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不知是否还有人记得他们.七八年来,他们的身影时常在我的心中倏然闪过.多少次与丈夫灯下夜话,总为他们的故事生出几多感叹,几多惆怅.今天我写出这段文字,聊为纪念.
那年的复活节，我搬到了位于Coxwell和Danforth南边的一条叫Hanson St.的小街上一座三层的房子里。房东是一个小个子中国女人，说话小声又温和，笑起来甜甜的，经常抱一条漂亮的狗。丈夫是个商人，一年里有十个月呆在中国。她住三楼。二楼有三间，我住一间北屋,朝南一大间，住一对年轻夫妇，大陆来的。中间一小间和地下室还各住了一位，因为那时整日早出晚归，直到一年后搬走，我也没弄清楚他们名谁姓甚。一楼是一个大大的厨房，还有房东的饭厅和客厅。
那时，不管刮风下雪，每天天不亮我便出门打工，下班后再赶去听课。回到家，多半已是夜深人静。胡乱填一下肚子，冲洗一下，倒头便睡。平日里，几乎碰不到其他房客。只有周末，可以睡一个懒觉。爬起来，收拾房间，洗衣服，准备下一周的饭菜。偶尔撞上那对小夫妻，也只是简单聊几句。他们都是外贸专业毕业的，出国前同在一家省级进出口公司工作,英文很棒。他们有一个女儿，一年前送回了老家，由她的母亲照看着.那几年，正是北美经济最萧条的时候。如果做一个调查，让餐馆登一则洗盘子的招聘广告，应征者大学或以上学历的，怕是要占到十之八九。她在一家花店干活，是个热心人。喜欢说话，也爱笑。他送外卖。常常若有所思，沉默而忧郁。
那是五月的一个早晨，天还很凉。我下到厨房弄吃的，听到她和房东在谈医院和手术。我随口问了一句：谁病了？她说，他开刀了。三天前查出的，肚子里长了个疙瘩。因为她们交谈时的私秘表情, 加上彼此并不太熟，我的询问和关切也就有所顾忌,未便刨根问底。一星期后，他出院了,看起来与往常无异。我想，那场突如其来的病，应该不严重。接着，丈夫公干来美国，我请了两星期的假，飞去他身边。临走前，我把未用完的月票，留给了她。回来时，他已开始工作。我纳闷，动了刀呢,为什么不多养些时候。她说，想回去看看女儿，打算秋天走，现在多赚些钱。我的每一天依然象只上紧了弦的钟表, 机械而规律, 忙碌又疲惫不堪。他们去采购，间或也帮我驮回一袋大米。
终于要启程了。我问，还回来吗？她摇摇头，回来又怎样，还是没有合适的工作。看着他们打包，我有些难过。临走时，他们把书桌留给了我。它成了我在加拿大的第一张书桌, 陪伴了我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第二年的四月，接到他的电话。他回来了。选了一个休息天我去看他。多伦多的早春, 依然寒冷, 没有阳光的白天, 让每个人都显得心事重重. 工作还未有着落，他的情绪极为低落。我询问她和他们的女儿, 他说都好, 微笑里丝毫没有一点快乐.一杯咖啡之后，他问是否想听他的往事.他讲得很轻描淡写, 眼神里却透出无以掩饰的沉重.他的诉说, 至今想起来仍会让我忧伤。
他从小生长在一个缺少关爱的家庭。父亲，实际上是养父，一位老革命,离休前的公安局长，严肃而缺少温情。因为连续生了几个女儿，于是从远房亲戚那儿过继了一个儿子,那便是他。他是在开始记事的年龄到这个家的。几个姐姐对他虽不错，但彼此心知肚明，他不是这个家庭真正的成员。虽曾多次回去看过生身父母，却已找不回那份原本应该与生俱来的亲情。他的童年和少年虽衣食无忧却不快乐.这段身世她是一无所知。
大学和工作，让他摆脱了家庭和身世带来的阴影。他喜欢过一个女孩，一个不同于她的女孩。女孩,他和她都在一起工作。由于那女孩的骄傲，让他始终没有足够的勇气把那句话说出来。她却一直象姐姐一样照顾他,来多伦多后，给他也找了个机会，他出来了。他们是在这儿结的婚。这次回国，他去看了女孩。女孩在深圳，还是一个人。他在女孩那儿呆了几天。他重复地说着妻子是个好女子,这些年，他拖累了她许多,真的是该放她走的时候了。
那天，他就那样，看着窗外的天空，诉说着。落寞而茫然，仿佛只是自言自语。眼睛里那份深深的悲哀，倾泻着生活的压抑和为情感所累的痛苦。
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劝说者。这个时候，无论宽慰他什么都无济于事。我想说，为什么不叫她回来，为什么不再重返学校，学点新的东西。但是，我怕一开口,一切言词都会变得空泛无力。终于，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不知道，对他，什么是最好的选择。回家的路上,站在风中等bus，眼前是不尽的车流。我想，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都在匆匆的赶路，路的尽头会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事隔多年，我才知道,他的这一次回国，真的是一次绝望之旅。
这一年的春天，丈夫再度出差美国。我又匆匆赶去。回来后，搬去了朋友留下的房子。随后，给他去了电话。他说：他也搬家了，开始工作了。我想，一切在好转，也许他会因此而开朗起来。这一年里，我们竟没有再见面。通过几次电话，他的情绪也是时好时坏。劝他让她回来，他只是沉默。唯一一次提到她，是告诉我，她去了香港。
再见他，是一年后的五月初，我因孕期反应过度第二次住院。那天中午，我感觉非常不好，担心自己一觉不醒。我给他去了电话,问他能否载我去医院。电话里，他答应了，声音疲惫无力。我给了他地址。二十分钟后，他来了。已大不如去年见他时的模样，苍白而消瘦。去医院的路上，我问起他的近况。他说，身体明显不行了，也许无法再工作。到了医院门口，他说，他也要赶去医院。朝他挥手之际，我说，一定让她回来，你需要人照顾。他苦笑着点头。目送他离去的车影，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感觉。那一次他的帮忙，至今想起来我心里还很内疚。他当时正在化疗，这是后来她说的。只是现在，我连声感谢都已无处可说了。
夏天。突然接到她的电话，说她在多伦多，相约出去喝茶。这时，丈夫刚登陆加拿大。那是个艳阳满天的中午，我们四人去了Sheppard和Kennedy边上的一家餐馆。那一顿，大家都很开心。他和丈夫谈他喜欢的体育赛事，讲解北美垒球的规则。她来了，他的气色马上就好了，我快乐地找机会揶揄他们。他竟象一个小男孩似笑了。那是记忆中，他最灿烂的一个笑容。
几星期后，她来电话，说要走了，想在我那儿寄存一些东西。我想，也许她非去工作不可，毕竟他们有个女儿要抚育。临走前两天，他们来了。从车里搬下几个大大小小的箱子。丈夫帮他们扛到了地下室。问她，是回香港吗？她说不是，回大陆，然后去澳洲,神情颇为黯淡。他一直缄默不语。
没想到，这一次见面，竟是我们和他的诀别。
十一月底，正是我进入临产前的倒计时。她来电话，说她在多伦多，很忙，过些时候来看我,没等我问话,电话已挂了。两星期后，她来了，拎了一堆营养品。那时，我刚生完孩子没几天。问她他怎么样了？他走了，他走了呀。她说着，眼泪簌簌而下。她的那一滴滴泪水,让我深深感觉到她的委屈和悲伤. 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夏天里她回多伦多，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是他坚持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真的是要放她走.那年两人回他老家探亲,她苦苦哀求过他的亲人，让他回国养病，却没有一人肯收留他.他回多伦多后放弃了应有的治疗.直到最后关头住了院.医院的病危通知书，竟是无处可发。房东给远在澳州的她打电话，她匆匆飞来，在他弥留之际，见了他最后一面。清理遗物时,她知道他把他户口上最后一点积蓄都寄去了深圳.
他留下一台车，她无能为力,她不会开车。那天夜里很冷，再加是产后，我把自己裹了里三层外三层,和她象做贼一样，借着夜幕,提心吊胆，把那辆我既不是owner，也没保险，连stick都过期好久的车，开回了自己的住处。她登报私售不成，不得已只好把它丢给了旧车行，任他们随便给了点钱。。
离开多伦多回澳洲前，她把他那儿清理出来的东西，统统堆到了我的地下室。她说明年夏天来处理。为免睹物思人，让时间稀释一切，对她会容易些，我想。
第二年的夏天，她没有回来。再来时，已是深秋。那天，她呆在地下室，许久没上来。我下去叫她吃饭，见她已成泪人，眼前是一大堆他的衣物和照片。不公平啊，真的不公平。女儿至今不知父亲已去，还对我说，去加拿大让爸爸好好照顾你。说这些时,她已泣不成声.
料理完他的遗物,她要走了,这次是去欧洲.临上飞机，她来了一个电话，感谢和告别。我流泪祝福她: 珍重，朋友。犹如一只孤雁，她飞走了。带走了所有的伤和痛，从此再未相见。也许，今生不会再来。
逝者已矣,生者何堪! 我想我是这世上唯一知道这个故事全部内容的人.我曾努力幻想过他在天国里的笑容,却始终无法勾画出她的漂泊轨迹,只好心中一味地相信她远离了过去,已不再有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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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复活节，我搬到了位于Coxwell和Danforth南边的一条叫Hanson St.的小街上一座三层的房子里。房东是一个小个子中国女人，说话小声又温和，笑起来甜甜的，经常抱一条漂亮的狗。丈夫是个商人，一年里有十个月呆在中国。她住三楼。二楼有三间，我住一间北屋,朝南一大间，住一对年轻夫妇，大陆来的。中间一小间和地下室还各住了一位，因为那时整日早出晚归，直到一年后搬走，我也没弄清楚他们名谁姓甚。一楼是一个大大的厨房，还有房东的饭厅和客厅。
那时，不管刮风下雪，每天天不亮我便出门打工，下班后再赶去听课。回到家，多半已是夜深人静。胡乱填一下肚子，冲洗一下，倒头便睡。平日里，几乎碰不到其他房客。只有周末，可以睡一个懒觉。爬起来，收拾房间，洗衣服，准备下一周的饭菜。偶尔撞上那对小夫妻，也只是简单聊几句。他们都是外贸专业毕业的，出国前同在一家省级进出口公司工作,英文很棒。他们有一个女儿，一年前送回了老家，由她的母亲照看着.那几年，正是北美经济最萧条的时候。如果做一个调查，让餐馆登一则洗盘子的招聘广告，应征者大学或以上学历的，怕是要占到十之八九。她在一家花店干活，是个热心人。喜欢说话，也爱笑。他送外卖。常常若有所思，沉默而忧郁。
那是五月的一个早晨，天还很凉。我下到厨房弄吃的，听到她和房东在谈医院和手术。我随口问了一句：谁病了？她说，他开刀了。三天前查出的，肚子里长了个疙瘩。因为她们交谈时的私秘表情, 加上彼此并不太熟，我的询问和关切也就有所顾忌,未便刨根问底。一星期后，他出院了,看起来与往常无异。我想，那场突如其来的病，应该不严重。接着，丈夫公干来美国，我请了两星期的假，飞去他身边。临走前，我把未用完的月票，留给了她。回来时，他已开始工作。我纳闷，动了刀呢,为什么不多养些时候。她说，想回去看看女儿，打算秋天走，现在多赚些钱。我的每一天依然象只上紧了弦的钟表, 机械而规律, 忙碌又疲惫不堪。他们去采购，间或也帮我驮回一袋大米。
终于要启程了。我问，还回来吗？她摇摇头，回来又怎样，还是没有合适的工作。看着他们打包，我有些难过。临走时，他们把书桌留给了我。它成了我在加拿大的第一张书桌, 陪伴了我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第二年的四月，接到他的电话。他回来了。选了一个休息天我去看他。多伦多的早春, 依然寒冷, 没有阳光的白天, 让每个人都显得心事重重. 工作还未有着落，他的情绪极为低落。我询问她和他们的女儿, 他说都好, 微笑里丝毫没有一点快乐.一杯咖啡之后，他问是否想听他的往事.他讲得很轻描淡写, 眼神里却透出无以掩饰的沉重.他的诉说, 至今想起来仍会让我忧伤。
他从小生长在一个缺少关爱的家庭。父亲，实际上是养父，一位老革命,离休前的公安局长，严肃而缺少温情。因为连续生了几个女儿，于是从远房亲戚那儿过继了一个儿子,那便是他。他是在开始记事的年龄到这个家的。几个姐姐对他虽不错，但彼此心知肚明，他不是这个家庭真正的成员。虽曾多次回去看过生身父母，却已找不回那份原本应该与生俱来的亲情。他的童年和少年虽衣食无忧却不快乐.这段身世她是一无所知。
大学和工作，让他摆脱了家庭和身世带来的阴影。他喜欢过一个女孩，一个不同于她的女孩。女孩,他和她都在一起工作。由于那女孩的骄傲，让他始终没有足够的勇气把那句话说出来。她却一直象姐姐一样照顾他,来多伦多后，给他也找了个机会，他出来了。他们是在这儿结的婚。这次回国，他去看了女孩。女孩在深圳，还是一个人。他在女孩那儿呆了几天。他重复地说着妻子是个好女子,这些年，他拖累了她许多,真的是该放她走的时候了。
那天，他就那样，看着窗外的天空，诉说着。落寞而茫然，仿佛只是自言自语。眼睛里那份深深的悲哀，倾泻着生活的压抑和为情感所累的痛苦。
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劝说者。这个时候，无论宽慰他什么都无济于事。我想说，为什么不叫她回来，为什么不再重返学校，学点新的东西。但是，我怕一开口,一切言词都会变得空泛无力。终于，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不知道，对他，什么是最好的选择。回家的路上,站在风中等bus，眼前是不尽的车流。我想，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都在匆匆的赶路，路的尽头会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事隔多年，我才知道,他的这一次回国，真的是一次绝望之旅。
这一年的春天，丈夫再度出差美国。我又匆匆赶去。回来后，搬去了朋友留下的房子。随后，给他去了电话。他说：他也搬家了，开始工作了。我想，一切在好转，也许他会因此而开朗起来。这一年里，我们竟没有再见面。通过几次电话，他的情绪也是时好时坏。劝他让她回来，他只是沉默。唯一一次提到她，是告诉我，她去了香港。
再见他，是一年后的五月初，我因孕期反应过度第二次住院。那天中午，我感觉非常不好，担心自己一觉不醒。我给他去了电话,问他能否载我去医院。电话里，他答应了，声音疲惫无力。我给了他地址。二十分钟后，他来了。已大不如去年见他时的模样，苍白而消瘦。去医院的路上，我问起他的近况。他说，身体明显不行了，也许无法再工作。到了医院门口，他说，他也要赶去医院。朝他挥手之际，我说，一定让她回来，你需要人照顾。他苦笑着点头。目送他离去的车影，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感觉。那一次他的帮忙，至今想起来我心里还很内疚。他当时正在化疗，这是后来她说的。只是现在，我连声感谢都已无处可说了。
夏天。突然接到她的电话，说她在多伦多，相约出去喝茶。这时，丈夫刚登陆加拿大。那是个艳阳满天的中午，我们四人去了Sheppard和Kennedy边上的一家餐馆。那一顿，大家都很开心。他和丈夫谈他喜欢的体育赛事，讲解北美垒球的规则。她来了，他的气色马上就好了，我快乐地找机会揶揄他们。他竟象一个小男孩似笑了。那是记忆中，他最灿烂的一个笑容。
几星期后，她来电话，说要走了，想在我那儿寄存一些东西。我想，也许她非去工作不可，毕竟他们有个女儿要抚育。临走前两天，他们来了。从车里搬下几个大大小小的箱子。丈夫帮他们扛到了地下室。问她，是回香港吗？她说不是，回大陆，然后去澳洲,神情颇为黯淡。他一直缄默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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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底，正是我进入临产前的倒计时。她来电话，说她在多伦多，很忙，过些时候来看我,没等我问话,电话已挂了。两星期后，她来了，拎了一堆营养品。那时，我刚生完孩子没几天。问她他怎么样了？他走了，他走了呀。她说着，眼泪簌簌而下。她的那一滴滴泪水,让我深深感觉到她的委屈和悲伤. 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夏天里她回多伦多，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是他坚持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真的是要放她走.那年两人回他老家探亲,她苦苦哀求过他的亲人，让他回国养病，却没有一人肯收留他.他回多伦多后放弃了应有的治疗.直到最后关头住了院.医院的病危通知书，竟是无处可发。房东给远在澳州的她打电话，她匆匆飞来，在他弥留之际，见了他最后一面。清理遗物时,她知道他把他户口上最后一点积蓄都寄去了深圳.
他留下一台车，她无能为力,她不会开车。那天夜里很冷，再加是产后，我把自己裹了里三层外三层,和她象做贼一样，借着夜幕,提心吊胆，把那辆我既不是owner，也没保险，连stick都过期好久的车，开回了自己的住处。她登报私售不成，不得已只好把它丢给了旧车行，任他们随便给了点钱。。
离开多伦多回澳洲前，她把他那儿清理出来的东西，统统堆到了我的地下室。她说明年夏天来处理。为免睹物思人，让时间稀释一切，对她会容易些，我想。
第二年的夏天，她没有回来。再来时，已是深秋。那天，她呆在地下室，许久没上来。我下去叫她吃饭，见她已成泪人，眼前是一大堆他的衣物和照片。不公平啊，真的不公平。女儿至今不知父亲已去，还对我说，去加拿大让爸爸好好照顾你。说这些时,她已泣不成声.
料理完他的遗物,她要走了,这次是去欧洲.临上飞机，她来了一个电话，感谢和告别。我流泪祝福她: 珍重，朋友。犹如一只孤雁，她飞走了。带走了所有的伤和痛，从此再未相见。也许，今生不会再来。
逝者已矣,生者何堪! 我想我是这世上唯一知道这个故事全部内容的人.我曾努力幻想过他在天国里的笑容,却始终无法勾画出她的漂泊轨迹,只好心中一味地相信她远离了过去,已不再有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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