毫不怀疑开火在即。有市民喊，快撤！话音未落，一排冲锋枪子弹扫射过来。他眼见身旁几位市民在血泊中，临时找了辆自行车，回报杜报告。

　　他哭了。我让他赶快到总编室去。我转身进了自己家。妻子和儿子熟睡着。给北京饭店打了一个电话，张结凤仍然不在。我记得她同亚洲电视台的陈慧儿住在一起，都无回音。

　　我掩上门出来时，不知道天亮以后，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我和我的朋友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北京这一夜”

　　前后不到半小时，我又回到总编室。这时，那两位记者已经把稿子写好了，约有一千多字。另外，除记者自己查询外，友谊医院、红十字急救中心、铁道医院、复兴医院、协和一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也不断来电话，告知收治病人情况。有些则是陪送伤亡人员到医院后打的。有的破口大骂，有的泣不成声，大多是边哭边说。记者一一记录下来。

　　这时，早已过了平常报社规定的截稿时间。那篇一千多字的稿子，就摆在桌子上，有人还在往上加字。玻璃门开了，陆超琪等出来，把稿子拿在手里，反复看了几遍，同时，嘱咐将昨夜新华社传来的几篇稿子先发排，一是戒严指挥部的通告，二是戒严指挥部发言人的谈话，同时决定，李鹏就世界环保日发表的谈话放在报眼（第一版右上角），李鹏下面是孙巨的文章。然后，他自己修改稿件，最后压缩成一电讯新闻，言简意赅，并告诉版面编辑。留出六百字的地方，加花边上版。

　　绝大多数在场的编辑记者都明白，不可能再出通栏黑框的版面了。但是，作为中共机关报的人民日报，能及时传出这样一条新闻，仍然不失为党报的一个突破。稿子改完后，立即交给早已等候在旁的印刷车间工人，飞快地送去排印。不到十五分钟，小样出来了，放在陆超琪的桌子上。我看了一下，题目就是“北京这一夜”。

　　陆超琪仍然对里面含糊的数字不满，要求记者继续查核。这时，有记者从天安门打来电话，说军队已进广场。大家非常关心广场上的大学生，迫切想知道确切数字。当时，许多人头脑里反应最敏捷的是，天安门广场是这次学运的中心，那么，广场的伤亡也将是最严重的。事后，大家才知道，当时广场上大部分学生赶赴长安街、前门等地，因此，军队对广场的包围，其顺利超乎原来的估计。

　　接着，记者又从天安门打来电话，说广场突然全部熄灯，一片黑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大家的心，一下子又沉了下去，一阵恐惧而又悲愤的气氛弥漫开来。几位记者自告奋勇要去广场，说那儿还有许多帐蓬，或许学生还睡在里面。但被大家苦苦劝住。

◆“红机子”下令不准报导

　　大约在四时左右，陆超琪桌子上那个红色电话机响了起来。一位值班的总编室副主任进去接听。红色电话机，俗称“红机子”，是中央国家机关的专用保密电话，可直通中南海最高层。那位副主任听了一下，立即出来喊陆超琪接电话，这是中宣部王唯纯打来，他负责与人民报保持联系。这是当夜人民日报听到的唯一“中央声音”。他告诉陆超琪，解放军报要发表一篇社论，让新华社给你们传过去。陆超琪回答：新华社早已关机了。王竟蛮不讲理：“不关你们的事”。然后，他又通知：有关今天军队清场的消息，各报一律不报导，谁报导谁负责。陆反问，此事全世界都知道了，不作报导恐怕影响不好吧。王沉思了一下，没说什么，把电话挂了。

　　陆超琪把电话内容跟大家一讲，总编室又似开了锅。编辑、记者，包括老总在内，感到似乎已被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两位副总编商量了一下，决定稿子照上。但陆又在小样上删掉了一些文字。这时，解放军报社论传过来了，大家一看，顿时惊住，标题赫然是“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这个时候，天安门还在包围之中，但社论已讲了，军报以“勇往直前、勇敢无畏的精神，迅速平息了这场暴乱，取得了伟大胜利”。显然，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的。（几个月后，碰见解放军报的一位朋友，被告知，早在六四之前多天，社论已写好，并且严令军报记者和家属。六月三日不要上街。）

　　过了一会，王唯纯第二次打电话来问：军报社论你们怎么处理？陆答：上版，我专门让印刷厂厂长等着。他问，放什么位置？陆答：由于上面有戒严指挥部通知和李鹏讲话，社论只能放下面。王又问，你们如何报导清场？陆答，简单讲了一下。王想了一下：就这么样吧。

◆“这一夜”删成200字的短讯

　　放下电话，陆超琪又把“北京这一夜”看了一遍，在开头加上一句，“解放军报社论说，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这也成为他后来的一条罪状。）然后，他又把几处明显带有感情色彩的文字作了修改。恰巧，记者从天安门打来电话，称军队已全部占领广场。这时，他看了一下手表，五时正，于是，将电头改为：“本报六月四日凌晨五时讯”，并在最后一段加上“到截稿时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这是中共严密控制下唯一以第一时间向外报导北京惨案的“党报”。

　　但编辑计算了一下字数，文章仅成为一则二百字左右的简讯。版面编辑按照陆超琪原先的布置，在左上方留了六百字的地方。当时，人民日报还是铅字活版印刷，版面固定后不易调整。陆超琪说，不管空多少地方，就这么登，现在早过了截稿时间。于是，成了后来大家所见到的样子：一个大框，疏落几行文字，唯“北京这一夜”标题醒目。几乎空白，此处无字胜有字。相比其他几篇密密麻麻的稿子，该文似乎更夺人眼目。事后，有人指称人民日报故意开天窗，其实，知情人都明白，此非不为，乃无奈之为也。

　　轮印机里轰然作响。编辑、记者不用去送报了。后来，大家评估：如果当夜用通栏黑框印报，然后由编辑记者发送，那么，不出半小时，军队将抹平报社大院，人民日报将不复存在。

◆枪声就是命令

　　总编室逐渐安静下来，众人离去。正是拂晓时分。五时半左右，我在走廊上突然听到有一种异常的声音，侧耳细听，是从报社东边传过来的。外面脚步声很杂，有些人朝报社南门外跑去。天未全亮，路灯熄灭，朝外大街全然无人，到处是公共汽车做的路障。一种地排山倒海的马达轰隆声继续从东边传过来。

　　轰隆声越来越近。红庙路口的汽车障碍，轰的一下被冲开一个大缺口。透过缺口看，竟是一望无尾的坦克车队，朝报社这边驶来西去。

　　报社南门挤满了人。我站在最外层默默看着。坦克车过来了，每辆车顶，各有三名士兵平端冲锋枪，分别盯着三个方向。前面数辆驶过，无甚反应。于是，一些编辑和记者，包括几个老年女记者，开始起哄，嘲笑，尖叫。就在这时，平端冲锋枪的士兵，往上稍一抬，几串子弹喷焰而出，从头顶掠过。人群瞬时静了下来，象死一样。晨曦中，仅几米远的冲锋枪火光耀眼刺目。我顿生恐惧，似乎第一次感到离死亡这么近。我赶忙后撤，躲在人民日报大字招牌后面的水泥柱旁。

　　从这时开始，似乎枪声就是命令，每驶过三、五辆坦克，就会向报社发射几排子弹。坦克车后面是装甲运兵车，然后是载满士兵的卡车，足足开了二十几分钟，估计有三百多辆。

◆历史镜头　未来证据

　　军车过完，大家又聚集到五号前。这时，还有不少记者彻夜不归，下落不明。编辑部各部门负责人和版面主编，着急地探寻着自己辖下的记者。有些记者的妻子急匆匆找到我们，丈夫没消息，我们只能安慰。旁边一位老太太开着袖珍收音机，正播送戒严指挥部通告，听得人烦，大声斥之，让其关闭。

　　六时半，海外版二位记者从六部口打来电话。告之平安无事，但道路封锁，无法脱身，而且另有一位女记者在广场上和学生一起坚持到最后撤退，但却走散了。

　　他们和学生从广场南口撤出拐向前门西大街，又至西单，六部口。尽管学生靠路边走，他门仍亲眼看见一辆装甲车疯狂朝人群压来，由于躲避不及，一些人顿时倒下，一大片自行车也在劫难逃，被压得稀烂。大家抱头痛哭，和学生告别。

　　七时左右，五号楼门口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可能是睡了一夜后才得知天下大变。一记者说，所有的杀人场面，他都拍下来了。其实，并不止一位，据我所知，起码十几个记者手中掌握着当今最珍贵的历史镜头。他们和外国、港澳记者不一样，始终同大学生奋战在一起，许多资料都是第一手的。在后来的整肃中，没有一个人交出照片和录音。可以肯定，他们将不借代价保护这些资料，这既是他们新闻生涯中的宝贵财富，也是未来审判的证据。

　　至八时左右，大部分外出的记者已安全返回。寻找丈夫的那几个女人也放心了。这时，一个还未结婚的青年记者跌跌撞撞跑回来，不但身上的衣服，而且手里的一根木棍，全沾满鲜血。他是整夜在长安街帮助救护人员抬运伤亡者。他站在五号楼前的台阶上，声泪俱下讲述自己目睹的惨案。

◆陆超琪请辞　语带哽咽

　　一夜未合眼，回家。给张结风打电话，没人接。给王业隆打电话，也没人接。小睡片刻，中午前起床，外面还响着枪声，远处似有炮。

　　下午四时，例行的编前会又开始了。陆超琪简单介绍了一下昨夜版面处理情况。然后，他突然宣布：鉴于社长、总编辑因病休假，自己能力有限，总编辑办公室会议决定向党中央打报告，请中央派人来领导人民日报。然后，他又请在座各位编辑主任、主编，回去转告大家，现在报社未下达采访任务，尽量不要出门，安全为要。说到此处，老人话语哽咽，眼圈发红，大家肃然起敬之余不禁又感到一阵阵悲哀。

　　从昨天凌晨到今天编前会，人民日报又在历史上挣扎了三十八小时。我知道，这一页即将结束。晚上，在海外版上班时，外面下起了雨，并没有雷电。但家住广场边的最高法院一位朋友来电话说广场上雷电交加，霹雳震耳，极为罕见。他妻子怀孕在家，惊恐不安。我说，不用怕，老天有眼。以后三个月，我发现每月三日或四日，京城总有雨。但没人信，说我迷信。下月四日再一看，果然如此。以后每年六月三日或四日，北京不是阴云小雨，就是太阳下雨，或是暗无天日刮黄沙。这个现象，既使人惊讶，也使人踏实。

◆人民日报改组　杀尽做绝

　　六·四晚上，与王业隆的电话接通了，但他已判若两人，话不连气，语不成句，情绪明显反常，我知道事态对他的刺激，劝他及早坐飞机离京，并祝他旅途平安。张结凤还是找不到，一直到六日上午，我在睡梦中被电话惊醒，拿起一听，正是她。原来，六月三日凌晨接我电话后，她一整天在街上，夜里在天安门被子弹击中额头，幸好是橡皮子弹，被人送进一般是高干看病的北京医院。她刚从医院出来，下午就要搭乘香港政府包机回家。她听上去情绪极不稳定。惊讶之余，我告诉她，已无法请她吃饭了。她说，这时候还请什么客呀。她很耽心我几位朋友以后的命运。

　　以后几天，在高层批来的“指令性”稿件中，时而发现有江泽民的签字或批语，大家估计江可能取代原先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的角色。但在月底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他当选为总书记。与此同时，人民日报改组，高狄从党校调任人民日报社长。开始了新一轮整肃，美其名曰“不留隐患”，其实是“杀尽做绝”，其手段之残忍，甚至超过文革。必竟，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个把自己政治生命做睹注的“左王”，终因姓社姓资问题向邓小平发难而遭废黜，狼狈离开报社。

　　一九八九，对人民日报来说，绝不会成为昨天，他蕴蓄着一代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和不灭的希望。

□原载《世界周刊》　May　28—June　3　（鸣谢∶本刊感谢唐三一输入本文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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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幽默】
　　　　　　　　　　　　　　　　秦城纪事

　　　　　　　　　　　　　　　　·高新·

◆狱中党支部

　　八九年九月份，我号里被送进来一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我问这个新狱友：“你是什么事？”

　　“官倒。”他回答我。“你呢？”

　　“反官倒！”我认真地说。

　　他吃惊地坐起身来，听完我入狱的原因，长长出了口气说：“怎么把我们两个关到一起了？这共产党真是荒唐到家了。”

　　“你是共产党员吗？”我问他。

　　“你说呢？官倒有几个不是共产党员的？”

　　当他知道我也是共产党员后，我们两人一阵狂笑，引来警察的喝斥。我赶紧对警察说：“报告队长，这个新来的人也是共产党员。您跟上面说说，再给分个共产党员进来，按照党章规定，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临时党支部了。”

　　警察似笑非笑地瞪我一眼说，“怎么，你看我不象共产党员？”

　　这个新狱友每天都吃“特殊灶”，而且狱方对他的态度相当客气。他告诉我他是经贸部下属公司的一个处长，至今每次审问他的警察还称他“同志”，但有些事情他把握不住该说不该说，因为说出来就把上面的人全兜出来了。

　　我问他“倒”的数目到底有多大，他没有说出具体数字，只是说他倒来的钱光大楼就给所在单位修了好几座了。

　　我出狱后才知道，此人并不是什么经贸部的处长，而是公安部管进出口设备的一个处长。他的案子是中共媒介披露出来的北京四大“官倒”案之一。可见，他倒来的钱修的正是公安部的大楼。

◆外国反动势力

　　八九年八月份，我曾被狱方调到一个新号负责“照顾”一个外籍犯，是个南也门在北京语言学院的留学生，叫海德尔。因为他是穆斯林，所以狱方每天供应给他的饭食必须是清真的，顿顿少不了鸡蛋、牛肉或鱼。

　　他入狱是因为八九年六月三日在北京语言学院附近的居民区里，光天化日之下拦截住一个中国的青年妇女，拉进一片树林里强奸了。

　　有幸结识了这位海德尔后，我确实对八九运动有了所谓“新的认识”。在看守找我谈话时我说，“我现在相信了北京动乱确实象是共产党宣传的那样，‘是有外国反动势力插手’，这个海德尔就是其中之一。”

　　“就是，要不是你们这些人闹动乱，这个阿拉伯老外哪敢有那么大的胆子。”这位看守居然还真的顺着我的话说。

□摘自“大陆监狱的等级制度”，原载《民主中国》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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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四年六月一日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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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标题新闻】　方励之等呼吁：为“六·四”死难者默哀三分钟　　　中国人权
⒉【社会纪实】　“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　　　　　　　　　　　　　丁子霖
⒊【志与愿】　　走出浪漫——写在“六．四”五周年前夕　　　　　　　马　岩
⒋【京片子】　　兵哥　　　　　　　　　　　　　　　　　　　　　　　冬　冬
⒌【烛光泪】　　“六·四”五周年感言　　　　　　　　　　　　　　　蒋培坤
⒍【港人夜话】　崇高与卑微　　　　　　　　　　　　　　　　　　　　颜纯钩
⒎【民运动态】　我们该为他们做些什么？　　　　　　　　　　　　　　严　明
⒏【评　　论】　有尊严地回家　　　　　　　　　　　　　　　　　　　曹长青
⒐【历史一页】　历史，将记住这一天　　　　　　　《人民日报》记者集体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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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励之等呼吁：为“六·四”死难者默哀三分钟◇

　　　　　　　　◇时间：１９９４年６月４日中午１２：００正◇

□　中国人权供稿　（Human Righ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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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

　　　　　　　　　　　　　　　　·丁子霖·

　　　　　　　　　　　　天安门前的“卡廷”
　　　　　　　　　　　　廿八中学墙外土坑里，
　　　　　　　　　　　　究竟埋有多少像Ｗ一样的人？

　　一个十九岁的高中二年级学生，死得太惨了，尸体就埋在天安门附近第廿八中学
墙外的土坑里。他的名字叫ＷＸ。

　　遇难前，他刚结束“军训”，而且与“解放军”交上了朋友，还准备和战士们一
起联欢呢；可是，他死了，时间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遇难时身上依然穿着“
军训”时穿的那一身军服。他是那样地喜爱那一身没有领章的军服啊！

　　在中国历史上那个使千百万人无法安睡的夜晚，ＷＸ像其他热血青年一样，不能
在家里呆着；他要投入到改变中国历史的洪流中去。他显然没有意识到，那随着坦克
、装甲车一起开进北京城的戒严部队，同他在军训中结交的战士朋友们都是一样的“
人民解放军”。

　　那天晚上，他戴上头盔，背上相机，骑车离家而去。临行前，他告诉母亲，他要
记录下真实的镜头，作为历史的见证，也为了伸张正义。他一路骑车尾随东进的戒严
部队行进到南长街南口，也许正在为自己的壮举感到自豪和庆幸呢；可是他再一次举
起相机时，一颗罪恶的子弹随着光灯的闪亮射中了他的头部。一个年轻的生命被扼杀
了，在那短短的刹那之间。在他告别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刻，他使尽全身力气用手指打
出了一个“Ｖ”字。

　　在人生的旅途中，有着各种各样的友谊：有用欢乐的笑声联结起来的友谊，也有
用悲痛的泪水凝结而成的友谊。而我同这位死难者的母亲的友谊，不仅是用泪水，而
且是用两位年轻人的鲜血凝成的。她是我同“六·四”受难者群体建立起来的第一个
患难之交。

　　记得那是在一九八九年的九月。当时我正苦苦地在生与死之间挣扎，健康状况很
糟，几乎不能下床。一天，ＺＸＸ和她先生来看我。她讲述了她儿子遇难的经过，显
得很平静，看得出来，她是为了不把我的悲痛勾起来，硬是把自己的悲痛深深地压在
了心底。

　　她告诉我，她儿子中弹倒地后，并没有立即死去。据目击者说，当时正好有一辆
救护车赶到现场，救护人员火速上前抢救，却被戒严部队阻止。Ｗ在血液中躺了将近
两个小时，他的生命是一点一点地慢慢地消失的。他用生命换来的照相底片连同相机
被搜走了，后来连尸体也不知去向。在以后的日子裹，家人和朋友们找了北京数十家
医院，一直到六月十四，才在西城的一家小医院护国寺医院发现Ｗ的尸体，可是遗体
己经腐烂、长蛆了。原来，在六月四日凌晨，有一批倒在长安街上的遇难者的尸体被
戒严部队匆匆掩埋在天安门西侧廿八中墙外临时挖掘的土坑里。当时正值夏季，不几
天，尸体发出异味，经校方交涉，又把尸体挖出来重新“处理”。因Ｗ生前穿的是军
服，被疑为军人，遂转移到那家医院了，总算保留了尸体。遗体火化时，还从公安局
开了一个“外出死亡”的证明，否则不准火化。

　　已经发生的一切似乎都过去了，可历史是无情的，它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令人心悸
却又无法使人缄口的谜，到什么时候人们都会问：在廿八中的墙外，当时究竟挖了几
个土坑，每个坑裹埋了多少具尸体？也许目击者不敢再提起，也许当时根本就没有目
击者，时间长了，它成了中国的“卡廷”。但是，相信历史留下的谜，历史总会解开
的。

　　我要感谢这位母亲。我至今记着她第一次见面时说的话：“为了死去的儿子，我
们无论如何要活下去。”是的，我们为生者活着，更为死者活着。她的爱子离她而去
了，她却把母爱留给了人间。快五年了，她同我一起，一家一家寻访遇难者亲属，给
那些孤苦无依者送去被世俗的冷酷无情地侵蚀着的却仍然是那样炽热的爱。我相信，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这爱是比杀戮更强大的！

●　留在骨灰盒前的小纸条

　　她宁可放弃八百元抚恤金，也不愿在丈夫“正常死亡”书上签字：

　　一九九○年清明节过后的一天，我的朋友ＺＸＸ给我送来一张小纸条，那是她在
清明节给在“六·四”惨案中死去的儿子扫墓时从儿子骨灰盒前捡到的。可惜这张纸
条没有能保存下来，我依稀还记得纸条上写着：ＸＸ的母亲，我们是同命运的人，在
“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现在我们母子相依为命。我有许许多多的想不通，如愿
意，请与我联系。最后是她留下的姓名、单位、电话。

　　自从我与ＺＸＸ相识以来，我们就决定要寻找在“六·四”劫难中失去亲人的同
命运者。也许是心灵的感应，现在居然有人向我们走来了。当时我们的心情是可以想
见的。但在那个时候这样做是要冒风险的。

　　北京城仍处于戒严状态，清明节、“六·四”周年，北京的各个墓地尚处于公安
干警的严密监视之下。也许，这位失去丈夫的妻子被郁积在心里的悲愤和孤独压抑得
太重、太深了，她不再有惧怕和顾忌，竟想出了这样一个联系的办法。

　　我按照她提供的电话号码，很快和她取得了联系。不久我就收到了她的信，从她
浸透着血和泪的来信中我知道了一切：她和她的丈夫都是“老三届”的。丈夫父母早
逝，下有弟妹，很早就挑起了家庭重担。因为失去了青春年华，上大学，找工作，都
曾费尽周折，直到卅六岁上才结婚成家，有了一个小男孩。她比他小六岁，也是靠自
己的奋斗走过来的。这是一个历尽艰辛而组织起来的小家庭，一切都来之不易。

　　可是，这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

　　那天他刚从广州出差回家，正好碰上了那场杀戮，四日凌晨，他得知外面开枪，
要出去看看。他不相信共和国的军队会用机枪、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想不到
，这么个壮实汉子，离家不到一个小时，就喋血于东长安街公安部门口的街头了。那
是一颗达姆弹，整个膀胱被炸得粉碎。他是与死神搏斗了两天才死去的，临终时深怀
歉意地对妻子说：“对不起，对不起！”别的话已无力说下去了。那一年他四十二岁
，儿子才五岁。

　　他抛下了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走了。妻子把丈夫的骨灰盒放在家里，她总觉
得丈夫仍在她的身边；可是儿子天性敏感，孤灯下面对父亲的骨灰盒难以入眠。于是
，她忍痛把丈夫的骨灰盒存放到了ＸＸ公墓骨灰堂。每当清明、周年，她带着儿子远
道去给逝者扫墓，年复一年，已经五个年头过去了。

　　生活太艰难，母子俩咬牙忍着。她曾找过丈夫生前单位，单位答应给她八百元抚
恤金，但要她在丈夫“正常死亡”的书面结论上签字。她拒绝了。她说：“这不是事
实。我不能对不起死者，我宁可不要这笔钱。”八百元，仅仅是八百元，它能使受屈
辱的弱者再一次受辱！可她是坚强的，她意识到了做人的权利和尊严。

　　时间一长，周围的人们也就对这个家庭曾经发生的事情渐渐淡忘了，只是她住区
的片警还常去她家“关照”：

　　“今年‘六·四’去扫墓了吗？”

　　“去了。为什么不去呢？”她反问。

　　“你现在对‘六·四’怎么看？”片警又问。

　　“你要我说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罗。”

　　“那我就告诉你，我想不透，为什么要开枪杀人！”

　　片警没有想到一个弱女子会说出这样的话，讪讪地说：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劝你还是现实一点的好。‘六·四’的案不是一时
半会儿能翻得了的。”这位片警是忠于职守的，但他心底还存有那么点善良，他不忍
心再加害于这对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

　　我认识这母子俩已经四年了。每逢寒假，妈妈都要带着儿子来我家里让我看看，
尤其是春节，孩子也总是早早盼着来找我这个“奶奶”家。一声“丁奶奶好！”我心
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但我不能掉泪，我不能让他幼嫩的心灵再一次受到伤害。

●　失之交臂

　　三日晚上Ｘ要去唤回学生，却饮弹木樨地，留下一对刚出生的孪生子

　　某大学一位名叫ＸＸ的青年教员于八九年六月三日夜饮弹木樨地，身后留下一对
刚刚出生的孪生子。这一消息曾在那场劫难过后广为流传。人们关注着这对孪生子和
他们年轻妈妈的命运。有传闻说，这对孪生子中的一个已经夭折。这更引发起人们的
同情和忧虑。

　　我儿子在那场劫难中离我而去了，我难于接受这个事实；可想不到还有比这更难
于接受的。那位年轻的母亲，那对刚刚出生的遗孤，时时刻刻萦绕在我的心头，我下
决心要找到他们。但我当时困于病榻，不能行动。我托人打听、寻找，很长时间也是
杳无音信。

　　话说一转眼到了九三年一月份，我尝试着给那所大学的一位我并不很熟悉的教师
拨通了电话，求她帮助寻找，也是没有抱多大希望。真是意想不到，不几天，她就告
诉了我那位年轻妈妈的姓名和住址。她不敢直接去死者生前单位询问，而是以给死者
遗孀“做媒”为托词，从她居住的住宅楼管理人员那里打听来的，我这才知道，她叫
ＬＸＸ，住ＸＸ楼西层。

　　当天下午，我让女儿去找Ｌ，因不知道她的房间号码，她敲开了几家邻居的门。
邻居告诉了Ｌ住的房间，并说他们上午还曾见到过Ｌ，但听说她就要回湖南老家去了
。那天寒风凛冽，我女儿俳徊于Ｌ的住宅楼周围，等待了一个下午也不见Ｌ的纵影。
后来才知道，Ｌ于上午就离开学校启程回湖南了。真可谓失之交臂啊！

　　等到寒假一过，我女儿和我先生又一起去找她，但房门锁着。从她的一位邻居同
时也是Ｘ生前的同事那里获悉，Ｌ短期内不会返京了，她的一对孪生子在Ｘ出事后一
直寄居在湖南外祖父母家。从Ｘ的这位同事那里，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会找
不到Ｌ的下落。

　　原来，Ｌ在北京的一所中专任教，她住的是Ｘ所在学校分配给Ｘ的房子。Ｘ死后
，校方与她“有约”在先：不淮透露Ｘ的遇难经过以及她作为遇难者家属的身分；不
准她接触外国记者，否则不得在校内继续居住。三年多来，她就是这样隐名埋姓，深
居简出，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

　　感谢那位邻居告诉了我Ｌ在湖南老家的通信地址，他是偷偷地把地址写在一张小
纸片上的，为了不自找“麻烦”。我很遗憾。这三年时间里，我们离得那么近，可我
居然没有能找到她；现在她离得那么远了，也就只得从头找起。

　　我立即给她湖南老家去信。没有过几天她回信了。从信中得知，她接到我信的当
天，正好动身去深圳特区，因此信是从深圳寄来的。她父亲嘱咐过她的，到深圳后第
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给“丁老师”写信。

　　现在我面前摆着两张珍贵的照片。

　　一张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中Ｘ从医院接回Ｌ母子三人在湖南家里的合影，夫妻俩一
人抱着一个刚出世的小宝宝。妻子在欣喜中略带分娩后的疲惫，丈夫在满足中充满着
自信。是的，这个小家庭是美满的，这种美满还只是刚刚开头呢。

　　Ｘ出生在湘黔边界的一个山区小县城，十六岁就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廿
岁便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妻子是一位能歌善舞的蒙族姑娘。他俩是同乡，从相知、
相爱到结婚生子，是那样的幸运，好像一切都是老天按他们的愿望安排的。

　　然而，世界上的事情是难以预料的。小两口拍下这张照片的第二天，Ｘ就离家返
京了。在Ｘ的心目中，有一件事是比小家庭的温暖更为重要的，那就是从四月中旬开
始的北京的爱国民主运动，而他所在的学校正是这场运动的发源地。以后的事情大家
是可以想见的。六月三日夜里，他在西长安街的木樨地桥头遇难了，他是担心他的学
生发生意外而去召唤学生回校的。现实竟如此残酷，残酷得叫人不忍听闻。

　　那第二张照片，我几乎不忍目睹了。那是穿着一模一样童装的一对小兄弟，已经
四岁了。四年来，年轻的母亲要为自己的生计奔波，外祖父母为不幸的女儿分忧，含
辛茹苦地挑起了抚养这对遗孤的重担。俗话说，祸不单行。这对小兄弟中的老大，出
生时因脑窒息而导致脑瘫，刚生下来时好好的，后来症状越来越明，几年来到处求诊
求药，至今仍无多大好转。这个劫后遗留下来的小生命成了亲人们心里沈重的疙瘩，
也成了我心头一块放不下的石头。

　　我多么想去看望这对小兄弟啊，可几次产生这个念头几次都打消了。湘西离北京
太远了，我己失去了远行的能力。使我欣慰的是，今年春节的大年初三，我从长途电
话里听到这对小兄弟稚嫩的声音。他们的妈妈、他们的外公外婆一定是知道我在遥远
的北京想念着他们，特地让这对小兄弟给我拜年的。

□　原载【世界日报】　一九九四年五月廿、廿一、廿二日
　　黄海生（Micky Wong<71763.743@CompuServe.COM>）推荐、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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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浪漫——写在“六·四”五周年前夕

　　　　　　　　　　　　　　　　·马　岩·

　　似乎有很多话要说的，可开口后却总是无言。但毕竟这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每次细细咀嚼品味的时候，不免在心中激起一阵波澜。忘却是不可能的。记住的却只
是苍白。

　　还在牢房里享受苦难的朋友和那些仍在京城里摇旗呐喊的斗士，已在淡出朦胧的
舞台。曾经是滚滚的洪流，已经从大地上渐渐消失。连回忆都显得多余。

　　但那枪口闪出的灿烂的火花和脚下踏过的殷红的鲜血，却是我心中洗不掉的印记
，时时侵袭我麻木的神经。让我在颂扬圣主英明的时候，抚摸心中的疤痕。

　　虽然我苦难的蚁众，不会因为民主女神的佑护而更生。那闷睡百年的雄狮，却是
在惊悸中寻找生存。浪漫的人们，是在期待中构筑着幻想和希望的。翘首的企盼，决
不是枪声。

　　历史不会由假设而重新排演。黄土地的主人已经在焚烧的萨拉热窝和溃败的苏俄
帝国的映照中重新寻找自己的脚跟。浪漫已在苦难中嚼尽。圣主的余生，重新点燃了
沉寂的油灯。舍身追求的变化，似乎在翻手间完成了。在这纷陈之中，当年浪漫的人
们，又开始了另一种浪漫，死人的鲜血，成了书写光明的墨汁。

　　但我却无法忘却那些冤魂。纵使那些弹头没有射向我的胸膛，它们的呼啸早已划
破了我的心灵。但我又能为他们做什么呢？只能在这里说一声，

　　愿他们安息吧！

　　愿这段历史不要重演！

□　选自ＡＣＴ（Fr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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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　　　　　哥

　　　　　　　　　　　　　　　·冬　冬·

　　“六·四”，谁最不是东西人人心里有数。今儿个侃侃兵哥。

　　说这大兵开进京城，气得肝儿颤。烦，一开始就烦一帮帮和平绿，人挨人挤车里
。问他们啥，是啥不懂。开始那松，可怜得大伙送吃送喝的。我心直难受，这主儿，
打谁啊？

　　那叫撮火，这是后来明白的。让兵哥兵弟受受苦忍忍气，回头一拱火，一眼红，
看小孩，老太太都和见越南兵似的。开开杀戒，祭祭枪。孙子吧、浑吧？这是带兵的
浑，换句话说，披上军皮，拿手枪的比拿长枪的坏，这不拿枪，光练嘴的更浑。

　　说说“六·四”以后。

　　第一烦的，就是给部队送西瓜的街道干部。跟孝敬皇军似的，点头哈腰的。想当
年，没汉奸，抗日还用八年？他就有这么路人。骂民运人士是汉奸的，你再想想。

　　第二就是这兵。那天去买烟，来一对儿。老远晃过来。前面那蹬车，开着怀，板
儿带挂脖子上，后面那一样，板儿带捏手里。到地儿，问：“你这希尔顿是啥价？”
摊主吓的：“哦操，那什么老总，不要钱。”这种事多了。特让人腻歪。那时候，谁
想听拉大栓的声儿，半夜您就认哪拽块石头。就听夸夸的大栓响，“干什么的”之类
的可算开眼了。可算是眼见啥叫鬼子进村了。再有就是开卡车采购，到哪买空哪儿。


　　老觉着有人问我，说：“冬冬，你丫是不是中国人。”您说哪？我啄磨着我还是
。看护照是，听话音儿也是，也为国家操心，也想国家富强，去年闹帝国就差点让人
向爱尔兰扔原子弹。后来，不是那么回事儿。你不问问说：“李鹏，你是不是中国人
？”不敢？

　　人说冬冬，那都是历史啦，你还提它干吗？讲一笑话：说大清朝，一什么官儿，
请洋人。来上菜的小厮摔了碗。“奴才，拉下去砍了！”洋人差点儿尿了，说是，这
真生，说砍就砍。洋人不惯中餐，摔了碗。“没，没事儿。”洋人心里有数了，不是
对我。

　　提提萧宾，两万！那时“洋人”也说两万。萧先生十年。

　　看看中国人是不是奴才！这事不提，明儿不定又是谁。这叫碴儿！作中国老是留
着独裁专治，蔑视生灵这么个碴儿。

　　服了，老舍似的，当歌德派？你等人找碴儿。谁不爱提“六·四”一边看着。

□　选自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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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五周年感言

　　　　　　　　　　　　　　　　·蒋培坤·

　　“六·四”惨案五周年了。这五年中，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思想和尊严，这是以我
儿子的血和生命为代价的，也是以我这几年间所失去的一切为代价的。

　　去年六月份，我和我太太丁子霖女士一起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谴责了五年
前的那场大屠杀，批评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中国政府所持的人权观点，由此我受到我
所在学校中国人民大学当局的行政处分。这件事本身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但给目前
仍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发出了一个信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是
不允许存在不同声音的，那怕这声音是那样的微弱。当然，这也是一个警告，对那些
“不安份”的人们的警告。

　　也许生活在西方的人对人权问题过于敏感，过于认真，在中国极其平常的一件侵
犯人权的事例，居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同年１２月１９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就我
和我太太因接受外台采访受处分一事播放了该台中文部主任米歇尔给我们的一封回信
，信中说：“您两位的来信使我感到震惊：您两位的儿子，好端端的一个中学生，８
９年在木樨地被镇压的枪弹打死，而继母亲丁子霖女士之后，父亲蒋培坤先生，中国
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原美学研究所所长，因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今年秋天
也受到当局的惩处，被免去了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并被停止招收研究生和访问学者。
这么一件涉及一个在中国越来越少的读书人的命运的大事，怎么我们没有在中国的报
刊上看到过一个字。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法国和欧洲，必然会成为重大的新闻。尤其
令人不解的是，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先生可以亲自跑到西雅图会见柯林顿，怎么一个中
国公民就不能会见美国记者呢？怎么他就不能表达自己的见解，怎么就要因此丧失工
作的机会呢？”

　　是的，这就是中国大陆的现实！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只允许官方授意或与官方观
点保持一致的言论，尽管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作为公民权利，“宪法”里写得明明白白
。因此，在社会主义中国，事实上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只存在着智力
劳动、靠诠释官方意识形态谋生的人，即所谓“脑力劳动者”（承邓小平抬举，把知
识分子划入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此知识分子曾经高兴了好一阵子）。他们并不体
现人类的自我意识，并不代表社会的良知，当然也不可能成为社会的批判力量。中国
共产党意识形态文化的最大成功，莫过于对人的灵魂的箝制和戕害；这种文化居然成
地把人改造成为没有自己欲望和情感、没有自己思想和语言、只是为自身以外的目的
活着的非生命存在物——他们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精神奴役和人格侮辱以至于麻木。一
个人，尤其是一个知识分子，只要稍具一点点良知，稍稍保持一点独立的思想和人格
，各种各样的厄运就会接踵而至。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命运，尤其是当代中国知识分
子的命运。

　　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有了很大的改观，但中国人的命运并没有因此有丝毫改
变，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依然得不到任何法律上的保障，表达了与政府、与官方意识形
态不同的见解，仍然受到各种方式的惩罚，包括超法律的所谓行政处罚——顺便说一
句，中国政府对于那些因良心或言论获罪的人，除了把他们投入监狱外，更多地采取
超越法律的行政处罚手段，包括所谓背靠背的“内部审查”、强迫当事人“说清楚”
、写自我检查、认错、悔过等等。这是最使知识分子感到屈辱的处罚方式，尤其是对
于那些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来说。古人云：“士可杀，不可辱。”在过去几十年岁月
里，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不堪于这种屈辱而绝望他谋乃至选择了自杀。中国的当政者
深知，要迫使知识分子就范，莫甚于施以“诛心”之术。

　　在以往的人生历程中，我同很多人一样，也不过是靠自己的智力谋生而已，而且
虔诚地信奉马列主义，虔诚地相信马列先哲们构造的天国理想；只是因为生性善良（
在共产党的天下，善良被认为是阶级立场不坚定的表现），见不得太多的虚伪，太多
的血污，才没有被铸造成一个共产党人。我一直以为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但到
头来得到的报应居然是最大的不幸。这也许是历史的宿命，难以逃脱的。

　　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和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我终于有了一个新的信念；做
为一个人，总得讲点人性，讲点人道，总得尊重自己和别人做人的权利。这对我这样
的人来说，也许可以说是一种觉醒吧！因为多少年来，社会生活中真正属于“人”的
东西实在太少了，而人性被扭曲、被异化甚至非人性的、兽性的东西又见得太多。因
此，整个八十年代，我的全部学术活动，我所写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在呼唤人性的
复归。我天真地期盼着人们能变得善良一些，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少一点仇恨，多
一点爱。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在五年前的那个极其平常的夜晚，人民共和国的政
府居然会向人民子弟兵下令朝自己的人民开枪，而且开了枪还宁可相信是橡皮子弹而
不是真枪实弹，而且怎么也不敢相信这真枪实弹会穿透自己未成年的儿子的心脏。愚
昧呵！麻木呵！迂腐呵！还能说什么呢？十年启蒙，良知被唤醒了，却仍然是那样的
不谙世事；空谈什么人性、人道，人家可是用机枪坦克说话的！实在难以相信这就是
我所面对的真实，然而又是那样的千真万确，真确得就像出现在幻梦中的那样。

　　由此我想到，什么时候人们能走出那用欺骗和谎言堆砌成的世界，面对世界的真
实呢？然而，这很难，确实很难。五年前的今天，人们目睹了那殷红的血的真实；五
年后的今天，那殷红的血色似乎黯淡、隐匿了。人们的记忆确乎有一种极性，它不情
愿去回想那令人心碎的往事，宁愿生活在虚幻的安乐之中，否则，生活未免太沉重了
；何况，当一些人遭枪杀，一些人受酷刑，一些人被关押，其余的人未必都有切肤之
痛。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罪恶总是不断发生而且总是不能得到及时制止的原因吧。

　　中国的民主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谁也不会期望一夜之间能在中国大地上出
现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也不会期望中国的人权状况能在一夜之间得到根本的改善。
但是，至少政府的权力能得到有效的制约，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公民权不等于人权，
人权除公民权外，还包括人的自然权利）能不受到任意的践踏。近年来海内外都有一
些有识之士着手探讨中国民主化的道路，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思路或蓝图，这不是没有
意义的，至少可以说是为迎接未来中国的一种学习和探索吧；但是，我认为，在当今
的中国，当务之急是逐步形成和壮大民间力量，通过持久的艰苦的努力，以争取中国
的人权和公民权在观念和立法上早日达到代国际社会通行的标准，并得到切实的实行
。这也许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这是在中国真正建立起民主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为此
而付出的代价再大也是值得的。

　　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改变一个社会，但社会是由无数个个体组成的，如果每个人
面对强权不再惧怕、不再畏缩，而且不仅为自己而且为同类的权利而抗争，那么，不
仅“六·四”那样的人间惨剧有可能不再发生，而且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可能会加快
。

　　这就是我在“六·四”五周年前夕想到的，我所能想到的也只是仅此而已。

　　我为死者祈祷，为生者祝福！

□　原载【世界日报】之【世界周刊】　一九九四年五月廿二日星期日
　　黄海生（Micky Wong<71763.743@CompuServe.COM>）推荐、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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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高与卑微

　　　　　　　　　　　　　　　　·颜纯钩·

　　一次与朋友吃饭聊天，忘记谈什么事了，我说现在中国人两个眼睛盯着钱，世纪
末，再没有什么理想主义了，罗孚先生即时纠正我，说：那内地那些追求民主的人呢
？

　　我知道自己失言了，有理想抱负的中国人还是有的，只不过越来越少就是。

　　一个人心里，总有崇高与卑微两个对立面，人总在这两个对立面之间摇摆，有时
会觉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哪怕冒险犯难都在所不辞，有时却又会以为以一己之力，
不可能影响社会的整体面貌，还是将小日子过得美满一点更加现实。

　　当然，这种崇高与卑微的对立，又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比如已故林风眠先生，
既能画很唯美的小品，又能在六四期间画《噩梦》那样惊心动魄的大作品。因为客观
环境不同了，人的思想感情也有不同。

　　同时，崇高与卑微又与每个人的思想境界高低有关。同样是画家，有以清宫沉沦
腐朽的美赚大钱的，也有像高尔泰那样，企图以个人卑微的呼号动摇衰朽的老宅，而
那种野狼似的狐寂，又带着沉重的悲壮之感。

　　但大多数人心里的崇高之感，是常常埋没于日常的生活挣扎中，人们没有太多余
的情感分配给崇高，他们只能卑微地生活，求取一点卑微的乐趣，而每隔一段长时间
，他们心底的崇高感，会给某种客观机缘唤醒，那时卑微的人会来一次崇高“大发作
”，将他们一点点的崇高积聚起来，如江河汇流，沛然莫之能御。

　　这就是“六·四”时北京人的集体政治大疯狂，以及当时香港人的无眠无休，为
国呼号的原因。

　　事情过去，激情慢慢沉淀，崇高感又退位给卑微的日子。人们总得生活，总得在
卑微的生活中求取卑微的快乐，甚至免不了跟着世俗的世道一起庸俗，但这不等于人
们心底的崇高感消失无踪了，那些崇高感只不过像以往那样，又深深埋藏，等待另一
次机缘的激发。

　　只要崇高感不死，理想主义也不会死，很多人向钱看了，也还有少数人默默坚持
，而这少数人，是照亮漫长阴晦之路的火花。

　　人年轻时充满理想，也容易为崇高的追求冲动，年纪渐长，渐渐世故，思想的锐
角也不免磨损，能保有年轻时的理想主义直到年老的，当然少之又少，但崇高感与美
感一样，是人生最值得保有的感情，可以暂时掩藏，却不应让它泯灭。

□　原载【世界日报】之【中港散文】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四日
　　黄海生（Micky Wong<71763.743@CompuServe.COM>）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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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动态】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我们该为他们做些什么？

　　　　　　　　　　　　　　　　·严　明·

　　在那场惨案过去已经整整五年了的今天，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无论你是在中国
还是在海外，无论你是腰缠万贯的大亨还是普通的学生、学者或是“打工仔”，都将
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该为那场惨案的受害者们做些什么？

　　去年年底，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和民主中国阵线在各自新的一届代表大会上分别作
出决议：决定联合成立“‘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据此，在今年元旦前夕，一
个全球性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这个委员会由包括海外和
中国大陆的十一位委员组成，盛雪女士任主任，杜智富先生任协导，严明先生任秘书
长。十一位委员分别来自加拿大、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中国。委员
会总部设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市。

　　“‘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根据历史与现实两方面的考虑，拟定了自己的工
作目标。这些目标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

　一、调查“六·四”死伤者的真实数目，名单，及死难者家属和伤残者的现状。
　二、给予“六·四”死难者家属和伤残者以抚恤。
　三、调查事件的真相和屠杀的责任者。

　　目前，委员会已初步掌握了百余名六四屠杀中的死伤人员名单，以及他们遇难时
的情况。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六·四”屠杀中受害者的状况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
点：

　　一、在“六·四”遇难者比较集中的几个地区，如：天安门广场及附近地区、木
樨地一带、西单及六部口地区，死难者绝大部分是被子弹射杀，而且这些死难者多数
并不是在与军队的对峙中被杀，而是死于中共军队丧失理智的滥杀和盲目的扫射。用
中共自己的话说：他们多数是死于“误伤”。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八九级毕业
生陈来顺，就是六月三日晚在人民大会堂西北侧的平房顶上拍照时，被流弹击中头部
死亡的。再如：清华大学化工系应用化学专业八四级学生段昌隆六月三日深夜在民族
宫附近上前劝说与军队对峙的群众时，遭军队用手枪在近距离射杀身亡。又如：北京
大学化学系教师萧波，六月三日夜间赴木樨地劝导学生返校，却被子弹击中右胸身亡
，死时他的一对孪生子才出世七十天。

　　二、军队毫无人性，阻止人们对中弹者进行抢救，致使部分本有生还希望的伤者
不治身亡。同时，屠杀手段残忍，直至用坦克碾压学生和市民，使遇难者成为“肉酱
”。北京月坛中学高二学生王楠，六月四日凌晨在南长街南口头部中弹倒地，军队不
准救护队抢救，致使这位年仅十九岁的中学生在三小时后死亡。北京五十七中学高三
学生叶伟航六月四日凌晨在木樨地时，被军队的一阵扫射击中，右肩、右胸各中一弹
未死，惨无人道的士兵又对他的右后脑补射一枪致死。六月四日凌晨，西长安街六部
口地段，一辆疯狂的坦克车竟高速冲进刚刚从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中，走在队
伍前面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学生王佩文、黄晓军当场被碾死于坦克车的铁
轮之下，尸骨无存。北京体育学院生物力学系学生方政被碾去了双腿，成了终身残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苏文魁被坦克压断一条腿，倒在血泊之中，又遭士兵射击，
全身数处中弹却大难不死，成了中共暴行的活见证。

　　三、屠杀并不仅限于从六月三日晚间至六月四日晨的十几个小时之内。六月四日
以后，军队的疯狂屠杀仍然在持续，而且地点也不限于天安门广场和市中心一带。中
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八八级学生萧杰，六月五日本已购得返回成都家中的火车票，下午
两点钟左右行至南池子南口，穿过马路时因逾红色警戒线，士兵喝令其站住未听从，
遭士兵扫射，一梭子弹从其背后穿透胸膛，当即身亡。六月七日夜晚十一时左右《村
镇建设》杂志编辑安基与朋友一起外出送人，行至儿童医院附近遇军队巡逻，安等几
人转身要跑，立遭士兵扫射，安基与同行的王姓青年当场被射杀，同行的两位女青年
因跪地求饶才免一死。某中专学生宋秋剑六月七日白天骑车去北京站一带上学，突遇
坦克驶来喝令所有行人趴下，并向路边肆意扫射，致使数人中弹，宋身中数枪，目前
已成残废。

　　中共军队的士兵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残暴地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这只能说
明一个问题：他们得到了上司明确的指令与可以随意开枪的授权。而熟悉中共军队体
制的人们都知道，如果不是党和军队的最高统治者，是没有人可以也没有人敢于下这
样的命令的。由于中共体制的严密控制，“‘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在这方面的
调查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也许，了解这其中的真相还需要时
间。

　　今年年初，“六·四”屠杀中的死难者蒋捷连的母亲丁子霖女士从中国大陆传来
信息：“六·四”惨案近五年来，遇难者亲属和伤残者们承受着精神上难以平复的痛
苦和经济上难以想象的艰辛。“他们不仅得不到政府方面的任何关心和帮助，反而时
时处于当局有关部门（如单位治保会、街道派出所、居民委员会）的威胁和监控之下
。在事件发生的当时，他们尚得到周围同事和好心朋友的关心和安慰，时间一长，也
就渐渐淡漠了。如今，他们已成了被社会遗忘和遗弃的一群。据此，我们呼吁国际社
会，包括国际人权、人道组织、慈善机构、海外华人、外国朋友，基于人类同情和人
道感情，伸出援手，给予‘六·四’受难者群体以切实的帮助和温暖。”

　　面对丁子霖女士的真切呼吁，“‘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深感责任重大。委
员会自年初开始便已着手进行筹款工作。在这里，委员会愿意再次呼吁各界伸出援手
，向“六·四”受难者群体献上一份爱。“‘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愿意代各界
人士转达对“六·四”受难者群体的关怀与问候，妥善处理各种慰问信件及捐款，每
笔捐款都将由国内收款人开具收据。“‘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的联系地址是：

　　　　　　　　131 BLOOR ST.
　　　　　　　　SUITE 200，BOX 331
　　　　　　　　TORONTO，ONTARIO
　　　　　　　　CANADA M5S 1R8
　　捐款支票抬头请写：F.D.C CANADA，并请注明系“六·四”捐款。

□　原载【北京之春】　一九九四年六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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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论】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有尊严地回家

　　　　　　　　　　　　　　　　　·曹长青·

　　当年抗议中共“六·四”屠杀的海外中国学生学者今天应以什么方式回国？是悔
过下跪，还是保持尊严？

　　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距今已近五年了，很多当年曾慷慨激昂参加过抗议中共屠杀
的海外中国学生学者，面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以及离家多年的思念之苦，现在考
虑回家乡探视，以及怎样回去。旅居普林斯顿的一批“六·四”后逃离大陆的学生学
者还为此专门开了“笑着回家”的会议。

　　无论是因为思念家人，还是要办厂经商，回国都是一个公民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
。但是，我认为回家的条件，既不是笑着回家，也不是哭着回家，而应该是有尊严地
回家。但遗憾的是，最近一些学生学者回家的方式，却为人们有尊严地回家制造了障
碍。

●　向暴政下跪

　　较早回国的是前《人民日报》编辑徐刚。这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六·四”逃离
中国大陆后向法国政府申请政治避难获准。该年底，徐刚以“民运精英”的身份与一
批民运人士一起访问了台湾，受到相当的礼遇与关照，他的照片和访问记也在当地媒
体上几次刊出。

　　后来，他悄悄地回国了。

　　去年九月，当韩东方回国被拒后，中共公安部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韩东方
要回国可以，但要按照徐刚等三人的“悔改模式”。徐刚怎样悔改的，外人并不得知
。但地处北京、消息并不闭塞的徐刚至今并没否认中共官方这种说法。

　　徐刚回国后，迅速在《人民文学》杂志（一九九三年二月号）发表了一篇题为“
梦巴黎”的报告文学。徐刚在法国获庇护后，不仅获得了自由，而且法国政府还按中
国异议人士身份给了他经济补助。但他回到北京的寓所，却把洋溢着自由精神的法兰
西首都巴黎描绘成一个充满乞丐、醉鬼、妓女和罪恶的黑暗世界，在那里生活的中国
人，都过着只为赚钱、受人歧视的卑贱生活。作者在文中还自问自答说，“中国人到
法国来干什么？”“他们有病，吃错了药！”

●　用尊严交换通行证

　　中共公安部发言人说的另两人为在美国创办过抗议“六·四”屠杀的“‘六·四
’之声电台”的负责人李三元，和曾参加过民阵成立大会、并参与撰写过民阵宣言的
原《人民日报》一位编辑。他们对中共这种说法的反应与徐刚的沉默不同，都很动感
情地分别对报界表示，他们不曾“悔过”。但同时也承认，在回国前，曾主动与中共
驻美领馆联系过，解释自己目前与民运组织没有关系，回国纯为探亲访友，投资做生
意。仅仅做了一点解释，中共为什么就认为是悔过了呢？双方对此问题的认识差距怎
么这么大？

　　问题不是出在解释的内容上，而是这种解释的对象与表白行动本身。一个曾较深
地涉入过海外民运的学生或学者，如果向捐款支持民主运动的海外华人表白，因为民
运组织之间的内斗，或捐款用途不当等等原因，退出民运组织，目前与民运组织没有
关系，恐怕不会引起什么歧议。但是他要向曾抗议过的中共专制政权在海外的代表机
构——中共领馆主动地去表白、去澄清、去说软儿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它的全
部意义在于，你承认这个政权的权威性，在它面前低下头来。这就是为什么中共认为
这是一种“悔过”。

　　向中共否认自己是民运人士本身，实际上是在否定自己参加民主运动的行为，同
时，也等于否定了参加民主运动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当然，或许他们在心里仍唾弃中共政权，支持中国民主运动，只因回家心切而表
面上“汇报”。但是，作为知识分子，是否可以用人的尊严廉价地交换一张回国的通
行证？四十年来，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用撕得粉碎的尊严拼贴出了数不尽的“思想汇报
”，那份屈辱还没有受够吗？

　　中国公民持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从海外返回自己的家园，是一个公民的基
本权利。没有规定要事先请示领馆，先做些说明、解释、表白。为什么要开这种先例
？难道今天我们在海外还要不顾自尊地向中共做完“思想汇报”才能过海关吗？

●　站着死与跪着生

　　曾担任海外最大的民运组织之一的“民主中国阵线”的理事，在民阵、民联合并
会议上还报名竞选理事的作家张郎郎去年九月回国的方式“更高级”。他不是找中共
驻外使馆，而是通过他的好朋友戴晴与中共高层穿针引线，“打点”安排，直接写信
给中共公安部长陶驷驹，澄清、表白自己已与民运组织没有关系。在进关时，虽遭公
安人员留下问话，但有惊无险，毕竟经核查，他的信已由戴晴转交到了陶驷驹的办公
桌上。

　　这些表白的人，有的长期享用过民运的捐款生活，有的在民运新闻上不断有大名
出现，有的以民运人士身份访问台湾，得到关照与礼遇。如果这些人都与民运没有关
系，那么什么人与民运有关系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样做也没什么，只不过为了回国，说点软话，做点表白。但是
这种中国人习惯并麻木的用尊严交换利益的行为必须停止！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开始塑造那从未站起过的尊严呢？

　　“六·四”事件时，一些知识分子被逮捕，有些人写了悔过书。在那种高压摧残
下屈辱地低头悔过，人们感到有情可原，可以谅解。但人们对那些在同样的条件下，
不屈服，不认罪，不悔过的人，给予更高的崇敬。中国早有古语，“宁可站着死，绝
不跪着生”。今天，生活在海外的自由世界，既没有“站”在中共的监狱中遭精神与
肉体的摧残有要死的危险，更没有不给中共领馆下跪就无法生存的悲惨，为什么要主
动地放弃自己的尊严？

　　无论是回大陆经商投资，探亲访友或仅仅为了“风光”一番，都应该抬着头、理
直气壮地回去。如果那个政府象对待韩东方一样无理地阻挡它的公民回国的话，中国
的知识分子是谴责唾弃这么蛮横无理的政府，还是向它妥协？可不可以用人类最宝贵
的尊严去和这样的政府交换一纸这么廉价的入境卡？

●　不能炫耀耻辱

　　当中共当局宣称按某某“悔改模式”办时，有的当事人对中共如此说辞非常愤怒
。这说明他还有尊严感，他在内心深处也认为如果“悔改”是不光彩的，有失知识分
子的尊严。但有人通过给中共权贵写信的方式回国，出来后还津津有味地将这一过程
合理化（见香港《九十年代》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号：“一个民运‘边缘人’回国的待
遇”），并委屈：我都低头了他们还找我麻烦。他还没认识到写信本身的耻辱。

　　如果是用给中共高层写信表白自己不是民运人士的方式得以进大陆，这种方式被
认为是合理而不被指责的话，那不等于承认中共的蛮横无理也是合法的了吗？这种与
中共背后交易的的回国行为，不就成了并不耻辱，而是值得炫耀、并成为参加过民主
运动的学人争取回国时效仿的榜样了吗？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行为准则、道德
标准？还有没有值得尊崇的精神价值、人格尊严？

　　也许有人侥幸和中共偷偷做的交易没人知道。这里且不从道义上评价，仅就这个
行为本身而言，其一，你能保证中共会永远保密吗？中共最大的特点是“无信”。它
公布徐刚等三人的悔改模式已再次证明这种无信；其二，即使中共保密，你能保证这
个政权永存不垮吗？共产东德崩溃，公布出的秘密档案使很多学者无法面对自己有过
的无耻而自杀；其三，即使这些都不会发生，如果你想做一个人，能不为这心灵中曾
有过的耻辱而难受吗？

●　灵魂无法再站立

　　也许有人会说，他们这些表白并不是真心的，是糊弄中共，为蒙混过关而已。中
共当局对这一点也是清楚的。他们知道，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灵了的今天，很多人
的悔过、检查并非出于真心。但为什么中共至今还坚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要这种形
式。即使你不是出于真心，你只要在他们面前把共产党的语言重复一遍，就等于承认
了他们的权威性，在这种权力面前低头了。中共要的就是你们得在我面前当孙子，不
管你心中服不服。

　　这也就是为什么，“六·四”屠杀之后中共明知道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内心深处
不认同他们，但仍逼迫人们写检查，写认识，让你重复党报的语言。因为你这样做了
之后，你的尊严也就随之抵押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民运人士入境后，在向公安人员说软话，以图“蒙混”时
，中共要录像、录音。他们就是要把你“精神下跪”的全过程录制下来，让你有在这
个政权的裤裆下钻过的记录，使你的灵魂再无法高贵，以后再不能理直气壮地向中共
暴政挑战。

　　而人类最宝贵的精神恰恰是这种挑战，这种说“不”的尊严。近读意大利女记者
法拉奇的《采访历史》一书，这位蔑视权贵、厌恶权力的世界知名记者写道，她看到
过的人类最美丽的景观是在希腊的一个山坡上，上面刻着三个希腊字母，意思是“不
”。它是在纳粹法西斯占领期间，人们偷偷刻在山坡上的。纳粹的上校们几次用白灰
将字母涂抹掉，但很快，随着雨水和阳光，这三个字母又清晰地显现出来。她深为赞
美地感叹道，三十年过去了，这三个字母仍在那里倔强地、不可磨灭地存在着，体现
着人类不屈服于强权、暴力和摧残的尊严。

●　做毛，做皮，还是做骨头？

　　最近，诗人贝岭宣称他“不喜欢民运”的讲话更让人瞠目结舌。他从美国返回深
圳印刷《倾向》杂志，被当地公安人员叫去问话。返回到香港后，他马上对报界发表
讲话说，“我并不是一个民运人士，我也不喜欢民运。”

　　贝岭的话是有代表性的。现在在报上宣称自己“不是民运人士”似乎成了一种时
髦。当然，一个人任何时候都有选择当民运人士或不当的自由。如果你不想当了，去
从事别的事业无可厚非。但为什么一定要公开宣称一下？是讲给谁听？如果是想用这
种表白获得中共给予回国的“便利”，这实在是功利得让人鄙视。

　　“民运”是什么？它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即
使对这种争取人的解放、恢复人的尊严的运动不直接参与，也会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一个人可以不喜欢某个民运人物，或哪个民运组织，但说从不喜欢这种民主运动，那
么难道是在一直喜欢专制运动吗？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这位宣称者曾以“民运精英”
的身份获得过上万美元的生活与学习资助；现在他主编的《倾向》杂志又是由波士顿
的“中国民主基金会”全部出资的；而且他回国手持的“绿卡”，实际上是“六·四
”死难者的鲜血染成的“红卡”。办着这样背景的杂志，拿着这种性质的绿卡，宣称
不喜欢民运，问心是否有愧？

　　诗人更应体现个人精神的独立性，对政府、权力的蔑视。但中国的诗人、作家们
历来向那个专制政权低头，不看重尊严、人格等知识人最宝贵的精神价值。毛泽东当
年曾很轻蔑地称知识分子是“毛”，中共是“皮'，结论是“皮之不存，毛将焉
附？”今天，毛泽东已死了十七年，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还要做毛，做皮，怎么就不
能做骨头？！

●　有尊严地回家

　　也许有人会说，不能过于责怪这些表白解释者，这一切不怨他们，都是中共政权
给逼出来的，是中共太可恶。当然，是中共可恶。但面对这种可恶，是据理力争，还
是出卖尊严？是群体反抗，还是群体下跪？中共并没有张贴出告示要海外学人做完“
思想汇报”才能回国，这些人的主动表白解释行为不是在为那些想要尊严地回国的人
设置出一个障碍吗？事实上，如果大家都不向领馆打电话，都不给中共权贵写信，就
是运用自己应享受的公民权利理直气壮回国，这种“可恶”就可能后退、改变。四十
年来，中共的哪一样改变是人们下跪的结果？正相反，每一点改革进步都是人们抗争
得来的。正是在这种抗争中我们维护了人的尊严的不可践踏、不可侮辱性。因为“人
生的价值不在于生活中的胜利，而是一个人的尊严。”当我们每一个人都珍惜和捍卫
自己的尊严的时候，大家才可能都尊严地回家。

□　摘自【北京之春】　一九九四年四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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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一页】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历史，将记住这一天
　　　　　　　　　　　　　　　——首都各界５．１７声援绝食学生大游行纪实

　　　　　　　　　　　　·《人民日报》记者集体采写·

　　北京，千千万万颗心悬系在天安门广场。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近百个小时过去了，在饥渴与烈日的煎熬下，
在悲愤的情绪中，绝食的学生已有一千多人晕倒。

　　人体绝食的警戒线是三天，超过，就可能会以生命为代价。

　　“救救孩子！”、“救救国家！”万万千千的人从心底发出了沉重的呼唤。

　　一场浩大的，有上百万人参加的声援绝食学生的游行，终于在五月十七日爆发！


●　首都抖动了

　　整个首都抖动了。上午起，一支支游行队伍从四面八方涌向长安街。东迄建国门
立交桥，西至复兴门外，十里长街变成了人的潮涌，旗的海洋。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汽车上，挂着醒目的条幅——“陈景润关心绝食学生”
，它表达出知识界的一片爱心。游行队伍中，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韩大成郑重地说：
“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记入中国史册！”

　　游行队伍中有钢铁工人、建筑工人、邮电工人、电子工人、机电工人、汽车工人
……他们打出的横幅上大字书写着：“工人阶级是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坚强后盾！”


　　农民也来了。北京密云县的农民刘大爷告诉同行者：“我今年六十七岁了，这几
天看电视，知道学生在遭罪，太可怜，我就出来了。”

　　　佛教徒们也举着标语走进了广场，他们上前慰问学生，更望各界“慈悲为怀”
。

　　“东北在呐喊！”——来自沈阳的大学生打着横幅出现了；“上海同北京同呼吸
！”——上海的大学生代表走上了长安街。天津、河北、河南、浙江……许许多多的
外地学生加入到游行队伍中。香港学联的代表携带着各校的捐款，也来到广场中心绝
食同学的面前。

　　“救救学生、真诚对话”；“反对腐败，铲除官倒”；“癌症不除，国无宁日”
……游行的人们大声发出响亮的呼喊，也公开表达出对祖国前途与命运的忧虑与希冀
。

　　“人道”！中国革命博物馆高大建筑上飘扬着的写有这两个大字的旗帜，道出了
广场上人们的心声。

●　人民的心愿

　　从早到晚，数百万人自发地涌上街头，数不清的企事业单位的游行队伍，尽管必
不可免地带来某些街道的交通阻塞，但是，纵观整个游行活动，却是队伍严整，秩序
井然，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和事故。

　　下午六时三十分，东长安街，工人队伍仍然络绎不绝向天安门进发。“北京汽车
制造厂”、“北京印染厂”、“北京起重机厂”、“北京内燃机总厂”、“首都钢铁
公司”……工人们亮出自己的厂名，高声呼出自己的心声：“我们工人来了！”“向
学生致敬！”他们是刚刚下班，来不及脱下工作服，便加入了游行声援队伍的行列。


　　在崇文门北街，北京市焦化厂的工人走下班车，展开旗帜，打出标语，迅速组成
了一支游行队伍。他们是从京郊三十里外的工人下班回城的，不奔家，不吃饭，喊着
口号向天安门进发了。一位工人告诉记者：“我们不能停工，停工北京就没有煤气烧
了，只能下班赶来游行。”

　　在北京站附近的公共汽车站，十路、二十路公共汽车的调度和司乘人员说：“我
们这两路车都经过天安门广场，学运一个月来，出车是受到了影响，也耽误了一些乘
客赶路。奇怪的是竟然没有听到多少怨言，而且没有发生一次伤人和死人的交通事故
。”

　　在大北窑四路汽车站，约有二十多人在耐心地排队等车。游行队伍中有人向他们
呼喊：“对不起，耽误你们乘车了！”回答是：“不怪你们，我们理解。”一位拎黑
色提兜的妇女说得更有意味：“我是为游行助威的，只不过站在了站牌下。”

●　母亲在流泪

　　面对着奄奄一息的学生，人们再也忍不住了，千千万万的人，甚至是生命垂危的
癌症患者，也前往天安门广场，向绝食学生伸出了援助之手。

　　北京三露厂几十位聋人职工举着写有“聋哑人支持你们”的横幅，默默地、比比
画画地进入了天安门广场，走到绝食学生队伍面前，他们掏出了表达自己心意的字条
：“同学们：你们的运动是正义的！你们的所有要求正是我们聋人多少年来想要说但
无法说的话，因此，我们聋人的内心里非常感谢你们，支持你们。我们无法用语言表
达我们的心意，只好将我们通过劳动换来的钱送给你们，请收下我们的这点心意吧！
”

　　整整一天，广场上不断广播着各党派、团体、机关和个人的声援信。此时，绝食
指挥部的广播站正在播放解放军总医院的医护人员写来的慰问信，信中深情地说：“
同学们已经五天没有进食，许多人晕倒了，我们对此万分难过，时刻都在挂念着你们
。同学们，党心、军心、民心都向着你们，胜利属于你们，未来属于你们！”

　　中午，烈日炎炎。游行者挥汗如雨。

　　建国门至东单的街头，一些国营或集体餐馆、冷饮点的师傅们，以及住在邻近的
一些家庭主妇们，自动抬出茶桶，提出水壶，拿出冰糕、冷饮，免费供应路过的游行
队伍。

　　一群小孩子捧着茶壶茶碗，一边义务递茶送水，一边高喊：“爷爷、奶奶、叔叔
、阿姨，你们辛苦了！”

●　绝食还在继续

　　轰轰烈烈的大游行，使正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及声援的学生感到极大欣慰。

　　记者问一位支撑着坐起来的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绝食的罗仕剑同学：“人民大众已
经行动起来了，你们是否考虑需要结束绝食，离开天安门广场？”他说：“我认为光
是人民觉醒还不够，还希望党的领导能拿出行动来，和人民站到一起。我不希望党和
人民脱离，为了党和人民的团结统一，我们还要绝食到底！”另一位叫金国善的同学
拿着当天的《人民日报》指着谌容的文章说：“作为一位母亲，她的心情我们可以理
解，我的母亲也会这么说的，但是要我们结束绝食做不到。绝食是有明确目的的，不
达目的绝不罢休！”

　　罗仕剑还告诉记者，五月四日曾收到父母从湖南老家寄来的信，要他回家。昨天
他在绝食现场给爸爸、妈妈回了一封信，随信寄去了一张报导学生运动的报纸，说明
“人民是支持我们的”。他相信父母在理解了儿子的行动之后，一定会支持他们的。


　　中央戏剧学院有十二名绝食学生十六日上午开始绝水。在他们一旁立着舞美系同
学制作的巨幅画像，上面画着裸体的母亲在祈求“救人”。北京市急救中心的医生痛
苦地告诉记者：“最危险的是他们这几个人，如果再这样脱延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

　　凌晨二时半，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的老教授慕百锁闻讯赶来看望绝水成员之一的
儿子慕锋。慕百锁指着东侧第三个躺着的学生说：“那就是我的儿子。”这时，慕锋
也艰难地抬起头望着白发发苍苍的父亲，父子相互挥了挥手。

　　“我现在很激动，不能说出什么。我只告诉儿子，要听医生的话。”慕百锁对记
者说：“我和老伴都不愿意孩子死去，我只有两个孩子啊！但我觉得为争取民主，献
出儿子值得！”

　　中央美院副教授吴小昌，本来是看望儿子的，可他也决定从今天起开始绝食。他
说：“我们知识分子不是穷得什么都没有了，还有胆量和勇气。我在这里感受到，一
切都是这样美好和高尚！”

　　时至深夜，游行还在继续，绝食还在继续。

　　午夜，在热潮中翻滚了多日的天安门广场，飘起了细细的小雨。广场上，气温明
显下降。但是，人心中的热潮是否降温了呢？一位身体虚弱的绝食学生说：“我们还
在等待，但时间不多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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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增刊　第三十八期　——
　　　　　　　　　　　（一九九四年六月四日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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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以本期《华夏文摘》献给“六·四”中被屠杀、伤害的华夏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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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
　　　　　　　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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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目录　（zk94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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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慈母血泪】　有这样一位母亲
⒉【利行忠言】　以枪口对准良心　　　　　　　　　　　　　　　　　　白　梦
⒊【自由之声】　人道的音响　　　　　　　　　　　　　　　　　　　　小　三
⒋【猛虎暴政】　死于“六·四”的两个儿童　　　　　　　　　　　　　飞　龙
⒌【八九民运】　谁在制造谣言　　　　　　　　　　　　　　　　　　　王　丹
⒍【历史见证】　目击实录　　　　　　　　　　　　　　　　　　　　　王晓明
　　　　　　　　六月三日目击记　　　　　　　　　　　　　　　　　　卢候鸣
　　　　　　　　“六·四”的回忆　　　　　　　　　　　　　　　　　无名氏
⒎【盗亦有道】　八九民运插曲——小偷罢偷　　　　　　　　　　　　　彭正荣
⒏【毋忘六四】　我忘不了　五年前的那一天　　　　　　　　　　　　　施　绳
⒐【短篇小说】　发胖　　　　　　　　　　　　　　　　　　　　　　　小　三
⒑【伤逝挽歌】　啊，孩子　　　　　　　　　　　　菲力浦·摩根词曲　图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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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一位母亲

　　她，丁子霖，一位被解雇的教授，一位悲伤的母亲。

　　五年前她失去了她年仅十七岁的儿子。〖见本刊第六十一期（ＣＭ９２０５Ｅ）
方林的《热血撒在长安街上》一文——编者注〗与其他牺牲者一样，他也是倒在军队~
镇压示威者的枪口下。五年过去了，人们仍旧在问：究竟有多少人被屠杀？官方的数
字是二百多，西方国家的估计是二千多。她信哪一个？

　　她只信她自己。五年来，她一直在从事着一项非凡的事业，她要列出一份详尽的
、无可拒驳的死难者名单。如今，她已找到八十人，他们都在那场屠杀中失去一位或
多个亲人。同时，她还掌握了三百多人的一些情况，这些人由于惧怕而不敢与她联系
。〖见本刊增刊第三十七期（ＺＫ９４０６Ａ）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
》一文——编者注〗

　　“他们不能永远监视我，我要继续我的调查，直到最后一位受害者被找到为止。
”这是她的信念，警察的跟踪监视，丝毫没有动摇她的决心。

　　为了这项工作，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她不再被允许教授哲学课程，不允许与西
方记者交谈。她丈夫蒋培坤教授也渐渐地被挂置，等他的学生毕业后，他也就无课可
教。

　　“我儿子死后，我有一个月时间什么都不能干，只能躺在床上。现在，我又是哪
儿都不能去，因为，这期间，公安局的人总是在我家外面走动。”

　　“我是受害者，我是那些受害家庭之一，正承受着折磨。我要找到那些与我有着
同样命运的家庭，去帮助他们，也让我们相互帮助。”〖见本刊第一六六期（ＣＭ９
４０６Ａ）丁子霖《给“六·四”受难者以人道救助》、熊波《“请给予他们起码的
尊重与同情”》二文——编者注〗

　　她大多数联系都是口头的，因为报纸是不会为她登广告，让那些受害者的亲属与
她联系。在她接触的家庭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愿意并且敢与她合作，其余的
都只能将他们的悲哀深深掩藏。

　　“我花了很多时间写材料，思考和与受害家庭联系。当局说，我已不再与共产党
的政策保持一致，不能再当教师了。”

□　灰人据《泰晤士报》整理。选自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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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枪口对准良心

　　　　　　　　　　　　　　　　·白　梦·

　　据说，当尼采在雨中徘徊时，大街上驶来一辆马车。尼采看见赶车人正在用力地
鞭打行走中的马。他突然冲上去，一把抱住了马头：“我的受苦受难的兄弟啊！”

　　他嚎啕大哭。

　　　　　　　　　　　　　　　　　　一

　　我也想嚎啕大哭。只怕是在我哭的时候，他们会把我错当成一只动物园里的猴。


　　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感觉，在失去故土的同时也失去了对苦难的基本理解。他们
以追求名利为自己的唯一目标和终极理想。他们表情麻木，只为利哭。他们从来都缺
乏真诚也少有信仰。他们向来都只喊冲锋却从不上阵，现在，连别人喊喊冲锋也使他
们觉得不可容忍。

　　他们以枪口对准良心。

　　　　　　　　　　　　　　　　　　二

　　“六·四”才刚刚过去五年，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少数人中的少数。这不
能不使我震惊。

　　似乎，八九民运所追求的民主理念不能再提，一提就被打成“激进主义”；死去
的同胞不应纪念，因为八九民运本来就“不应该发生”；甚至有人公开叫嚷“不能给
‘六·四’平反，平反会造成社会动乱。”使我几乎不能相信这一切都发生在身边。
尽管，我向来都厌恶带有奴役色彩的“平反”二字，但天下哪有死了人不许喊冤的道
理？！

　　我承认，我已经远离了一群人，我已经有几乎一年时间不再说——我们，我感到
，曾经在大难中相依为命的我们这一群人，在信仰上几乎可以相互为敌。

　　在这里，基本的症状是：他们缺少道义和纯洁的心灵，他们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
信仰，他们愚弄历史、演义身世，他们追名逐利、互相撕咬，他们个个都显得唯我独
尊个个又都象历朝历代沽名钓誉的垃圾一样随波逐流，他们缺少人格也缺乏主见，白
白辜负时机也愚弄百姓的热情。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八九民运的暴发户，一夜之间以八九民运取得声名之后就开
始自我膨胀，当他们面对寂寞而艰难的流亡时，开始感到自己底气不足。他们有的开
始公开叫卖，有的开始反过头去与专制政府调情，反过头说八九民运本来就不该发生
。他们极为可笑地忘了几年来他们是靠了什么才得以安身立命。

　　他们没有良心。

　　　　　　　　　　　　　　　　　　三

　　我感到愤怒。我的愤怒不是没有根据的。

　　《北京之春》五月号上，一位叫颜真的先生说：“如果八九民运成功，中国局面
将无法收拾，这几年的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也不可想象。”这位先生还说：“（对‘六
·四’屠杀）我认为邓小平的选择毫无疑问避免了中国社会一场持续的震荡，（对八
九民运）它在政治上毕竟是非常幼稚的，在拿一个十多亿人的国家的前途作毫无根据
的冒险。”

　　且不说颜真先生毫无廉耻地为一个专制政权任意屠杀人民辩护。就算退一步说，
颜真先生到底有什么根据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八九民运成功中国社会就一定会大乱呢
？在颜真先生看来，一场民主运动成功的基本标准是什么呢？是夺取政权还是推动社
会进步？按照颜先生的逻辑显然是选择前者。这也难怪颜先生是那么痛恨民主了。那
么，到底是民主导致社会动荡还是专制导致社会动荡？难道中国几千年的动荡的专制
历史和西方的民主实践告诉颜真先生的就是这样的结论吗？

　　当然还有周舵，这位貌似真诚的“理论家”发表在《北京之春》及其它刊物上的
一系列文章都使人感觉到，只有他最懂中国。他开口国情，闭口策略，扯着一块“民
主会使天下大乱”的小旗四处摇晃，可他就是忘了，他自己也曾在天安门广场凑过热
闹。

　　同样是《北京之春》，在一月号里一位叫马悲鸣的撰文《再谈六·四》，这位姓
马的先生把曾经激动过千千万万的优秀青年为国献身的《绝食书》戏称为“杨志卖刀
”。这里我要声明的是，并不是因为我是《绝食书》的作者而在这里表示抗议。请看
马先生的高见：“谁让你去死的？还不是你自己。救你是义务，不救你是本分。你们
毛大虫不是说‘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他人以死明志的权利’吗？这么说，杨志就是成全
你喽？！”马先生说：“割据天安门达一个半月之久也是第一次，五四没干，五卅没
干，三一八没干，一二九没干，反饥饿反内战没干，这次却由八九民运干了。”这位
马先生还借着别人的口说：“我是天安门广场折腾的主，不过平心而论，不开枪是不
行了，我替他们想办法都想不出来。”

　　这样公开鼓吹杀人，用这种小商小贩似的流氓痞子语言和无耻态度在公开刊物上
公然调戏自己民族尚在流血的历史，真让我不知如何面对。

　　够了。已经够了！

　　我手里捏着九四年一到五期的《北京之春》，直让我感到心痛。也许是我自己太
脆弱了，但作为一本民运刊物，我不知道编者有何感受？

　　　　　　　　　　　　　　　　　　四

　　我不知道鲁迅先生如果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办？只要翻开《华盖集》，三分之
二个世纪以前发生的悲剧又一次映入眼目。先生在《无花的蔷薇之二》文后的落款处
认真地标着：“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是一九二六年，段祺瑞政
府枪杀刘和珍等爱国青年的当天。在随后，三月二十五日的《死地》里，先生写道：
“在各种评论中，我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在。这就是几个论客，以为
学生们本不该自蹈死地，前去送死的。倘以为徒手请愿是送死，本国政府门前是死地
，那就中国人真将死无葬身之所。”在四月一日的《纪念刘和珍君》里，先生说：“
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的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论调，尤使我觉
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四月二日的《空谈》里，先生又写道：“死者倘不埋
在活人的心中，那就是真真死掉了。”

　　写到这里，我也出离愤怒了。尽管这篇文章多少使我有失风度。但如此大是大非
，不说则无正义。

　　世事是如此相象地前后重复着，我只感到悲哀。我要说的话，先生早在七十年前
已经说过了；我要面对的处境，先生也黯然直面过。

　　只是，刘和珍们死了，并没有止住八九年的学生再一次冲向广场；那些维护段祺
瑞专制政府的“文人学者”也死了，现在同样也出现了又一批“文人学者”维护着另
一个专制政府。然而事实已经清楚：不管“文人学者”们怎样的论调，只要腐败的专
制制度存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们还会继续流下血去。因为青年们不相信，中国
只有封建专制这一条道。

　　这也许就是鲁迅所说的“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吧。

　　　　　　　　　　　　　　　　　　五

　　历史是个妓女，常常被强人和轻薄之徒挟持及涂抹得失去面目。

　　但我仍然渴望着人们能够真实客观地总结和回顾八九年发生的事，也渴望着一种
真正深刻的剖析和批评。而现实却是，并没有几个“学者文人”认真地坐下来工作。
他们都急于发表自己的高见，甚至为了刻意使自己的言论区别于他人，而早已失去了
知识分子对真理的探求精神。尤其象马悲鸣之流的小商贩们的荒谬之词，严重地破坏
了历史当事人们从整体上交代历史的心理环境。

　　这无异是中国人共同的不幸。

　　至于我自己，在此我公开赎罪。

　　无论如何，对于民族历史上这一巨大悲剧，我作为当时掌控舆论方向的天安门广
场广播台台长兼总编，对自己始终坚持使用激烈言论，始终站在激进立场使运动持续
升温，以至失控，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尽管是共产党杀了人，但如果死亡曾经是可以避免的，对于那些死去的天真生命
，我将负罪一生。

　　　　　　　　　　　　　　　　　　六

　　几日前，薇薇从上海来信说：“国内现在很乱。人们的思想很乱。到处都是混乱
一片。各种腐败现象令人惊异，一种潜在的危机感忧患着人们。你无需消极，也无需
沉沦，珍重身体，珍惜身体，耐心地等待我们这个世代的凤凰涅盘。”

　　我不知道颜真、周舵之流会对这种情况做何种解释？我只是从他们那一伙人的狂
热宣传中看到他们在极力粉饰太平，似乎中国已进入了两千年来的太平盛世，而唯一
的隐患和灾难就是民主。

　　他们看不到也不愿看到，如果未来中国发生动荡的话，唯一的动因只能是专制腐
败而不是民主。而无论是所谓“渐进改革”式专制或“新权威主义”式专制都仍然是
专制。避免动荡和取得社会和解的唯一道路就是尽快地推进社会民主。因为专制和腐
败同生并存，不清除专制制度就难以消除腐败，制度性的腐败势必激化社会矛盾而引
起动荡。这是每一个人都明白的道理。

　　一些人以反民主的态度指责中国人不懂民主，其实是他们自己不懂。他们极为浅
薄地把民主制度教条化和概念化，以为中国不适合他们心目中所认为的那种模式的民
主，他们不知道世界各国的民主制度都有其特殊和不同的方面，中国也只有在推进民
主的过程中才能够找到自己的民主之路，而绝不是由几个“新专制主义”的“精英”
们以专制的方式去教会中国人怎样实行民主。

　　　　　　　　　　　　　　　　　　七

　　这真是一个热闹的时代。

　　在如此乱世中，青黄杂陈、五彩缤纷，唯独缺少了信仰和真诚。笑是假笑，哭是
欺人。没有人甘于寂寞，在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每个人都在冒充英雄。

　　看窗外一片风景。二十几岁的人已经成了精明的政客，四十岁的人在谋算着总统
，六十岁的人则在一边痛怨后继无人一边又以太上皇自居而乐于“垂帘听政”。

　　三代人齐在街上叫卖着自己的自传，和小商贩们混杂在一起，令人眼花缭乱，难
以辨真。

　　当然，也有一些组织和个人做了一定的工作，但总体上令人心寒。

　　两个组织一合并却变成了三个，三个组织再一联合又成了四个。在如此奇特的数
学后面至少掩藏着一个不怎么纯洁的真实：那就是，大家都自以为只有自己才有资格
做真正的领袖。等到最后每一个人都成了一个组织的领袖的时候，却发现只有将军没
有兵了。

　　这难道不令人悲哀吗？

　　据我所知，海外各民运组织之间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理念上的分歧，最大的分歧
就是谁当领袖的分歧，为此而打得鸡鸣狗跳。如今组织倒是不少，可政事已薄。

　　去年“六·四”四周年的纪念活动，在曼哈顿的天安门广场，除了几个参与组织
的大陆人外，其余几乎是清一色的香港人，连主持活动呼喊口号的语言也变成了广东
话。当时真让我极为感慨。我在这里并不是歧视广东话和香港同胞，相反，他们几年
如一日的耿耿真情使我感动。

　　可是，在美国至少有四万中国大陆留学生，而这四万堪称未来中国精英的留学生
也正是由于“六·四”的原因而在美国顺利地得到了绿卡，尽管他们回国不可能受到
什么迫害。他们应该说是“六·四”的直接受益者。然而，我们在纪念死者，他们在
欢歌曼舞。哪怕他们中间有百分之一的人来这里站一会儿，我也会觉得中国人尚有良
心。

　　当一位美国人当着我的面问一位女留学生：“当你拿到绿卡，你感激天安门广场
死去的那些学生吗？”

　　这位小姐回答：“不能完全这么说，即使没有‘六·四’，我们也能通过工作关
系拿到的。”

　　更有很多留学生拿到绿卡之后，却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新的困境：当他们做为少
数族群在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排斥时，他们从精神和现实两方面都需要一个强大的国
家和民族背景支撑。所以他们非常现实地放弃了社会正义和他们曾经狂热地支持过的
天安门伙伴，极为世俗地转向维护专制政府。从狭隘的自身利益出发，他们只要那个
国家强大到能与西方抗衡，而不管那个国家的老百姓是生活在如何残酷的统治之中。
他们以发展经济和保持稳定为理由，甚至说那个国家不需要民主。其实是他们自己不
需要民主，因为他们已经生活在西方民主社会中。

　　呜呼！我的姐妹，我的兄弟，但愿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八

　　不管我们有没有上帝，枪口已经对准了我们的良心。

　　即使这个世界已毫无信义，我们也仍然得面对自己。

　　在此夜深人静之际，我呼吁：

　　我呼吁真诚，呼吁道义，让良知重新回到我们的心里。

　　我呼吁理想，呼吁信仰，让我们真正成为中国民主的旗。

　　我呼吁宽容和担当精神，我呼吁海外各派放弃争端和那点可怜的利益，怀着民族
大爱真心走在一起。

　　我呼吁老者自重，少者自尊，我呼吁胸怀大志者先做人再做英雄。遥看东方那失
望的人群，精神涣散，道德沉沦。中国人几乎已经走到了一个古老文明的尽头。而在
如此聚集着三代精英的海外，如果不能建立一点什么，长此下去，有朝一日如何归故
返乡？

　　最后，我呼吁中共当局拿出执政者的气量和勇气，不要再把自己的国民当敌，不
要再重复以往的悲剧，放弃一党专制，尊重人权，及早达成社会和解。

　　所有为中国民主付出生命的英雄们，让活着的人不再辜负你，让我们怀着一颗感
恩的心纪念你。

□　选自《北京之春》一九九四年六月号（总第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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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道的音响

　　　　　　　　　　　　　　·小　三·

　　“历史的伤口”是八九年出的。这首歌也是我最爱的歌之一。

　　我那时常开数百英里，在美国的西岸，打开音响，那歌便和着太平洋的涛声轰鸣
起来，一下子把人带到天安门广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和平示威，充分显示了民族的
活力和创造力，那时的华人不论在哪，都有同仇敌忾的感觉。它对中国走向富强之路
，唤醒民智，以及对世界所起到的作用，绝不是几句马后炮式的品头论足就可以抹煞
的。它不属于某几个个人，而是属于整个人民。是平民阶层大觉醒，向贵族争取政治
权力的不可避免的一步。正如站在它的对立面的人所说：这场风暴，迟早要来。

　　民运最深厚的根源是人道主义。人道主义表现为对平等、参与、富裕的诉求，体
现人性中善良和可亲的一面。从五四到六四，天安门广场的人从数千增到数百万。中
国人对人道主义的诉求走过漫长的道路，集中体现在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的冲突。许多
人以“反思”的名义，说这个运动失败，他们不懂，对政治运动的评价是不能以一城
一地的得失来衡量的，而要看它的长远影响。被坦克履带压抑的八九民运中积聚的能
量，今天正在通过各种有形无形的方式强有力地表现出来，把中国推向富裕，这就是
中华民族鲜血的颜色，鲜血的热，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所以这首歌是人道主义的音响表示，在悲愤中蓄了力量，显示了人。另外还有一
首，如流逝的岁月一样有些残破，我也抄一抄，给“六·四”，也给中国：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莫回头，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千九百，九
千九百九十九……

　　愿中国象歌中的主人公一样，带着青春的活力，开阔，爽朗，野性，不拘一格地
奋进在历史的必然之中！

□　寄自美国（本文将同时发表在新一期《新语丝》）

　　　　　　　　—　·　—　·　—　·　—　·　—　·　—

〖本刊第十期（ＣＭ９１０６Ａ）登过《历史的伤口》：

　　　　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
　　　　捂上耳朵，就以为听不到
　　　　而真理在心中，创痛在胸口
　　　　还要忍多久，还要沉默多久？！

　　　　如果热泪可以洗净尘埃
　　　　如果热血可以换来自由
　　　　让明天能记得今天的怒吼
　　　　让世界都看到历史的伤口！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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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于“六·四”的两个儿童
　　　　　　　　　　　　　　　　——清明节致丁子霖

　　　　　　　　　　　　　　　·飞　龙·

　　“六·四”北京死了多少人，确切数字不得而知。我知道的就有两个儿童被打死
，一个是我亲眼所见，另一个是听别人说，但我知道儿童的父母。

　　那天死在北京的两个儿童的形象和故事，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不知为
什么，五年后的今天，感到应该写点什么来告慰他们过早被终止了的生命的冤魂。

　　可又的确不知道说什么好。说什么呢？说他们仍然是“反革命暴徒”？说他们的
家长获得两百元人民币的“补贴”外加公安人员三番五次的恫吓？说他们的父母忍着
早年丧独子的悲哀一遍又一遍地“交待进京动机”？

　　这两个孩子，我见到的一个死在北医三院，大约十来岁的样子，除了面色惨白，
似乎看不出死相。他在死后曾被学院路上的大学生们推出来在北四环路阻拦军车。军
车确实被拦下来了。记得当时他的尸体被推到那队军车的带队人（估计是个师长）的
面前，师长一言不发，只是拿右手不停的摸他的钢盔的下沿，低着头，也许是不敢正
视这惨痛的现实吧。

　　数千名学院路一带的学生、学者在“六·四”的上午目睹了这一场景。

　　师长面对疯狂群众的谴责与谩骂，一个劲儿的喝令他的士兵“不要开枪！”最后
的结果是军车并没有再朝城里开进一步，一部分军车的轮胎先是被大学生们放了气，
到下午被就地烧毁，另一部分军车转移到马甸桥之后，也被那里拦劫的群众一举焚毁
。

　　这个儿童也许是死后有灵，以他的尸体说服了数百名荷枪实弹的杀人工具终于没
有酿出更大的杀人事件。直到现在我尚记得那些坐在车篷里的解放军大兵们的一张张
麻木、冷漠的脸，我从来没有象那天那样害怕过解放军。

　　另一个被打死的儿童的年龄可能比他更小，死得却更奇怪、更冤枉。他根本不是
北京户口，他的家在七百多里地之外的山东省，莫明其妙地到北京的姥姥姥爷家走亲
戚的，“六·四”那天莫明其妙地在乱枪之中，死在北京的街头。由于他的户口地处
偏远，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死亡的故事。我也是由于后来出国办有关证明，才在
当地听到了这个孩子的事。

　　该小孩的父母的工作单位在：山东省庆云县兽医站（邮编：２５３７００）

——记于１９９４年４月５日清明节　　
修订于５月２６日　纽约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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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制造谣言
　　　　　　　　　　　　　　　　——对八九民运中几件事实的澄清

　　　　　　　　　　　　　　　·王　丹·

　　中共当局一向自诩为“辟谣老手”，他们今天说这个“无中生有”，明天说那个
“纯属捏造”，彷佛别人都是骗子。八九民运中的学生，更是被冠上了不知多少顶“
造谣”的帽子。而“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难道就真的像它自我标榜的那样
“光明磊落”吗？还是请看事实吧。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以后，当局开动宣传机器，
在对民运人士进行完了“武器的批判”又开始挥动起“批判的武器”。大小报刊上，
连篇累牍地出现了大批判文章，对着各持不同政见者逐一进行人身政击，各种关于“
六·四风波”的纪“实”报导也纷纷出笼，对伟大的八九民运作歪曲报导。这其中，
当然少不了对我的攻击、漫骂。我在狱中服刑的时候，本着对共产党史的了解，想到
了会有这些事发生，但限于条件，见不到多少关于“六·四”的书，也不知道当局会
如何给我“画像”。出狱至今巳有半年，我见到了不少有关“六·四”的官方出版物
，才知道原来谁是真正的谣言制造者。我必须承认，我完全没有料到，偌大一个政府
，六千万人的大党，在一个青年学生身上，竟会造出如此无聊、离谱的谣言。

　　　　　　　　　　每个公民都有捍卫自己名誉的权利

　　同时我也承认，对这些谣言的辩驳和反击，第一，在现实上不具备很大的意义，
因为凡是有正常判断能力的人都不会去相信它；第二，这会引来政府对我的忌恨甚至
报复。但是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在其中选择一部份“曝曝光”，因为每一个公民都有捍
卫自己名誉的权利。四十年来，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人们巳经忘记了自己的这份权
利，尤其在玷污了自己的人格的对方是庞大的国家机器之时，绝大多数人都放弃了这
份权利。如果我面对常局对我的诬蔑保持沈默，既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又是对作恶
者的“助纣为虐”。我要让当局看到，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意加以污辱的，每一个
公民的人格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哪怕侵犯者是强大的当权者。

　　　　　　　　　《反革命暴乱纪事》扭曲“七条要求”的事实

　　一九八九年八月，臭名昭著的《北京日报》下设的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北京市委办
公厅编的《一九八九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这本书的第二十一页说我
四月十八日凌晨四时卅分左右“在纪念碑前演讲，提出了事先与李淑娴等人商议过的
‘七条要求’”。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凌晨北大学生的游行，我的确是参加并参与
了组织工作的，但因为几日的劳累，在还未到达天安门广场时，我的嗓子巳经完全沙
哑以至失音，根本不可能再演讲，当时在我身边的同学不下五六人，都可以证明我没
有演讲。至于“七条”，完全是学生自发讨论产生的，四月五日第十四次民主沙龙之
后，我就没有再见到李老师，谈何“事先商议”。况且，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同志逝世
，四月十八日凌晨北大学生游行都是猝发事件，按《纪事》中的说法，好像我与李老
师都事先料到了会有游行，并准备好了条件，这种“恭维”，我们可实在不敢当，也
实在荒唐。

　　　　　　　　　　　　对八九民运中几件事实的澄清

　　《纪事》在描述同一天（四月十八日）的事件时，居然白纸黑字地写：“１９：
５０……王丹等人突然提出不对话了，要人大代表晚七时五十分在大会堂东门外当众
接受他们的请愿书。”这就完全是无耻谣言了。因为四月十八日那天，我在下午五点
多就离开了广场回到北大，晚七、八点钟的时候我正在学生宿舍中，怎么可能在大会
堂外又冒出一个王丹来呢。《纪事》在五月三日那天记述说：“２１：００，北大‘
学生自治会筹委会’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王丹等三人主持。”而五月三日晚上
我正在参加“高自联”讨论“五四大游行”的常委扩大会议，根本就不知道北大筹委
会召开记者招待会，更无从谈起“主持”了。

　　　　　　　　　　六·三清晨学运领袖未下令袭击军队

　　还是这本《纪事》，在记述六月三日的事件时，把对我的造谣诬蔑上升到了顶点
。它说：“晨，柴玲、王丹、封从德和李禄等人指挥广场上的人向解放军军车扔砖头
，用钢筋、棒子袭击解放军。”这完全是捏造的。我六月三日清晨始终在北大驻广场
营地睡觉，早上八点多才到指挥部去，也只是去看望刘晓波、周舵等绝食“四君子”
，根本就没有参与广场指挥。而且我相信柴玲和封从德、李禄也不可能下令袭击军队
，因为这与我们始终坚持的非暴力原则相悖。《纪事》编造这个谎言，用意是极为恶
毒、阴险的，因为出版此书时，我正在被审理期间，一切纪实、记述都可能成为我的
行为的证据，而北京市委办公厅的这本《纪事》，等于向法庭和审理人员提供伪证，
这个伪证完全可以导致我被认定“组织暴乱”，等于要我为后来发生的流血事件负担
直接责任。北京市委对我恨之入骨，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之心至此昭然若揭！然而
，事实是无法用谎言掩盖的，在以后的法庭审理中，当局始终没有能把这一条写入起
诉书，因为他们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我组织过袭击军队的行为。没有证据就不敢判
处，就这一点来说，法院要比信口开河、暗藏祸胎的北京市委强上几百倍了。

　　　　　　　　　　国家教委出版《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

　　在一九八九年对民主运动的处理过程中，有两个单位始终保持强硬的“左”的立
场，一个是北京市委，另一个就是何东昌一手把持的国家教委。这两个“左”倾势力
大本营，在八九民运之后“小人得志”，更加猖狂。与《纪事》同时，国家教委思想
政治工作司编了一本《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在大地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是冷铨清
和苗苏菲。值得注意的是，这本《惊心动魄五十六天》居然印发了廿五万册，从发行
量上看在全国都很有影响。这样一本书应该以事实为依据，如实记述八九年学运和民
运，可是要让国家教委做到这一点，真比登天还难！

　　　　　　　　　　　没有烟抽的日子何来买烟送给别人

　　这本书的第二十二页称“四月十八日十七点卅分许，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刘延东
，全国人大代表陶西平、宋世雄等同志接见了静坐的学生代表。王丹等人将早晨所提
出的九条要求改为七条……递交刘延东等同志。”前面我已说过，当天下午五点左右
我已经回到北大，所以刘、陶、宋三人我根本没有见过。请看国家教委与北京市委配
合得多么默契，不仅造谣之心相同，甚至连造谣内容也相互串通。《五十六天》第七
十六页称“（四月十九日）上午，北京大学王丹等人给各地一些高校学生会发电报，
称廿二日要在北京各主要街道游行。”如果有谁不知道什么叫“凭空捏造”的话，就
请看看这条记述。在八九民运期间，我从未进过邮电局发电报，我也没有听说有什么
人在四月十九日就向各地高校发过电报。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冷铨清、苗苏菲及其后
台老板——国家教委的想像力还是比较丰富的，至少比他们的智力要高许多。之所以
这么说，是因为他们有时会令人难以理解地造一些连他们自己也不见得相信的谣言。
比如《五十六天》第卅七页上摘抄了一张署名“一清醒者”的题为《原来是个阴谋》
的大字报，上面说我“用大家捐款买面包、汽水、买烟抽（不是他抽，他送给别人抽
）。”这可真是胡编滥造了，作为谣言来说也属于“伪劣产品”。在四月廿二日以前
，我经手的捐款只有一笔，即四月十七日上午为胡耀邦同志献花圈而在三角地募得的
钱，这笔钱后来用于购买花圈、挽联。我一向知道，共产党对别人在钱财上的问题有
着历史悠久的深厚兴趣，所以作为防备措施，我和其他同学把募得款项，所购之物的
发票开列出来，专门在四月十九日贴到了三角地。因为账目十分清楚，所以没有任何
同学提出异议。而且，即使是四月十八日上午在大会堂静坐之时，我也没有买过什么
面包、汽水。可笑的是，我无论如何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买烟抽”可又“送给别人”
。这可真是国家教委诸君在编制谣言时的“神来之笔”，倒也颇为风趣。

　　　　　　　　《请看王丹真面目》破坏我的人格形象

　　把造谣工作做得最为登峰造极的，还要数这方面的“大哥大”——《北京日报》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北京日报》刊出一封所谓“北京大学学生”给编辑部的信
，这封信后来很多报纸转载。就在我被通缉期间，还在《扬子晚报》头版看到它，并
冠以“请看王丹的真面目”的通栏标题。王丹的真面目到底如何呢？请看《北京日报
》：

　　信中开始不到五句话，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抛出谣言。“一学生”说：“听说他学
习成绩很差，从国政系蹲班一年到了历史系。”真是奇怪，蹲班就蹲班吧，为什么要
从这个系蹲到那个系去？“一学生”既是北大人，能否从学籍条例中找到这个“奇妙
”的规定？我从政治学系（而不是国政系）到历史系，是因为转系，而按学籍规定，
鉴于转系者没有所转之系的基础课学分，所以应该在转系同时降一级，而这，就成了
所谓“蹲班”。顺便说一句，不甘寂寞的国家教委在一九八九年底出了一盘录像带，
内容也是所谓“北京风波”，其中公然说我是“留级生”。北大的学籍管理规定，国
家教委不可能不知道，可是他们明知我不是蹲班而是转系，却故意说我“留级”，已
是人品上的败坏和作风上的下流。

　　　　　　　　“民主沙龙”与方励之、李淑娴没有关连

　　让我们回到这封共有十四个谣言的信上来吧！“一学生”说民主沙龙“每期由方
励之，李淑娴出题目”这也是捏造。民主沙龙每期题目及所请之人绝大多数都是我一
手决定的，李老师参加过两次，但对其他活动并不了解，方老师对民主沙龙更是所知
甚少，这封信非要无中生有地把方、李老师与民主沙龙牵到一起，其险恶用心是极为
明显的。信中又说：“四月廿日凌晨，我们冲击新华门时，他鼓励我们应该勇敢，可
是警察一来他就跑了。”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四月廿日凌晨我根本就没有去新华
门前。不过我愿意相信“一学生”记忆力欠佳，把日期记错了。四月十九日冲击新华
门时，我确实在场。当时我坚持到早上四点多钟，实在太疲乏了，于是与几名同学一
起返校，才走到电报大楼前，就听说军警开往新华门，我们几个人马上又赶回去，可
惜军警已经把通道封锁了。这也有好几个同学可以作证。所以“警察一来”，我非但
不是“就跑了”，反而是折了回去。“一学生”又说我在绝食期间“不断进餐”、“
晚上也有地方住宿”，这种谣言倒也不是他的独创，可是他却说我在蓟门饭店包了单
间，并说：“经我后来打听，此事确实。”真的确实吗？事实是，候德健当时在蓟门
饭店包了一个套间，有时晚上会有一些朋友去住。五月廿九日、卅日两天，我因为在
北大出席“联席会”，时间太晚回不了广场，就临时在候德健的房间里住宿了两个晚
上，这就叫“包了单间”，而且居然“此事确实”。我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东西比“
一学生”和《北京日报》的脸皮更厚的了。

　　　　　　　　逃亡时只带一套武侠小说　身上不到一千元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这类谣言最后总是要转到钱上去，这封信也不例外。“一学
生”说：“（六月三日）凌晨，他给保镖每人一千元，然后乘一辆黑色牌照轿车跑了
。有同学看见他随身带了一个提包，装着数万元钱。”对此我简直哭笑不得。当时我
自己身上的钱都不足一千元，谈何给保镖呢？还“每人一千元”，倒好像我还有一个
卫队似的。实际上我身边只有一个特别纠察队员。至于黑色牌照的轿车，我更是无福
享受。六月三日上午我是搭四通公司一辆车回北大。至于说我提包里有数万元，更令
人生疑。那位看见我提包的同学怎么知道包里有什么东西？难道他会有特异功能？要
不然就是我把几万元整整齐齐地放在提包口上向人炫耀。事实是我离开北大，开始逃
亡时身上只带一个手提袋，里面除了换洗的衣服及一套武侠小说外，就只有一袋我母
亲在我临走时塞入袋中的桂圆乾。这封信诸如此类的编造有十四、五处之多，一一列
举实无必要。值得指出的是，我怀疑它的真正作者完全不是大学生。如果是学生的话
，我真为他感到悲哀和惋惜。如此一个“正义”、“正直”、“勇敢”的学生，在揭
发像我这样一个反革命分子时居然不敢署名！如果你说的是真话，怕的又是什么呢？


　　上面举的例子，尽管纯属他们捏造，但基本的事实背景毕竟还符合实际，而《北
京青年报》一九八九年下半年发表的“本报记者王燕”的一篇报导《“高自联”头头
落网记》则完全是凭空想像，其事实情况与捏造情况之比例几为一比十。如果说对前
面这些谣言我还可以容忍的话，那么对王燕其人我则无可容忍。在适当时候我将诉诸
法律，要求《北京青年报》赔偿我的名誉损失，而这，就不属本文范围之内了。

□　原载《世界日报》一九九三年十月八、九、十日
　　黄海生（Micky Wong<71763.743@CompuServe.COM>）推荐、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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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击实录

　　　　　　　　　　　　　　　　·王晓明·

　　六月三日晚，我在距西长安街约三公里处，位于甘家口商场旁的十五层楼上。由
于从这座楼到西长安街之间没有高层建筑物，所以我可以一直看到军事博物馆的顶盖
。

　　六月三日晚九时，我看到位于西长安街与北三环路交叉的公主坟环型交叉口处起
火。隔了十几分钟，又起了一堆火。

　　六月三日晚十点整，从公主坟环型交叉口处响起爆炸声。声音间断，比机枪声响
亮。紧接着我看到从公主坟环型交叉口至军事博物馆前腾起了一串烟雾（后来知道是
军人在放催泪弹）。此时从西长安街方向传来众人的呐喊声（从声音中听得出西长安
街上挤满了人）。约十点过五分，从木樨地和总工会方向传来了众人唱国际歌的声音
。十点十分以后，枪声越来越密，后来枪声像下雨一样。

　　我于十一点到达离木樨地约一百米处科学院大楼下。此时长安街上的路灯被全部
关掉，其它街道上像平常一样开着路灯。我看不清长安街。子弹在头上呼啸而过，并
听到炸子儿在离我头上不远处“啪”“啪”地响。但是看不到火光（炸子爆炸时无火
光？请有经验的朋友指教）。一辆救人的车公共汽车停在前面，装了两人开走了。

　　六月四日零点，我从胡同中绕到复兴门立交桥与南礼士路之间的长安街上。这时
军队已经过去，其尾部在复兴门立交桥。远远看到一辆装甲车停在桥头。突然，这辆
装甲车向我们这边移动并开枪扫射，我头上的树叶被扫得哗哗响。我和其它的人往胡
同里疯跑。跑了一会儿，身后的枪声停了，我们又回到长安街上。大约十二点十分，
我看到一骑摩托车的人带着一个手捂肚子，肚子上流着血的人从我面前慢慢开过。大
概是肚子中弹了。几分钟后，一平板三轮上躺着一个胳膊上的肉被打翻开一大块的人
过去。又过了一会，另一辆平板三轮拉着两躺着不动的人过去。

　　六月四日凌晨一点，我骑车又回到木樨地。在木樨地交叉口中处，我看到八大滩
血浆。每滩血浆直径在一米左右。这血浆是血和肉的混合物，稠糊糊的像肉酱，不凝
固。我看像炸子儿炸出来的。另外，从路口向西有一条约三十米长的血道。血道在路
口处约有三米宽，向西逐渐变窄。血道上的血已经凝固变黑。路口中有一辆军车被烧
毁。

　　我从位于西长安街上的燕京饭店路过时，看不到饭店有人住。在西长安街这一带
，我未看见外国人及记者。

　　西方电台报到说开枪是在六月四日，故称其“六·四大屠杀”。实际上大屠杀是
在六月三日晚十点开始的。

　　我注意到用于隔离自行车与汽车的水泥路障满是枪眼。我六月七日从公主坟一直
走到六部口。有些水泥路障已经被换成新的，未被动换的水泥路障上我数了一下，平
均每个上面有２０个弹坑。我记得当时概算了一下军队在西路放的枪数。如果我现在
回到北京，还可以算出当时军人放的枪数。

　　六月三日政府军杀完人，六月四日清晨他们将坦克及装甲车开到从公主坟到木樨
地一带的西长安街上，然后军人都下车并对围观群众说：“我们是三十八军的，不打
老百姓。”然后就自己烧军车和坦克。有些围观的群众信以为真，也一起帮着烧。后
来这一烧军车的场面被官方录像作为爆乱的始发因编入《平暴真相》中，并谎说烧军
车在先，所以军人才进城开枪。实际上杀人是在六月三日晚上十点开始，而军人烧军
车是在六月四日早上八点至十点。在当今世界，只有真正的共产党才能够做到这种睁
着眼撒谎而脸不红心不跳，理直气壮。另外，在杀人以后，首都钢铁公司派出很多汽
车放在路上自己烧毁作为暴乱现场。尽管汽车全被烧焦，车门上的“首都钢铁公司”
字样仍清晰可见。

　　政府在六月三日杀完人以后的数日内，将天安门广场上的残物烧毁，并且用大布
盖上，日夜不停地用直升飞机向西北方向运送东西。其实当时地面已全被军人控制，
不时看到部队的带篷卡车使过。

　　我认为唯一解释官方用直升飞机运送东西的理由是：政府当时在往山区运送六·
四死难者的骨灰。

　　我于一九八九年七月二日离开北京到达加拿大，现住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电话：
(514)356-3443。

地址：XIAOMING WANG
　　　8340 DE GROSBOIS #8
　　　MONTREAL，QUEBEC
　　　CANADA
　　　H1K 2E5

□　目击人：王晓明寄自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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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三日目击记

　　　　　　　　　　　　　　　·卢候鸣·

　　六月三日，单位已经控制得很严。我直到下午才从单位溜出来，骑车直奔天安门
。天安门的人明显比往日多。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学自联广播站和广场北边民主女神
像附近的工自联广播站附近都聚集了大群的人。广播的内容已经相当激烈。尤其是工
自联的，大声疾呼人民大会堂西门解放军已经使用武力，号召广场上的人们去支援。
我当时还有些不以为然，因为广场上一点激烈的迹象也没有。继续骑车从人民大会堂
北门往西门绕，想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甚么事。人民大会堂北门已经拥挤不堪。大部
分人都在往西挤，一个脸上有伤痕的小伙子在用力折一棵比手腕稍微细一点的树枝，
显然是因为挨了打要去报仇。

　　人民大会堂西门外有几千解放军，站成一个方阵。方阵中央留出了一个长方形的
空地。方阵的北边停了一俩公共汽车，上面站着几十中外记者，举着摄像机照相机俯
拍。方阵外围则被市民团团围住。双方互相拥挤。那些解放军都是赤手空拳只穿一身
军装，被挤得满头大汗，有的脸上还被挤出了血口子，显得相当可怜。后来听我姐姐
说，这些解放军都是从人民大会堂出来的。一出来既列队向北疾走，目标显然天安门
广场。我姐姐与她的朋友正在人民大会堂北门，奋不顾身上前阻挡。解放军则如入无
人之境，一下把他们推倒。她们身边是一米高左右的铁栅栏围起的花圃，两人全部两
脚朝天摔倒在里面。她们后面的一个人推着自行车还没来得及躲，就已经被推了一个
大跟头，走在前面的解放军举起自行车扔倒路边。这时候，从长安街开来一辆公共汽
车一个急刹车，停在马路中央。解放军没了去路，于是形成一个方阵，停在那里。我
想解放军的目的也许是到天安门强行清场，但他们心里清楚，与广场上的市民与大学
生相比，他们的人数太少。经过前一段的挫折，他们得出了经验，保持整体，不能被
冲散。所以当他们被公共汽车挡住就不知所措地停在那里。

　　为了看得更清楚，我走上人民大会堂北门的台阶。这里平时是禁地，老百姓绝对
不许上的。现在大家都往上，谁也奈何不得。守门的武警在耐心解释，那些人与我无
关，请你们下去。我站在高层的台阶往下望，看见一个小伙子正在被解放军往方阵中
央的空地里拖。解放军把他扔在那一大片空地的中央就不在理他。小伙子显然受了伤
，倒在地上，双腿弯曲，双手捂着脸，身体痛苦的扭动。过了一会儿，他慢慢爬起来
，一边脱下衬衫去擦脸上的血，一边往北走。他是背对着我走，我看不到他脸上的伤
口，只看见他的白衬衫全部被血浸成了鲜红色。这一幕应该有图像记录，当时在场的
记者有好几十。

　　从人民大会堂西门下来，我又绕到长安街。那里有人在议论，说中南海里冲出了
一队防暴警察，扔了催泪弹。一个学生模样的人一边骂一边揉眼睛，“我的眼睛现在
还疼”。人们议论纷纷，说复兴门一颗催泪弹炸了一个孩子的小腿，血肉模糊。我想
沿长安街往西骑，但是整条街都挤满了人，根本骑不过去，只好绕道小胡同回家。

　　晚饭时，新闻联播播出警告，让市民晚上不要出门，否则后果自负。家人都觉得
这是狼来了似的虚张声势。因为自从学潮开始，类似的警告已经有过好几次。邓小平
四月二十五日的讲话颇强硬，结果不但没有作用，反而把事情闹大。宣布戒严那天晚
上，传说要空降伞兵，大家都很紧张，那天我在广场呆了一夜，结果也平安无事。虽
说今天的气氛比往日紧张，但大家都觉得解放军无论如何进不了城。

　　晚上十点左右，家人都睡觉了。我和姐姐在无聊地看电视。妈妈突然从卧室披衣
出来，问外面响的是不是枪声。我说不可能，起身到凉台上去看。一打开凉台门，就
听到炒豆子般的枪声从长安街方向传来。我们家的凉台是封闭的。两层玻璃起了隔音
作用，加上电视的声音，刚才竟没听到这么密集的枪声。我抬头往长安街方向望，什
么也看不到，只听到枪声越来越密集。姐姐呆不住了，说“我出去看看”，推门走了
。我们都在家里忐忑不安地等，电视早就关了，窗外的枪声时紧时稀，现在听得格外
清晰，也让人格外不安。我不知道姐姐怎么样，只好等她回来。时间不长，姐姐回来
，说她到了甘家口，外面议论纷纷，长安街已经打起来了。我说，咱们再去看一下，
直接到长安街去。

　　许多人都下了楼，三三两两围在一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没工夫参加他
们的议论，骑车往院外走。大院的后门早就锁了，我们又绕到了前门。为了防止有人
冲击，解放军报社的大门一个星期前就被焊死，只留边门出入。而且早就有部队进驻
，在办公楼顶架了机枪。现在被焊死的大门只留了一条刚能容身的细缝。我们挤出门
，沿着阜外大街向甘家口方向骑。到了甘家口十字路口，人渐渐多起来，路中间放了
一堆石子，显然是为市民反抗准备的。我们继续沿钓鱼台往木樨地方向骑。迎面开来
一辆小工具车，车上一个昏迷的年轻人躺在同伴的怀里，左眼下面是一个大大地弹孔
。血从他的脸上流下来，又流到衣服上。我猜想他一定是大学生。因为在北京，大学
生有他们特有的形象，长长的头发，年轻的脸，朴素的衣着。我听到路边有人说，“
肯定完了。”随后不断有汽车开过来，向海军医院和三○四方向开去。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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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的回忆

　　　　　　　　　　　　　　　·无名氏·

　　“六·四”那天北京杀人了，但是其它地方有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杀人
献媚的就较鲜为人知。

　　“事故”发生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广场．受害人Ｘ系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十四系八七级学生，来自贵州，女，校艺体队成员。

　　“六·四”上午，许多人得知人民南路广场戒严的消息后都跑去看热闹。其实当
时成都的形势并不需要戒严，学生大部分已不去广场，并作了复课的打算。这种情况
下，军队的出动在一定成程度上反而引起了人们的反感。看热闹者都是没有接到内部
通知的百姓和学生，冲突的发生不可避免，人群用了石头瓦片，军队则用了催泪弹。
我当时正在成都出差，与一帮好朋友坐在离广场很近的人民公园喝茶。“打起来”的
时侯，我们也出去看了热闹。……场面不用细说，反正流血满面的群众和催泪瓦丝的
刺鼻气味都亲身经历了。

　　Ｘ倒于高压警棍之下，那个场面我没有看到，更不希望看到．但这个故事是真的
。她后来被送到医院，死于次日凌晨。当晚成电校长刘盛刚到医院看望了她。几天后
学校为她举行了追悼会。她的父母从贵州赶来，在追悼会上，当悼词念到：在牧马山
军训时，你怎么会想到自己的生命会丧失于最可爱的人的手上？……她的父母当场昏
倒，全场无不凄然泪下。

　　她已经去世五年，死得那么年轻，那么无辜！每年六·四我都记起这个故事，暗
暗祈愿她能得到一点鲜花和祭品，她的父母不因人们的忘却和冷漠而绝望，希望他们
能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那一天！

□　一九九四年六月寄自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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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民运插曲——小偷罢偷

　　　　　　　　　　　　　　　·彭正荣·

　　“六·四”过去已经五年了，各方面的文章已写了不少，人们的记忆也似乎正在
淡忘。然而，家人出来时所述的一件小事，每每忆起，总使人有些感动。

　　当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西北重镇兰州也和全国各地一样，群情激愤，人心所向
。当时学生已占领了市中心的东方红广场，街上不时有各路队伍出动游行。加上声援
的，围观的，看热闹的，有时真可谓人山人海。但是，社会秩序并未因此而混乱。非
但没有混乱，反而有所好转。街上人们有所冲撞时，双方并不象从前那样，出言不逊
，甚至大打出手，而是道歉赔礼，一笑了之。小偷小摸也不知去向。你尽可以把自行
车扔在某个角落里，自己去转悠。晚上回来，你的车仍安然无恙。温良恭俭让似乎又
回到了我们中国人身上。

　　突然有一天，在市中心及兰州大学里出现了一张署名“兰州市小偷协会”的宣言
，云：为了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杜绝给政府将学生运动定为“动乱”的口实，该协
会决定从即日起，在全市范围内罢偷。并称，以往该会会员之行动，纯属无奈，……
。

　　呜呼，被人们视之为“过街老鼠”的小偷们尚且能为学生的革命热情所感化，而
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却动用坦克、机枪屠虏之，可忍？可谅？可
忘乎？！

□　寄自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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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不了五年前的那一天

　　　　　　　　　　　　　　　·施　绳·

　　五年前，我是北京一所高校的学生。“六·四”灭绝人性的屠杀发生时，我在现
场。当时两颗子弹先后击中了我，使我一度处于生与死的边缘。在我的周围，许多人
失去了生命，更多的人则留下了伤残的肢体和痛楚的心。

　　“六·四”以后，杀人者一直用精心设计的谎言歪曲，掩盖事实。使得死者得不
到安息，伤残者得不到慰藉。作为“六·四”的幸存者，我无法沉默。我要写出自己
所目睹的一幕，为死者抗议那惨无人道的暴行，也为世人提供一点“六·四”的现场
真相。

　　八九年六月三日午夜，西长安街六部口，路灯昏暗。一辆辆用于战事的坦克载着
荷枪实弹的军人，从西长安街由西向东驶来。每一辆坦克驶过，士兵便将枪口对着路
边的众人扫射。（后来有传谣说，枪口是向上的，不是对着路边的人群。我想，要么
这些人当时不在现场，要么这些人是在故意以假乱真）。子弹的出膛声，与墙壁和地
面的撞击声，还有人们中弹后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坦克子弹对付赤手
空拳”的悲壮场面。

　　就我目力所及，每隔三至四分钟，总有一人倒下。如果倒在距长安街边较近的地
方，因为子弹太密集，众人无法就近抢救，生死未卜。如果倒在距路边稍远的地方，
便会有人自动围到那人的四周，以防子弹再次击中受伤者，并实施紧急抢救。三轮车
，担架随呼而至，将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感谢北京的市民，他们自动地走出家门，
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救援行列，提供了急救工具。是他们，使许多伤号摆脱了死神
的诱惑得以复生。要没有他们，当时的许多伤号可能会因为抢救不及时或流血过多而
死亡。也许，我就会在其中之列。

　　当时我首先中弹的部位是肩部，伤比较轻。先是听到“嗖”的一声，随之肩部感
到一种麻麻凉凉的滋味。不过数秒，一记重击，我中了第二弹，是在背部。这次创口
较大，位置非常危险，紧贴脊柱。事后推测为“开花弹”所击，由于子弹的威力不足
，只是将脊柱表面的肉炸掉，而未伤及脊柱。当时我没来得及有疼痛的感觉，只在短
暂的死神到来之前的清醒中意识到自己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要与家人永别了。这是
我瞬间唯有的全部思维。紧接着便是神志昏迷。我想当时昏迷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当
我恢复了些许意识，微微睁开眼睛时，我还躺在离长安街边不远的地上。有几个人围
在我的四周。我模模糊糊地听到有人说：“他的创口很大，流血太猛，赶快包扎，堵
住血流。”我的T-shirt被扯下，而后便有人用力把它从中间撕开（或用剪刀绞
开？）并用其包住伤口。不一会，来了一辆三轮车，我被抬了上去。因为我是背部受
伤，所以只能平卧在车板上。在行进中，一直有人按住我的伤口四周，尽量让T-shir
t贴紧伤口，不让血流太多。慢慢地，我的神志渐渐清醒，知道自己受了重伤，用手
摸摸身体两侧，粘糊糊的，想必是血。当时头很沉，一个人托着我的脸。我全身麻木
，背部有一种似痛非痛的感觉。我想知道一下周围的情况。用力抬了抬头，往旁边看
了一下，发觉车上不止我一个人，还有人躺在我旁边。那人身上没有太多的血迹，不
知伤在什么部位，途中一动不动，只是僵硬地躺着。有人将手放在那人的口鼻部，大
概是拭拭呼吸情况吧。只听有人说：“这边这位（指躺在我身边的人）比那位（指我
）还要严重，怎么连气息都没有？！”

　　在半清醒半昏迷的状态下，我被送到了一个距现场较近的医院（邮电医院？）。
有人扶我走进了医院大门。走廊两边站满了人。最后，我被扶进了一间屋子（诊断室
？手术室？）。这里已人满为患，躺着的，半躺半坐的，流血的，流泪的，低声呻吟
的，大声痛哭的，高声怒骂的，比比皆是。我听到一个女孩在嚎啕大哭，问周围的人
发生了什么事，说是她朋友刚才在长安街被打中颈动脉而气绝身亡。

　　稍后，我周围腾出了一点空间，一位首钢的工人帮我平卧在地上，托起我的头，
让医生为我动手术。我看到地上满是血迹，这与周围血迹斑斑的伤者一起，构成了一
幅比“战地医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惨象。

　　医生动手包扎。他对扶着我的人说：“创口太大，伤口碎片太多，要好好消毒，
需要二次手术。现在伤员太多，先简单包扎一下，止住血再说。”包扎后，我被扶到
走廊的一角。那里已有许多人正在接受输液。看护我的人告诉医生，我失血太多，需
要输血。那医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血液已用得差不多了，现在只能保证对垂危
的病人输血。”那人又问：“血库的血呢？”答曰：“血库已接到命令停止向医院供
给血液。”（这是我听到的他们的谈话，不一定真实）。此后我便感到异常的难受，
剧痛快速地向我袭来，不知为何我突然感到口渴难忍，而后神志渐渐模糊。

　　输液后，我被安置到临时病房。病床一个紧挨一个，每行病床之间只留有供医护
人员走动的空间。这时我神志已完全清醒。看看左边躺着的那位，鼻子嘴里插满了管
子，大概是在输氧。右边的那位自眼部以上全部用绷带包着。我对他道声多多保重，
他看不见我，回应地点了点头，并用手做了一个“Ｖ”字手势。

　　“六·四”清晨，（邮电？）医院的大多轻伤病号被转移到离现场较远的医院去
了。（因为伤员太多，现场附近的医院已人满为患。）我被送到了积水潭医院。在我
的病房里，足有四十多个伤号。这里已不再有生命垂危的伤号，但多数伤势不轻，据
我观察，他们多数会留下或多或少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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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　增刊　第三十九期（一）　——
　　　　　　　　　　　（一九九四年六月四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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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以本期《华夏文摘》献给“六·四”中被屠杀、伤害的华夏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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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
　　书的，而时局漂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
　　激发一点天良？

　　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
　　　　　　　　　　　　　　　——鲁迅　写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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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目录　（zk9406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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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珍贵史料】　八九学运的日日夜夜——一位清华学子的经历、见闻（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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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学运的日日夜夜
　　　　　　　　　　　　　　——一位清华学子的经历、见闻
〖荐者前言：

　　乎乎近得好友一卷日记，记载那“惊心动魄的五十八天”中的所见所闻，读后真
令人重生感概，又牵衷肠！特输入电脑中。全文自４月１５日至６月１１日，并带后
记一篇。除了荐者已知的入狱或逃亡国外者，对其他人名都作了改动。作者保留一切
权利。

　　希望网上的朋友，也能写出当时的见闻或了解到的故事，集腋成裘，为中国的历
史留下一份真实的记录。

　　若能讲讲自己马后炮的总结与评说，也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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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５日　星期六

　　下午上自习。５点钟从四教出来，外面刚下过雨，天空阴郁，空气潮润。长长的
校路两侧，高大的杨树枝叶茂密浓绿，形成一条湿绿浓荫的长廊。

　　骑车回宿舍，快到十食堂时，赫然看见十食堂前的广告栏上贴着大幅的白纸，上
书大字“耀邦永垂不朽！”。

　　心里格登一下，太突然了，这是谁开的玩笑？想想今天也不是４月１日，再说谁
会用这种事开玩笑。

　　回到宿舍一问，原来确有其事，胡耀邦于今天凌晨逝世，广播里都讲了。

　　心里很不好受。想想胡的经历，下台这几年来，既不能做，也不能说，还要被人
摆在政治局里作为党内团结的象征，真是太可怜了！再联想到他下台的原因，想到他
在这国家多事之秋，忽然长逝，连一句话都没能留下，他心里该有多少的遗憾和想法
，都再没有机会表达，真让人同情和惋惜！

　　胡是在８６年的学潮时因为态度不坚决，或者说同情和助长了学生的行为而下台
的。他是中国领导人中唯一一个能够用平等、理解和协商的态度来对待知识分子以及
学生的人。他对学潮的态度，以及他以往在解放“文革”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落实
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工作，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尊敬和学生的赞赏。而他也终因此而下台
。今天，在他担负着“党内问题”的阴影，默然辞世的时候，作为我们这些学生，如
果不能有所表示，那还有什么民意可言呢？如果当一位能够善待群众的领导人逝世时
，不能听到群众的赞扬和悼念，又怎么能抑恶扬善呢？

　　我对亚源他们说，咱们也写一幅贴出去吧。大家一致赞同。我拿来学国画用的宣
纸、墨、笔，由亚源写了“耀邦，我们心里难受”。

　　我觉得“难受”这两个字足以表达此刻我们心中的种种复杂的感受。

　　写好后，又落上“物理系六、七字班”的款，大家就拿了浆糊出去贴。我们估计
，到了明天，十食堂前肯定就都贴满了，我们这么早贴，到时肯定会被别人的盖了。
于是决定贴到三教前的广告栏去。大家便一起骑车过去贴了。

⊙　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６日　星期天

　　今天早上起来，首先关心的是贴出去的悼词怎么样了。吃早饭时（８点多了），
到十食堂前一看，果然贴得铺天盖地的。以往大家贴广告，只要没地方了，就会新的
盖旧的，层层叠叠起来。但这次对于悼词，大家都注意不覆盖前人贴的，广告栏贴完
了，于是食堂的外墙，树上，周围的楼墙上，都贴上了。更有长长的挽联从食堂屋顶
上挂下来。

　　骑车到三教前去看，这里还没有热闹起来。我们贴的大幅悼词赫然在目，成为进
入清华的人看到的第一幅悼词。

　　中午吃过饭后，听说北大已贴出了很多大字报，大家便决定过去看看。骑车到了
北大，三角地的广告栏果然贴出了不少大字报，也可以说是小字报。来这里看大字报
的人很多。我们分头挤入人群去看，其中有纯悼念的，有从胡身上讲到政治问题的，
有纯讲政治问题的，大约各占三分之一。

　　其中有一首诗挺有意思，摘录如下，

　　　　要等就等一万年
　　　　要把猴子等成人
　　　　要把凡人等成神
　　　　要把红旗等成裹尸布
　　　　要把猴子等成达尔文

　　这些大字报，嘻笑怒骂，或庄或谐，看了之后，真令人感叹作者的才思和文笔。
看来这大学生里有些人是真有才啊！

　　又看到一张悼念胡的大字报，说到对胡的逝世深感悲痛，不由得纵声一哭。在“
哭”字旁不知谁批道，春天到了，猫儿就叫春了。在这个批注旁又有人批道，你奶奶
死了，你哭，是猫儿叫春吗？也算是大字报一景。

　　看完大字报回来，我对那些表达政治不满，明显想掀起一场运动的大字报有些不
以为然。

　　我觉得这一次，只要充分地表达出群众对胡的褒扬和赞许就行了。要让共产党和
政府看一下，一个被他们贬损的人，人民却在赞扬他，这就足够了！至于再扯别的东
西，道理固然是那个道理，但说了又能怎样？闹起来又能怎样？中国是不会因此而改
变的。

⊙　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７日　星期一

　　今天校园里的挽词与大字报继续在增加，清华也开始出现政治问题的大字报了。
十食堂前贴得越发铺天盖地，贴的范围也在扩大，而不少旧的已不得不被覆盖了。

　　中午午饭以后，系里学生组的西扬和铎元老师，召集了一些班干部和同学到宿舍
楼的活动室开会，介绍了胡去世的经过。目的显然是为了澄清正在流传的关于胡是在
政治局会议上被气死的传言。

　　不过我认为这倒是小节。这种传言得以流传以及学生们所表达的情绪后的群众基
础，才是政府和党应该正视的东西。如果只是一味地解释这些小事，对群众的真实情
绪和要求漠然视之，好像群众只是因为听信了一些谣言而受骗上当的，这也太贬低群
众的智商了。既不解决问题，又徒然引起大家的愤怒！

　　不过，政府这次这么快地作出反应，会上介绍的情况又如此诚恳，让人觉得有点
一反常态。为什么他们如此重视这个问题，是否已预感到一种严重的危险？在我看来
，学生的这些大字报不像能闹出什么大名堂的样子。

⊙　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８日　星期二

　　校园里的大字报继续增加，新的不断出现，政治味越来越浓厚。其中一些指名道
姓地把矛头指向李鹏。对此我是不以为然的。我跟别人说，中国的政治都遮在一道黑
幕背后，普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那后面发生了什么。每一位领导人在报纸、新闻中看
来一个个都是道貌岸然，仿佛庙里的神像，谁也不知道他们各自究竟在政治中扮演了
什么角色。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把矛头指向某一位领导人，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要
说，李鹏也不一定该为目前这些经济，社会问题负责，他上台还不到一年，而此前搞
经济的一直是赵紫阳呀。

　　这些天，大家也一直在议论现在的形势。毛毛告诉我，早就有传言说今年５·４
会发生一场学潮，而各校领导也早就接到了指示，要注意学生的动向。

　　我对此感到奇怪，我觉得这几天得以出现这些事情，完全是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
。我一点也看不出在４月以前，有什么东西可以注定今天这些事情的发生。

⊙　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９日　星期三

　　新的大字报继续出现。开始听到有人到广场悼念、游行、演讲的消息。同学们都
说要到广场去看看。

　　晚上的电视新闻里，说有部分学生聚集在新华门前，不听劝阻，要求对话，并冲
击新华门。电视里播出了新华门前的镜头，只见学生和警察一外一里地挤在那里，大
家都动弹不得，气氛倒一点不激烈。又播出了几个武警战士流着鲜血的脸，说是被扔
进来的汽水瓶砸的。

　　看了这个消息大家都很兴奋，不少人要马上到新华门去看看。想到从清华到广场
要骑一个多小时的车，我就不想去，另一位同学把我的车给借走了。

⊙　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０日　星期四

　　天还没亮，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人把我叫醒，还了车钥匙，倒头又睡。

　　早晨起来，就听见满楼道都在讲昨天晚上警察打人的事情。是昨晚去新华门的同
学带回来的消息。他们有的人据说也被警察打了，有的说在西单设了警戒线，过不去
。

　　我认真地问了一下，看来打人的事是确实的。而且不只在新华门前打，大概在驱
散的过程中，向西一直追击到电报大楼。据说，连沿途出来卖早点的小贩都不能幸免
。

　　吃午饭的时候，到十食堂前，发现已贴出了许多控诉昨夜暴行的大字报。我想那
上面描述的场面也许有些夸张，但这样的事也绝对是有的。只差在烈度和数量的多少
而已。在这个社会生活了这么多年，对于警察对一切被“合法”地置于他们棍棒下的
人的粗暴，是一点也不觉得奇怪的！

⊙　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１日　星期五

　　大字报在继续揭露“血案”，号召人们起来抗议，要求惩办凶手，澄清真相。

　　是啊，在中国，像这样粗暴地对待群众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没碰到我们头上，
我们也管不了。现在既然碰到了我们头上，如果我们一点反应也没有，那真是让人欺
负到家了。

　　今天看报纸，对于这件在各校早已闹得沸沸扬扬的事，报纸上只有短短的一条报
道，说昨天凌晨为维护正常秩序而执行清理云云。新闻舆论的这种迟钝，或者说漠然
，也是激起同学们怒火的一个重要因素。碰到这种事情，你在报纸上一点看不到自己
的意见和声音。你只有自己上街去喊去叫，即使那样，报纸上也仍然可能见不到一点
消息和报道。

　　尤其令人气愤的，是“清理”一词，大家一致对此表示愤概。把我们当什么了，
垃圾吗？

　　又看到以“高联筹委会”名义的大字报说，今天晚上到师大誓师，游行到广场，
抗议暴行。大家也都知道，明天，胡的追悼会将在大会堂举行，据说按惯例广场今晚
１２点要封场。选这个时机去，正是要和他们较量一下。另外还可以悼念胡，的确是
一举两得。我决定晚上看看情况，如果组织得好，整个活动值得信任，就一起去看看
。我倒要看看警察是怎样打人的。

　　傍晚的时候，换了球鞋，在十食堂吃了晚饭。出来的时候，十食堂前已聚集了很
多人。过了一会儿，见一个穿军褂的瘦个子青年站上了一张桌子，他说，我们这次游
行一定要注意保持和平，我们的口号是反对暴力，抗议暴行，惩办凶手，澄清真相。
至于别的，就喊一个，要新闻自由。除此之外不要乱喊，尤其不要跟着队伍外的人乱
喊。

　　他这几句话，一下子赢得了我的信任，相信周围的人也有同感。看来不是瞎胡闹
或者太偏激的样子，可以跟着去看看。

　　这时侯有另一个人擎着一面大旗从４号楼的方向跑过来，白布上用墨笔写了“清
华人”三个大字。于是队伍开始移动了，说是出西门去和北大会齐。但有些人又说，
干嘛要去北大，我们直接去师大不就行了吗。于是有一部分人走南门去师大，大部分
人出西门去北大。走到化学馆前时，我回头一望，队伍很长，人也很密，估计有好几
千人了。

　　队伍出了西门，就看见前面见过的那两个学生，还有昭雄，还有另外几个人，在
跑前跑后地维持秩序，并号召同学们出来作纠察队。又有人说要队伍两边的同学把手
拉起来，防止队伍外的人混进队伍，也防止队伍被冲断。这样拉着手，走路就得侧着
身子，开始很别扭，可快到北大时，队伍两侧的同学差不多都把手给拉起来了，形成
了两条护卫队伍的长长的手链。我和亚源，毛毛他们也加入了手链的行列。

　　队伍很快进了北大的东门，北大的同学们还没集合起来，有许多同学在校道两边
欢迎我们。于是队伍穿过北大，从北大南门出去，沿海淀路继续南行。

　　队伍靠着马路内侧走。队伍很长，长长的手链使队伍变得紧密，整齐而壮观。
这就是清华人特有的风格，纪律，秩序和实在。

　　此时天色已渐渐暗下来，队伍走到黄庄附近停了下来，说是让北大的队伍走在前
面。清华的队伍稍向外让，在马路内侧留出一条通道，后面北大的队伍赶了上来，由
于赶得急，队伍拉得很长，也很稀疏。

　　过了很长时间，北大的队伍过完了。清华的队伍继续前进，手链自始至终没有放
下，过了一个路口又一个路口。

　　大约８点多时，走到人民大学。人大的队伍据说已先行到师大去了。不过人大临
街的宿舍仍有许多窗亮着灯，有些同学在大声地欢迎我们，这样大概又从人大带出了
一些人。

　　队伍在人大南边的路口折向东，向师大方向走。１０点半左右到了师大。这时队
伍已经很长很长了，各学校的都有。师大门口也聚集了很多人。此时再举行什么誓师
会已属多余，也不可能了。于是队伍没进师大，继续向南前进。

　　队伍沿着这条南北向的通衢大街一直往南走。不知什么缘故，渐渐地两侧手链的
行进速度与中间的队伍不一致起来。有时两边的手链不动，中间的队伍在走，有时中
间的队伍走得很慢，而两侧组成手链的同学却被扯得疯跑起来，有些地方跟不上就断
了，立刻就会有中间的同学跑出来接上。

　　大约零点时分，队伍在西单附近停了下来。这一停停了很久，大家也不知道前面
发生了什么事。

⊙　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２日　星期六

　　零点时分，队伍在西单停了下来。大家在议论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前面有消息传
下来，说是正在安排进入广场的事情。是在安排次序还是位置什么的，也可能有别的
原因。总之，队伍停了很久。这时候我想，这么大规模的行动，的确需要很好的组织
。尤其是消息的传递要及时，真实，让每一个参与者都及时了解现在的真实情况。否
则，就容易出问题。譬如现在，如果有人从前面跑下来说前面发生了什么非常事件，
即刻就会引起后面不清楚情况的同学的错误行动，从而造成整体的混乱。

　　幸好，还没有这样的坏人，而广大同学都特别注意维护行动的秩序和平稳。

　　同学们利用这段时间休息，有的离开队伍到附近的公厕去。回来时都要看过学生
证或经队伍里的同学承认才能穿过手链进入队伍。大家都很自觉，很配合，表现出一
种为同一目标而一起行动的团结。

　　说来也怪，从清华走到西单，这段骑车要一个小时的路程，竟然不觉得怎么累，
似乎很快就走到了。

　　在队伍行进的过程中，路边不断有行人向我们表示支持和声援。更有人看着长长
的队伍发出惊叹，说清华的三万人都出来了。其实清华全校的学生只有一万几千人，
这次我估计出来了五、六千人。

　　队伍终于开始动了，走上了宽阔的长安街。当队伍的先头进入广场时，队伍的尾
部还未离开西单，队伍每排４、５人，走得很密，估计有一万多人。

　　进了广场，中间的同学往前走，在正对纪念碑的空地上坐了下来，而拉着手链作
护卫的同学则向左右拉开，用长长的手链在广场上围出一大块空地，准备让所有同学
都在此圈内就坐。护卫线拉好后，大家原地坐下。每一个越过护卫线的人，都要出示
学生证或校徽，如果不是学生，我们就不让他进，或让他到专设的几个出入口去交涉
。大多数围观的市民都很理解我们，只站在线外围观，一边赞扬学生们组织得好。

　　各校的队伍在继续进场。一个外国记者扛着摄像机越过了纠察线，旁边的同学就
说，老外不是学生，也不能进去。几个同学就跑过去把老外劝了出去。

　　不久，又有两个青年越过了纠察线。我们的同学上去劝阻，他们不听，说，这是
市政府规定给老百姓遛弯的地方，凭什么你们学生就把它占了不让人走？我听了这话
也不知该如何反驳，可看这两个人一副痞子相，明摆着是要进来捣乱的，也不能听之
任之啊。几位同学只得好言解释，这两人仍是不听，继续往里闯。这时来了个老师模
样的中年人，对几个同学说，没事，你们几个跟着他们，他们走到哪你们跟到哪，一
直跟到他们出纠察圈为止。我想这真是个好办法。这中年人还说，这两个人前两天晚
上他也见过，来广场就是起哄，捣乱的。

　　我看事已解决，就退回纠察线上坐下。那中年人则一直在跑来跑去地指挥纠察。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学生的队伍早已进完。各校分区坐在纪念碑前。纪念碑上
有一些花圈、悼词、挽联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胡的巨幅画像，摆在纪念碑浮雕座
的正上方。

　　最早进入广场的是天津南开大学的几百名学生。他们是下午从北京火车站出来就
直接到广场的。现在场内有清华、北大、师大、人大、北钢、北工大和政法等大学的
学生。

　　坐在纠察线上，远远地望见有几个人蹲在纪念碑前在商量什么，好像是各校的代
表在讨论什么事。过了一会儿，就看见几个人走上了纪念碑，对着胡的像宣誓，转过
身来，又对着同学们宣了誓，并宣读了刚刚拟定的几条与政府交涉的要求。大意是，
重新评价胡的功过是非，否定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调查４·２０打人真相，
惩办凶手，新闻自由，公正报道等，共７条。

　　又过了一会儿，有人组织了新的纠察队来换班，一队队拉着手的同学过来替换我
们。我于是回到清华的队伍，找到几个本系的同学一起坐下来休息。

　　４月的北京，晚上的气温都在摄氏十度以下，广场上没有挡风的地方，大家只有
挤坐在一起，以御寒冷。

　　由于担心凌晨时警察会来清场，大家时刻都注意着周围的动静。我实在是累了，
反正有这么多人警戒着，我就把头埋在臂弯里打起瞌睡。

　　迷迷糊糊之中，似乎有好几次听见大家喊警察来了，但最终什么事也没有。

　　一觉醒来，腰酸背疼，浑身发凉。于是站起来四处走走。此时天色一片漆黑。我
到广场南端上了厕所，转回来时，发现场上的人数比初入场时少了很多，纠察线也没
了。四外也没有什么人。同学们都密集地挤坐在纪念碑正面的广场上，最前面有一堆
人围着，我凑过去一看，原来是有人坐在内圈演讲。

　　转了一圈又回到队伍里坐下，和旁边的人聊天。他告诉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杨
尚昆曾提出要进行军管。我听了觉得莫名其妙。军管？杨主席何出此言？

　　在４月的北京这个清冷的夜晚，坐在空旷的广场上，我怎么也不能把军管与眼前
的事情联系起来。况且，这个会议显然是在今天以前开的，是什么东西令杨主席一下
子说出如此强烈的字眼？

　　天渐渐亮了，广场上的同学们开始活动起来，广场上其他的人也渐渐多了。快５
点时，我来到国旗杆下，这里已聚集了很多人。５点多的时候，国旗班的战士扛着国
旗出来了，迈着正步走过金水桥，长安街，来到国旗杆下，用一个接一个的规范动作
，挂旗，升旗。不是节庆日，所以，人只有两个，也没有国歌，一切都不如我想像中
的有气势。

　　转过头来，在晨曦中见到一队同学在广场上跑步，领头的就是那个在十食堂前站
上桌子的同学，他叫查敏。

　　顺着开阔的长安街向东望去，天际已显出明亮的霞光。黎明的广场，充满了朝气
和希望。

　　到了上午８、９点钟，不知怎的，广场上的学生又多起来了，纠察线也重新拉了
起来。但今天广场上的游人并不多，因为上午大会堂要开追悼会，广场外围布置了警
察的警戒线，游人进不来。我没离开广场，这是听上下班路过的人讲的。

　　过了一会儿，学生代表向我们说，已和治丧委员会交涉好，追悼会期间学生在广
场上，通过广场上的音柱广播追悼会实况。

　　过了一阵，音柱响了。追悼会开始，广场上一万多学生全部起立，在哀乐声中肃
立默哀。大家一直默立着，直到追悼会结束。

　　追悼会结束后，在代表的指挥下，学生们从纪念碑正面转移到面对大会堂东门的
广场上。此时马路对面已布置了由士兵组成的警戒线。他们身穿军服，腰扎皮带，空
着双手。学生的队伍就在马路这边，正对大会堂东门坐了下来，纠察队则拉着手站在
外围，我站在队伍最后面的纠察队里。

　　远远地望过去，参加追悼会的人正在退场，纷纷地从大会堂的台阶上走下来，钻
进汽车扬长而去，对面前静坐的２万多学生，完全视而不见。

　　这时学生们喊起了“对话，对话”的口号，许多同学在翘首张望，看李鹏是否会
从这里退场。

　　很快，参加追悼会的人都走光了。远远地望见有个身穿白衬衣，身形略胖的人在
大会堂的台阶上。又看见几个学生走过马路，到那边在交涉些什么。

　　追悼会后，胡的灵车，据说按惯例是要从东门前这条马路通过的。

　　过了一会儿，看见走出去的几个学生退了回来。同时，马路对面的士兵并排向马
路这边走来，一直走到学生队伍的前面，前排的同学站了起来，后面的同学也站了起
来，再后面的同学看不清前面的情况，也跟着站起来往前涌，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这时，坐在队伍最后面的同学们急了，大家一起有节奏地喊，“一二，坐下，一二，
坐下。”渐渐地，前面的同学坐了下去，而走过来的士兵也排成一排与学生面对面地
坐了下来。

　　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据说灵车以从别的门开走了。马路队面又开来一队一队士
兵，都是扎腰带，空手，在大会堂前布下了一道又一道人墙。

　　双方就这样僵持着，学生们一遍一遍地呼喊要求对话，和平请愿的口号。而见到
的只是一队队面无表情的士兵。几个代表不断的越过人墙到大会堂去交涉。

　　这时，由于追悼会结束，外围警戒线撤除，广场上的游人多起来了，很快恢复了
往日游人如鲫的场面。而这静坐抗议的２万多学生，立刻成为人们注意的目标，人们
纷纷围过来看个究竟。人很快围了密密的一圈，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的情况，就往里
挤，而大量的人还在继续围拢过来。纠察队现在已不是手拉手，而是手挽手地拼命抵
抗着人潮的压力。

　　我心里觉的不妙，中国人的习惯，向来是哪里围的人多就往哪里凑，这人越围越
多，一旦拥挤践踏起来可就危险了。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只有挽紧手，拚力用
脊背抵抗着人们的压力。我同时大声地回答周围群众的提问，解释我们来这里的目的
，试图缓解一下人们好奇的压力，求得大家的理解和协助。

　　这个时候，看见前面的代表在向同学们宣布什么东西，前面的同学都活跃起来了
。后面的同学不知何事，纷纷叫前面传下来。很快有纸条传下来，也有人走下来说，
李鹏已答应对话，时间我记得是下午１点，也可能是２点。同学们于是决定等待。

　　这时有一只大乌鸦，像一片黑色的纸鸢，在大会堂的屋檐前缓缓地滑过，同学中
爆发出一阵哄笑。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快到中午了。广场上的游人已没原来多，围观的人也不
再往前挤了，纠察队的压力缓解了不少。大家对李鹏答应对话的消息本来就有所怀疑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越发不相信了。

　　这时看见有三个代表走过了士兵的封锁线，走上大会堂的台阶，在台阶顶上跪了
下去！中间的一个，好像是查敏，手里高高举起一个纸卷，那里面写着此次的七条请
愿要求。

　　这个行动立刻引起了同学们的骚动。我和周围的同学非常不满，大家纷纷地喊：
“站起来，站起来”。是啊，凭什么要跪呢？

　　我心里觉得这个行动未免有些太夸张，有煽情的意图在里头。

　　三个学生依然跪着，前排同学的情绪明显地激动了，纷纷站了起来。后排的同学
又多次地喊：“一二，坐下，一二，坐下”。前面的同学终于又坐下了，但最前面的
几排同学依然站着，原先坐着的第一排士兵也站起来了，双方的冲突倾向在增强。

　　时间在推移，每一分钟都走得那么慢。三位学生依然跪着，请愿书高举过头。我
远远地望着大会堂，在正午明亮的日光下，空气中却弥漫着淡淡的尘埃，大会堂巍峨
的轮廓，屋檐下硕大的国徽，台阶上三个长跪的身影，台阶下一道道层叠的军装，一
切都笼罩在明亮而迷蒙的雾气中，给人一种遥远而不真实的感觉，像是一部旧的新闻
纪录片的镜头。

　　我知道，历史正在我的眼前发生！

　　这个时候，有一位同学被从前面扶了下来，他已经激动的不能自持了，“凭什么
，凭什么给他们跪下？”他声泪俱下地说。旁边的同学都想法安慰他，想让他平静下
来。

　　这时前排同学的情绪再一次激动起来，向前涌动，前面大概也有纠察队，在拉着
手拦住这些要冲上去的同学吧。

　　旁边一些市民就说，你们可千万不要往上冲啊，他们正等着你们这么干呢。你看
吧，你们要往上一冲，这些兵保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明天你就会在报纸上看到士
兵被打，被踩伤，大会堂被砸的消息。马上他们就有借口对付你们了。

　　后排的同学由于离得较远，情绪基本都能保持稳定，大家又多次呼喊前面的同学
坐下。

　　在这个过程中，大会堂里曾有几个人走出来想扶三个同学起来，要接他们的请愿
书。但他们执意不肯，大概是不愿交给这几个毫无权力的工作人员，一定要逼政府领
导出面接见学生吧。

　　又过了好一阵，三位跪着的同学终于站了起来，退回了队伍中。前面的代表在紧
张地商量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听到前面有人用手提喇叭对同学们说，鉴于目前场上
气氛非常紧张，为了避免发生危险，现在开始退场，请大家保持秩序，等等。

　　队伍开始动了，向广场西南方向移动。纠察队继续拉着手护卫着队伍行进。同学
们议论纷纷，都非常气忿。队伍里已出现“罢课”和“五·四再来”的声音了。

　　从这次示威请愿的整个过程看，虽然存在有意激化同学情绪的行为——下跪，但
是，从昨晚到现在，各学校近２万名学生在广场进行了长达１２小时的静坐和请愿，
到最后政府居然连一个代表都不能派出来面见学生，连接一下请愿书这样的例行程序
都不做，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这是对在场２万名学生的蔑视，是对全体学生乃至人
民群众的意见的蔑视！这种迟钝，漠然和蔑视，正是官僚们，领导们对待群众的一贯
作风。就冲这一点，这件事就得闹下去！

　　面对２万人的呼声，政府连一点反应都没有。这还是一个自我标榜为为人民服务
，虚心接受人民意见的政府呢！

　　队伍沿着前门西大街往西走。从昨晚６点到现在，经过近２０小时的奔波劳累后
，大家都很疲劳了，队伍已不再整齐，纠察队也撤了。大家一边气忿地议论着，一边
向前行进。我看到卓生非常气愤地在路边向行人讲这次请愿的经过。许多同学在到路
边买汽水和食物时，也纷纷向关心的行人讲述请愿的遭遇。行进中，不断有人给我们
送来整盒整盒的冰棒。

　　由于大家都很疲劳，有许多同学离开队伍去坐公共汽车回校。有的学校还派了车
来接本校的学生回校。有些同学则不好意思，要坚持走回学校。不过，大家都劝女同
学以及体弱，疲劳的同学乘车回校。

　　过了复兴门以后，又有一批同学乘车回校。车上车下的同学挥手告别，相约继续
斗争。

　　剩下的人，不多了，但都是坚决要走回学校的。我们沿西二环路往北走，一到西
直门。师大的同学告别回校了。

　　剩下的清华，北钢，北航的同学继续往北走。走到蓟门桥时，我觉得实在是太累
了，想想前路还这么远，简直不可能走回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辆空的公共汽车
追上了我们，司机师傅让我们上车，要送我们回校。我们仍是执意不肯，继续前进。
过了一会儿，司机师傅捧着一箱苹果跑上来送给我们。这苹果又小又青，在平时，我
是决不会买来吃的，可现在，简直是雪中送炭呀。我吃了一个苹果，立刻感觉好多了
，精神又来了，走回清华完全不成问题。

　　大约下午３、４点钟的样子，回到了清华。精神居然还很好，不觉得怎么累。十
食堂前已贴出了讲今天请愿的大字报。罢课的呼声已经越喊越高了！是啊，事情不能
就这么完了！再说了，不罢课怎么行，下星期一还有期中的最后一门考试呢，现在这
么累，怎么复习得了，又怎么静得下心来复习呢？罢，罢，罢，一定要罢！

　　回宿舍时，在楼梯上碰到昭雄，我说，老昭，组织得不错。昭说，怎么是我组织
的呢？一边就跑上楼了。

⊙　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３日　星期天

　　今天上午起来，就担心不知道罢课的事怎么样了。清华的同学我知道，学习这个
东西是很看重的，要罢课可不那么容易。

　　跑到本班的宿舍，迎面碰到班长，他说正要去找我，说是各班投票表决是否罢课
，问我投什么票。我说当然是赞成罢课。班长说那行，其实咱们班的结果也定了，同
意罢的是大多数。

　　等进了他们的宿舍，见到西扬老师正在和同学谈话，安慰他们说不要担心，对于
罢课影响了的课程和考试，期末时学校是会考虑到这个特殊原因的。我听了这话很奇
怪，学校居然这么快，这么容易地接受了罢课，仿佛这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实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同时也很高兴，既然学校已是这个态度，那么罢课显然已无任何顾虑
，准成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看见十食堂前贴出了署名“清华筹委会”的大字报，说是为了
组织好这次运动，有必要成立一个组织，下午各系到主楼前开会，产生代表组成筹委
会。

　　下午，楼道里的同学们都要去开会。大家在楼前集合，找了两根竹竿，小胖把他
的一条旧的白床单撕了，大家写了“坚决罢课”等口号，做成横幅，其他一些同学还
撕了些布条绑在额上，也写了“罢课”等字，然后大家一路游行到主楼。

　　到了主楼前的空地上，这里已聚集了很多同学。大家进场坐好，主楼的台阶上站
了些人，大会就开始了。号召每系推选，自荐也行，两名代表，组成筹委会的各系代
表大会，为立法与决策机构，再从代表中选一些人担负各部的工作，执行实际工作。


　　很快代表都上了台。大部分是自己主动走出来的，昭雄，查敏，都在其中。学仁
也走了上去，他是我们系的学生会主席，我对他可没什么好感。其他一些人也引起了
同学的争议，同样因为他们是学生会的干部。

　　不过很快地，代表还是确定下来了。会上宣布，筹委会将马上建立各个工作部，
请愿意参加工作的同学前去报名。工作地点现考虑借用１８号楼的校学生会办公室。
并宣布明天举行校内游行，正式罢课。

　　会议结束后，我们一帮人又举着横幅，游行返回了宿舍。

　　今天楼道里的同学们都在纷纷议论昨天的请愿。亚源他们几个当时在前排，他说
，前排和后排的气氛就是不一样。前排的气氛真是太激烈了，那些士兵就在你跟前啊
，双方对立冲突的情绪非常强。

　　也有同学在打听三个下跪的学生是谁，大家都觉得这是成心煽动的行为。有人说
现在党内斗争很激烈，要注意有人想利用学生。

　　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和要求，不管他共产党内谁上台谁下台
，我们的要求都是一个，要民主，自由。具体地说是公正对待学生运动，新闻要自由
，公正报道。像昨天那样对广大同学的呼声毫不理睬的行为要坚决反击！

　　今天还看到一张自称北大一学生的大字报，说４月１９日晚冲击新华门的事是北
大的李淑娴教授（方励之的夫人）和王丹等组织的，有意激起警察打人，事后更极力
渲染为“血案”，以便激起同学义愤，扩大运动。读后不禁一惊，想想这事也是极可
能的。可是，政府的行为难道就对啦？就冲政府处理这些事情时所表现的态度，我们
就有闹下去的必要！

⊙　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４日　星期一

　　上午，举行校内游行。同学们聚集在十食堂前，筹委会的人统一了一下口号，大
家便沿校道往南走。原计划是不出校的，可走到去主楼的十字路口时，前头没有拐弯
，继续往南，奔南门去了。怎么临时变卦了，我和一些人挺着急。有的人则说，大家
的情绪很高，走出去扩大一下影响也好。

　　队伍出了南门，转向东，看来是要沿清华外围转一下，从东门回校。这段路倒也
不长。经过路口时见筹委会的人在维持秩序，挺着急地来回跑着，看来他们也希望队
伍尽快回校。

　　队伍进了东门，经过主楼，又回到十食堂前，就散了。学生的罢课就这样确定了
。

　　但老师们并没有宣布罢教，所以还要按点到教室去。听六字班的同学讲，我们在
校内游行时，六字班有几个女生还真去上课了，大概心里还有些不踏实吧。到了教室
见空荡荡的只有一个老师坐在那里，老师问她们，来干什么？挺高兴地要和她们聊聊
。她们说来上课，老师立刻就说，你们是不是缺心眼儿啊！

　　其它教室的情况大概也差不多，不是一个学生也没有，就是只有一两个学生在和
老师聊这些天的事，课是上不成了。

　　中午在宿舍里聊天。有个叫泉仁的六字班的同学讲了很多。他说开头以为同学们
不过是闹一下就完了，没想到大家竟是这样认真，这样坚决和团结。他２２日早晨到
广场去看，很受感动。大家一晚上走到天安门，一宿又冷又饿，却仍在那里坚持，真
不容易！同学们这么辛苦，这事咱们要好好干！

　　泉仁的家在四川攀枝花，一个偏僻的钢铁工业城市。他们家是支边去的。他接着
谈起所见所闻的社会上种种不公正，丑恶的东西，引起了大家的同感。说完，泉仁就
走了，像是要去参加筹委会的工作。

　　我很佩服这种人，这是一种说了就干，能任事，而且敢作敢当的人。

　　下午，２００里就忙开了。大概１８号楼校学生会的办公室一时借不到，我们１
６号楼２００室就成了筹委会的办公地。２点多时还来了一大帮记者，国内国外的都
有，采访，拍照了好一阵。大概是筹委会组织的记者招待会吧。

　　２００旁的活动室成了宣传部的印刷间。屋里摆着几台手推式油印机，同学们在
忙着印刷传单，宣言，请愿要求等宣传品。干印刷的大都是这层楼里六字班的同学，
我也加入了。

　　宣传品不断印出，各系的分会都来取，还有好多同学直接来领取，供上街宣传之
用。已经开始有同学三五个一组，或一个班，一个宿舍地上街宣传，募捐了。

　　这些宣传品的主题，都是宣传学生请愿，罢课的原因，目地和要求的，没有偏激
或全面攻击，打倒的言辞。大概筹委会已定下了宣传方针，而清华大部分同学也是有
这样的共识的，那就是不喊打倒某某人的口号，就事论事，坚持我们的原则和要求。


　　不过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已出现了很多攻击某些领导人，抨击高层领导搞腐
败，搞裙带，以及论述国家整体体制和政治问题的大字报，而且越来越多。

　　晚上再到活动室时，见到一个高个子的同学，一脸疲惫，站在那里都摇摇晃晃了
。他说他叫哲明，是那里的负责人，希望我配和工作。我说好，就继续忙印刷的事。


　　晚上瞅空子跑到隔壁和昭雄聊天。昭雄、卓生是我们系五字班的学生，我跟他们
是在参加校、系辩论赛时认识的。他们一起的几个哥们都是那种有思想，能任事的人
。这样的人在学生里似乎一届比一届少了。

　　我觉得现在筹委会行事的风格与做法，正像他们的想法和作风。

　　昭雄告诉我，在２１日傍晚，他和现在筹委会的这几个人，像查敏、展云，都不
认识。当时看见人已聚了很多，又没人组织，所以就出来组织一下，事先与外校也没
有联系。那面“清华人”的大旗，是展云见没有任何清华队伍的标志，临时跑回宿舍
去做，临时写的。

　　４·２２回来后，事情显然是要持续地搞下去了，清华的学生迫切地需要一个组
织。他们几个在４·２１里走到一起的人，就出头组织了４·２３的大会，成立了筹
委会。

　　至于筹委会下面的计划，是继续宣传和罢课，并与各校联合行动，促成对话，使
这件事有一个完满的解决。

⊙　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５日　星期二

　　上午起来后继续到２００印宣传品。今天来领宣传品的同学越发多了，大都是要
到校外去宣传，募捐的。为了同学们的安全，凡是领传单到校外去的，我们都请他们
留下姓名和宿舍地址，万一出事也好查证。

　　今天在１５号楼上同学们建了个广播站。放大器是自己做的，喇叭是用捐款买的
。开始播音以后，宣传的气势十分强大。

　　哲明到广播站去负责了，卓生让我负责这边的印刷，说如果买什么宣传上用的东
西，开发票时抬头写“筹委会”，找他报销。

　　印刷在继续，纸没了，我就到学校的小卖部去买了一大叠几百张的纸。那是当草
稿纸卖的，纸很薄，不太好，也凑和了。蜡纸没了，我就到别的楼要了两张。现在除
了筹委会的这个印刷点，许多系都有了自己的印刷点，校内的纸张，蜡纸一下都卖光
了。

　　在这里一起干的，有一个叫万原的数学系七字班的同学，他负责写稿件及外出宣
传。还有一个女同学，另外就是我们系六字班的同学了。

　　上午筹委会在十食堂前贴出一份声明，宣布工作的宗旨等。并明确宣布，筹委会
是同学们选出负责组织清华学生参加学运的机构，只对全体清华同学负责，不听从任
何校外组织的命令。但将与各校，以及“高校自治联合会”配合行动，共同搞好学运
。

　　大概快中午时，听说市政府要和清华的同学对话，筹委会正在西阶召开全校班代
表会议，讨论这件事。有的同学听到这个消息立刻说，为什么单单和清华对话，要对
话应该和所有高校的代表一起对话，这是想离间清华和其他学校，清华不能单独和政
府对话。

　　我瞅空子跑到西阶，教室的门已经关上，只听见里面辩论的很激烈。又见昭雄等
筹委会一帮人，聚在西阶外宣传栏后在商讨什么，过了一会儿，他们又一起走进了西
阶。

　　从西阶回来后不久，就听说对话的事遭到同学们的否决。筹委会曾提出辞职，但
同学们又拒绝了。

　　下午，开始传来许多不好的传言，如军队正在调动，某某军准备进城，要对学校
进行军管等，气氛开始紧张了。

　　靠近傍晚时，正在１４号楼前的路上走着，忽然，沉寂了几天的校广播台响了，
正在转播中央电台播出的一篇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播音员那清晰而
有力的声音在整个校园的上空回荡着。社论将学生的行动定性为“由极少数别有用心
的人”欺骗，利用学生而制造的一场“动乱”！

　　我忽然有一种恐怖的感觉，仿佛看到一道沉重的铁幕正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坚
定地越过天空，马上就要合拢了！

　　社论已经彻底否定了学运，随之而来的就将是严厉的措施了。

　　除了恐怖之外，我感到的就是愤怒。先是不予理睬，看你越闹越凶，不理不行时
，就一棒子打死。这是什么作风，简直不拿老百姓当一回事了！对这种恶劣的态度，
一定要给予反击！

　　这种作风，其实是他们的一贯作风，大事小事上都有。这正是为什么大家总是心
头有气，为什么所谓的“动乱”，“学潮”一次次发生的原因。这样的事，在共和国
的历史上发生了多次，每一次当政府挥起大棒的时候，群众的运动就夭折了。

　　这一次，不管怎样，我们都不能老老实实地束手就擒，就是失败也要喊出我们抗
争的声音！宁愿斗争而失败，决不退缩而保全！

　　听完社论回到２００，见到万原，他的情绪非常激动，拿起一个手提喇叭就跑出
去抗议社论的诬蔑。这时２００里暂时没有什么印刷工作，因此也没有什么人，只有
那个女同学在。

　　过了一会儿，万原回来了。我们三个人便议论起社论的事。忽然外面的广播又响
了，万原很激动地拿起喇叭到阳台上对着楼下又是一番驳斥。完后退回屋内，一下子
躺在桌上，对着天花板出神。我想他受的压力要大些，这两天他一直在积极地到处宣
传，估计出头露面的机会多一些，一旦事态逆转，要算起账来，他怕是不容易过关。
而我呢，几乎什么也没干，也没出什么头，要开脱是很容易的。

　　社论播出后，校园里的反应非常激烈，同学们都表示不能接受，上街抗议的呼声
已经出现了。同时大家也明白，这个社论的播出，意味着政府已准备动手镇压，如果
上街，面对的将很可能是棍棒和水龙！

　　有人告诉我，这种把“人民日报”的社论在刊登前一天晚上用新闻广播先行播发
的作法，是“文革”中传下来的一种惯例。当然，只用于那些意义重大，决定性的社
论。

　　我来到隔壁找昭雄了解上午开会的情况。昭雄告诉我，其实这次对话是应他们的
要求安排的。他们考虑到除了宣传之外，还应该设法与政府进行沟通，反映学生的意
见，了解政府的看法。因此他们上午向学校表达了这种愿望，经学校与市政府，市委
联系，安排了这次谈话，原订是下午２点到市委去谈的。这是很有益，很有帮助的事
情嘛。

　　可是同学们不同意，我们也没办法。后来我们说那么让我们几个人以个人的名义
去和政府谈谈，了解一下情况，同学们还是不同意。后来我们提出辞职，同学们也不
同意。

　　听了昭的介绍，我觉得他们做的是对的，很有建设性。可是同学们的担心也是有
理由的。在这种新闻工具完全操于政府手中的情况下，一旦此事发生，谁知道政府会
怎样宣传？很容易就被政府利用，而且会引起各校对清华的误解，就是参加者本人，
也会因歪曲的报道而受损。我想，老昭他们大概也感到这样做风险太大，所以才开会
希望得到全体同学同意的授权！

　　这时泉仁进来了，非常累的样子。这两天只看见他几次，都是来去匆匆地，忙的
不可开交。泉仁进来后就坐下，身子趴在桌上，拿了个杯子要喝水，倒水的同学一不
小心，把开水倒到他手上，过了好几秒钟才听见他叫烫，反应都累迟钝了。

　　泉和昭聊，说现在外面的消息很不好，若学生明天上街估计会受到棍棒和水龙的
对待。昭让泉出去躲一躲，泉点头答应。我说下午有一拨女同学来领宣传材料，说明
天要上街宣传，我把她们的地址留下了，明天我可以去看看她们是否安全回来了。昭
雄立刻对我说，你还等她们出事吗？马上去找她们，告诉她们明天不要上街。我说好
的，就离开２００往６号楼去了。

　　进了６号楼，里面叽叽喳喳地气氛很热闹，在楼梯上正好碰见那几个女生，我对
她们说，现在情况很危险。筹委会的意见是大家明天都不要上街，所以我来告诉你们
一声，明天不要上街宣传了。她们点头答应。

　　从６号楼回来，又开始忙印刷。隔壁筹委会关起门来在开会，大概是讨论对当前
局势的办法吧。晚上１５号楼上的广播站又响了，播发了好几篇驳斥社论的稿件，还
播出了一些抨击腐败和官倒等问题的稿件。许多同学站在１５号楼前听着，议论着。


　　筹委会的会议还在继续，我不知道他们会作出什么决定。从同学这方面来讲，现
在的呼声都是要上街抗议社论，我倾向于这样做。只是鉴于可能面对的危险，要么不
动，要动就应该各校一起动！

　　筹委会的会议仍在继续。和我一起干印刷的那个女同学叫林冉，是工学院６字班
的。我让她利用到隔壁取稿件，倒水的机会，看看里面在谈什么。她出来后说，看不
出个所以然来。

　　筹委会的会议终于结束了。我进去时，只有昭雄一个人在，我问他情况如何。他
说，现在政府已决定镇压，如果同学们上街抗议，肯定会流血。一旦流血，事态将会
进一步扩大，那个时候，情况就会变得更加混乱和激烈，就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有组织
，有目的地控制的了。我点头称是，觉得他这番分析实在是想得很远的。昭接着说，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事态推到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地步呢？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所以
我们筹委会决定，明天不组织同学上街，并呼吁同学们从长远出发，也不要上街。因
为一旦上街流血，政府这张脸皮撕破了，会越发变本加厉，我们可能会落到一个比以
前更黑暗，更不民主，更受压制的地步，这不是反而更糟了吗？

　　我说你讲的很有道理，我也很同意。但是，现在同学们的情绪很激动，筹委会不
组织上街，那么清华可能没有大规模的上街游行，但少数偏激的同学还是会上街。因
为他们人数少，就更有可能受到打击，照样会流血，那时你怎么办？上街还是不上街
？事态照样还是会恶化的。

　　昭说筹委会现在决定先发一个声明或号召，要同学们保持克制，继续罢课和在校
内游行，抗议，但是不上街。然后筹委会宣布辞职，成立一个“各系代表联席会议”
作为过渡，让事情慢慢地冷下去。

　　昭说，我们这么做，肯定有同学要骂我们的。这点我们已经想到了，为了对历史
负责，我们准备承受这些责骂。

　　话说到这一步，就没法往下谈了。我觉得昭的情绪已经不对了，有一种不想再干
任何事情的放松感。事情看来已不能指望他们了。

　　这时卓生进来了，对广播站那边的情况表示忧虑，担心激动的同学会抢占广播站
来号召激烈的抗议行动。

　　这时昭让我把筹委会的那份最新决议送到广播站去。卓对我说，你注意看看情况
怎么样，要是情况很乱，你干脆脆悄悄把广播的线路剪断。我一边含糊地答应着一边
心里想，我可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再说剪断线有什么用，人家还不会接上？

　　到广播站去送决议。那里仍在广播。门外的确聚集了一些激动的同学，要求进去
发表自己的看法。

　　回到２００时，老昭、卓生他们已经走了。过了不久，各系代表联席会议在那里
召开。这都是一批新面孔。会议开了一会儿后，我也加进去旁听。

　　听着听着，我发现这些人的感觉不对了。这不是那些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的人，
而是一些学生“油子”。我不知道他们在自己系里是干什么的，但直觉告诉我，他们
是属于学生会干部那种类型的人。这种人是不会为了同学的利益或心中的理想去赴汤
蹈火的，他们只是计算着自己的利益，世故而圆滑，充其量不过是投机分子。而现在
的形势，也无机可投啊。

　　这样的人在一起讨论，其结果可想而知了。我想起白天来领材料的人中，有一个
叫鲁博的，是林冉同年级的学生，他跟我谈了很多，是个挺有想法的人。他们在１１
号楼自己也办了一个广播站。我决定把他拉来，平衡一下会场气氛。

　　走进１１号楼，一片黑灯瞎火的。时间已是晚１１点以后，过了熄灯的点了。我
找到鲁博的寝室，他还未上床睡觉。我于是把他叫出来，请他去一起讨论。他于是和
我一起来到２００。

　　会议进行到大约零点左右，就散了。

⊙　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６日　星期三

　　零点时分，各系代表联席会议结束了讨论，结果仍是要把事情凉下去。这些人都
不是干事的人，推选了一个主席，叫刘勋，是力学系的研究生。刘勋留下来草拟联席
会议的成立声明，其它人就走了。

　　深夜，校园里一片寂静，但气氛却很紧张。人们担心军队和警察会趁黑夜进入学
校抓人，尤其是袭击像广播站，２００的筹委会办公点这样的地方。

　　楼道里的同学都睡了。因为女生宿舍６号楼已关了门，林冉回不去，就决定一起
在这里熬个通宵。２００里有我，林冉，刘勋，还有其他几个人。

　　忽然间，楼前起了一阵骚动，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一阵紧张。过了一会儿
，见卓生脸上带血地走了进来，我们赶紧问怎么回事，旁边的人解释说刚才在楼下碰
到两个喝多了酒的人，口角起来，把卓给打伤了，不过不严重，没什么事。

　　又过了一会儿，不知从哪里飘来一股焚烧纸张的气味，大家又紧张了一阵，最后
又安静下来了。

　　夜正深，我和林冉在聊天。林冉说冷，我就到宿舍去拿了条毯子给她披着。聊了
一阵，刘勋也加入了，一边写着他的东西，一边跟我们说了很多。他说他在这个时刻
站出来挑这副担子，为了长远的考虑要让这事凉下去，他是准备着挨同学的骂的。同
时，也做好了进监狱的准备。他要我帮他找本宪法，万一进了监狱就要以法律为武器
跟他们斗争。我一边答应，一边心里想，这人要真是这么想嘛，倒也不容易，值得佩
服，不过我总觉得他的话说得太大，有点给自己壮胆的味道。

　　聊着聊着，天渐渐亮了。刘勋的东西也写完了。这时，昭雄、学仁、查敏等一帮
筹委会的哥们进来了，他们的情绪明显地放松了，人也活泼了，彼此间表现出一种共
过患难的兄弟般的亲热。

　　我看着他们，知道清华的组织已经完了。

　　这时刘勋让我把他写好的声明拿到广播站去，并转告广播站今天晚点开播，并且
不要播那些号召上街游行的稿件。

　　我和林冉到了１５号楼。时候还很早，同学们都还没起床，广播站的门锁着，没
有人。我和林就在楼梯口等。林找她在这楼里的哥们要了杯水和一些饼干，我们就边
吃边聊。

　　林对我说，咱们是不是也该撤了？我说，我心里也正是这句话，你看老昭他们的
情绪，已经完全撂挑子了。接手的又是那么一帮人。那里面就刘勋还像个样子，不过
他刚才口口声声说不害怕，我看这正是害怕的表现。

　　林说，我看刘勋就属于党员，学生会干部那种人。我怀疑他是学校派来的，让他
出头平息这场事端。你没听见他刚才反复地说什么一个人只有一次政治生命。

　　林接着说，咱们不能光自己撤，还得拉上几个人。一个是哲明，这哥们不错，不
能让他们给卖在里头。还有一个是华华。

　　我问华是谁，林跟我描述了一下，我才想起来。那是一个小个子烫了一头卷毛的
同学，昨天白天在２００出现过几次，负责把稿件传送给１５号楼的广播站。

　　林说华是她们系５字班的同学，说他这个人容易冲动，也不能让他栽在里头。

　　正说着，哲明进来了。我们截住他，把稿件交给了他，把口信也说了。然后跟他
讲了现在筹委会的情况，建议他尽快脱身出来。哲明表示同意。

　　从１５号楼出来，我觉得不能让事情就这样完了。我跟林冉说，要到１４号楼去
找个人，跟他谈谈这事。

　　我找的这个人叫蒋霖，是社科系的研究生。他们这个班有点特殊，不是从大学应
届生中招的，是从各地的青年干部，如团委书记等中招的。是一些在实际社会中滚打
过的人，都是一些有想法，有深度和有才干的人。我和他，也是在辩论赛中认识的，
昭雄他也认识。

　　我找到他时，他刚起床。见了我很欢迎，说这些天他们一直在讨论和注意着现在
的形势，也很希望能与筹委会的人讨论一下。我把筹委会目前的情况告诉他，希望他
能出面和老昭他们谈谈。他听了就说，老昭他们怎么会这么想？唉呀，其实情况到了
这个地步，你退也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呀。我再找几个同学，一定和老昭他们谈谈。

　　从１４号楼出来，林冉很着急地对我说，你不要再掺和这些事啦，我看你已经陷
得够深的了。刚才在屋里时，她就曾暗示我不要再谈了，赶紧走。

　　我说，得，我现在也不管了，咱们找华华去。

　　从宿舍里把华华叫出来，在东大操场上遛了一圈，林冉才小心翼翼地把筹委会现
在的情况告诉他。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华华看来不像个会很冲动的人。

　　华华也同意从这件事脱身出来。我说现在情况很明显，筹委会垮了，清华不会有
大规模的行动。清华不参加，人就少了很多，眼看各校就将被政府各个击破，这种情
况我实在看不下去，咱们干脆离开北京，出去玩吧。反正这课有阵子也不能上了。他
们都没有异议。我说那我知道一个好地方，五台山，那里我去过。最后我们约定分头
回宿舍休息，收拾东西，下午聚齐出发。

　　回到宿舍我就急匆匆地往背囊里塞衣服，可装了几件就停下来了，熬了一通霄，
决定还是先睡一觉在说。

　　快到中午时醒了，躺在床上就听见广播站在广播筹委会的声明，出乎我的意料，
他们倒没宣布辞职。我觉得事情似乎又有了转机。

　　这时林冉进来找我，我坐在床上对她说，咱们别去五台山了。你听见筹委会的声
明了吗？事情似乎还有可为。林冉说她也这么看，就走了。

　　下午起来，楼道里同学们在继续议论着上街游行的事。大家都一致认为，上街八
成就会流血，同时大家也认为，现在已没有退路，必须上街抗议。现在筹委会又不见
了，各系代表联席会议也是个空城计，清华园里出现了群龙无首的局面。但同学们的
意见，都是倾向于上街抗议的。

　　在楼道里遇到毛毛，两人来到楼道尽头的阳台上，我跟他讲了我所知道的筹委会
的情况，毛毛说，现在情况很清楚，接下来就是军管，然后各校开始处理学生，事情
已经到了最糟的境地了。我说，军管？可能吗？毛毛说，不可能？军队都已经进城了
。你不想想杨尚昆是什么出身，你见过哪个国家的国家主席是由军人担任的？

　　我们谈着谈着，心情都很沉重。现在校园里已见到大字报，说明天各校要联合上
街游行。我们决定到北大去看看，看看明天上街究竟能不能成势，倘若只有几百上千
人上街，那肯定是要倒霉的。

　　于是，我、毛毛、海海三个人骑车来到北大，此时天色已近傍晚。北大里的气氛
与清华截然不同，非常热烈。校园里依旧人来人往地忙碌着，三角地依旧聚集着很多
人，广播站也依旧在响亮地播音。他们正在播发各种消息，各种驳斥社论的文章，以
及明天与师大、人大等学校联合上街的决定。

　　站在人群里听着这有力的播音，我们已经知道事情是有希望的了。呆在清华园里
那种大势已去的感觉没有了。从北大这里得到的各种信息表明，明天北大、师大、人
大是肯定会上街的，有这三个学校，已经足以成事了。清华若不参加，只不过显出自
己的怯懦罢了。

　　在北大这里还看到一张解释昨天那场夭折了的对话的大字报。大字报的口气是站
在清华的立场上对各学校的同学作解释，说明清华并没有试图单独与政府对话，没有
想单独行动或复课的意思。可由此可见那件事已经在各高校中对清华产生了不好的影
响。

　　天色已黑，我们三人来到北大的实习餐厅，要了菜和啤酒。大家的心情都不好，
酒喝下去，毛毛说，明天清华如果不参加，以后清华的校徽都没法往外戴了。我说，
明天清华如果没组织队伍，那么我就跟北大的队伍走。大家都一致同意，约定明早叫
齐一起出发。

　　回到清华，校园里依然议论纷纷，组织没有了，广播也不响了，但同学们的情绪
都很强烈，我相信，即使没有了统一的组织，明天还是会有很多同学上街参加游行的
。

　　喝了酒回来，脑袋沉沉的，正好睡觉。明天大概要奔波一天，现在要养精蓄锐。


　　大概到１０点多的样子吧，听到外面鼓噪的声音很大，似乎说今晚就要出发。我
从床上爬起来，换了球鞋，就往外跑。下楼梯时，看到这几天一面未露的铎元老师正
好上楼。

　　我跑到十食堂前，见到一群同学打着横幅，喊着口号，正在走过。看样子是在校
内游行，并不是出去的样子。只是听见他们喊，明天８点，上街游行。像这样在校内
鼓动明天上街的游行，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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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书摘：　三十八军进京“平暴”经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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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增刊　第四十一期　——
　　　　　　　　　　　（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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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目录　（zk940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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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读者的话】　字里行间见真相　　　　　　　　　　　　　　　　　　冯柏伊
⒉【书　　摘】　三十八军进京“平暴”经过
　　　　　　　　——摘自《钢铁的部队：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
⒊【书　　评】　溢美之词掩盖不住屠城之罪　　　　　　　　　　　　　吴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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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的话】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字里行间见真相
　　　　　　　　　　　　　　　　·冯柏伊·

　　即使是不肯认罪的杀人者，有时也会不小心以不同的形式讲出真相来。

　　记得一九八九年六·四后不到一个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书，书名叫《
戒严一日》，是歌颂北京戒严部队的（五十年代一本《志愿军一日》，曾打动了多少
中国人的心！）。在书中，一位戒严部队的师长写道：“四十年前，北京和平解放时
，我是一名普通士兵，随部队从东直门进城。城里的老百姓敲锣打鼓夹道欢迎，送水
递茶，不停地往我们手里塞馒头。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作为一名师长，奉命率部队赴
北京执行国务院戒严令。同样是从东直门进城，可遇到的却是满街的路障和阻拦军车
的人群……天气炎热，部队又饥又渴……”去掉那些关于“反革命暴乱”的上下文，
不难看出师长内心深处对民心逆变的凄凉感受。大概是有关当局发现书里面不该让老
百姓看到的东西太多，这本书在出版后几天之内就被从书店的书架上收回，停止发行
了。

　　五年后的六·四前夕，我从北京朋友家中借出那本厚达近千页的《第三十八集团
军军史》，走进木樨地一家复印机商店请求复印其中的第七章。营业员小姐接过书，
看着书上印的“内部发行”字样和第七章的标题“赴北京维护首都秩序、制止动乱、
平息反革命暴乱”，满脸都是“！”和“？”。一阵沉默之后，她仔细地为我制做了
清晰的拷贝。我将它带回了美国并交给了《华夏文摘》。

〖《华夏文摘》编者按∶感谢这位读者，并感谢《北京之春》杂志社输入电子文稿并
提交给本刊，使《华夏文摘》的读者们有机会读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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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摘】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三十八军进京“平暴”经过
　　　　　　　　　——摘自《钢铁的部队：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

〖《北京之春》编注∶本文是《钢铁的部队：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一书的第七
章，这一章在书中的题目是“赴北京维护首都秩序、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
这本《军史》由《军史》的编审委员会编写，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于九三年出版。《
军史》注明是“内部发行”，印数仅三千余册。〗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相互策应下，极少数人利用
学潮，在北京相继掀起了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和反
革命暴乱。我集团军奉中央军委和北京军区的命令，于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一
九九零年十月二十六日，先后三次赴北京担负维护首都秩序、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
暴乱和防卫亚运会场馆任务。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全体指战员发扬不畏艰险、
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经受住了“政治关”、“生死关”、“苦乐观”的严峻考验，
出色地完成了所担负的各项使命，向党和人民交出了合格的答卷。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
、总参谋长迟浩田和北京军区首长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极大的鼓励。集团军有一个师
荣立集体一等功，一个师荣立集体二等功；有三个团荣立集体二等功，二个团荣立集
体三等功，一个团受嘉奖；有一个营被授予“卫国英雄营”，十三个营荣立集体三等
功；有一个连被授予“卫国英雄连”，二个连被授予“卫国先锋连”，二个连荣立集
体一等功，十七个连荣立集体二等功，六十四个连荣立集体三等功；有三十八个排荣
立集体二等功，一百四十七个排荣立集体三等功；有四十七个班荣立集体二等功，四
百七十二个班荣立集体三等功。有八名同志被授予“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四名同
志被授予“卫国勇士”荣誉称号，二十七名同志荣立一等功，一百三十一名同志荣立
二等功，一千三百一十一名同志荣立三等功。

　　　　　　　　　第一节　执行戒严，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逝世。一些别有用心的
人趁机煽动不明真相的学生和群众寻衅闹事，利用学潮发展成为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
乱。

　　四月二十二日，集团军奉命率第一一二师（欠三三六团）、坦克第六师（欠炮兵
团）、工兵团、通信团，共八九八六人、四零九台汽车首次赴京，协助公安、武警完
成了维护首都秩序，保护胡耀邦总书记的灵车安全进入八宝山公墓的任务。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揭露了
动乱的实质和危害。动乱制造者不甘心失败，组织和策划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集团
军第二次奉命率坦克第六师、工兵团、通信团一部，共五一零零人、二三四台汽车，
于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五日赴京担负了警卫人民大会堂和制止动乱预备队的任务。

　　五月十五日后，首都局势急剧恶化。为了保证北京市的社会安宁和公民的生命财
产安全，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在北京市警力严重不足的情
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九条第十六项授予的权力，国务院决定在北
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我集团军第三次奉命率第一一二、一一三师、坦克第六师、炮
兵旅、工兵团、通信团一部。共一五零九九人、八五一台汽车、二一三辆装甲车和三
三辆坦克及坦克抢救牵引车，于五月十九日进京执行戒严任务，至六月十八日的一个
月里，共经历四个阶段，出色地完成了戒严、平息反革命暴乱任务。

　　第一阶段，克服困难，主力按照命令准时开进北京市区，为向动乱要害地区——
天安门广场进发做好准备。接到赴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命令后，集团军迅速收拢部队，
进行了思想动员。在向北京开进中，各部队在遭到不明真相的学生和群众围困堵截的
情况下，采取佯动迂回、隐蔽前进、多路进发、高速开进等多种办法向北京集结。集
团军指挥所、第一一二师、第一一三师三三九团、高炮团、炮兵旅大部和通信团一部
，共六千七百多人于五月十九日夜进至五棵松至军事博物馆地域。坦克第六师于五月
二十日下午进到八角村、焦家口和六里桥，为尔后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月二十一日部队转入休整。集团军本着由远而近、由外向里、由分散到集中的原
则，将被围于街头、郊外的部队逐步调整到有利位置。第一一三师三三七、三三八团
、坦克团和炮兵团在大井村遭到围堵三天四夜，干部战士冒着砖头、瓦块、汽水瓶的
袭击，冲破重重包围，进入集结点。坦克第六师炮兵团在六里桥同时遭到围堵，经过
宣传和说服群众，揭露动乱份子的凶残面目等艰苦工作，进入到了指定位置。在休整
中，部队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积极进行了指挥方法研究和适应性训练，成立了一
千多人组成的二十四个防暴队，筹集了各类装备和物资，为下一步的行动做好了准备
。

　　第二阶段，率先开进天安门广场，担负清除动乱要害地区的历史重任。六月三日
，我集团军奉命作为先头部队，沿西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第一一二师由师侦察
营开路，首先占领军事博物馆以东出发地域，掩护了全集团军的编队。第一一三师驻
城区的两个团先期到达出发地域，驻丰台的四个团，在开进中由师侦察连掩护，连续
突破暴徒在四个路口的围堵，到达编队位置。炮兵旅排除种种困难，主动前出到集团
军先头地点。工兵团从良乡营房出发，快速疾进，二十七分钟行驶二十四公里，提前
抵达预定位置。通信团排除干扰，全力保障，随集团军机关到达指定位置。六月三日
晚九时三十分，集团军开始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第一一二、一一三师和炮兵旅并肩前
进，防暴队担负开路任务，其他部队紧紧跟进。面对暴徒的打、砸、抢、烧、杀，指
战员们英勇无畏，以步代车，人护车行，突破了十二个路口，排除了暴徒设置的由燃
烧的汽车、电车组成的七道火障，克服了七公里长的密集路障，历经四个小时的艰难
奋进，于六月四日一时三十分到达金水桥一线，作为成建制的集团军，第一个开进天
安门广场。拟担负清场和巡逻任务的第一一二师装甲车队，于六月三日二十一时五十
五分，从东高地出发，经过艰难开进，三台车在六月三日二十三时三十分到达天安门
广场。后面受阻的车队按照预案，果断指挥，在复兴门路口与集团军大部队汇合，加
快了开进速度。坦克第六师在距离较远、驻地分散的情况下，积极行动，师前指带坦
克二十一团和高炮团于六月四日一时四十五分到达天安门广场，师基指和直属分队及
坦克二十四团分别于四日四时三十分、七时二十分赶到天安门，该师其余的部队进到
军事博物馆一带。全集团军一万零八百名官兵、四十五辆装甲车在清场前开进到天安
门广场的行动，沉重地打击了暴乱份子的嚣张气焰，摧垮了他们的西部防线，震慑了
盘踞在广场的顽固之徒，为取得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集团军抵达金水桥后，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外围的暴徒纷纷向东西长安街集结，企
图组织反扑。集团军按照军区的统一部署，派第一一二、一一三师分别堵住东、西长
安街的路口，牢牢地控制住警戒线。同时，派坦克第六师两个团对金水桥至午门地段
进行了清理，并堵住东、西阙门，阻止暴徒从故宫方向进入广场。从而切断了广场北
部的内外联系，使广场上的顽固份子陷于孤立的境地，确保了清场的顺利进行。

　　六月四日四时三十分，清场开始。在军区的统一号令下，我集团军炮兵旅、工兵
团的部队和第一一二师四十二辆装甲车，共计两千多人，同兄弟部队一起，由北向南
进行清场。在此之前，抓获了企图烧毁天安门的“高自联”常委、秘书长郭海峰等六
人，捣毁了暴乱份子的精神支柱“自由女神像”。接着，装甲车在步兵的引导下，驱
散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人群，一直推进到正阳门以南，并迅速在正阳门一线建立了牢
固的警戒线，胜利完成了清场任务。在这举世瞩目的行动中，我集团军既充分发挥了
机械化部队的威慑作用，又较好地显示了部队勇敢而又认真执行政策的人民军队形象
。

　　第三阶段，巩固和扩大清场成果，粉碎暴乱份子对天安门地区的封锁包围。清场
结束后，暴乱制造者不甘心失败，采取残害军人、封锁交通、断绝供给等多种手段，
企图把戒严部队控制、隔绝起来，企图进行“反弹”。为迅速扭转这种局势，巩固和
扩大清场成果，按照军区的部署，我集团军迅速进行反封锁，反包围的部署。第一一
二师三三四团五百人、十辆装甲车在坦克二十四团十辆坦克的配合下，组成巡逻队，
打开了西长安街通道。巡逻中，救出被围困在民族文化宫地下室三昼夜的八十二名武
警官兵，护送戒严指挥部记者拍摄刘国庚烈士遇害惨状的录像，抢回了遗体。三三五
团四百人、十辆装甲车与坦克二十四团十二辆坦克一道，组成守点部队，在复兴门路
口风餐露宿，坚守五十四个小时，暴徒四次袭击终未得逞，第一一三师担负到通县机
场武装押运粮食、油料的任务，三次出动一千九百八十六人、一百四十九台车，运回
食品二百吨、油料一百五十吨，缓解了天安门地区部队的燃眉之急。炮兵旅三次出动
，为牛街等五个粮店押运粮食一百吨，解决了部分市民的急需。坦克第六师组织四个
团七百多名官兵，冒着随时遭枪击的危险，连续奋战三天，在地方的配合下清除了大
北窑至苹果园一线三十多公里路段上的大型路障。工兵团武装护送天安门地区戒严部
队伤员十次、一百四十多人，先后出动车辆十八台、二百一十人次，到通县黑石口为
天安门地区戒严部队送防暴器材一百一十吨。这些任务的完成，对于粉碎暴乱份子的
反扑，实现戒严部队向外推进，迅速恢复首都交通，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阶段，担负天安门地区警戒值勤，确保首都中心地带的绝对安全。六月七日
起，兄弟部队陆续撤出天安门地区，我坦克第六师二十二团、装甲步兵团、炮兵团遂
接替了他们的防务。自此，天安门地区的警戒值勤任务，全由我集团军负责。天安门
地区是首都的心脏，警戒值勤好坏，关系到全国的稳定，关系到平暴成果的巩固和发
展，关系到军队的声誉和形象。集团军按照“绝对安全、万无一失”的标准，精心组
织。针对当时少数暴徒仍然十分猖狂、局势尚未稳定的情况，采取重点用兵、囤摆结
合，严密把守六部口、南池子和正阳门东西路口等十个交通要口，牢牢控制天安门、
人民大会堂、博物馆、正阳门等八个制高点。在金水桥前、广场四周设置四条警戒线
，配置四千余人的预备队，组成了一个封闭的完善的戒严体系，有效地防止了动乱份
子的反扑和意外情况的发生。保证了天安门地区的安全和万名少先队员主题队会等重
大活动的举行，对稳定首都的形势，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集团军有三千多人被打，一千一百多人负伤，一百五十九
人重伤，六人牺牲，被烧毁装甲车四十七辆，汽车六十五辆，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重
大的胜利。为捍卫党中央、捍卫人民共和国、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做出了贡献。

　　在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严峻斗争中，我集团军所以能够圆满地完成任务
，主要在于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正确决策，中央军委、总部和军区的直接指
挥，以及北京市委、市政府及京内外广大人民群众的关心和支持，兄弟部队和武警部
门、公安干警的大力配合。第一一四师、高炮旅、直升机大队和其他部队的留守人员
，竭尽全力做好正常的教育、训练、生产等工作，保证了“后方”的巩固和安全，千
方百计地支援在京的部队。总结完成戒严任务的经验主要是：

　　第一、坚定政治信念，保证部队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制止
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情况错综复杂，尖锐激烈。在国家重要的舆论工具发
生了错误导向，我集团军出现原军长徐勤先违抗军令，拒不执行戒严任务的严重情况
下，我集团军党委和部队之所以能够排除干扰，在行动上坚决服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的调动和指挥，这是由于部队从上到下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坚定的政治基础。这种
觉悟和基础的确立，既靠平时的教育，又靠结合任务进行及时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
开始时，针对一些同志用善良愿望看待动乱、以担心情绪对待戒严的问题，坚持用中
央的精神和军委的号令统一部队的思想，紧紧围绕“是动乱，要戒严；是暴乱，要平
息”展开教育。组织部队认真学习《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
动乱》的社论和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及时传
达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和中央军委紧急扩大会议精神、反复学习邓小平同志接见
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重要讲话。部队被围在街头和郊外时，各级领导冒着危险，
深入到点上车上传达宣讲文件精神，引导部队深刻认识这场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
明确戒严的必要性和合法性。部队进京后，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制造了“三十八集团军
拒绝进京戒严，团以上干部集体辞职”的谣言，各级领导在各种场合都公开予以辟谣
。在此情况下，集团军明确规定“三个公开”：部队番号公开、车辆牌号公开、军官
军衔公开。针对徐勤先的严重错误，集团军党委严肃认真地进行了统一认识和清理思
想工作。徐勤先的问题发生后，集团军党委召开紧急会议，每个同志都以强烈的义愤
，坚定的态度，狠批了徐勤先的错误，一致表示，要坚决排除干扰，无条件地拥护中
央军委关于戒严的决策，以实际行动证明我集团军是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是完
全可以信赖的。师、旅、团党委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了很强的政治坚定性和原则性，
都以正面形式表明了态度，决心坚决抵制徐勤先的错误，用坚强的党性接受这次考验
。在学习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时，向全体干部传达了徐勤先的错误事实，分析了严重
危害，提出了应抱的态度。集团军和师、旅党委在思想清理中，联系徐勤先的错误，
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由于狠抓了坚定政治信念的教育，干部战士在纷繁复杂的政治
风浪面前，做到了临乱不惑，治乱不软，团结一致，钢板一块。

　　第二，按照既完成任务又保护群众的原则，实施坚定灵活的指挥。这次部队执行
戒严任务，是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祖国处于危急关头，军队不能
犹豫和迟疑，必须坚决行动，负起历史使命。但坏人利用了群众，群众掩护着坏人，
良莠混杂，真伪难辩，部队一些应该采取的行动又难以出手。这种尖锐的矛盾给组织
指挥带来一系列全新的课题。集团军首长组织各级指挥员认真学习上级的有关指示，
反复领会中央和军委的决心和意图，分析这场政治斗争与作战行动在指挥上的异同点
。从战略的角度，着眼于全局的胜利，既完成戒严任务，又有效地保护人民群众，努
力寻求任务要求与政策要求最佳结合的行动手段，以达到决心和效果的有机统一，确
保每一个行动都能在军事和政治上，为全局赢得主动。基于这种考虑，集团军注意侦
察获取情报，掌握动乱和暴乱份子的破坏手段，制定多种行动方案，以应付多变的情
况。各级还及时总结每次行动的经验教训，研究组织指挥中的具体问题，逐步形成了
一套有理、有利、有节的指挥原则和对策，一是以非致命性手段进行自卫。针对暴乱
份子大都用棍棒、砖头、燃烧瓶等手段对部队进行打、砸、抢、烧、杀，破坏部队行
动的特点，官兵保持最大的克制，坚持严格控制使用武器，不准向人群开枪，不准向
居民楼开枪，主要以大棍棒作为自卫手段。团以上单位都成立了防暴队，配备了木棍
等防暴器材。在开进中，将防暴队配置在队形先头和两侧，驱散拦阻的人群，为前进
开道。在挺进天安门和堵口、清场等重大行动中，由于充分发挥了木棍防暴的作用，
既实现了预定的行动部署，又减少了流血，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群众。二是用集群战术
对付分割包围。暴乱份子为了阻止戒严部队行动，还通常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对部
队实施分割围堵。为了打破暴乱份子的企图，部队在执行任务时，尽量避免分散活动
，多以集团威力制胜。六月三日晚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我集团军采取密集编队的方法
，将六百多辆汽车、一万多人，编成四路纵队，行军长径不足一公里。部队前呼后应
，首尾相贯，势如破竹，鼓舞了士气，震慑了暴徒。这是集中兵力的思想在特殊条件
下的具体运用，以堂堂之阵对付乌合之众，充分发挥了部队整体作战的威力。三是军
事措施与政治攻势并举。从这场斗争的需要出发，配合军事行动，拿起政治宣传武器
，展开了革命宣传对付反革命宣传的斗争。部队休整时和到达天安门地区后，广泛开
展“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热爱青年学生”的活动，派出几十个宣传队，走上街
头巷尾，传播党的声音，揭露动乱份子阴谋和暴徒罪行，说服和争取群众。同时，还
组织部队为群众做好事。在向天安门广场开进中，组织了二十辆宣传车、广播戒严《
通告》，呼喊口号，高唱军歌，对胜利挺进天安门广场起到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
军队执行政治斗争任务，较之在战场上作战，更需要强大的精神攻势。四是各级领导
干部站在第一线，靠前指挥。这场斗争短兵相接，情况复杂，瞬息万变，需要指挥员
靠前决断和处置。在执行任务中，集团军和师、旅、团指挥所均靠前一级配置，基指
到前指位置，营、连指挥员到一线。特殊情况下，团以上领导亲临一线指挥，哪里紧
急，哪里危险，哪里就有领导干部。在部队调整进点、开赴天安门广场等重大行动中
，集团军和师、旅领导坐头车，站前排，冒着危险直接指挥，确保了任务的完成。

　　第三，重视用集团军的传统作风，激发部队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部队在执行任务
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生死的威胁，艰苦的生活，严酷的环境，党委意识到，
大力发扬集团军的传统作风，是完成这一特殊任务的强大内在动力。有了这种精神，
就能遇险不惊、见难不避、受挫不馁、疲惫不怠。党委一方面组织部队学传统、颂英
雄、讲责任，激励斗志。在开进的车厢里、被围困的街头上、宿营的帐篷中，干部战
士回顾集团军走过的战斗历程；每逢重大行动、险恶关头，都高唱《三十八集团军军
歌》，使集团军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矗立在干部战士
心中。集团军党委响亮地提出：“要在戒严部队中当拳头、在首都人民心目中留美名
，在集团军历史上添功绩”的口号，及时把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军委、总部、军区首
长看望部队时的讲话整理下发，引导干部战士从首长和集团军党委的决心和鼓励中看
到肩负的责任。集团军还编辑《平暴英雄谱》、《“六三”行动赞》，广泛开展向炮
兵旅王其富等六烈士学习的活动，颂扬英模单位和个人的事迹，用英雄的思想和行为
熏陶教育部队。另一方面，注意在斗争实践中磨炼和锻造部队的顽强作风。在分配任
务、使用部队上，有意识地造成了一种互相激励、互相比赛的气氛。向天安门广场开
进时，把三支部队并列配置，共同担当开路任务；清场前和清场时，让三个师分别负
责一个方向的把口，让炮兵旅、工兵团等负责清场；在警戒值勤时，各部队分片担负
任务，并广泛开展各种评比竞赛活动。培植部队无所畏惧、勇猛顽强的英雄气概和自
我牺牲精神，以及忍辱负重、以血醒民的博大胸怀，使集团军特有的传统作风发扬广
大。炮兵旅王其富等十名同志向前往天安门广场的部队送防暴器材，汽车轮胎被暴徒
设置的三角钉轧坏翻倒，暴徒又用燃烧瓶将汽车引爆，六名同志活活被烧死。在这种
情况下，车上幸存的四名同志也只是对天鸣枪示警，没有向人群开一枪一弹。向天安
门广场强行开进中，西长安街上暴徒肆虐，不明真相的群众阻塞街头，各个路口障碍
重重。公主坟、木樨地、复兴门、西单、六部口等主要交通路口，暴徒们把公共汽车
、卡车、拖车浇上汽油，放火焚烧。干部战士置生命于不顾，争先恐后地扑向随时都
可能爆炸的车辆，用手推，用肩顶，用棍撬，许多人的衣服被烧着，手、脸、胳膊被
烧伤，忍着疼痛坚持战斗，终于把一辆辆燃烧的车辆推到路边，保证了部队继续开进
。盛夏在天安门执勤，广场上气温高达四十度，不少同志一天站岗十多个小时，有的
当场中暑昏倒，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以威武的军姿、严明的纪律和文明的举止出
现在人民群众面前。

　　第四，打破常规，运用多种手段搞好后勤技术保障。部队从受领任务到出发，仅
有十个多小时，用于后勤直接准备的时间更短。在集结地域和转入值勤后的几次部署
调整，都是以突然的方式进行的，后勤往往处在无准备或准备不足的情况下遂行保障
。尤其是部队远离营房，失去依托，新的保障系统难以及时建立，而特殊的任务造成
了特殊的需求，短时间内急需保障的项目多、数量大，形成超常的“高峰期”。在这
种情况下，各级后勤部门着眼于“一切为了戒严，全力服务部队”，打破常规，采取
多种手段，多种办法进行了及时有效的保障。一是搞好预测，超前保障。组织各级后
勤人员搞好调查研究，根据任务的特点，分析部队可能采取的行动，有预见性地制定
保障方案，从难着想，从长计议，主动做好各项保障准备。接到进京戒严的命令后，
党委充分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组织部队按照“三日熟食、一周蔬菜、一月粮
”的标准补齐带足，使部队在被围困三天四夜的情况下，生活没有发生严重困难。“
六三”行动前，各级按照化装开进和强行开进两种方式，制定了保障预案。由于考虑
充分，准备有序，在突然决定强行开进时，保证了部队开得走、供得上、救得下。各
级技术部门在部队行动前，组织了应急抢修小组，逐台进行检查，及时排除故障，保
证二四六辆坦克和装甲车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二是快速反应，突击保障。针对需求
量大，情况多变的特点，后勤部门注意增强应变性和突击力。在整个执行任务阶段，
突击筹措粮食四十万公斤，燃料四百一十八吨，请领分发军需物资十二万七千余件，
油料三百五十吨，钢盔一万一千顶，战救器材六十三种，营房物资一万三千多件，维
修各种车辆一千零三十三台次。技术部门携带各类器材二百二十一项、四千四百五十
六件，又筹措一百八十二项、六千九百四十二件。三是合理调度，靠前保障。根据部
署调整频繁、部队配置密集的实际，集团军及各师、旅后勤大都采取两个梯队的部署
形式，以精干的力量组成前指，随部队行动，及时实施保障；以部分人员组成后指，
负责物资筹措，搞好对前支援。对机关人员按照业务相近、方便工作的原则，打破建
制，混合编为若干个综合保障组，克服了人少事多的矛盾，提高了工作效率。四是打
破常规，超级保障。根据部队部署调整和任务变化，在坚持按建制保障的同时，灵活
组织越级、就近保障。部队到达天安门广场后，按原建制组织伤员救护很不方便，集
团军立即将各师、旅的卫勤力量统一编组，实行人员、药品、器材集中，在天安门至
端午门之间开设救护站，对伤员统一救治，大大提高了救护速度。这次执行任务，军
需物资发放量大，集团军简化收支手续，组织团以上单位军需干部现场发放，缩短了
时间，保证了需求。坦克、装甲车辆来自九个团一个营，进京后严重受阻，被分割多
处，打乱了原来的技术保障体系。集团军采取了以驻地为单位编组，统一组织协同的
办法，做到了人员、车辆分散，技术保障不断线。

　　中央军委、北京军区对我集团军圆满完成维护首都秩序、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
暴乱的任务，给予了极大的鼓励。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签发命令：
授予第三十八集团军炮兵旅第五营营部无线班班长下士王其富，二连四班副班长下士
李栋国，战士下士杜怀庆、上等兵李强、王小兵，三连有线班班长下士徐如军等六位
烈士（牺牲后均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命令指出：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九时，正当部队准备入城平息反革命暴乱时，上级命令炮兵
旅第五营迅速派出人员，到军区领运防暴器材。王其富等六名同志抢先报名，坚决要
求执行这一艰巨任务。他们与其他同志一起，克服重重困难，以最快速度赶到军区工
程兵部仓库装好车，立即回返。在他们所乘车辆行至定慧寺东边路口时，被一伙暴徒
围住，石块、汽水瓶、钢筋棍雨点般打来。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用身体紧紧护住车上
器材。当大家乘车绕过层层障碍，冲出包围圈，返回集团军后指时，战士们的身上已
多处负伤。领导准备把他们留下，换一批人去送往天安门广场。但他们不顾领导劝阻
，表示决不留下，坚持带伤将防暴器材继续前送。六月四日凌晨一时许，他们乘坐的
车辆途经翠微路口时，两次遇到暴徒和不明真相群众的拦截。为不撞伤群众，他们冒
着危险减慢了车速，一伙暴徒乘机向车上扔石块、燃烧瓶和火把。由于车的左后轮被
暴徒设置的三角钉扎破，在向右转弯时，造成车身严重倾斜，向左翻倒。穷凶极恶的
暴徒蜂拥而上，更加疯狂地向车上投掷燃烧物。整个汽车被烈火吞没，油箱爆炸，被
挤压在车内的王其富等六名同志壮烈牺牲。

“王其富等六名同志是在党和人民军队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优秀战士。入伍后，他们努
力学习，思想进步，立志为捍卫党和社会主义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他们时刻牢记我
军宗旨，处处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执行戒严任务中热情为驻地群众和首都人民做好事
，以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他们爱军习武，努力克服家庭困难，自觉献身
国防事业，在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后勤建设等各项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多次受奖
。他们关心同志，乐于助人，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
险留给自己，受到战友们的爱戴和赞颂。
“王其富等六名同志是我戒严部队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中涌现出来的英雄群体，是
全军干部战士的榜样和楷模。为表彰王其富等六名同志英雄事迹，中央军委决定分别
授予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栋国、王小兵、徐如军六名同志以‘共和国卫士’荣
誉称号。全军同志都要学习他们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思想；学习他们不惧艰险
、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学习他们献身国防、尽心尽职的革命精神。全军指战员要认
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
自由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革命斗志，严明的组织纪律，为彻底制止动乱、
平息反革命暴乱，进一步加强部队全面建设，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而努力奋斗！

　　　主席　邓小平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签发命令
：授予李勃、王强两位同志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命令指出：

“北京军区第三十八集团军一一二师技术部修理科助理员李勃同志，一九八九年六月
三日，他带领车队的首车三二二号装甲车，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在装甲车天线被暴徒
砸坏、与后续车辆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当机立断，指挥车辆按预订方案开进。他不
顾暴徒们石块、砖头、燃烧瓶的袭击，始终站在车外，指挥车辆排除路障，驱散人群
。在头部十余处受伤，脸部也被硫酸烧伤的情况下，仍以顽强的意志，继续带领全车
八名同志，克服重重困难，第一个到达天安门广场。而后又主动清除广场四周通道上
的路障四十多处，推开拦在路中央的大小车辆二十多辆，为大部队的装甲车辆顺利开
进创造了条件。

“北京军区第三十八集团军一一三师炮兵团政治处保卫干事王强同志，一九八九年六
月三日，他在随团指挥所向天安门广场开进途中，为抢救失散和被暴徒打伤的战友及
武器装备，不畏艰险，主动请求留下，只身在街头战斗两天三夜，组织收拢了因车毁
人伤而掉队的本团三十八名干部、战士；在地方保卫干部的协助下，把兄弟部队的六
十二名伤员救护出来，并转送到医院；帮助八十七名失散的官兵脱险归队；机智地从
暴徒手中夺回两支冲锋枪，还同地方有关部门的同志一起，收缴了八支冲锋枪、两支
手枪和十箱子弹。

“李勃、王强同志，在首都执行戒严任务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忠于祖国，热爱人民，坚决执行命令，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为捍卫党的
领导，捍卫人民共和国，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做出了突出贡献。为表彰他们的英雄事
迹，中央军委决定分别授予李勃、王强同志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全军同志要
以他们为榜样，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定不移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进一步发扬人
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扎扎实实加强部队全面建设，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为把我国的改
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主席：邓小平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一九九零年二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江泽民签发命令，给首
都戒严部队有功单位和个人奖励：

“在去年制止动乱、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斗争中，执行戒严任务部队的广大官
兵，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命令，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忠于祖国，热爱人民，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忍辱负重，英勇顽强，严守纪
律，文明值勤，表现了听党指挥的高度政治觉悟，展现了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气
概，显示了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精神风貌。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党，捍
卫了社会主义制度，捍卫了人民共和国，为夺取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伟大胜
利，稳定首都及全国的局势，作出了重大贡献。涌现出许多功绩卓著的英雄集体和个
人。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激励全军指战员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
神，促进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央军委决定：

“……
“授予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一一二师侦察营以‘卫国英雄营’荣誉称号；
“授予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一一三师高炮团五十七营三连以‘卫国英雄连’荣誉称号
；
“给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一一二师记集体一等功一次；
“给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一一三师记集体二等功一次；
“……

“希望上述授奖单位和个人，珍惜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再接
再励，为保卫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再立新功！

“中央军委号召全军同志向英雄单位和个人学习，认真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五
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保持军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
一，进一步加强政治建设，贯彻落实《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
为完成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光荣任务，把我军建设成强大的现代化革命军队而努力
奋斗！

“在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斗争中光荣牺牲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主席　江泽民
　　　一九九零年二月十一日”

　　一九九零年二月十五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政治委员刘振华签发命令：给
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执行戒严任务的二十七个单位和个人授予荣誉称号和记功。命令
指出：

“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在制止动乱、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
乱的斗争中，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指示、命令，发扬邓小平同志倡
导的‘五种革命精神’，同兄弟部队及公安干警、武警部队紧密团结，互相配合，以
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行为，圆满完成了戒严任务，为彻底粉碎反革命
暴乱，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共和国，做出了突出贡献，涌现出一批英雄集体
和个人。他们的英雄行为和模范事迹，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对党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
忠诚，展示了我军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精神风貌，树立了新一代革命军人的英雄形
象。为表彰他们的英雄事迹和崇高思想，激发广大官兵更好地发扬我军光荣传统，争
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革命军人，促进部队的全面建设，军区决定，
给下列九个单位和十八名个人分别授予荣誉称号和记功”。

授予步兵第一一二师三三六团五连、第一一三师侦察连以“卫国先锋连”荣誉称号；
授予步兵第一一二师侦察营营长李连春、第一一三师侦察连班长李双印、坦克第六师
二二团汽车连战士吴玉山、炮兵旅卫生队军医王竞以“卫国勇士”荣誉称号。给坦克
第六师二一团特务连、炮兵旅特务连各记集体一等功一次；给集团军政治部宣传处处
长任宗清、步兵第一一三师政治部副主任郐万增、第三三四团政治处主任王建伟、第
三三七团三营营长王斌各记一等功一次；给步兵第一一二师三三四团、第一一三师三
三七团、集团军工兵团各记集体二等功一次；给步兵第一一二师副师长冯兆举、第一
一三师参谋长谷密山、第三三四团副团长黄光雄、第三三五团团长屈明安、第三三七
团政治委员张明光、炮兵旅副旅长李燕生、集团军司令部作训处处长崔立学、集团军
后勤部军需处副处长杨晋基各记二等功一次；给步兵第一一二师三三五团、第一一三
师三三八团各记集体三等功一次；给集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唐明洪、炮兵旅旅长张龙
各记三等功一次。

“军区希望受到奖励的单位和个人，要珍惜荣誉，发扬成绩，戒骄戒躁，不断进取，
在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岗位上做出新的贡献。军区号召，全区广大干部战士、职工
家属，都要向这些英雄集体和个人学习。学习他们牢记我军宗旨和职能，忠于党、忠
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忠于人民的崇高思想；学习他们勇往直前，不怕艰难困苦，
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学习他们服从命令，听从指挥，遵守政策，严守纪
律的优良品质；学习他们恪尽职守，爱军习武，艰苦奋斗，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的无
私奉献精神。各级党委和机关，要把开展学习‘共和国卫士’、学习雷锋和学习模范
的活动，作为加强部队政治建设，保证我军在政治上永远合格的重要措施，切实加强
领导，同本单位的实际密切结合，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全区指战员都要时
刻牢记自己肩负的重任，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周
围，继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全军政工会议精神，团
结一致，同心同德，振奋精神，努力工作，为加速我区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
化建设，为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司令员　周衣冰
　　　政治委员　刘振华
　　　一九九零年二月十五日”


　　　　　　　　第二节　维护首都秩序，防卫亚运会场馆，凯旋回营

　　平息反革命暴乱后，我集团军执行戒严的部队奉命于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八日调整
部署，除集团军前指、第一一三师（欠坦克团、炮兵团、高炮团）和第一一二师侦察
营继续在京执行任务外，其余全部回营归建。留京部队从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九日至一
九九零年十月二十六日班师回营的十六个月的时间里，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
总部和军区的命令、指示，以维护首都的安定、确保天安门地区和亚运会场馆的绝对
安全为中心任务，善始善终，圆满地完成了天安门广场等敏感地区的防备和确保党的
第十三届四中全会、人大七届八次常委会、“七一”纪念活动、“八一”招待会、国
庆节天安门广场联欢会等重大国事活动的顺利进行以及支援亚运会工程劳动、防卫亚
运会场馆的安全等警戒值勤任务。识破制止了六起蓄意破坏事件，处理了五百多起违
犯规定的问题，配合公安机关抓获二百三十七名暴乱份子，缴获一批枪枝、匕首等暴
乱器材，为维护首都的秩序做出了显著成绩。留京部队没有发生任何军民纠纷、行政
责任事故和严重违纪问题，受到了中央军委、总部和军区首长的表扬和驻地党政机关
、人民群众的称赞。

　　留京部队在圆满完成所肩负的艰巨任务中进行的工作：

　　一是有针对性的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激发完成任务的政治责任感。集团军、师根
据形势的变化和任务的转换，对三千多名干部战士组织了十二次思想调查，有针对性
的编写了十八份教育提纲，组织集团军、师、团领导和机关干部深入部队进行了政治
信念、形势任务和光荣传统教育。增强了指战员的政治责任感，保证了部队的高度统
一和稳定，调动了干部战士完成任务的积极性。有二四一名同志亲人重病、病故不回
家，八十九名同志推迟婚期，二百五十五名同志家里遇到严重灾害不请假，三百七十
三名同志带病坚持工作岗位，用无私奉献的精神为完成任务做出了贡献。

　　二是坚持万无一失标准，狠抓警戒防卫工作落实。天安门地区是国家的心脏，也
是敌对势力企图闹事和破坏的重点目标。担负这一地区的警戒防卫责任重大艰巨。为
确保万无一失，集团军和第一一三师党委加强工作，首先组织部队学习上级关于防卫
工作的指示。针对有可能出现的非法集会、围堵、枪杀、爆炸、纵火、放毒及自然灾
害等情况，发动群众研究讨论，周密制定警戒防卫方案，使干部战士做到了警戒防卫
任务清、行动方案清、指挥程序清、处置情况原则清、有关纪律、规定清。其次，抓
警戒防卫训练，提高部队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各级紧紧扣住执行任务的特点，分析
敌对份子可能制造动乱、暴乱的方式手段，进行了不同的警戒防卫战术、技术、指挥
等严格训练。组织了四次较大规模的演练，拟制了九十四份处置突发事件的想定，提
高了干部战士的防卫能力。第三，组织检查，促进警戒防卫工作落实。上级下达任务
后，检查对任务的理解，节假日检查戒备的程度，敏感日检查武器、装备及物资的准
备情况。使部队在各个时期均保持了开得动、联得通、供得上，提高了快速反应能力
。干部达到了上级呼叫后三十秒钟内上机，防暴队达到了全副武装徒步十分钟内、乘
车十五分钟内拉出。

　　警戒防卫工作的落实，确保了天安门地区的绝对安全。仅一九八九年九、十两月
，在广场警戒的九十六个哨位、五个制高点处置情况八万余起，无一差错；武装巡逻
三百八十八次，行程二千九百一十公里，协助公安部门押运、收审不法份子二百多人
，抓捕坏人二十四名，粉碎了敌人企图在九月十二日搞所谓“六四流血百日祭”的阴
谋。尤其在平暴后的第一个国庆纪念日前后二十多天里，天安门广场接待赏花群众五
十多万人，举行重大国事活动十余次，均未发生任何问题。国庆之夜，党和国家领导
人以及一些外国首脑与十二万群众联欢，部队出动四千二百余人，控制五十多个重要
点线，连续警戒十个小时，确保了万无一失，保证了各项活动的顺利进行。

　　三是抓好部队管理，确保自身稳定与安全。部队由农村、山沟营房到都市，由正
常状态转入非常状态，出现了“五难一特殊”的情况，即身居繁华闹市，消极影响大
，抵御难；长期坚守岗位，个人问题处理难；点多、面广、时间长，高标准保持难；
枪到连，弹进匣，拉动多，武器保管难；住闹区，无车场，行动多，车辆控制难；部
队执行的任务政治性强，身份特殊。“五难一特殊”的情况，给部队的管理工作增加
了难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搞好这一特定环境下的管理工作，集团军在调查研究
，积极探索，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八章九十条《部队正规化管理规定》，实行
了“全时、全员、全方位”封闭式的管理，对人、枪、车形成了有秩序的三管规范，
确保了部队自身的稳定和安全。（一）管好人。首先组织部队认真学习了总政《关于
我军人员与国外和港、澳、台私人通信问题的规定》和总政制定的“十不准规定”及
保密守则，在干部战士头脑中强化了防止敌人腐蚀、渗透和策反的观念。开展革命人
生观大讨论，使官并划清了荣与辱、美与丑的界限，正确处理了得与失、苦与乐的关
系。同时，各级先后用十万元购买了文体用品，建立了文化活动中心、图书室、业余
演唱组，活跃和丰富了基层文化生活。提高了部队的法纪观念，增强了自我约束能力
，形成了“凡是人员都是受控制的，凡是活动都是有组织的，凡是行为举止都是符合
条令要求的”局面。对个别重点人实行干部、班长、思想骨干“三包一”帮教小组，
积极做好转化工作，把问题从萌芽解决处理好，消除一切不安全因素。（二）管好枪
。首先抓好各级主管，实行层层把关，层层负责制。各级领导把事故苗头当作事故抓
，形成了领导逢会就讲，机关下连必查武器弹药管理情况，连队做到日有查，查有登
记，查有报告的制度。留京部队共有枪四千六百四十六支（挺、具）、弹药二千五百
八十三万发，组织了三十五个连次实弹射击，消耗弹药四点零五万发，六十个连次进
行驻地调整，二十次全副武装拉动，做到了未丢失一枪一弹和被盗现象。（三）管好
车。为防止发生车辆事故，先后七次对司机队伍进行了教育整顿，学习上级的有关规
定和首都交通规则，使司机人员增强了纪律观念，养成了良好的驾驶作风。各级做到
用车有计划，首长批准、干部带车、定点查车、返回有报告和维修保养等制度。从一
九八九年九月至一九九零年十月二十六日返回营房，共动用车辆二点八四万台次，行
驶五百六十七万公里，没有发生严重行车责任事故。

　　四是发扬我集团军军民共建的传统，积极做好群众工作。各级明确认识到，在首
都特定的环境，部队执行特殊任务的情况下，积极做好群众工作，密切军政军民关系
，加深广大群众对党中央戒严决策的认识，对稳定首都形势具有重要意义。也是部队
搞好警戒防卫任务的基础和保证。因此，部队本着“积极主动，姿态要高，严于律己
”的原则，运用我集团军搞好军民共建的经验，广泛开展了群众工作，增进了与首都
党、政及人民群众的感情，树立了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扩大了军队的政治影
响，促进了首都的秩序稳定。

　　支援首都建设，积极参加亚运会工程劳动和亚运会宣传活动。举办第十一届亚洲
运动会，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举世瞩目，影响重大。为了支援首都建设，为亚运
做贡献，部队在执行繁重的亚运会场馆警戒防卫任务的同时，先后出动七千多人次，
组成各种宣传服务组，参加北京市统一组织的迎亚运宣传服务活动。通过演文艺节目
，举办专题广播，开展咨询服务等形式，大力宣传亚运意义，增强了广大群众的亚运
意识。干部战士自愿为亚运会捐款二万多元。在亚运工程工期紧、任务重的情况下，
部队积极参加亚运场馆绿化工程义务劳动，出动二点零七万个劳动人日，车辆五百八
十九台次，高标准高质量高速度地完成了支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和亚运村的绿化建设
任务。植树二点二四万株，植草坪五点五四万平方米，栽花一点零八万株，植绿篱墙
二千五百米，平土地七点四七万平方米，清运垃圾二千四百七十吨。亚运工程指挥部
领导称赞我部队“作风最硬、纪律最严、标准最高、质量最好”。并被评为先进单位
，中央电视台等五家新闻单位多次作了报道。

　　广泛开展为首都人民群众做好事活动。在完成警戒防卫任务中，部队在警戒区和
驻地周围积极开展了军民共建活动，建立了共建点三十三个。干部战士经常持久地为
群众做好事，帮助清运垃圾三千三百吨，拉粮二十多万公斤，冬运白菜十五万公斤，
看病一点五万人次，修理电器、自行车四千三百多件（辆），理发、修表、修鞋三千
八百多人次。

　　遵守群众纪律，做到秋毫未犯，损坏赔偿。为了严于律己，部队除认真学习《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有关规定外，从干部到战士都订了遵纪守法公约，做到定期对
照检查。各级领导利用大的节日和部队调动撤离的前后，都亲自到地方政府、有关单
位和群众拜访看望，征求意见。并围绕有无丢失、损坏物品、欠帐赊帐、买卖不公、
借物未还、拖欠水电暖费、在驻地找对象、损坏无赔偿等方面进行纪律普查，发现问
题及时解决，做到了秋毫未犯，损坏赔偿。赢得了政府、单位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关
心，疏通了感情，在住房、供应、水电等生活保障上最大限度地为部队提供了方便。


　　五是服从警戒防卫任务需要，搞好后勤保障。各级后勤部门，以完成警戒防卫任
务为全局，针对部队远离营房，打破了原来的供应建制，部队搬迁频繁，任务调整多
，保证计划多变的情况，立足于应付突发事件，长期值勤的思想，采取多种方法，运
用多种手段，为执行警戒防卫任务的部队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共请领下发油料九百六
十四吨，调运战材三个师基数，贮备下发野战食品五点三五万公斤，贮备生食八十一
点五万公斤，请领下发铺板一千六百多块，双层床四百二十张，马扎三千二百五十个
，帐篷二十顶，凉席一点零四万条，补充调整枪枝一千八百一十七支，补充弹药五点
一九万发，防暴器材五千八百一十四件，急救包三千六百个，担架四十副，止血带一
千五百条，维修各种车辆三百零四台次。使部队达到了睡有铺板、棉垫，吃有食堂、
饭桌，喝水有保温桶，开会学习有马扎座，放物有储藏室。军械完好率达到了100
％，　车辆完好率达到99.5％，发病率控制在1％以下，保障了警戒防卫任
务的圆满完成。

　　维护首都秩序，警戒防卫任务的圆满完成和良好的作风，文明的举止，赢得了首
都人民和中外游客的高度赞扬。先后收到海内外、军内外赠送的锦旗一百多面，赞扬
信五千一百多封。部队离开首都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中央
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刘华清、秘书长杨白冰、军委委员秦基伟、赵南起在人民大会堂
亲切接见了我值勤部队的团以上干部。杨白冰秘书长、迟浩田总参谋长等总部首长带
领总部机关的同志到部队驻地看望。军区王成斌司令员、张工政委带领军区常委亲自
到部队驻地送行。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副市长张百发、吴仪和东城、西城、丰台、
海淀四个区的领导同志专程到部队慰问和送行。
　　部队十月二十六日二十三时回到保定时，保定地、市领导、机关、深夜冒雨到车
站迎接。

　　在各级党、政、军、民的关怀鼓励下，部队圆满凯旋回营。

　　为表彰赴北京维护首都秩序、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有功之单位和人员，
集团军和师、旅、团分别发布命令，给一零二个单位记集体二等功、六九六个单位记
集体三等功；给二十三名同志记一等功、一二三名同志记二等功、一三零名同志记三
等功。

　　我集团军在这场极其严峻而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能够出色地完成党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所赋予的各项艰巨任务，再一次证明了我们这支部队不论是在战火
纷飞的年代里，还是在和平时期的政治斗争中，都始终不渝地贯彻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始终坚信社会主义必胜，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以及任务越是艰难险恶，越是
英勇顽强，越是出色完成的光荣传统。这种坚定的政治信念和优良的光荣传统，是我
集团军战胜一切敌人，完成一切任务的政治基础和力量源泉。它在新的建军时期也必
将发扬光大，结出累累硕果！

□　本文由《华夏文摘》与《北京之春》同时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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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溢美之词掩盖不住屠城之罪

　　　　　　　　　　　　　　　　　·吴欣·

　　本期《北京之春》摘录了《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中有关进京镇压八九民运的一
章。这本军史是中共官方所编，充斥着对事实的歪曲和对当局的辩护。尽管如此，透
过这份反面教材，我们仍可获得若干重要启示。

　　《军史》对三十八军的歌颂，建立在北京发生了“暴乱”这个假设之上。然而，
大量事实证明，八九年北京并没有发生暴乱，学生、市民的示威游行一直是和平的。
中共当局出示的暴乱证据，都是中共血腥镇压激起的反抗。换言之，是中共镇压在先
，反抗行动在后。既然没有暴乱，中共军队进京的目的就只能是通过屠杀和平示威者
制造恐怖空气，以维持一个摇摇欲坠的专制政权了。三十八军的军官面对群众的堵截
，不去扪心自问，而是把群众当成敌人，并自鸣得意地“采取佯动迂回、隐蔽前进、
多路进发、高速开进等多种办法向北京集结”，实在十分可耻。三十八军参与屠杀，
不但不该歌颂，还应受到谴责和追究。

　　按照民主社会里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政治权力的归属是应由选票决定的。武装
力量介入政争，是民主社会的大忌，连军人以个人身分参与政治活动，都要受到限制
。仅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军人才参与国家的内部事务，如有时某地区发生灾祸，政府
会派军人前去救灾和维持秩序（防止有人趁火打劫），以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国内秩
序的维持，是公安部门和警察的事。警察在维持秩序时，也要尊重每个人的权利。象
洛杉矶警察大打出手那样使用过份的强力，是要受到制裁的。军人的职责，基本上只
有守卫疆土、抵御外国侵略。即使在对外作战时，按照国际法和惯例，军人也不可对
平民使用武力。而使用机枪坦克屠杀本国的和平示威者（按《军史》的冷酷描写，是
“以堂堂之阵对付乌合之众”），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天理所不容的。

　　《军史》透露，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也就是胡耀邦去世后仅一周，三十八军便
奉命进京“维护首都安定”了。由此可见，中共对于其专制统治的安危是极为敏感的
，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动用军队的可能性。相比之下，北京的市民和学生就显得太天
真烂漫了。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强调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并进行了设立国家军委等
体制改革。但是，从《军史》透露的情况来看，“军队国家化”的目标远未达到，中
共军队依然是一支将维护中共统治放在第一位的“党军”。更确切地说，在一九八九
年，这支军队是为屈指可数的几个中共政治寡头的利益服务的，当了这几个寡头的家
奴。

　　有人说，军人的天职是执行命令。这话在正常情况下是不错的。大敌当前之际，
无论对于是否应当参战，还是对于指挥者的决策是否正确、明智，军人都没有反复斟
酌的余地。但是，军人的天职，更准确地说，应当是守土护民。对于关系到军、民关
系的根本性问题，一个正直的军人应当进行独立的思考。对于非法或不正当的命令，
还应予以抵制。当年，许多德国官兵参与了对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大屠杀，前联
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就是其中的一名低级军官。他们是奉了希特勒的命令的，但这
并没有使他们得以摆脱罪责。国际上追捕纳粹的工作，至今仍在继续。即使不至于遭
到法律追究，屠杀无辜也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和人们的鄙视。正如俗话所说，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八九民运期间，对李鹏等人调兵镇压的决策，许多官兵是有所抵制的。《军史》
也承认说，“一些同志用善良愿望看待动乱（“动乱”在这里指的是前期的示威游行
），以担心情绪对待戒严”。这句话表明，中共当局对军人的期望是，不要有善良愿
望，不要在乎戒严造成流血！可惜的是，抵制镇压的力量还不足以影响一整支部队。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向当时的三十八集团军军长徐勤先表示敬意。据《军史》透露，
面对巨大风险，徐勤先不昧良心，抵制戒严令，站到了人民一边。徐勤先的名字，将
垂于青史。我们相信，随着民主理念的传播，中共军队中将出现十个、百个徐勤先。
他们将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在未来的民运大潮中将一党专政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　原载《北京之春》一九九四年八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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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增刊　第五十九期　——

　　　　　　　　　　　（一九九五年六月三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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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以本期《华夏文摘》献给“六·四”中被屠杀、被伤害的华夏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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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目录　（zk95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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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前　　言】　扎好伤口，擦乾泪痕，寻访受难者亲属
　　　　　　　　　——《“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序言　　　　　　　丁子霖
⒉【报告文学】　寻访“六四”受难者实录（选登）　　　　　　　　　　丁子霖
　　　　　　　　⑴　禁区
　　　　　　　　⑵　我们工人家庭培养个大学生容易吗？
　　　　　　　　⑶　猫比“人”更通人性
　　　　　　　　⑷　血字碑
　　　　　　　　⑸　姑娘那年才十九
　　　　　　　　⑹　疯狂的坦克
　　　　　　　　⑺　遗书
　　　　　　　　⑻　伪证
　　　　　　　　⑼　原来是一家
　　　　　　　　⑽　鲜为人知的小“六四”
　　　　　　　　⑾　意外的来访者
　　　　　　　　⑿　小屋里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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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文摘，敬请详细注明原稿的来源和出版时间，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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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好伤口，擦乾泪痕，寻访受难者亲属
　　　　　　　　　　　　　——《“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序言

　　　　　　　　　　　　　　　　　·丁子霖·

　　五年前的一切，彷佛就发生在昨天，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当我被思念亡儿之苦折磨得难以自拔时，我常想：我身患数疾，为什么偏偏不
患上遗忘症，把那梦魇般的日子忘得干干净净，像我周围的人那样活得洒脱一些呢
？然而我不能。

　　有时我看着那窗外明媚灿烂的阳光、爽朗的天空；那街头巷尾熙熙攘攘、车水
马龙的热闹景象；那高层楼群间天真烂漫戏耍着的孩子们；那电视屏幕上官员们安
然自若的神态、歌舞升平的画面，连我都难以相信五年前曾经在北京街头发生过一
场惨绝人寰的杀戮。当年洒满斑斑血迹的大地，如今已被一派“繁荣”景象所掩盖
。

　　似乎一切都消失了，消失得那样无影无踪。“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是中
共总书记江泽民去年跑到美国西雅图会见克林顿时向记者们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
说得多么轻松，多么若无其事！彷佛是在讲述一件发生在遥远的历史年代的事情。


　　难道历史真的只锺情于强者，而对弱者弃之不顾吗？

　　中国的老百姓也似乎换了一副心态。五年前的一些热血青年，如今有的已成为
腰缠万贯的“大款”，自信这个世界要由他们来主宰；也有一些人整日价徜徉于歌
厅舞厅，享受着现代文明的惬意与豪华，相信这个世只是为他们而存在；当然，也
有一些人生活得并不如意，有很多牢骚，觉得这个世界留给他们的地方太小。但是
，朋友，你想到过没有，你们之中当年的一些伙伴，却在五年前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了，而这个世界本来也是属于他们的。

　　我——一个“六四”遇难者的母亲，并不想给已经过于沉重的生活再添加些沉
重，也不想给生活中那仅有的一点点欢乐涂抹上些许灰暗；但我不能眼看着那些与
我同命运者的苦难熟视无睹！在这个充满着自私、势利、冷漠的赎界上，他们正承
受着失去亲人而无人过问、无处诉说的痛苦煎熬。他们成了被社会所遗忘甚至被遗
弃的一群。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别人可以合上眼睛，闭上嘴巴，我却不能。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下决心寻访“六四”受难者的原因。我不能让那些死去的人
死得不明不白，也不能让那些失去了亲人的父母、妻儿们不明不白地蒙受屈辱和欺
凌。我要去寻找他（她），从他（她）们那里寻求事情的答案。

　　我对这个群体（包括遇难者遗属及伤残者）的寻访是在八九年“六四”后不久
开始的，起初只是少数岁难者家属的自然联系，不过是求得相互间的抚慰而已。九
一年夏天，我接受美国ＡＢＣ广播公司的采访，谴责中国当局对和平居民的血腥镇
压，驳斥李鹏有关“六四”的谎言，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六四”受难者及其家属的
命运。为此我受到当局党内除名（藉口我逾期不履行党员重新登记）和取消研究生
导师资格的惩处。这倒反而成全了我，去掉了捆绑在我身上的绳索。自此，我联络
其他遇难者家属和一些好心的朋友，逐步扩大了对“六四”受难者群体的寻访救助
工作。九三年六月，我受邀出席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受到阻拦未能成行。但我通
过向大会提交的书面发言，披露了“六四”受难者群体四年来悲苦无助的境遇，再
次呼吁国际社会给予这个群体人道的关注和帮助，敦促中国政府负起对“六四”受
难者的责任。之后，我和我的朋友们更广泛地展开了对受难者群体的寻访救助工作
。使我得到安慰的是，这一工作得到了国际人权和人道救助机构尤其是海外华人团
体（包括个人）的积极响应。如果没有他们道义上、经济上的支持，我们的工作很
难坚持下去。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许良英先生、魏京生先生和在国内的其他朋友们。他们的关
心和帮助给了我们很大鼓励。在我们寻访救助工作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甚至难于进
行下去的时候，是许先生率先给予我们精神上、道义上支持。魏京生先生是我近来
结识的新朋友。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详细地询问了“六四”受难者及家属的情况，
并要我把一笔数额不小的款项（大概是他从国外获得的什么奖金）转交给遇难者亲
属。只是我看出他刚出狱身体虚弱需要调养，不忍心收下。在以后的日子里，他还
多次会见受难者亲属，安慰和鼓励他（她）们；帮助我们与海外人权、人道组织协
商救助事宜。这一切都使我终生难忘。我觉得，在目前国际国内情况下，并不是任
何事情都能办到的，但他们都尽了心了。

　　我们一些在海外负责人道救助的朋友常常不能给予受难者充分的理解，觉得他
们顾虑太多。前些日子魏京生先生就这个问题给海外友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
“我们帮助死难者亲属是一种义务、一种责任，不是一种慈善行为。如果他们因为
某种压力而不敢接受，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到家，我们无权责备他们胆
小，因为他们的亲人已经付出了比我们还大的代价。”作为遇难者亲属中的一员，
我感谢魏京生先生的这一份理解。人死不能复生，何况他们的亲人是死于枪弹和坦
克履带之下的。对于他们来说，旧的伤口已无法愈合，怎么还经得起增添新的伤口
呢？他们的境遇是旁人难以想像的：他们失去了享受正常生活的权利，失去了向世
人诉说自己痛苦和哀伤的权利，失去了表达自己意见和观点的权利。他们面对的是
一些不讲人性、不讲人道、迷信强权、开枪杀了人还不许人鸣冤叫屈的暴虐者，我
们还能要求他们什么呢？

　　世界上的道理有千万条，但我只相信一条：在我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中，人的
生命是最宝贵的。其他失去了都可以弥补，唯有失去了生命不能弥补。因此，凡是
把人的生命当赌注、当儿戏的所谓“道理”，我都不能认同。

　　现在有一些自称“精英”的人，出来诋毁八九民众抗议运动。流了那么多血，
死了那么多人，不去谴责杀戮者，反而责难运动延缓了所谓改革开放的进程。更有
一些人摆一副超人的历史裁判者面孔，说什么历史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
价，包括饥饿、杀戮和死亡。也许我的理解力太低下，难于理解这种“高深”的理
论。但是，我非常明白，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家早日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并不
是当政者的恩赐，而是中国老百姓自身的要求。难道这个要求的实现非得要老百姓
付出血的代价不成！莫非人类历史一夜之间倒退到了充满残杀和血污的原始野蛮时
代？！试问这种理论与那种宣称“死多少多少人换多少多少年安定”的理论有什么
两样！在我看来，制造出这种“理论”的人，不光是为杀戮者的杀戮、也为他们自
己在杀戮面前的怯懦和背叛作辩护而已。我真不知道如果杀戮落到他们自己头上，
他们还能说些什么！

　　我在这里也想向海内外的民运领袖们说几句话。我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
教师，一个普普通通的母亲，讲不出多少“民主”的大道理，但我充分理解你们当
年的行动，我死去的儿子当年也是怀着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投入那场运动的，尽
管他那时还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正因为如此，我谴责政府对八九民运的血腥镇
压。我也不能容忍任何对那场运动的诋毁，哪怕运动的参加者犯有千万条错误。但
是我要说：如果你是一个对历史负责的人，就至少要面对运动的后果敢于承担。我
不能期望杀戮者忏悔自己的罪孽，但我有权要求运动的发起者尤其是运动的领袖们
对运动所带给民众的苦难负起道义责任。

　　有一封海外留学生的来信是这样说的：“我偶遇几位当年的‘英雄好汉’，又
在大谈自己当年的壮举，还要写书回忆。‘英雄’们的史篇令我肃然起敬，但别忘
了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老百姓。天下哪有这样好的老百姓啊！你们游行，他们声援；
你们绝食，他们送水送饭；军队进城了，他们堵截；军队开枪了，他们以肉体抵挡
；你们跑了，他们承担后果，被打、被关、被杀……。”我不敢说这位留学生的话
说得绝对公允，但他至少说出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那些在“六四”事件中罹
难的死伤者，几乎全部是普普通通的学生和市民。仅仅是这样一个事实就值得人们
深长思之的了。

　　那位给我写信的留学生名叫张亚来。两年前他去了美国，现在是全美学自联下
属ＡＩＦＣ人道救助基金会主席。他本人就是“六四”受害者，被戒严部队的子弹
夺去了整整一条大腿。九二年春节他是和我们这些遇难者亲属一起度过的。他已经
付出得够多了，现在又承担起了救助“六四”受难者的责任，这是应该受到人们尊
敬的。但愿人类的良知不至于因金钱、权势、名位而泯灭，也不至于为了这些而忘
却当年以鲜血和生命保卫那场运动的受难者。我想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金权名位还应
该有更宝贵的东西。

　　我不是一位坚强的母亲。儿子喋血长安街头，我曾几度徘徊于生死之间；但我
清楚地知道，我的儿子是为中国的未来而死的；我也只有为中国的未来而活着。我
希望在我们这块灾难频仍的国土上不再有杀戮，不再有无辜的黎民百姓横尸街头。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包好自己的伤口，擦干泪痕，一家一家地寻访受难者及其亲属，
并把寻访过程中一桩桩、一件件沾满了血和泪的事实公诸于世的原因。

　　我祈盼逝者能早日得到安息。

　　　　　　　　　　　　　　　　　　　　　　　　一九九四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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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访“六．四”受难者实录
　　　　　　　　　　　　　　　　　（选　登）

　　　　　　　　　　　　　　　　　·丁子霖·

　　　　　　　　　　　　　　　　　　禁区

　　我早就听说中国人民大学六个遇难的大学生中有一名女生。那是在我儿子遇难
后的一天，在我家门口遇见ＸＸ系的一位干部，大概是在系办公室工作。她同情我
的遭遇，要我节哀，并劝慰我说：这次遭难的并不是我一家，她所在的那个系有一
个女生也死了，是在回家的途中遇难的，完全是无辜的。当时我神志恍惚，没有细
问那位女生的姓名和家庭地址。但这件事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子里，心想等我
身体恢复了，我就去找她的家属；同一个学校的，不会找不到的。

　　事隔数年，当我拿定主意要去寻访那位遇难女生的亲属时，自然也就想起了那
位干部曾经对我说过的话。但我没有想到，这时的她已判若两人。当我问起那件事
情时，她说话吞吞吐吐，一再说她已经记不得那位女生的姓名和地址了。还说，事
过之后，有关这方面的材料都上交校部了，现在已无从查找。这也许是实情，我当
然只能理解。可当我恳求她告诉我那位女生生前的同学或她所在班的班主任时，她
却匆忙地离我而去了。她拒绝向我提供任何线索。以后她再见到我，总是躲得远远
的，唯恐我再提起这件事。

　　我深感世道变了。在“六四”那场劫难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觑，人们怀着对那
场大屠杀的义愤，怀着对死者的同情，奔走相告，慰问遇难者亲属。那个时候，我
也曾经过得许多同事、朋友们的抚慰，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可是，“六四”过后，
当局对八九民运的参与者进行了大搜捕，继之又实行党政系统的大“清理”，胁迫
民众表态“拥护平暴”、“效忠党国”。这一系列政治高压导致了人人自危的恐怖
局面，曾经一度沸腾的社会很快就沉默了。人们出于自保的心理，再加之当局对“
六四”屠杀采取“淡忘”的政策，渐渐的，那些在当年那场劫难中死去的和受伤的
人们以及他们的家属也就成了人们交往中的一个“禁区”。人们对于这类“有问题
”的人和“有问题”的家庭也就噤若寒蝉，不再提及。当时广为流传的有关受难者
的情况和线索，也就渐渐被淹没了。

　　但我不甘心。我又去求助这个系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退休教授。他答应了。于是
我天天等待。等了三个月，好不容易等来了那位遇难女生的名字，其它一切他说再
让我等一段时间。于是我又等待，一等又是好几个月。但当我再见到他时，他却已
经把这件事“忘了”，再也不提及。我非常失望，但我还是要感谢这位教授。我觏
解他的难处，想必他为了查明那位遇难女生家属的情况，一定是碰了不少壁，已无
能为力了。我只好另想办法。

　　皇天不负有心人。一天，一位受我之托的年轻人交给我一张小纸条，上面详细
写着那位遇难女生ＺＸＸ的家庭住址。当我接过那张纸条时，那份苦涩的兴奋是难
于用语言表远的。他没有告诉我这个地址是怎么得来的，但我能想像到这个地址得
之不易。

　　我再也不愿等待了。第二天，我按地址找到了Ｚ家所在的那幢住宅楼，叩开了
Ｚ家的门，但出来开门的并不是Ｚ家的人，原来Ｚ家已搬到别处去了。真想不到好
不容易得来的线索一下子又断了。但我这次遇到了一位好心的青年人。他听我说明
了来意，动了恻隐之心，告诉了我Ｚ家的新地址。

　　终于找到了，但离那场劫难已过去了四个年头。Ｚ的父母是一对退休的老人。
母亲目光呆滞，头发几乎都白了，当了一辈子幼儿园老师，在她手里一茬一茬的幼
儿长大成人远走高飞了，可她自己最心爱的幼女还没有大学毕业就永远离开了她。
Ｚ的老父五十年代初曾是赴朝参战的志愿军战士。这位当年的“最可爱的人”，万
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会死在同一面军旗下的“战友”们的枪口之下。这我才知道
，老俩口这几年一直生活在孤独和压抑之中。他们不愿接触外人，外人也很少接触
他们。他们不再提起女儿的事。我想，也许他们在潜意识之中也把女儿的遇难当做
了一个“禁区”，一个不愿触动的心灵的“禁区”。但那天老人终于开口了。

　　她告诉我，她的女儿是六月四日晚十一时在天安门广场外前门附近中弹身亡的
。当时她同她的嫂子正好路过前门附近，恰遇戒严部队进逼天安门广场，人群被冲
散了。他们两个弱女子躲到了小树丛后面。可Ｚ还是没有逃过这场劫难，她是倒在
嫂子的怀里慢慢死去的。

　　　　　　·—·—·—·—·—·—·—·—·—·—·—·—·—·—

　　　　　　　　　　　　我们工人家庭培养个大学生容易吗？

　　在八九年的那场大屠杀中，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死伤最为惨重，仅遇难的大
学生、研究生就有六名之多；遇难的教工子女有二名，还有若干名受伤、致残的。


　　继那位遇难的女大学生之后，我又找到了另一位姓ＣＨ的遇难者，他是ＸＸ系
的一名代培生。

　　那是在九三年夏七月的一天，我在校园里碰见了一位平时并没有很多交往的老
姐妹，她已经退休，是一位古道热肠的好心人。我偶然想起，她原先所在的系不是
也有一个学生遇难了吗？一问，她居然同这位学生很熟，还曾经在家里请他吃过饭
。这位学生遇难后，她还曾同死者家属保持过一段时间的联系。闻此我非常高兴，
可我怎么早没有想到去求她呢？

　　我猛然醒悟到，寻访“六四”受难者家属这件事，难并不难在找不到线索，而
是难在找不到掌握线索的人，更难在找不到愿意提供线索的人；对我来说，还难在
愿意提供线索的人未必愿意向我提供。自从我九一年接受美国ＡＢＣ广播公司采访
受到当局整肃成为“问题人物”以后，过去和我有过交往甚至很要好的朋友渐渐与
我疏远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生活在孤岛上。我也自觉到了这一点，因此尽可能
少同周围的人们来往，以免给人家带来“麻烦”。可是在我的内心之中，一种想与
受难者群体建立联系的愿望是那样的强烈，总是想要找到他们。出乎我的意料而且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这种愿望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和回应。这也可以
说是一种人心所向吧。

　　使我深为感动的是，我的那位老姐妹没过多日就给我送来了ＣＨ家的详细地址
，而且还通过死者生前的同学与死者的家属取得了联系。

　　于是，在七月份炎热的一天，我和我先生由那位同学作伴，驱车来到城东南一
条曲折、狭小、幽深的小胡同，下车进了院子又拐了好几道弯，这才进了ＣＨ的家
里。那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市民家庭。两间里外间的旧式小平房，挨着外间又搭了一
个临时的小厨房。室内陈设简陋。一张五十年代流行的双人床，两把简易木扶手沙
发，一张方桌，一把木椅，此外再没有什么象样的家具了。这不由使我回忆起七七
年代初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时的情景。当时大多数干部、知识份子从干校回来
就是这样家徒四壁，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想不到这个家庭到了九十年代还是这样
一种境况，我心里不禁一阵酸楚。

　　我们到ＣＨ家时ＣＨ的母亲不在。坐定后，老父亲为我们沏茶，没有茶壶，用
一只破旧的搪瓷杯往小玻璃杯倒水；没有茶几，就搬来那把旧木椅让我们放下杯子
。老父亲知道了我们是从人民大学来的，还以为我们是代表学校领导来慰问他们的
，强忍悲痛说了不少感谢的话。我不忍心作出澄清，因为我从谈话中知道，自ＣＨ
ＸＸ遇难、办完后事后，除了ＣＨ生前的同学不时来看望过他们，学校方面再也没
有人踏进过他们家的门槛。这位老人年岁大了，头脑里尚记着多少年前共产党的所
谓“革命老传统”，以为家里遭了难，逢年过节一定会有“领导”来“看望”的。
但是这次他错了，他不明白他儿子是死在政府的“平暴”之中的，政府至今没有对
死者作出任何“政治结论”，“领导”怎么会来慰问呢；即使是遇上富有同情心的
领导，也是不敢上门的。

　　说话间，老母亲回来了。看得出来，她的性格与她的老伴不同，善良中透出倔
强。当她得知我也是遇难者的母亲后，止不住向我尽情倾诉，我也是在哭泣中倾听
她的诉说的。

　　老俩口原来老家在河北农村，四九年来北京做小买卖，五五年“公私合营”时
作为小业主加入了“工人阶级”的行列，夫妻俩成了某工厂的工人。在数十年的风
风雨雨中，他们老实本分，兢兢业业地把四个孩子拉扯大。ＣＨＸＸ是家里最小的
儿子，是几个孩子中唯一上了大学的。因此，家里省吃俭用为他提供条件，几个兄
姐从没有埋怨过。ＣＨ为人宽厚，学业优良，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都是高材
生。他是他全家的骄傲，是他父母晚年最大的安慰。他的遇难，给这个家庭的打击
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工人家庭培养个大学生容易吗？”有多少语言能顶得上这句
最最平常的话呢？

　　从ＣＨ的姐姐那里得知，六月四日那一天，她弟弟是裹在人群中被戒严部队驱
赶得无路可走爬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小平顶上被罪恶的子弹射中头部丧生的。他姐姐
谈起她弟弟的遇难，至今还是泣不成声。她是大姐，弟弟从小就由她照管。她说她
有时骂他，可又疼他。那天他离家时，她久久地望着他细高的背影，好像有什么预
感似的。她说她没想到这竟是她姐弟俩的永别。

　　临走的时候，老母亲要我们看看她儿子生前的“书房”，那不过是一小间地震
棚，是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时搭起来的，因住房紧，一直没有拆掉。儿子生前就是在
这不足六平方米的房间里苦读。现在人去房空，但房间里的一切都还保持着原样。


　　　　　　·—·—·—·—·—·—·—·—·—·—·—·—·—·—

　　　　　　　　　　　　　　　猫比“人”更通人性

　　“六四”屠城后，整个北京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人们连上趟街都是提心吊
胆的，因为北京街头的戒严部队还是十步一岗、五步一哨，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每个
角落、每个行人的动静，如果稍有不慎，引起大兵们的疑心，说不定灾难会降临到
自己的头上。

　　但是，在这样一种险恶的气氛下，人们也许会发现，有一位身穿白色衣裙的中
年妇女，骑着一辆黑色自行车，往来于从东单到木樨地的长安街头。第一个七天，
第二个七天，第三个七天……一连到第七个七天；在七七四十九天里，每过七天她
就这样骑着车来回在长安街上走一趟。她这是在做什么？人们也许知店，中国有一
个民间习俗，家里死了人，逄“七”要为亡灵招魂。

　　她的自行车前兜里，放着一只小猫，这是她儿子生前喂养的；现在儿子离她而
去了，她就与这只猫作伴。猫也很有灵性，从不离开她一步。她向我诉说，当时她
产生一个念头，要带着这只猫为她儿子招魂，而且真的这样做了。当她在长安街上
来回骑行时，猫匍伏在车兜里很安静；但只要一到木樨地桥头，这个小动物就躁动
不安，且发出凄唳的叫声，非要跳出兜外，在桥头的地上来回奔跑走动，像是要寻
找什么。她告诉我，头“七”那几天，小猫不吃不喝，流着泪蹲在小主人的灵前，
不愿离去。

　　在一个悖理、反常的社会里，常常是人妖颠倒、人兽易位的。那些强权者的人
性被兽性所取代，而善良的普通老百姓则是人性被压抑、被扭曲。那些连表达正常
感情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的人们，也就只能把这种感情寄托在小动物身上，并从这些
小动物身上去寻找本应属于人的那一份同情和怜悯。猫通人性，这说起来也许觉得
荒谬，但我面前的这位妈妈相信，我也相信。她在向我诉说这一切的时候，是那样
的认真，那样的投入，因为她把这只猫看作她死去的儿子的化身。

　　她的儿子ＷＸＸ遇难时才十九岁。Ｗ高中未毕业便进北京某厂当了工人，同时
又上了一所夜大学，已经是夜大三年级学生了，也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热血青
年。八九年六月三日晚十一点多，他在木樨地桥头颈部中炸子（达姆弹），并没有
立即死去，被民众送往附近的复兴医院。他在临终前还保持着清醒的意识，从容地
从衣袋里掏出一张一角的毛票（人民币），在上面写下了自己所在的单位和地址，
托旁边的一位同学去报信。他一定相信自己是不会死的。

　　那两天Ｗ的父母不见Ｗ回家，冒着大街上的枪弹到处寻找。后来Ｗ所在单位通
知他们Ｗ在复兴医院，但未敢把真情告诉他们。父母想儿子居然在医院，也许只是
受了伤；可已经一天一夜了，儿子一定没有好好吃东西。于是母亲特地做了几样儿
子平常爱吃的饭菜，又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匆匆往医院送去。可他们怎么也没有
想到，儿子已经离开了人世。

　　这真是晴天霹雳啊！母亲昏倒了，她不能没有这个儿子。当她醒来时，又碰上
戒严部队冲进医院搜查所谓“可疑分子”。这一对中年夫妇什么都顾不上了，唯一
的想法是尽快把儿子的尸体往别处转移。终于在七日那天，他们从医院拉走了儿子
的遗体。没有来得及给儿子换上干净的衣服，也没有来得及给儿子的遗体清洗掉血
迹，更没有敢在家里停放，就匆匆地把遗体拉到东郊火葬场火化了。至今，母亲说
起这一切还是悲痛欲绝，她是眼看着斑斑血迹的遗体被送进焚尸炉的。她说她对不
起儿子。

　　父亲是一位正直、善良、刚毅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不能容忍野蛮的杀戮。“六
四”后，北京当局为了装点门面，常常搞所谓“普法宣传”，让大学里的教授们到
街头设摊搞“法律谘询”。一次，被这位父亲碰上了。他要诉诸法律，要讨回公道
，遂上前向“法律专家”询问：“我儿子无辜被枪杀，法律应作何解释？哪家法院
能受理？”这给“法律专家”出了难题。“六四”惨案中死了那么多人，还没有一
家提起诉讼的。“专家”劝告他：“快别提这事了，这事不能提。在北京遭难的不
是您一家，想开点吧，多多保重。”在共产党的中国，法只是为强者而设的，杀戮
者狞笑着逍遥于法外。

　　我从这对夫妇的控诉中，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猫比“人”更通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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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字碑

　　在京郊ｘｘ公墓的松柏丛中，耸立着一座青褐色的墓碑，上面刻着这样一段碑
文：

　　　　恸哭我儿／未及而立之年／猝然离世。
　　　　吾家希望之星／突告陨落。
　　　　天公如此不公／唤走有志青年／留下古稀双亲。
　　　　吾儿七七坠地／六三升天／短暂一生／不幸始终。
　　　　全家心碎／永失欢笑／立碑志哀。

　　我想，不管是谁，只要良知尚存，当他伫立在这座墓碑前，那血泪凝成的文字
都会给他的心灵以巨大的震撼。这段文字记录了我们这个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记
录了栖息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的生灵噩梦般的命运。

　　碑文的撰写者是死者年迈的父亲Ｙ老先生。老生生曾向我谈起这篇碑文，他说
：文中的“七七”是他儿子的生日，“六三”则是他儿子的忌日：两个日子在我们
国家的历史上都有特殊意义，都应该记录下来。

　　是的，这两个日子对于一位历尽沧桑、饱受内忧外患之苦的老人来说是那样的
刻骨铭心，难以忘怀。“七七”事变，日军铁蹄踏遍神州大地，万千同胞生灵涂炭
，留下了无法愈合的历史创伤。“六三”（“六四”）屠城，血洒长街，成百上千
民众死于非命，那惨烈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总难与“国难”
、“国耻”这类不祥的字眼愉快地告别？！

　　在那座墓碑的上方，镶嵌着死者ＹＬ的一帧遗像，那微笑着的面庞透露出聪慧
与善良，那凝神专注的目光充满着乐观与自信。谁都不会怀疑，长眠于这个墓地的
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有志青年”，是一个平凡家庭的“希望之星”。

　　ＹＬ出生于知识份子家庭，父亲毕业于四十年代国内一所名牌大学，是一位受
人尊敬的老工程师，母亲则是一位资深的小儿科大夫。ＹＬ是Ｙ家的幼子，有一兄
一姐。在“文革”乱世，父母兄姐被迫离散在全国各处。兄姐中学时期正赶上知识
青年下乡“插队”，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那时ＹＬ尚年幼，跟随父母从北
京去了山东“五七”干校，虽有父母爱惜，却从小惯尝生活之苦。同所有知识家庭
一样，老俩口期望自己的儿女成为国家的栋梁。两个大孩子学业被耽误了，他们把
全部心血倾注在小儿子身上。ＹＬ不负父母厚望，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研究生
，一心都扑在学业上，毕业后又被分配到一所部属研究所当了助理研究员。为了事
业，一个廿七岁的小伙子竟顾不上结交女朋友，对于母亲的催促，他总是说：“急
什么，还怕找不到，现在我要集中精力。”他在生活上毫无奢求，去德国作学术访
问穿的竟是他父亲当年的一身旧西服。八九年“六四”前夕，他已拿到了赴美深造
的签证。可以说，他在同龄人中本是一个幸运儿，可是，在六月三日那一夜之间，
一切都化作灰烬。

　　那天夜晚，ＹＬ洗完澡，忽听外面枪响。他顾不得穿好衣服，只匆忙穿上背心
、牛仔裤，就骑车去了木樨地。可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家。老父母再
见到他时，已是六月十九日。在这段日子里，他成了海军医院的一具无名尸，家人
几乎跑遍了市内四十六家医院最后才找到他。

　　ＹＬ的离去，对于两位老人家来说，所受打击是毁灭性的，但他们并没有被这
突如其来的厄运所摧垮。他们无力抗争，却决不认命。我第一次去看他们，老人神
情平静，言语不多，只是向我表示，他们唯一的愿望是能活得长久一点，亲眼看到
云开雾散的一天。以后接触多了，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特有的倔强
性格和面对苦难的巨大承受力。他们年复一年地默默承受着老年丧子的煎熬，不屈
地坚持着。每逢清明、周年，他们都要拖着病体，远道去ｘｘ公墓给亡儿扫墓、祭
奠，五年如一日，从不间断。

　　今年清明过后，两位老人得知我受到当局的“软禁”，不能出门，一定要来看
望我，我不想让他们受牵连，但他们不怕。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安慰。老人告诉我
，今年清明节有好多警察和“便衣”监视、巡逻，但仍有很多人去扫墓。有三位素
不相识的年轻人还在他们儿子的墓前当众朗诵了一首题为《清明祭》的悼亡诗篇。
老人向我展示了这首诗，我发现是从诗人北岛多年前为悼念遇罗克遇难而写的两首
诗中摘录的。诗的原题为《宣告》和《结局或开始》，其中两段是这样的：

　　　　宁静的地平线／分开了生者与死者的行列／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自由的风
　　　　没有别的选择／在我倒下的地方／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风／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从星星的弹孔中／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也许有一天／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
　　　　垂放在／每一个不屈的战士／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
　　　　乌鸦，这夜的碎片／纷纷扬扬

　　这首诗我已很熟悉。八九年九月十一日，我儿子遇难百日祭的当天，我丈夫就
把这首诗的结尾部分抄录了下来，夹在镜框里挂到了亡儿遗像的旁边，一直到现在
。

　　对于遇罗克的被杀害，当时的人们希望这是一个该诅咒的时代的结局而不是开
始；可十年以后，人们猛然发现，当年的杀戮，只仅仅是开始而不是结局。历史现
在又向前挪动了一步。如果历史允许选择，那么，我将既不选择结局，也不选择开
始。我将走我自己的路，让自己的脚步来做出选择，不管前面等待着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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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那年才十九

　　在五年前的那场杀戮中，有不少女性死于非命。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年龄
最小的一位，她叫ＺＪ。

　　在我的面前，放着她的两张照片。

　　一张是ＺＪ生前照的。她身穿火红色的上衣，背靠在一辆小卧车上，那圆圆的
脸，甜美的笑，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谁见了都会喜欢。

　　一张是她遗体的照片。她那苍白的脸，紧闭的双眼，一头散乱的乌发，般红的
鲜血从她头部的弹孔中渗出……。谁看了也不忍再看第二眼。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美好的事物，那是造物主的赐与：有了它们，世界
才有了意义，才值得人们留恋。然后，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同时又存在着许多邪恶
，它们仇视生命、仇视人类、仇视一切美好的东西，它们使世界变得可憎可怖，它
们使每一片土地沾满血污。

　　姑娘那年才十九，正值豆蔻年华，却像折断了枝条的花朵那样枯萎了。

　　她是Ｚ家的幼女，是父母的一颗掌上明珠。她毕业于一所职业高中，遇难前正
在一家著名的培训中心接受从业前的职业培训。她天性活泼、开朗，无忧无虑。像
许多同龄的少女一样，她有一位倾心的男友相伴，正沉醉于热烈的初恋，世界在她
的眼里是那样温馨和富有诗意，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仇恨与邪
恶。

　　六月三日晚上，京城的青年男女怀着满腔热血和强烈的使命感纷纷走上了街头
，ＺＪ和她的男友也一起来到了西单附近。这时，正遇上戒严部队的疯狂扫射，男
友意识到情势的危险，当即拉着她躲进民族宫旁的一条小胡同，却又遭到了戒严部
队的追杀。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在一阵乱枪中，她被一颗子弹射中了头部，应声倒
在了男友的身边，从弹孔冒出的鲜血溅满了旁边商店橱窗的玻璃。在那祸从天降的
一刻，她的男友发疯似的冲进商店寻找棍棒要去同“大兵”们拼命，好不容易被周
围人群拖住劝阻了。当她的男友与民众把她抬至附近的一个院子时，她已经气息奄
奄，说不出话来了。她被送到附近的邮电医院，终因抢救无效，于六月四日凌晨停
止了呼吸。

　　ＺＪ的父母都是老实人。父亲当了一辈子小公务员，母亲是一个缝纫女工。面
对这样残酷的现实，这对中年夫妇的精神几近崩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睹物
伤情，无法呆在家觑，常常独自一人无目的地在大街小巷转悠。天黑了，夜深了，
街上行人消失了，她仍然流连于街头巷尾。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对我诉说，她在
那些日子像丢了魂似的，心里空荡荡的，觉得没有一个着落。

　　ＺＪ的父亲不善言词，女儿离去后更是成天沉默寡言，然而内心却悲愤难平。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一九八九年七月八日香港《文汇报》上赫然见到一条“香港
中通社北京七日电”的消息，标题为“戒严之下坦然宣布误杀群众后事办妥，死者
家属未称不满”。文中称，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俞晓松向记者透露：“北京‘六四
’事件中被误伤死亡的群众，后事已作妥善安排。”俞说：“对于确实属于误伤死
亡的群众之家属，……抚恤金按每个死者家庭的不同情况核发：一般在一万至两万
人民币之间。对于死者的子女，政府则抚养至十八岁，并对死者家属的生活进行妥
善的安排。”俞表示，“至今为止，死者家属还没有对事处理不满意的。”老实人
想事情总是那么老实，他想他的女儿当属于“误杀群众”，政府是要管的。于是他
给北京市政府写信询问，但结果是石沉大海：他又写了第二封、第三封……依然杳
无音讯。他失望了，也清醒了。一个用谎言欺骗民众的政府还能希望它做些什么呢
！但他把那份载有谎言的报纸剪了下来。他要留做历史的见证。

　　五年了，我仍然珍藏着姑娘的那两张照片。依然是那圆圆的脸，甜甜的笑，全
身充满青春的朝气。我常常想，如果她活着，她一定会幸福的，因为这个世界本来
就是为他（她）们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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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狂的坦克

　　在八九年“六四”凌晨，许多人目击了这样一幕惨剧：一辆疯狂的坦克，冲向
刚从天安门广场撤至六部口的人群，躲避不及者，被履带碾得血肉模糊：死里逃生
者，落下了终身残疾。这辆该诅咒的坦克究竟碾死、碾伤了多少人，当时传说不一
：有说死了九人，有说死了十一人，至于伤者，更是众说纷纭。这都不足为据。当
局不公布死伤名单，别人说了，那怕说的基本符合事实，也会当做“谣言”来追查
。因此必须拿出实证材料，让一个个具体的个案来说话。几年来，我和我的朋友一
直把这辆坦克碾死、碾伤的受害者作为寻访的重点。现在我们寻找到的是：死者四
人，伤者八人，一共十二人。这十二人都有姓名、年龄、单位及受伤、致死部位，
其中八人已确知他们的籍贯和家庭地址。他们都是北京各高校的学生，来自江苏、
安徽、陕西、福建、海南、北京等省市。至于确切的死、伤数字，只能等待时间来
回答了。

　　现在让我们忍着悲痛把思绪拉回到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凌晨，看看这群青年男女
在那辆疯狂的坦克袭来时所遭受到的悲惨命运吧。

　　Ｌｘｘ生前是北京某大学的一位博士生。三日晚，他和另一位研究生一起骑自
行车去了天安门广场。四日凌晨，当戒严部队命令学生撤离广场时，两人遂推车沿
西长安街向六部口走去。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会有什么危险。当那辆坦克向他们袭
来时，也们都还没有想到坦克会从人群中碾压过去，可就在这刹那间，Ｌ成了坦克
下的一名冤死者。他死得不明不白，因为他并没有任何反抗，而且是按命令撤离广
场的。Ｌ出生于南方某沿海省份的一个小县城，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上
有三兄一姐。Ｌ家几个子女中他是唯一进入高等学府的，遇难时即将取得博士学位
，且已联系好于当年十月赴日深造。Ｌ本来在他的同龄人中是个幸运儿，是Ｌ家的
骄傲和希望，却在顷刻之间化为灰烬。一位优秀青年遭此厄运，世人扼腕：然而，
在强权者的高压底下，人们唯有叹息而已。

　　Ｄｘｘ生前是ｘｘ学院的本科生，遇难时从外省考入京城才两年。父母深爱着
自己的儿子，儿子也深爱着自己的父母。四日凌晨，Ｄ从天安门广场撤出时，走在
队伍的尾部。他也是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被那辆疯狂的坦克碾死的，尸体被碾
得不成形状。儿子死了，父母把骨灰领回ｘｘ老家掩埋在住家门前小溪对面的岸边
。往昔的一切都已成为梦幻，唯有那母亲的泪水汇成的溪流年复一年地呜咽着，控
诉着那场惨无人道的杀戮。

　　Ｆｘ也是北京一所大学的本科生，四日凌晨从天安门广场撤至六部口时，同行
的有一位女同学。当那辆狂奔的坦克冲过来时，他把身旁的那位女同学推到了人行
道上，可他自己却被压到了坦克的履带之下。他被碾断了双腿，成了残废，将终生
与轮椅为伴。治伤期间学校当局仍不放过他，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审查”，且不
给他分配工作。Ｆ凭着不屈的意志，去了一个边远省份自谋生路。岁月对他来说是
艰难的，但他不甘于成为生活的弱者，他不息地向厄运挑战，不息地为人的尊严而
抗争。他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和尊敬。

　　ＣＨ是北京一所大学的女学生。四日凌晨，她参加了民众自发组成的一个临时
救护队，在西长安街一带抢救伤员。可是，那辆发了疯的坦克竟丧心病狂地压向了
这位善良的女学生，把她的一条大腿碾成粉碎性骨折。同时受伤的还有一位姓Ｌ的
男青年。他被碾断了一条胳膊，成了终身残废。俗话说，子弹不长眼睛，可开坦克
的人难道也不长眼睛吗！

　　还有比这更惨的。一位姓Ｗ的学生，整个骨盆被碾得粉碎，数年中做了多次大
手术，伤口至今仍没有愈合。因输血染上“丙肝”病菌，无法再次做手术。他曾给
我看过受伤的部位，可怕极了，整个肾部已无一处完好的地方。但他也有不屈的意
志。他受伤时是一位硕士研究生，几年来他强忍着病痛的折磨，硬是考上了博士生
。但人们无不为他担心，他的伤口要是长期不能愈合，一旦恶化，后果将不堪设想
。

　　以上我只是列举了这一批死、伤者中的几例个案。我常常想，在战争年代中两
军交战时，对敌方缴械的士兵尚且还得放他一条生路，为什么对那些已按命令撤离
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却不能放过！何况他们是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更何况他们在撤
退时没有作任何抵抗。在和平时期竟如此残忍地滥杀无辜，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
是下令把坦克开进北京城的人，就像那辆疯狂的坦克一样，已成了完全丧失理智的
疯子。人们难道能期望疯子做出合乎人类理性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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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　　书

　　遗书写在传单背面，字里行间饱含着对亲情和爱情的眷恋。

　　在我面前放着一位“六四”死难青年的“遗书”和他的父亲写的一份“往事追
忆”。死者的父母都是从事地质考察的中年知识分子，我和两位有过多次交谈，征
得他们同意，我把两篇文字公诸于世，让它们来说明一切，只是为当事人的安全计
，暂时隐去了他们的真实姓名。

遗书

　　父母亲、ＷＤ、小ＱＩ：

　　今天天安门的事你们在外面的人可能都不了解。父母亲，政府通知学联今晚镇
压，我作好了与学生同在的准备，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这是为了民主和自由。国
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做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子孙，这是我的责任。

　　以前，我常常不听话，顶撞你们，请你们原谅我。我是爱你们的，永远爱你们
。ＷＤ，以后多听爸妈的话，代我尽孝吧。小ＱＩ，我知道你关心我，爱我，我对
你的感情也不会变。

　　我的在天之灵保佑你们。你们多保重。

　　小ＱＩ，我给你的戒指希望你永远戴着。请代我向其他朋友们问好。我相信你
们会为我感到骄傲。

　　　　　　　　　　ＸＤ　　８９．５．２１晚６：３０分

　　这封遗书是ＸＤ的父母在ＸＤ逝世后清理遗物时发现的，写在一张传单的背面
，发黄的小纸片有几处破损，显然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匆忙写成的。遗书中的ＷＤ，
是死者的弟弟，小ＱＩ是他的女友。字里行间，饱含着对于亲情和爱情的眷恋，但
为了生者的自由和尊严，他把这一切都抛弃了。

　　五年了，也许人们早已把这位青年忘记了：也许，人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曾
经有过这么一位青年。那么，就让我们来读一读死者父亲的“往事追忆”吧：

　　“我们的儿子ＷＤ去世快五年了。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我们一刻也没有忘记过
他，好像他到外地出差去了，马上就会回到我们的身边。我们等呀盼呀，却总是不
见他回来。……近五年的日子，我们像是处在黑暗中，又似乎能依稀见到一丝光明
。希望这仅仅是黎明前的黑暗，不会长久的……

　　“我们的儿子生于一九六八年Ｘ月Ｘ日。由于我们夫妻都从事地质工作，经常
外出，对孩子很少照顾，因此ＸＤ从小养成了独立生活的能力，遇事能独立思考。
他热爱生活，兴趣广泛，爱好集邮、围棋、游泳、音乐、国画、书法和篆刻。他待
人诚恳，乐于助人，因而交了不少知心朋友。由于业余爱好分散了他的精力，中学
六年成绩处于中等水平。为此引起我们对他的不满，我曾一气之下，把他的集邮册
付之一炬。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对不起他，但已无法挽回了。八五年九月，他刚满
十七岁，我担心他考不上大学，就让他当了一名工人。进厂后，他后悔上学时没有
好好努力，于是报考了业余大学，成为工业企业管理专业的一名大学生。他学习很
刻苦，成绩也很好。”

　　“往事追忆”写到了ＸＤ在八九学运期间的活动：

　　“八九年五月至六月，是ＸＤ短短不足廿一年生命旅程中最闪光的一瞬。五月
初，我从外地一回到北京，正好碰上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示威，要求与政府对
话。ＸＤ兴奋地告诉我，‘现在官倒、贪污、腐败像过街老鼠，不敢再猖獗了，人
民觉醒起来，什么力量也挡不住。’我开始将信将疑，后来到天安门广场一看，我
相信了。那个时候，全北京的市民都上街了，站到了学生的一边。他在厂里贴出大
字报，号召工人兄弟行动起来，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有一天下班后，他和厂里的
青年工人约数百人，举着厂旗，敲着大鼓，头裹红布条，列队向天安门进发，去声
援和慰问学生，很晚才回家。

　　“在政府发布戒严令后的那段日子里，他一心扑在天安门广场上，每天下班就
去帮助维持秩序。他的行动感动了不少大学生，纷纷在他的衣服上、帽子上、旅游
鞋上签名留念。可惜，他遇难后，我们不敢把这些遗物留下来，都焚毁了，现在我
们很后悔：这是他生前最心爱的东西，应该留下来的。

　　“六月三日晚饭时，恰好ＸＤ的女友也在我们家。我们对ＸＤ说：“今晚可能
会出事，你就不要出去了。”他笑着答应了我们，说送他女友回家后就返回。可是
，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据当时的目击者说，那天夜里在木樨地桥头，民众以肉体阻挡戒严部队的军
车和坦克，ＸＤ赤手空拳站在民众队伍的前头，军队开枪威胁，他也毫不惧怕，直
到中弹倒地……。

　　“ＸＤ是四日凌晨死去的。我们见到遗体时，他面容安详，只是眼睛还半睁着
。他穿的浅蓝色衬衫被血浆凝结在后背上，脚上的皮鞋只剩了一只……。”

　　一位向往光明、追求自由、憧憬着爱情与幸福的青年人，就这样被杀戮者残忍
地扼杀了。他把这光明、自由和爱情留给了他的同代人。

　　　　　　·—·—·—·—·—·—·—·—·—·—·—·—·—·—

　　　　　　　　　　　　　　　　　　伪　　证

　　“如果不是暴徒，戒严部队怎么会打死他？”这是在“六四”屠城后的“清查
”运动中，“清查办”人员要ｘｘ医院一位大夫对一位死难者作伪证时的问话。

　　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小Ｙ同民众一起，在ｘｘ路口抢救伤员，不幸腹部中炸
子。当时在他身边恰好有一位ｘｘ医院的大夫，他目击了小Ｙ受伤时的情况，之后
又与民众一起把小Ｙ送往ｘｘ医院。然而，小Ｙ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六四”后，北京各单位、各街道居民委员会都成立了所谓“清查办公室”，
根据中共当局的统一部署，搞人人过关，对所谓“动乱”、“暴乱”的参与者进行
清查。在这场大清查中，当局为了证明开枪镇压的合法性，横蛮地给许多死难者定
为“暴徒”。为此，当局不惜逼迫目击者作伪证。

　　小Ｙ是一位新闻工作者，遇难时正当而立之年。他有一个美满的小家庭，夫妻
情笃，工作如意，而且有了一个刚满周岁的儿子。出于新闻工作者的良心，他投入
了那场学生和民众的抗议运动。

　　六月三日政府下令开枪，他怎么也不能在家里耽着。当他行至东长安街ｘｘ路
口时，正好碰上戒严部队一阵乱枪扫射。一批民众倒下了，可戒严部队并没有停止
扫射。勇敢的北京市民不顾自身的安危，奋力上前抢救，其中就有记者小Ｙ。

　　小Ｙ是怎么死的？当时有许多目击者可以作证。人都死了，还要给他罗织莫须
有的罪名，还要对他鞭尸毁誉！同样是中国人，竟是如此的无人性，如此的残忍！
那位大夫是善良、正直的，他不能昧着良心诬陷好人。他一遍又一遍地向清查人员
说明当时的真实情况，一遍又一遍地澄清强加于死者的诬陷不实之词。

　　“难道Ｙ没有一点越轨行为？”清查人员质问。

　　“没有。”大夫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再想想！”

　　“没有什么可想的。”仍然是那样斩钉截铁。

　　“没有暴力行为，戒严部队怎么会打死他？”

　　“我不知道。你去问戒严部队。”

　　再问，沉默；又问，还是沉默。

　　共产党有句名言，叫做“造反有理”；后来变了，变成了“造反无理”，现在
又变了，变成了不造反也“无理”。“斗争哲学”一变而为“奴隶哲学”。呜呼！
世道确实变了。

　　作为一个人，要保持那么一点点做人的良心多难啊！为了不愿做伪证，那位大
夫受到了“应得”的惩罚，有半年多的时间，不准他上岗给病人看病，精神上的压
力是可想而知的。

　　死者的妻子说起这一切，还是那样的愤愤不平。她说她的丈夫是为救人而死的
，而那位大夫为救她丈夫又受到牵连。为什么共产党总是和好人过不去？

　　　　　　·—·—·—·—·—·—·—·—·—·—·—·—·—·—

　　　　　　　　　　　　　　　　　原来是一家

　　他的儿子遇难了，他进了“清查办”；为了表示“效忠党国”，他不停地在大
会小会上作检讨：“我没有把儿子教育好。”人们以为他的儿子还未成年，其实他
的儿子已经三十多岁了。

　　她的丈夫遇难了，当她得知丈夫被枪杀的消息，要去找戒严部队拚命。

　　她的儿子遇难了，遗下一个五岁的小孙女；孙女身体孱弱，还有病。一老一小
苦苦度日。

　　在“六四”大屠杀后的一段时间里，有关遇难者及其亲属的消息不断传到我的
耳朵里，我想要找到他们。

　　那位死了儿子还帮着政府搞“清查”的人我早听说过人们对他的种种议论。他
叫Ｗｘｘ，是ｘｘ大学的一个“纪委”（共产党内常设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干部。
人们都骂他没有人性；说政府把他儿子打死了，还表态拥护政府的“平暴”。我听
他所在学校的一位朋友谈起过他：“别人搞清查，都是睁一眼闭一眼，能放过去的
就放过去。他可不，死抓不放，没完没了，真不知道上头给了他什么好处？”后来
又有传闻，说他被评为北京市的优秀党员了。

　　我厌恶这种人。我不想去找他；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敢去找他。可他的儿子
是无辜的。听人介绍说，他儿子是一位有抱负、有良知的青年，当年在京郊“插队
”（“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种形式）时与一个
农村姑娘相恋成婚，已经有了一个女儿。我决定绕开那位“纪委”干部直接去找遗
孀和遗孤母女俩。可是，我托了很多人都没有打听清楚母女俩的下落，于是只好暂
时放下。

　　在那段时间里，使我高兴的是我托一个朋友找到了那位失去儿子的母亲。但这
位母亲有很多顾虑，不愿多说，也不愿同我们多接触。我们想找她的儿媳，她也一
再推托，说她的儿媳是个烈性子，要我们不要去找她。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了她儿媳的下落。原来她就在我家附近一所小学当教
师，名字叫Ｚｘｘ。

　　她性格爽朗，直率中带有几分泼辣。她告诉我，她丈夫原来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遇难前任职于北京某公司。那年北京闹学潮，她和她丈夫常常一起去天安门，他
俩觉得学生的行动是正义的，应该去声援。六月三日那个夜晚，她和丈夫一起离家
去木樨地，走到半道，丈夫担心女儿在家里害怕，就劝说她回去了。想不到，这一
别竟成了她和她丈夫的永诀。小伙子是在离木樨地不远处的中科院院部门口中弹身
亡的。丈夫去世四年多了，小Ｚ一直没有再嫁，靠自己当小学教师的微薄工资抚养
幼小的女儿。生活是艰难的，但她决不向命运低头。

　　我们第一次见面，她就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她们家多年来的一个邻居，自
从她丈夫去世后对她的态度突然变了，常常欺侮她母女俩，稍有小小摩擦就恶语相
对，辱骂她丈夫是“吃枪子死的”。有一次，她忍无可忍，给了骂人者狠狠一拳，
居然把那人的鼻梁打歪了。为此，那个恶邻告到法院，逼她打了场官司。人家有钱
有势，结果这场官司她打输了，赔偿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医疗费。但她并不后悔，她
说她维护了她丈夫的名誉，自己也出了一口恶气。

　　来往多了，自然也就无话不谈。有一次，她带着几份神秘地问我：“丁老师，
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不是小Ｚ吗。”“我是说我是谁家的人？”我回答
说不知道。她这才向我坦诚相告：“我是ｘｘ大学纪委书记Ｗｘｘ的儿媳妇。我公
公这个人你一定是知道的。他是个老‘左’。”“是吗！”我一怔。我怎么早没有
打听清楚呢。我还不知道，她的那位公公居然从“纪委”的一个一般干部升任为“
纪委”的书记了。从她那里我还弄清楚了，那位失去儿子的母亲，居然就是她的婆
婆。而她自己，就是我早听说过的那位要去找戒严部队拼命的烈女子。

　　啊！原来他们是一家子。

　　看来那位婆婆的头脑是清醒的。她不愿向我们介绍她的儿媳，是怕她“闯祸”
；她不愿提起她的老伴，是因为他的名声不好。

　　然而，世界上的事是复杂的，不能按常规去推断，尤其是在一个反常的国家里
。从小Ｚ那里，我知道了她公公内心的另一面。这位“纪委”书记在单位里是共产
党的“好干部”、“好党员”；但在家里却总是低着头，沉默无语。有时儿媳数落
他，他也常常默不作声。儿子生前培育的一盆君子昙，他细心照料，爱护备至；几
年来，总是搬进搬出，从不懈怠。快五年了，他一直没有舍得将儿子的遗骨移到墓
地去安葬，而是妥善地存放在家里。现在老俩口都退休了，他把自己身后之事作了
安排。他托付儿媳将来把他们老俩口和儿子的遗骨一起运回山西晗家安葬。老俩口
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党政干部，一辈子没有多少积蓄，婆婆悄悄交代儿媳，她死后把
她的遗体卖给医学院作解剖，也可补贴一些孙女上学的用途。

　　听了这些，我一阵心酸。我对Ｗ的厌恶、反感消失了，觉得他活得太可怜。人
既非圣贤，亦非草木。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几十年的厮杀，几十年的
愚民“教育”，人性扭曲、人格分裂，人变成了两面人。人类的善良、人类的同情
、人类的爱，这些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只能通过曲折、隐晦甚至变态的方式表露出
来，而且只局限在私人场合；在公众场合，人只能充当各种各样的符号，没有意志
，没有爱憎，甚至没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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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为人知的小“六四”

　　八九年六月四日发生在中国大陆的那场杀戮是举世皆知的，然而事过两天，即
六月六日，又在复兴门外大街一带发生了一起戒严部队枪杀和平居民的事件，这却
是外界鲜为人知的。住在这一地区的居民把此次事件称为小“六四”。

　　据当时在现场的人们说，此次事件是由附近的一些居民出于义愤抗议“六四”
血腥镇压引发的。“六四”杀害了那么多无辜的和平居民，难道能让目睹这场杀戮
的北京市民忍气吞声？！然而，这竟招来了另一次杀戮。

　　这次杀戮究竟死、伤多少人，也许也只能由时间来回答；到目前为止，我所知
道的是死三人，伤三人；我同样有他们的姓名、年龄和工作单位。

　　这次杀戮的第一个受害者是一位当时不满十三岁的小男孩。这天下午三点钟左
右，这位小男孩从学校放学回家，途经木樨地地铁口，正遇上几辆坦克在宽阔的马
路上来回奔驰。突然，其中一辆坦克上的机枪向四周猛烈扫射，无情的子弹击中了
小男孩的腹部和胳膊，男孩应声倒地，由路人抬至复外大街ｘｘ楼底层的商店门口
，准备找车把他送往医院救护。可未曾料到，那辆肆虐的坦克又开了回来，士兵举
枪威胁民众，不准上前救护。可怜一个还只是上小学的孩子，竟在地上足足躺了半
个小时。身子底下流着殷红的鲜血，痛苦的呻吟声越来越微弱。周围的人们实在看
不下去了，试探着趋上前去，但被“大兵”喝了回去。这时，一位老者挺身而出。
他向戒严部队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并首先声明：“我拥护平暴。”然后又哀求说：
“这孩子还小，不是暴徒，让我把他送医院吧。”戒严“大兵”这才开恩，允许老
者把孩子抱走。那位老人一步一步吃力地把孩子抱着送到了附近的复兴医院。手术
从下午四时一直进行到夜间十一时，因为医院血库的血浆几天前就已用尽，大夫动
用了一位华侨私人存放在医院的血浆才从死神手里夺回了这条小生命。孩子侥幸活
下来了，但永远被夺去了健康，小小年纪成了残废。现在他快十八岁了，但已无法
升学和就业，耽在家里靠父母养活。

　　继这位小男孩之后，又发生了一起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惨剧。

　　时间是在这天的晚饭后，居住在事发地点不远处的小Ａ听到外面有枪声，随即
与同院邻居Ｗ家兄弟俩和他们的两位女友，以及另外两位Ｙ姓兄弟，一共七人，结
伴上了大街。晚十一时多，这几位男女青年来到南礼士路路口，被戒严部队厉声喝
住，未及申辩，旋即一梭子弹射来，Ａ及Ｗ氏、Ｙ氏兄弟五人均中弹倒地。两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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