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我想在正式讲之前先介绍我最近主编的一本新书，书名叫做《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我为甚么要主编这本书呢？因为有一个问题我思考了多年，就是中国是从甚么状态走向今天的。我曾经在我的《现代化的陷阱》原版的后记里面说过，要认识中国的今天，必须从重新认识中国的近现代史开始。对于青年一代，思考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因为我们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现在恰好成为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许多青年人对自己出生以前的事情并不了解，比如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余年中国到底发生过甚么，就是一笔糊涂帐。
为甚么我要这样说？因为现在中国的大学生已经不知道十多年以前的“六四”到底发生了甚么。我研究过中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其中让学生记住的32件大事中间，其中有25件是共产党召开的各种会议，以及哪一次会议发布了甚么重要的公开文件，至于中国共产党在这五十年统治中间制造的无数国家罪错，在历史教科书中根本都没有提及。五十年代初的“土改”就不用说了，因为这一历史事件中共还一直当做它改造社会的一个基础，如何认识它是另外一回事。即使中共自己都认为是历史错误的，比如反右倾、反右斗争，还有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都在它历史教科书里抹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不留。与现在这些领导人多少有点关系的1989年六四事件就更不用说了。这些罪恶实际上都是中共在毛泽东及其他领袖的领导下，依靠国家的体制化暴力制造的一种国家罪错。制造这些国家罪错的主体，是国家、是政府。但对于这些国家罪错，中国政府从来没有道过歉。
我记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他的一本著作里谈到一条，他说：“民主体制之所以成为必要，就是因为它能够对人民负责”，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印度的人口和中国差不多，也曾经发生过许多饥荒。但后来由于实现了民主政治以后，印度已经不可能发生中国那样大规模饿死人的事情。比如1959年到1962年的“三年大饥荒”，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领袖制造了这一极大罪过，居然不要道歉，就继续光荣、伟大、正确下去，这在民主体制的印度是不可以想像的。在民主化的印度，不需要饿死这么多人，只要饿死上万人都可能导致一个政府垮台内阁辞职。因此，他觉得民主体制至少可以使政府少犯一些错误。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是对的。这本书被翻译到中国去这一整段话被删的干干净净一个字都不留，包括里面所有对中国的批评，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中译本是一个残缺本。
我觉得要帮助当代的中国人认识历史，必须有一些能够真实反映历史真实的书。所以我就从《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历年发表的文章中挑选了二十篇论文，它记述的都是中国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主要都是由中国政府一手制造的国家罪错。要让中国人记住这些由政府一手制造的国家罪错，而且要让中国人民了解国家与政府是会犯错误的，让中国人民了解“国家罪错”这个概念。只有在政府对自己曾经制造的所有国家罪错道歉，与人民达成历史性和解，从此以后不要再不断制造新的国家罪错，我们这个国家才有一个走向未来的较好的基础，这就是我编这本书的用意。
一、“三大经济成就”的真相
我今天的演讲题目就是中国近期经济的经济形势分析及未来走势预测。
今天我想谈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分析中国政府列举的三大经济成就，以及政府还有哪些没告诉大家；第二，中国为经济发展付出甚么样的代价，为中国带来甚么样的问题；第三，分析中国未来的危机所在。
1.1、GDP的真相
中国政府这些年来向国际社会吹嘘的几大成就，第一就是持续二十多年的GDP高速增长。1978年中国的GDP总量仅仅三千六百二十四亿元，那么2002年已经达到了十万亿元，去年的GDP总量仅次于美国，在GDP总量排行上成为世界的第二大国。中国政府在此刻意回避了一个人均GDP，尽管我们GDP总额很大，但是人均GDP才刚刚超过一千美元，还属于国际援助国的范围。所以前一阵欧盟一些国家在讨论还要不要给中国援助的时候，其中的主要理由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很快，这几年还在援助非洲、南美一些国家，胡锦涛南美之行答应投资两百亿美元给阿根廷更是引起震惊，这些发达国家表示，既然中国这么富裕，我们可以不再援助你了。但是中国国家商务部立举办一个座谈会，邀请了联合国与二十多个经常援助中国的各国非政府组织，声明一点，就是中国还需要援助，因为我们的人均GDP才刚过一千美元，我们还很贫穷。这里我就是谈这一点。
GDP它确实衡量一个经济高速成长的指标，但是它不能衡量的东西太多了。第一，它不能衡量这个社会为高速成长付出的的生态成本；第二，它不能衡量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否公平；第三，它不能衡量社会福利的增长。所谓社会福利的增长是三大要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与义务教育。这几点我放在后面分析。
1.2、引进外资的真相
中国政府炫耀的第二大成就是就是引进外资。去年中国是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大的资本流入国，截至2003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是五千零一十四亿美元。中国的学者从去年开始讨论这么多的外资进入中国，到底中国经济是否安全？其中主张继续引进外资的就是负责引进外资的国家商务部，反对继续大规模引进外资的是三个机构，国家发改委，国家工商总局和税务总局。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两税并轨。过去对外资征税一直实行优惠政策，减免了很多税；对国内企业征的税很重。曾经有人算过中国国内企业负担的各种各样的税收费用加起来大概是百分之三十五以上，而外资企业经过种种减免与合法避税，税收负担只占营业总额的百分之七左右，等于只有中国企业税负的五分之一。所以国内的企业认为很不公平，国家税务总局想增加税收，所以提出外资应与国内企业税负平等。商务部到了年底被迫开了一个会，公布了一个连我都感到很吃惊的数据，他说因为中国的统计指标有问题，这个“累计引进外资额”只计算引进外资的增量，没有计算外资的存量。如果计算存量，虽然引进了五千零一十四亿美元，但是实际使用的外资只有两千五百多亿，有两千五百亿实际上已经撤出了中国。
1.3、世界工厂的真相
第三点，中国现在成为了世界工厂，无论到哪一个国家，大家都可以看到madeinChina，就是鞋袜、帽子、纺织品、玩具等市场几乎全是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这一点已经让欧洲人和美国人感到中国已经动了他们的奶酪，正在筑建各种贸易壁垒。欧洲用的是绿色壁垒，从环保方面为中国产品设置障碍（大米、茶叶、农药）；启动“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简称“特保”）制造壁垒；还有技术壁垒。西班牙等国的烧鞋事件可看作民间贸易壁垒。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有两个因素，第一就是依赖于中国的血汗工资制，中国的血汗工厂世界闻名，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中国劳工更低廉的劳动力了。即便按共产党自己信奉的马克思理论，工资应该包含维持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成本，即劳动力本人的生活资料，维持家庭的生活资料，当然包括住房还有就是其他的吃、穿、住、用、教育，还有医疗等等。中国的劳动力现在几乎只剩下劳动力本人吃饭的这些钱还加上一点点微薄的剩余，根本不足以维持他们整个家庭的再生产，很多劳工尤其是农民工几乎没有医疗保险，而养老保险就更加没有，这等于侵夺了他们工资的必要部份。这些社会福利在民主国家甚至在中国周边一些国家也都有，我曾经比较过美国商场的各国产品，越南、斯里兰卡生产的同样一条牛仔裤，卖的价钱都比中国产牛仔裤要高一美元左右，而这一美元可能就是侵夺劳动力必要工资的部份，相当于八块人民币。
美国近两年老是对中国施压，认为中国应该把劳工的工资水平提高一点，这样两国之间的劳工竞争才公平一些。这种压力源自美国，但最终受益者是中国劳工。中国劳工由于工资水平相当低下，不能支付下一代的教育费用，也不能支撑整个家庭较高的消费水平。这对中国没甚么好处，中国这几年来经济年年攀升，但是市场消费一直不旺，就是因为国内的民众没有购买力来支撑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必须依靠庞大的海外市场。中国经济现在对进出口贸易依赖程度偏高，去年中国GDP总量的80％来自于进出口贸易，而进出口贸易的主体又是三资企业，百分之八十的进出口贸易依赖是三资企业，包括欧美资本、日本还有港台资本。
支撑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还有一个原因，这些外资工厂在中国能够生产廉价产品，完全依靠中国为他们承担环保成本。去年西班牙焚烧中国的鞋子，有一个数据非常让人吃惊，就是中国生产一双鞋的成本，加上运费与各种中间环节费用，只要三到四美元。而西班牙生产一双同样的鞋子就要二十美元左右。那么这中间的差价到哪里去了？除了劳工工资低廉以外，主要还有环保成本，比如说鞋子需要大量的皮革，而皮革是一个高污染产业，这些皮革在中国生产出来了，但这些外资企业没有付排污费与其它治理污染的费用，大量的污染都留在中国了。生产的皮革要使用硝酸盐，造成的污染相当厉害。当年中国整治乡镇企业的“五小”，其中小制革厂、小造纸厂，小化工厂等等，都是高污染行业。中国的环保条列虽然规定了污染企业需要付排污费用，但费用也偏低，很多地方为了吸引外资擅自取消了这些费用的征收。
*二、“经济成就”带来的问题
现在进入第二个主题，就是谈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甚么样的问题，带来的问题第一个，中国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2.1 生态环境破坏长江黄河不再
我曾经在《中国的威权统治现状及其前景》这篇文章里面说过，支配一个社会正常发展有四个因素：第一，支撑社会的生存基座就是生态环境，近二十多年以来，这个生存基座已经破坏的相当厉害了，从南到北，从珠江水系一直到往北边的黄河水系，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我曾经乘车在晋陕高原走了两天，黄河断流非常厉害，从晋陕峡谷往下俯看，有时候能看到一条细细的水线在阳光下反光，但大多数时候只能看到干枯的河床。黄河的壶口瀑布，据说是每年几十米地萎缩，落差已经小了好多，早已经没有李白诗歌中所写的那种“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势。另外一第母亲河长江现在也变成一条害河，几乎年都有决堤的事情发生，一九九八年大洪水更是惊心动魄。我记得1986年我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曾经去长江旅游过一次，当时我运气很好，正好碰到长江航道局的总工程师，带着一个考察组在考察。他当时就对我说，中国已经死去了一条母亲河黄河，长江很有可能变成第二条黄河。现在看来他的预言成为现实了。至于其他河流，如海河、珠江水系现在污染都非常厉害，中国如果把水分成几类标准，一类水不到百分之七，二类水大概百分之十点多，三类水百分之三十多，剩下的全是四类五类。三类水已经是基本不可能饮用的水，四类五类就完全是污水。去年淮河污染事故让人触目惊心，一个小孩跳到水里全身都被灼伤。水是生命之母，在中国被蹧蹋成这样子，已经非常可怕。而土地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近二十多年中国国土沙漠化现象非常严重。中国的沙漠化面积在1998年就已经达到百分之三十八，而且每年都以260公里的速度推进，据说北京的淮水已经沙漠化现象非常严重，甘肃的民权县数十年前还有绿洲，现在只剩下沙漠，有十多万名生态难民都逃往他乡了，现在只剩下民权县委、县政府，还有几千人守在那里，每天主要任务就是找水喝。如果到新疆去一趟就会看到，到处都是一排一排的干枯而死的白杨。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土地沙化盐碱化也非常厉害。中国这个土地制度如果不改变，土地问题会更加严重。我说的还不是社会问题，而是讲资源本身质量的问题。此外，全世界的十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当中，中国占八个，中国的城市河段百分之七十的污染普遍缺水。国家环保总局局长曲格平曾说过，环境生态破坏带来的损失每年至少占GDP总额的百分之八。中国这些年来GDP年增长率也就是百分之八，这不就意味着增长的这一块全给损失掉了？而且造成的环境污染还需要再拿钱去治理，那这样的增长不等于是负增长吗？
2.2 就业恶梦
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人的生存权力，即就业。就业问题当然一直是中国人的一个恶梦。人们常说五十年代出生的这批人是很不幸的，该长身体的时候就碰到“三年大饥荒”，没东西吃，营养不良；该读书的时候就碰到“文化大革命”，无书可读；该就业的时候就碰到上山下乡，该成家就碰到晚生晚育，该生孩子的时候就碰到独生子女政策，中国所有不公平的社会政策全让五十年代生的人赶上了。我的第一本书《人口──中国的悬剑》，是研究从清代乾隆时期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人口和资源问题，附带谈到上山下乡政策。我认为这是为了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将大批处于就业年龄阶段而又无业可就的青年送到农村里去。这个观点当时很多人不认同，他们认为知青运动是出于政治性目的。后来从事上山下乡研究的人已经开始考虑这一点了。不过这些研究的重点不在这方面，因为研究者本人可能对人口学了解比较少。现在经济虽然持续增长，但就业问题并没有缓解。中国农村那如同天文数字般的过剩劳动力无法消化，当年乡镇企业发展最多的时候也就是容纳了一千多万农村的过剩劳动力，整顿“五小”之后，农村劳动力又失去了很多就业机会。从1一九九五年开始到二十世纪末，每年都从乡镇企业吐出来两百多万劳动力，每年平均240万到270万，当年被吸收进去的又吐了出来。
中国农村里面到底有多少过剩劳动力？据说现在每年有一亿左右的流动人口流往中国各个大中小城市，其中五千万集中在沿海的大城市，每年的春运就是为了运送这些农民工回去。每年春运期间，任何人只要到广州火车站看一下就会发现，人口问题成了中华民族一个永恒的创口，甚么时候去看这个疮口都在流血，而且根本没办法让这个疮口在短期内愈合。除了这一亿流往城市的劳动力之外还有多少？据说还有1.4亿左右。农村人口总共是九亿多，除了65岁以上和16岁以下的非劳动力年龄人口，其中三分之二属于劳动年龄人口。这等于说，这些劳动年龄人口中有一半是过剩劳动力，这种情形是很可怕的。低素质劳动力过剩严重，使中国人认识到只有提高子女的教育水准才能获得就业机会，于是加大教育投资。但是这个美梦从1997年开始逐渐破灭，在成年人口文盲率与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中国已经提前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的情形，最开始是中专生找不到工作，我在深圳时就发现有来自农村的中专生在建筑工地上作小工，他谈到自己从卫校毕业后，好几年都找不到工作，因为中国的农村的合作医疗从1986年开始已经逐步取消，卫校生也就没有就业机会。以后这种情形扩大到大专本科。从2001年开始，专科生就有百分之四十的找不到工作，2003年有50%没有找到工作，2004年的数据没有公布。只是政府在去年七月间大学生毕业的时候，谈到过要争取达到70%的就业率，但实际上可能连50%的就业率都没有。我曾经问过一些朋友，这些朋友在名牌大学教书，都说就业情况不好，到九月份的时候，都有将近一半的人没有找到工作。连名牌大学都如此，一般的大学就更可想而知了。
一方面是知识型劳力过剩的情形过早出现，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又推行教育产业化政策，提高大学学费。现在大学生的学费已经远远的超过一般中国城市家庭的负担，农村家庭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每年大学开学的时候，有不少农村家庭的父母因为筹不出孩子的学费而自杀，卧轨、吃农药，种种方式都有，这样的事情国内都报导了不少例。
一个国家如果失业的人口过多，就会使社会处于不安定状态当中。我曾经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计算，中国的城乡总和失业率为21.6%。
2.3 贫富悬殊 当局援外大方
第三个问题是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用“基尼系数”来测度，这些年来逐年上升。0.1是绝对平均值，基尼系数到了0.48左右，这个社会就接近动乱边缘。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是0.16,这几年来根据中国政府自己公布的数字是0.44。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是0.3,0.4早就超出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了。这个数字还没有计算贪官污吏的灰色收入。根据南开大学的一项测算，这项测算将贪官污吏的灰色收入计算进去，基尼系数在1995年就已经达到0.516。这项测算是按照科级干部灰色收入数千元计算。中国政府今年宣布，要在2010年出台“反贪污腐败法”，并声称反贪污腐败已经取得成效。就在他们宣称反腐已有成效的时候，黑龙江一个银行储蓄处的的负责人，携六亿人民币潜逃。四川一家储蓄所的银行里三个负责人瓜分了一亿多公款。银行体系是总行、分行、支行，分理处、储蓄所这种科层组织。连一个小小的储蓄所负责人都能这样肆意贪污，现在一个科级干部的灰色收入肯定不止数千元，所以按照实际数字代进去计算，这个基尼系数可不止0.516。
再谈一下社会福利制度。先讲养老保险，到现在为止，中国没有建立一个包含全民的社会保险体制。根据中国政府的说法，至1996年6月底，中国就有76.9%的城市职工和94.7%的已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按照规定，这些人有保险就应该拿到养老金，但是这几年来，退休人员的退休工资不能按时逐月的发放，逐年积欠，出现了一个空账现象。这个词无法译成英文。意思是有一个空的帐号，但是帐号里没有钱。这些积欠的退休金近几年来增加迅速，1997年140亿，1998年450亿，1999年是1,000亿，1999年以后的数据我没有找到，但是去年11月我找到了一个数据，截止到去年2004年11月16日，就是国家劳动部副部长公布，累积积欠的养老金已经6,000亿元。这意味着中国有很多的城市职工领不到养老金。
美国的一些投资公司在研究中国的“银色产业”，说要到中国去开发六十岁以上的人口的消费能力。因为现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迅速，六十五岁以上的占所有人口的7%，因此中国的银色产业有很大的潜力。他们来谘询我的意见，我说你们需要考虑到的是，中国六十岁以上人口究竟有多大的消费能力，许多人连养老工资都领不到，怎么还有能力去消费你们推广的那些社会产品与各类消费品。
第二是医疗保险。依据中国政府的统计，城市里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已经超过50%，但是《经济学家》杂志一篇文章认为是30%多。实际上在很多地区，城市职工即使加入了医疗保险，还是无法看病。因为按照规定，超出了额度就要自己负担。至于农村是从1986年开始取消了农村的合作医疗，农民再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一旦生病，往往将整个家庭拖垮。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洞庭湖的血吸虫又卷土重来。毛泽东有一首很有名的诗，开头两句“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这个“小虫”讲的就是血吸虫。现在据说有将近四百万人口感染了血吸虫病。上海新民周刊有一篇报导就讲了这个问题，读来真是触目惊心。感染其他疾病的人还有很多，比如爱滋病与各种职业病。从1991年一直到2000年，农民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合作医疗费用是多少？每年一千万人民币，其中有五百万由中央政府拿出来，另外五百万由各个地方政府凑出来。九亿农民除以一千万人民币的合作医疗费用，平均每个农民只能拿到一分钱人民币。今天的中国，一分钱掉到地上都没人捡。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又向非洲援助了不少超级豪华的体育场馆，每一个都是数千万上亿美元地投进去。而这样的体育场馆，在中国也只有北京和上海才有，当地人民还不能无偿使用。在非洲则援建了十几个，其中有一个还有休闲的公园、高尔夫球场等等供大家免费使用，据说当地人民很感谢中国政府。我对此感到很悲哀，如果中国政府不讲这个“面子”，把修建援外体育场馆的钱，用来给中国老百姓救命办教育，帮助一下贫困的农民、失学的儿童、还有城市的贫困人口，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心里可能会觉得好过的多。
2.4 外国人不了解的事实
刚刚谈到的，只是中国经济繁荣景象下所掩盖的一些真相。很多外国人跟我说，你们中国好呀！我问他们到过那些地方？他说他们到过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还有一些省会城市。我说这就对了，中国二十多年改革，集中了全国的财力物力，铸造了几个“现代化橱窗”，在这些现代化橱窗里生活的人，确实过得非常的舒服，但是毕竟大多数中国人不生活在这些地方。
我到日本去的时候，日本日新社的一个记者对我说，“我是懂中国的，我在中国呆了五年，当了五年的记者，我到过中国二十五个省会城市，我也了解中国。我看到的中国很好，与你说的不一样。”我对他说，“我现在先问你一个问题：你到过这二十五个省会城市的周边去没有？比如说你到省会城市周围二十五公里之外的地方没有？”他说他没去过。我说，“那你事实上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因为中国70%的人口生活于离省会城市二十五公里以外的广大农村。如果你没有去过农村，你就不能说你了解中国。有这样的一句话：要了解美国的富裕，必须去看美国的乡村，要了解中国的贫穷，也必须去看中国的乡村。你要拿纽约与上海做比较，上海肯定要更现代化，市容更漂亮。但不能据此说，中国比美国经济发达，因为专制国家的城市建设，在拆迁住房的过程中可以不尊重私人财产，将原住户强行赶走；而纽约则没有办法，因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临街的房子再老再破旧，只要主人不同意，美国政府就不可以将主人赶走，用推土机把房子推掉，更不可以采用类似于黑社会性质的暴力拆迁。在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比较几个城市的面貌没有太大意义，应该做总体比较，看看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人口的生活情形。”
接着我问这位记者的新闻来源？他说第一，是看中国的报纸，第二、向中国的官员了解情况，第三、向日本驻中国的大使馆了解情况。我说你这三个新闻来源不就是同一个嘛！报纸是中国政府的声音，党的喉舌。政府官员谈的当然是还是政府与党的声音，不要以为你跟他们吃过两次饭，他就愿意对你透露一些实际情况。你们日本大使馆的消息来源想必也是这两个。这样的了解不能称之为“了解”。比如我到过日本已经三次，如果我也对你说我很了解日本，然后描画了一个你们日本人完全不认同的日本，你同意吗？这位记者听了以后没做声。
我觉得很多外国人给中国几个“现代化橱窗”的繁荣蒙骗了，希望在座的人今后可以告诉他们，中国70％以上的人不生活在这些“现代化橱窗”里，还有一点，这些“现代化橱窗”里，还有一些他们看不到的现象。我认为，一个大多数人生活并不幸福的国度，不能说它很好。
*三、中国的危机所在
3.1 能源危机
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主要依靠本国资源支撑经济发展。随着经济的增长，对国外资源的需求越来越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是种粗放式增长，能耗特别大，每单位产品需要的能源与原材料都比国际社会同类产品要高。2003年一年，中国消耗了全球新增石油的30％，钢材的30％，水泥的40％和全球直接投资的四分之一。仅中国进口的铁矿砂一项就已经高达1.5亿吨，是世界全部铁矿砂出口的30％。全球初级产品价格的全面上扬，无疑与中国对原材料需求的强劲增长有直接关系。今年以来，中国对石油的需求更是全球油价上涨的直接原因。但中国对能源与原材料的庞大需求这还仅仅只是开始，中国自己做了个保守估计，以钢铁一项计算，到2030年中国人口高达16亿，人均GDP5000美元，人均钢铁蓄积量7吨计算，中国钢铁的总蓄积量将超过百亿吨，每年消费的钢铁将超过3亿吨，消耗的铁矿砂将超过6亿吨，这一数量已经超过目前全球的可贸易量。
从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所消耗的能源及原材料总量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每一步都对世界资源形成了极大的需求，这种庞大的需求足以影响世界能源与原材料市场的价格，并改变全球初级产品市场的供求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不可避免要对中国的资源进口加以约束，如同今天各国反对中国廉价商品的倾销一样。
表7：中国石油需求一览表
年份 实际需求 本国产量 进口量
2003年 2.5亿吨 1.8亿吨 0.9112亿吨
2005年 2.7亿吨 1.8亿吨左右 1.0亿吨
2010年 3.1亿吨 1.8亿吨左右 1.5亿吨
2015年 3.5亿吨 1.8亿吨左右 1.7亿吨
2020年 4.0亿吨 2.0亿吨 2.0亿吨
资料来源：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撰写的《2004中国国际地位报告》。
据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公布的最新数据和预测，中国石油需求增长将占近两年世界石油需求增长的1/3,2004年中国将越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一些政府智囊给中国政府出的主意是，说现在中国还有几年战略机遇期，在2008年以后前后这一阶段还可以稳定，但是要谈到2010年以后，大家都没信心。所以要趁这几年战略机遇期，赶紧解决好一些别的问题，能转嫁的危机要赶快转嫁出去，那么现在他们最想转嫁的危机是甚么呢？就是中国的金融危机。
3.2 三套数据说明金融危机
中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率的估算有多种结果。从1994-2001年的多项研究来看，这个比率从24%到50%不等。
今年6月，官方披露目前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比率为23%左右，紧接着在两个月以后，又说已经降至18％左右，但却没有对不良资产如何降低的途径做披露。
在《中国金融风险评估报告》（作者：钟伟、巴曙松、高辉清、赵晓，文章原载《中国改革》2004年第3期）中，几位研究者认为:由于中国国有银行对贷款仍沿用“一逾二呆”的办法，而非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办法，使得名义上的不良资产比率较低。如果加上国有银行已经转移到4大资产管理公司的15,688亿不良资产，估计不良贷款率就需修正为35%。
2003年11月26日，国际权威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在北京发表了“中国金融服务业展望2004”报告。结果标准普尔给出两个东西让世人颇为震惊。其一，包括四大国有银行在内的12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状况全为投机级（即BBB-以下）。其二，标准普尔估计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比例大概在44%～45%。这与目前国内官方发布的数字22.9%相去甚远。
穆迪氏在1999年和摩根大通在2002年的研究均显示，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重组成本可能高达GDP的18%，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目前国有银行的“四大”不仅与2000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不包括中国的银行和未提供数据的银行）3.27%的平均不良贷款率相去甚远，而且也远远高于亚洲危机前东南亚各银行的水平（东南亚各国银行在金融危机前不超过6%）。
表6：中国银行系统不良资产比率：
评估机构 银行不良资产比率
中国政府 截至今年3月底，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达到1万8900亿人民币，约占贷款总额的19%，11月22日中国政府公布，截至9月末，中银集团（由四大国有银行改组而来）不良贷款比率降至5.16％。
标准普尔（2003年） 44－45％
《中国金融风险评估报告》（中国学者） 35％
这两年总有人在谈中国经济的软着陆问题。其实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所谓“软着陆”还是“硬着陆”，而是中枢神经出了问题，这个中枢神经就是金融系统。中国银行的坏帐比率高达44－45％，中国政府一直想通过银行海外上市转嫁风险，但至今仍然没有找到确定的战略投资者，华尔街圈钱至今还只是纸上蓝图。如果这条路走不通，中国经济的神经中枢将会坏死。目前中国金融系统之所以还没有出问题，是因为还有三道“防火墙”：第一道是高储蓄率，中国的居民储蓄率连续多年高达40％以上，但这种高储蓄率按国际经验最多也就能够持续30年，即2010年；第二道防火墙是相对封闭的银行体系；第三道防火墙是人民币汇率相对固定，但按照WTO协定，这两道防火墙也将于2006年撤除。如果在2006年前中国政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经济将出现严重的问题。
谢谢大家，我就讲到这里，因为谈经济问题，虽然我是尽量用很浅显的话谈，可能大家听起来还是有点困难，有甚么问题欢迎大家提问，谢谢大家。
现场问答
提问：这一代领导人总标榜自己亲民爱民，比如今年一月铜川矿难发生后，温家宝与遇难矿工遗孤相抱而泣的照片让大家看了很感动，中国老百姓是否因此有希望了呢？
何清涟：温家宝关心民生的形象，是因为他总表示自己亲民重民爱民。他即任之初，曾在多处谈话中反覆吟诵清代诗人郑板桥的两句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似人间疾苦声”。当他吟唱这两句诗以后，中国县太爷以上的官，不少人都去书写这样的一个条幅挂在那里。网上有人就讽刺，当官的反正是睡在衙门里面听，用不着出去听，没关系，听吧。但与此同时，就在北京城离中南海不远的两个信访办，上访民众聚集鸣冤的事情不知道有多少，我不相信温家宝不知道。农民问题有多严重，我也不相信他不知道，他是帮助过一个农妇追讨她丈夫被拖欠的工资，当时我记得ＶＯＡ（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们采访我时，都认为这是位非常亲民的总理，中国应该有希望了吧？我对他们讲，这让我想起了汉代“邴吉问牛”的故事，汉代有个宰相叫做邴吉，有一年春天出城巡视，路上他碰到了一场大的群殴，打死了好多人，他的手下问他要不要停车过问，邴吉说这是京兆尹（相当于北京警备区司令）的事，跟我无关。行至郊外，他看到一头牛躺在路边口吐白沫，显得很疲备，他就下车去问农民，这头牛为甚么生病？生了甚么病？还有今年的天气怎么样？谈了许久。事后，他的手下万般不解地对他说，“您是宰相，到底是人的命重要还是牛的命重要？死了那么多人您不管，一头牛生病您问那么久？”邴吉解释：我是宰相，职责是管理天下的苍生，今年的收成怎么样是我要关心的问题。现在刚开春，牛不应该累成那样，口吐白沫表明牛生病。这关系到今年的收成，我得问一问今年的天气，这头牛为甚么会生病，我才能够知道今年的收成会不会好？这才是我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京兆尹的事情我不能越俎代包。
一个汉代宰相都明白做宰相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我想温家宝与其花那么多时间去帮一个农民追讨工资，还不如想办法堵绝欠薪之源，使更多的农民受益。行小惠不如办大事，二者孰轻孰重，他应该弄清楚。
提问：中国有四千亿外汇存底，对金融危机和社会保险，这笔钱是不是可以．．．．？
何清涟：中国确实有四千多亿外汇储备，这种外汇储备都是美元，等于是美国对中国的负债。但是外汇储备中长期储备过多，本身就是一种不合理现象，这一点在90年代中期就有很多研究金融和外汇的专家指出这一点。第二点，积攒这么多外汇储备，中国政府是有用途的。目前中国已经积欠养老保险金六千亿人民币，但没有从外汇储备里面拿钱出来去冲销这笔帐，发给这些退休职工，说明在中国政府的通盘考虑中，欠养老保险金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第三点，我刚才讲到银行冲销坏帐，这笔钱就来自外汇储备，从1998年到2000年，总共已经投入好几百亿了，但是每年的坏帐还是继续增长，前清后欠，到去年为了将中国银行与建设银行推到华尔街上市，又拨出总共九百亿给两大银行，这些都是我们看得见的。还有我们看不见的一些用途，比如每年中国购买军火的钱从哪里开支？还有一点，帐户上说有这笔钱，并不意味着这笔钱躺在那里不动。这些年中国政府财政并不宽裕，用钱的地方很多。
提问：您刚才讲的金融危机．．．．，可以请您简单的描述一下金融危机有哪些具体的后果？对中国老百姓的未来会有甚么影响？
何清涟：金融危机的后果已经有先例可看。近十多年来，世界已经发生过两次很大的金融危机，1992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影响极大。因为金融系统好比是现代经济的神经中枢。假如一个人的神经中枢瘫痪了，整个人也就废掉了。就以拿1997年从泰国开始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金融危机导致很多产业瘫痪，有钱人一夜之间变成赤贫，很多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累积多年的财富被这场危机洗劫一空。许多国家经济崩塌后需要重建，被波及到的国家无不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一点你们可以去查一下资料。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之时，中国政府做了一些贡献，那就是坚守人民币汇率。但时移势异，那时候挺住是对世界经济做贡献，现在守住人民币汇率，是让世界为中国的经济繁荣买单。
提问：我看到过很多文章，认为民主化对中国并没有甚么好处，比如俄罗斯民主化以后，人民生活得很困难。还有印度是个民主国家，但他们的经济发展比我们要落后，人民过得很贫困，你怎样看这个问题？
何清涟：第一点，俄国的实际情况其实比中国政府渲染的好的多。我有个熟人到俄国去了一趟，才发现俄国人民的生活比中国人民幸福得多，也轻松得多。第一，俄罗斯的住房到现在为止还是社会福利的一种，大家不要为住房付高昂的房租。第二，俄罗斯很多社会福利没取消，比如莫斯科居民只需要付很少的水电费。中国政府在“六四事件“以后，为了说明自己专制政治的合理性，论证民主化导致动乱，编造了大量的事实，努力渲染俄罗斯的民主化导致俄国贫穷落后。其实很多到过俄国的人，深入了解这个国家的情况后，都知道那是夸大其辞。
去年，在学界，中印比较是一个热门话题。因为中国、印度都是人口大国，而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方面喜欢这样比较的原因很简单，印度是民主制国家，既然印度民主化有这么多问题，经济发展还不如中国，就说明威权统治没问题，更适合经济发展。但是后来我将印度的情况与中国一一对比，才发现问题太多了。别的不说，就拿民众的权力来比较，中国的农民到现在为止，一直受到户口制度约束，不管他们在城巿生活了多少年，身份还是农民。除了有钱的农民能够在城市里买房子之外──我相信有钱的农民很少，好像是全中国就只有一个快乐的农民，那就是中央电视台每年春节晚会上表演的赵本山，他总是以一个快乐的农民出现，每天吃饱了，喝足了，找人家闲聊天、开玩笑──但是我们现实中有没有这样的农民？基本没有──一般而言，中国的农民没有自由迁徒之权利，即使到城市边缘居住多年，也不拥有合法的居住权利，子女亦无法与当地居民享有同样的就学权利，他们随时会被当作“城市垃圾”清理出去。而实行民主政治的印度，其宪法规定“一切公民均享受在印度领土内自由迁徙，在任何地方居住和定居的权利”。印度人离开出生地后，只要在新的地方找到工作，其日常生活、子女上学等方面都和当地人拥有同等权利。根据规定，无论是贫民窟居民还是外来白领工作人员，只要18岁以上、在当地居住满5年以上，都可申请一张新的选民证，从而在政治上融入当地社会。除此之外，印度还有个规定，在一个地方居住30年以上，这个地方就可以属于居住者。Amitabh Kundu根据德里和艾哈迈达巴德的案例分析印度贫民窟土地使用权状况，指出印度城市贫民窟的土地使用权依赖于正式和非正式使用权体系予以保障，尽管德里和艾哈迈达巴德的贫困家庭很少拥有正式的房产权，但由于他们拥有带照片的身份证、配额证以及其他居住证明，这些人大都不担心它们近期会面临被驱逐出住地的处境。
其次，中国的民众没有自由结社的权利。但印度、巴西等国家的底层民众却可以自由结社，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斗争。比如在号称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巴西，贫民们就拥有自由结社的权利，该国的“无地农民组织”是南美最大的社会组织，曾经发动过对总统府的冲击包围，并经常公开传播各种反抗技巧。而在中国，底层民众的任何组织（即使还只是雏型）及任何反抗，无一不被政府当作“危害社会治安”甚至“危害国家安全”的不安定因素加以痛剿。
第三，中国的底层平民没有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仅以公共保健系统而言，按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排名，在参与排名的191个国家中，中国居于第144位，而人均GDP仅及中国一半的印度，排名却在112位。至今为止，中国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在城市中平均为40％，在农村中则不到10％（2004年8月19日《经济学家》一文中所引数据）。而印度政府则为进入城市的农民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险。
第四，中国政府对城市贫民窟当作政治疮疤讳莫如深，中国的媒体报导也总是将“贫民窟现象”当作印度、巴西等国流脓的疮口而非中国的现实，因此也就堵绝了社会救助之途。而印度城市贫民窟的贫民却可以得到各种社会帮助，以穷人为服务对象的德兰修女只可能存在于印度社会，并被尊之为“圣者”，“贫民的光与盐”。而中国那些帮助爱滋病患者的人士，如高耀洁、万延海等，却无不受到中国安全部门的特殊“关照”，还被一些无良人士讥之为“图名图利”，想正常生活都不可能。
可以设想，如果中国的贫民们有足够的知情权、话语权，而且也有足够的学术能力对中国、印度与巴西几国的制度作一比较，他们得出的结论可能与中国的精英群体的结论很不相同。
我认为，对一般百姓而言，印度这种民主国家比我们好；但是从上层的眼光来看，自然是印度上层不如中国上层好。中国上层可以肆意的贪污腐败而很少受制裁。当然印度也贪污，但是问题是，印度的媒体是自由的媒体，它可以揭露可以报导，腐败官员一旦被曝光，有时候事情闹大了，内阁都必须辞职，但是中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国发生再多的贪污腐败，中国政府还是标榜自己如何廉洁奉公，腐败永远被归结为个人问题。
提问：他们说至少中共在五个残余的共产党国家当中是最好的，这您同不同意？像那个柬埔寨、寮国啊，像那个古巴、越南、北韩那些。
何：这种与最坏的典型比较的方式是非常不可取的。这就好比几个强盗比赛杀人，甲强盗杀了一百个人，乙强盗只杀了九十九个，所以乙强盗认为自己比甲强盗要仁慈。我觉得这种比较方式没甚么意义。为甚么呢？至少我知道卡斯特罗（不确定）就不一定比中国糟糕多少。现在胡锦涛觉得自己专制得还不够，所以前不久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说：要向北韩学习，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这说明现在中国的领导人已经不想再做五个专制国家之中最好的了，还要向最坏的看齐啊。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为甚么我要这样说？因为现在中国的大学生已经不知道十多年以前的“六四”到底发生了甚么。我研究过中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其中让学生记住的32件大事中间，其中有25件是共产党召开的各种会议，以及哪一次会议发布了甚么重要的公开文件，至于中国共产党在这五十年统治中间制造的无数国家罪错，在历史教科书中根本都没有提及。五十年代初的“土改”就不用说了，因为这一历史事件中共还一直当做它改造社会的一个基础，如何认识它是另外一回事。即使中共自己都认为是历史错误的，比如反右倾、反右斗争，还有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都在它历史教科书里抹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不留。与现在这些领导人多少有点关系的1989年六四事件就更不用说了。这些罪恶实际上都是中共在毛泽东及其他领袖的领导下，依靠国家的体制化暴力制造的一种国家罪错。制造这些国家罪错的主体，是国家、是政府。但对于这些国家罪错，中国政府从来没有道过歉。
我记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他的一本著作里谈到一条，他说：“民主体制之所以成为必要，就是因为它能够对人民负责”，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印度的人口和中国差不多，也曾经发生过许多饥荒。但后来由于实现了民主政治以后，印度已经不可能发生中国那样大规模饿死人的事情。比如1959年到1962年的“三年大饥荒”，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领袖制造了这一极大罪过，居然不要道歉，就继续光荣、伟大、正确下去，这在民主体制的印度是不可以想像的。在民主化的印度，不需要饿死这么多人，只要饿死上万人都可能导致一个政府垮台内阁辞职。因此，他觉得民主体制至少可以使政府少犯一些错误。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是对的。这本书被翻译到中国去这一整段话被删的干干净净一个字都不留，包括里面所有对中国的批评，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中译本是一个残缺本。
我觉得要帮助当代的中国人认识历史，必须有一些能够真实反映历史真实的书。所以我就从《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历年发表的文章中挑选了二十篇论文，它记述的都是中国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主要都是由中国政府一手制造的国家罪错。要让中国人记住这些由政府一手制造的国家罪错，而且要让中国人民了解国家与政府是会犯错误的，让中国人民了解“国家罪错”这个概念。只有在政府对自己曾经制造的所有国家罪错道歉，与人民达成历史性和解，从此以后不要再不断制造新的国家罪错，我们这个国家才有一个走向未来的较好的基础，这就是我编这本书的用意。
一、“三大经济成就”的真相
我今天的演讲题目就是中国近期经济的经济形势分析及未来走势预测。
今天我想谈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分析中国政府列举的三大经济成就，以及政府还有哪些没告诉大家；第二，中国为经济发展付出甚么样的代价，为中国带来甚么样的问题；第三，分析中国未来的危机所在。
1.1、GDP的真相
中国政府这些年来向国际社会吹嘘的几大成就，第一就是持续二十多年的GDP高速增长。1978年中国的GDP总量仅仅三千六百二十四亿元，那么2002年已经达到了十万亿元，去年的GDP总量仅次于美国，在GDP总量排行上成为世界的第二大国。中国政府在此刻意回避了一个人均GDP，尽管我们GDP总额很大，但是人均GDP才刚刚超过一千美元，还属于国际援助国的范围。所以前一阵欧盟一些国家在讨论还要不要给中国援助的时候，其中的主要理由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很快，这几年还在援助非洲、南美一些国家，胡锦涛南美之行答应投资两百亿美元给阿根廷更是引起震惊，这些发达国家表示，既然中国这么富裕，我们可以不再援助你了。但是中国国家商务部立举办一个座谈会，邀请了联合国与二十多个经常援助中国的各国非政府组织，声明一点，就是中国还需要援助，因为我们的人均GDP才刚过一千美元，我们还很贫穷。这里我就是谈这一点。
GDP它确实衡量一个经济高速成长的指标，但是它不能衡量的东西太多了。第一，它不能衡量这个社会为高速成长付出的的生态成本；第二，它不能衡量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否公平；第三，它不能衡量社会福利的增长。所谓社会福利的增长是三大要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与义务教育。这几点我放在后面分析。
1.2、引进外资的真相
中国政府炫耀的第二大成就是就是引进外资。去年中国是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大的资本流入国，截至2003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是五千零一十四亿美元。中国的学者从去年开始讨论这么多的外资进入中国，到底中国经济是否安全？其中主张继续引进外资的就是负责引进外资的国家商务部，反对继续大规模引进外资的是三个机构，国家发改委，国家工商总局和税务总局。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两税并轨。过去对外资征税一直实行优惠政策，减免了很多税；对国内企业征的税很重。曾经有人算过中国国内企业负担的各种各样的税收费用加起来大概是百分之三十五以上，而外资企业经过种种减免与合法避税，税收负担只占营业总额的百分之七左右，等于只有中国企业税负的五分之一。所以国内的企业认为很不公平，国家税务总局想增加税收，所以提出外资应与国内企业税负平等。商务部到了年底被迫开了一个会，公布了一个连我都感到很吃惊的数据，他说因为中国的统计指标有问题，这个“累计引进外资额”只计算引进外资的增量，没有计算外资的存量。如果计算存量，虽然引进了五千零一十四亿美元，但是实际使用的外资只有两千五百多亿，有两千五百亿实际上已经撤出了中国。
1.3、世界工厂的真相
第三点，中国现在成为了世界工厂，无论到哪一个国家，大家都可以看到madeinChina，就是鞋袜、帽子、纺织品、玩具等市场几乎全是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这一点已经让欧洲人和美国人感到中国已经动了他们的奶酪，正在筑建各种贸易壁垒。欧洲用的是绿色壁垒，从环保方面为中国产品设置障碍（大米、茶叶、农药）；启动“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简称“特保”）制造壁垒；还有技术壁垒。西班牙等国的烧鞋事件可看作民间贸易壁垒。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有两个因素，第一就是依赖于中国的血汗工资制，中国的血汗工厂世界闻名，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中国劳工更低廉的劳动力了。即便按共产党自己信奉的马克思理论，工资应该包含维持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成本，即劳动力本人的生活资料，维持家庭的生活资料，当然包括住房还有就是其他的吃、穿、住、用、教育，还有医疗等等。中国的劳动力现在几乎只剩下劳动力本人吃饭的这些钱还加上一点点微薄的剩余，根本不足以维持他们整个家庭的再生产，很多劳工尤其是农民工几乎没有医疗保险，而养老保险就更加没有，这等于侵夺了他们工资的必要部份。这些社会福利在民主国家甚至在中国周边一些国家也都有，我曾经比较过美国商场的各国产品，越南、斯里兰卡生产的同样一条牛仔裤，卖的价钱都比中国产牛仔裤要高一美元左右，而这一美元可能就是侵夺劳动力必要工资的部份，相当于八块人民币。
美国近两年老是对中国施压，认为中国应该把劳工的工资水平提高一点，这样两国之间的劳工竞争才公平一些。这种压力源自美国，但最终受益者是中国劳工。中国劳工由于工资水平相当低下，不能支付下一代的教育费用，也不能支撑整个家庭较高的消费水平。这对中国没甚么好处，中国这几年来经济年年攀升，但是市场消费一直不旺，就是因为国内的民众没有购买力来支撑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必须依靠庞大的海外市场。中国经济现在对进出口贸易依赖程度偏高，去年中国GDP总量的80％来自于进出口贸易，而进出口贸易的主体又是三资企业，百分之八十的进出口贸易依赖是三资企业，包括欧美资本、日本还有港台资本。
支撑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还有一个原因，这些外资工厂在中国能够生产廉价产品，完全依靠中国为他们承担环保成本。去年西班牙焚烧中国的鞋子，有一个数据非常让人吃惊，就是中国生产一双鞋的成本，加上运费与各种中间环节费用，只要三到四美元。而西班牙生产一双同样的鞋子就要二十美元左右。那么这中间的差价到哪里去了？除了劳工工资低廉以外，主要还有环保成本，比如说鞋子需要大量的皮革，而皮革是一个高污染产业，这些皮革在中国生产出来了，但这些外资企业没有付排污费与其它治理污染的费用，大量的污染都留在中国了。生产的皮革要使用硝酸盐，造成的污染相当厉害。当年中国整治乡镇企业的“五小”，其中小制革厂、小造纸厂，小化工厂等等，都是高污染行业。中国的环保条列虽然规定了污染企业需要付排污费用，但费用也偏低，很多地方为了吸引外资擅自取消了这些费用的征收。
*二、“经济成就”带来的问题
现在进入第二个主题，就是谈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甚么样的问题，带来的问题第一个，中国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2.1 生态环境破坏长江黄河不再
我曾经在《中国的威权统治现状及其前景》这篇文章里面说过，支配一个社会正常发展有四个因素：第一，支撑社会的生存基座就是生态环境，近二十多年以来，这个生存基座已经破坏的相当厉害了，从南到北，从珠江水系一直到往北边的黄河水系，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我曾经乘车在晋陕高原走了两天，黄河断流非常厉害，从晋陕峡谷往下俯看，有时候能看到一条细细的水线在阳光下反光，但大多数时候只能看到干枯的河床。黄河的壶口瀑布，据说是每年几十米地萎缩，落差已经小了好多，早已经没有李白诗歌中所写的那种“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势。另外一第母亲河长江现在也变成一条害河，几乎年都有决堤的事情发生，一九九八年大洪水更是惊心动魄。我记得1986年我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曾经去长江旅游过一次，当时我运气很好，正好碰到长江航道局的总工程师，带着一个考察组在考察。他当时就对我说，中国已经死去了一条母亲河黄河，长江很有可能变成第二条黄河。现在看来他的预言成为现实了。至于其他河流，如海河、珠江水系现在污染都非常厉害，中国如果把水分成几类标准，一类水不到百分之七，二类水大概百分之十点多，三类水百分之三十多，剩下的全是四类五类。三类水已经是基本不可能饮用的水，四类五类就完全是污水。去年淮河污染事故让人触目惊心，一个小孩跳到水里全身都被灼伤。水是生命之母，在中国被蹧蹋成这样子，已经非常可怕。而土地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近二十多年中国国土沙漠化现象非常严重。中国的沙漠化面积在1998年就已经达到百分之三十八，而且每年都以260公里的速度推进，据说北京的淮水已经沙漠化现象非常严重，甘肃的民权县数十年前还有绿洲，现在只剩下沙漠，有十多万名生态难民都逃往他乡了，现在只剩下民权县委、县政府，还有几千人守在那里，每天主要任务就是找水喝。如果到新疆去一趟就会看到，到处都是一排一排的干枯而死的白杨。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土地沙化盐碱化也非常厉害。中国这个土地制度如果不改变，土地问题会更加严重。我说的还不是社会问题，而是讲资源本身质量的问题。此外，全世界的十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当中，中国占八个，中国的城市河段百分之七十的污染普遍缺水。国家环保总局局长曲格平曾说过，环境生态破坏带来的损失每年至少占GDP总额的百分之八。中国这些年来GDP年增长率也就是百分之八，这不就意味着增长的这一块全给损失掉了？而且造成的环境污染还需要再拿钱去治理，那这样的增长不等于是负增长吗？
2.2 就业恶梦
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人的生存权力，即就业。就业问题当然一直是中国人的一个恶梦。人们常说五十年代出生的这批人是很不幸的，该长身体的时候就碰到“三年大饥荒”，没东西吃，营养不良；该读书的时候就碰到“文化大革命”，无书可读；该就业的时候就碰到上山下乡，该成家就碰到晚生晚育，该生孩子的时候就碰到独生子女政策，中国所有不公平的社会政策全让五十年代生的人赶上了。我的第一本书《人口──中国的悬剑》，是研究从清代乾隆时期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人口和资源问题，附带谈到上山下乡政策。我认为这是为了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将大批处于就业年龄阶段而又无业可就的青年送到农村里去。这个观点当时很多人不认同，他们认为知青运动是出于政治性目的。后来从事上山下乡研究的人已经开始考虑这一点了。不过这些研究的重点不在这方面，因为研究者本人可能对人口学了解比较少。现在经济虽然持续增长，但就业问题并没有缓解。中国农村那如同天文数字般的过剩劳动力无法消化，当年乡镇企业发展最多的时候也就是容纳了一千多万农村的过剩劳动力，整顿“五小”之后，农村劳动力又失去了很多就业机会。从1一九九五年开始到二十世纪末，每年都从乡镇企业吐出来两百多万劳动力，每年平均240万到270万，当年被吸收进去的又吐了出来。
中国农村里面到底有多少过剩劳动力？据说现在每年有一亿左右的流动人口流往中国各个大中小城市，其中五千万集中在沿海的大城市，每年的春运就是为了运送这些农民工回去。每年春运期间，任何人只要到广州火车站看一下就会发现，人口问题成了中华民族一个永恒的创口，甚么时候去看这个疮口都在流血，而且根本没办法让这个疮口在短期内愈合。除了这一亿流往城市的劳动力之外还有多少？据说还有1.4亿左右。农村人口总共是九亿多，除了65岁以上和16岁以下的非劳动力年龄人口，其中三分之二属于劳动年龄人口。这等于说，这些劳动年龄人口中有一半是过剩劳动力，这种情形是很可怕的。低素质劳动力过剩严重，使中国人认识到只有提高子女的教育水准才能获得就业机会，于是加大教育投资。但是这个美梦从1997年开始逐渐破灭，在成年人口文盲率与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中国已经提前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的情形，最开始是中专生找不到工作，我在深圳时就发现有来自农村的中专生在建筑工地上作小工，他谈到自己从卫校毕业后，好几年都找不到工作，因为中国的农村的合作医疗从1986年开始已经逐步取消，卫校生也就没有就业机会。以后这种情形扩大到大专本科。从2001年开始，专科生就有百分之四十的找不到工作，2003年有50%没有找到工作，2004年的数据没有公布。只是政府在去年七月间大学生毕业的时候，谈到过要争取达到70%的就业率，但实际上可能连50%的就业率都没有。我曾经问过一些朋友，这些朋友在名牌大学教书，都说就业情况不好，到九月份的时候，都有将近一半的人没有找到工作。连名牌大学都如此，一般的大学就更可想而知了。
一方面是知识型劳力过剩的情形过早出现，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又推行教育产业化政策，提高大学学费。现在大学生的学费已经远远的超过一般中国城市家庭的负担，农村家庭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每年大学开学的时候，有不少农村家庭的父母因为筹不出孩子的学费而自杀，卧轨、吃农药，种种方式都有，这样的事情国内都报导了不少例。
一个国家如果失业的人口过多，就会使社会处于不安定状态当中。我曾经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计算，中国的城乡总和失业率为21.6%。
2.3 贫富悬殊 当局援外大方
第三个问题是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用“基尼系数”来测度，这些年来逐年上升。0.1是绝对平均值，基尼系数到了0.48左右，这个社会就接近动乱边缘。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是0.16,这几年来根据中国政府自己公布的数字是0.44。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是0.3,0.4早就超出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了。这个数字还没有计算贪官污吏的灰色收入。根据南开大学的一项测算，这项测算将贪官污吏的灰色收入计算进去，基尼系数在1995年就已经达到0.516。这项测算是按照科级干部灰色收入数千元计算。中国政府今年宣布，要在2010年出台“反贪污腐败法”，并声称反贪污腐败已经取得成效。就在他们宣称反腐已有成效的时候，黑龙江一个银行储蓄处的的负责人，携六亿人民币潜逃。四川一家储蓄所的银行里三个负责人瓜分了一亿多公款。银行体系是总行、分行、支行，分理处、储蓄所这种科层组织。连一个小小的储蓄所负责人都能这样肆意贪污，现在一个科级干部的灰色收入肯定不止数千元，所以按照实际数字代进去计算，这个基尼系数可不止0.516。
再谈一下社会福利制度。先讲养老保险，到现在为止，中国没有建立一个包含全民的社会保险体制。根据中国政府的说法，至1996年6月底，中国就有76.9%的城市职工和94.7%的已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按照规定，这些人有保险就应该拿到养老金，但是这几年来，退休人员的退休工资不能按时逐月的发放，逐年积欠，出现了一个空账现象。这个词无法译成英文。意思是有一个空的帐号，但是帐号里没有钱。这些积欠的退休金近几年来增加迅速，1997年140亿，1998年450亿，1999年是1,000亿，1999年以后的数据我没有找到，但是去年11月我找到了一个数据，截止到去年2004年11月16日，就是国家劳动部副部长公布，累积积欠的养老金已经6,000亿元。这意味着中国有很多的城市职工领不到养老金。
美国的一些投资公司在研究中国的“银色产业”，说要到中国去开发六十岁以上的人口的消费能力。因为现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迅速，六十五岁以上的占所有人口的7%，因此中国的银色产业有很大的潜力。他们来谘询我的意见，我说你们需要考虑到的是，中国六十岁以上人口究竟有多大的消费能力，许多人连养老工资都领不到，怎么还有能力去消费你们推广的那些社会产品与各类消费品。
第二是医疗保险。依据中国政府的统计，城市里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已经超过50%，但是《经济学家》杂志一篇文章认为是30%多。实际上在很多地区，城市职工即使加入了医疗保险，还是无法看病。因为按照规定，超出了额度就要自己负担。至于农村是从1986年开始取消了农村的合作医疗，农民再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一旦生病，往往将整个家庭拖垮。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洞庭湖的血吸虫又卷土重来。毛泽东有一首很有名的诗，开头两句“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这个“小虫”讲的就是血吸虫。现在据说有将近四百万人口感染了血吸虫病。上海新民周刊有一篇报导就讲了这个问题，读来真是触目惊心。感染其他疾病的人还有很多，比如爱滋病与各种职业病。从1991年一直到2000年，农民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合作医疗费用是多少？每年一千万人民币，其中有五百万由中央政府拿出来，另外五百万由各个地方政府凑出来。九亿农民除以一千万人民币的合作医疗费用，平均每个农民只能拿到一分钱人民币。今天的中国，一分钱掉到地上都没人捡。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又向非洲援助了不少超级豪华的体育场馆，每一个都是数千万上亿美元地投进去。而这样的体育场馆，在中国也只有北京和上海才有，当地人民还不能无偿使用。在非洲则援建了十几个，其中有一个还有休闲的公园、高尔夫球场等等供大家免费使用，据说当地人民很感谢中国政府。我对此感到很悲哀，如果中国政府不讲这个“面子”，把修建援外体育场馆的钱，用来给中国老百姓救命办教育，帮助一下贫困的农民、失学的儿童、还有城市的贫困人口，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心里可能会觉得好过的多。
2.4 外国人不了解的事实
刚刚谈到的，只是中国经济繁荣景象下所掩盖的一些真相。很多外国人跟我说，你们中国好呀！我问他们到过那些地方？他说他们到过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还有一些省会城市。我说这就对了，中国二十多年改革，集中了全国的财力物力，铸造了几个“现代化橱窗”，在这些现代化橱窗里生活的人，确实过得非常的舒服，但是毕竟大多数中国人不生活在这些地方。
我到日本去的时候，日本日新社的一个记者对我说，“我是懂中国的，我在中国呆了五年，当了五年的记者，我到过中国二十五个省会城市，我也了解中国。我看到的中国很好，与你说的不一样。”我对他说，“我现在先问你一个问题：你到过这二十五个省会城市的周边去没有？比如说你到省会城市周围二十五公里之外的地方没有？”他说他没去过。我说，“那你事实上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因为中国70%的人口生活于离省会城市二十五公里以外的广大农村。如果你没有去过农村，你就不能说你了解中国。有这样的一句话：要了解美国的富裕，必须去看美国的乡村，要了解中国的贫穷，也必须去看中国的乡村。你要拿纽约与上海做比较，上海肯定要更现代化，市容更漂亮。但不能据此说，中国比美国经济发达，因为专制国家的城市建设，在拆迁住房的过程中可以不尊重私人财产，将原住户强行赶走；而纽约则没有办法，因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临街的房子再老再破旧，只要主人不同意，美国政府就不可以将主人赶走，用推土机把房子推掉，更不可以采用类似于黑社会性质的暴力拆迁。在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比较几个城市的面貌没有太大意义，应该做总体比较，看看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人口的生活情形。”
接着我问这位记者的新闻来源？他说第一，是看中国的报纸，第二、向中国的官员了解情况，第三、向日本驻中国的大使馆了解情况。我说你这三个新闻来源不就是同一个嘛！报纸是中国政府的声音，党的喉舌。政府官员谈的当然是还是政府与党的声音，不要以为你跟他们吃过两次饭，他就愿意对你透露一些实际情况。你们日本大使馆的消息来源想必也是这两个。这样的了解不能称之为“了解”。比如我到过日本已经三次，如果我也对你说我很了解日本，然后描画了一个你们日本人完全不认同的日本，你同意吗？这位记者听了以后没做声。
我觉得很多外国人给中国几个“现代化橱窗”的繁荣蒙骗了，希望在座的人今后可以告诉他们，中国70％以上的人不生活在这些“现代化橱窗”里，还有一点，这些“现代化橱窗”里，还有一些他们看不到的现象。我认为，一个大多数人生活并不幸福的国度，不能说它很好。
*三、中国的危机所在
3.1 能源危机
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主要依靠本国资源支撑经济发展。随着经济的增长，对国外资源的需求越来越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是种粗放式增长，能耗特别大，每单位产品需要的能源与原材料都比国际社会同类产品要高。2003年一年，中国消耗了全球新增石油的30％，钢材的30％，水泥的40％和全球直接投资的四分之一。仅中国进口的铁矿砂一项就已经高达1.5亿吨，是世界全部铁矿砂出口的30％。全球初级产品价格的全面上扬，无疑与中国对原材料需求的强劲增长有直接关系。今年以来，中国对石油的需求更是全球油价上涨的直接原因。但中国对能源与原材料的庞大需求这还仅仅只是开始，中国自己做了个保守估计，以钢铁一项计算，到2030年中国人口高达16亿，人均GDP5000美元，人均钢铁蓄积量7吨计算，中国钢铁的总蓄积量将超过百亿吨，每年消费的钢铁将超过3亿吨，消耗的铁矿砂将超过6亿吨，这一数量已经超过目前全球的可贸易量。
从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所消耗的能源及原材料总量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每一步都对世界资源形成了极大的需求，这种庞大的需求足以影响世界能源与原材料市场的价格，并改变全球初级产品市场的供求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不可避免要对中国的资源进口加以约束，如同今天各国反对中国廉价商品的倾销一样。
表7：中国石油需求一览表
年份 实际需求 本国产量 进口量
2003年 2.5亿吨 1.8亿吨 0.9112亿吨
2005年 2.7亿吨 1.8亿吨左右 1.0亿吨
2010年 3.1亿吨 1.8亿吨左右 1.5亿吨
2015年 3.5亿吨 1.8亿吨左右 1.7亿吨
2020年 4.0亿吨 2.0亿吨 2.0亿吨
资料来源：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撰写的《2004中国国际地位报告》。
据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公布的最新数据和预测，中国石油需求增长将占近两年世界石油需求增长的1/3,2004年中国将越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一些政府智囊给中国政府出的主意是，说现在中国还有几年战略机遇期，在2008年以后前后这一阶段还可以稳定，但是要谈到2010年以后，大家都没信心。所以要趁这几年战略机遇期，赶紧解决好一些别的问题，能转嫁的危机要赶快转嫁出去，那么现在他们最想转嫁的危机是甚么呢？就是中国的金融危机。
3.2 三套数据说明金融危机
中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率的估算有多种结果。从1994-2001年的多项研究来看，这个比率从24%到50%不等。
今年6月，官方披露目前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比率为23%左右，紧接着在两个月以后，又说已经降至18％左右，但却没有对不良资产如何降低的途径做披露。
在《中国金融风险评估报告》（作者：钟伟、巴曙松、高辉清、赵晓，文章原载《中国改革》2004年第3期）中，几位研究者认为:由于中国国有银行对贷款仍沿用“一逾二呆”的办法，而非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办法，使得名义上的不良资产比率较低。如果加上国有银行已经转移到4大资产管理公司的15,688亿不良资产，估计不良贷款率就需修正为35%。
2003年11月26日，国际权威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在北京发表了“中国金融服务业展望2004”报告。结果标准普尔给出两个东西让世人颇为震惊。其一，包括四大国有银行在内的12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状况全为投机级（即BBB-以下）。其二，标准普尔估计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比例大概在44%～45%。这与目前国内官方发布的数字22.9%相去甚远。
穆迪氏在1999年和摩根大通在2002年的研究均显示，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重组成本可能高达GDP的18%，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目前国有银行的“四大”不仅与2000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不包括中国的银行和未提供数据的银行）3.27%的平均不良贷款率相去甚远，而且也远远高于亚洲危机前东南亚各银行的水平（东南亚各国银行在金融危机前不超过6%）。
表6：中国银行系统不良资产比率：
评估机构 银行不良资产比率
中国政府 截至今年3月底，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达到1万8900亿人民币，约占贷款总额的19%，11月22日中国政府公布，截至9月末，中银集团（由四大国有银行改组而来）不良贷款比率降至5.16％。
标准普尔（2003年） 44－45％
《中国金融风险评估报告》（中国学者） 35％
这两年总有人在谈中国经济的软着陆问题。其实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所谓“软着陆”还是“硬着陆”，而是中枢神经出了问题，这个中枢神经就是金融系统。中国银行的坏帐比率高达44－45％，中国政府一直想通过银行海外上市转嫁风险，但至今仍然没有找到确定的战略投资者，华尔街圈钱至今还只是纸上蓝图。如果这条路走不通，中国经济的神经中枢将会坏死。目前中国金融系统之所以还没有出问题，是因为还有三道“防火墙”：第一道是高储蓄率，中国的居民储蓄率连续多年高达40％以上，但这种高储蓄率按国际经验最多也就能够持续30年，即2010年；第二道防火墙是相对封闭的银行体系；第三道防火墙是人民币汇率相对固定，但按照WTO协定，这两道防火墙也将于2006年撤除。如果在2006年前中国政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经济将出现严重的问题。
谢谢大家，我就讲到这里，因为谈经济问题，虽然我是尽量用很浅显的话谈，可能大家听起来还是有点困难，有甚么问题欢迎大家提问，谢谢大家。
现场问答
提问：这一代领导人总标榜自己亲民爱民，比如今年一月铜川矿难发生后，温家宝与遇难矿工遗孤相抱而泣的照片让大家看了很感动，中国老百姓是否因此有希望了呢？
何清涟：温家宝关心民生的形象，是因为他总表示自己亲民重民爱民。他即任之初，曾在多处谈话中反覆吟诵清代诗人郑板桥的两句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似人间疾苦声”。当他吟唱这两句诗以后，中国县太爷以上的官，不少人都去书写这样的一个条幅挂在那里。网上有人就讽刺，当官的反正是睡在衙门里面听，用不着出去听，没关系，听吧。但与此同时，就在北京城离中南海不远的两个信访办，上访民众聚集鸣冤的事情不知道有多少，我不相信温家宝不知道。农民问题有多严重，我也不相信他不知道，他是帮助过一个农妇追讨她丈夫被拖欠的工资，当时我记得ＶＯＡ（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们采访我时，都认为这是位非常亲民的总理，中国应该有希望了吧？我对他们讲，这让我想起了汉代“邴吉问牛”的故事，汉代有个宰相叫做邴吉，有一年春天出城巡视，路上他碰到了一场大的群殴，打死了好多人，他的手下问他要不要停车过问，邴吉说这是京兆尹（相当于北京警备区司令）的事，跟我无关。行至郊外，他看到一头牛躺在路边口吐白沫，显得很疲备，他就下车去问农民，这头牛为甚么生病？生了甚么病？还有今年的天气怎么样？谈了许久。事后，他的手下万般不解地对他说，“您是宰相，到底是人的命重要还是牛的命重要？死了那么多人您不管，一头牛生病您问那么久？”邴吉解释：我是宰相，职责是管理天下的苍生，今年的收成怎么样是我要关心的问题。现在刚开春，牛不应该累成那样，口吐白沫表明牛生病。这关系到今年的收成，我得问一问今年的天气，这头牛为甚么会生病，我才能够知道今年的收成会不会好？这才是我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京兆尹的事情我不能越俎代包。
一个汉代宰相都明白做宰相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我想温家宝与其花那么多时间去帮一个农民追讨工资，还不如想办法堵绝欠薪之源，使更多的农民受益。行小惠不如办大事，二者孰轻孰重，他应该弄清楚。
提问：中国有四千亿外汇存底，对金融危机和社会保险，这笔钱是不是可以．．．．？
何清涟：中国确实有四千多亿外汇储备，这种外汇储备都是美元，等于是美国对中国的负债。但是外汇储备中长期储备过多，本身就是一种不合理现象，这一点在90年代中期就有很多研究金融和外汇的专家指出这一点。第二点，积攒这么多外汇储备，中国政府是有用途的。目前中国已经积欠养老保险金六千亿人民币，但没有从外汇储备里面拿钱出来去冲销这笔帐，发给这些退休职工，说明在中国政府的通盘考虑中，欠养老保险金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第三点，我刚才讲到银行冲销坏帐，这笔钱就来自外汇储备，从1998年到2000年，总共已经投入好几百亿了，但是每年的坏帐还是继续增长，前清后欠，到去年为了将中国银行与建设银行推到华尔街上市，又拨出总共九百亿给两大银行，这些都是我们看得见的。还有我们看不见的一些用途，比如每年中国购买军火的钱从哪里开支？还有一点，帐户上说有这笔钱，并不意味着这笔钱躺在那里不动。这些年中国政府财政并不宽裕，用钱的地方很多。
提问：您刚才讲的金融危机．．．．，可以请您简单的描述一下金融危机有哪些具体的后果？对中国老百姓的未来会有甚么影响？
何清涟：金融危机的后果已经有先例可看。近十多年来，世界已经发生过两次很大的金融危机，1992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影响极大。因为金融系统好比是现代经济的神经中枢。假如一个人的神经中枢瘫痪了，整个人也就废掉了。就以拿1997年从泰国开始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金融危机导致很多产业瘫痪，有钱人一夜之间变成赤贫，很多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累积多年的财富被这场危机洗劫一空。许多国家经济崩塌后需要重建，被波及到的国家无不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一点你们可以去查一下资料。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之时，中国政府做了一些贡献，那就是坚守人民币汇率。但时移势异，那时候挺住是对世界经济做贡献，现在守住人民币汇率，是让世界为中国的经济繁荣买单。
提问：我看到过很多文章，认为民主化对中国并没有甚么好处，比如俄罗斯民主化以后，人民生活得很困难。还有印度是个民主国家，但他们的经济发展比我们要落后，人民过得很贫困，你怎样看这个问题？
何清涟：第一点，俄国的实际情况其实比中国政府渲染的好的多。我有个熟人到俄国去了一趟，才发现俄国人民的生活比中国人民幸福得多，也轻松得多。第一，俄罗斯的住房到现在为止还是社会福利的一种，大家不要为住房付高昂的房租。第二，俄罗斯很多社会福利没取消，比如莫斯科居民只需要付很少的水电费。中国政府在“六四事件“以后，为了说明自己专制政治的合理性，论证民主化导致动乱，编造了大量的事实，努力渲染俄罗斯的民主化导致俄国贫穷落后。其实很多到过俄国的人，深入了解这个国家的情况后，都知道那是夸大其辞。
去年，在学界，中印比较是一个热门话题。因为中国、印度都是人口大国，而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方面喜欢这样比较的原因很简单，印度是民主制国家，既然印度民主化有这么多问题，经济发展还不如中国，就说明威权统治没问题，更适合经济发展。但是后来我将印度的情况与中国一一对比，才发现问题太多了。别的不说，就拿民众的权力来比较，中国的农民到现在为止，一直受到户口制度约束，不管他们在城巿生活了多少年，身份还是农民。除了有钱的农民能够在城市里买房子之外──我相信有钱的农民很少，好像是全中国就只有一个快乐的农民，那就是中央电视台每年春节晚会上表演的赵本山，他总是以一个快乐的农民出现，每天吃饱了，喝足了，找人家闲聊天、开玩笑──但是我们现实中有没有这样的农民？基本没有──一般而言，中国的农民没有自由迁徒之权利，即使到城市边缘居住多年，也不拥有合法的居住权利，子女亦无法与当地居民享有同样的就学权利，他们随时会被当作“城市垃圾”清理出去。而实行民主政治的印度，其宪法规定“一切公民均享受在印度领土内自由迁徙，在任何地方居住和定居的权利”。印度人离开出生地后，只要在新的地方找到工作，其日常生活、子女上学等方面都和当地人拥有同等权利。根据规定，无论是贫民窟居民还是外来白领工作人员，只要18岁以上、在当地居住满5年以上，都可申请一张新的选民证，从而在政治上融入当地社会。除此之外，印度还有个规定，在一个地方居住30年以上，这个地方就可以属于居住者。Amitabh Kundu根据德里和艾哈迈达巴德的案例分析印度贫民窟土地使用权状况，指出印度城市贫民窟的土地使用权依赖于正式和非正式使用权体系予以保障，尽管德里和艾哈迈达巴德的贫困家庭很少拥有正式的房产权，但由于他们拥有带照片的身份证、配额证以及其他居住证明，这些人大都不担心它们近期会面临被驱逐出住地的处境。
其次，中国的民众没有自由结社的权利。但印度、巴西等国家的底层民众却可以自由结社，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斗争。比如在号称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巴西，贫民们就拥有自由结社的权利，该国的“无地农民组织”是南美最大的社会组织，曾经发动过对总统府的冲击包围，并经常公开传播各种反抗技巧。而在中国，底层民众的任何组织（即使还只是雏型）及任何反抗，无一不被政府当作“危害社会治安”甚至“危害国家安全”的不安定因素加以痛剿。
第三，中国的底层平民没有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仅以公共保健系统而言，按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排名，在参与排名的191个国家中，中国居于第144位，而人均GDP仅及中国一半的印度，排名却在112位。至今为止，中国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在城市中平均为40％，在农村中则不到10％（2004年8月19日《经济学家》一文中所引数据）。而印度政府则为进入城市的农民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险。
第四，中国政府对城市贫民窟当作政治疮疤讳莫如深，中国的媒体报导也总是将“贫民窟现象”当作印度、巴西等国流脓的疮口而非中国的现实，因此也就堵绝了社会救助之途。而印度城市贫民窟的贫民却可以得到各种社会帮助，以穷人为服务对象的德兰修女只可能存在于印度社会，并被尊之为“圣者”，“贫民的光与盐”。而中国那些帮助爱滋病患者的人士，如高耀洁、万延海等，却无不受到中国安全部门的特殊“关照”，还被一些无良人士讥之为“图名图利”，想正常生活都不可能。
可以设想，如果中国的贫民们有足够的知情权、话语权，而且也有足够的学术能力对中国、印度与巴西几国的制度作一比较，他们得出的结论可能与中国的精英群体的结论很不相同。
我认为，对一般百姓而言，印度这种民主国家比我们好；但是从上层的眼光来看，自然是印度上层不如中国上层好。中国上层可以肆意的贪污腐败而很少受制裁。当然印度也贪污，但是问题是，印度的媒体是自由的媒体，它可以揭露可以报导，腐败官员一旦被曝光，有时候事情闹大了，内阁都必须辞职，但是中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国发生再多的贪污腐败，中国政府还是标榜自己如何廉洁奉公，腐败永远被归结为个人问题。
提问：他们说至少中共在五个残余的共产党国家当中是最好的，这您同不同意？像那个柬埔寨、寮国啊，像那个古巴、越南、北韩那些。
何：这种与最坏的典型比较的方式是非常不可取的。这就好比几个强盗比赛杀人，甲强盗杀了一百个人，乙强盗只杀了九十九个，所以乙强盗认为自己比甲强盗要仁慈。我觉得这种比较方式没甚么意义。为甚么呢？至少我知道卡斯特罗（不确定）就不一定比中国糟糕多少。现在胡锦涛觉得自己专制得还不够，所以前不久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说：要向北韩学习，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这说明现在中国的领导人已经不想再做五个专制国家之中最好的了，还要向最坏的看齐啊。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