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在正文之前先讲一个故事：我有一位同事叫安妮，她曾是越南华侨，在越南时她父亲经营一家汽车另件商店，生活富裕自足。当时在越南的华侨由于勤劳和节俭，生活水平一般在当地的越南人之上。美军撤走后越共占领了南越，她家里也住进了越共干部，吃喝全由她们家供给且监视她们家的一举一动，限制她们变动自家的财产，直至全部被政府没收。后来，全家人被扫地出门，赶到乡下去种田。再后来他们又被驱逐出国，转辗他国漂洋过海来到加国，那年她才十五岁。当讲述那段身无分文四处逃难九死一生的惊险经历时，依然悲愤满腔地痛斥那个没有人性的越共政府和吃人的制度。
我们知道，越南，柬埔寨和北朝鲜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曾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这些国家的GCD踩着鲜血上台之初都打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旗子对拥有生产资料及生产手段的工商业者进行了赤裸裸的掠夺，整个过程充满了无耻和血腥，安妮家的不幸遭遇不过是那段历史中的一个实例而已。无独有偶，中国1949年建国之初也进行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虽然看起来相对温和，但自始至终充满了欺骗与蒙蔽的色彩。
在新中国政府宣布将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和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银行，铁路，矿山等大型企业全面没收和接管之后，所谓的公私合营和合作化高潮接踵而来。城市里的民营资产阶层和小工商业主们“敲锣打鼓” 地将自家辛苦经营了多少年的产业交给政府去“合营” ，农村的农民则“喜气样样” 地带着刚刚在土改中分得的土地牲畜和农具去参加“互助组” 和“合作社” 。下面以我家乡发生的几件事，窥见一下当年那个真实的过程。
我认识一位王老师，她爷爷当初是个农民。上个世纪40年代告别了农村老家，带着妻儿来到我的家乡，当年的县城讨生活。王老师的爷爷和大伯给人家挑水，送土，做木工，当泥瓦匠，她奶奶和婶子则给人家纺线，做针线活，他们家就这么在城市里立住了脚。一年年过去，家里买了马车和牲口，大伯和二伯都成了赶车人，还有了自家的房子和牲口棚。生活有了起色，王老师的父亲做为老三，因年幼则去上学读书。
解放以后公私合营开始了，政府派人动员王大伯，二伯带着他们家的马车和牲口加入“运输合作社” 。做为当家的大伯怎么也扭不过弯来：“难道一家人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得来的产业就无尝地交出去了不成？这可是全家人的命跟子呀”。于是，大伯悄悄将牲口卖掉了，没想到这可撞了大祸。王大伯被当做“抗拒社会主义改造” 的反动典型判了十八年徒刑，关进了监狱。大伯入狱后爷爷悲愤难诉积忧成疾，第二年就去世了。二伯带着那马车入了“合作社” ，但微薄的收入难养活一家人，只好去另一家工厂当木工。当王大伯从监狱里走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文革，年过半百戴着坏分子帽子的他无处工作，只好在街道上帮街房邻居们做点泥瓦和木工活讨一口饭。现今那个” 运输合作社“已逐步发展成了我家乡的一个大型汽车运输公司，可有谁还记得当年王家马车参股合营及王大伯因此身陷牢狱的事？
我家乡最有名的一家印染厂其前身是解放前民营的“信丰染厂” 。在山东电视台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大染房>>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地区印染业的篷勃发展。也是一帮种田人卖田卖房离开了农村，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几十载，熬过了日本鬼子的占领和国共两党的战乱，形成了当时在山东颇具规模的一家大型印染厂。
公私合营中“信丰染厂” 首当其冲，一夜间被改变了所有制性质。政府只是往“合营企业”委派了几个干部，由几十位股东拥有的“信丰” 从此就 姓了“社” ，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有些股东成了企业的职员，但“股本” 却从来没有得过任何补偿。在其后的几十年里这所企业也曾有所发展，成为我们家乡的龙头企业之一。然而，改革开放后由于市场的变化和几千离退休工人的沉重包袱，这家企业愈来愈走下坡路，难以为济。虽然尝试过承包，集资，入股，重组等，都不能挽救它的命运，不的不于前年宣布破产，几千职工被遣散，生活无人管。如今，工厂的设备被拍卖拆迁一空，厂址也准备拆掉建一个大商城。再过几年，大概谁也不会知道当年的“信丰” 是怎么回事，几代人的创业就这么烟消云散了。
“锦祥斋” 是在我家乡的一所很有名气的杂货商店，店名取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三个合伙人的名字，老街房李师父的爷爷李祥福就是其中的“祥”字。在那个年头家里能开商店其生活还真是很红火的，李家还另有自己的宅院和房产。解放后，在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中这家商店不可避免的姓了“社” ，李家除了获得个“小工商业者” 的成份外，没有得到丝毫的补偿。这家老字号的商店在我的家乡存在了几十年，最后在“人民城市人民建” 的旧城改造中，因马路拓宽而被拆的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一座高大的玻璃幕墙大商厦。李家的那个大宅院也被拆光，政府只补偿了三千元钱，还分给了一套位于六楼的房子。下岗的李师父如今就在那个大商厦不远的大街边上爆玉米花，还要时时忍受城管，工商，检疫和公安等部门的欺压，生活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新中国的社会发展的确是牺牲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正是由于当年以武力消灭了大资产阶级，又用欺骗手段剥夺了无数中产阶层甚至富裕人家的财产，中共挖得了“第一桶金” ，形成了建国之初的“原始积累” 和经济基础，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王老师家，老李师父家，形形色色的“信丰” 股东和无数被剥夺者及其后人们，不仅没有得不到政府任何形式的补偿，反而因为出身富裕家庭，被冠以特殊的成份，几十年来倍受政治上的歧视和冷遇，在生活中遇到难以言尽的艰难困苦。
如今，中共政府及其特权利益阶层又打着深化改革的旗号，以企业转型，合资，股份制，拍卖，拆迁等方式，肆无忌惮地将国有资产，资金和土地化成他们个人的财富。对比五十年代的那场“化私为公” 和九十年代后的这场“化公为私” 运动，中共特权利益阶层正是利用国家机器和手中权力，逐步吸干了中华民族近百年的辛勤血汗和积累。许多资料显示，占中国人口5%的权贵们正拥有着中国90%以上的财富，这无疑是号称为穷苦人打天下的中共对历史和人民的巨大嘲弄。
可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和他们的御用文人们不遗余力地以中国过去和现在的经济成就来为中共半个多世纪的暴政辨护，我们不难看到那些所谓的成就无一不是建立在血腥和欺骗的前提之下。一些人只看到中国的国民经济年增长率是百分之多少，却没有去追究一下那增长了的钱去了哪儿？只听说中国的外汇存底有多少个亿，却没有算一下如果减去国外的投资和贷款，那些存底还剩多少？只知道全国的银行存款若干，却没有认真了解一下，这些存款中究竟有多少是属于工人和农民的？又有多少中国人民的血汗流入了贪官污吏在海外的帐户？
还有的人说：“不错，中共是专制，但在中国只有专制才有效，经济才有发展，民主只会带来混乱”。本人认为这种论点不是在推动历史进步，而是要维护末落的思维和制度。当今的世界发展趋势就是文明代替野蛮，协商代替对抗，民主代替暴政。既使古埃及法老的鞭子可以驱使奴隶建成巍峨的金字塔，秦始皇的刀剑能够强迫人们成就万里长城，历史也要对他们说“不” 。大英帝国的历史为什么不值得歌颂，就是因为它充满了扩张，杀戮和血腥。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容忍一个无人性的政权继续存在？难道中华民族骨子里就喜欢被奴役？
著名学者何清涟女士在<<中国现代化的陷井>>一文中说：“半个多世纪“革命”的全部意义就是用无数的人头将一部份社会的边缘者送到了权力中心位置，用红色新权贵代替了旧权贵而已。这种“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不可能将中国引入繁荣富强，只可能导致新一轮社会危机”。悲哉，那些做“强国梦” 的愤青们睁开眼睛看看吧，这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史。可以说，由这样的一帮窃国贼把持，可怜的中华民族永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日。
06/08/2004 于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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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越南，柬埔寨和北朝鲜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曾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这些国家的GCD踩着鲜血上台之初都打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旗子对拥有生产资料及生产手段的工商业者进行了赤裸裸的掠夺，整个过程充满了无耻和血腥，安妮家的不幸遭遇不过是那段历史中的一个实例而已。无独有偶，中国1949年建国之初也进行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虽然看起来相对温和，但自始至终充满了欺骗与蒙蔽的色彩。
在新中国政府宣布将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和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银行，铁路，矿山等大型企业全面没收和接管之后，所谓的公私合营和合作化高潮接踵而来。城市里的民营资产阶层和小工商业主们“敲锣打鼓” 地将自家辛苦经营了多少年的产业交给政府去“合营” ，农村的农民则“喜气样样” 地带着刚刚在土改中分得的土地牲畜和农具去参加“互助组” 和“合作社” 。下面以我家乡发生的几件事，窥见一下当年那个真实的过程。
我认识一位王老师，她爷爷当初是个农民。上个世纪40年代告别了农村老家，带着妻儿来到我的家乡，当年的县城讨生活。王老师的爷爷和大伯给人家挑水，送土，做木工，当泥瓦匠，她奶奶和婶子则给人家纺线，做针线活，他们家就这么在城市里立住了脚。一年年过去，家里买了马车和牲口，大伯和二伯都成了赶车人，还有了自家的房子和牲口棚。生活有了起色，王老师的父亲做为老三，因年幼则去上学读书。
解放以后公私合营开始了，政府派人动员王大伯，二伯带着他们家的马车和牲口加入“运输合作社” 。做为当家的大伯怎么也扭不过弯来：“难道一家人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得来的产业就无尝地交出去了不成？这可是全家人的命跟子呀”。于是，大伯悄悄将牲口卖掉了，没想到这可撞了大祸。王大伯被当做“抗拒社会主义改造” 的反动典型判了十八年徒刑，关进了监狱。大伯入狱后爷爷悲愤难诉积忧成疾，第二年就去世了。二伯带着那马车入了“合作社” ，但微薄的收入难养活一家人，只好去另一家工厂当木工。当王大伯从监狱里走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文革，年过半百戴着坏分子帽子的他无处工作，只好在街道上帮街房邻居们做点泥瓦和木工活讨一口饭。现今那个” 运输合作社“已逐步发展成了我家乡的一个大型汽车运输公司，可有谁还记得当年王家马车参股合营及王大伯因此身陷牢狱的事？
我家乡最有名的一家印染厂其前身是解放前民营的“信丰染厂” 。在山东电视台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大染房>>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地区印染业的篷勃发展。也是一帮种田人卖田卖房离开了农村，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几十载，熬过了日本鬼子的占领和国共两党的战乱，形成了当时在山东颇具规模的一家大型印染厂。
公私合营中“信丰染厂” 首当其冲，一夜间被改变了所有制性质。政府只是往“合营企业”委派了几个干部，由几十位股东拥有的“信丰” 从此就 姓了“社” ，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有些股东成了企业的职员，但“股本” 却从来没有得过任何补偿。在其后的几十年里这所企业也曾有所发展，成为我们家乡的龙头企业之一。然而，改革开放后由于市场的变化和几千离退休工人的沉重包袱，这家企业愈来愈走下坡路，难以为济。虽然尝试过承包，集资，入股，重组等，都不能挽救它的命运，不的不于前年宣布破产，几千职工被遣散，生活无人管。如今，工厂的设备被拍卖拆迁一空，厂址也准备拆掉建一个大商城。再过几年，大概谁也不会知道当年的“信丰” 是怎么回事，几代人的创业就这么烟消云散了。
“锦祥斋” 是在我家乡的一所很有名气的杂货商店，店名取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三个合伙人的名字，老街房李师父的爷爷李祥福就是其中的“祥”字。在那个年头家里能开商店其生活还真是很红火的，李家还另有自己的宅院和房产。解放后，在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中这家商店不可避免的姓了“社” ，李家除了获得个“小工商业者” 的成份外，没有得到丝毫的补偿。这家老字号的商店在我的家乡存在了几十年，最后在“人民城市人民建” 的旧城改造中，因马路拓宽而被拆的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一座高大的玻璃幕墙大商厦。李家的那个大宅院也被拆光，政府只补偿了三千元钱，还分给了一套位于六楼的房子。下岗的李师父如今就在那个大商厦不远的大街边上爆玉米花，还要时时忍受城管，工商，检疫和公安等部门的欺压，生活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新中国的社会发展的确是牺牲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正是由于当年以武力消灭了大资产阶级，又用欺骗手段剥夺了无数中产阶层甚至富裕人家的财产，中共挖得了“第一桶金” ，形成了建国之初的“原始积累” 和经济基础，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王老师家，老李师父家，形形色色的“信丰” 股东和无数被剥夺者及其后人们，不仅没有得不到政府任何形式的补偿，反而因为出身富裕家庭，被冠以特殊的成份，几十年来倍受政治上的歧视和冷遇，在生活中遇到难以言尽的艰难困苦。
如今，中共政府及其特权利益阶层又打着深化改革的旗号，以企业转型，合资，股份制，拍卖，拆迁等方式，肆无忌惮地将国有资产，资金和土地化成他们个人的财富。对比五十年代的那场“化私为公” 和九十年代后的这场“化公为私” 运动，中共特权利益阶层正是利用国家机器和手中权力，逐步吸干了中华民族近百年的辛勤血汗和积累。许多资料显示，占中国人口5%的权贵们正拥有着中国90%以上的财富，这无疑是号称为穷苦人打天下的中共对历史和人民的巨大嘲弄。
可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和他们的御用文人们不遗余力地以中国过去和现在的经济成就来为中共半个多世纪的暴政辨护，我们不难看到那些所谓的成就无一不是建立在血腥和欺骗的前提之下。一些人只看到中国的国民经济年增长率是百分之多少，却没有去追究一下那增长了的钱去了哪儿？只听说中国的外汇存底有多少个亿，却没有算一下如果减去国外的投资和贷款，那些存底还剩多少？只知道全国的银行存款若干，却没有认真了解一下，这些存款中究竟有多少是属于工人和农民的？又有多少中国人民的血汗流入了贪官污吏在海外的帐户？
还有的人说：“不错，中共是专制，但在中国只有专制才有效，经济才有发展，民主只会带来混乱”。本人认为这种论点不是在推动历史进步，而是要维护末落的思维和制度。当今的世界发展趋势就是文明代替野蛮，协商代替对抗，民主代替暴政。既使古埃及法老的鞭子可以驱使奴隶建成巍峨的金字塔，秦始皇的刀剑能够强迫人们成就万里长城，历史也要对他们说“不” 。大英帝国的历史为什么不值得歌颂，就是因为它充满了扩张，杀戮和血腥。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容忍一个无人性的政权继续存在？难道中华民族骨子里就喜欢被奴役？
著名学者何清涟女士在<<中国现代化的陷井>>一文中说：“半个多世纪“革命”的全部意义就是用无数的人头将一部份社会的边缘者送到了权力中心位置，用红色新权贵代替了旧权贵而已。这种“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不可能将中国引入繁荣富强，只可能导致新一轮社会危机”。悲哉，那些做“强国梦” 的愤青们睁开眼睛看看吧，这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史。可以说，由这样的一帮窃国贼把持，可怜的中华民族永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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