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本来不想再为“六四” 这个题目写东西了，因为此类内容的文章太多。可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了那个署名“马悲鸣” 的老先生 又在写抵毁“六四” 的文章，有点按捺不住了，站出来再说两句。
嚣张的马悲铭的确是华人学者中的异类，因为在互联网上象他那么公开露骨地为中共十六年前的那次卑鄙行动辩护叫好的人还真不多见。这位马先生总是以一位“老学究” 的面目出现，引经据典摇唇鼓舌，绕来绕去巧嘴舌簧，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六四” 的旗帜上泼脏水，处心积虑地挑战全体有良心华人的道德底线，真不知这位家伙是痴了傻了还是大智若愚。
按照马先生的一贯理论，“六四” 事件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心术不正的无良学生头目 ，受到当时党内外和社会上不良思潮的影响，无端发动，又裹携了众多无知学生，搀杂了无数看热闹的“社会闲杂” 而形成的一场“闹剧”。他们如绿林好汉般啸聚侵占天安门广场，又是绝食又是打，砸，烧，杀，从而“逼迫” 中共不得不“有节制地” 武装驱逐，酿成了那场震惊人寰的惨案，既使无可奈何地采用了“达姆弹” 也是出于减少误伤无辜的 “善意” 。
好一个马先生，中共若是有更多的象你这样的盟友摇唇鼓舌，何愁不能将黑的说成白的，方的诌成园的，在全世界面前装扮成一个伟大光荣正确清廉为民的政党？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中共的脸面正是被类似马悲鸣这样的小丑越描越黑，在世人面前更加声名狼藉。
说到“六四” 事件，就不得不提到它的起因。我们不必象马悲鸣那样又是坐标又是象限地故弄玄虚把水搅浑，将善良人们的头脑转晕，一句话，“六四” 事件的真正导火索就是那篇臭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论”--<<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1989年春天北京学生和市民自发兴起的悼念前总书记胡耀邦的活动起初规模并不大，在社会上的反响也不十分强烈，它只是反映出人们对当时改革开放后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现象有所不满的情绪与要求而已，那种情绪与诉求和中共的大政方针并不矛盾，如果处理引导得当，或许能转化为中国社会继续改革开放的积极力量。
当时被人们讥笑讽刺的总书记赵紫阳也不认为那时的学潮会导致一场社会动荡，他在同年4月22日去朝鲜访问之前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还专为处理学潮做了几点指示，中心意思是“疏导和对话，不要激化矛盾” 。赵紫阳的意见获得了包括李鹏在内的政治局常委们的同意，并形成了文字，邓小平当时对此也没有异议。
奇怪的事情就发生在赵紫阳出访朝鲜，将处理学运的大权交给了总理李鹏之后， 历史证明这是赵紫阳政治生涯中所犯的一个重大失误)。李鹏出尔反尔地在4月24日夜里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鸣做了一个长篇讲话，其要点是“学生被坏人操纵，矛头直指中共和社会主义制度，对准邓小平，而中央主要负责人对此软弱无力，云云。” 4月25日上午邓小平听取了李鹏和杨尚昆的汇报之后，将学运定性为“动乱” ，于是当晚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节目就播出了翌日将刊出的<<人民日报>>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那篇文章绕过了<<人民日报>> 的正常发稿程序，也引起了<<人民日报>>工作人员的强烈抗议，此是后话 ) ， 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悍然大波。
北京的大学生们闻听社论后无不大吃一惊，实在想不到中央会来这么狠毒的一招，将“动乱” 的帽子扣在热心于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同学们头上。当时我正在北京经贸大学进修，深知同学们的感受。那时候大家还是很注重组织对个人政治评定的，万一大学毕业后每个人的档案里都塞进去一条那样的评语-- “某年某月在某地参加过政治动乱”，恐怕这一辈子的政治前途也就完了。如果是现在，鬼才关心什么鸟档案呢 。再说，大家都觉得从心里冤枉，凭什么说我们要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了？文革不是早就结束了吗？为什么诚心诚意地给政府提点意见就要扣帽子，打棍子，闹的跟五六年反右似的？于是，4月27日又有更多的同学上街游行情愿，据说有十几万人，一致要求中央收回那个“动乱” 的结论。象我们那样一些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也被激怒了，被推到了激进的一边，北京市民也更加同情和支持学生们的行动。可是，没人理睬大学生们的合理诉求，于是，他们罢课，进广场，绝食，堵军车，以后局势的发展就越发不可收拾了，直至6月3日夜里枪声响起来。
由此可见，煽动学潮之火越烧越旺的“魔扇” 就是“四，二六” 社论，是那个鸟社论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李鹏伙及陈希同之流就是那扇风点火之人，而风源则正是邓小平大人。在这场灾难中受害最深的是无幸的北京大学生和市民百姓们，同情学生命运的总书记赵紫阳也因此而受牵连遭罢免和软禁直至去世，受益人当然是以李鹏，江泽民为代表的党内顽固派和贪官污吏特权阶层，看看“六四” 之后我们祖国的社会风气让这帮窃国大盗败坏到了什么地步？唉，不说也罢，离题远了。
这些年来，一直有人在淡化“六四” 之前那个社论的作用，(其中也有那个马悲鸣老先生) ，其用心也就是企图淡化某个大人物对那场灾难的历史责任，而将罪过推到几个不成熟不谐世故的学生身上。然而，历史终究是历史，功劳归功劳，罪过归罪过，发生过的事情如何抹杀的了？在对待二战责任问题上我们总是要求日本人正视历史，而我们却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从而也就是对历史和后人的不负责任。
大火烧起来了，烟尘滚滚，大浪掀起来了，泥沙俱下。不能因为出了几个败类就将全体参与者的热情和献身精神抹煞了，更不能因为过程的不完美而全盘否定了“六四” 的积极意义，这才是一个有着正常心智和清醒头脑的人判断这一历史事件的正确方法。
热心于中国之命运的马悲铭先生，如果你尚有良知的话，请不要随便在“六四” 的旗帜上胡乱涂抹，请保留它原有的面目，因为它必将是矗立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06/01/2005 写于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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嚣张的马悲铭的确是华人学者中的异类，因为在互联网上象他那么公开露骨地为中共十六年前的那次卑鄙行动辩护叫好的人还真不多见。这位马先生总是以一位“老学究” 的面目出现，引经据典摇唇鼓舌，绕来绕去巧嘴舌簧，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六四” 的旗帜上泼脏水，处心积虑地挑战全体有良心华人的道德底线，真不知这位家伙是痴了傻了还是大智若愚。
按照马先生的一贯理论，“六四” 事件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心术不正的无良学生头目 ，受到当时党内外和社会上不良思潮的影响，无端发动，又裹携了众多无知学生，搀杂了无数看热闹的“社会闲杂” 而形成的一场“闹剧”。他们如绿林好汉般啸聚侵占天安门广场，又是绝食又是打，砸，烧，杀，从而“逼迫” 中共不得不“有节制地” 武装驱逐，酿成了那场震惊人寰的惨案，既使无可奈何地采用了“达姆弹” 也是出于减少误伤无辜的 “善意” 。
好一个马先生，中共若是有更多的象你这样的盟友摇唇鼓舌，何愁不能将黑的说成白的，方的诌成园的，在全世界面前装扮成一个伟大光荣正确清廉为民的政党？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中共的脸面正是被类似马悲鸣这样的小丑越描越黑，在世人面前更加声名狼藉。
说到“六四” 事件，就不得不提到它的起因。我们不必象马悲鸣那样又是坐标又是象限地故弄玄虚把水搅浑，将善良人们的头脑转晕，一句话，“六四” 事件的真正导火索就是那篇臭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论”--<<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1989年春天北京学生和市民自发兴起的悼念前总书记胡耀邦的活动起初规模并不大，在社会上的反响也不十分强烈，它只是反映出人们对当时改革开放后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现象有所不满的情绪与要求而已，那种情绪与诉求和中共的大政方针并不矛盾，如果处理引导得当，或许能转化为中国社会继续改革开放的积极力量。
当时被人们讥笑讽刺的总书记赵紫阳也不认为那时的学潮会导致一场社会动荡，他在同年4月22日去朝鲜访问之前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还专为处理学潮做了几点指示，中心意思是“疏导和对话，不要激化矛盾” 。赵紫阳的意见获得了包括李鹏在内的政治局常委们的同意，并形成了文字，邓小平当时对此也没有异议。
奇怪的事情就发生在赵紫阳出访朝鲜，将处理学运的大权交给了总理李鹏之后， 历史证明这是赵紫阳政治生涯中所犯的一个重大失误)。李鹏出尔反尔地在4月24日夜里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鸣做了一个长篇讲话，其要点是“学生被坏人操纵，矛头直指中共和社会主义制度，对准邓小平，而中央主要负责人对此软弱无力，云云。” 4月25日上午邓小平听取了李鹏和杨尚昆的汇报之后，将学运定性为“动乱” ，于是当晚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节目就播出了翌日将刊出的<<人民日报>>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那篇文章绕过了<<人民日报>> 的正常发稿程序，也引起了<<人民日报>>工作人员的强烈抗议，此是后话 ) ， 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悍然大波。
北京的大学生们闻听社论后无不大吃一惊，实在想不到中央会来这么狠毒的一招，将“动乱” 的帽子扣在热心于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同学们头上。当时我正在北京经贸大学进修，深知同学们的感受。那时候大家还是很注重组织对个人政治评定的，万一大学毕业后每个人的档案里都塞进去一条那样的评语-- “某年某月在某地参加过政治动乱”，恐怕这一辈子的政治前途也就完了。如果是现在，鬼才关心什么鸟档案呢 。再说，大家都觉得从心里冤枉，凭什么说我们要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了？文革不是早就结束了吗？为什么诚心诚意地给政府提点意见就要扣帽子，打棍子，闹的跟五六年反右似的？于是，4月27日又有更多的同学上街游行情愿，据说有十几万人，一致要求中央收回那个“动乱” 的结论。象我们那样一些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也被激怒了，被推到了激进的一边，北京市民也更加同情和支持学生们的行动。可是，没人理睬大学生们的合理诉求，于是，他们罢课，进广场，绝食，堵军车，以后局势的发展就越发不可收拾了，直至6月3日夜里枪声响起来。
由此可见，煽动学潮之火越烧越旺的“魔扇” 就是“四，二六” 社论，是那个鸟社论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李鹏伙及陈希同之流就是那扇风点火之人，而风源则正是邓小平大人。在这场灾难中受害最深的是无幸的北京大学生和市民百姓们，同情学生命运的总书记赵紫阳也因此而受牵连遭罢免和软禁直至去世，受益人当然是以李鹏，江泽民为代表的党内顽固派和贪官污吏特权阶层，看看“六四” 之后我们祖国的社会风气让这帮窃国大盗败坏到了什么地步？唉，不说也罢，离题远了。
这些年来，一直有人在淡化“六四” 之前那个社论的作用，(其中也有那个马悲鸣老先生) ，其用心也就是企图淡化某个大人物对那场灾难的历史责任，而将罪过推到几个不成熟不谐世故的学生身上。然而，历史终究是历史，功劳归功劳，罪过归罪过，发生过的事情如何抹杀的了？在对待二战责任问题上我们总是要求日本人正视历史，而我们却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从而也就是对历史和后人的不负责任。
大火烧起来了，烟尘滚滚，大浪掀起来了，泥沙俱下。不能因为出了几个败类就将全体参与者的热情和献身精神抹煞了，更不能因为过程的不完美而全盘否定了“六四” 的积极意义，这才是一个有着正常心智和清醒头脑的人判断这一历史事件的正确方法。
热心于中国之命运的马悲铭先生，如果你尚有良知的话，请不要随便在“六四” 的旗帜上胡乱涂抹，请保留它原有的面目，因为它必将是矗立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06/01/2005 写于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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