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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友三张 · 张三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但凡人与人之间脾性相近便可做朋友,初次见面就一见如故或许能成至交,而多数的朋友是因为共同的兴趣或是因为在共同从事一件相关事情的过程中逐渐有了信任而建立起友情,这大概是比较普遍的交友规律。然而我与张三的友谊似乎和这三种情况无关。

张三是我的班长。从入学到离校,四年里我们彼此都敬而远之。当年,站在我们这一群里,他是那个一眼就能辨认出是个头的那种人。张三与众不同的除了他是班长外,他还是个不会花时间啃书本的人。晚自习的教室里从来就很少见到他的身影,功课没拔尖过,他自己也从未在乎过是60分还是80分。这些并不影响他做他的班长,也丝毫不损害他在全体同学中的威信。他的名字在系里是响当当的,领导训话,他的大名被拎出来的频率是很高的。所以他很早就去学生会当头了。张三很少与女生来往,即便迎面相遇,基本不会停下来闲扯,往往点一下头,还没注意到嘴角是否往上翘了就已经擦肩走远。要不是张二,那四年我恐怕和他说不上几句话。

其实,我和张三还是有过一次交流的。那是毕业前的实习,我被指定和其它班的另两个同学定期出实习简报,实际上就是对全系实习同学的课题进展和实习见闻的情况汇总。那时候白天忙完,所有的乐趣就是晚上读各处同学的来信,像当年地下党印挺进报那样,刻蜡纸,用老式手动式滚筒油印机印成小报,寄去学校和各个实习点。那个时候张三给我来过一封信,谈他的见闻和一些想法,语气里少了班长平日里那种隔两米对话的口吻,接近了熟知同学之间的聊天。不过也就仅此一回。

张三是我们这一群人里除了考研外留在学校仅有的两人之一。我滚出学校时并没有见到张三,所以我们连告别也不曾有过。我奋勇考研的那一年,和张三也没有任何联络。重返学校后我们再见面也平常得如同我一直就呆在这所学校不曾离开过。

我混研的时候,研究生不多,待遇比本科生高一个档次。可以吃教工食堂,有自己的办公室。我的办公室在五楼,每天爬楼梯或者等电梯都会经过张三在一楼的办公室。遇上了,如果不赶上课,我也会进去和他海阔天空几分钟。张三在学校短短的三两年里转了好几个部门,名声渐响,却是褒贬都有。找他的人,有工作上相干的,有完全不沾边的,从派车订票到招生分配工作安置林林总总啥事都有。

张三也是我们那个集体里最年长的同学之一。我们说话从不绕弯,谈事儿直奔主题。听他忽悠,我可以随时戏虐和讽刺他,他从来不恼,常挂嘴边的是:哎哟妈呀,我在你眼里就是这样的?他几次工作变动,我赞同过也反对过,他口口声声说我总是有道理,事实上根本当我没说,我也无所谓

张三后来去了省里管招生的事儿。那时不像现在网上看榜网上招生,那个年代最早知道高考分数的是他们,全国各地来招生的都要从他们那里拿档案。那档案递不递,早递晚递,往往就决定那些栋梁之才是真的用来盖了大楼还是劈了当烧火棍。他的口袋里总有些纸条,我因此断言他也干过草菅人命的事。他依旧哈哈说,你看我像做那种事的人么?

自打张三离开学校,给我电话就以大哥自居了。常常拿起电话就听到他快乐的声音:我,你张大哥。因为有过大学毕业被指定命运的可悲,再分配那阵子,我对组织就存了戒心。尽管留下来的诱饵很馋人,我还是选择滚蛋。我找张三,跟他说我要改行我想去机关,你给想办法。张三还真的七拐八弯领我去见了几位老同志,那时侯风气好,还不兴请客送礼,我们甚至还在一位老同志家混到了一顿饭。很快,我就跨进了那个有武警看大门的机关。我那时候心气太高,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过不多久,我就又蠢蠢欲动了。我和张三提起,张三却是不赞成,可我还是我行我素走了。后来还真就不顺,卷入了一些是是非非。只是那些事没好意思和张三聊。郁闷的时候也去张三的办公室坐坐,都是顾左右而言他,尽扯一些不相干的事。张三那时也换了工作,我的工作相对自由,上班可以到处流窜。张三对我的耐心是朋友中少有的,不管真忙假忙,只要我去他的办公室,他就无公可办。有一年我休假想出去走走,去张三那里坐了坐聊了聊。张三一圈电话打下来,我的旅程就被安排妥了,吃住行便都有了着落。后来我再换工作,告诉张三。张三自嘲了一句:我现在看不懂你了。你要知道,我们一直都很爱护你,如果你快乐,就去吧。

张三是极要面子的,他具备能力也有智慧,但命运给他的机会太少,他的仕途走得很辛苦。只是他不说,也没人知晓。我和张三之间从来是报喜不报忧,好事大家可以一起快乐,不顺心的事,总是用不相干的东拉西扯来掩饰,可以点破,可从来不说透。但无论怎样都不妨碍彼此的信任。

张三是个在传统观念和现实生活中挣扎得很累的人,这最终影响了他自己对感情的取舍和家庭的选择。这是多年来我一直为他遗憾的地方。在他的第一场恋爱,也是他唯一的真正的一场恋爱中,他伤了,伤得很重,我以为。她是当时省城里最年轻最著名的歌唱演员。我认识她是因为那时他们来学校演了几场,她场场都唱,是最受欢迎的演员之一。后来我知道,她是张三的女朋友。他们能来学校演出,和张三,和她都有很大的关系。她是个非常有个性和毅力的女性。十五、六岁时插队农村,凭着金铃般的歌喉,唱到了公社,唱红了县城,唱入了省城,唱进了大年三十的春晚,从普通的歌唱演员唱成了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认识张三那年上海音乐学院正招生,她那时晚上有很多演出任务,加之文革初中的底子,对她的复习考试是致命的,她完全无力支撑。于是张三每天晚上踩着自行车替她上补习班,回来再对着笔记给她上课,风雨无阻。张三那时曾捉我来给她补习,我没能胜任,当了逃兵。几个月后,她走进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大门,后来又北上师从金铁林。我知道这背后有多少张三的汗水和付出。她出访演出,张三找来全城最好的裁缝,为她量身定做所有的服装。暑期,张三带着她游览名山大川。他们彼此为对方倾注了全部的感情。那样的投入和热烈,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幸经历的。本以为这是一段美好的姻缘,他们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只要顺其自然便有瓜熟蒂落的时候。只是命运这个时候和张三开了个玩笑,设计了一道让张三无法跨越的沟坎。从天堂到地狱的坠落,令到张三几近崩溃。我去看张三,一个大男人,痛苦得泪流满面。我去看她,她不言语,泪珠滚滚而下,真的是珠子般大的泪珠子呀。因为这事儿,张二也特地从南京赶来。精疲力竭后张三选择了分手,从此她的名字从张三的嘴里消失了。

几个月后,张三结婚了。妻子在我们的母校工作,漂亮,像极了年轻时的向梅。婚礼很简洁,老同学只请了我一个,做伴娘。张三后来的那些年里,一直忙于工作,我去看过他妻子几回,她曾抱怨张三对家庭关心不够。我出国十多年,张三从未写过只言片语,有过一两封信,都是他妻子代的笔。每当和其他同学讲完电话,我时不时地也会给张三拨个电话。去年张三公干路过多伦多,飞回上海前,从机场给我电话,说他不知道我在多伦多,号码是同桌刚发到他手机的。张三也许真忙,也许真的没注意过我漂到了哪里。但是只要我回国,同学中张三是花时间陪我最多的人,还有他的妻子和孩子。如今,每当看到张三妻子脸上的满足,听到张三与儿子朋友般的平等对话,我想张三对人生中最重要的丈夫和父亲两大角色应该是尽心和尽责的。我今年回到杭城时,张三正在成都开会。我上午进家门,他中午的航班就飞回来了。那天他喝了很多,夜晚拖着我和同桌爬山看湖。突然间我问,她还好么?他说我走之前他安排我和她见一面。只是我走的前几天他到下面视察工作去了。直到我上飞机他还在电话里念念不忘他的承诺:我还没跟你聊,下次,下次你一定要见见她。我明白,记忆不会像抹灰那样容易抹去。

一个人真正的人生是从离开父母开始的,走过的路是大选择套着小选择。同样的事情,有人坚韧不拔地迎上去了,有人选择了放弃,可是在很多年之后还装在心里。这些年里,张三在我看来就像一个孤独的旅人,但他在别的同窗们眼里,展露的永远是快乐的笑容,阳光般的心情,依旧如同当年的班长和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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