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我在多伦多儿子家住了10天就去了美国，从美国回到加拿大正赶上冬季来临，不愿意出游了，除了多伦多，加拿大的任何地方也没去。住在儿子家里，因为语言不通，我尽量不出门，形同失去自由。出去也只能去附近的小唐人街，买菜或去图书馆看报。这种图书馆小而实用，各社区都有，管理严格有序，想看什么书它若没有，可以帮你从其它图书馆调来，真方便。但老在一个地方也单调，有时候却又想出去走远一点，却又不能总让儿子陪着耽误他的事情吧，再说，失去自由的人也想自由自由，试试自己的能力。已经坐儿子的车到过的地方再去一下似乎不难，无非死记一些东西，如从门前路过的有几路车，此车去不去我要去的地方，怎样购票，车站在哪里，一路有什么重要标志？这些都记住了，还会出错吗？
一切精神与物质准备就绪，我出门了。出门不远就是4路车车站。车站有一个四面镶着玻璃砖的一人多高长方盒子形站台，背马路的一面留一个人进出的门洞，一侧贴一张与玻璃墙同大的多为美女、怪兽招贴画。其实人很少站在盒子里等车，除非有大风时进去避风。我拿着儿子给我买好的车票上车了。车票是事先买的，比较便宜，上车不论路远近，均一票到底；要是上车用现金临时买票，就得两加元。车票形同一枚无字硬币，上车后投入专用盒子里，司机（车上没有售票员）给你一张纸票。纸票上印着当天日期还印着当年的天数，比如这天是当年的第320天，即印上320。这其实不是票，而是一个凭证，凭这个证只要顺路，即下这部车立即上那部车或是就近的地铁，都可以凭这个证乘别的车，不必再买票。不具备这个“就近”条件则不能用，即不可以跑到另一条街上去乘另一部车。因此这个凭证看你的需要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我要是为了留作纪念。
车行中间，遇站必停，有的也不停，看有无人上下。车站上有人等车，车要停，车上有人要下，车也要停。他们人少，乘车的人也就不多，车上很少坐满，你无法考察年轻人是否给老年人让坐。我难得碰到过一回车上人满有人让座的。那天车上刚坐满，上来一位大胡子，别看胡子大年纪并不老（外国人都是这个德性，年纪不大胡子大）。一位女青年看到就立即站起让座。这位大胡子也立即上前跟小青年叽里咕噜说了什么，小青年坐下了，大胡子仍站着。大概是大胡子不愿坐，小青年不情愿地坐下。车到站前，北京售票员喜欢问“有下的没有？”有人答，下；无人答，走。他们则在车厢两侧各拉一根绳子通向车头一个铃铛，谁要下车就拉一下绳子，前面的铃铛就叮当一下，司机听了铃铛声到站停车。车站都设在街口，每遇街口必停车，站与站距离都很短，很方便乘客。街口也不一定都有站，只要有人等车，或车上有人拉铃，车都要停。我常常有点紧张，有时拉早了，有时又拉晚了，好在两站距离很短，拉错了铃，下来多走几步也无所谓。
多伦多大巴也有毛病，司机要在行车途中换班。我在国内任何城市乘车，无论白天夜晚，司机要换班都得在总站，没有在中途车停下，让乘客等司机换班的；多伦多就敢这样干。在一个固定的路口，司机下去等另一位司机上来。我心理嘀咕，司机怎么可以为自己方便不管顾客？幸好等的时间不算长。儿子说，你还不错，没遇到司机当街聊天的。有时两部车在街头相遇，两位司机高兴了，车头挨着车头，窗口对着窗口，聊天聊个没完，聊够了才走，不管乘客。我想，他们乘客太少，乘大巴的大概都是闲人，有事的人都开自己的车走了。要是在国内，大家靠的就是公交，人又多，你敢当街停车聊天，还不把你砸了。儿子说，要是遇上罢工你就走不了了。公交、地铁都喜欢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其实他们工资很高，一个地铁售票员年薪4万多，还要罢工。多伦多罢工成风，动不动邮局罢工，说不定什么时候老师也罢工。一罢工，老百姓就糟糕了，日常生活秩序被打乱了，车乘不上，信寄不出，小孩上不了学。罢工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权利的滥用也扰乱社会生活，听说他们要立法，为了孩子，老师不准罢工。罢工本来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手段，要让资本家头疼，现在老百姓也头疼，不知加拿大是怎么了？
什么事情都有意外，我就碰上了意外。这天我也是乘的4路车，去多伦多最值得炫耀的电视塔及其附近游览市容并拍照，再原车回来。回程时仍然在一个固定的路口停车，等待司机换班，换了班继续前进。每遇换班，大部分乘客都下去了，不知他们是到站了还是换车去了，只有我因为语言不通，不会问路转别的车，只有傻等。换班的司机上来了，继续前进。这天焕了班，走着走着，觉着不对劲了，怎么路越走越长呀，也不像回去的路了呀，再走一会儿，居然看到去时的建筑物，是车转了个大弯又回头走向了电视塔方向，不知道是司机自作主张临时改了行车路线还是怎么的，我连问路都不会，还能问事？有气无处生。车又回到我回程时上车的车站，我得下来，再往前走就不认识了，下了车站着想了想，再乘这路车是不敢了，我怕它又转回来。这帮外国佬什么都干得出，要是再转到别处去，我就永远回不了儿子家了，得换个车才行。看到不远处就是中国城（唐人街）那里有一个5路，我乘儿子车来过，知道那个5路也从儿子门前过，也知道车站的位置，便走过去乘5路。上车后，因为没有车票了，给了他两加元。幸亏我事先知道，要不然上车问票价也不会说，这才尝到了有嘴不会说话的难处。行车途中，我特别留意观察沿途熟悉的标志，怕中间再出什么岔。还好，越近儿子家越熟悉那些具有路标性的建筑，心里越踏实，终于顺利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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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精神与物质准备就绪，我出门了。出门不远就是4路车车站。车站有一个四面镶着玻璃砖的一人多高长方盒子形站台，背马路的一面留一个人进出的门洞，一侧贴一张与玻璃墙同大的多为美女、怪兽招贴画。其实人很少站在盒子里等车，除非有大风时进去避风。我拿着儿子给我买好的车票上车了。车票是事先买的，比较便宜，上车不论路远近，均一票到底；要是上车用现金临时买票，就得两加元。车票形同一枚无字硬币，上车后投入专用盒子里，司机（车上没有售票员）给你一张纸票。纸票上印着当天日期还印着当年的天数，比如这天是当年的第320天，即印上320。这其实不是票，而是一个凭证，凭这个证只要顺路，即下这部车立即上那部车或是就近的地铁，都可以凭这个证乘别的车，不必再买票。不具备这个“就近”条件则不能用，即不可以跑到另一条街上去乘另一部车。因此这个凭证看你的需要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我要是为了留作纪念。
车行中间，遇站必停，有的也不停，看有无人上下。车站上有人等车，车要停，车上有人要下，车也要停。他们人少，乘车的人也就不多，车上很少坐满，你无法考察年轻人是否给老年人让坐。我难得碰到过一回车上人满有人让座的。那天车上刚坐满，上来一位大胡子，别看胡子大年纪并不老（外国人都是这个德性，年纪不大胡子大）。一位女青年看到就立即站起让座。这位大胡子也立即上前跟小青年叽里咕噜说了什么，小青年坐下了，大胡子仍站着。大概是大胡子不愿坐，小青年不情愿地坐下。车到站前，北京售票员喜欢问“有下的没有？”有人答，下；无人答，走。他们则在车厢两侧各拉一根绳子通向车头一个铃铛，谁要下车就拉一下绳子，前面的铃铛就叮当一下，司机听了铃铛声到站停车。车站都设在街口，每遇街口必停车，站与站距离都很短，很方便乘客。街口也不一定都有站，只要有人等车，或车上有人拉铃，车都要停。我常常有点紧张，有时拉早了，有时又拉晚了，好在两站距离很短，拉错了铃，下来多走几步也无所谓。
多伦多大巴也有毛病，司机要在行车途中换班。我在国内任何城市乘车，无论白天夜晚，司机要换班都得在总站，没有在中途车停下，让乘客等司机换班的；多伦多就敢这样干。在一个固定的路口，司机下去等另一位司机上来。我心理嘀咕，司机怎么可以为自己方便不管顾客？幸好等的时间不算长。儿子说，你还不错，没遇到司机当街聊天的。有时两部车在街头相遇，两位司机高兴了，车头挨着车头，窗口对着窗口，聊天聊个没完，聊够了才走，不管乘客。我想，他们乘客太少，乘大巴的大概都是闲人，有事的人都开自己的车走了。要是在国内，大家靠的就是公交，人又多，你敢当街停车聊天，还不把你砸了。儿子说，要是遇上罢工你就走不了了。公交、地铁都喜欢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其实他们工资很高，一个地铁售票员年薪4万多，还要罢工。多伦多罢工成风，动不动邮局罢工，说不定什么时候老师也罢工。一罢工，老百姓就糟糕了，日常生活秩序被打乱了，车乘不上，信寄不出，小孩上不了学。罢工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权利的滥用也扰乱社会生活，听说他们要立法，为了孩子，老师不准罢工。罢工本来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手段，要让资本家头疼，现在老百姓也头疼，不知加拿大是怎么了？
什么事情都有意外，我就碰上了意外。这天我也是乘的4路车，去多伦多最值得炫耀的电视塔及其附近游览市容并拍照，再原车回来。回程时仍然在一个固定的路口停车，等待司机换班，换了班继续前进。每遇换班，大部分乘客都下去了，不知他们是到站了还是换车去了，只有我因为语言不通，不会问路转别的车，只有傻等。换班的司机上来了，继续前进。这天焕了班，走着走着，觉着不对劲了，怎么路越走越长呀，也不像回去的路了呀，再走一会儿，居然看到去时的建筑物，是车转了个大弯又回头走向了电视塔方向，不知道是司机自作主张临时改了行车路线还是怎么的，我连问路都不会，还能问事？有气无处生。车又回到我回程时上车的车站，我得下来，再往前走就不认识了，下了车站着想了想，再乘这路车是不敢了，我怕它又转回来。这帮外国佬什么都干得出，要是再转到别处去，我就永远回不了儿子家了，得换个车才行。看到不远处就是中国城（唐人街）那里有一个5路，我乘儿子车来过，知道那个5路也从儿子门前过，也知道车站的位置，便走过去乘5路。上车后，因为没有车票了，给了他两加元。幸亏我事先知道，要不然上车问票价也不会说，这才尝到了有嘴不会说话的难处。行车途中，我特别留意观察沿途熟悉的标志，怕中间再出什么岔。还好，越近儿子家越熟悉那些具有路标性的建筑，心里越踏实，终于顺利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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